参赛的自我简介（精彩20篇）

My name is "Zhou Kunren". It is called Kun Ren because my parents want me to become a strong, brave and helpful man through my efforts.

I study in grade four of XX primary school. I am lively and cheerful, and I like making friends. I have many hobbies. Swimming, playing basketball and playing football are all my favorites.

My academic record is very good, and I get more than 90 points in every subject, and I speak actively in class. After class, I am still a teachers assistant, helping teachers distribute their homework and organize activities.

The reason why I came to the eloquence class of young leaders is to improve their eloquence and make more friends. My ambition is to be a brave SWAT to protect our country and people. Lets make friends together. My name is Zhou Kunren.

立夏和发小程七七考入浅川一中，认识了传说中的傅小司和陆之昂，随着遇见等人的加入，正式拉开了属于他们的青春美好的高中生活。毕业后，成人世界的门向他们敞开，每个人都过上了千差万别的生活。傅小司发行画集，红遍了全中国。立夏成为了傅小司的助手兼另一半。七七参加歌唱比赛夺冠，成为全中国的青春偶像。为了成为歌手而北漂的遇见，依旧在为梦想坚持。

在每个人都被急速到来的世界冲撞得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更大的逆境接踵而至，几乎完全逆转并影响了每个人的人生：傅小司的坎坷、立夏的离开、陆之昂的入狱、程七七的背叛、遇见男友的去世。在离夏天最远的地方，十年的光阴让人发现，除了记忆外，什么也不能永久，但他们都学会了爱和成长。

结语：虽然她演的是反面角色，但是演员的演技还是很好的。

少康，又名杜康。生卒年不详。相子，攻杀寒浞，复兴夏朝。在位21年，病死，葬于阳夏。

少康，相的遗腹子。相被迫自杀时，少康还没有出生。母亲后缗氏当时顾不得失去相的悲痛和王后的尊严，急忙随宫女从狗洞中爬出，逃到娘家有仍氏部落（今山东省济南市东南）。第二年，生下了少康。少康从小就很聪明，他初懂人事后，母亲就告诉他祖上失国的惨痛经过，叮嘱他日后要报仇雪耻，复兴夏朝。从此，他发愤图强，立志要夺回天下。他先在外祖父手下担任管理畜牧的官，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并且时时警觉，防止寒浞来杀害他。不久，寒浞的儿子浇果然派兵来搜捕少康，少康逃奔到名为有虞氏的部落（今河南省虞城东）。有虞氏首领虞思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官，学习理财的本领，并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一块10里方圆的名叫纶的肥沃土地和兵士500，使少康有了根据地和军队。少康体察百姓疾苦，宣传祖先禹的功德，努力争取人民支持他复兴故国，并召集夏朝的旧臣前来和他会合。

少康是中国夏朝的第六代王。第二代夏王太康被东方一个诸侯国有穷氏（今山东西部）后羿所伐，后羿取代了夏之政权。後来后羿的宠臣寒浞发动政变，血洗后羿一族。而太康抑郁而终，弟仲康继位成第三代夏王，寒浞对太康一家穷追不舍。於是仲康逃难时死，儿子相也被杀死，相的妻子是有仍国（山东济南）诸侯的女儿后缗氏，有身孕，逃回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当上牧正，负责管理畜牧。寒浞不肯放过夏朝王族，寒浞之子浇派人杀少康。

後来少康避难，逃往有虞国（今河南省有虞县），担任有虞氏庖正（掌厨），国王虞思把女儿「二桃」嫁给了少康，并积极厚植势力，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又得有虞国诸侯伯思相助。一日少康发起义师，联络夏朝遗臣伯靡，派女艾刺探浇的军情，伯靡挥军直攻有穹国都穹石，寒浞自杀未遂，被人民绑住拖到伯靡面前。伯靡历数寒浞各项罪状，将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凌迟至死。接著少康命女艾攻打浇，季杼则奉命攻打豷。功成之後，少康命人将豷剁成肉酱，奡被设鼎烹杀。少康重新取回夏朝的政权。在位期间，少康勤政爱民，专心农业水利，史称为《少康中兴》。

孔繁森，1944年7月出生，1994年11月去世。山东聊城人，孔子第74代孙。他18岁参军，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他先当工人，后被提拔为国家干部。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孔繁森同志是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代先锋、领导干部的楷模、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所有路的尽头》是刘晓东系列的终篇。

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

他是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

他酗酒

他有罪、以几乎令人心碎的憔悴自救救人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

弋舟的小说这一两年有种从里往外的成熟，感觉就像一片认真种的庄稼历冬历夏到了季节，字里行间有一种金黄饱满的成色。如果说中篇小说相当于音乐里的萨克斯，用来形容弋舟这篇小说恰当不过，全篇因着追寻一个人的死因吹出了一曲明暗有度、隐喻丛生、低徊百转的历史挽歌

——《十月》卷首语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从代际的意义上说，近些年来，70后一代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然在文坛格局中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份额。而弋舟，正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一位。我们注意到，在他的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载《十月》杂志2014年第2期)中，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句谈论绘画的叙事话语：“这位画家的画风我很喜欢，作品中极端的技巧主义倾向彰显了画家卓越的感受力”。对应于弋舟的小说创作，这句话多少带有一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细察弋舟的小说创作，那样一种特别专注于完美艺术技巧追求的“技巧主义倾向”，其实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一点，同样突出地表现在《所有路的尽头》中。虽然篇幅不算太大，但弋舟却精心地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询唤艺术结构。

所谓“询唤结构”，就是指作家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情节，不断地探求追问事件的真相。追问的过程本身，也正是小说文本的展开过程。小说一如既往地采用了弋舟惯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一开始就给出了邢志平忽然跳楼身亡这一悬疑性事件。邢志平何许人也?邢志平乃叙述者“我”(即刘晓东)的校友，一位熟悉的陌生人。

何谓“熟悉的陌生人”?所谓熟悉，是指邢志平曾经和“我”在一起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而所谓陌生，则是指尽管有过两次共度生日的经历，但实际上“我”却对邢志平的情况没有什么了解。唯其陌生，所以，在意外地获知邢志平的死讯后，“我”方才执意要搞清楚他究竟为什么要自杀。

那么，作为当下时代看似相当成功的富有者，邢志平到底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呢?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先后接触了老褚、尚可、丁瞳以及尹彧等几位与死者有过不同程度交往的人。正是在与这些人物堪称抽丝剥茧的沟通交谈过程中，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慢慢地浮出了水面。老褚一方面把邢志平界定为“弱阳性男人”(“‘弱阳性男人?’我重复了一遍这个称谓，眼前浮现出邢志平的样子。的确，记忆中这个毛发柔软、脸色白净的男人，实在是，太弱阳性了”)，另一方面也向我披露了邢志平居然身患乳腺癌的惊人事实。那么，乳腺癌会是邢志平的自杀原因吗?他的情人尚可的说法否认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不是，对于肉体的疾病，他从来没有觉得是难以克服的。他这个人内心的负荷实在是太多了，转嫁在肉体上，曾经弄坏过他的肺，弄漏过他的胃，最后居然向他的乳房下了手。但这些都不足以彻底击垮他。实际上，他对身体疾患的态度反倒是乐观的，在医院里，他还积极去帮助经济困难的病友。”只有在与他前妻丁瞳的交谈过程中，潜藏在邢志平自杀背后的时代原因，才开始进入了“我”的视野之中：“一个人躲在自己巨大的豪宅里，宛如又回到了大学时代，臆想着丁瞳，臆想着尹彧，忧伤地抚慰着自己。”“他一天天地苍白，日复一日地走向腐烂和霉变，像个谨慎的吸血鬼。他被自己彻底地戕害了。”“他终究解放不了他自己，他这个无辜而软弱的人，这个‘弱阳性’的人，这个多余的人，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自然只能是八十年代。这一点，在曾经的诗人尹彧出场后，更是得到了强有力的证实。作为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尹彧在邢志平的心目中一直“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但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却是，八十年代的文化英雄尹彧，早已经彻底垮掉了：“眼前的男人，体格依然硕大无朋，但说老实话，更像是一个被气吹起来的草包。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精，气，神。”就这样，导致邢志平自杀的原因渐次被揭示出来：“那么，这是促使邢志平去死的根本原因吗?我想不是。邢志平是敏感至极的人，他不会很晚才发现这个事实。也许，他知道尹彧的归来，也许，那本诗集，他知道出自谁手。他就是这样在默默地忍受。也许，当知晓了这些不堪的事实后，这个失去了乳房，失去了财产，失去了老婆，失去了儿子的富人，只是开始瑟瑟发抖。”最后压垮邢志平的那根稻草，是自己的精神偶像——诗人尹彧在新时期中国诗歌史上的缺位：“因为他的世界破碎了，变得空空如也，就像他被剜除了的胸口。因为偶像与禁忌都已坍塌。”

至此，我们自然也就看明白了，通过对于一位时代富人邢志平自杀死因丝丝入扣的追问探寻，借助于一种询唤结构的巧妙设定，弋舟把自己的笔触从一个微小的切口，极其深入地探入到了时代精神的深处。说到底，揭示一个人的死亡原因只是表象，弋舟更大的艺术野心，显然是要借此而在一种强烈对比的意义层面上最终写出他自己关于八十年代的真切历史记忆。与八十年代形成鲜明对照的，自然是当下这个阴霾遍布物欲横流的庸常时代。“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

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你没问题吧?外面儿现在的空气你得花双倍的力气才能挤回去。’她朝窗外看了看，‘像是有群看不见的胖子横在路上。’”“雨停了，但空气像是混了沙子的水泥，更加沉甸甸的。”这些文字，当然是在写实，在以写实的方式真切再现当下时代阴霾遍布的气候状况。但在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请一定不能忽略弋舟关于“尹彧”的特别命名方式。真难为他居然能够想出这样一个富有深意的诗人名字来。一方面，诗歌离不开隐喻，另一方面，作家的这部小说中也处处都是隐喻式的表达)，弋舟所书写表达的，其实是当下这样一个精神横遭截杀的物质化时代境况。有了当下时代这样一个参照系，八十年代那样一种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自然也就得到了强有力的凸显：“你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青年的。那个年代，一个诗人所享有的优待无与伦比。”只有在那个一个理想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精神时代，如同尹彧这样的诗人方才能够被公众追捧，方才能够成为标志性的人物。某种意义上，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行走至物欲横流的当下时代，无异于从天堂坠落到了地狱。邢志平最根本的的精神痛苦，实质上正是肇源于此。尽管在世俗眼光里，他是一个相当成功的书商，一个富人，但真正支撑着他的精神支柱，却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晖。邢志平可以忍受种种不堪的现实，但却实在无法承受精神偶像坍塌的残酷事实。他最后的纵情一跃，正是内心彻底绝望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角度上，邢志平完全可以被理解为八十年代的祭物。也正因此，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面对着邢志平的遗像，“我”才会生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来：“上面的那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的一颗。

这就是一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学生的概括，羞涩，单纯，你还可以说眼睛里‘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在那个特定的情境中，邢志平显然成为了八十年代的一种化身。所以，“我”也才会有“我想我是在向照片上的那个八十年代致哀与告别”这样一种情绪的生成。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作品中一再出现过的“八九级”这个说法。假若邢志平的遗像可以被看作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一种象征，那么，“八九级”的隐喻意味显然就值得格外注意。“八九级”，毫无疑问必须被看作是一个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消逝已久的思想精神象征物。虽然只不过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但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却已然变成了一个供人凭吊的精神遗物，细细想来，端的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直令人感叹不已。

敏感的读者大概已经发现，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实际上潜藏着双重的两条故事线索。从时间层面看，一方面是借助于“我”的口吻讲述着的当下这个阴霾时代的故事，另一方面则是借助于老褚、尚可、丁瞳、尹彧等人讲述出的八十年代的故事。从人物层面看，一方面是邢志平、丁瞳、尹彧与尚可他们的故事，另一方面却是叙述者“我”也即刘晓东的故事。需要强调的是，刘晓东的故事，同样与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存在着无法剥离的紧密关联。同样作为“八九级”的学生，“我们同一年从大学毕业，而那一年夏天，我却只能流离失所，孤身一人逃难般地潜入了遥远的云贵高原。”正是在云贵高原，那个当时还没有成为旅游胜地的束河，那个“我”把它叫做“绍坞”的地方，收留并庇护了“我这样一个逃亡者”。而“我”之所以要逃亡?乃是因为对于一场重要历史事件的深度介入。“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纳西族妻子。

当时的我犹如丧家之犬。她和她的族人接纳了我。我们结婚了，一度过着平静的生活。其后时风骤变，我无法再忍受这‘被人揪一把鸡鸡’的生活，我想离开，非但想离开高原，我还想走得更远。千辛万苦，我终于登上了飞越太平洋的航班。在飞机上，我感到了恐惧。我想反悔，宁愿回到‘被人揪一把鸡鸡’的日子里去。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回头。”“是真的没有回头。此后我去过欧洲，去过非洲，最后停留在了太平洋西南部的那个岛国。在那里，我取得了国籍，隐瞒了曾经的婚姻，娶妻生子。”正因为有过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所以，“我”才会总是被一种莫名的罪感深深缠绕：“人们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怪癖。不是的，这是阴暗，是罪。”非常明显，“我”之所以会对邢志平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我”们同属于有着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代人密切相关。惟其如此，“我”方才要执拗地搞明白邢志平的死因究竟何在。因为，通过询唤艺术结构的设定澄清邢志平的过程，实际上也正是“我”试图澄清自我生命真相进而追问生命存在本相的一个过程。从根本上说，对于邢志平、尹彧或者“我”来说，内心深处都有着一种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的八十年代情结。或许正因为如此，弋舟才会写到：“我想象他们的婚姻。想象他们每次做完爱，彼此的心中都会来上一句：尹彧在哪里?这句话，更像是对于一个暌违了的年代的盘问。他们是在喊自己的魂。这可能会成为一个规律，类似生理步骤，像前戏，高潮，平台期一样。而这，都是一个时代对于他们的馈赠。那是理想主义彻底终结后的余波。”此“尹彧”一方面固然是尹彧，但另一方面却肯定更是“隐喻”。是的，只能是“隐喻”。除了象征隐喻的方式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弋舟还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真切祭悼那个理想主义的八十年代，来为消逝已久的八十年代招魂。

不能不注意到，在与“我”的对话过程中，丁瞳曾经突出强调过自身一种精神撕裂感的存在：“‘我并不排斥金钱，甚至，我还有着极度的物欲。’她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想过得体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让自己忘掉，我曾经是一位诗人的情人。我的确很分裂，很不幸，邢志平只能成为我这种分裂迁怒的对象。”实际上，何止是丁瞳呢?小说中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邢志平、尹彧、“我”、尚可，甚至于也还包括小酒店的老板与老板娘这两位“有故事的人”，某种意义上也都处于一种精神被撕裂的状态之中。也正因此，当尹彧说自己一生注定失败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瞬间垮掉了。这种滋味我很久没有过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我只是喉头被什么狠狠地哽住。没有这种假设。

这一生，我注定失败。这几乎是对一代人的宣判和指认。”邢志平走了，“而我，还欠着一个巨大的交代。这不是双重国籍这样的事，没人追究，你就可以当自己的良民。我时刻面临着审判。我跟神父告解过，但没用。我很羡慕那些异国的酒鬼们，他们只消把内心的脏水泼给他们的神就万事大吉。我却不行。我并没有得到赦免，我还没有权利去死。”在这里，“我”那种无法摆脱的罪感绝不单单是刘晓东个人的事情，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宿命。无论如何，能够借助于对于一个自杀者死因的追问询唤，写出整整一代人共同的历史宿命，写出一代人无法忘怀的历史记忆，正是弋舟这部《所有路的尽头》最根本的思想艺术价值所在。

内容标签：灵异神怪 情有独钟 虐恋情深

主角：花千骨

配角：白子画，杀阡陌，轩辕朗，东方彧卿，竹染，朔风

其它：师徒，师徒恋，腹黑书生

本文有温馨，有小虐，正文结局前让人感到万分心痛，结局也让人小有遗憾，不过番外会有很好的安排，也有小小的起伏波折

诗词版文案如下：

天道异变，妖神出世。长空乱雪，战火犹急。夺栓天而灭茅山，囊炼妖而陨太白。豪强并起，塞北堆白骨如积;妖魔，云翳负授业之恩。万福仙宫，流血飘楫。春秋有白起之毒，阡陌压玉飞之美。

天界王母兴雅趣，大宴群仙;俗世河东无闲情，嗤之以鼻。会逢盛宴，仙友如云;流觞曲酒，蝶舞彩画。埋头贪杯，寿星南极仙翁;惊世骇俗，北海红发低俗作品请删除。茅山小子，贱名千骨;浑噩无知，得逢胜餞。

仙彩飘然，逸兴遄飞。仙乐作而池水荡，清风徐而花海香。仿兰陵舞于金墉，恍沈约腰带之三围。临昆仑之绝颠，沐瑶池之浴水。素衣银丝，祥云流水;肩落桃花，宫羽飞扬。剑饰流苏，如江河之川流;华发三千，若银河之垂地。

翻细浪，覆层云。仙人屈其尊下，百鸟朝其矜鸣。雄飞雌从，鸳鸯羡妒之仙;步生莲花，高洁寡欲之人。绯色漫天，不染俗尘。清高与傲岸并存，雅意共淡漠相融。目似秋霜，流泻新月之华;唇失血色，尘嚣拒千里之外。

凝冰滞流，时日骤停。仰视天而呼吸促，手拊膺而做长嗟。万籁俱寂，七彩融归一色;群仙暗淡，唯余如画之人。四美具，谈吐若。穷睇眄于中天，极赏心于二目。天高地迥，觉仙凡之殊途;怅然若失，何日得为君伴?但凝望于身侧，视从旁如若无物。仙风急而花雀跃，桃伴痴而纷下坠。目色惊异，微翘轻薄之唇;雅兴大发，纤指提失足小虫。凡心动而难喻，自心愧以何惭?

呜呼!命格异数，鬼怪相缠。有心求道，仙法难学。触世尊于长留，非自狂妄;费五行于荒业，岂由刻意?所赖月夜焚香，君子授剑。报此深恩，置生死于外;乏且益坚，不坠凌云之志。得断念而不露，处劣势而犹上。悬殊虽大，勤勉可接;剑仙虽败，焉知非福。兀自低微，唯余赤诚之心;漫天猖狂，岂效鄙薄之行?……以下省略一万字，膜拜油菜的小白。

禁断师徒绝恋，奇幻仙侠传奇。

“这世上我最怕两样东西，鬼和师父……”

“姐姐，你好高好漂亮啊，唯一的缺点就是胸小了点……”

“这些舌头都很听话，有时候也会需要浇浇水，有时候也需要把天顶打开，让它们晒晒太阳。”

“什么叫离她远一点，笑话!我要天下皆在我手，还怕逆不了这小小乾坤!”

“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所以，不管以怎样一种方式活着，对于我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不相信正，不相信邪，不相信幸福，可是我相信你!”

“白子画，你若敢为你门中弟子伤她一分，我便屠你满门，你若敢为天下人损她一毫，我便杀尽天下人!”

“高尚情操?这仅仅是一个词?还是奉献出自己幸福，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的人才会有的一种感觉?我此生心系长留，心系仙界，心系众生，可是却从没为她做过什么。我不负长留，不负六界，不负天地，可是终归还是负了她负了我自己。”

“他是世上最温柔之人，也是最无情之人。我努力了那么多年，从来都不懂他的，不过现在已经不需要懂也不想懂了，是死是活，他如今在我手里，我想怎样都行。”

“我没有师父，没有朋友，没有爱人，没有孩子，当初我以为我有全世界，却原来都是假的。爱我的，为我而死，我爱的，一心想要我死。我信的，背叛我，我依赖的，舍弃我。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只想简单的生活，可是是老天逼我，是你逼我!你以为到了现在，我还回得了头么?”

苍蝇，是一种人见人恶的动物，在动物世界中，它可真实臭名远扬了。虽说如此，但我却对它别有一番兴趣，那就请大家听我做一下介绍吧！

苍蝇，它属昆虫纲直翅目，种类较多，有牛蝇、家蝇、麻蝇、寄生蝇等。住处嘛，厕所、愤堆、猪圈、马厩、书房、餐厅，凡是飞得进去的地方都是它们的家。

苍蝇，它对人类的害处不少：其第一是传播疾病。他们孳生在垃圾与粪便之中，往来于污秽赃物之上，携带了大量的病菌，据调查一只家蝇的表皮就带有毒微生物600万个，肠内则多达2800多万个。他们叮事过的食物上也有大量病菌，人们吃了带菌食物会染上痢疾、伤寒、乙型肝炎等疾病。第二，它们大量的繁殖后代，严重影响环境卫生，一对苍蝇从4月到8月五个月中，如果他们“子孙后代”全部成活的话有19110亿亿个，如将这些苍蝇铺在地球表面，将有14米厚，这可是一件令人作呕又令人恐怖的事情。特别是夏天，扰乱我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吹着令人烦躁的嗡嗡号角，不断的侵袭我们，成了一架架不带炸弹的“轰炸机”。

正因为这样，人们都厌恶苍蝇。但自从读了《动物与人的关系》中的“苍蝇与人的关系”后，我的态度就改变了。

从仿生学的研究角度来看，它对于人类的贡献就很大。第一，苍蝇的头上有良只复眼，由成千上万只小眼排列在曲面上组成的，每只小眼都自成体系，能单独成像。人类一次能拍摄成千上万张照片的“蝇眼照相机”就是仿照复眼结构制成的；第二，它的脚的结构也很特别，末端有个弯曲的爪，掌中有一个吸盘，能分泌粘液，因此能在平滑的玻璃上行走自如，如果人类能制造“蝇脚鞋”，爬山不就易如翻掌了吗？第三，苍蝇嗅觉特别灵敏，对糖的味觉尤其灵敏，能分辩糖的性质，决定取舍。如果人类能制成“蝇味觉器”，便可预测糖尿病，及早治疗，对医学有重大帮助；第四，苍蝇繁殖速度快也并非全是坏事，如果使用它们的蛆虫作鸡鸭饲料，经济效益是很高的。还有一点：苍蝇专在细菌聚集处出没，可从来不生病，在它们体内肯定有抗菌物质，如能从苍蝇的体内提取这种物质加以利用，那人类就不必为病菌的传染而担忧了。

总之，苍蝇的科学研究价值很大，只不过人类对他们的研究还不深，还未能全面开发利用。你是否也开始有一点喜欢苍蝇了？

1、基本定义：

记叙文是以写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要内容，以记叙、描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记叙文通过人物活动、事件经过、环境变化的具体叙述和形象描绘，来反映事物的本质，表达作者的情感。记叙文虽以记叙、描写为主，但也可以运用议论和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

2、记叙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记叙文：包括记叙性的文学作品，如散文、小说，等。

狭义的记叙文：是指以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为主，对社会生活中的人、事、景、物的情态变化和发展进行叙述和描写的一类文章，常见的如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游记、日记、参观记、回忆录，以及一部分书信等。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下面小编整理了文学常识：唐宋八大家简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之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方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人物生平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成就及贡献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名作品有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前，而在于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并称 “唐宋八大家”。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1.论著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x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2.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3.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三、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州永丰(现江西永丰)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六首;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醉翁亭记》等。

基本资料

四、苏洵

姓名：苏洵，字明允，号老泉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

据说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 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xx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著名作品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箠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欧阳永叔白兔》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

十年曾作犍为令，四脉尝闻愍俗诗。

共叹才高堪御史，果能忠谏致戎麾。

会稽特欲荣翁子，冯翊犹将试望之。

船系河堤无几日，南公应已怪来迟。

五、苏轼

苏轼(1037~1101)宋朝(北宋)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生平简介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详细信息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文学艺术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旧党。豪放派词人。

六、苏辙

苏辙(1039～1112)字子由，晚年号颍滨遗老，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xx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主要作品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七、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政治成就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学成就

王安石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文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八、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与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

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xx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在唐贞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xx革新浪潮，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九、代表作：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八家之名背景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八大家中苏家父子兄弟有三人，人称“三苏”，分别为苏洵、苏轼、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唐代两大家

韩愈——尊儒反佛为题材的代表作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嘲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杂文有《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三戒》，《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

宋朝六大家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卖油翁》

苏洵——《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巩——《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赫洋柳岸”。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故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而王安石、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也是苏轼的老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苏轼、苏洵、苏辙、欧阳、曾、王)。

1884年，周滢跟着养父周老四来到关中，输光钱财的周老四将周滢卖到沈家

当丫头。周滢逃跑时躲进吴家东院大少爷吴聘的轿中，颇具商业头脑的周滢得到了吴蔚文的赏识，被获许留在吴家。沈星移怀疑沈家大少爷被吴聘暗杀，出手将其打伤。为救昏迷的吴聘，周滢嫁入吴家冲喜。吴聘身亡，吴家处境困窘，周滢决定要重振吴家东院。周滢入股陕西织布局，却遭受了朝廷反对洋务运动势力的打击，陕西机器织布局面临重建。

为救深陷牢狱的周滢，吴家交出陕西机器织布局的所有股份以及与洋商的生丝合同换得周滢一命。出狱后的周滢重燃斗志建立泾阳布厂，吴家产业再次有了新起色。庚子国难，周滢用自己的方式担起了吴家大业的重振之风，又引领了动荡时局的改革之路 。

《那年花开月正圆》故事源于“秦”，视觉风格亦是“新”风，该剧给观众带来的不仅是十足的“秦”味，更是流淌了千百年的秦商文化精髓。

面对一宗宗离奇诡异的超自然事件，为避免引起市民的不安，公安厅厅长秘密下令成立“诡案组“对其进行调查。为追求真相，为寻找失踪两年的老搭档小相，慕中羽加入了诡案组，周旋于无数诡秘的灵异事件当中。骇人听闻的灵异事件背后，隐藏着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在解开一个又一个疑团之后，所得到的真相比表象更加不可思议、难以置信……

恐怖源于真实！白蛇异冢、影子杀人、九天化尸、女婴屠场、白毛婴怪……一宗宗真实的灵异事件穿插于虚构的故事当中，交织成集灵异、惊悚、推理于一身的《诡案组》。

莫泊桑(Maupassant,G.D，1850～1893)法国作家。1850年8月5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省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70年到巴黎攻读法学，适逢普法战争爆发，遂应证入伍。退伍后，先后在海军部和教育部任职。19世纪70年代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准备阶段，他的舅父和母亲的好友、著名作家福楼拜是他的文学导师。莫泊桑的文学成就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有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美称。他擅长从平凡琐屑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概括出生活的真实。他的短篇小说侧重摹写人情世态，构思布局别具匠心，细节描写、人物语言和故事结尾均有独到之处。除了《羊脂球》(1880)这一短篇文库中的珍品之外，莫泊桑还创作了包括《一家人》(1881)、《我的叔叔于勒》(1883)、《米隆老爹》(1383)、《两个朋友》(1883)、《项链》(1884)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佳作。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也达到比较高的成就。他共创作了6部长篇：《一生》(1883)、《俊友》(又译《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6)、《皮埃尔和若望》(1887)、《像死一般坚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

导语：元宵节，又叫上元节、元夕、灯夕、正月十五，既是一个独立的节日，也是中国年的组成部分。下面是yjbys作文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相关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每年的阴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人很重视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元宵节也叫“上元节”,春灯节，是很多家庭团圆的节日。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加上吃元宵的习俗，这个节日就和团圆两个字牢牢的联系起来。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不管是南方北方都对这个节日比较重视，举行很多的活动来庆祝这个节日。大家一定很好奇元宵节的来历和习俗，现在中国吃网小编就告诉你元宵节是怎么来的，都有哪些习俗。

有关元宵节来历的说法多种多样，有3种说法流传较广。

元宵节来历传说一

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相传吕后一系在吕后死后害怕大全旁落，密谋叛乱，宗室齐王刘囊联合开国老臣周勃一起平定了“诸吕之乱”。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元宵节来历传说二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人们庆祝一年中第一次的月圆之夜。据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燃灯放烟火的习俗就是从这个说法来的。

元宵节来历传说三

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火把也逐渐变为了彩灯。

自唐朝中期以来，元宵节发展成为了我国全民性的狂欢节，因此元宵节是把传统节日习俗体现得最为彻底和典型的传统节日。

大部分地方元宵节习俗有吃元宵、观花灯、猜灯谜，还有擂鼓、舞龙、舞狮等活动，但南北各地风俗也有独特之处。

吃汤圆

吃“汤圆”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习俗。汤圆，又名“汤团”、“元宵”.吃汤圆的风俗始于宋代，当时的汤圆称“浮圆子”,亦称“汤圆子”、“乳糖圆子”、“汤丸”、“汤团”,生意人则美其名日：“元宝”.宋元元初时，汤圆已成为元宵节的应节食品，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元宵”.

如今，北方叫元宵，南方称汤圆。元宵依馅论，分有馅和无馅两种，有馅元宵又有咸、甜、荤、素之分;按制作方法分，有手中搓制、元宵机制和竹匾水滚等诸种;按粉制区别，则有糯米面、高梁米面等。

猜灯谜

玩灯是元宵节的一个重要项目。灯谜是元宵灯节派生出来的一种文字游戏，也叫灯虎。将谜面贴在花灯上供人猜射，谜底多着眼于文字意义，并有谜格24种，常用的有卷帘、秋千、求凤等格，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中国最大的一次灯谜盛会是1979年在南京举行的“九城市灯谜会猜”,设有灯谜上万条，3天里参加的人次达两万多人。

赏花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在台湾民间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游走，好生男孩)。

踩高跷

踩高跷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高跷本属我国古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知，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高跷就已流行。

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走，还能跳跃和舞剑，高跷分高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据古籍中记载，古代的高跷皆属木制，在刨好的木棒中部做一支撑点，以便放脚，然后再用绳索缚于腿部。

表演者脚踩高跷，可以作舞剑、劈叉、跳凳、过桌子、扭秧歌等动作。北方的高跷秧歌中，扮演的人物有渔翁、媒婆、傻公子、小二哥、道姑、和尚等。

表演者扮相滑稽，能唤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南方的高跷，扮演的多是戏曲中的角色，关公、张飞、吕洞宾、何仙姑、张生、红娘、济公、神仙、小丑皆有。他们边演边唱，生动活泼，逗笑取乐，如履平地。

据说踩高跷这种形式，原来是古代人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为食，给自己的腿上绑两根长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跷技活动。

舞狮子

舞狮子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传说，它最早是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舞狮子的活动也输入中国。狮子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和孔雀等一同带回的贡品。而狮舞的技艺却是引自西凉的“假面戏”,也有人认为狮舞是五世纪时产生于军队，后来传入民间的。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今天已很难判断其是非。

不过，唐代时狮舞已成为盛行于宫廷、军旅、民间的一项活动。唐段安节《乐府杂寻》中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诗人白居易《西凉伎》诗中对此有生动的描绘：“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诗中描述的是当时舞狮的情景。

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表演风格。北派狮舞以表演“武狮”为主，即魏武帝钦定的北魏“瑞狮”.小狮一人舞，大狮由双人舞，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弯腰舞狮身和狮尾。

舞狮人全身披包狮被，下穿和狮身相同毛色的绿狮裤和金爪蹄靴，人们无法辨认舞狮人的形体，它的外形和真狮极为相似。

引狮人以古代武士装扮，手握旋转绣球，配以京锣、鼓钹、逗引瑞狮。狮子在“狮子郎”的引导下，表演腾翻、扑跌、跳跃、登高、朝拜等技巧，并有走梅花桩、窜桌子、踩滚球等高难度动作。

南派狮舞以表演“文狮”为主，表演时讲究表情，有搔痒、抖毛、舔毛等动作，惟妙惟肖，逗人喜爱，也有难度较大的吐球等技巧。南狮以广东为中心，并风行于港澳，东南亚侨乡。南狮虽也是双人舞，但舞狮人下穿灯笼裤，上面仅仅披着一块彩色的狮被而舞。和北狮不同的是“狮子郎”头戴大头佛面具，身穿长袍，腰束彩带，手握葵扇而逗引狮子，以此舞出各种优美的招式，动作滑稽风趣。南狮流派众多，有清远、英德的“鸡公狮”,广州、佛山的“大头狮”,高鹤、中山的“鸭嘴狮”,东莞的“麒麟狮”等。

南狮除外形不同外，尚有性格不同。白须狮舞法幅度不宽、花色品种不多，但沉着刚健，威严有力，民间称为“刘备狮”.黑须红面狮，人称“关公狮”,舞姿勇猛而雄伟，气概非凡。灰白胡须狮，动作粗犷好战，俗称“张飞狮”.狮子为百兽之尊，形象雄伟俊武，给人以威严、勇猛之感。

古人将它当作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认为它能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所以人们逐渐形成了在元宵节时及其他重大活动里舞狮子的习俗，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民国成立，袁氏当选首任大总统，甚至於1916年称帝，但终归失败。1916年6月6日死于北京，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

唐缺，原名戴飞，1981年出生。毕业于北航，现居京城，自称“无业游民，卖文为生。”

《九州·天空城2》讲诉了太古时期的羽族、人类之间的恩怨情仇而展开。《九州天空城》太古时期之时，因为有飞翔的能力，又制造出凡人所羡慕不已的能够飞行的天空城，羽族被天下苍生视作神明。然而，当大项目天空城试验升空之时，一场突如其来 的爆炸使得天空城功亏一篑，为此羽族大怒，誓要查明这场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

众所周知，《九州》系列的影视作品如《九州天空城》、《九州华胥引》等一直是剧迷们的所热衷的。在电视剧《九州天空城》还在拍摄阶段，《九州华胥引》(又名《鲛珠传》)还未开拍之时，电视剧《九州天空城》的负责人便宣布了启动《九州天空城》第二部的筹备计划，并将于2017年暑期播出。

《九州天空城》与如今的IP热不同的是它是原创的，并不是基于任何小说、电视剧、电影改编而来的，所以，《九州天空城》不管是人物的设置还是情节的构造，都将是一场全新的盛宴。《九州天空城》讲诉了太古时期的羽族、人类之间的恩怨情仇而展开。《九州天空城》太古时期之时，因为有飞翔的能力，又制造出凡人所羡慕不已的能够飞行的天空城，羽族被天下苍生视作神明。然而，当大项目天空城试验升空之时，一场突如其来 的爆炸使得天空城功亏一篑，为此羽族大怒，誓要查明这场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在一系列的追查之后，羽族的人将此次的爆炸事件的嫌疑人锁定在前来观看升空仪 式的女孩易茯苓身上。而与易茯苓有过一面之缘的羽族贵族青年风天逸并不相信这是易茯苓所为。于是，正义感十足的风天逸决定深入调查此事，并多次救易茯苓于 危难之时。在一番彻查之后，他们终于查明了天空城的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原来主导这一切的就是羽族。当真相大白之时，一场新的战役也拉开了帷幕…

内容简介：

缥缈录在九州北陆的大漠草原上有着这样一个游牧民族： 他们尚武， 信仰盘鞑天神，崇拜英雄。那里的男儿各个都是热血汉子，那里的女子各个都是巾帼须眉，他们的王朝叫做青阳。故事发生在青阳。讲述着北陆游牧部落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青阳与东陆王朝的恩怨。青阳世子吕归尘幼年即被大君送往颜真部生活，后颜真部叛乱，吕归尘被接回北都城。但他的哥哥们并未将这个年幼且多病的世子放在眼里，只是相互较劲，争夺王位的继承权。然而，历经战火洗礼和人世沧桑的吕归尘，一改往日柔弱的个性，在哥哥们的权力争夺战中慢慢成熟坚强起来……

缥缈录高天上的武神俯视大地 ， 背负他意志的少年们将尚显稚嫩的手掌放在了一处，乱世的君王们就此结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盟约。有一种意志不随时光磨灭，有一种火焰总要焚烧荒原。可曾听见天空外的鹰在长唳?可曾听见地下沉重的呼吸?新的时代，已经揭开了序章。历史上的胤末燮初，是一个悲哀的年代。英雄们诞生在钢铁的摇篮里，世界在动荡和战火中挣扎。王权已经旁落，怀着野心的人竟相踏入战场，在乱世中夺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北辰之神狰狞的铁手高悬在乱世众生的头顶，旧时代注定将被摧枯拉朽地毁去，而新的时代建立在战士的尸骨和妇孺的血泪上。

为充分展现中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反腐精神和国家当前轰轰烈烈、气势如虹的反腐斗争局面，素有“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美誉的著名作家、编剧周梅森先生潜心八年，于2017年再次推出大型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力作——《人民的名义》，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

本书讲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临危受命，调任地方检察院审查某贪腐案件，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故事，艺术再现了新时代、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反腐征程的惊心动魄，深情讴歌了反腐斗士的坚定信仰和无畏勇气，并最终揭示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

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等单位联合出品，周梅森担纲编剧，国家一级导演李路执导，陆毅、张丰毅、吴刚、许亚军、柯蓝、胡静、张志坚、张凯丽、赵子琪、冯雷、丁海峰、李建义、李光复等四十余位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由湖南卫视于2017年2月重磅推出。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1709年方撤帐归家。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朱熹，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朱熹简介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作仲晦)，江西婺源人，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父亲朱松是岳飞、秦桧同时人，曾得充福建政和县尉小官，携全家赴任，后调任尤溪县尉。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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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化名中山樵，常以中山为名。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创立《五权宪法》。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1912年4月1日)。1925年3月12日，于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二千年帝制”。他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为政治和后继者建立了坚固而珍贵的遗产。

我在河边慢慢蹲下身来。渐渐听不清风的声音。我好像又看见了吧啦，那个名字特别奇怪的女孩。看见她穿了有长长流苏的裙子，背了玫瑰红的小包，拖着夸张的步子走近，用明亮的眼睛瞪着我问：木子耳，你真的，真的想变成个坏姑娘?我重重地傻不拉叽地点头。吧啦的手啪啦打在我头上。我始终没有成功地变坏。但我还是宁愿我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吧啦。这样，兴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也不会因为想念吧啦，让自己的十七岁，痛得如此的溃不成军。

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被制订的一个，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冬至的起源居然是来自于一次国家层面的都城规划。早在3000多年前，周公始用土圭法测影，在洛邑测得天下之中的位置，定此为土中，这在当时有着政治意义的举动，却成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节日之一。[2]

周公到洛阳，用土圭法测得洛阳所处的地方即为“天下之中”，然后开始占卜国家社稷的吉地。《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朝至于洛师”，对洛阳周边的几个地方做了考察，最后确定涧水东、瀍水西、瀍水东皆“惟洛食”(都是兴建宗庙社稷的好地方)[3] 。周公通过“土圭测景”选定洛邑基址的史实，被载入了古代典籍，也被后人奉为封邦建国的成法。

“土圭测景”的目的是找出“土中”(中国的中心)。这种方法的要义是“树八尺之表，夏至日，景长尺有五寸;冬至日，景长一丈三尺五寸”(即竖起高为8尺的标杆，在夏至日观测，中午的日影是1.5尺，冬至日中午的日影是13.5尺)， “测土深，正日影，求地中，验四时”。 用这种方法测到的就是“土中”洛阳、“洛邑”的理论位置。

依周公测影所定的天下之中，周人详细规划了灭商后的第一座国家都城，《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4] 。“定天保，依天室”，国家社稷(都城、宗庙)完成之后，周公在成周明堂制礼作乐，详细制订了国家礼仪制度， 据记载，周代以冬十一月为正月，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也就是说，周公选取的是经土圭法测得的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为新的一年开始的日子。

由周到秦，以冬至日当作岁首一直不变。至汉代依然如此，《汉书》有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也就是说，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古人认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因此，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也往往出现在冬至。冬至又被称为“小年”，一是说明年关将近，余日不多;二是表示冬至的重要性。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源于周代，盛于唐宋，并相沿至今。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因此，周代的正月等于如今的十一月，所以拜岁和贺冬并没有分别。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因此，也可以说专门过“冬至节”是自汉代以后才有，盛于唐宋，相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