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阵亡的爱国故事(精品20篇)

关于爱国英雄知多少，这个国庆，小编将提前为你们分享爱国英雄的故事四则。希望各位童鞋喜欢!

爱国英雄的故事四则

爱国英雄王二小

王二小原名阎福华，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阎二小。

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

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埋伏在轿顶山的报社武装梯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二小死的时候年仅13岁。

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爱国英雄刘胡兰

1947年1月12日，天刚蒙蒙亮，敌人 忽然 包围了村子，把刘胡兰和乡亲们赶到了 村头的广场。

天空 乌云密布，一场 生死考验 就在眼前。

突然，几个敌人扑上来，死死地抓住刘胡兰。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

审讯刘胡兰的 是 敌人的头目——张全宝，他奸笑着说：“哼哼……刘胡兰，有人说你是 共产党员。”

刘胡兰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 共产党员!”

“你为啥 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 共产党 为穷人办事!”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

他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于是 贼眼一转，哄骗着说： “刘胡兰哪，只要你 以后 不为共产党办事，我就马上放了你，还给 你们家 一块好土地，怎么样?”

刘胡兰轻蔑地说：“你 痴心妄想!”

张全宝恼羞成怒，边敲桌子边嚎叫：“难道 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 不是共产党员!”

敌人还不死心，打算用 血腥的屠杀 逼迫刘胡兰 投降。

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用乱棍将地下交通员等6位同志打昏，再用铡刀一个个 铡死。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也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为了祖国的解放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嚎叫着;“刘胡兰，你看见了吧，这就是不投降的下场!”

刘胡兰痛斥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张全宝发出了绝望的嚎叫：“快用铡刀 铡死她!”

这时，乡亲们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张全宝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敌人的机关枪立刻指向了 手无寸铁的乡亲们……

在这 千钧一发 之际，刘胡兰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说：“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乡亲们!”

刘胡兰 昂首挺胸，向着 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铡刀 走去——

“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万岁——”

刘胡兰 壮烈 牺牲 了， 那年 她才 15岁。

1947年春天，毛主席为她亲笔题词：“生的 伟大，死的 光荣——”。

爱国英雄黄继光

黄继光在家乡当民兵时，就机智勇敢。曾抓到过一名逃亡地主，轰动全村。他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要杀敌立功。

他常常到班里向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多次受到连长的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迅员。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迅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带的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身上被捅了很多下，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的最高荣誉——“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后来，黄继光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黄继光的这几件事让我深深的感动。他可以为祖国奉献生命，我们更应为祖国好好学习，将来做祖国栋梁!黄继光这位大英雄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黄叔叔呀，我们以后一定会像你一样，好好报效祖国。

爱国英雄董存瑞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中共龙(关)延(庆)怀(来)联合县第3区区委书记躲过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3年春，被选为怀来县南山堡村第一任儿童团团长，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春参加抗日自卫队，7月参加八路军。1946年9月在延庆地区同国民党军作战中英勇顽强，受到领导的表扬。1947年初的一次战斗中，在班长牺牲、副班长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代理班长，带领战友们出色完成作战任务。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副班长。1948年1月，在延庆县大胜岭战斗中，他率领全班坚守青云顶阵地，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和战友们打退了敌人的反扑。随后，连队采纳他的建议，采取正面佯攻、侧面突袭的战术，迅速攻占敌人据守的制高点。部队发起追击时，他奋勇当先，只身俘敌10余人。

董存瑞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和1枚“毛泽东奖章”。3月，董存瑞所在连队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1纵队第32师第96团第6连，他被任命为六班班长。随后，部队进行了50天的大练兵运动。因为训练成绩优异，六班被授予“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被授予“模范爆破手”光荣称号。

1948年5月1日，第11纵队从朝阳地区西进，兵锋直指热河省会承德的北部屏障隆化城。25日，隆化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连队担负攻击国民党守军防御重点隆化中学的任务，他担任爆破组长。在全连战斗动员会上，董存瑞代表全班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突然遭敌一隐蔽的桥型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部队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此时，离发起总攻仅15分钟。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前进中他左腿负伤，仍顽强坚持冲至桥下。由于桥型暗堡距地面超过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他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呀!”将暗堡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

现在，在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和专业户，他们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不但想到自己富，还带动全村、全乡人富，关心农民兄弟的疾苦。

江西南昌顺外村农民企业家曾荣苟领导全村人办了10几个企业，不但成了富裕村，还每年上缴国家100多万元税金。村民们都感谢他，他却说：“我们周围的一些村子，特别是老区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帮他们脱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先富的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主动5次到赣南老区与老区的穷村结成“对子”，帮他们培训人才，建起村办企业。

江苏赣榆县一个农民专业户叫祁德林，养对虾致富了。他想到在南疆老山保卫祖国的战士多么艰苦，就把一吨对虾送到了前线，慰问战士。他经常想：“自己富了，有责任帮助别的兄弟一起走富裕路。”他就主动向村办企业投资，还出钱支持村里的教师、五保户、敬老院。有三家困难户一直富不起来，他拿出6000元买了鸭子给他们喂，说：“赚钱归你们，亏本算我的。”结果第一年亏了，他又拿出钱给他门买船搞捕捞，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

还有辽宁沈阳一家农民办的联合公司，几年中发展成有2000多名工人，资金积累上百万的大型企业，可农民出身的总经理苏立文拿的工资还不如工人多。他说：“我个人没什么希图，只希望为农民兄弟闯出奔富的路。”

这些普通农民的心胸多大呀，装着国家，装着几亿农民兄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jiang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时光匆匆，却从未错过历史岁月如流。前不久，我读了《中国导弹之父》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钱学森坚持回国做贡献的事。读后，我感慨万千。

钱学森是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如果留在美国，可能会担任美国航天事业的研究者。但如果回国，会过上比原来穷苦十倍的生活。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落后。可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因为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这是多么感人的话语啊!为了祖国，可以放弃一切，还不足以表达钱学森的爱国之情吗?可是当钱学森就要回国时，美国移民局却禁止钱学森回国!霸道的美国政府担心钱学森回国会损失自己的事业便下令逮捕钱学森。十天下来，他就瘦了十几斤。读到这儿，我充满了愤怒和同情。但钱学森不屈不挠，决不低头。在周总理的要求下，钱学森与美国当局斗争了五年终于回到了祖国。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是祖国的花朵，我们应该学习钱学森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有坚定的决心的精神，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亡。赵登禹义愤填膺，决心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未能实现。这时冯部已改编为第二十九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冒风雪，急行军700余里，占据有利地形，亲率部队挥大刀迎敌，长城垛口20余次失而复得。日寇调集5000余人和大批重炮，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日寇以为赵登禹将军已经阵亡，于是蜂涌而上。在弹药用尽之际，赵登禹率部与敌展开肉博战。他一口气砍倒日军几十名，左腿负伤，卫兵急忙脱衣服给他包扎，他却不肯，仍挥刀杀敌，一直激战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死伤3000多人。

日军再也不敢进攻喜峰口，对赵登禹将军威名更是闻风丧胆。国民党政府统帅部给赵登禹颁发了勋章，并提升他为一三二师师长。

“张北事件”和“热西事件”之后的1936年，赵登禹升为陆军中将。这年夏天，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被日本特工绑架，下落不明。赵登禹将军大怒，，用电话通知亲日派陈某，限两小时把人送回，超过时限，就把平津一带日本人杀光，然后下令部队集合待命。陈某吓得面色如土，急忙向日本人传讯，不过一个小时，就乖乖地把宣介溪送了回来。

屈原一生都奉献在改革上。屈原从小就怀着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他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饱览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诗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屈原爱国的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雄黄酒：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让爱国活动

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

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插菖蒲，艾草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

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为什麽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屈原爱国的故事

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有一次，赵登禹随冯玉祥到一家赴宴，见酒宴极度奢侈，锃亮的红漆八仙桌上放着雕花彩色细瓷碗碟，晶莹如玉;象牙筷子，银调羹，山珍海味多有冯玉祥见没见过的，而主人竟还满口谦词：什么“敝舍寒酸”，什么“切莫见笑”，并请妓女相陪。席间，主人特意让一个身戴珠光宝器的妓女向冯玉祥投怀送抱，又问：“冯旅长，这个妞儿可中您的意吗?”

冯玉祥大怒，拍案而起道：“我不干你们这种肮脏事!”愤然离去。随后，他痛苦了好几天，决定也设宴“回报”，治治这群搜刮民膏、声色犬马的官僚、军阀们。于是请来高手厨师，购买名贵酒菜，又让赵登禹到街上找来十几个叫化子。

冯旅长大宴宾客，官场无不好奇，接到请贴议论纷纷，但一入席见酒宴丰盛，也就放心，准备大吃大嚼。冯玉祥说：“有来无往非礼也，我请客也不能没人陪酒。”众官僚、军阀喜出望外，只听冯玉祥说了声“请!”字，赵登禹将客厅门咣啷一声拉开，便见一群叫化子涌了进来，一个个骨瘦如柴，蓬头垢面，拎着烂瓦罐，拖着打狗棍，狼狈模样目不忍睹。众宾客一见，仿佛掉进了冰窑浑身发冷，全傻眼了，只能耸着肩，缩着头，听冯玉祥教训：“请诸位看看吧，都民国了，我们的国民还提着要饭棍!民国民国，民是主人，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奴仆。可我们的主人却提着要饭棍，我们的脸往哪儿搁?”说罢，又掏出两块银元，用命令的口气说：“请人陪酒，得给工钱，每人两块，都放在这儿吧!”众官僚、军阀唯唯诺诺，只好掏钱……

这件事给赵登禹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明白了时刻不忘百姓疾苦，关心国家的兴亡。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1912年5月的一天，杨春於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双石乡一个贫农家里，3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母亲带着他和刚出生的弟弟相依为命。几年后，母亲被卖到外地。杨春於只能独自带着弟弟，给通江县一户人家做放牛娃。

1933年杨春於参加红军。手上没有枪怎么打仗?首长对他说：“小鬼，你年纪还小，个子又不高，没有力气背枪!”实际上，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多余的枪支发给新兵。入伍才几天，杨春於所在部队就在一个叫方山的地方打了一仗。上战场之前，部队发给他一支“瞄枪”。其实，这根本就不是枪，只是一根木头，尖端绑上一把刀，是士兵平时训练用的。手里总算有了“家伙”，杨春於没有多想，拿起“瞄枪”就跟着战友们冲锋。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杨春於所在连队还没与敌人正面接触，敌人就投降了。

1933年12月，部队到达县。杨春於所在部队接上级命令：附近有军阀刘湘的一个兵工厂，迅速攻打，缴获其武器弹药和造枪设备。出发之前，杨春於领到一把大刀。黑夜里，敌军不明情况，仅1个小时就投降了。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利品，将工厂里的枪支弹药及造枪机器带上，迅速撤离战场。这次战斗，杨春於凭着一把大刀缴获了两支钢枪。因忠厚老实、英勇善战，他很快被首长看中，编入徐向前的警卫排当警卫员。

做了徐向前的警卫员后，杨春於开始了长达8年的警务警卫工作。“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

红军到达茂县的时候，杨春於被提升为警卫排长，专门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当时，杨春於带的警卫排编制为30人，共3个班。3个班分工很明确：一班负责首长衣食住行，二班负责看管物资及枪支弹药，三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

杨春於记得很清楚。长征途中，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原因的。一次，走在前头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得鲜血淋淋，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老总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兜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

目前，生活在乐山且依然健在的老红军只有3位了，杨春於是其中一位。提到“杨老红军”，知道他的人都肃然起敬。杨春於先后打了近20年仗，4次负伤，3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次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的体内至今还留有解放战争时期敌人的一块弹片。

新中国成立后，杨春於曾任四川西昌军分区司令员，病休后一直在乐山干休所休养。

你听爱国人士的故事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位爱国人士吧。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听了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感到了钱学森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呢，那就让我们也行动起来，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后，精忠报国吧!

[名人爱国故事

很多同学都认为爱国必须是要在战场上牺牲或为祖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然而，在我们的小小谈话中，不留意也会对祖国表达出热爱之情，这一点，周总理又为我们做出了好榜样。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中外记者济济一堂。“下面请诸位记者提问题!”周恩来话音刚落，一位西方记者急不可待的站了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中文说：“请问总理阁下，中国有没有妓女?”对于这一不怀好意的问话，周恩来泰然自若，双眼盯住这位记者，思索了一下，郑重的回答:“有!”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全场的骚动。记者们轰动起来了。周恩来接着说：“中国的妓女，在中国的台湾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大家清楚，如果硬说中国有妓女，那就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不承认台湾归属中国，那中国自然就不存在妓女问题了。

那位记者当然不服气，接着问道：“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在建国的初期，这句话当然是在讥笑中国的贫穷。周恩来幽默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的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这一回答，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都准备听周恩来如何解释。周总理清了清嗓子，洪亮的回答：“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面值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十种，加起来一共是18元8角8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国人民银行是由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金融机构，有中国人民做后盾，信用卓越，币值稳定，实力雄厚，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总理的话再次激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这位西方记者哑口无言，只得面红耳赤的坐了下去。

总理正是用他敏锐机智的头脑来捍卫祖国的尊严，这种民族的骨气，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

晚年朱自清有一件事为人称道，这就是"不领美国救济粮"。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的始末，王彬彬先生有一文作过精细的考证，这里不赘。但有意思的是，因为此事，又因为一篇名文对此事格外论列，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毛泽东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关于朱自清的一段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自由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篇名文在革命史上、思想上的意义不必多论。但有一个直接后果实在出人意料，这就是人们对朱自清之死的臆测。自朱自清1948年辞世至今，关于其死因，权威的说法是他"贫病交加而死"，而在不少仅仅读过像上面这篇名文这样文字的读者印象中，朱自清居然是"饿死"的。不必奇怪，笔者当年束发读书，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那篇名文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因素,因为那段话从形式逻辑上讲，的确可以理解为"朱自清要么领救济粮，要么饿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朱自清最后没领救济粮，当然就只有"饿死"一途了。但文章的艺术不能硬套逻辑，事实上朱自清拒领美国"救济粮"是真，拒领也肯定会给他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没饭吃了。从根本上说，容易让人生出朱自清饿死印象的缘于另外一些大判断。什么样的大判断呢?朱自清所处的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生凋敝"的时代。这个判断当然是对的，在那个黑暗时代里，岂止是知识分子，可以说除了达官贵人以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颇为艰辛。但是在这样的大道理的下面，在主流和大局之外，应该还有支流和个案，比如像朱自清这样全国有名的文化人，他的生活似乎还不会沦落到要被饿死的地步。

朱自清实死于严重的胃溃疡。这种病的起因与生活的颠沛流离有关，日寇侵华中朱自清所服务的清华大学曾几经搬迁;战时教授们的生活水准大大降低，这也是容易引发胃病的重要因素。但教授们的生活水准究竟低到了何种程度?是否瓶无储粟屡告断炊?恐怕也不尽然，查阅朱自清的日记，可以看到，即使是在被公认生活最困难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是经常会有饭局，而且隔三差五就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打打桥牌，很难想象，一个空着肚子的人会有心思和闲暇去斗这样的巧智。可以认为，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处境不佳，但和大多数底层百姓相比，他们的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更不用说像朱自清这样名牌大学的教授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看不清世界大势，集中资源于内战，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被波及，许多学生愤然冲出校门，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时如火如荼。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和所谓币制改革使经济接近崩溃，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不能不大受影响，知识分子也一样，但揆诸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所受的这种影响肯定要小于一般底层群众。

《人民日报》的著名女记者金凤当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她回忆了1947年底参加"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情景，"中午时分，学校食堂送来白面馒头和菜汤，一旁监视我们的国民党特务嘲笑我们：你们吃得那么好，还成天喊反饥饿，你们挨饿了吗?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为老百姓反饥饿。全国老百姓不是被内战拖入绝境了吗!" 学生们对特务的反击自然是有力的，但从中也可反证我上面的判断：在校学生的生活是像金凤描述的这样，教授生活如何岂非不言自明?

具体到朱自清，其实他应该是最不容易被联想到"饿死"这一凄惨图景的。不仅因为他的声望、地位和收入水平，也由于他的病。稍有常识的人就都知道，胃溃疡这种病对进食有很多顾忌，既要禁吃某些食品，更不能多吃，稍不注意，就会呕吐，使胃大受折磨。朱自清的日记也证明了这一点。翻开1948年的日记，我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辞世。

朱自清的辞世引发了国内的纪念热潮。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杨晦、冯雪峰和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邵荃麟主编)"同人"名义刊发的三篇纪念文章。这三篇文章的最大亮点是强调朱自清作为"自由主义作家"向"民主战士"转变的意义——于是晚年朱自清成了一个标本，他的选择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道路。“

晚年朱自清究竟有无"转变"，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各有各的说法和理由，相形之下，讨论朱自清有没有"不变的"也许更有意义。什么为朱自清坚守如一始终不变?通过阅读他那些私人化的文本，窃以为，还是他自己那句"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的评价可以当之。他预感到了旧时代即将终结，自己也的确在努力去适应未来新的时代，但他是否就丢弃了一直被他所认同并坚守的某些终极价值?值得探究。

1948年的朱自清有几分真实几分幻影，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其实于逝者已经是无谓的事了，岂不闻"身后是非谁管得"么?

1.古代名人的爱国故事四则

2.著名文学家的爱国故事三则

3.著名科学家的爱国故事六则

4.空军战斗英雄王天保的爱国故事

5.革命先烈李硕勋的爱国故事

6.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爱国故事

7.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爱国故事

8.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爱国故事

9.“娃娃司令”萧华的爱国故事

10.中国绘画大师齐白石的爱国故事

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张自忠(1890—1940)，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911年在天津法政学校求学时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投笔从戎。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兵锋直指徐州，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五十九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与敌激战，反复肉搏。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苔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1940年5月，日军调集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的枣宜会战。张自忠将军本来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当日军攻破第五战区第一道防线，直扑襄阳、枣阳时，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预备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抗击来犯之敌。渡河后，张自忠将军率部在南瓜店附近顽强抗击日军，重创日军，并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在日军以重兵对张自忠将军进行合围后，为牵制日军主力造成外线我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张将军力战不退，与敌搏杀，最后身中7弹。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即拔佩剑自戕，一代名将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将军率部截敌后路并阻敌西进，彻底粉碎了日军进攻襄樊、威胁老河口的企图，使整个战局转危为安。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庄。自幼聪颖，读过私塾，粗通文墨，后为生活所迫，随父亲到东北。之后投身奉军(东北军)。1924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在讲武堂毕业后，从士兵升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直至升任奉军独立21师第四团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还乡务农。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正操率领的东北军两个营和一部分群众武装，到河北开展游击战争，开创了冀中抗日的新局面。在这种新形势下，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马本斋挺身而出，组织了回民抗日武装——回民义勇队，开始了同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不久，马本斋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回民义勇队迅速发展、壮大，改名为冀中游击军回民教导队。1938年7月，回民教导队和吕正操组织的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就在这一年，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决心为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与领导下方能实现。”此后，他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马本斋率领的这支回民武装，机智勇敢地战斗在冀中平原上，给了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的康庄战斗中，马本斋指挥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敌军猛烈进攻，经过半小时的战斗，除六、七个伪军逃跑外，其余50余人全部歼灭。这一次战斗，缴获大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60余支，马10余匹，以及许多弹药。八路军冀中军区通报嘉奖马本斋同志，并授予回民总队“攻无不克，坚而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马本斋认真学习，忘我工作，关心群众疾苦，关心战士生活，受到群众和战士的爱戴。由于长期劳累，他身患疾病，但为了工作，他不愿休养、治疗，直到病得不能起床，才被同志们送进了医院。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他估计医治无效，就嘱咐家属说：“我觉得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教孩子继续我的志向做革命工作，告三弟领导回民族抗战，革命到底。”

1944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逝世，终年43岁。

2009年9月14日，马本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风中轻轻呜咽，月色淡然的寂寞暗暗褪去。

战国时代楚国臣子屈原，是个有胆识、有智慧、口才好、文章、作诗都很厉害的人。但是也因为他的天赋太好，遭到臣子靳尚的嫉妒。当他看到屈原，心中就怒火中烧，便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王不能辨明是非，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宫外，但屈原仍时时担心国家大事：新皇帝上任后，靳尚又搬弄是非，屈原又被赶出宫外，后来屈原就带着满腹的委屈抱着大石，跳入汨罗江中，结束了他的一生。

屈原的爱国事迹，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屈原虽然被小人污蔑，被赶出宫外，但他仍关心着国事，为国家操心，连死前的一分一秒，脑子离乡的也都是国事，我们很应该效法屈原的爱国精神。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楚国皇帝，无怨无悔，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屈原一样爱国，但是最少也不能做想靳尚一样的小人，到处污蔑，中伤别人。

爱国是很重要的，如果连国民都不爱国的话，国家就会变得四分五裂。同样的，我们在过团体生活的时候，听从组长的命令，积极地做好自己的事，像这种爱国也服从精神是我们一辈子都受用无穷得。

爱国有多重要?如果屈原和其他大臣一样，都不是爱过的好大臣，楚国就不可能和秦国成为当时的第一强国了。我们现在没有皇帝了，但是我们要如何做个爱国的好国民?我们出生的国家就是我们的家乡。爱护家乡不乱丢垃圾、不吸毒，使我们国家的治安变好，就会有许多观光客来游山玩水，是国家的风气变好，科技进步，自然而然就成为强盛的国家。

其实爱国的方法有很多，像我们虽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却很多!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来守护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现在，我们纪念爱国的屈原，因为我们不忘过去。我们不忘过去，所以我们腾飞，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坚强与独立;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反思与远眺;在纪念中，我们学会了沉痛和怀念。

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忘历史。我们心中都明白，纪念不是纯粹纪念，在纪念中，在一种回首和追思的过程中，我们会励精图治，依然接过手中飘飘的红旗!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彪叛逃苏联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让周总理难堪。周恩来总理却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又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周恩来轻松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恼怒成羞：“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恩来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一句驳得苏联大使哑口无言。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1.女将军李贞的长征故事

2.女英雄贺子珍的长征故事

3.少年老红军王新兰的长征故事

4.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的长征故事

5.2016年开学第一课：贺龙女儿贺捷生的长征故事

6.2016年《开学第一课》：“百折不挠”秦华礼的长征故事

7.2016开学第一课：梁天文的长征故事

8.彭德怀长征路上杀大黑骡子的故事

9.长征路上刘先与宋志刚的感人故事

10.老红军许义华难忘长征路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