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战士的英雄故事（通用19篇）

寒假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其中的一本书是《英雄人物的故事》，它讲述了在抗日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像董存瑞、江姐、小雨来、刘胡兰等等，这本书深深的触动了我。 我最喜欢书中的人物刘胡兰。

毛主席曾经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句话以纪念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日子，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是个长女，不是男丁，旧社会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严重，刘胡兰不受奶奶喜欢，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从小没了娘，在奶奶的埋怨、唠叨声中，刘胡兰养成了倔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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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日军得寸进尺，快攻到山西了，阎锡山一路溃退，还欺压百姓，明火执仗、打家劫舍，老百姓苦不堪言。后来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对待老百姓和和气气，帮助老百姓干活，挑水、磨面，象一家人一样，与阎锡山的败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刘胡兰接触到队伍里的叔叔、伯伯和姐姐们，跟他们学知识学文化，并且悄然接受了革命救国的思想。抗战的第七个年头，14岁的刘胡兰秘密加入了妇救会，后来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她把自己当正式党员一样，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解放前夕，阎匪军突然袭击包围了村子，黑名单上的刘胡兰不幸被捕。被捕时她只有15岁，当时阎匪军官慢悠悠地说：“你不怕可惜了你15岁的年纪吗?”

刘胡兰顶得更硬，说：“我活了15年了，再过15年，又是这么大。刘胡兰——好样的，你为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昌盛英勇献身，你的形象和不屈的斗争精神，鼓舞了我，你真是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啊!

在古巴独立战争中，一支游击队正在丛林中与政府军英勇作战。政府军因为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物资充足，而游击队却缺衣少药，许多战士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因冻饿、伤口感染而死。这一天，又有几名游击队员受了伤，如果不马上把他们身体内的子弹取出来，他们会因流血过多而死，但是，游击队里连用来开刀的手术刀片都用光了。

这时，一位受伤较轻的游击队员抬起身来，吃力地请别的战友拿出他洗漱用的包，然后，他从包里翻出了刮胡子用的刀片，笑着说："看，这就是我们的手术刀。"战友们惊讶地说："不行，这是用来刮胡子的。"年轻战士说："没关系，我以前当过医生，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就先用这把刀在我自己身上动手术。"这位勇敢的战士用刮胡刀成功地取出了自己身上的子弹。别的战士听说了这件事后，都把自己的刮胡刀交给了军医。那位勇敢的用刮胡刀给自己动手术的游击战士，就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丛林英雄切.格瓦拉。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这两日，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数人淌下热泪，自发以各种方式向你们表达敬意。

英雄的气象，在中华大地浩然长存;英雄的气息，在浩瀚人间激荡升腾。铭刻过往，烛照未来。

一个向上的国家与民族，必将永远纪念，捍卫民族尊严的喋血英烈;必将永远坚挺，民族的风骨、精神的脊梁。

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根植于先烈血脉的家国情怀，必将在今日傲立于世的中国，得到新的体认、升华与赓续。

沧海桑田，道义永恒。

此刻，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肃然挺立。

历史长河里，它的高度不会改变，但一代代人民英雄的名字所积累起来的民族丰碑，却在不断长高、愈发厚重。

大美无痕，大道不孤。

新时代的人民英雄，是当今最可爱的人，是国之脊梁、力量、担当。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守护千秋伟业，照看万里河山，你“清澈的爱”已融入万家灯火……

中华儿女们，往前行，向上走!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我们一起，我们同在。

——光明日报《热血为国洒，热泪为你流》

我们看到，在祖国蓝天、在万里海疆、在边陲哨卡、在维和营地，官兵们踏着牛年新春的钟声，守卫着万家灯火，护佑着祖国安宁。他们将情感融入在紧张的战位上，化为无比的忠诚，行进在漫长的巡逻路上;化为挺拔的身姿，坚守在哨位上;化为火热的激情，冲锋在开训演兵场上;化为无畏的勇气，逆行在抗击疫情的征途上……初心不改、军魂永驻，官兵们用忠诚坚守汇聚成一股股暖流，守护着山河无恙、人民幸福。

——人民日报《坚守，是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望着巍巍雪山，守着寸寸高原，那里没有万家灯火，没有家人陪伴，但是头顶星空，国旗飘扬，家乡就在身后，祖国就在脚下。

天空无言，边防官兵们把万语千言化作挺立的坚守。

群山无言，边防官兵们把艰难困苦化作对祖国的满腔热血与忠诚。

部队从来都不是享受的地方，危险与艰辛才是寻常。军装从来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件衣服，它代表着军人的身份和职责，象征着军人的精神和灵魂，意味着坚守、奉献和牺牲。

边防很苦很累，但总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不求名利、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用青春描绘着祖国的年轮，用生命捍卫着庄严的国门，只因他们深爱着祖国，心中时刻装着人民。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边防那么苦，为何总有人选择默默坚守?》

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而广大边防官兵就是这样一群在用生命为我们负重前行的人，他们始终都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热爱和平、忠诚使命、捍卫正义的英雄官兵，我们的国家才有力量、有底气，我们的人民才有幸福、有安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优良传统，到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成都文明网《向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致敬》

戴上军帽、扛起钢枪的那一刻起，面对边陲风与雪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年轻战士们最终将心底里如雪域高原那般最清澈透亮、毫无参杂的大爱，留给了祖国，留给了身后的亿万人民。

而支撑起他们心底那份至高无上的“清澈”，则是无比的坚韧、勇毅的担当，和一股子“为了党为了人民甘愿奉献一切”的赤胆忠心。

新时代卫国戍边英烈，在雪域边关以身躯铸界碑，誓死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谱写了撼天动地的英雄壮歌，更传扬出新时代大写的英雄精神。

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文汇·企鹅号《英雄不朽!吾辈自强!》

大漠戈壁，澎湃砺精兵;雪域高原，踏雪铸利剑;黑龙江畔，雄鹰击长空;密林深处，誓言震九天……边防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属于不同的战区，身居不同的哨所，但他们都有相同的使命在身——守好国门、保卫国土。“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景象如何变迁，卫国戍边的他们，在新时代，依然是魏巍笔下那些“最可爱的人”。

——人民网《祖国在我心中：冷月戍边是考题 铁骨忠诚是答案》

祖国很大，大不过一颗守卫祖国的心。每一寸祖国的土地，都会有一群忠诚的守护者。“珠峰卫士”“峡谷勇士”“风口卫士”“东极哨兵”，只是无数戍边人的缩影。为了祖国安宁，千千万万戍边将士，赤胆忠心扎根边关。不怕环境恶劣，不畏艰难险阻，默默履行职责使命。他们在祖国万里边疆，无私、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和生命。无愧为这个时代最美、最可爱的人!

——中国青年报《风雪戍边，因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

胸膛迎向重围，后背留给祖国。他们是祖国忠诚的卫士，以身许国，寸土不让!

——央视新闻《戍边英雄面对数倍外军张开双臂阻拦》

“当我在战场上倒下，请别难过，那鲜血染红的大地明天会开出最美的花朵，当我在战斗中牺牲，请别难过，我化作翱翔的雄鹰也要守卫着祖国的山河……”

这是戍边官兵们以身许国的誓言，每一句言语里都饱含着官兵们对祖国的深情，都融汇着人民子弟兵的大义。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这是戍边官兵们刻下的铮铮誓言，他们用忠诚和坚守书写了无悔的青春，用无畏和凛然描绘了祖国美丽的边疆，用生命和热血点燃了保家卫国的深情。

——整理自中安在线《向新时代卫国戍边的“英雄官兵”致敬!》

“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艰苦偏远的边防海岛离家远、交通不便、条件艰苦，但你不戍边、我不戍边，国家就失去了屏障、国门就将洞开。和平如水和空气，需要每个人去捍卫和争取。卫国戍边是守卫和平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公民的责任义务。责任能让青年稚嫩的肩膀更宽阔、磨砺能让他们孱弱的身躯更强壮，扛起卫国戍边的责任既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时代锻造他们的机遇。

——整理自中国国防报《卫国戍边 无上光荣》

他们用生命来守护我们安宁，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

有人说：“记住英雄的名字，铭记这段历史!”

有人说：“替他们好好地爱祖国!”

有人说：“善待军人家属!”

有人问：“有没有英雄家人的联系方式?想给他们捐点钱。”

有人说：“加军费，保后勤，让边防战士过得更好一些!”

有人说：“相信军方，相信国家!”

有人说：“他们守边疆，我们努力干事业、传递正能量!”

其中，一条评论引发很多网友共鸣，“我们要好好地活，因为他们在保护我们!”

作为普通的公民，爱自己爱国家，努力拼搏，过好自己的生活，就是对英雄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人民日报《我们能为边防战士做什么?》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与祖国同命运、共奋进历来是青春的底色,抗战时期万千学子背起行囊,燃烧着希望,奔赴革命,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卓越贡献。而今,青年学子们也要体悟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更有家国和边疆,只有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脚踏实地、努力奋斗,才能更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与担当。

——人民政协网《保家卫国，时刻准备着》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只有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给予英雄最大的尊重和礼遇、关爱和保护，不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让军人受到尊崇，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认知和共识，须给予保障。

——成都文明网《向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致敬》

他们面对的天气变幻无常

他们的双手粗

糙不堪

他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

但他们守护国土的背影写满无畏

他们，就是中国边防战士!

——中国青年网《他们是最可敬的中国边防战士!》

被守护的我们还能为守边战士做些什么?尊重他们是最基本的，爱护他们是本分，这是底线。更好的装备、更完善的后勤保障都要安排上，这是善待战士，也是展示实力。能战方能止战，实力可以让有非分之想的人老实。不断做大做强自己，不光能守好边，也能护一国平安!

——央视新闻《我们能为边防战士做什么?》

沧海桑田。

“戍边守土苦亦乐，卫国镇关勇献身。”

一代代官兵扎根在此，数年如一日与青山为伴，守护西南边境安宁。

一日十二时辰，一年四季春秋，他们守疆卫国，他们和人间烟火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他们就是边防战士。

——人民网《边防战士十二时辰》

最难抵达的边防哨所

是为我们“生产”安全感的地方

春节假期，人们回到家乡，赴一场团圆之约

无论是在偏远的乡寨，还是热闹的都市

一家人都会围坐在圆桌边共叙亲情

这种温暖既是生活的赠予，也是家的底色

但有些人却无法奔赴这场团圆之约，在皑皑雪山，在茫茫林海，在茕茕海岛，他们与明月为伴，与风霜同行。虽然缺席了团圆，却为同胞“生产”了足够的安全感，他们就是中国军人。

有些哨所条件艰苦、与世隔绝，是常人最难抵达的地方。倘若你没有去过哨所，或许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朝夕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中国军人以健壮挺拔的身姿坚守祖国的边疆，练出了无与伦比的坚韧精神。

——军报记者《最难抵达的边防哨所

任常伦1938年就加入了胶东抗日自卫团，参军后，他先后参加过120多次与日伪的大小战斗，9次负伤。每次战斗，他都是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痛，一直坚持战斗到底。因战功卓着，1944年8月，任常伦被胶东军区授予“一等战斗英雄”称号。

1944年11月17日，在山东海阳长沙堡，5连的前身——胶东军区主力第14团5连随团参加了对日伪的伏击战。

这时的任常伦刚刚参加完山东军区英模大会，当时还没有给部队作传达报告，再加之他身上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肩膀里还嵌着弹片，部队领导不想让他去一线，但任常伦坚决要求参战。

战斗中，大股的日军向14团指挥所附近的5连阵地扑过来，5连迅速截住敌人，与日军展开激战。团指挥所设在5连左后方，由于通信员来回奔跑，指挥所位置暴露，敌人组织起两个小分队，向团指挥所袭来。5连3排立即组织反击，激战中排长负伤，情况十分紧急。这时，任常伦站了出来，他把第九班编成两个组，向日军两翼迂回发起攻击，在连续打退日军4次冲击后，全排弹药用尽，望着蜂拥而来的日军，任常伦端起刺刀带头冲向日军，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连续刺杀5名日军后，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任常伦的牺牲激起了战友们满腔怒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官兵们发起反攻，从不同方向夹击日伪军，敌人最终仓皇逃窜。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258人，俘虏12人，缴获武器、物资一大批。这是日军侵占胶东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得知任常伦牺牲的消息后，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悲痛万分。这一天，他汤水未进。为了纪念任常伦，许世友司令员亲自组织召开胶东军区扩大会议，授予任常伦所在5连为“任常伦连”，确定英雄牺牲当天11月17日为建连纪念日，并号召广大指战员奋勇抗敌、坚持到底。

胶东军民将任常伦的事迹谱写成《战斗英雄任常伦》之歌，这首歌成了5连的连歌，长沙堡战斗中，任常伦用鲜血铸就的“轻伤仍杀敌、重伤不叫苦、舍命杀顽敌、坚持干到底”的“任常伦精神”成为连队的连魂。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5连官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始终保持着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前头的优良作风，不断努力前进。

1948年10月，在举世闻名的塔山阻击战中，5连担负一线守备任务，官兵在阵地上打出“寸土不丢、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地堡打塌了，跑到战壕打，战壕打平了，再转到弹坑打，打光了手榴弹就拼刺刀、拼石头，最终将国民党最精锐的独95师打得溃不成军，用生命扞卫了“任常伦连”的荣誉。战后，5连分别被纵队和师授予“英勇善战连”和“英勇顽强”锦旗，并荣立纵队集体一等功。

进入新时期以来，5连官兵先后参与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支援国防光缆施工、98抗洪、2008年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等大项任务，他们像任常伦一样，用血肉之躯扞卫着祖国的疆土，用牺牲奉献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用行动践行着人民军队的崇高宗旨，连队再次被集团军授予“攻如猛虎”锦旗，并先后两次荣立集体一等功。

2009年，任常伦被中组部等11个部委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这一喜讯让连队官兵倍受鼓舞，给连队全面建设增加了新的动力，2009年以来，连队先后5次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连队”、“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今天，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放下了《小英雄雨来》这本书。

《小英雄雨来》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管桦，出生于抗日战争年代。小时候亲眼目睹了只比他大几岁的儿童团团长带领着团员们掩护八路军交通员、为八路军送鸡毛信等等。后来，他根据这些事，写出了《小英雄雨来》这本书。

在《小英雄雨来》这本书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雨来为了消灭警备队而英勇负伤的故事，在一次伏击战中，雨来被警备队抓住了。警备队队长把他交给了一个叫李四喜的人看管。后来，交通员李大叔装扮成了送柴送菜的村民，摸清了警备队内部的情况，并告诉了游击队队长杜绍英。最后，杜绍英带领着队员装扮成村民一起冲进了警备队内部，歼灭了警备队，救出了雨来。雨来也因此负了伤，他在八路军医院里养了半个多月的伤。伤好之后，他申请加入游击队，但可能是因为年龄小，被拒绝了。他没有灰心，后来又再次申请，终于被批准了，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游击队员。

雨来拥有着坚强不屈、勇敢无畏的优良品质，交通员李大叔躲到地洞里之后，嘱咐雨来不要泄露他的位置，鬼子给他日本糖块他不要，给他金戒指他不接，不管鬼子如何诱惑、打骂他，他都没有说出李大叔的位置。真可谓是宁死不屈啊!

雨来不怕困难，保家卫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小伙伴们，虽然战争年代已经远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还是应该向雨来学习，学习他坚强无畏、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

英雄离我们有多远?只有一步之遥。——题记 How far is the hero from us? It is only one step away.--Inscription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吟诵诗仙李白这气势磅礴的诗篇，我不禁思潮翻滚，热血沸腾。在我心里一直以来，总有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在颤动，他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魂。

岳鄂王啊，你满腔热血，满怀激情。想到母亲在你背上刺的“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你的热血在心中翻滚，弓弩在手中震响……

你岳家军名震天下，所向披靡。但好景不长，奸臣秦桧给你戴上“莫须有”的罪名，在皇上面前煽风点火，皇上的十二道催命金牌，每一道都撕裂你的雄心壮志。奸臣们也都是“墙倒众人催”，与虎谋皮，一个个心里只想着算计，苟且偷生，醉生梦死，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无恶不作。他们只希望搜到民脂民膏。只有你，岳鄂王，恰悯百姓，顾及天下芸芸众生。但正是因为这样，你就被算计了。你掉进了离间的陷阱。我为您鸣冤!

你的忠让我让我很是欣赏。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清康耻，犹未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渴饮匈奴血，待人人乐，收拾旧河山，千秋功罪，谁与评悦!

风坡亭和西子湖见证着你的冤屈，一曲《满江红》唱尽了你的恨，秦桧这奸臣依然跪在你的跟前。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说得多好啊!在人生的轻舟刚刚起航的时候，我开始想望，以一颗赤诚的心，追逐那不屈的岳飞魂!

谢晋元团长带领八百名英勇孤军死守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掩护五十万名中国军队撤退，上海保卫战一役，彻底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迷梦。

继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战起，八月十三日即展开了中日首场大型会战--"淞沪会战"。当时的上海是东亚最大港埠，又是我国经济文化交通第一要地，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因此，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向国际显示中国抗战的决心。

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方圆不过几十公里，日军先后增援三十万兵力，双方三个月的血战，死伤超过五十万人，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惨烈程度，被国际媒体形容为"血肉磨坊"。

战争相持至十月底，日军登陆杭州湾，大上海全部陷于敌火包围之中，中国统帅部以拖延时间之战略目的已达，为从长远计，决作战略上之转移。二十六日下命五十万国军退出上海战场。谢晋元团长奉命守闸北继续作战，负起掩护大军撤退的艰巨任务。

谢晋元，广东蕉岭县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他临危受命，率兵转守苏州河北岸，并选定四行仓库为据点，单线作战，带领八百名官兵誓死奋守，孤军为了表明决心，大家都预立遗嘱，交人带出，以明心志。四行仓库实际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个银行的联合栈库，位于苏州河北岸，仓库楼高六层，建筑坚固，为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日军发觉我军全线撤退，立即跟踪追击。日军在闸北正向前搜索之际，不料忽被四行仓库屋顶之弹雨扫射，日军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片，此时日军尚不知弹雨从何而来。之后发现四行仓库内留有国军，于是对仓库实行三面夹攻，双方冲锋肉搏，战况激烈。谢晋元团长亲率下属于四行仓库外布阵迎战，痛歼日军，杀敌无数。

一时全闸北各地之敌军，分路向四行仓库集中围攻，其中有敌军二十余人，在苏州河畔夹攻，这时有一位在六楼守望的壮士看见，立即全身缚满手榴弹，突由六楼平台对准敌人跃下，一个大炸弹自天而降轰然爆炸，烟硝飞扬中，二十余敌兵化为泥灰肉酱，而我壮士亦血肉横飞，忠勇殉国。隔岸民众看到这一幕，一方面固然鼓掌称快，但也为这个英勇壮士痛哭流涕。

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在苏州河畔眼见对岸日旗遍布，独四行仓库屋顶未竖国旗，便决心要将青天白日旗送进四行仓库去。二十九日天未破晓，谢晋元团长率领所属肃立天台升旗，上海市民于一片烟尘火海中，争睹巨幅青天白日国旗，迎风招展，无不喜极而泣，感奋万状。当天全世界各大都市之午晚报，都报道四行孤军奋斗和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全体市民，冒险潜入仓库向孤军献旗种种细节。

自四行仓库屋顶悬挂国旗后，全国人心振奋，并且轰动世界。日军当局见全球舆论赞扬国军，痛愤之极，所以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严重威哧，要求迫令孤军投降，或撤入租界缴械。一方面向孤军发动猛攻，自早到晚，连续四次进攻，但均遭孤军击退，敌人伤亡甚重。

十月三十日，敌军又大举进攻，用小钢炮及机关枪向四行仓库密集射击。并有敌机数架在上空助战。孤军沉着应战，逐一歼灭。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因见我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了购赠粮食送给八百壮士充饥外，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拜会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但谢团长答道："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

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中国最高当局再三考虑，以八百壮士已完成掩护国军主力撤退的任务，决定电令仓库守军撤出并转进租界，四行仓库守军只得服从命令，挥泪撤离。

三十一日凌晨，谢晋元率部冒死突围，日军水陆射击，八百壮士且战且走，英军司令在桥头接应，数万市民隔岸声援，情绪沸腾，幸而谢团长沈着应变，于密集炮火中迅速抢越桥头，虽有伤亡，但安抵英租界者尚有三百七十多人。孤军们成功奋守四行仓库，完成了掩护五十万国军撤退的任务。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谢晋元在上海租界军营内，突遭四名汉奸持刀刺杀，当场倒地殉国。一代民族英雄与世长辞，但他与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光荣战绩，震惊中外，名垂不朽。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今晚我在河南卫视的《都市报道》节目中看到了一则报道，这则报道使我深受感动。

报道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叫韩远志的小学老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却在一个平凡的一天----10月10日上午，做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这天刚刚起床就听到了外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抓小偷，抓小偷呀!这时的他顾不上多想，飞快跑出门外，连托鞋也没有换，就这样急急忙忙地去追那偷车贼。勇敢的韩老师，很快就追上了偷车人，三个贼正在推着偷来的四轮拖机往前跑，见到韩老师跑来来，上前就是一脚，可韩老师站起来勇敢地扑向去不让他们跑，可他们三个人见挣脱不开，一个人拿起刀子狠狠地向韩老师的腹部猛刺，随着后面跑来的村民的叫喊声中，小偷纷纷向远方逃窜。眼下韩老师躺在血波中，事后被家人送到县医院，可罪犯还没抓到，我们的英雄还在医院，还要面临巨额的医药费，一家人愁得哭起来。看到这场景，我的心不时吃惊着：为了一件和自己不相关的事件，居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去和罪犯搏斗，我一直想那是电影和小说，没想这就发生在眼前。面对巨大的医药费记者说：能让我们的英雄流血又流泪吗?

这时我想到了韩老师的妻子和三个凶恶的歹徒的感受，还有韩老师的们的感受。韩老师的妻子肯定后悔，自己没起来阻拦着他，他可是她们家的顶梁柱呀!那三个歹徒，特别是那个捅韩老师的人，一定此时此刻看这新闻报道后，一定会后悔不该捅韩老师，因为他是无私奉献的好人。韩老师呢，我想，他一定不会后悔，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用自己的行动来见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英雄。可是当前这样的英雄太少了，面对突袭的场面，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英雄的出现了!

通过这篇报导，我感受到了韩老师的那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舍己为公的高尚品质，我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韩老师这样的勇于帮助别人的人。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方志敏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5年1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敌人截成了两截。方志敏率领的800余人冲出了包围圈，却发现大队没有跟上来。作为主要领导的方志敏提出要去寻找被围的部队。另一位负责人说：“你是主要领导，还是让我去吧!”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把战士们带出来!”

方志敏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又一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大队人马，可是，大队人马已经被敌人的14个团重重包围着，情况万分危急，敌人见人就杀，见粮就抢，见房就烧。红军被包围在荒山僻野之中，没有吃的，只能采集野果充饥;野菜也采集不到了，只得忍饥挨饿一次次突围。

部队经过与敌人激烈的搏斗，只剩下了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两腿站不住。他带领战士翻山越岭，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

突围无望。天亮的时候，方志敏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烧掉，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有的战士有些灰心，方志敏说：“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共产党是永远打不垮的!”有个战士建议方志敏化装，到白区去躲避一阵，方志敏摇摇头。

1935年1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方志敏，认为是“剿共”的一个重大胜利，要在上饶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敌人把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带到了台上“示众”，方志敏昂首挺立，正气浩然。上饶的劳苦大众看着不幸落在敌人手中的方志敏，都心情沉重，许多人低下了头去，暗暗落泪。

敌人军官气焰嚣张，在台上喊起了反共口号。但台下无人响应，这激怒了那个军官。他把手枪"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怒吼着：“谁不喊就抓起来!”台下仍然一片沉默。方志敏这时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老百姓心向着革命。“庆祝大会”草草收场了。

敌人要把方志敏押送到南昌，途中要经过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敌人又要在弋阳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愤怒的几千名弋阳百姓，个个手拿锄头、木棍、扁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他们敬爱的领袖方志敏。敌人还哪敢开什么大会庆祝，慌忙把方志敏押进装甲车，惊慌逃走。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敌人又要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公园里军警如林，警备森严。方志敏戴着手铐脚镣，镇定自若地向成百上千的群众高声说道：“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敌人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庆祝大会”竟然成了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赶紧下令：“快!快把他拉下去!”

方志敏趁着敌人手忙脚乱，继续大声喊道：“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

从上饶到弋阳，又到南昌，敌人的三次“庆祝大会”都没开成。

反动头子蒋介石获悉方志敏被抓到了，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头子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

方志敏听了，鼻子哼了一声，说：“蒋介石是什么东西!”

俞伯庆又说：“你们不是失败了吗?”

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

俞伯庆劝降不成，敌人军法处处长又来与方志敏“谈话”。

他喊手下搬一个凳子，又说不好，又换来一把椅子。

军法处长好像推心置腹地对方志敏说：“方先生，我忠告你，你们既然一败涂地，何必钻牛角尖。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

方志敏打断他的话，说：“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

“方先生，信仰要实现，得几百年。何必当傻子，识时务者为俊杰。”

军法处长见方志敏没有吭声，又把话锋一转，说：“方先生，你知道你们那个孔同志吧!他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少将参议，春风得意着呢!”

方志敏一听姓孔的，非常愤怒，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他是无耻的叛徒，我决不会像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

弋阳县长，还有教过方志敏的一个乡绅，也都找过方志敏，带着水果、点心来劝降。方志敏回答他们：让我投降?休想!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了豺狼的凶相，他们残酷的折磨方志敏。

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一天洗漱饮用只给两碗水，牢房里黑暗潮湿、老鼠到处跑，臭虫爬满墙、虱子满被褥。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敌人还不断的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忍受着巨大的痛疼，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

敌人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对付方志敏了，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时间不会太长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

在牢房里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写不了多大功夫就头晕。他咬牙坚持，一字一字的写。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

敌人还以为方志敏真的在写“口供”呢!

就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饱含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传世之作：《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书稿写成了，怎样才能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呢?

有一个狱卒非常佩服方志敏，经常和方志敏聊天。方志敏多次给他讲革命道理。没有别的办法，方志敏就求这个狱卒把书稿带出监狱，先送交鲁迅先生，再请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狱卒接过方志敏的书稿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跪在地上哭着说：“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袋也要把你的东西送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这一天，南昌城里军警满街，交通中断，小商小贩也都被赶走了。

看守端来了早饭，不是往日的霉米饭。方志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方志敏吃了个饱，他太饿了。

要上刑场了。方志敏最后看了一下牢房，挨个和铁栅栏里伸出手的难友们告别。

难友们含着热泪说：“永别了，方志敏同志。”

方志敏微笑着说：“同志们，永别了，早日出去干革命!”

天下起了雨，天也有情啊!

囚车穿过戒备森严的南昌城。方志敏向窗外的老百姓挥了挥手。有人认出戴着手铐脚镣的是方志敏，不禁掉下了眼泪。刑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方志敏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方志敏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

刽子手的手哆嗦了，扳不动枪机。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最后一眼看了看他可爱的中国大地，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了，他年仅35岁。

读一本好书，犹如交一个好朋友。前几日，我读了一本由管桦写的小说《小英雄雨来》，我深深地被雨来勇敢的精神所感动了。

《小英雄雨来》讲述了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里自尊自强，用自己的生命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歌颂了抗日根据地儿童热爱祖国、勇敢机智地和敌人斗争的品质。

书中有一段落，看完后令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在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小小年纪的雨来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无所畏惧。尤其是当他看到书上那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后，更加坚定了要保护交通员李大叔的决心。我心想，这么危险的情况下，雨来还能做到临危不惧，冷静地思考面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雨来，我真佩服你!面对凶恶的敌人，你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宁可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要救李大叔。你的所作所为令人称赞!

可我呢，相比之下，我不禁有些自惭形秽了。但凡遇到一点困难，我就胆小地躲在后面，在父母的羽翼下躲避风雨的侵袭，不敢直面困难，享受着父母给予的安逸生活，当起了缩头乌龟。如今，雨来的经历给了我极大的触动，我应该学着自己长大。雨来，谢谢你，你让我学会了不屈不挠、勇敢坚强的品质。我一定会把这种可贵的精神传承下去的!

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我觉得我们应该向雨来那样拥有可贵的品质，坚强不屈的精神。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从1931年那个刻骨铭心的“九一八”，一直到“对日寇最后一战”的1945年，在这场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战争中，为着民族大义与救亡真理，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董存瑞1929年生于河北省怀来县的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25日，解放军攻打中华民国政府军驻守的隆化城。董存瑞所在连队负责守军防御重点隆化城，据说，在冲锋时，遭到一个桥型暗堡的猛烈火力封锁。董存瑞便抱起炸药包，准备进行爆破。冲至桥下后，发现桥型暗堡距地面过高，也没有地方可以旋转炸药包。董存瑞便用手托起炸药包，拉燃导火索，与暗堡同归于尽。他的行为，使得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宣传的著名战斗英雄。在河北省隆化县北郊，有董存瑞的墓地和纪念碑，碑上刻着朱德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赵一曼1905年出生四川，原名李坤泰。1926年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女民族抗日英雄。1932年春，她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更名为赵一曼，先后在奉天(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斗争。翌年，为掩护与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老曹假称夫妻。1934年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总司令的妹妹。1935年秋，她兼任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地称她为“瘦车”、“李姐”，被当地战士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也为之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妇女。1935年11月，因养伤而不幸被捕。1936年8月2日，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远离家乡的白山黑水间。被捕期间，敌军对她用尽了酷刑，也没探露出半个字!赵一曼的精神永垂不朽!

……

逝去的不会再回来。点燃一支蜡烛寄托随风飘去的思念。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无数革命行列，仁人志士，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英勇战斗，直到战争的胜利，永远长眠在我们脚下的热土上。先烈用自己的身躯铸就了中国的铁长城，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因而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幸福的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为我们的祖国做出贡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 个人被迫着发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每当唱起这首歌，我的心中便充满了感慨!

此时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你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蹿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

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打虎照上书写“打虎将军”四个家，又把他调到卫队当贴身护兵。自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生活了7年。

1937年7月7日，日晕悍然进攻芦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27日，赵登禹将军率部宣誓抗日，赴南苑作战，以手榴弹、大刀对抗日寇的飞机大炮，一口气将数倍于我军的日寇驱回一里路，毙敌不计其数。

在这次战役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激战中阵亡，赵登禹率军向大红门方向增援，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将军牺牲后，国、共两党同时册封他为“抗日爱国将军”，以示永久纪念。为纪念赵登禹将军，北京人民把西城区白塔寺侧的一条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烈士遗骨安葬在卢沟桥附近的五道口。

史光柱，男，汉族，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1984年1月入党，2005年10月从77283部队副政治委员职位退休。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198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在1986年得春晚上，他以一曲《小草》震撼了无数人的心。1990年被总政治部、国家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中国残联联合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2006年被中国文联，中华基金会联合评选为“全国十佳卓越人物”。

在一九八四年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我是某团四班班长，代理排长。在攻击敌人阵地过程中，我先后四次八处负伤，左眼球被打掉了，右眼球被打进两块弹片，一直坚持指挥战斗，带领全排攻占了57、50号高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我只是尽了一个革命战士应尽的责任，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中央军委授予我“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我们部队接受了作战任务后，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兴奋。我给党支部写了血书，请求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决心在战斗中“ 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宁可死在山顶，也不死在山脚”。在临战训练中，结合班里的任务，我带领全班同志夜以继日地反复演练在山岳丛林里作战，怎样既便于指挥，又便于联系，便于协同。一九八四年一月，连队党支部根据我入伍以来特别是接受作战任务以来的表现，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指定我为战中排长的第一代理人。让我回去看一看。我很思念母亲，多么想看一看她老人家。但是，我懂得，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在这即将奔赴战场的时刻，应当怎样做，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向父母讲述了越军在我边境武装挑衅，占我领土，杀我边民，毁我田园的累累罪行。告诉父母亲，我正准备执行任务，不能请假。我的父母亲都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心情。在信的最后，我写道：“亲爱的爸爸，当你受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上了战场。你老人家等候我杀敌立功的喜讯吧!我一定让你老人家看到我的军功章。如果我牺牲了，你收到军功章，不要难过。如果不牺牲，战后我就带着军功章回来看望你老人家。那时你会自豪地微笑，你会说我无愧于党的培养，是你的好儿子。”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战斗打响了，我们二排的任务是：先攻占57号高地，尔后配合一排夺取越军连部所在的50号高地。我们四班是二排的主攻班。六时三十分，我排利用我炮火急袭效果发起攻击。敌人进行炮火拦阻，封锁我们进攻的路线。当我们冲击到58号高地于57号高地之间时，我排代理排长刘朝顺被炸成重伤。我扑过去给他包扎。刘朝顺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四班长，现在全排由你指挥，一定要打好，不要为我们排抹黑!”我说：“排长，放心吧，只要我不死，一定带领全排完成任务!”由于排长伤势很重，我把身上带着的三个急救包给排长包扎好，便把指挥机接过来，向连长报告了情况，连长当即决定，二排由我指挥，并命令我排迅速向57号高地进攻。我判断了一下方位，带领全排向57号高地冲去。冲击中，遇到三排的同志，我听战士们说，三排长、九班长负伤了，八班长牺牲了。于是，我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

57号高地左侧山包上两个机枪火力点向我们猛烈扫射，老山主峰上的高射机枪也不停地射击，两个战士在冲击中壮烈牺牲，全排被敌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我想，应当先敲掉敌火力点。于是，我指挥大家散开队形隐蔽后，低姿爬到一颗横道的大树旁便仔细观察，看准敌人一个正在喷着火舌的机枪火力点，迅速拿起牺牲在我身旁的战士的火箭筒，一发火箭弹将敌机枪打哑了。我猛地向右滚出两米，敌另一火力点向我刚才的位置一阵扫射。我指挥机枪压制敌火力，命令八班火箭筒手李林端干掉敌第二个火力点。李林端连射两发火箭弹，消灭了这个火力点，于是全排又向前冲去。

我翻过一棵被炮弹炸断倒在地上的大树，向前跑了四五步，刚卧倒，左侧树林中就向我打来几梭子子弹，“嗖嗖”地在我身边飞过，我觉得左小腿一热，意识到负伤了。我猛地掉转枪，往树林里一阵扫射，树林中没有动静了。我伸了伸腿，感觉到伤不重，来不及看伤口就又向前冲击。冲到阵地上，我向盖沟里打了一个点射，有个敌人刚想逃命，被我和几个战士同时开火击毙。这时，我发现敌环形工事火力点较多，冷静地一想，应该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就叫战友对敌人实施战场喊话：“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这时，顽固的敌人打来一梭子子弹，把我们喊话的话筒打坏了。我非常气愤，立即命令早已准备好的三个火箭筒手，连打了两个齐射，敌工事炸垮了。

同志们很解恨。我带领战士发起冲击。一个成都入伍的战友为了掩护我，被敌人一发罪恶的子弹打掉了下巴和牙齿。我命令一位新战士把他抢下去，他挣脱战友，在我胸口重重地打了一拳。他已经不能讲话，只能用这一拳来表示他不下阵地的决心。他匀握轻机枪与敌人对射，毙敌一名后，胸部又中弹，光荣牺牲，后来，我们在这位战友身上发现了一个鲜血染红的笔记本，上面记着这样一段话：“战友们，如果我牺牲了，我还欠四班刘有宏十五元，请我的父母还了。”他的副射手无比愤慨，端起轻机枪继续与敌人对打。打死了两个敌人，可是，不幸他也中弹牺牲了。牺牲前他对我说：“排长，你回去时，一定要去看看我的母亲，她有病。”

我们的战友说，牺牲我们自己，是为了更多的同龄人不再牺牲;我们的父母亲痛苦，是为了千万个父母亲不受痛苦，有的人说，我们是英雄。我们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已经倒下去了，他们才是英雄。我们活着的人应该为他们筑起丰碑，这种丰碑不是在大地上用钢筋水泥构筑的一个纪念碑，而是在你，在我，在他的心中树起一个心灵上的丰碑!

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打得更加勇猛，和三派一起攻占了五十七号高地。我迅速调整了一下战斗部署，带领战士们开始攻打五十号高地，五十号高地位于老山主峰东侧，上面有敌人一个连部。高地由三个小山包组成。敌人在正面设有堑壕、交通壕、防步兵绝壁、不规则的雷场和铁丝网，形成以高射机枪、重机枪、无后座力炮交叉火力和明暗火力相结合的防御体系。我和代理副连长李金平分析了地形、敌情，决定采取正面牵制、侧翼攻击的战术。我对全排同志说：“战友们，有的同志为夺取战斗胜利已经献出了生命，我们一定要冲上高地，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各班按照区分的任务，猛虎般地向五十号高地冲击。敌炮火随着高地上越军打来的曳光弹，在我们身边“轰轰”地爆炸着。我刚冲到一棵树旁，一发炮弹在离我头顶四米高的一根树枝上爆炸，同时，右侧也有一发炮弹接着爆炸。我只听“轰”、“轰”两声巨响，左肩打进四块弹片，血肉模糊，钢盔飞了出去，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左耳一阵剧痛，身体被气浪掀起两三米，顿时昏迷过去。为我包扎的战友连声呼喊：“排长，排长!”我从昏迷中被战友们喊醒，伤口一阵剧痛，脑袋“嗡嗡”地叫，左耳朵什么也听不见。我睁眼一看，排里的战士们一双双焦急的眼睛在望着我，并告诉我第一次冲击受挫。

我当时想，全排等着我指挥，排长委托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倒下。我咬着牙站起来，立即组织第二次冲击。这时，李副连长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光柱，你已经几处负伤，下去吧，我带部队冲击。”我说：“不，你是副连长，责任比我大，在后面指挥，我带同志们上!”在我的带领下，大家勇猛地向五十号高地扑去。敌人的冲锋枪、机枪、明暗火力一起吼叫，曳光弹到处乱飞，我呼唤炮火及时支援，全排迅速突击到敌阵地前沿。

这时，一排也冲了上来，两个排会合在一起。我的左肩肿胀起来，我不顾这一切，和代理副连长李金平一起指挥大家向前发展。在一片缓坡地带，遇到了敌人的雷场，我命令使用地雷开辟器，打开了五十多米长的通路。通过雷区后，是敌人设置的防步兵绝壁，高处约三米，低处约两米。我选了一个位置，组织战士们攀了上去。一登上绝壁，我和副连长立即组织火力猛烈压制山头上的敌人，四班、五班交替掩护前进，很快攻下第一道堑壕。我率先跳下堑壕，带着战士们向第二道堑壕发展。

在距第二道堑壕二十来米的地方，敌人一排手榴弹砸来，我第三次负伤，一块弹片打在喉部，一块弹片击进左膝。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时我虽已是五处负伤，但一刻也没有犹豫，命令机枪掩护，又继续向前冲去。在离敌前沿堑壕两三米的地方。我身旁的代理副连长李金平踩响一颗压发雷。我只觉得左眼像刀猛戳了一下子，脸部打进几十块地雷碎片，血肉和飞起的泥土堵住了我得嘴，闷得透不过气来，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用右手往嘴巴上抹了一把，喘了一口气，又在左脸颊摸了摸，摸着一个肉团子，想扯下来。拉了一下，左眼钻心的痛，我估计这是左眼球，眼球被打出来了。我喊了一声：“副连长!”身旁的战士说：“副连长的左小腿被炸断了。”我想，失去了指挥员，战士们就象失去了主心骨。敌人眼看就要崩溃，最后的胜利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奋战之中，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挺住。

于是我忍着伤痛，摸摸索索地扶着一颗小树站起来，高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为党为人民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向前冲啊!”同志们高喊着：“为排长报仇!位牺牲的战友报仇!冲啊!”我的血流得过多，有点顶不住，心想，我决不能死在第二道堑壕，我死也要死在顶峰上去。我摸起冲锋枪，向前吃力地爬去。不知什么时候，我摔进堑壕里，昏了过去。我一醒来，就问：“高地拿下来没有?”这时，只听见已来到我身旁的连长带着哭声对我说：“史光柱，高地拿下来了，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同志们把我从阵地上抢救下来，送到了医院。医生从我浑身是血的身上，检查出八处负伤，其中六处是重伤，双眼、脸部、喉部、左耳、左右臂膝上有大大小小的弹片好几十块，仅从脸上取出的碎弹片就有一小把。

虽然我的伤势很重，但我咬着牙坚持不哼一声。我对医生说：“别的伤不要紧，能给我保住眼睛就行了。有了眼睛，还可以看到战友，看到连队，重返前线。”医生告诉我，左眼球要马上摘除。我当时很难过，但我想：左眼球战场上就掉出来了，保不住就算了，能留下一只右眼也可以。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的右眼也打进两块弹片，眼球已经破碎，也保不住了。医生担心我忍受不了双目失明的打击，一时不敢告诉我。我从前方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时时盼望右眼早日见到光明，常常焦急地问医生：“我的右眼怎么还看不到东西啊?”医生总是婉转地安慰我。

但是，医生觉得总不能长久地隐瞒。一天，眼科陈主任来到我的病床前，对我说：“小史，你的右眼也保不住了，希望你要坚强。”一听这话，做梦都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我，捂在被子里失声痛哭起来。我才二十岁，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光明就向我告别了，今后陪伴我的将是茫茫的黑暗。生活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开始，我多么热爱连队火热的生活啊!我多么想在看到五光十色的世界啊!

同志们劝慰我，我好几天不吭声，我都苦苦地沉思，想了许多许多。我想起了过去那美好的生活：在足球场上奔跑，在篮球场上跳跃，在训练场上练兵……。如今，这些只能是永久的回忆了。我还想到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同时，我也想到中学时代就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结识的保尔.柯察金，想到了张海迪，想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想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

经过几天的痛苦思索，在医护人员和伤员战友的开导下，我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伤残面前应当怎样做。总政治部首长非常关怀我们伤员，专门从北京打来电话慰问，其中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希望我们早日恢复健康。党和人民的关怀，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舞，我决心振作起来，战胜伤残，做生活的强者。

中央军委授予我“战斗英雄”称号，这个荣誉应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集体，归功于牺牲了的战友。我只不过是高山上的一棵小草，大海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我和其他军人一样象一棵小草，为祖国母亲增加一点翠绿。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听到这句台词，人们的脑海里立刻就会出现一浓眉大眼、蓄着络腮胡子、手持驳壳枪的好汉——杨子荣。杨子荣在中国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大英雄，人们通过由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的电影、京剧，认识了这位在东北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的特级侦察英雄。

不过，这位大英雄刚刚参军时，仅仅是个炊事班的火头兵。杨子荣原名杨宗贵，他的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虽然父母一年到头努力干活，但杨子荣一家还是常常吃不饱饭。杨子荣从14岁起，就到缫丝厂做童工，用自己的双手挣钱，补贴家用。后来，小杨子荣还到码头上当过搬运工，到鸭绿江边当过船工，到鞍山矿区当过矿工。杨子荣从小就饱受欺凌，但养成了不畏强暴的性格。他在矿区工作时，有一次，看到日本监工毒打自己的工友，他气愤不过，一把夺过监工的皮鞭，狠狠地打了日本监工一顿，然后逃出了矿山。已经长大成人的杨子荣逃回家后，毅然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打击日伪军。日本投降后，杨子荣参加了东北人民自卫军。报名的时候，杨子荣因为从小敬佩《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就把自己的名字“杨宗贵”改为“杨子荣”。不过，杨子荣因为参军时年龄太大，结果被安排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手里没拿上枪，却拿上了烧火棍。

当时，杨子荣所在的部队在牡丹江一带消灭土匪武装，杨子荣经常借着往阵地送饭的机会，和战友们并肩战斗。有一次，一名班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连长一时找不到替代的人选，就让杨子荣担任班长。当上班长的杨子荣，很快在战斗中发挥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

有一次，杨子荣所在的部队攻打杏树底村，村里有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杨子荣虽然带着战友们进攻了多次，但敌人躲在屋子里，火力又猛，因此始终没有攻下来。上级命令部队炮火增援后，村子里又传来了妇女儿童的哭喊声。杨子荣听在耳朵里，急在心里，如果这样用炮打下去，就算把土匪消灭光了，老百姓同样也会遭受损失。于是，杨子荣向指挥部请示，要求独自到土匪群中去劝降敌人。

炮火暂停后，杨子荣挥着白毛巾进了村。土匪们一开始把杨子荣绑了起来，打算杀害他。杨子荣用以前学会的黑话与土匪对话，向他们解说我军的俘虏政策。当时，村里的土匪头目分成两派，许大虎、王洪宾这两个土匪头子是从别的地方逃过来的，而郭春富、康祥斌这两个土匪头子的家就在杏树底村。许、王二人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杨子荣乘机做工作，终于劝降成功，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杨子荣“单刀赴会”，一人劝降四百土匪的消息，成了部队里的特大新闻。

杨子荣立功后，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利用以前与土匪打过交道的经验，经常孤身一人化装侦察。他出门时经常穿着皮袄，戴着皮帽子，说话做事匪里匪气的，像个土匪的样子，因此骗过了不少不知情的战友和家乡人。又因为保密的需要，杨子荣不能给家里人写信，于是他的家乡人误以为杨子荣真的当了土匪。

在杨子荣的战斗生涯中，像“单刀赴会”这样的传奇故事不知发生过多少起。有一次，杨子荣去绥芬河侦察敌情，回来时路过一个森林小屋，发现有土匪在里面说话。杨子荣悄悄摸近小屋，在门旁突然大声喊：“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接着又喊：“一班堵房后!二班准备好手榴弹，不出来就往里扔!三班跟我来，准备抓活的!”屋里的敌人连忙大叫：“别扔手榴弹!我们投降!”杨子荣命令敌人先把枪扔出来，再一个一个脸朝地爬出来。杨子荣解下爬出来的土匪的绑腿，把他们一个个都绑起来，一起带回了团部。

杨子荣智擒“座山雕”的真实经历，比电影里的故事还要精彩。当时，“座山雕”张乐山带着身边的铁杆手下，隐蔽在深山老林里，并经常出山，抢劫百姓财物，杀害人民干部。于是，杨子荣带领五名侦察员，化装成土匪的样子，进山搜寻“座山雕”的老窝。

杨子荣带着战友们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好几天，找到了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发现一座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这些人从外表看很像伐木工人，但杨子荣觉得这些“伐木工人”有点不同寻常。于是，他试探着用土匪的手势和黑话与对方交流，意思是自己走投无路，想投奔“座山雕”。这时，一个工头和杨子荣搭上了话，他给了杨子荣一把锯子、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并把杨子荣等人带到20里外的一个空的工棚里，让他们等消息。

杨子荣等人在工棚里住了两三天，把苞米面都吃光了，可土匪一点消息都没有。

正当他们着急时，那个工头又来了。这次他带杨子荣与两个陌生人见了面。那两个陌生人一见杨子荣就用大段的黑话来考验他，杨子荣沉着冷静，对答如流，对方这才表示，他们是“座山雕”的副官和连长，同意收杨子荣等人上山入伙。

当“座山雕”的手下跟着杨子荣来到工棚，准备带大家上山时，杨子荣让战友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骗他们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自己人，等到了山上就放了他们。两个土匪信以为真，心想对方人少，他们山上的人多，也不怕出事，就一路带着他们往山上走。“座山雕”在上山的路上设了三道哨卡，杨子荣和战友们每过一道哨卡，就顺手牵羊把站岗的土匪都绑了，一起押上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后，杨子荣立刻带着两个战士冲进了棚子，里面的土匪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杨子荣的枪就对准了他们。棚子里一共有七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庞、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昭著的“座山雕”。杨子荣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和他手下的十三个土匪。

今天，我读了一个故事，是关于王二小的故事。

有一天，王二小象以前一样上山去放牛，他听到村里有枪声，回到村里一看，有很多人抱着小孩往外跑，他问一个大叔，大叔说：“日本人来了，我们要逃命王二小故事读后感300字王二小故事读后感300字。王二小一听，急急忙忙的跑回家说：日本人来了，我们逃命吧。”哥哥说：爸爸病成这样，咱们向哪逃。爸爸说：去放牛吧，丢了谁能赔得起。这时一个炮弹从天而降，炸了半个房顶，砸死了王二小的爸爸。这时，鬼子进屋了，他们抓走了王二小的哥哥。王二小要把哥哥救回来，妈妈给他准备了很多吃的。他到了那，发现哥哥已经死了。他很伤心。可是更伤心的是他回到家里，妈妈已经饿死了，原来妈妈把吃的都留给他了。他想报仇，开始流浪，四处打听八路军的消息。

很快，他认识了一个人，成了儿童团团员，他表现很好，立了几次功。有一天他上山去放牛，遇见了一个日本中队，队长把他抓来，让他带路。他把日本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日本人发现上当后把他打死了。可是日本人也被八路军打死了。王二小死的时候才十三岁。后来有人为了纪念王二小，写了一首歌，很好听，这一听就听了60年。

我很喜欢王二小，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