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战士的英雄故事【热门20篇】

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谢传兴没能上学读书，每天放牛时，就偷偷到学校听先生们讲课。久而久之，谢传兴懂得了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书先生也渐渐对这个小伙子有了好感。“一天下午，刘先生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说‘我姓谢，母亲是在逃难时一个山洞里生下的我，所以我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山’。他沉思片刻后说‘我给你取名叫谢传兴，好吗?’我当时高兴极了，又蹦又跳的。”谢传兴回忆说。

1942年，谢传兴15岁，刘先生见小伙子忠厚、老实，就让他帮忙送情报。由于好奇，谢传兴问是什么情报?刘先生严肃地说：“不该问的不要问，情报比命更重要，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只要安全送到对方就行了。”最后告知了相互的接头暗号：双方以各自的姓分解成的名字(如胡字为古月，谢字为言身寸)对接。

谢传兴以卖柴作为掩护，把情报装在猪尿泡(一节洗干净的猪肠子)里，然后藏在一根粗柴的缝里。从石岩寺到胡集街上有35里路程，要经过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守的黄土包、大浴口和胡集街头3道关卡。过黄土包关卡时，一鬼子用“三八大盖”顶住谢传兴的胸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太军，我的卖柴的干活。”谢传兴机智地答道。“我那时面黄肌瘦、皮包骨，黑得像炭一样，身上穿得破烂，一双布鞋没有后跟，脚趾都露在外面。旁边一翻译见状，扒光我的脏衣服，进行检查。我人小胆子大，不惊不慌。那翻译在鬼子耳边嘀咕几句后说‘你快快的开路开路。’翻译还给我写了一张‘已检查’的纸条。此后，这纸条成了我每次过关卡的‘通行证’。”据谢传兴回忆说。

到了胡集街上，谢传兴问了好多家饮食店老板要不要“古月”柴，他们都摇头不要。谢传兴又来到一家做粑粑的门前问：“师傅，你要古月柴么?”店家说只要“言身寸”。在收柴时，谢传兴示意了一下眼色，店家老伴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给了谢传兴两个“粑粑”充饥。并说：“你等会，我去去就来。”不一会儿，店家老板把一张纸条塞给了谢传兴，再三嘱咐要安全交给刘先生。后来，谢传兴知道了做粑粑的人姓“胡”，每次接到他送的情报后，就马上转送到街上一开药铺的老板，而他们都是新四军抗日地下党单线联络的交通员和管胡集、王家集、转头湾3个镇的交通总站站长。

为了以防敌人的检查，谢传兴也是经常变换藏情报的方式。有时藏在鞋帮里，有时藏在打湿了的衣领里或斗笠里。敌人见谢传兴经常挑柴去赶集，也就放松了提防，检查也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严了。

1943年，春节临近的一天，学堂的邱先生交给了谢传兴一项特殊任务：要护送一位先生到王家集找一个人。先生是生意人模样的打扮，骑在驴子上，而谢传兴就牵着驴子前行。当走到夏家河日伪关卡时，敌人要检查，那先生就说：“太军、老总，我们是到宜城做生意进盐货去的。”并从身上拿出一张经商的手续，鬼子看后又搜查了两人的全身，没发现什么疑点就放行了。“我们刚跨进一农家大门，就听先生喊了对方一声‘王书记’。原来，我护送的先生叫许超，是北山区委书记，是专程去跟王全国(襄西特委书记)汇报工作的。”谢传兴激动地说，“第二天，我们没有走原路，而是改走大浴口，顺利回到了北山抗日根据地。”

从1942年一直到日寇投降，3年时间里，谢传兴护送新四军抗日情报人员和情报达35次之多，并且做到了“保密无误”，为抗日战争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卫国戍边英雄团长”祁发宝

【人物与事件】

1997年，高中毕业的祁发宝入伍参军，驻守阿里地区，把如火青春奉献给祖国西部边陲的“生命禁区”。

祁发宝曾用四根帐篷杆子，在人迹罕至的雪山亲手制作了一根旗杆，为的是每周能和战友们正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他说，没有国旗，大家执勤就没有自豪感。为了节约物资，大家常去山里打柴。身为团长的他要求战士每次背柴不超过50斤，但自己却背100多斤。

去年6月，印度公然违背两国共识，在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悍然越线挑衅。在交涉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今年2月，祁发宝被授予“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

【语录】

阿里确实很苦，如果因为苦大家都不愿意呆在这里，那我们的边防谁来守?

——家人劝祁发宝调换到更舒适岗位时他的回答

【适用主题】

家国情怀;英勇;身先士卒;责任与使命

淘气的小孩1988年，邹凯出生于四川泸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加油机修理工，母亲是一名售票员。小时候的邹凯非常活泼好动，经常像只小猴一样上蹿下跳，每天在家时不时的给爸妈翻个跟斗，淘气至极。

被省队相中在姑姑劝说下，又考虑孩子好动，邹凯父母在儿子4岁时，把他送到泸州业余体校。在体校练了2年体操，93年邹凯参加省青少年运动会，一套高难度的完美动作，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裁判，随后被选入省队。

初露锋芒在四川省队，邹凯成绩逐渐提升。2001年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上，他出众的表现引起了国家队教练白远韶的注意。2002年，邹凯顺利进入国家队。2008年，年仅20岁的他，竟一举拿下三块金牌。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把孩子送去省队，孩子岁数太小不会自理，我们就每个月去看他一次，但即使那样还是会放不下心。”邹凯父母回忆说。

想要偷跑回家邹凯曾经有一次想从成都偷跑回家，“去成都之后，可能是不太想继续在那待了，他就想偷偷跑回泸州。他当时才8岁多，就知道自己去客运站买票回家，但是当时客运站的售票人员看孩子太小，就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的人员把他截住并通知了队里，我们也就知道了。”

得知儿子想偷跑回家，父亲一下就急了，“当时肯定很急，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坐车，如果出事了怎么办，我们也怕孩子丢了。”邹小龙和妻子第二天马上就坐车赶到成都，狠狠把儿子批评了一顿，不过当时并没有动手打儿子，“孩子毕竟还小，不太懂事，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邹小龙说。

逐渐成长有过这一次的“偷跑”事件之后，邹凯就再也没有萌生过放弃的念头，在四川省队，他也逐渐成长起来，将那些原本比他强的队友一一超过。最终得到了国家队教练白远韶的注意，被招收进了国家队，这又是邹凯另一个新起点。当初一直想要接儿子回家的朱世群，现在还庆幸自己没有狠下心来，“幸好现在孩子也很有出息，这是他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回报。”朱世群说。

邹凯从事体操这些年来，基本没有大伤，基本都是一些小伤小病。“邹凯他们国家队教练会教运动员如何保护，因此邹凯自己有一个自我保护能力。”

曾被甩出车外邹凯妈妈说：“邹凯跟着爸妈坐出租车去会亲戚，当时走在泸州市非常繁华的一条街道上，坐在出租车后座的邹凯，突然在一个转弯处被甩出了车外。原来不也知道什么原因，邹凯左侧的车门没有关严，这样在汽车转弯时，离心力把只有5岁的邹凯从车里甩了出去。”

体操救命不过最令她庆幸的，还是当初选择让儿子练体操，“邹凯小时候就协调性特别好，他甩出去的时候应该是在地上打了几个滚，让他在落地时有了缓冲，这样摔得就不算太严重，等于练体操救了他自己。”

邹凯的母亲朱世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当初送邹凯去学体操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让体弱多病的儿子锻炼一下身体。

邹凯妈妈朱世群：“我们不能跟乒乓球运动员去比，因为从事的项目不一样。我们觉得只要是他们都是奥运冠军，获得的国家奖励都一样就行，其他方面的奖励我们作为家长就不好评价。”

“最简单的来说，以前我们上街买衣服之类的，可能最多几百块一件，还得考虑考虑，毕竟我们夫妻都是工薪阶层。但是奥运会之后，现在再上街买衣服不太需要考虑太多，只要不是太贵，一、两千的衣服我们都能接受。”邹凯妈妈说道。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采取果断、有效措施，以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组织动员，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尊重和支持。

中国政府全面及时、客观真实的信息披露有效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针对此次疫情制定相应政策、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可靠依据，凝聚起联防联控的广泛共识，为全球范围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强大正能量。

中国有句老话“大难见真情”，经过这场疫情灾难，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发自内心地说出“中国，我爱你!中国加油!”。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疫情不仅带来挑战，也历练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坚强的民族，疫情不仅意味风险，也砥砺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的强大，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年收入翻几番、人均GDP增长多少，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使命和初心等民族信仰、民族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的提升。我们今天所看到中国十几亿人民、军队、医护人员、党员干部等各领域工作者在抗击疫情战役中无私奉献和付出，正是这种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们用自己内心最真挚的善良为这个社会传递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更用自己的温暖与大爱感动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他们让我们感觉到了中国这个大家庭的美丽与和谐。它见证了中国大国之担当!它彰显了中国人大爱之壮举!

短时间内迅速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中国速度在“云监工”下向全球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工程能力;快速分离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并同世界分享，中国科研人员交出的答卷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攻关能力;全国一盘棋，兄弟省份支援湖北，亿万民众齐上阵，展示了中国强大的领导、组织、动员能力。中国战“疫”，体现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信心，更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担当。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许多措施实际上正在成为疫情应对的新标杆。”“如果不是中国，国际防控新冠肺炎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我毫不怀疑中国对透明度和保护世界人民的承诺。”连日来，谭德塞每次公开讲话，都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多国政要也都公开表态，声援中国战“疫”。面对疫情，世界在诠释，什么是命运共同体。

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历史从未因疾病停止前进的步伐。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有中国政府和人民强有力的担当，有国际社会的协同配合，中国人民必能战胜疫魔，阴霾终将散去，依旧春暖花开。

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

邱少云,1952年10月，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击，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

12日12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弹，其中一发落在他潜伏点附近，草丛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实践了他在入党申请书中所写：“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钢铁誓言。

战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赵连有22岁，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反动军队里，他受尽了欺压和凌辱。1947年2月，在解放吉林的战斗中，他脱离虎口，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在第三纵队第七师二十团一营机炮连当战士。

1948年10月12日，赵连有所在部队参加了攻打锦州大门配水池、清扫外围的战斗。战斗打响后，赵连有所在一营主要战斗任务是歼灭配水池的守敌，机炮连进行掩护作战。战斗异常激烈，突然，敌人弹片飞来，击中赵连有背部，流血不止，但他仍然坚持发射。赵连有和战友们一道以“打铁汉”的豪迈气概，打垮了敌人30次增援和反扑，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攻克配水池，全歼守敌。

10月14日上午赵连有所在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相配合，接连攻克了铁路管理局、火车站、交通大学等坚固防守点。冲破了敌人一道道封锁线，拿下了一座座明碉暗堡，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了锦州的坚固城墙，开始了艰苦的街巷攻坚战。经过一阵勇猛冲杀，摧毁了敌九十三军军部、六兵团司令部及其直属机关和范汉杰的东北“剿总”指挥所，迫敌五十五师2000人投降。在这次解放锦州的战斗中，赵连有冲锋在前，英勇歼敌，荣立了战功一次，并由战士提升为班长。

1949年初，赵连有所在一营担负解放天津的主攻任务。攻克南开大学、海光寺、中原公司等敌人据点时，赵连有和战友们一起，用炮火摧毁了一个个敌军据点，为天津之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上级首长的表扬。平津战役后，部队稍事休息就开始南下。

1949年9月，赵连有所在的部队强渡长江，直奔湖南，去歼灭国民党残敌白崇禧两个主力军。10月参加了“消灭白匪军，向新中国献礼”的衡宝战役。10月15日，赵连有参加了解放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的战斗。战役结束后，师部党委给赵连有记战功两次，由班长提升为排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3月，赵连有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他所在的机炮连掩护一营登陆作战，完成插入海南岛敌人心脏的艰巨任务。赵连有表示：“这次跨海出征，不立战功，决不回来!”

3月5日傍晚，担负渡海任务的先锋营，分别登上18艘木船，乘风破浪，向海南岛方向进发，飞速奔向指定的登陆点。午夜，船队正航行在琼州海峡的主流时，突然风停了，船帆没风，简直无法向前航行。赵连有心里急得火烧火燎，忙操起铁锹当浆用，奋力划起来。6日拂晓，当他们划到能够看见海南岛西海岸时，岸上的敌人发现了船队，以猛烈的炮火向船队射击，炮弹像冰雹似的向船队飞来，各船冒着敌人的炮火，不顾一切强行划向登陆点。下午1时，离登陆点儋县超头市还有10余里时，突然飞来4架敌机，临空扫射，敌人的两艘炮艇也尾随而来。同时从白马井方向又驶来十多艘敌舰，排成一字横队，企图阻挡我军船队前进。赵连有气得瞪大眼睛，把炮杆牢固地卡在卡盘上，把炮弹装好，向敌舰猛轰，掩护我船队前进。我船队离岸只有几百米远了，岸上的敌人向一群蝗虫一样进入沿海工事，向我船疯狂射击。船离岸边只有200米了，战士们迅速涉水登岸，弃船向岸上冲锋。这时，机炮连各船集中火炮、机枪掩护部队突击。战船遭到敌人炮弹的震动，船身颠簸起伏，不能用炮架射击。这时，赵连有机智地抱起炮身，迅速将炮弹填入炮口，随着一声巨响，把地堡和敌人一齐送上了天。接着赵连有一气儿打出二十多发炮弹，发发命中。敌人阵地上暗堡一个个被掀翻，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

当敌人的增援部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冲了上来，赵连有所在的帆船桅杆和篷绳被打断了，篷布被打得千疮百孔，有三发炮弹在船头跟前爆炸，炸起的水柱把船掀的老高，赵连有死死地抱着炮身，以惊人的毅力，连续发射五十多发炮弹。在他准确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先锋营终于冲破了敌人海陆空封锁，摧毁“伯陵防线”，一鼓作气地冲入敌军阵地，歼灭了临高城守敌一个师，占领了滩头阵地，和先遣的接应部队及坚持孤岛斗争的琼崖纵队胜利会师。5月23日解放了海口，30日解放了榆林港、三亚，胜利结束了海南岛战役，海南岛得到了解放。

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司令部、政治部根据赵连有的英雄事迹，给他记海南岛登陆战斗大功两次、小功一次。8月31日，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三届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他被授予 “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并奖励他绣有“英雄炮手”4个红字的上衣一件，这时他已由排长提升为连长。

1950年10月19日，26岁的赵连有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951年2月，赵连有所在的部队参加了朝鲜第四次战役——横城反击战，他任机炮连连长。战斗打响后，赵连有率领机炮连猛烈向敌人阵地开炮，一举摧毁敌人多处地堡和多条战壕，同其他部队一起，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其防线一举被我部队突破。经过激烈的战斗，迅速地攻占了横城阵地。

次日，遭到沉重打击的敌人，更加气急败坏，调来无数架战斗机和大炮，对我军占领的阵地进行疯狂的轰炸和低空扫射，配合地面猛烈的炮火进行反扑。当一架敌机向下俯冲时，赵连有对准敌机，用高射机枪猛烈射击，一连两架敌机中弹起火，拖着一股黑烟坠地。当他正准备继续打击敌人时，突然，敌机抛出一颗炸弹，落在赵连有身旁，随着一声巨响，他倒下了。为了援助朝鲜，保卫祖国的安全，赵连有献出了年仅27岁的宝贵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根据赵连有在战斗中的突出表现，追记他大功一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自由独立勋章”。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年代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瞭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改名《小英雄雨来》被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抗日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威震敌胆，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的回民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报国无门，因不满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卸甲，到了故乡河北省献县东辛庄。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马本斋在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回民支队，任司令员。1942年8月，回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改编后的回民支队，在马本斋的率领下，战斗力不断提高，队伍发展到2000多人，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浴血作战，奋勇杀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

在党组织帮助下，在人民军队的大熔炉和抗日战争烽火硝烟的考验中，马本斋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深深地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事业，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为祖国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底，马本斋在率部参加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反蚕食战斗中，颈后长了毒疮。由于战事繁忙，加之缺医少药，未能及时治疗，不久病情加重。1944年1月底，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出发前，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不幸病逝，时年42岁。

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

在这个清明假期，我重温了一本叫做《小英雄雨来》的书。这本书着重写了雨来和他的小伙伴们，八路军们与敌人斗智斗勇，雨来因此成为了一个八路军小战士的事。赞美了中国人民应有的民族气节，全国内外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美好品质。

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感慨万千，那时的旧中国，是黑暗的，自私的，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可是人们却能够意识到要抵御外敌。真让人惊讶：原来中国是有希望的。

这本书写了很多内容，如：……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篇.主要内容是:雨来被日军逮到了,要求他引路,去找八路军。聪明机智的雨来把敌人引到了地雷区，结果，几百人的队伍被地雷炸得和被埋伏着的八路军打的只剩三十多个人。你说，这不能反应雨来的聪明机智么?

其实，雨来不仅是一个，他的形象代表绝大多数参加儿童团的孩子。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聪明，让中国强大起来还没有希望么?

但是，在现代的浮躁的生活中，大家不觉得少了些什么吗?如果你生活在过去，想见你的朋友，你即使会越过千山万水，你也回去，而不是随意的打个电话，发条短信糊弄一下就过去了;在以前，你想做一名科学家，你会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得出，而现在，你会用一个数学算式糊弄下去。

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题记

在这寒风凛凛的冬天，正当人们怀着欣喜与期盼时，新型冠状病毒将魔爪伸向了武汉。一时之间，武汉这座人口达千万的城市，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而这场疫情也迅速地在祖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自从冠状病毒爆发后，大街上不再是往日的繁荣，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大多是步履匆匆，神情紧张。小超市里、小区前，或多或少总站着测体温的人，大家都生怕把病患放进去，感染其他人。于是，整座城市一片死气沉沉，氤氲的只是寒气与寂寥。

但我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阴雨之后，必是晴天——只要我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疫情必会迅速远去，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广大人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的去当志愿者，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出一份力。更有不少人挺身而出，他们也是这芸芸众生中渺小的一个，他们有亲人，也有朋友，但这绵绵的情更坚定了他们义无反顾的脚步，为了我们共同的家，所有人都在努力着，每一个华夏儿女“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都尽自己所能去照亮自己与身边的人。

这份光芒中有着勇气，这份勇气中夹杂着不舍，这份不舍中蕴含着真情。他们掬着不舍，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用星星之火，照亮了绝望者的天地。

他们是谁?他们是医护人员，是党员干部，他们是抗疫战士，他们在为生命而战斗，这是大义与大勇。但在奉献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我们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或许，我们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亳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红日总会升起的，但在此前，我们不若化为萤火，照亮一方天地。待到英雄归来之时，中国必将光芒万丈。

孩子们，今年是抗战胜利71周年，我们在这一天要“缅怀英雄”，学习英雄勇敢英勇的精神，更要自己学习更多的本领，茁长健康的成长，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热爱自己的祖国。今天小编就来分享抗战英雄赵登禹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抗战英雄赵登禹的故事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任冯的随身护兵。1926年参加北伐。1933年，任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旅长，后任第132师师长。

1933年初，日本 侵略军越过山海关，开始侵袭热河省，在3月4日攻占了承德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10日，日军逼近喜峰口。赵登禹率部星夜跑步急行军40华里，在日军之前抵达喜峰口孩儿岭，并将敌先头部队击退，在孩儿岭及口门一线稳定了前沿。为了有效消灭进攻阵地的敌军，赵登禹要求部队待敌进至百米之内，再突然出击，以手榴弹炸，用大刀砍。

由于两军混杂，使敌飞机、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入夜，赵登禹又利用敌军警戒疏忽，率部从两翼迂回敌人侧后，进行包抄袭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死伤甚众。战斗中，赵登禹腿部被炸弹击伤，但仍裹伤出击率部众与敌肉搏相拼。激战数日，敌人多次攻击不果，锐气尽挫，中国军队取得喜峰口战役胜利。喜峰口战役，共歼灭日军五六千人，狠狠地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全面抗战爆发后，7月下旬，日寇调集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担任132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抗击日军入侵，守卫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40余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并有3000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132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

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遭致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毛泽东 同志曾高度评价 赵登禹等国民党抗日将领，称赞他们在执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5年后，北平市政府将北沟沿改名为赵登禹路，以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次修缮。

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 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

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 牛，就叫他带路。

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 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日子，却因为病毒的来临，打响了这场“疫情”狙击战，让无数人投身于奋斗，奏响战歌。它扰乱了我的安静。大年初二，我本应该与家人和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谈论着家常。病毒的突然侵入，让华夏堆砌起了防御的高墙，没有人上门拜访，没有人上街晃荡。早上十点安静得像凌晨。我不悦，新来的客人夺走了欢愉，夺走了人民的康健。我抗拒，戴起口罩，勤通风，做好了一切防护。这是我能表达我的支持的方式了罢。毕竟学生能做些什么呢，怀揣一颗心，关注所有消息关注周围环境，微薄的献出支持，这份力量是不会被削减的。它扰乱了我们的安宁。过了年，我和老师同学们本应该相会在学校，快乐而又紧张，汲取知识，学习中玩闹。人与人之间没有心灵上的交流，人人都是烦闷且惊惶不安。病毒的扩散迅速，让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隔离，逐渐滋生烦躁。中国乃礼仪之邦，自古便礼尚往来，既然它送了我们这样一份大礼，当然要还击回去。在不出门，不添乱，做好本分的前提，进行线上授课，即使病毒肆虐，仍然尽到学习的本分，修养心性。勤学努力造就人才，放纵懈怠毁灭自己，特殊的时间，考验着我们的心。怀揣一种思想，配合所有工作的同时调整好情绪，纠正所有人的轨道，这份情谊是慢慢递增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个人扛在肩上的责任，既来之，则安之。不出门，不给国家添乱，不会惶恐。这便是人民能奉献的一份力罢，或许中国人民的心是连结一起的。“平生铁面心，忘家恩报国”舍小家为大家，医务人员做到了，他们是以手术刀作为武器的战士，辟开前方的道路，冲向黎明。所谓奋斗前线的人，他们贪的是命。而待在家里的人，他们想的是国，心心念念，寸步不离，捐赠一切物资，哪怕一声小小的“中国加油”，处处皆是情。人民之心皆如此，相互扶持相互努力。这位新客人的到来打不灭情谊，打不灭相映的心灵。疫情发展磨不破华夏二字，打不败中国。临患不忘国。正是人民的力量将带领中华挺过一次次艰难，如今，华夏儿女又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次书写无畏的华章。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将江西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以纪念革命烈士赵博生。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1924年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团附升至军参谋长。期间赵博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于 1931年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赵博生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14日，赵博生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所部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赵博生先后任红5军团14军、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他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建黎泰等战役战斗。每战他都亲临前线，屡建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8日，赵博生与敌人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942年12月，刘伯承迎来了50岁的生日。此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空前残酷。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并指示，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刘伯承举行万人庆祝大会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斗志。在这种情况下举办祝寿庆典，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从斗争形势和政治需要出发考虑的。

刘伯承得知129师政治部要为他举办祝寿活动的消息后，内心十分不安，始终不愿意说出自己生日的具体时间。政治部的人员设法询问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而汪荣华也不肯说出刘伯承的生日。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在12月16日为刘伯承庆祝生日。

与此同时，八路军129师《战场报》和太行山《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部各派1人，前往师部采访刘伯承。记者希望刘伯承谈一下自己的经历。刘伯承只知道组织上安排来人要对他进行采访，并不知晓具体内容。当听到记者是奔着他的个人事迹而来时，顿时有些懊恼，便不客气地挥着手说：“算了!算了!莫谈这些好不好?你们都晓得，粉碎九路围攻过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我对他说，你只能写战士，不准写我。要不，我不同你谈。即使你写出来，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略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就回去吧。”

兴致勃勃前来的记者，被一瓢冷水泼得愣住了，但还是不甘心地进一步申明说：“师长，不是给您庆贺50岁寿辰嘛!这是我们的工作呀!”刘伯承闻言后更坚定地拒绝说：“庆啥子寿嘛!我不晓得。你们无事找事，不要这样搞好不好?群众都还没有吃饱肚皮!走吧!走吧!”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毛泽东和朱德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捉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在百团大战中，王家峪儿童团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晋察冀边区儿童团破坏日军的交通干线近百次，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和扫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儿童团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去了乐趣和希望，同时壮大了抗日队伍的力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朱德总司令为悼念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壮烈殉国而写的一首诗。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著名军事家。周恩来称他“足以为党之模范”，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他1905年3月15日生于湖南醴陵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1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第15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红1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他参与指挥所部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役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和东征等战役。1936年5月，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率部参加了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战爆发后，左权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后兼八路军第2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1942年5月25日，他在山西省辽县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为纪念左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平原上，活跃着一支以回民兄弟为主组成的部队━━回民支队。这支部队屡建战功，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毛泽东称其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就是这支英雄支队的司令员。

马本斋，1901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早年投身奉军当兵，逐级升至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毅然弃官返乡。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家乡组织回民义勇队，奋起抗日。1938年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次年教导总队改称冀中军区回民支队，任司令员。马本斋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在回民支队和广大群众中有很高威望。从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率部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打得敌人闻风丧胆。

马本斋在革命斗争中深深感受到党的伟大，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的伟业。”1938年10月，马本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长期的艰苦作战，马本斋身患重病。1944年1月，在回民支队奉命开赴延安前，他抱病作了最后一次动员报告，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莘县病逝。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当我们吟诵方志敏的不朽诗篇，无不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肃然起敬。

方志敏，1899年 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