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战士的英雄故事【经典20篇】

1940年的一天晚上，杨靖宇带着十几名战士向濛江东边大森林进发，但不幸被叛徒告密，陷入了日寇的包围圈里，与敌人周旋五天以后还没突围，这时情况危急，杨靖宇果断的叫大家分开走。杨靖宇把战友安顿好后，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只身一人与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23日凌晨，杨靖宇不幸被敌人的坐探发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靖宇丝毫没有动摇，杨靖宇负了重伤，他毅然决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了。杨靖宇虽然倒下了，但他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优秀的中华儿女走向抗日前线。

董存瑞，一个十八九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椭圆的脸，浓黑的眉毛，眼里透着稚气和严肃，立过四次小功，三次大功，获得三枚勇敢奖牌，一块毛泽东奖章。

"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正因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敌人吹嘘到："共军要能打下隆化，咱们把承德送给他们。"而后，敌军更加肆无忌惮的欺压老百姓，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因该我去。"(促销广告语)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那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悲哀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那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刻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重，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随着"吱吱"的响声，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性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性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性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咱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

《鸡毛信》是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喻户晓的电影。影片主角是12岁的儿童团团长海娃，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途中却遭遇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9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还记得小时候我只喜欢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兵张嘎》，《英雄王二小》，描写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儿女》，还有毛泽东，董存瑞，周恩来，黄继光，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和这些闪亮的的名字，在我那幼小的心里面扎下了根。

那个是候看电影时，我总是要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当我知道好人时，总会在心里为他们默默地想着一定要胜利。但往往都要流血牺牲。他们毫不在乎。所以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最喜欢王二小，他家从小就很贫穷，但为了大家的安全，他牺牲了自己。事情是这样的：王二小在放牛，在这时，来了一群日本鬼子。鬼子让他给他们带路，王二小为了保护群众把敌人骗进共产党的包围圈，敌人知道中计了，便把王二小给刺死了。这个故事我总是百听不厌 我觉得王二小太可怜了他很坚强所以我喜欢他，我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着伟大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就是飞上天，他每天观察鸟儿飞翔，一个人说：“你一个傻子是不可能飞天上去的。”不久后世间大战来了，他想到把炸药绑在会飞的东西上，他一直研究终于成功了但他的生命没了。我很敬佩他。

我们每个人不能总想着自己，也要想想别人，做出贡献。

[英雄人物故事的作文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当我读到这精辟蕴涵哲理的诗句时，脑海中便浮现出那句话“不以出身论英雄”。 "From a small thorn head, but now I feel artemisiamid. When people do not know Ling Yunmu, wait for Lingyun to start high."In the philosophical verses, the sentence appeared in his mind, "Do not talk about heroes from origin."

不以出身论英雄。“阿根廷玫瑰”贝隆夫人正是当中的佼佼者。卑微的出身并没有让她从此屈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她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也成为了万人敬仰的总统夫人。她为国家鞠躬尽瘁，为慈善奔波卖力，终让她成为人民英雄。

卑微的出身没有成为贝隆夫人的绊脚石，反而正是由于这个而让她练就了不怕挫折，勇往直前的品质。出身成为她不断向上奋发，成就个人辉煌的催化剂。

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最终他揭竿起义，成为平民英雄;李明博不为出身而自卑，奋发图强，凭实力成为成功的商人，最后又蜕变为总统;希尔顿遭人羞辱后，立志图强，终成为享誉全球的“酒店大亨”。

这些英雄，他们拥有卑微的出身，他们曾遭人蔑视，但凭借坚不可摧的斗志与毅力，他们成就了各自的事业与人生。正是卑微的出身，让他们领略过酸与苦，他们才能顶着世人施加的压力，平静的对待坎坷的际遇，朝着目标前进，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英雄。

反观，现在社会上的“富二代”却让人心寒。虽然他们有令人羡慕的高贵出身，可是他们却并没有让人肯定的作为。“富二代”烧钱炫富，当街上演激吻好戏等等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除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资本，他们毫无建树。

他们的不思进取，依仗父荫，好逸恶劳让人生厌，但也显得卑微出身的英雄们更加耀眼夺目，让人羡慕钦佩。

卑微的出身是庸人的伤痛，但却是英雄奋斗的资本与动力。卑微的出身是庸人难以启齿的“秘密”，但却是英雄如猎鹰般搏击长空的气魄。

不以出身论英雄，因此我们不应因平凡甚至卑微的出身庸人自扰、自怨自艾，不应羡慕那些拥有高贵出身的人。

不以出身论英雄，真正的英雄面对世人的冷嘲热讽总能一笑置之，埋头于自己的事业中，用事实反击那些目光短浅的人。

不以出身论英雄，真正的英雄能化劣为优，傲视群雄。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高志航大队长首战击落日本轰炸机六架，创下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立即以海陆空三军，展开对上海大规模攻击作战，日军在开战之初，就企图以优势的航空兵力，歼灭刚刚培训成立的中国空军。事实上，日本空军当时根本不认为"年幼的"中国空军有任何的战斗力。

因为就两国兵力比较，日本拥有自行生产的先进战机三千二百架，而中国只有购买拼装二手各国杂牌战机三百架，训练与后勤均落后于日本许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中国空军主动对黄埔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发动攻击，日军盛怒下立刻调动从台湾飞来的木更津联队与鹿屋联队战斗机，企图一举消灭南京、上海地区之所有中国空军基地。出国留学网不料当天入侵的日本机动群，遭到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长高志航率领的战机反击，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击落日机，首开中日空战全胜纪录，打破了"皇军无敌"的神话。

全国百姓从广播里知道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一泄屈辱之气。国民政府宣布八月十四日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大队长被誉为"空中战神"。

高志航，一九0八年出生于东北一个农户家庭，十七岁获东北陆军军官学校选派赴法国航校学习飞行，虽然是异国学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他精力充沛，好学不倦，基本飞行技术掌握很快，继而专修驱逐机专科。学成归国后，任张学良部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队员，再担任东北航空教育班少校教官。

九一八事变后，高志航不愿在东北当顺民，登上了满载流亡难民的列车，入关南下投效中央，定下了抗日复仇的决心。一九三三年，高志航进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学习，毕业后以上尉阶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一九三六年底，高志航调任第四大队队长，他一贯严于律己律人，号召平时如战时，吃饭限时五分钟，加油自己动手，不假手于他人，生活上亦与部属同甘共苦。在他的训导下，第四大队训练精进，成绩特优，成了一支赫赫有名的队伍，他本人也于次年五月晋级中校。

一九三七年上海保卫战爆发当日，第四大队由河南周家口奉命立即迁到南京，担任战场制空任务。八月十四日，高志航在杭州笕桥机场接到警报，驻在台湾的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十八架轰炸机越海来袭，他立即命令第二十一中队"飞机不要停飞，一半起飞警戒，一半加油待机出击"，并以信号指示正好赶来的二十二、二十三中队留在空中，他自己架机霍克三式战机升空，率队迎战来犯敌机。当他在空中发现敌机时，便作了一个动作，提醒跟在身后的机群，自己架机直扑过去，瞄准一架敌机，一阵炮火，首创纪录，僚属见状士气大振，纷纷加入战斗，四处开花。短短的空战，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我方毫无损失。

当晚，日本广播称"十八架飞机中，有十三架失去联络"。

八一四笕桥空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重创强敌于空中的纪录，是中国空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日本则为讨回军威，在第二天即对中国空军作全面报复性攻击，结果，在连续三天的中日密集空战中，日机再被击落四十六架之多，木更津与鹿屋联队可以说出乎意料地被中国空军打得溃不成军。

高志航不久便升任空军驱逐司令，同年十一月，他奉命至兰州接收苏联E-15驱逐机，率机十三架飞抵河北张家口机场，二十一日清晨，遭长城方向飞来日本飞机九架袭击机场，他一面命令飞行员迅速起飞参战，自己不顾日机机枪炸射，飞奔强行登上座机，命机械师开动引擎失败，此刻，一颗炸弹落在他机舱前头，高志航与座机一同被炸得粉碎，机场同胞见状纷纷落泪，烈士时年二十九岁。

高志航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追赠他为空军少将。

任常伦1938年就加入了胶东抗日自卫团，参军后，他先后参加过120多次与日伪的大小战斗，9次负伤。每次战斗，他都是冲锋在前，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痛，一直坚持战斗到底。因战功卓着，1944年8月，任常伦被胶东军区授予“一等战斗英雄”称号。

1944年11月17日，在山东海阳长沙堡，5连的前身——胶东军区主力第14团5连随团参加了对日伪的伏击战。

这时的任常伦刚刚参加完山东军区英模大会，当时还没有给部队作传达报告，再加之他身上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肩膀里还嵌着弹片，部队领导不想让他去一线，但任常伦坚决要求参战。

战斗中，大股的日军向14团指挥所附近的5连阵地扑过来，5连迅速截住敌人，与日军展开激战。团指挥所设在5连左后方，由于通信员来回奔跑，指挥所位置暴露，敌人组织起两个小分队，向团指挥所袭来。5连3排立即组织反击，激战中排长负伤，情况十分紧急。这时，任常伦站了出来，他把第九班编成两个组，向日军两翼迂回发起攻击，在连续打退日军4次冲击后，全排弹药用尽，望着蜂拥而来的日军，任常伦端起刺刀带头冲向日军，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在连续刺杀5名日军后，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任常伦的牺牲激起了战友们满腔怒火，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官兵们发起反攻，从不同方向夹击日伪军，敌人最终仓皇逃窜。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258人，俘虏12人，缴获武器、物资一大批。这是日军侵占胶东以来遭遇的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得知任常伦牺牲的消息后，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悲痛万分。这一天，他汤水未进。为了纪念任常伦，许世友司令员亲自组织召开胶东军区扩大会议，授予任常伦所在5连为“任常伦连”，确定英雄牺牲当天11月17日为建连纪念日，并号召广大指战员奋勇抗敌、坚持到底。

胶东军民将任常伦的事迹谱写成《战斗英雄任常伦》之歌，这首歌成了5连的连歌，长沙堡战斗中，任常伦用鲜血铸就的“轻伤仍杀敌、重伤不叫苦、舍命杀顽敌、坚持干到底”的“任常伦精神”成为连队的连魂。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5连官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始终保持着打仗赛猛虎、冲锋在前头的优良作风，不断努力前进。

1948年10月，在举世闻名的塔山阻击战中，5连担负一线守备任务，官兵在阵地上打出“寸土不丢、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地堡打塌了，跑到战壕打，战壕打平了，再转到弹坑打，打光了手榴弹就拼刺刀、拼石头，最终将国民党最精锐的独95师打得溃不成军，用生命扞卫了“任常伦连”的荣誉。战后，5连分别被纵队和师授予“英勇善战连”和“英勇顽强”锦旗，并荣立纵队集体一等功。

进入新时期以来，5连官兵先后参与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支援国防光缆施工、98抗洪、2008年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等大项任务，他们像任常伦一样，用血肉之躯扞卫着祖国的疆土，用牺牲奉献书写着对党的无限忠诚，用行动践行着人民军队的崇高宗旨，连队再次被集团军授予“攻如猛虎”锦旗，并先后两次荣立集体一等功。

2009年，任常伦被中组部等11个部委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作出突出贡献的英模人物”，这一喜讯让连队官兵倍受鼓舞，给连队全面建设增加了新的动力，2009年以来，连队先后5次被上级评为“全面建设先进连队”、“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抗日英雄——王二小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于1928年出生在河北省沫源县上庄村，今河北省保定，

为了掩护几千名老乡和干部，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把王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干部和老乡脱离了危险，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了。王二小的动人事迹很快传遍了解放区，每一个老乡都含着眼泪，歌唱二小放牛郎。为了纪念抗日小英雄王二小，为了学习和发扬王二小的革命精神，我给大家讲一个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团长，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后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为了纪念小英雄王二小，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在二小的家乡涞源县上庄村建设了“二小希望小学”，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作家陈模创作了革命传统纪实小说《少年英雄王二小》。

抗日小英雄王二小英勇牺牲50多年了，但是，他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将永远鼓舞和激励我们，我们要学习他们忠于祖国

、热爱人民、艰苦奋斗、争创一流、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他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天保，1926年11月出生于陕县西张村镇(原宜村乡)丰阳村。家境贫寒的他读完小学后再无力上学，回到家中帮父母干活。1939年11月的一天，同村一个早年离家名叫王建平的年轻人突然从外地回到村里，一有空便找王天保谈话，讲外面的故事。原来王建平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副官，此次是专程奉命回老家来发展进步青年的。在他的影响下，不久，王天保及村中的几个年轻人便决定投身革命，一起奔赴延安。这年，他年仅13岁。

那时王天保太小了，别人都说王天保只有10岁。坐火车售票员都主动让王天保买半票。可王天保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他们先到达了西安，王天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道，被安排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那时最小号的军装对王天保来说也显得十分肥大。1940年初，几经辗转，王天保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步行20多天，从西安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已经成长起来的王天保先后在延安中央出版局、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工作。战火的熏陶使王天保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念。1945年，王天保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王天保转入部队，被送到东北航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3年后，他学业期满，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批飞机驾驶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动用了大量拥有先进装备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机群遮天蔽日，对朝鲜北部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宁静的朝鲜北部三千里河山上，许多城镇和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边境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野蛮轰炸。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全力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195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八师接到任务：由24团出动轰炸机群轰炸驻扎在朝鲜铁山半岛一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雷达站，王天保所在的4团出动战斗机群负责掩护。下午2时19分，9架“杜-2”型轰炸机和16架“拉-11”型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准时起飞。王天保的战机是执行掩护任务的战斗机群的带队长机。下午3时14分，混合编队飞抵铁山半岛海域上空时，美军34架新式“F-86”喷气式战斗机突然迎面飞来，试图绕过我军战斗机群，直接攻击我军轰炸机群。王天保看破美军意图，立即向战斗机群下达命令：“全力出击，我在轰炸机在!”“拉-11”战斗机群奋力迎战，一面以炮火吸引敌机，一面改变编队，从两翼编队转换成一字编队，在我军轰炸机群前形成一道屏障。当时我军拥有的“拉-11”战斗机系苏制螺旋桨驱逐机，时速最大极限是700公里，而号称“佩刀式”的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时速则可达到1100公里，我战机在升限、攻击能力方面均远远落后于敌战机。况且，我军的16架“拉-11”战斗机都是服役多年的老飞机，面对如狼似虎扑过来的34架美军新式飞机，王天保没有退却，他以坚定的信念沉着指挥应战。

发现王天保是带队长机后，7架美军飞机向他包围过来。王天保上下翻飞，左冲右突。终于出现了战机!他发现前方距离最近的敌机只有200米，敌机上的座舱、炮口，甚至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准备开炮，但左后方的两架敌机死死地“咬”住了他，另4架敌机急忙转弯欲拦住他的去路。也许转弯太猛，4架敌机贴着他飞机的上方呼啸冲过。王天保发现冲过去的敌机又处在了他的前方，马上抓住战机，瞄准其中两架猛烈射击，将其笼罩在一片火力网中。遭受重创的两架敌机摇摇晃晃，拖着浓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打落前面两架敌机，王天保士气大振，他又猛地调转机头，与一直尾随在其后的两架敌机来了个“面对面”。敌机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掉头逃窜。此举正中王天保下怀，他稳稳地瞄准一架敌机，40发炮弹呼啸着命中敌机，那架敌机也很快冒着黑烟坠入大海。

螺旋桨战斗机居然击落了喷气式战斗机——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敌机群慌了神，嚣张的气焰顿时消失。那一刻，王天保突然感到：不怕牺牲、勇敢沉着的共产党员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与敌机对抗，终于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使我军轰炸机成功地炸瘫痪了美军设在铁山半岛的空军设施，拔掉了美军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塞。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王天保在又一次空战中再次击落一架美军战斗机，创造了1人击落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辉煌战绩，随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记特等功，被中朝联合司令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王天保任空军第九师副师长时，还参与指挥了解放浙江省东海面上的一江山岛战斗，再次荣立战功。此后，王天保历任空军飞行副大队长、副师长、师长和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司令等职，直至1983年离休。

1999年海军建军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再次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

距这个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战场数千公里之外，大后方的四川宜宾市翠屏山半山腰上，坐落着家乡人民为赵一曼建立的纪念馆，馆里保存着新中国开国将领陈毅元帅的题词：“生为人民干部，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民心中”。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7日生于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家乡求学时期接受“五四”进步思想，反抗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3岁的赵一曼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廖永红看来，赵一曼幼时反对缠足，少年时不顾兄长阻挠坚持读书，成年后阅读《新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追求平等自由，在那个年代注定了是一名奇女子。

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内忧外患,国家风雨飘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这个从四川坝上封建大宅门里走出的“大家闺秀”，和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道投身革命，在腥风血雨里迅速成长为一名革命女先锋。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往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她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等职务，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组织农民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秋，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

“在狱中，日军为获得情报对赵一曼施以长达9个多月的酷刑，用马鞭抽打，用钢针刺伤，用烙铁烙，烧焦其手指，逼其投降招供。但她宁死不屈，没有吐露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杨帆是宜宾赵一曼纪念馆的讲解员，7年来，赵一曼的故事她讲了上千次，可每每讲到动情处还是会流泪，被共产党人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记录了赵一曼牺牲前的遭遇：“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廖永红说，赵一曼生前所写的这首诗是她一生最好的写照，她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给唯一的骨肉一封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封160多字的短信，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虽然从未亲眼见过赵一曼，但在58岁的孙女陈红心中，奶奶的形象崇高而美丽：奶奶是一个女英雄，她为了祖国毅然抛头颅，洒热血，无畏地献出生命。但她还是一名妻子，一个母亲，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奶奶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陈红家里珍藏着一张2寸泛黄的黑白照片，是奶奶和父亲仅存的合影。照片上，一位面容清秀，身着短袖旗袍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坐在藤椅上。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赵一曼就把儿子托付给亲戚，独身奔赴东北抗日前线。在东北，她隐姓埋名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已成年的“宁儿”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的亲笔遗书。“父亲常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要对不起你奶奶。”陈红说，每当遇到人生中的坎坷，她就会拿出奶奶的遗书看一看，每次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洗礼，获得面对困难的勇气。

走过80年风云岁月驻足回望，当年山河破碎的中国，已在新生的道路上走了很远。历经岁月更迭、时代变迁，女英雄赵一曼仿佛从未离去，她留给后人无尽的精神财富。在她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座公园、一条条街道。每年，来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参观者超过60万人次。一位参观者说，赵一曼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对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依旧不可或缺。

1937年中国暴发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抗日战争，日本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我们中国人不怕，张嘎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张嘎很聪明也很勇敢，他恨日本人心如刀割，最佩服的是那一次被日本人抓进司令部，聪明的小脑袋就想办法逃出，在这么多的日本人面前爬上树逃走，还留了一句“司令部我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带走微笑讥怒小日本走了。还有一次在日本人包围，带着最重要的任务。日本人包围了村子寻药。八路军把药品放上马车运走，张嘎把药品放下马车，独自空车跑，小日本被张嘎骗得很可怜。这部小说：“中国在落后武力下赶出日本侵略者。”八路军在日本军的追击下组织游击队，说明当时全中国都积极抗日，团集起来保卫祖国。

我对张嘎是又担心有依赖，他做事完全不像小孩，做其事来都很严肃，在我的心目中他算是一个小英雄。他把八路军当做自己父母，把几个小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作者把张嘎在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写出了对张嘎的重要性。还有他带领几个小八路抗日。表现出张嘎的作战经验。在战场中牺牲的部队对于张嘎来说很悲伤，内心充满报仇，有时候冲动得去找小日本报仇，但八路军们不给去，此时他的表情和动作显示出恨日本人无法形容。我们心目中的小英雄能理解祖国面临的危机和民族内心里的痛，能感受老百姓的心情，可以说是人小鬼大。在战争和压迫中能克服种种困难，在生活方面不斤斤计较，既然是一个小孩就有这种爱国精神，那么作为大人后该比他做得好一小点也不会有多大困难吧!但是有些人做小日本的英雄，那种人真是可怕而最讨厌。中国人的儿子去做日本人的走狗，我为他那种人悲伤，更为他们羞耻。如今中国有了好较，趁着这个机会再努力一点。或相信生活会更加好。

我把这篇小说拿到这个时代来说就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回答所有的读者。比如从我说起;我在学习方面总是漏洞百出总是有一科目在拉分，所以总分上不去，别人能全面进攻，而我为什么总是淘汰者，每次考试语文不及格这有点像故事中的汉奸总是跟在别人的屁股，真是悲哀啊!又如，现在满街都是贴着“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但是有些人染上了毒品，自己的心也随着想歪了。身体不是自己控制，是魔鬼控制就像故事里的软弱无能的人。就像我们曾经背过考过的名言句“有的人死了比泰山还要重，有的人死了比鸿毛还要轻”他们这类人就是比鸿毛还要轻，飘在寒风中充当自然界的数量。真为他们丢脸啊!现在中国又出现了一种重大问题“领土不能够完整，祖国不能够统一”有些反华势力想把台湾从中国界内分裂，但我相信它最终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当中，因为中国的先驱者播下了胜利的果实“坚持一个原则，只有一个中国”就像故事里的张嘎胜利是属于他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农历1930年11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春节是中国人最看重的日子，却因为病毒的来临，打响了这场“疫情”狙击战，让无数人投身于奋斗，奏响战歌。它扰乱了我的安静。大年初二，我本应该与家人和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吃团圆饭，谈论着家常。病毒的突然侵入，让华夏堆砌起了防御的高墙，没有人上门拜访，没有人上街晃荡。早上十点安静得像凌晨。我不悦，新来的客人夺走了欢愉，夺走了人民的康健。我抗拒，戴起口罩，勤通风，做好了一切防护。这是我能表达我的支持的方式了罢。毕竟学生能做些什么呢，怀揣一颗心，关注所有消息关注周围环境，微薄的献出支持，这份力量是不会被削减的。它扰乱了我们的安宁。过了年，我和老师同学们本应该相会在学校，快乐而又紧张，汲取知识，学习中玩闹。人与人之间没有心灵上的交流，人人都是烦闷且惊惶不安。病毒的扩散迅速，让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隔离，逐渐滋生烦躁。中国乃礼仪之邦，自古便礼尚往来，既然它送了我们这样一份大礼，当然要还击回去。在不出门，不添乱，做好本分的前提，进行线上授课，即使病毒肆虐，仍然尽到学习的本分，修养心性。勤学努力造就人才，放纵懈怠毁灭自己，特殊的时间，考验着我们的心。怀揣一种思想，配合所有工作的同时调整好情绪，纠正所有人的轨道，这份情谊是慢慢递增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个人扛在肩上的责任，既来之，则安之。不出门，不给国家添乱，不会惶恐。这便是人民能奉献的一份力罢，或许中国人民的心是连结一起的。“平生铁面心，忘家恩报国”舍小家为大家，医务人员做到了，他们是以手术刀作为武器的战士，辟开前方的道路，冲向黎明。所谓奋斗前线的人，他们贪的是命。而待在家里的人，他们想的是国，心心念念，寸步不离，捐赠一切物资，哪怕一声小小的“中国加油”，处处皆是情。人民之心皆如此，相互扶持相互努力。这位新客人的到来打不灭情谊，打不灭相映的心灵。疫情发展磨不破华夏二字，打不败中国。临患不忘国。正是人民的力量将带领中华挺过一次次艰难，如今，华夏儿女又将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再次书写无畏的华章。

在周末里，我看了一本书叫《将军们的故事》。这本书讲的都是将军的故事，封面上还写了一句话：“我自岿然不动，敌军围我万千重。”

这本书里讲了许多将军伟大的事迹，其中彭绍辉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我。彭绍辉是在与敌军战斗时重担而失去左臂，因为伤口非去臂不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没有麻 醉药，只能用铁锯锯开没用的手臂。在手术中，他说：“你们不是不知道关羽刮骨疗伤时还在下棋呢！我可以和你们说笑，等我割了臂后，就娶不到老婆了……哈哈！”

实际生活中，要是有彭绍辉这样坚韧不拔，就会变得更美好。想到这，我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栋梁。

其实生活中，没有人做不了的事，只有人做不了事。只要我们这里多几位将军，那就天下太平。有人说，“贫穷的人越珍惜未来。”也有人说，“富裕的人，越不珍惜未来，还用钱收买别人。”

读了这本书，我明白了将军的辛苦。贫穷，明白了做人要坚忍不拔，认真做好每一件事。

杨根思,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

29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猛烈的炮火将大部工事摧毁，他带领全排迅速抢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待美军靠近到只有30米时，带领全排突然射击，迅猛打退了美军的第一次进攻。接着，美军组织2个连的兵力，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再次发起进攻，他指挥战士奋勇冲入敌群，用刺刀、枪托、铁锨展开拼杀。激战中，又一批美军涌上山顶，他亲率第7班和第9班正面抗击，指挥第8班从山腰插向敌后，再次将美军击退。

美军遂以空中和地面炮火对小高岭实施狂轰滥炸，随后发起集团冲锋。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阵地上只剩他和两名伤员时，又有40多名美军爬近山顶。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向敌群，与爬上阵地的美军同归于尽，英勇捐躯。

20世纪之初，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刷下，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受到了一定的抨击和摧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推翻封建社会的统治，尤其是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封建制度下提倡的封建礼教、男尊女卑、女子贞节以及“三从四德”等，仍然在严重地束缚、压迫和摧残着中国农村妇女。赵一曼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封建地主家庭里，也就必然逃脱不掉当时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男尊女卑，一方面造成了男性在家庭中的骄横，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和侵夺。

在赵一曼十二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五日，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因为咳嗽痰涌昏迷不醒后死去了。按世俗规矩，大哥李席儒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当家人。

父亲病死后，小一曼失去了父爱，家里的生活更是沉闷极了。大哥不仅没有父亲那般行医抓药的本事，反而成天赌博、抽鸦片，还要天天摆着家长的派头。大嫂也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之人，两口子三天两头吵嘴闹气。在这种家庭环境里，赵一曼受到了极大的憋屈，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有一天她便向大哥提出：“这样活着实在太没意思了，我要出门读书去!”大哥只顾抽烟，耷拉着眼皮，头也懒得抬地哼道：“不行，我没钱供你!”

赵一曼已经十几岁了，李席儒不仅不叫她上学读书，还让母亲严格地监视着她。

母亲虽然慈祥善良，却受封建思想禁锢，既然丈夫死了，“长子为父”，儿子的话也是要听的。她不让赵一曼再出院门，不让赵一曼像小时候那样到草丛里捉蝴蝶，也不能到竹林里去挖幼笋，自然更不能和男孩子们一起玩耍了。

赵一曼的母亲按着老辈留下的规矩，要给赵一曼扎耳朵眼儿，要给她缠足。

按封建传统，女人“三寸金莲”被认为是一种美。赵一曼母亲的脚就是姥姥给裹的，穿着一双尖尖的小鞋，走起路来一步三摇的，实在是活受罪!在少年时期的赵一曼看起来既可怜又可笑。

一天上午，母亲把赵一曼叫到八仙桌前，拉住赵一曼的一双小手郑重地说：“淑端哪，你该裹脚了，再不裹，大脚丫子会被人笑话的。长大了也是没人娶你的!”

一听裹脚，赵一曼的心就像被蜂蜇针扎似的缩紧了。村里的小脚女人她看得多了，本是一双天然脚，却被一条长长的白布缠成了“尖辣椒”，有的连脚趾骨都被勒断了。尖尖小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快。她低头看看母亲那一双只有三四寸的小脚，心头涌起一股酸楚。小时候，她常常看到父亲一不顺心就要拿母亲出气，连踢带打，母亲总是颤巍巍跌倒在地，为躲避丈夫只能满地爬行;有时候，遇到天阴地湿，母亲要到山间拔两棵青菜，也要爬着去。一次，她随母亲一起下田，正好碰上下雨，妈妈脚下一滑摔倒在地，满身满脸的泥巴……想到这些，赵一曼不寒而栗，她打内心深处不愿意像母亲一样活受罪!

她倔强地对母亲说：“妈，我不裹脚!”

“女孩子大了都要裹脚，这是祖辈留下的规矩!”

“裹了脚走路都走不稳，我不裹!”赵一曼坚持说。

“不裹也得裹!”母亲也强硬起来。

“不，我就不!”赵一曼一边说着一边就从母亲眼前溜出了门外。

赵一曼还能跑到哪里去呢?晚上她小心翼翼地又回到了家里。母亲似乎已经心平气和了，给她用辣椒油烧了两个菜。赵一曼一边吃饭一边用两眼观察着母亲的脸色，看母亲若无其事，她以为已经闯过了这一关。

然而，赵一曼猜错了。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请来村里一位老婆婆当帮手，对她实行强制裹脚。两个人把小一曼死死摁倒在木床上，紧紧地压住她的双脚，母亲将她的脚趾使劲捏拢，老婆婆用一条白粗布将她的脚一层一层地裹紧，每裹一层，老婆婆就使劲勒一勒，赵一曼痛得号啕大哭，眼泪“刷刷”地直往下掉。缠呀，缠!裹呀，裹!一层一层又一层，赵一曼拼命抗争着、挣扎着，嗓子也哭喊得嘶哑了，直到哭喊不出了声，也挣扎不动了，两只脚也已被裹成了像母亲那样的“尖辣椒”。

母亲满意了，她又给女儿双脚套上了两只尖尖鞋，板着脸儿对她说：“从今天起，不准你出大门、上大街，所有男人都不能见!”

赵一曼看看自己被缠了足的双脚，嘟囔着说：“这样的脚咋走路啊!”

母亲安慰她说：“慢慢习惯就好了，来!站起来走一走，让妈看看咋样儿。”

赵一曼试着慢慢地站了起来，抬起身却根本站不住，两只脚麻痛麻痛，还没有迈步走路就一下子跌倒了。她一阵懊悔，索性在地上打起滚来，哭闹着把两只小鞋甩得远远的。

母亲没有发火，弯腰把她甩远的两只小鞋捡了回来，又要给她穿上，她说啥也不穿，母亲就哄着她穿。

这一次，赵一曼被关在屋子里，躺在床上却烦躁得难以入睡，她透过窗棂望着朦胧的月色，发痴发呆。满山的竹林在夜风中呼啸着，如涛似浪，她家的小屋就像一叶扁舟在夜雾茫茫的大海上颠簸着，一会儿被推拥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埋入浪谷下，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夜海中被吞没。她想在船上站起来，但两只小脚痛得钻心，说啥也站不起来。她便大声呼救。没有人理睬她。母亲就坐在屋门外，她睡得很晚，却装作没听见。

寒假期间，我读了许多书，其中的一本书是《英雄人物的故事》，它讲述了在抗日战争中的革命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像董存瑞、江姐、小雨来、刘胡兰等等，这本书深深的触动了我。 我最喜欢书中的人物刘胡兰。

毛主席曾经用“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句话以纪念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一个暴风雨的日子，刘胡兰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是个长女，不是男丁，旧社会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严重，刘胡兰不受奶奶喜欢，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从小没了娘，在奶奶的埋怨、唠叨声中，刘胡兰养成了倔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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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日军得寸进尺，快攻到山西了，阎锡山一路溃退，还欺压百姓，明火执仗、打家劫舍，老百姓苦不堪言。后来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对待老百姓和和气气，帮助老百姓干活，挑水、磨面，象一家人一样，与阎锡山的败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刘胡兰接触到队伍里的叔叔、伯伯和姐姐们，跟他们学知识学文化，并且悄然接受了革命救国的思想。抗战的第七个年头，14岁的刘胡兰秘密加入了妇救会，后来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她把自己当正式党员一样，积极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解放前夕，阎匪军突然袭击包围了村子，黑名单上的刘胡兰不幸被捕。被捕时她只有15岁，当时阎匪军官慢悠悠地说：“你不怕可惜了你15岁的年纪吗?”

刘胡兰顶得更硬，说：“我活了15年了，再过15年，又是这么大。刘胡兰——好样的，你为人民的幸福、国家的昌盛英勇献身，你的形象和不屈的斗争精神，鼓舞了我，你真是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啊!

史光柱，男，汉族，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人，1963年出生，1981年入伍，1984年1月入党，2005年10月从77283部队副政治委员职位退休。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2次，198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在1986年得春晚上，他以一曲《小草》震撼了无数人的心。1990年被总政治部、国家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中国残联联合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2006年被中国文联，中华基金会联合评选为“全国十佳卓越人物”。

在一九八四年收复老山的战斗中，我是某团四班班长，代理排长。在攻击敌人阵地过程中，我先后四次八处负伤，左眼球被打掉了，右眼球被打进两块弹片，一直坚持指挥战斗，带领全排攻占了57、50号高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我只是尽了一个革命战士应尽的责任，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中央军委授予我“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我们部队接受了作战任务后，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兴奋。我给党支部写了血书，请求担负最艰巨的任务，决心在战斗中“ 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宁可死在山顶，也不死在山脚”。在临战训练中，结合班里的任务，我带领全班同志夜以继日地反复演练在山岳丛林里作战，怎样既便于指挥，又便于联系，便于协同。一九八四年一月，连队党支部根据我入伍以来特别是接受作战任务以来的表现，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指定我为战中排长的第一代理人。让我回去看一看。我很思念母亲，多么想看一看她老人家。但是，我懂得，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在这即将奔赴战场的时刻，应当怎样做，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向父母讲述了越军在我边境武装挑衅，占我领土，杀我边民，毁我田园的累累罪行。告诉父母亲，我正准备执行任务，不能请假。我的父母亲都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心情。在信的最后，我写道：“亲爱的爸爸，当你受到这封信的时候，也许我已经上了战场。你老人家等候我杀敌立功的喜讯吧!我一定让你老人家看到我的军功章。如果我牺牲了，你收到军功章，不要难过。如果不牺牲，战后我就带着军功章回来看望你老人家。那时你会自豪地微笑，你会说我无愧于党的培养，是你的好儿子。”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战斗打响了，我们二排的任务是：先攻占57号高地，尔后配合一排夺取越军连部所在的50号高地。我们四班是二排的主攻班。六时三十分，我排利用我炮火急袭效果发起攻击。敌人进行炮火拦阻，封锁我们进攻的路线。当我们冲击到58号高地于57号高地之间时，我排代理排长刘朝顺被炸成重伤。我扑过去给他包扎。刘朝顺断断续续地对我说：“四班长，现在全排由你指挥，一定要打好，不要为我们排抹黑!”我说：“排长，放心吧，只要我不死，一定带领全排完成任务!”由于排长伤势很重，我把身上带着的三个急救包给排长包扎好，便把指挥机接过来，向连长报告了情况，连长当即决定，二排由我指挥，并命令我排迅速向57号高地进攻。我判断了一下方位，带领全排向57号高地冲去。冲击中，遇到三排的同志，我听战士们说，三排长、九班长负伤了，八班长牺牲了。于是，我就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战斗。

57号高地左侧山包上两个机枪火力点向我们猛烈扫射，老山主峰上的高射机枪也不停地射击，两个战士在冲击中壮烈牺牲，全排被敌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我想，应当先敲掉敌火力点。于是，我指挥大家散开队形隐蔽后，低姿爬到一颗横道的大树旁便仔细观察，看准敌人一个正在喷着火舌的机枪火力点，迅速拿起牺牲在我身旁的战士的火箭筒，一发火箭弹将敌机枪打哑了。我猛地向右滚出两米，敌另一火力点向我刚才的位置一阵扫射。我指挥机枪压制敌火力，命令八班火箭筒手李林端干掉敌第二个火力点。李林端连射两发火箭弹，消灭了这个火力点，于是全排又向前冲去。

我翻过一棵被炮弹炸断倒在地上的大树，向前跑了四五步，刚卧倒，左侧树林中就向我打来几梭子子弹，“嗖嗖”地在我身边飞过，我觉得左小腿一热，意识到负伤了。我猛地掉转枪，往树林里一阵扫射，树林中没有动静了。我伸了伸腿，感觉到伤不重，来不及看伤口就又向前冲击。冲到阵地上，我向盖沟里打了一个点射，有个敌人刚想逃命，被我和几个战士同时开火击毙。这时，我发现敌环形工事火力点较多，冷静地一想，应该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就叫战友对敌人实施战场喊话：“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这时，顽固的敌人打来一梭子子弹，把我们喊话的话筒打坏了。我非常气愤，立即命令早已准备好的三个火箭筒手，连打了两个齐射，敌工事炸垮了。

同志们很解恨。我带领战士发起冲击。一个成都入伍的战友为了掩护我，被敌人一发罪恶的子弹打掉了下巴和牙齿。我命令一位新战士把他抢下去，他挣脱战友，在我胸口重重地打了一拳。他已经不能讲话，只能用这一拳来表示他不下阵地的决心。他匀握轻机枪与敌人对射，毙敌一名后，胸部又中弹，光荣牺牲，后来，我们在这位战友身上发现了一个鲜血染红的笔记本，上面记着这样一段话：“战友们，如果我牺牲了，我还欠四班刘有宏十五元，请我的父母还了。”他的副射手无比愤慨，端起轻机枪继续与敌人对打。打死了两个敌人，可是，不幸他也中弹牺牲了。牺牲前他对我说：“排长，你回去时，一定要去看看我的母亲，她有病。”

我们的战友说，牺牲我们自己，是为了更多的同龄人不再牺牲;我们的父母亲痛苦，是为了千万个父母亲不受痛苦，有的人说，我们是英雄。我们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已经倒下去了，他们才是英雄。我们活着的人应该为他们筑起丰碑，这种丰碑不是在大地上用钢筋水泥构筑的一个纪念碑，而是在你，在我，在他的心中树起一个心灵上的丰碑!

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打得更加勇猛，和三派一起攻占了五十七号高地。我迅速调整了一下战斗部署，带领战士们开始攻打五十号高地，五十号高地位于老山主峰东侧，上面有敌人一个连部。高地由三个小山包组成。敌人在正面设有堑壕、交通壕、防步兵绝壁、不规则的雷场和铁丝网，形成以高射机枪、重机枪、无后座力炮交叉火力和明暗火力相结合的防御体系。我和代理副连长李金平分析了地形、敌情，决定采取正面牵制、侧翼攻击的战术。我对全排同志说：“战友们，有的同志为夺取战斗胜利已经献出了生命，我们一定要冲上高地，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各班按照区分的任务，猛虎般地向五十号高地冲击。敌炮火随着高地上越军打来的曳光弹，在我们身边“轰轰”地爆炸着。我刚冲到一棵树旁，一发炮弹在离我头顶四米高的一根树枝上爆炸，同时，右侧也有一发炮弹接着爆炸。我只听“轰”、“轰”两声巨响，左肩打进四块弹片，血肉模糊，钢盔飞了出去，头部被一块弹片击中，左耳一阵剧痛，身体被气浪掀起两三米，顿时昏迷过去。为我包扎的战友连声呼喊：“排长，排长!”我从昏迷中被战友们喊醒，伤口一阵剧痛，脑袋“嗡嗡”地叫，左耳朵什么也听不见。我睁眼一看，排里的战士们一双双焦急的眼睛在望着我，并告诉我第一次冲击受挫。

我当时想，全排等着我指挥，排长委托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倒下。我咬着牙站起来，立即组织第二次冲击。这时，李副连长来到我身边，对我说：“光柱，你已经几处负伤，下去吧，我带部队冲击。”我说：“不，你是副连长，责任比我大，在后面指挥，我带同志们上!”在我的带领下，大家勇猛地向五十号高地扑去。敌人的冲锋枪、机枪、明暗火力一起吼叫，曳光弹到处乱飞，我呼唤炮火及时支援，全排迅速突击到敌阵地前沿。

这时，一排也冲了上来，两个排会合在一起。我的左肩肿胀起来，我不顾这一切，和代理副连长李金平一起指挥大家向前发展。在一片缓坡地带，遇到了敌人的雷场，我命令使用地雷开辟器，打开了五十多米长的通路。通过雷区后，是敌人设置的防步兵绝壁，高处约三米，低处约两米。我选了一个位置，组织战士们攀了上去。一登上绝壁，我和副连长立即组织火力猛烈压制山头上的敌人，四班、五班交替掩护前进，很快攻下第一道堑壕。我率先跳下堑壕，带着战士们向第二道堑壕发展。

在距第二道堑壕二十来米的地方，敌人一排手榴弹砸来，我第三次负伤，一块弹片打在喉部，一块弹片击进左膝。战斗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这时我虽已是五处负伤，但一刻也没有犹豫，命令机枪掩护，又继续向前冲去。在离敌前沿堑壕两三米的地方。我身旁的代理副连长李金平踩响一颗压发雷。我只觉得左眼像刀猛戳了一下子，脸部打进几十块地雷碎片，血肉和飞起的泥土堵住了我得嘴，闷得透不过气来，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用右手往嘴巴上抹了一把，喘了一口气，又在左脸颊摸了摸，摸着一个肉团子，想扯下来。拉了一下，左眼钻心的痛，我估计这是左眼球，眼球被打出来了。我喊了一声：“副连长!”身旁的战士说：“副连长的左小腿被炸断了。”我想，失去了指挥员，战士们就象失去了主心骨。敌人眼看就要崩溃，最后的胜利就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奋战之中，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挺住。

于是我忍着伤痛，摸摸索索地扶着一颗小树站起来，高声喊道：“同志们，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为党为人民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向前冲啊!”同志们高喊着：“为排长报仇!位牺牲的战友报仇!冲啊!”我的血流得过多，有点顶不住，心想，我决不能死在第二道堑壕，我死也要死在顶峰上去。我摸起冲锋枪，向前吃力地爬去。不知什么时候，我摔进堑壕里，昏了过去。我一醒来，就问：“高地拿下来没有?”这时，只听见已来到我身旁的连长带着哭声对我说：“史光柱，高地拿下来了，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同志们把我从阵地上抢救下来，送到了医院。医生从我浑身是血的身上，检查出八处负伤，其中六处是重伤，双眼、脸部、喉部、左耳、左右臂膝上有大大小小的弹片好几十块，仅从脸上取出的碎弹片就有一小把。

虽然我的伤势很重，但我咬着牙坚持不哼一声。我对医生说：“别的伤不要紧，能给我保住眼睛就行了。有了眼睛，还可以看到战友，看到连队，重返前线。”医生告诉我，左眼球要马上摘除。我当时很难过，但我想：左眼球战场上就掉出来了，保不住就算了，能留下一只右眼也可以。我当时还不知道，我的右眼也打进两块弹片，眼球已经破碎，也保不住了。医生担心我忍受不了双目失明的打击，一时不敢告诉我。我从前方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时时盼望右眼早日见到光明，常常焦急地问医生：“我的右眼怎么还看不到东西啊?”医生总是婉转地安慰我。

但是，医生觉得总不能长久地隐瞒。一天，眼科陈主任来到我的病床前，对我说：“小史，你的右眼也保不住了，希望你要坚强。”一听这话，做梦都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我，捂在被子里失声痛哭起来。我才二十岁，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光明就向我告别了，今后陪伴我的将是茫茫的黑暗。生活对我来说还仅仅是开始，我多么热爱连队火热的生活啊!我多么想在看到五光十色的世界啊!

同志们劝慰我，我好几天不吭声，我都苦苦地沉思，想了许多许多。我想起了过去那美好的生活：在足球场上奔跑，在篮球场上跳跃，在训练场上练兵……。如今，这些只能是永久的回忆了。我还想到了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同时，我也想到中学时代就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结识的保尔.柯察金，想到了张海迪，想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想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期望……

经过几天的痛苦思索，在医护人员和伤员战友的开导下，我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伤残面前应当怎样做。总政治部首长非常关怀我们伤员，专门从北京打来电话慰问，其中还提到了我的名字，希望我们早日恢复健康。党和人民的关怀，给了我很大的精神鼓舞，我决心振作起来，战胜伤残，做生活的强者。

中央军委授予我“战斗英雄”称号，这个荣誉应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集体，归功于牺牲了的战友。我只不过是高山上的一棵小草，大海中的一滴水，微不足道。我和其他军人一样象一棵小草，为祖国母亲增加一点翠绿。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今年67岁的陈德，在华中科技大学工作，是陈怀民的哥哥陈天和之子。陈德告诉记者，他是听着父辈们讲述叔叔的抗战故事长大的。

“叔叔原名叫陈天民，参军后改名陈怀民，意即有所作为、爱国怀民。淞沪会战爆发后，年仅16岁的叔叔，与他的兄长、我的父亲陈天和一起投笔从戎。”

说起陈怀民的经历，年近古稀的陈德如数家珍：“从毕业到牺牲的2年多里，叔叔分别在淞沪、南京、台儿庄和武汉等地参加了5次重大战役，歼灭敌机8架，展示出非凡的空战天赋。”

1938年4月29日，日军36架“九六”战斗机和18架重型轰炸机杀气腾腾地扑向武汉。陈怀民所在的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队，在武汉上空与敌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那一战，叔叔浑身是胆，作战十分英勇，开战不到5分钟就咬住了一架敌机。‘哒哒哒’随着一串猛烈的机枪扫射，炽热的弹头击中了敌机的油箱。‘轰’的一声，敌机燃起一团大火，一头栽向滚滚江涛……”讲到动情处，陈德沧桑的面庞上洋溢出自豪的神情。

“空中，叔叔的座机成了众矢之的，5架敌机将他团团围住。突然，机身一阵颤动，一发炮弹击中座机，叔叔的胸部也被一块灼热的弹片击中，殷红的鲜血不断涌出来。此时，飞机油料所剩无几，子弹也全部打光……”陈德揩了揩眼角的泪水，稍作停顿后激动地回忆道，“紧急关头，叔叔放弃了跳伞求生的机会，他驾驶冒着青烟的飞机，向上倒翻180度，猛地拉大油门，呼啸着扑向一架敌机……”

一声巨响过后，两团烈火飘坠长江。一个月后，陈怀民的遗体才从长江中被打捞上来。追悼会那天，2万多人前来致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为他敬献了花圈和横幅，挽联和横幅上分别写着：“捐躯报国”“义薄云天”。

然而，比起家仇国恨的血泪心结，陈家人更愿意诉说他们对和平的呼唤。陈德告诉记者，陈怀民驾机对撞的日本飞行员，名叫高桥宪一。后来，人们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封他妻子美惠子写的亲笔信和一张照片，字里行间流露出美惠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怨恨。

“看到美惠子写给高桥宪一的信后，我们陈家人感到大家都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陈德介绍，他的姑姑(陈怀民的妹妹)陈难亲笔给美惠子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希望化解日本普通民众因受军国主义欺骗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后来，这封信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传播。

陈德说，世人应当从残酷的战争中得到警示，更加珍惜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