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战士的英雄故事（推荐20篇）

今天，我认真地阅读了《抗日英雄王二小》的故事。

王二小是个放牛郎，在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为了保护乡亲们，他不顾个人安危，把日本鬼子引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最后八路军把所有的鬼子消灭了，而英雄王二小却被鬼子残酷地杀害了。

读完后，我被王二小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了，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王二小机智勇敢，在貌似强大、凶狠的敌人面前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他为了防止日本鬼子危胁到乡亲们的安全，不顾个人安危，设计引鬼子进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最后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要学习英雄王二小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坚决不当逃兵，努力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我还要学习英雄王二小牺牲自我、保护他人的无私精神，热爱我们的班集体，维护我们班级的荣誉，积极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协助老师做好班级的各项工作。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不会永远都一帆风顺，我们会在挫折中慢慢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更要加倍珍惜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幸福生活，努力把幸福和快乐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935年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赵一曼在住院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向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女护士韩勇义进行反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受到教育的两人决定帮助赵一曼逃离日军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勇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赵一曼到了阿城县境内的金家窝棚董宪勋的叔叔家中。1936年6月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落入日军的手里。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

1936年8月1日，日军将她押往珠河。8月2日，日军将其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此时，赵一曼牺牲之前，面对敌人的屠刀，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赵一曼昂首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时，几个军警的枪口对准她。一个日军军官走到赵一曼跟前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赵一曼怒视着，把手中的纸卷递过去说：“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日军官看过字条，向军警们猛一挥手，罪恶的子弹射进赵一曼的躯体，牺牲于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县)小北门外，年仅31岁。

1916年，冯玉祥驻军河北廊坊一带。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蹿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带匣子枪，仓皇间连长发几枪却没击中要害，而虎已扑到近前。战士们一下都惊呆了，尚不知如何对付这只凶兽，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纵出队列，迎着扑来的猛虎，先是闪展腾挪，将那虎引诱得前爪扑空，闪身跃虎背，挥拳运气便打。那虎痛啸一声，挺身直立，探头甩尾，意欲将赵登禹甩脱，再反扑过来。不料赵登禹发声喊，两腿就像钳子一般夹住虎肩，左手死死揪住虎脑门，照准虎脑门又是七八下重拳，打得那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四腿蹬挠，显见已经无力反抗，只是垂死挣扎。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

冯玉祥闻知此事十分惊讶，亲笔在打虎照上书写“打虎将军”四个家，又把他调到卫队当贴身护兵。自此，赵登禹在冯玉祥身边生活了7年。

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的一个贫苦家庭。14岁就担任了南山堡第一任儿童团团长。18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5月，董存瑞所在部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奉命向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的大门——隆化城挺进。“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为什么?因为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为什么打隆化如此困难?因为隆化是承德的屏障，国民党军在这里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周围筑有40多个永久性碉堡，由母堡、子堡组成碉堡群。在碉堡群周围，还设有很多副防御工事，如铁丝网、陷井、梅花桩、外壕等，各碉堡群之间都有火力联系，构成交叉火网。这些工事与隆化城依托的苔山、龙头山的有利地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因此，国民党认为隆化“固若金汤”。当解放军包围隆化之后，国民党军十三军军长石觉还在承德吹嘘：“共军能打下隆化，我就把承德白送给他们。”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应该我去。”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这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伤心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指导员眼里含着眼泪说：“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其实他知道凶多吉少。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这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贵，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生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生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生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我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采取果断、有效措施，以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组织动员，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尊重和支持。

中国政府全面及时、客观真实的信息披露有效地回应了国际社会的关切，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针对此次疫情制定相应政策、采取应对措施提供可靠依据，凝聚起联防联控的广泛共识，为全球范围内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注入强大正能量。

中国有句老话“大难见真情”，经过这场疫情灾难，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发自内心地说出“中国，我爱你!中国加油!”。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疫情不仅带来挑战，也历练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坚强的民族，疫情不仅意味风险，也砥砺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的强大，并不简单地取决于年收入翻几番、人均GDP增长多少，更多的是责任与担当、使命和初心等民族信仰、民族精神和道德价值观的提升。我们今天所看到中国十几亿人民、军队、医护人员、党员干部等各领域工作者在抗击疫情战役中无私奉献和付出，正是这种精神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他们用自己内心最真挚的善良为这个社会传递着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更用自己的温暖与大爱感动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他们让我们感觉到了中国这个大家庭的美丽与和谐。它见证了中国大国之担当!它彰显了中国人大爱之壮举!

短时间内迅速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中国速度在“云监工”下向全球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工程能力;快速分离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并同世界分享，中国科研人员交出的答卷展示了令人惊叹的攻关能力;全国一盘棋，兄弟省份支援湖北，亿万民众齐上阵，展示了中国强大的领导、组织、动员能力。中国战“疫”，体现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信心，更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担当。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许多措施实际上正在成为疫情应对的新标杆。”“如果不是中国，国际防控新冠肺炎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世卫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充满信心。我毫不怀疑中国对透明度和保护世界人民的承诺。”连日来，谭德塞每次公开讲话，都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多国政要也都公开表态，声援中国战“疫”。面对疫情，世界在诠释，什么是命运共同体。

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历史从未因疾病停止前进的步伐。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引，有中国政府和人民强有力的担当，有国际社会的协同配合，中国人民必能战胜疫魔，阴霾终将散去，依旧春暖花开。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河北省涞源县，位于河北西部，与山西交界，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之一。抗日英雄王二小就生长在这里、关于王二小的英雄故事我就不多所说、

鬼子发现上当后，先是残忍地剁去二小右手的五个手指，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摔到在大石头上。八路军一举全歼此股日寇，战斗结束后，几个战士冲向二小，当时他还活着，和另外两名受伤八路军战士一起送到刘家庄，可惜伤重无治，为国牺牲，三位战士永远长眠在刘家庄的深山老峪里。当时来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写了王二小在反"扫荡"斗争中，把敌人引进埋伏圈而自己壮烈牺牲的材料，报道给边区青救会的。《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在1942年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很快在边区，直至全国传唱开来，这一唱就是六十多年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秋日的太阳暖融融挂在天上，地里玉米，豆子熟了，柿子，核桃，苹果挂满枝头。山坡上羊儿成群，牛儿悠闲地甩着尾巴，一片平和景象。谁能想到六十年前，有一个东洋倭国贼寇窥我中华，在这条美丽的山谷中残杀我英雄少年。前事不忘，在歌声中永远记住十三岁的放牛孩子王二小。

“九•一八”事变后，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和抗联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他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共同对敌作战。注重部队全面建设，加强党的领导，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培育英勇善战精神，适时整顿部队，严格组织纪律，使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为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勇猛杀敌的劲旅。最早创建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尔后扩大到南满、东南满20余县，被日伪称为“第一癌肿地带”。

1940年1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命部队主力北上，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东进。到了最后，他身边仅有7名战士，4名负伤。于是杨靖宇下令4人转移。后来，他派了剩下的两名战士去村落找些吃的，下山后，两名战士被日伪军杀死。杨靖宇明白了一切。2月22日，杨靖宇在一间雪地中的小破屋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夜。2月23日，他孤身一人在吉林蒙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前三道崴子遇到四个中国人，杨靖宇恪守党的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于是给了钱，让其中一人帮他买些食物和棉鞋。那个人回大屯泄密给日伪当局;关东军讨伐队包围了杨靖宇，并紧急召集由抗联叛徒组成的伪满特工队参战;经过数小时激战，杨靖宇被叛徒机枪点射命中要害，壮烈殉国。终年三十五岁。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凶残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解剖了他的遗体，发现胃里竟一粒粮食也没有，满是树皮、草根和棉絮。残暴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送伪都长春请赏。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在东南满的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英勇杀敌的光辉业绩，他“满腹棉絮枯草，战斗到最后一人，以身报国”的革命精神，将彪炳史册，永励后人。

王天保，1926年11月出生于陕县西张村镇(原宜村乡)丰阳村。家境贫寒的他读完小学后再无力上学，回到家中帮父母干活。1939年11月的一天，同村一个早年离家名叫王建平的年轻人突然从外地回到村里，一有空便找王天保谈话，讲外面的故事。原来王建平已参加革命，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任副官，此次是专程奉命回老家来发展进步青年的。在他的影响下，不久，王天保及村中的几个年轻人便决定投身革命，一起奔赴延安。这年，他年仅13岁。

那时王天保太小了，别人都说王天保只有10岁。坐火车售票员都主动让王天保买半票。可王天保那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他们先到达了西安，王天保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一道，被安排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那时最小号的军装对王天保来说也显得十分肥大。1940年初，几经辗转，王天保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步行20多天，从西安走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已经成长起来的王天保先后在延安中央出版局、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工作。战火的熏陶使王天保更坚定了革命的决心和信念。1945年，王天保在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2月，王天保转入部队，被送到东北航校学习飞机驾驶技术。3年后，他学业期满，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批飞机驾驶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动用了大量拥有先进装备的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机群遮天蔽日，对朝鲜北部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宁静的朝鲜北部三千里河山上，许多城镇和村庄顿时变成一片焦土和瓦砾。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边境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野蛮轰炸。面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全力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195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八师接到任务：由24团出动轰炸机群轰炸驻扎在朝鲜铁山半岛一带的美军空军基地和雷达站，王天保所在的4团出动战斗机群负责掩护。下午2时19分，9架“杜-2”型轰炸机和16架“拉-11”型战斗机组成的混合编队准时起飞。王天保的战机是执行掩护任务的战斗机群的带队长机。下午3时14分，混合编队飞抵铁山半岛海域上空时，美军34架新式“F-86”喷气式战斗机突然迎面飞来，试图绕过我军战斗机群，直接攻击我军轰炸机群。王天保看破美军意图，立即向战斗机群下达命令：“全力出击，我在轰炸机在!”“拉-11”战斗机群奋力迎战，一面以炮火吸引敌机，一面改变编队，从两翼编队转换成一字编队，在我军轰炸机群前形成一道屏障。当时我军拥有的“拉-11”战斗机系苏制螺旋桨驱逐机，时速最大极限是700公里，而号称“佩刀式”的美军“F-86”喷气式战斗机时速则可达到1100公里，我战机在升限、攻击能力方面均远远落后于敌战机。况且，我军的16架“拉-11”战斗机都是服役多年的老飞机，面对如狼似虎扑过来的34架美军新式飞机，王天保没有退却，他以坚定的信念沉着指挥应战。

发现王天保是带队长机后，7架美军飞机向他包围过来。王天保上下翻飞，左冲右突。终于出现了战机!他发现前方距离最近的敌机只有200米，敌机上的座舱、炮口，甚至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准备开炮，但左后方的两架敌机死死地“咬”住了他，另4架敌机急忙转弯欲拦住他的去路。也许转弯太猛，4架敌机贴着他飞机的上方呼啸冲过。王天保发现冲过去的敌机又处在了他的前方，马上抓住战机，瞄准其中两架猛烈射击，将其笼罩在一片火力网中。遭受重创的两架敌机摇摇晃晃，拖着浓烟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去。打落前面两架敌机，王天保士气大振，他又猛地调转机头，与一直尾随在其后的两架敌机来了个“面对面”。敌机一下子慌了神，急忙掉头逃窜。此举正中王天保下怀，他稳稳地瞄准一架敌机，40发炮弹呼啸着命中敌机，那架敌机也很快冒着黑烟坠入大海。

螺旋桨战斗机居然击落了喷气式战斗机——王天保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敌机群慌了神，嚣张的气焰顿时消失。那一刻，王天保突然感到：不怕牺牲、勇敢沉着的共产党员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他们正是凭着这种精神与敌机对抗，终于圆满完成了掩护任务，使我军轰炸机成功地炸瘫痪了美军设在铁山半岛的空军设施，拔掉了美军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塞。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忱，王天保在又一次空战中再次击落一架美军战斗机，创造了1人击落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辉煌战绩，随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荣记特等功，被中朝联合司令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955年，王天保任空军第九师副师长时，还参与指挥了解放浙江省东海面上的一江山岛战斗，再次荣立战功。此后，王天保历任空军飞行副大队长、副师长、师长和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司令等职，直至1983年离休。

1999年海军建军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之际，王天保作为战斗英雄再次受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的接见。

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11月，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找了一名军医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审讯。

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军见赵一曼不肯屈服，使用马鞭狠戳其腿部伤口。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仍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更加严酷的刑讯。据敌伪档案记载，日本宪兵为了逼迫她供出抗联的机密和党的地下组织，对她进行了残酷的拷问。刑讯前后采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其中就包括电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

日军知道从赵一曼的口中得不到有用的情报，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人为纪念将她，把东北烈士纪念馆门前的街道命名为一曼街。赵一曼塑像就屹立在右边不远的广场，旁边是继红小学校。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就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1940年的一天晚上，杨靖宇带着十几名战士向濛江东边大森林进发，但不幸被叛徒告密，陷入了日寇的包围圈里，与敌人周旋五天以后还没突围，这时情况危急，杨靖宇果断的叫大家分开走。杨靖宇把战友安顿好后，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只身一人与敌人周旋了五天五夜。23日凌晨，杨靖宇不幸被敌人的坐探发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杨靖宇丝毫没有动摇，杨靖宇负了重伤，他毅然决定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壮烈牺牲了。杨靖宇虽然倒下了，但他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优秀的中华儿女走向抗日前线。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听到这句台词，人们的脑海里立刻就会出现一浓眉大眼、蓄着络腮胡子、手持驳壳枪的好汉——杨子荣。杨子荣在中国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大英雄，人们通过由小说《林海雪原》改编成的电影、京剧，认识了这位在东北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的特级侦察英雄。

不过，这位大英雄刚刚参军时，仅仅是个炊事班的火头兵。杨子荣原名杨宗贵，他的父亲是个泥瓦匠，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虽然父母一年到头努力干活，但杨子荣一家还是常常吃不饱饭。杨子荣从14岁起，就到缫丝厂做童工，用自己的双手挣钱，补贴家用。后来，小杨子荣还到码头上当过搬运工，到鸭绿江边当过船工，到鞍山矿区当过矿工。杨子荣从小就饱受欺凌，但养成了不畏强暴的性格。他在矿区工作时，有一次，看到日本监工毒打自己的工友，他气愤不过，一把夺过监工的皮鞭，狠狠地打了日本监工一顿，然后逃出了矿山。已经长大成人的杨子荣逃回家后，毅然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打击日伪军。日本投降后，杨子荣参加了东北人民自卫军。报名的时候，杨子荣因为从小敬佩《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就把自己的名字“杨宗贵”改为“杨子荣”。不过，杨子荣因为参军时年龄太大，结果被安排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手里没拿上枪，却拿上了烧火棍。

当时，杨子荣所在的部队在牡丹江一带消灭土匪武装，杨子荣经常借着往阵地送饭的机会，和战友们并肩战斗。有一次，一名班长在战斗中负了重伤，连长一时找不到替代的人选，就让杨子荣担任班长。当上班长的杨子荣，很快在战斗中发挥出了自己的组织才能。

有一次，杨子荣所在的部队攻打杏树底村，村里有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杨子荣虽然带着战友们进攻了多次，但敌人躲在屋子里，火力又猛，因此始终没有攻下来。上级命令部队炮火增援后，村子里又传来了妇女儿童的哭喊声。杨子荣听在耳朵里，急在心里，如果这样用炮打下去，就算把土匪消灭光了，老百姓同样也会遭受损失。于是，杨子荣向指挥部请示，要求独自到土匪群中去劝降敌人。

炮火暂停后，杨子荣挥着白毛巾进了村。土匪们一开始把杨子荣绑了起来，打算杀害他。杨子荣用以前学会的黑话与土匪对话，向他们解说我军的俘虏政策。当时，村里的土匪头目分成两派，许大虎、王洪宾这两个土匪头子是从别的地方逃过来的，而郭春富、康祥斌这两个土匪头子的家就在杏树底村。许、王二人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杨子荣乘机做工作，终于劝降成功，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杨子荣“单刀赴会”，一人劝降四百土匪的消息，成了部队里的特大新闻。

杨子荣立功后，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利用以前与土匪打过交道的经验，经常孤身一人化装侦察。他出门时经常穿着皮袄，戴着皮帽子，说话做事匪里匪气的，像个土匪的样子，因此骗过了不少不知情的战友和家乡人。又因为保密的需要，杨子荣不能给家里人写信，于是他的家乡人误以为杨子荣真的当了土匪。

在杨子荣的战斗生涯中，像“单刀赴会”这样的传奇故事不知发生过多少起。有一次，杨子荣去绥芬河侦察敌情，回来时路过一个森林小屋，发现有土匪在里面说话。杨子荣悄悄摸近小屋，在门旁突然大声喊：“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接着又喊：“一班堵房后!二班准备好手榴弹，不出来就往里扔!三班跟我来，准备抓活的!”屋里的敌人连忙大叫：“别扔手榴弹!我们投降!”杨子荣命令敌人先把枪扔出来，再一个一个脸朝地爬出来。杨子荣解下爬出来的土匪的绑腿，把他们一个个都绑起来，一起带回了团部。

杨子荣智擒“座山雕”的真实经历，比电影里的故事还要精彩。当时，“座山雕”张乐山带着身边的铁杆手下，隐蔽在深山老林里，并经常出山，抢劫百姓财物，杀害人民干部。于是，杨子荣带领五名侦察员，化装成土匪的样子，进山搜寻“座山雕”的老窝。

杨子荣带着战友们在深山老林里转了好几天，找到了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发现一座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这些人从外表看很像伐木工人，但杨子荣觉得这些“伐木工人”有点不同寻常。于是，他试探着用土匪的手势和黑话与对方交流，意思是自己走投无路，想投奔“座山雕”。这时，一个工头和杨子荣搭上了话，他给了杨子荣一把锯子、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并把杨子荣等人带到20里外的一个空的工棚里，让他们等消息。

杨子荣等人在工棚里住了两三天，把苞米面都吃光了，可土匪一点消息都没有。

正当他们着急时，那个工头又来了。这次他带杨子荣与两个陌生人见了面。那两个陌生人一见杨子荣就用大段的黑话来考验他，杨子荣沉着冷静，对答如流，对方这才表示，他们是“座山雕”的副官和连长，同意收杨子荣等人上山入伙。

当“座山雕”的手下跟着杨子荣来到工棚，准备带大家上山时，杨子荣让战友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骗他们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自己人，等到了山上就放了他们。两个土匪信以为真，心想对方人少，他们山上的人多，也不怕出事，就一路带着他们往山上走。“座山雕”在上山的路上设了三道哨卡，杨子荣和战友们每过一道哨卡，就顺手牵羊把站岗的土匪都绑了，一起押上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后，杨子荣立刻带着两个战士冲进了棚子，里面的土匪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杨子荣的枪就对准了他们。棚子里一共有七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庞、长着一个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昭著的“座山雕”。杨子荣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和他手下的十三个土匪。

董存瑞，一个十八九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椭圆的脸，浓黑的眉毛，眼里透着稚气和严肃，立过四次小功，三次大功，获得三枚勇敢奖牌，一块毛泽东奖章。

"打隆化"的消息传来时，战士们热血沸腾，正因我军曾在隆化血战十天十夜，而没能攻克，敌人吹嘘到："共军要能打下隆化，咱们把承德送给他们。"而后，敌军更加肆无忌惮的欺压老百姓，大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十三天后，战斗开始了，董存瑞爆破组的任务是炸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五个碉堡和四个炮楼。"爆破手出击"一声令下，挟好炸药包的董存瑞应声跃出战壕，带领战士向敌人的炮楼冲去，"嗒嗒嗒"张万才倒下了，孙永德也倒下了，愤怒的董存瑞带着满腔怒火冲了上去，一股作气的把四个炮楼、五个碉堡全炸上了天。隆化中学的"铜墙铁壁"被撕开了个大口子。战士们正要冲时，几条火舌从旱桥上的桥型碉堡冒了出来，郅顺义说："连长，我去炸了他。"

"不，我是连长，因该我去。"(促销广告语)

"不"，指导员按住他。

"我熟悉那里的地形，我去!"李振德已抱着炸药包冲向暗堡。他机智的跃进，眼看就要冲出火力网了。不料，一颗子弹打在雷管上"轰"李振德牺牲了。

"老李"董存瑞悲哀极了，他说："我去，隆化不解放，就是我没完成任务。"指导员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于是，董存瑞给了指导员一个小包："如果我牺牲了，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不，你的党费还没交到头，我等你回来。"

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和郅顺义一前一后配合着，虽然密集的子弹从耳边飞过，但是董存瑞带着愤怒，带着仇恨，带着一腔热血，冲出了火力网。到了桥下，那里桥底光滑得很，放低炸不着，又没有支撑点，眼看总攻的时刻就要到了，一分一秒是那么珍重，董存瑞使劲用枪把，在桥底凿啊凿，头顶是敌人狂扫的机枪，远处是心急如焚的战友。

总攻的号角吹响了董存瑞毅然举起炸药包，用他的血肉之躯做成了支撑点，坚定的拉响了导火索，随着"吱吱"的响声，董存瑞使用浑身的力气，高呼着："为了新中国，同志们，冲啊!"随着一声天崩地裂地巨响，火光四溅，浓浓的黑烟弥漫天空，好像在为董存瑞哭泣，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献出了他那年仅19岁的性命。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这个日子--1948年5月25日，这是一个董存瑞用性命擎起的火红的日子，这是一首共产党人用鲜血谱写的性命之歌，朱总司令亲自为他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咱们永远怀念这位英雄。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林浩是汶川县小学二年级学生，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林浩和很多同学被压在废墟下。当他艰难的爬出废墟后，他选择的不是离开，而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折回废墟把另外两名同学救了出来。后来有记者问林浩为什么要去救人，林浩挠挠脑袋，说：“我是班长!”今年6月，林浩被评为抗震救灾优秀少年他是汶川大地震中年龄最小的救人小英雄。

2008年8月8日晚8时，是我国奥运会举办的日子，精彩的节目表演完后，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运动员入场亮相，晚11时15分，中国奥运会代表队在全场入潮水般的掌声中闪亮登场，小巨人姚明是中国代表队的一大亮点，而最让人们惊喜的，是姚明旁的那个灾区小英雄林浩。林浩穿着一件白色体恤，手上拿着一面五星红旗，一面奥运五环旗帜，林浩微笑着向观众们挥手致谢，丝毫没有怯场。

笑容是如此的亲切，他右边脑袋上还有一小撮头发没有张出来，“是小英雄林浩!”当场的观众惊喜地欢呼起来，“这算是奥运会开幕式带给我们的又一大欢喜!”

中国队出场，绕场走时，姚明不能牵着林浩，林浩是拽着姚明的运动裤。他拿着两面小红旗飞舞着，微笑着回报会场上热烈的掌声，这时候，姚明突然俯下身子说：“林浩你多吃点饭吧，争取以后和我一样高!”林浩愣了一下说：“我要考上清华大学!”

林浩你真了不起，我一定向你学习。

王二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小英雄。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的那天早上，那天漫天迷雾，一群敌人向李家台村准备进行扫荡时迷路了，被正在一边放牛一边放哨的王二小看见了，刚想跑掉，就被鬼子军官一把抓住，他拿起大洋刀对着二小的脖子，说道：“八路的干活，死啦死啦!”“我哪是八路军呀!再说了，这儿根本就没有八路。”二小假装非常诚恳地说。那鬼子放下洋刀，开始假装面带微笑，假惺惺地说：“嗯，开路开路的!皇军赏你大洋多多的!”王二小瞪了一眼他，想：“哼!你们这些小鬼子，我要把你们带到八路军的埋伏圈里，让你们有来无回!”王二小走了很久，才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八路的长官看见有王二小，就迟迟不敢开枪，害怕误伤他。“咦，八路军怎么还不开枪?”，可过了很长时间还没开枪，王二小等急了，大声喊道：“鬼子来喽!快开枪啊!”把那些小鬼子吓了一跳，搞得他们气急败坏，鬼子军官凶狠地拿起洋刀，先割掉了他的五个手指头，又用刺刀穿透了他的胸膛，鲜血直流，疼的二小大哭起来。八路军实在看不下去了，一声大喊：“打死你们这些没有良心的小鬼子!为王二小报仇，冲啊!”一下子冲向了敌人，许多日本鬼子丧了狗命，一些还没死的日本鬼子就像一群受了惊的野兽一样，到处逃窜，最后，还是被八路军一个个子弹穿透了胸膛。不用一袋儿烟的功夫就把它们消灭了。

虽然这次胜利了，但我们的小英雄王二小热烈牺牲了，不，他没有死，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日本鬼子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中国人，也深深刻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脑海里!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略东北，东三省沦亡。赵登禹义愤填膺，决心赴东北抗日，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未能实现。这时冯部已改编为第二十九军。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9日，日军铃木师团直抵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奉命赴长城御敌。赵登禹任喜峰口作战前敌总指挥，冒风雪，急行军700余里，占据有利地形，亲率部队挥大刀迎敌，长城垛口20余次失而复得。日寇调集5000余人和大批重炮，飞机轰炸了3个小时，阵地一片火海。日寇以为赵登禹将军已经阵亡，于是蜂涌而上。在弹药用尽之际，赵登禹率部与敌展开肉博战。他一口气砍倒日军几十名，左腿负伤，卫兵急忙脱衣服给他包扎，他却不肯，仍挥刀杀敌，一直激战到天黑，日军寸土未得，死伤3000多人。

日军再也不敢进攻喜峰口，对赵登禹将军威名更是闻风丧胆。国民党政府统帅部给赵登禹颁发了勋章，并提升他为一三二师师长。

“张北事件”和“热西事件”之后的1936年，赵登禹升为陆军中将。这年夏天，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被日本特工绑架，下落不明。赵登禹将军大怒，，用电话通知亲日派陈某，限两小时把人送回，超过时限，就把平津一带日本人杀光，然后下令部队集合待命。陈某吓得面色如土，急忙向日本人传讯，不过一个小时，就乖乖地把宣介溪送了回来。

这个星期，我读了《小英雄雨来》这本书。我被雨来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芦花村，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雨来，他顽皮可爱，机智勇敢，信守承诺，不畏强敌。雨来和村里的其他小伙伴一样，喜欢在还乡河里嬉水，练就了一身的好水性。有一天，爸爸去了区里，妈妈恰好也出去了，只留雨来一个人在家里读书。突然鬼子来村里“扫荡”，区上交通员李大叔被敌人盯上了，躲进了雨来家新挖的地道里，鬼子追进来，没有找到李大叔，就把雨来绑了起来。尽管鬼子又哄又骗，但是雨来就说没看见，见“软”的不行，鬼子就来“硬”的，使尽各种手段折腾雨来，但雨来还是强忍着痛苦没有说，气的鬼子大叫：“拉出去，枪毙了!”傍晚，还乡河边传来几声枪响，大家都以为雨来牺牲了，万分悲伤，顺着河向下找，突然发现雨来从水里探出头来。原来，雨来趁着鬼子不注意，跳进河里游远了。雨来还经常帮助游击队站岗放哨、送信等，做了很多事情，是一名抗日小英雄。

读完了书，我不仅被雨来的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雨来只比我大两岁，但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却毫不畏惧，并能机智地逃脱，让我佩服不已。我在想，如果是我面对这种情况，我能做到象雨来一样勇敢吗?

我喜欢故事中的雨来，我要向他学习，学习他的各种优秀品质。雨来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不忘学习，今天，我们坐在宽敞明净的教室里，有先进的教学设备，有关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更应该珍惜时间，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学到更多的知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强大。

还记得小时候我只喜欢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兵张嘎》，《英雄王二小》，描写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儿女》，还有毛泽东，董存瑞，周恩来，黄继光，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和这些闪亮的的名字，在我那幼小的心里面扎下了根。

那个是候看电影时，我总是要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是当我知道好人时，总会在心里为他们默默地想着一定要胜利。但往往都要流血牺牲。他们毫不在乎。所以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最喜欢王二小，他家从小就很贫穷，但为了大家的安全，他牺牲了自己。事情是这样的：王二小在放牛，在这时，来了一群日本鬼子。鬼子让他给他们带路，王二小为了保护群众把敌人骗进共产党的包围圈，敌人知道中计了，便把王二小给刺死了。这个故事我总是百听不厌 我觉得王二小太可怜了他很坚强所以我喜欢他，我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从前有着伟大理想的人，他的理想是，就是飞上天，他每天观察鸟儿飞翔，一个人说：“你一个傻子是不可能飞天上去的。”不久后世间大战来了，他想到把炸药绑在会飞的东西上，他一直研究终于成功了但他的生命没了。我很敬佩他。

我们每个人不能总想着自己，也要想想别人，做出贡献。

[英雄人物故事的作文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题记

在这寒风凛凛的冬天，正当人们怀着欣喜与期盼时，新型冠状病毒将魔爪伸向了武汉。一时之间，武汉这座人口达千万的城市，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而这场疫情也迅速地在祖国大地上蔓延开来。

自从冠状病毒爆发后，大街上不再是往日的繁荣，空荡荡的，只有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脚步声，大多是步履匆匆，神情紧张。小超市里、小区前，或多或少总站着测体温的人，大家都生怕把病患放进去，感染其他人。于是，整座城市一片死气沉沉，氤氲的只是寒气与寂寥。

但我相信，乌云遮不住太阳，阴雨之后，必是晴天——只要我们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疫情必会迅速远去，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广大人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的去当志愿者，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出一份力。更有不少人挺身而出，他们也是这芸芸众生中渺小的一个，他们有亲人，也有朋友，但这绵绵的情更坚定了他们义无反顾的脚步，为了我们共同的家，所有人都在努力着，每一个华夏儿女“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都尽自己所能去照亮自己与身边的人。

这份光芒中有着勇气，这份勇气中夹杂着不舍，这份不舍中蕴含着真情。他们掬着不舍，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用星星之火，照亮了绝望者的天地。

他们是谁?他们是医护人员，是党员干部，他们是抗疫战士，他们在为生命而战斗，这是大义与大勇。但在奉献的，不只是他们，还有我们，我们永远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或许，我们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过的：“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亳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红日总会升起的，但在此前，我们不若化为萤火，照亮一方天地。待到英雄归来之时，中国必将光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