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关于美德的故事汇总20篇

几十年前，波兰有个叫玛妮雅的小姑娘，领悟十分专心。不管周围怎样吵闹，都分散不了她的注意力。一次，玛妮雅在做功课，她姐姐和同学在她面前唱歌、跳舞、做游戏。玛妮雅就像没看见一样，在一旁专心地看书。

姐姐和同学想试探她一下。她们悄悄地在玛妮雅身后搭起几张凳子，只要玛妮雅一动，凳子就会倒下来。时刻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玛妮雅读完了一本书，凳子仍然竖在那儿。

从此姐姐和同学再也不逗她了，而且像玛妮雅一样专心读书，认真领悟。

玛妮雅长大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的科学家。她就是居里夫人。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就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就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就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就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1) 沈括上山看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2)唐伯虎潜心学画。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3)玄奘苦学佛法。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4)孔子不耻下问:

春秋时代，孔子被人们尊为“圣人”，他有弟子二千，大家都向他请教学问。他的《论语》是千百年来的传世之作。

孔子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虚心好学，肯向一切人，包括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叫“不耻下问”

5)陆羽弃佛从文。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卡尼曼得出的结论看上去颇为荒谬，甚至违反直觉。1996年，卡尼曼做了一个最为有名的实验，他研究了682名做结肠镜检查的患者。他将病人随机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病人的结肠镜检查稍做延长，即检查结束后，先不抽出管子，而是静静地放一会儿，这时候病人会感到不舒服，但已没什么大痛。做延长检查的病人（不管开始阶段有多么痛苦）事后都反应不错，觉得下次选择还是要选结肠镜而不是钡餐和X光。而那些没有延长检查时间的病人下来后则大叫：“真像下地狱啊。”

卡尼曼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在评价某种经验时，有一个时间长短的因素。也就是说，最后阶段的痛苦（或欣悦）程度决定了我们对整个事件的记忆与评价。这对我们预期某种决策以及每天利用这一“捷径”做出上百个决定极为有用。

[美国名人故事作文400字

司马相如是汉代着名文人，他写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气的《长们赋》，关于他的婚姻，还有一段浪漫的故事。

“绿绮”是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司马相如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琴追求文君，被传为千古佳话。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有关清明节的由来：相传在秦朝末年，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大战好几回合后，终於取得天下。

他光荣返回故乡的时候，想要到父母亲的坟墓上去祭拜，却因为连年的战争，使得一座座的坟墓上长满杂草，墓碑东倒西歪，有的断落，有的破裂，而无法辨认碑上的文字。

刘邦非常的难过，虽然部下也帮他翻遍所有的墓碑，可是直到黄昏的时候还是没找到他父母的坟墓。

最后刘邦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紧紧捏在手上，然后向上苍祷告说：「爹娘在天有灵，现在风刮得这N大，我将把这些小纸片，抛向空中，如果纸片落在一个地方，风都吹不动，就是爹娘的坟墓。」说完刘邦把纸片向空中抛，果然有一片纸片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N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仔细瞧一瞧模糊的墓碑，果然看到他父母的名字刻在上面。

刘邦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请人重新整修父母亲的墓，而且从此以后，每年的清明节一定到父母的坟上祭拜。

后来民间的百姓，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清明节是国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因为它是定在二十四节气中，春分后的十五天，所以不是固定在国历四月五日，也不是以农历来决定。清明节也叫做民族扫墓节，是民国廿四年由政府明定的国定假日。中国祭祀祖先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代就有帝王、诸侯祭祀宗庙的仪式，到春秋时代孔子的墓祭，这些都属於贵族所特有的。到了秦汉以后，贵族制度末落，才有一般民众到祖先坟墓去祭祀的习俗。

一般清明扫墓可以分成两种仪式：

有一位老人，在他72岁时遭受严重的挫折，他奋斗了几十年享誉全国的最大零售集团，在一夜之间破产了。人们看着这位闻名遐迩的世界级企业家迎来如此灾难性的失败，议论纷纷。有人认为他将心随天命，穷困潦倒度过余生;有人认为他将神经受到刺激，过起老年痴呆不谈理想的晚年生活：有人认为他肯定不堪一击，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然而，事业的大厦轰然倒地，并没有使这位老人从此倒下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他依然精神十足，匆匆行走在大街小巷上。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和几个年轻人携手合作，开办了一家网络咨询公司，向自己陌生的IT产业发起了挑战。面对新的行业，老人并没有显得缩手缩脚，反而脸上始终充满了微笑，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加上他合理地运用了过去经营零售业时积累起来的经验，没多久就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一年后，老人重新堆砌的事业大厦又屹立在人们面前。

当记者采访老人，问他为何能够在一年时间里反败为胜、东山再起时，老人快乐地大笑起来，久久不语。记者等了好久，老人也未给出答案，而是又忙自己的事了。记者疑惑地又重复提起这个话题，老人第二次快乐地大笑起来，他只说了短短一句“其实，我已给出答案!”此时，记者才恍然大悟——快乐心情是老人反败为胜、东山再起的法宝。

这位老人就是日本曾经最大的零售集团“八百伴”集团的总裁——和田一夫。

在商场的长期拼搏奋斗中，和田一夫悟出了这样一个简明的道理：生活就是一束阳光，你站在阳光中，迎着阳光向前看，满眼光明，身心温暖，倍增力量;转过身，俯视阴影，满目黯然，暗自神伤。面对阳光和阴暗的两种心态，完全由个人的心情来掌握。选择前者，你将积极快乐地向前走;选择后者，则沉沦悲观沮丧，举步不前。

和田一夫反败为胜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成功需要一颗快乐的心来支撑!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将终生与成功失之交臂。如果我们左冲右突难以突围，正心情沮丧之时，何不尝试一下以快乐的心情去走另一条路径呢?

赫鲁晓夫是苏联继斯大林之后的最高领导者，西方记者常常把幽默感作为他的天性之一。可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并非为了逗人发笑，而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而且，赫鲁晓夫的语言相当粗俗，带有极强的侮辱性。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来解决柏林纠纷。赫鲁晓夫认为，这类会议不解决问题，因为外长们不掌握最高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所处的地位，赫鲁晓夫脱口对麦克米伦说：如果我叫葛罗米柯同志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不敢不服从!这句幽默话真是粗俗不堪。

1959年，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充满唇枪舌剑的争论。在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首先发难，他质问尼克松，美国国会为何在不久以前，通过了一项敌视苏联的《关于被苏联支配和奴役国家的决议》，一时，会谈的气氛空前紧张。

赫鲁晓夫：美国的这项决议，是对苏联的严重挑衅。我想要知道的是，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

尼克松：这项决议只是表达了我国的一些看法，并不是一项战斗号令。好了，我们接着谈其它问题吧!

赫鲁晓夫：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不该来回总谈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弄清楚，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

说到此处，赫鲁晓夫怒容满面，叽哩咕噜地叫嚷了一番。只见他的翻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过了几秒钟，才勉强把这几句话翻译出来：这项决议太臭了!臭得就象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在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攻击面前，尼克松也不甘示弱，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是放猪娃出身，于是对赫鲁晓夫说：

恐怕主席先生说得不完全，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为某一项议案与美国代表争吵起来。情急之下，赫鲁晓夫脱下靴子，拿着靴帮猛敲桌子，高声叫喊：混帐!你胡说!全场代表为之哗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总喜欢讲一个老掉了牙的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笑话：队伍中有人打了一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个人站出来。但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的士兵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问，谁打的喷嚏?结果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二排的士兵也被枪决了。当军官第三次发问时，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低声说：是我打的喷嚏。岂料那军官不但没有枪毙他，反而向他说：祝你健康!

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幽默，如果硬要说是幽默，那也是黑色幽默，赫鲁晓夫就喜欢这样的黑色幽默。

麦克斯韦从小就有很强的求知欲和想象力，爱思考，好提问。据说还在他两岁多的时候，有一次爸爸领他上街，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旁，他就问：“爸爸，那马车为什么不走呢?”父亲说：“它在休息。”麦克斯韦又问：“它为什么要休息呢?”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大概是累了吧?”“不，”麦克斯韦认真地说，“它是肚子疼!”

还有一次，姨妈给麦克斯韦带来一篮苹果，他一个劲地问：“这苹果为什么是红的?”姨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叫他去玩吹肥皂泡。谁知他吹肥皂泡的时候，看到肥皂泡上五彩缤纷的颜色，提的问题反而更多了。

上中学的时候，他还提过象“死甲虫为什么不导电”，“活猫和活狗摩擦会生电吗”等问题。父亲很早就教麦克斯韦学几何和代数。上中学以后，课本上的数学知识麦克斯韦差不多都会了，因此父亲经常给他开“小灶”，让他带一些难题到学校里去做。每当同学们欢蹦乱跳地玩的时候，麦克斯韦却进入了数学的乐园，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教室的角落里，或者独自坐在树荫下，入迷地思考和演算着数学难题。

麦克斯韦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光学、力学、弹性理论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他建立的电磁场理论，将电学、磁学、光学统一起来，是19世纪物理学发展的最光辉的成果，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综合之一。

名人故事

玫瑰花信誓1797年3月，法兰西总统拿破仑在卢森堡第一国立小学演讲时，潇洒地把一束价值3路易的玫瑰花送给该校的校长，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了答谢贵校对我、尤其是对我夫人约瑟芬的盛情款待，我不仅今天呈献上一束玫瑰花，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我们法兰西存在一天，每年的今天我都将派人送给贵校一束价值相等的玫瑰花，作为法兰西与卢森堡友谊的象征。从此卢森堡这个小国即对这欧洲巨人与卢森堡孩子亲切、和谐相处的一刻念念不忘，并载之入史册。

后来，拿破仑穷于应付连绵的战争和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并最终因失败而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自然也把对卢森堡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

谁都不曾料到，1984年底，卢森堡人竟旧事重提，向法国政府提出这赠送玫瑰花的诺言，并且要求索赔。他们要求法国政府：一、要么从1798年起，用3个路易作为一束玫瑰花的本金，以5厘复利计息全部清偿；二、要么在法国各大报刊上公开承认拿破仑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法国政府当然不想有损拿破仑的声誉，但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让他们惊呆了：原本3路易的许诺，至今本息已高达1375596法郎。最后，法国政府通过冥思苦想，才找到一个使卢森堡比较满意的答复，即：以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法国将始终不渝地对卢森堡大公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与赞助，来兑现我们的拿破仑将军那一诺千金的玫瑰花信誓。

也许拿破仑至死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即兴言辞会给法兰西带来这样的尴尬。但是，这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许诺只在一瞬，践约需要永远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

《关于牛顿忘我工作的故事》

牛顿每一天除抽出少量的时刻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刻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思考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哲理：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但是证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是个文武兼备的全才。他早年参加“复社”（明末一个文人结社组识）活动时，就注重锻炼身体，反对重文轻武。

当时，“复社”里有个名叫归庄的少年，与顾炎武同岁，不但精通兵法，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顾炎武与归庄朝夕相处，情投意合，两人经常在一起舞枪弄棍，十分自在。

可顾炎武和归庄的做法，却招来“复社”内部许多人的非议，有人竟公开辱骂他俩是“异端的狂生”。顾、归二人对此毫无畏惧。顾炎武针锋相对地说：“我就是要当那些无耻之徒的‘异端狂生’！”这样一来，就更加引起了那些人的仇视。他们知道顾、归二人人品才学都在自己之上，实在无懈可击，就采取了人身攻击的卑劣手段。顾炎武幼年时，因患天花病留下了后遗症，眼球上长了一层白膜，左眼视力也有些偏斜和迟钝。练武时，动作往往不够协调。那些庸夫俗子，竟然纠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将顾炎武围在中间，故意逗笑取乐：“请诸位注意看呀，这位武术大师的眼神有多么好看！”

说完，发出一阵怪笑。顾炎武冷眼相对，暗下决心！你们越是嘲笑，我越要练好武艺，让事实来教训你们。从此，他不但更加努力地向归 庄学武，还主动找擅长武功的长辈请教。天长日久，他果然练得武艺高强，身体强健。许多青少年从他的实践中，也受到启发和教育，改变了重文轻武的旧观念。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球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中外名人故事》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

阿曼达·霍金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一位女孩，她自幼拥有讲故事的天赋。学会写字后，霍金就开始写故事，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霍金喜欢独处，不爱说话，所以朋友不多。从小学开始，当她的同学利用业余时间游玩或举行派对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呆在教室或家里默默地写作，有同学嘲笑她是个“木头人”，她不以为然。在上小学和初中的8年时间里，霍金写满了10多个又大又厚的笔记本。她曾将自己认为写得很好的故事投给了报社，但一篇也没能发表。在父母的鼓励下，她仍旧笔耕不辍。

读高中时，霍金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并信心满满地将小说邮寄给了50家出版社，结果没有一家愿意出版，这令她沮丧不已。就在霍金打算放弃的时候，她在书上看到了自己的偶像——美国著名歌手马克·霍普斯鼓励年轻人的一句话：“为了成功，多么执著都不过分！”这句话使她重新找回了奋斗的勇气。

高中毕业后，霍金进入一家社区大学读书，没念两年她就因父亲失业而辍学了。她先到一家餐厅洗盘子，后来又在残疾人之家当护工，月薪只有1500美元。拮据的生活并没有挡住她追求理想的脚步，工作之余，霍金用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报了几个写作班，系统学习了写作理论。她还走访各大书店，阅读了大量的畅销书，以此来了解它们之所以畅销的原因。

经过深入分析，霍金发现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而吸血鬼、巨兽和僵尸等题材则是目前流行的元素。据此，她确定了自己新的写作方向，打算把各种“时髦”的元素都融进自己的作品里。霍金为自己列出了详细的写作计划，每天下班后，她都要写作到深夜。不到一年的时间，霍金创作出了6部小说，当她将这些作品邮寄给多家出版社后，还是石沉大海。

2010年4月，霍金在网上浏览新闻时，发现互联网上兴起了“自我出版”的热潮。所谓“自我出版”，是作者不通过传统出版系统发行自己的书，同时负责编辑、设计、定价等所有环节。这让霍金眼前一亮，于是，她运用网络数字出版系统制作了4部精美的电子书，并将之陆续上传到了亚马逊网上书店。

由于对自己的作品不够自信，同时也出于吸引读者的考虑，霍金将每本书定为0。99美元的超低价，而亚马逊网上书店的其他书，标价通常是每本9。99美元。喜爱吸血鬼、巨兽和僵尸等题材的读者，在亚马逊上搜寻这方面的小说时，一看霍金的小说定价才0。99美元，顿时就被吸引住了，试读后感觉不错便下载到了自己的阅读器里。读者阅读完霍金的一部小说后，感觉很合口味，于是就将她的其他小说给“包圆儿”了。

就这样，6个月过后，薄利竟然滚成了巨款，她的账户赚进了20多万美元。一年半后，霍金共售出100多万本电子书，收入高达200多万美元，而她也成了为数不多的在亚马逊上销售图书超过100万册的著名作家。《纽约时报》称她为继斯蒂芬妮·梅尔（吸血鬼小说《暮光之城》的作者）和J·K·罗琳（《哈利·波特》的作者）之后最令人激动的作家。

霍金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很多时候，当别人不给我们机会时，我们要学会自己创造机会。”

关于努力励志经典名人故事：生活画趣

作者:陈卫卫

漫画家是离不开幽默的，丰子恺的漫画，一向以富有诗意和哲理著称，生活中的丰子恺为作画，也曾遇到很多趣事。

丰子恺总是带着速写本，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由此积累了大量的绘画素材。有一次，去农村写生时，他看到田野旁的树林里有几个农妇正在扫落叶，她们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了他的兴致，于是，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一棵大树后面画了起来。正当他画得入神时，竟被其中一位农妇发现了，于是，一群“娘子军”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大兴问罪之师：

“你画我们作什么?”

“准是画了去给洋鬼子的吧?”

其中一位农妇更叫嚷起来：“洋鬼子会捉画中人的灵魂的呀!灵魂被收去，就活不成了!”

“不得了，决不能让他画去!”

那些女人们越说越来气，有一个甚至伸手要抢速写本。面对这种局面，丰子恺纵然百般解释也无济于事。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幸亏村里的一位老人闻声赶来，问明了原委，替丰子恺解释了半天，她们这才息怒而去。在谢过了那位好心的老人之后，丰子恺急忙从口袋里掏出心爱的速写本查看，幸好八张描绘农妇姿态的画稿都完好无损，这才松了口气。

一天，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丰子恺看到一个小贩拎着一篮花生米走来，他觉得其形象很入画，就一边观察他，一边伸手去口袋里掏速写本。那小贩以为丰子恺盯着他是准备掏钱，连忙走到跟前道：“先生，花生米要买几包?”丰子恺愣了一下，无奈之下只好将错就错地买了两包花生米。

丰子恺喜欢清静，特别不喜欢和当时的政界人物来往，常常说：“富贵于我如浮云。”《良友》杂志的编辑多次到丰子恺家中采访，拍摄他作画的照片后登在刊物上，称他为美术界的名人，并且对他的作品赞誉有加。丰子恺看了之后，对家中的孩子们幽默地说：“其实，我不是明人(名人)，而是清人。”然后解释说，明、清是两个朝代的名称，而名和明是谐音，名又是名利一词的首字，他不喜欢做名人，他喜欢做个清静的人。

丰子恺还曾因给家里的自鸣钟改头换面而引出一段趣闻。1936年，他从上海买了台大自鸣钟，挂在缘缘堂的客厅里没几天，就感到钟面上那数字太过枯燥乏味，于是，他把钟从墙上取下来，用油画颜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再添上几条碧绿的柳丝，又用黑色硬纸板剪出一对飞燕，粘在时针和分针的尖端。这样一来，时针和分针走动时，就变成一对飞燕在垂柳中互相追逐了，客厅平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邻居们看到后，作为奇闻一传十、十传百，不久，附近的人几乎全知道了，许多人还特地来到丰子恺家里，一定要见识见识这个稀奇的自鸣钟。人们说：“到底是艺术家，做起事来就是与众不同。”

1、杨时的故事

远在北宋时期，福建将东县有个叫杨时的进士，他特别喜好钻研学问，到处寻师访友，曾就学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门下。程颢死后，又将杨时推荐到其弟程颐门下，在洛阳伊川所建的伊川书院中求学。

杨时那时已四十多岁，学问也相当高，但他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尊师敬友，深得程颐的喜爱，被程颐视为得意门生，得其真传。

—天，杨时同—起学习的游酢向程颐请求学问，却不巧赶上老师正在屋中打盹儿。杨时便劝告游酢不要惊醒老师，于是两人静立门口，等老师

醒来。—会儿，天飘起鹅毛大雪，越下越急，杨时和游酢却还立在雪中，游酢实在冻的受不了，几次想叫醒程颐，都被杨时阻拦住了。

直到程颐—觉醒来，才赫然发现门外的两个雪人!从此，程颐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到了老师的全部学问。

之后，杨时回到南方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后人便用“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来赞扬那些求学师门，诚心专志，尊师重道的学子。

2.列宁的故事

有一次母亲带着列宁到姑妈家中做客。小列宁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于是，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小列宁因为害怕受姑妈批评,便跟着其他孩子一起说：“不是我!“然而，母亲猜到花瓶是淘气的小列宁打碎的，因为这孩子特别淘气，在家里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

但是，小列宁向来是主动承认错误，从未撒过谎。她装出相信儿子的样子，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子能主动承认。

有一天，小列宁突然在妈妈讲故事时失声大哭起来，痛苦地告诉妈妈：“我欺骗了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瓶，其实是我干的。”听说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妈妈耐心地安慰他，告诉他只要向姑妈写信承认错误，姑妈就会原谅他。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妈妈的帮助下，向姑妈写信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列宁没有再说谎，长大以后，他也通过诚信这可贵的品质获得了人民的支持。

3.钱不是最要紧的

李连杰初到好莱坞时，几乎没有人看好他，好不容易有一家电影公司愿意请他出演，但片酬很低，只有100万美元，而且是演一个反派角色。李连杰犹豫不决，说自己要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答复。但是，等他答应出演时，对方却改口了，片酬降为75万美元。

钱不是最要紧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电影市场，“李连杰”三个字早已是金字招牌，从“功夫皇帝”“沦落”到现在的境地，李连杰感到难以接受。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演，可是，没想到对方却又“落井下石”：“50万美元，不演拉倒。”50万美元，还包括律师、经纪人、宣传公司等各项费用，再扣完税，所剩无几。李连杰答应得很痛快：“我演。”

就这样，李连杰拍了他的第一部好莱坞影片《致命武器4》，虽然片中巨星云集，但在影片首映当晚，李连杰就获得7。5分，成为演员排行榜中的亚军。

第二天，电影公司的老板就亲自上门，毕恭毕敬地说：“下一部片子请您演主角，如何?”当实力证明一切的时候，才能轮到李连杰说话，他的第四部好莱坞影片片酬就开到了1700万美元。

李连杰以退为进，成功地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他谈起往事，感触颇多，念了一首哲理诗：“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大丈夫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尊重现实，迂回前进。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推选委员陆小华说：

脚下风景无限，心中音乐如梦。刘伟，用事实告诉人们，努力就有可能。今天的中国，还有什么励志故事能赶上刘伟的钢琴声。

当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是刘伟的青葱梦想，但10岁那年的一次触电事故，不仅让他失去了双臂，更剥夺了他在绿茵场奔跑的权利。

耽搁了两年学业，妈妈想让刘伟留级，他死活不干。在家教的帮助下，刘伟利用暑假将两年的课程追了回来，开学考试，他拿到班级前三名。重回人生轨道的刘伟，一直对体育念念不忘，足球不行，那就改学游泳。12岁那年，他进入北京残疾人游泳队，两年后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夺得两金一银。

“在2008年的残奥会上拿一枚金牌。”刘伟跟母亲许诺。谁知厄运又来纠缠，过度的体能消耗导致免疫力下降，他患上了过敏性紫癜。医生警告说，必须停止训练，否则危及生命。无奈之下，刘伟与游泳说再见，走进了后来带给他成功的音乐世界。

练琴的艰辛超乎了常人的想象。由于大脚趾比琴键宽，按下去会有连音，并且脚趾无法像手指那样张开弹琴，刘伟硬是琢磨出一套“双脚弹钢琴”的方法。每天七八个小时，练得腰酸背疼，双脚抽筋，脚趾磨出了血泡。三年后，刘伟的钢琴水平达到了专业七级。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地活着。”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刘伟演奏了一首《梦中的婚礼》，全场静寂，只闻优美的旋律。曲终，全场掌声雷动，他是当之无愧的生命强者。去年，刘伟又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1933年1月，希特勒一上台，就发布第一号法令，把犹太人比作“恶魔”，叫嚣着要粉碎“恶魔的权利”。不久，哥廷根大学接到命令，要学校辞退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纯犹太血统的人。在被驱赶的学者中，有一名妇女叫爱米·诺德（A。E。Noether 1882—1935），她是这所大学的教授，时年5l岁。她主持的讲座被迫停止，就连微薄的薪金也被取消。这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女性，面对困境，却心地坦然，因为她一生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

诺德生长在犹太籍数学教授的家庭里，从小就喜欢数学。1903年，21岁的诺德考进哥廷根大学，在那里，她听了克莱因、希尔伯特、闽可夫斯基等人的课，与数学解下了不解之缘。她学生时代就发表了几篇高质量的论文，25岁便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女数学博士。

诺德在微分不等式、环和理想子群等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由于当时妇女地位低下，她连讲师都评不上，在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强烈支持下，诺德才由希尔伯特的“私人讲师”成为哥廷根大学第一名女讲师。接下来，由于她科研成果显着，又是在希尔伯特的推荐下，取得了“编外副教授”的资格，虽然她比起很多“教授”更有实力。

诺德热爱数学教育事业，善于启发学生思考。她终生未婚，却有许许多多“孩子”。她与学生交往密切，和蔼可亲，人们亲切地把她周围的学生称为“诺德的孩子们”。我国代数学家曾炯之就是诺德“孩子”们中的一个。

在希特勒的威胁下，诺德被迫离开哥廷根大学，去了美国工作。在美国，她同样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同样有她的“孩子们”。1934年9月，美国设立了以诺德命名的博士后奖学金。不幸的是，诺德在美国工作不到两年，便死于外科手术，终年53岁。她的逝世，令很多数学同僚无限悲痛。爱因斯坦在《纽约时报》发表悼文说：“根据现在的权威数学家们的判断，诺德女士是自妇女受高等教育以来最重要的富于创造性数学天才。”

有一个人，是他伟大的人格，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的重压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不屈不挠的高昂的斗争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都决不向命运屈服。他，一个心灵伟大的人——贝多芬。

贝多芬作为一个音乐大师，他需要敏锐的听觉，但是1796年他还不到30岁，耳朵就开始变聋，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内脏也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贝多芬还不得不忍受感情的煎熬，他不断幻想着幸福，但立刻又幻灭，不得不去承受心灵的痛苦。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世界上的名人大部分都是经过风吹雨打的，所以说彩虹，经过与雷电的激战之后才出现。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个感人的事情，不仅能让你吸收情感和知识，还能用来反省自己是否坚强过？

也许我们曾经在挫折面前彷徨过，绝望过；也许我们曾经意外的得到挫折带给我们的馈赠，体验过战胜之后的快乐……这些都是我们成长历程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选择坚强是最有用的资源。

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一岁半时因病丧失了视觉和听力，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不可忍受的痛苦。然而海伦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老师的教育、帮助下，她凭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残，学会了讲话，用手指“听话”并掌握了5种文字。24岁时，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后她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为世界盲人、聋人谋利益的事业中，曾受到许多国家政府、人民的赞誉和嘉奖。1959年，联合国曾发起“海伦·凯勒”运动。她写的自传作品《我生活的故事》，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

分析：敢于正视人生的疾苦和磨难，是海伦成功的根本。正是如此，她才成了全世界残疾人的精神代表，成了残疾人的骄傲。

话题：“残而不废”“坚强成就人生”“生命的价值”

约翰·康缇斯是一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平常人能做到的事情，他也能做到，例如散步、游泳、潜水、一些体育运动（打乒乓球、举重等）、开着汽车到处跑，他以真实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他人：“我行你也行，别对自己说‘不可能’；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幸，永远有人比你更加不幸，无论你觉得多么的了不起，也永远有人比你强；如果你想要突破极限，如果你想彻底自信；当你早上面对镜子的时候，对自己说：‘我是最棒的’；你要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找到乐趣；你必须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归根结底，你最需要讨好的人就是自己。”

约翰·康缇斯所经历的逆境与成功，令我们惊叹、震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感召。让我们以超强的自信心，迸发生命的激情与动力，超越自我，迎接挑战，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那么成功就会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年轻时的左拉很穷。为了抵挡饥饿，他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捉麻雀，用挂窗帘的铁丝将麻雀串起来在火上烤着吃；为了坚持写作，他把仅有的几件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来御寒。偶尔得到一个蜡烛头，他竟会如过节似的高兴，因为今夜可以读书写作了。正是贫穷磨砺了他的意志，他终于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

分析：有人面对贫穷时会一蹶不振，有人却能以贫穷为动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左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话题：“贫穷是一笔财富”“坚持不懈”“苦难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