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概括(精选20篇)

一队穿着草鞋、衣衫褴褛的战士，忍饥挨饿，在风雨交加、前堵后追中昼夜奔袭240里到达指定地点，与守桥敌军经历激烈的战斗后，他们取得了胜利，拯救了一支岌岌可危的星火部队，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电影《勇士》正是讲述了这个奇迹——红四团飞夺泸定桥!

飞夺泸定桥是长征途中的经典战役，关于这场战役，我们早已从书本上熟知，也在银幕上感知过。而新片《勇士》，以一种新的姿态，拍出了新意，拍出了节奏，拍出了热血。影片既有旗帜鲜明的红色元素，也有树林跑酷、竹间穿梭等商业元素。影片动作性强、音效好、化妆逼真、表演硬朗、景色优美，是一部政治性艺术性都不错的影片。

影片开篇就是红四团的急行军，红军战士脸上带着高原红，略显疲惫，一边识字一边赶路，这个真实的细节让观众很顺利的就进入了电影营造的环境中。而突如其来的一场遭遇战，开启了全片紧张、激烈、血性模式。

《勇士》是一部动作性很强的影片，难能可贵的是影片不仅仅只为动作而动作，除了紧张激烈、视觉冲击很强的战斗场面，影片还赋予了正确的思想内涵。曾几何时，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很多描写革命历史的作品，只有纯粹的故事而无前因后果和理想信念，更有恶意篡改历史的作品在误导、毒害着我们的青少年，各路神剧充斥了我们的文化宣传阵地、网络荧屏。《勇士》基本遵循了历史的本来，所以我们才能听到“我们中间谁不是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有着深仇大恨”、“为了理想、信仰”、“同志”(虽然有些地方仍然以兄弟相称)等等这样的台词。影片将战士们的坚定顽强与英勇献身，一步一步铺开、深化、强化，而观众的情感与情绪也在红军战士的战斗与牺牲中一点一点被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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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有次吴王领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的大将灵姑浮砍中了右脚，最后伤重而亡。吴王死后，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三年以后，夫差带兵前去攻打越国，以报杀父之仇。

公元前497年，两国在夫椒交战，吴国大获全胜，越王勾践被迫退居到会稽。吴王派兵追击，把勾践围困在会稽山上，情况非常危急。此时，勾践听从了大夫文种的计策，准备了一些金银财宝和几个美女，派人偷偷地送给吴国太宰，并通过太宰向吴王求情，吴王最后答应了越王勾践的求和。

但是吴国的伍子胥认为不能与越国讲和，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可是吴王不听。

越王勾践投降后，便和妻子一起前往吴国，他们夫妻俩住在夫差父亲墓旁的石屋里，做看守坟墓和养马的事情。夫差每次出游，勾践总是拿着马鞭，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后来吴王夫差有病，勾践为了表明他对夫差的忠心，竟亲自去尝夫差大便的味道，以便来判断夫差病愈的日期。夫差病好的日期恰好与勾践预测的相合，夫差认为勾践对他敬爱忠诚，于是就把勾践夫妇放回越国。越王勾践他回国以后，立志要报仇雪恨。为了不忘国耻，他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表示不忘国耻，不忘艰苦。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由弱国变成强国，最后打败了吴国，吴王羞愧自杀。

回望红军长征胜利以过了八十年，长征是多么艰难和布满险阻，可我们的红军队伍也长征胜利了。

长征是一首激昂壮烈的乐曲，1934年10月中旬，我们红军队伍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根据地进行长征。期间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

长征一路布满荆棘，他们穿过越城岭、都庞岭、飞跃泸定桥，渡过金沙江。

长征是多么伟大的使命!是多么壮烈的举动!红军队伍为了全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红军长征一路上有多少革命先烈的身躯。长征路上种种艰难没有阻挡革命先烈的身躯。一路上的沼泽没有让红军的救国心埋没。

红军粮食短缺，没有粮食了，挖野菜，野菜没了，吃树皮，红军们在这样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还熬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想到这里，我们不禁问心自问，今天幸福生活是谁给我们的?现在的和平是谁创造的?是革命先烈，是战争英雄们，他们有些人为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想这些英雄们致敬?

七征路上艰难空苦，都被毛主席一首饱含激情的词七律.长征这样写道：“红军不拍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岸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一首词饱含长征战士的心情。

我们要把革命先辈精神永记在心，我们永远不能忘了他们!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1、一鼓作气(曹刿 guì)

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释义：第一次击鼓时士气振奋。比喻趁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一口气把工作做完。

2、一字千金(吕不韦)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释义：增损一字，赏予千金。称赞文辞精妙，不可更改。

3、一字之师(郑谷)

出自宋·计有功《唐诗纪事》：“郑谷改僧齐己《早梅》诗：‘数枝开’作‘一枝开’。齐己下拜，人以谷为一字师。”

释义：改正一个字的老师。有些好诗文，经旁人改换一个字后更为完美，往往称改字的人为“一字师”或“一字之师”。

4、一饭千金(韩信)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信钓于城下，诸漂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又：“信至国，如所从食漂母，赐千金。”

释义：比喻厚厚地报答对自己有恩的人。

5、东山再起(谢安)

出自《晋书·谢安传》：“隐居会稽东山，年逾四十复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司徒等要职，晋室赖以转危为安。”

释义：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

6、图穷匕见(荆轲)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释义：比喻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或本意显露了出来。

7、纸上谈兵(赵括)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时学兵法，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根据兵书办，不知道变通，结果被秦军大败。

释义：在纸面上谈论打仗。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8、负荆请罪(廉颇)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释义：背着荆条向对方请罪。表示向人认错赔罪。

9、卧薪尝胆(勾践)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路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

释义：睡觉睡在柴草上，吃饭睡觉都尝一尝苦胆。形容人刻苦自励，发奋图强。

10、接竿而起(陈胜)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释义：砍了树干当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进行反抗。指人民起义。

11、三顾茅庐(刘备)

出自三国蜀·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释义：原为汉末刘备访聘诸葛亮的故事。比喻真心诚意，一再邀请。

12、孺子可教(张良)

出自《史记·留侯世家》：“父去里所，复返，曰：‘孺子可教矣。’”

释义：指年轻人可培养。

13、四面楚歌(项羽)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释义：比喻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

14、老当益壮(马援)

出自《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释义：年纪虽老而志气更旺盛，干劲更足。

15、投笔从戎(班超)

出自《后汉书·班超传》：“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释义：扔掉笔去参军。指文人从军。

16、暴殄天物(商王)

出自《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释义：原指残害灭绝天生万物。后指任意糟蹋东西，不知爱惜。

17、暗渡陈仓(韩信)

出自元·无名氏《暗度陈仓》第二折：“着樊哙明修栈道，俺可暗度陈仓古道。这楚兵不知是智，必然排兵在栈道守把。俺往陈仓古道抄截，杀他个措手不及也。”

释义：比喻用一种假象迷惑对方，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18、嗟来之食(黔敖)

出自《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

释义：指带有侮辱性的施舍。

19、怒发冲冠(蔺相如)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释义：指愤怒得头发直竖，顶着帽子。形容极端愤怒。

20、手不释卷(吕蒙)

出自《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

释义：书本不离手。形容勤奋好学。

[20个成语典故故事素材

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后，将东方的土地分封给有功之臣和周王室的子孙，又向各边远地区派出大批使者，以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希望他们都归顺于周室。

于是，许多远方的小国和部族便派使者送来贡物，以示臣服。其中有一个部落送来一只叫做獒的狗。这只狗身上的毛呈黄褐色，身体较大，尾巴较长，四肢比较短，性格凶猛，善于搏斗。同时，它又很有灵性，在武王面前匍匐在地，好像是在行跪拜之礼一样。武王对此很是喜欢，便重赏了前来进献獒的使者，然后就高兴地逗起獒来。

召公知道这件事后，作了一篇名叫《旅獒》的奏章，呈给周武王。奏章的大意是：如果沉湎于侮辱和捉弄别人，就会使自己丧失崇高的德行;如果沉湎于所喜爱的事物，就会使自己丧失积极进取的志向。周王朝的建立很不容易，不能让它立刻灭亡啊!读了这篇奏章，周武王觉得召公的话很有道理，颇受感动，想起了从前纣王荒淫无度，导致商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就下令将贡物分别赏赐给各位功臣和各国的诸侯。

毛主席曾经写过《长征》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到毛主席当时的心情。他以磅礴的气势描绘了长征途中战胜的艰难险阻，表现了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怕任何艰难对革命必胜的信心，热情赞扬了红军藐视困难，无往而不胜的英雄气概。

说起长征精神红军们同甘共苦，意志坚决充满革命必胜的信心。为了救国救民红军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甚至不惜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团结群众，与人民生死相依，这些精神人人皆知，可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这些伟大的精神呢?

艰苦卓绝的长征，它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经过了整整二年才胜利。它锻炼和严重的考验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保存党和红军的和平，留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长征的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今年则是纪念了长征胜利70周年，我想对那些给我们和平;温暖幸福的一个家;给我提供好的条件让我读书学习;过上快乐的日子;这一切都是用战士们的生命，同鲜血换来的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要真心的感谢那些伟大的战士们。

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的人逐渐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一代中，好吃懒做、铺张浪费现象十分突出。不过在这里我就要严重的批评那些好吃懒做、铺张浪费的人和那些不认真学习到处流浪的学生们。正所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也许在几十年后，他们会后悔的。最可恨的是那些制大量的毒品：白粉，冰毒，海洛因等流传到人类中，到处骗取大量钱财，严重危害群众，破坏一个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让人家破人亡，有家不能归，尽做一些给自己家庭、祖国丢脸，更严重的是危害了祖国的利益，且不是大大的和红军战士唱反调吗?他们为国为民，不惜付出生命。而你们是伤害人民破坏祖国利益，不过最终你们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这时且有些人后悔，不过有些相反，在生命最后一刻时还不悔改，还想着发大财的白日梦等，可是他们想过有，你们的家人会因为你们而抬不起头，会受到别人的藐视，而不被人重。……

同学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想想我们现在所拥有丰衣足食的日子、富裕的生活是怎么由来的?好好的发扬那宏伟的长征精神，这样你的家人会因为你们而骄傲，祖国会因你们光荣而自豪。

现在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和平而幸福美满的家园，这可是过去乡亲们，战士们梦寐以求的所想要的家，可是当红军战士们把这一切带来时，自己却悄悄地消失了，他们并没有尝试自己的成果。我们难道不会好好珍惜吗，这一切，是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甚至是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的。有些人还去践踏他们的成果，这些人禽兽都不如，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一切，因为这一切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所换来的，他们同样的是人，同样的只有一条命，有亲人，可他们没有自私心，他们背景离乡还忍受着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挫折去战斗，去给祖国创造辉煌。成功的第一步：“和平”，而我们比他们的生活，条件等好上几千倍，而我们又给祖国取得发什么成就?

同学们让我们共同用我们的心声呼唤大家吧，从那阴暗是生活中走出来吧!认真学习，继承他们的那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让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我门心中。珍惜眼前这来之不易的一切，让我们永远记在心里吧，那我们就用行动来证明这一切，让我们这一代去创造祖国，让祖国更辉煌强壮，那就让我们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学习长征精神。”

光阴荏苒,七十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宣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人类军事史上一个空前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壮举,更是一部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

前程万里，不改初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当沿途的风景从荒芜变成繁华，我们依然行进在新的长征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艰巨繁重，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时不我待，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任在肩……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新的历史赶考的考场中，硬仗会应接不暇，难题会接踵而至。拿出当年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气魄，坚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我们前进的步伐才会铿锵有力，才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不断抵达梦想的远方。

走好新的长征路，团结才有力量。众志成城，无惧山高水长。万里长征千回百折，没有全党的上下一心，红军“官兵一致同甘苦”的紧密团结以及始终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不可能赢得胜利、创造奇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尤其需要凝心聚力，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弘扬长征精神，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们就能万众一心，奋力跨越前行中的“雪山草地”，征服改革进程中的“娄山险关”。

走好新的长征路，实干成就未来。长征是走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在浴血奋战中开拓向前，在攻城拔寨中闯出生路，红军长征所展现的奋斗精神惊天动地、永不磨灭。今天，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肩负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无论是践行新发展理念，还是实现“十三五”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归根结底要靠真抓实干。新的长征路上，始终保持勇毅笃行的定力、艰苦奋斗的干劲，以钉钉子精神一锤一锤接着敲，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一步一步朝前走，我们必能积小胜为大胜，以实干为阶梯不断抵达新的发展境界。

十月的江西，秋意正浓。当年红军搭起浮桥开始长征的于都河上，一座座现代化大桥横跨两岸，连通着人们脚下的幸福之路。“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重温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让我们不忘初心、团结奋进，用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写下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

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宋志刚同志是江西兴国人，共产党员，出身于贫农家庭，从小历尽风霜，磨练出了一种刚强、坚毅的性格。40多岁的他经验丰富，遇事能出主意，每当大家伙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的时候，只要有老宋在场，就能“逢凶化吉”。

1935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入草地。所谓草地，是指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四川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连接地段，面积约为1.52万平方公里，海拔约在3500米以上。

他们好不容易筹到一点粮食，每人分到了5斤青稞，把它炒熟装进了干粮袋。

就凭这5斤青稞，要走七八天的草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老宋凭着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时挖野菜充饥的经验，寻找能吃的野菜。第二天他发动大家动手摘了一大堆野菜，晒干了又使每人增加了10多斤半干半湿的野菜叶子。

8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开进茫茫大草地，举目一望，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青草浸在紫黑色的泥水中，散发着腐臭的气味。在这广阔的泽国里，看不到树林和人烟，更找不到人行的道路。

进入草地后，有一天由于行军太累，没留神，脚下一滑，刘先掉进了一个脏水坑里。真糟糕，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浸透了脏水，臭味熏人，没法再吃了。刚进草地就没有了干粮，以后可怎么办呢?年轻的刘先看着弄脏的干粮袋，不禁发起愁来。

突然，一个干粮袋从后面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回头一看，正迎着老宋那温暖慈祥的目光。他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 “没关系，你用这个吧。”他拾起臭水浸过的半袋炒青稞，迈着吃力的步子向前走去。刘先望着他那瘦弱的背影，仿佛觉得有一股热浪从心里往上翻滚。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傍晚，队伍露营在一个斜坡上。大家围着篝火，用搪瓷缸子煮一点开水，吃一点青稞充饥。老宋同志把开水缸子端到一边去，背着身子，把臭水浸过的青稞和野菜叶子泡在缸子里，费劲地嚼了半天，艰难地咽下去。

刘先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提着干粮袋对他说： “老宋啊，我不能要你的粮食。”老宋拉着刘先的手，又把干粮袋挂在刘先的脖子上，笑着对刘先说： “小家伙，我年龄比你大，难吃一点我能行。你还年轻，要保住身体，走出草地好北上抗日。”

刘先没顾老宋的再三阻拦，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排长汤平同志，汤平同志建议全排每人给老宋分出一点粮食。老宋再三推让不肯收下，最后党支部决定，硬把分出的粮食装进他的干粮袋里。

以后几天的草地行军中，老宋的身体越来越瘦弱。每到宿营地，别人都吃一点青稞，老宋同志总是悄悄地煮一点野菜吃，野菜不好消化，一直在闹肚子。

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大。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的严寒，更使人难以忍受。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发的一套单军衣早已破烂不堪。晚上宿营，再也找不到烧火的柴火了，战士们只好挤在一起，背靠背取暖。寒风吹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每一个人都盼望天快亮，快出太阳。

在夜里同志们冻得难受，老宋同志抽着旱烟，讲起江西老家的故事来。他那趣味横生的故事，把大家逗乐了，似乎也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寒冷。

长期的劳累和饥饿，再加上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严重的胃溃疡和风湿性关节炎在老宋身上一起发作了。他比进草地前更消瘦了，两腿已经瘫软无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体力。李辉高等几个同志硬从他肩上夺过步枪和手榴弹，让他轻装前进。实在无力行走，就扶着他走。

第六天，天色阴暗，突然下了一场雨夹雪，每个人全身都被雨水浸湿了。中午，又遇到一条宽约一百多米的河流，水深过胸，水流很急，部队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手臂挽着手臂，强忍着刺骨的冰冷，趟过了激流。老宋同志被扶过河后，开始发高烧，直打哆嗦，后来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了。

同志们轮流背着老宋同志前进，走了十多里路，他有几次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发现别人背着他行走，想挣脱下来。他用微弱的嗓音恳求地说： “我是不行了，你们放下我吧，不要因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

李辉高同志安慰他说： “老宋，放心吧，只要我们活着，就一定要把你背出草地。”老宋脸色苍白，嘴唇抽搐了几下，想说什么，但由于身体太虚弱了，又昏迷过去。当时，部队根本找不到一点药品，生了病只有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去战胜。

就这样，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坚持背着老宋走，有几次差一点陷进泥潭里去，经大家帮助，又拉出来继续前进。几经周折，终于坚持到了宿营地。

刘先永远也不会忘记草地那个寒冷的夜晚，老宋同志突然急促地喘息起来，他们立即围拢在他的身边，他已面无血色，两眼深陷，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行了……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我们一定能胜利地走出草地，我们党一定会胜利，中国的革命一定能成功……我已经看不到全国胜利的那一天了，有可能的话，写封信告诉我的家人，就说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老宋同志垂下冰冷的双手，停止了呼吸。

刘先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同志们站在旁边也泣不成声。在掩埋烈士的遗体时，刘先突然发现老宋同志干粮袋里的青稞没有吃，还是那么多。原来他知道自己不能走出草地，只吞咽了一点野菜充饥，把青稞节省下来留给了大家，是饥饿和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啊!

像他这样刚强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后来这些活着的人们永远地敬佩他呢!

像他这样为中国革命无私无畏奋勇献身的红军战士，怎能不使这些活着的人们在心里永远地怀念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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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从小就饱受磨难的红军女战士，像每一个男战士一样，把革命当成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她们的吃苦耐劳和不畏生死，与红军中的任何一支作战部队相比，都毫不逊(xùn)色。

一九三四年，妇女独立团，这样一支特殊的部队，在红军川陕根据地成立了。在当时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哪支军队拥有如此众多的女战士。

这些女战士，大多来自川北大巴山中的贫苦人家。从小生活就十分贫困。都是早早就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养成了她们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习惯。

有许多女战士在还不满十岁的时候，就被活不下去的父母卖掉了。在别人家饱受打骂，没过一天好日子。

红军到达大巴山区后，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这些女孩子得到了解放，过上了自由、自主的劳动生活，于是她们开始向往革命，想通过自己的双手，去拯(zhěnɡ)救更多的受难姐妹。

就这样，越是敌人向苏区进攻得猛烈的时候，报名参加红军的贫苦女孩子就越多。是红军的政策让她们生活得有自信，有尊严，她们一定要保护苏区。

成立的那天，正是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边根据地，向西转移的途中，一千多名女同志，一下子变成参与打仗的战士了，女红军们欢欣鼓舞，蹦蹦跳跳。

成立的初期，她们是一个独立团，但随着妇女同志革命热情的高涨，独立团的战士越来越多，一度超过了三千人，曾经扩编为一个妇女独立师。

发军装，发武器，还给每人发一个带着红五星的大斗笠，就是长发都要剪短，这是上级的命令。女孩子都爱美，有些女同志舍不得了。

“打仗就打仗，为啥要剪头发?”

“是啊，留着头发还不能杀敌人了?”

妇女独立团的干部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就给大家讲道理：“咱们是来参军打仗的，不是来比美的。头发谁没有?重要的是看战斗力强不强。咱们剪短了头发，路上行军方便，打起敌人来也利索!”

女同志们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就按上级的命令剪了短发。

部队给每人发了一支枪，个子高的就扛长枪，矮一些的就扛短枪。为了让这些女兵上战场不至于慌张，上级命令她们按正规军队的标准训练。

一边训练，一边行进。红四方面军运粮、抬担架、上阵杀敌……到处都可以看见年轻的女红军忙碌的身影。

为了把自己训练得和男战士一样勇猛，妇女独立团训练得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她们处处不落人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们组成战场运输队：有的背着四支枪和一箱子弹，有的背着上百斤的粮食和盐巴，在陡峭的山林中跋山涉水，从不停歇。

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参加了红军，就一心一意战斗，她们就这样负重前进，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努力。

她们奔跑在战火和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每到一个营地，她们都要在冰冷的溪流里，昼夜不停地洗带血的绷带和伤员的军衣，她们的双手由于冰冻和操劳，布满了像小孩嘴巴一样的口子，常常流血不止。

就这样，她们还是整天唱唱跳跳的，一有空就给战士们表演节目，驱散他们的疲劳。许多战士都夸赞她们，能文能武。是啊，在真正的战场上，她们的表现更是出色。

当队伍来到川康交界的理县时，妇女独立团打了个大胜仗，让全体红军战士对她们刮目相看了。

理县是汉族人和藏族人杂居的地方，民族状况很复杂。独立团到了那里就扎好营地，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就到县城里去宣传。她们不停地喊话，贴标语，宣传红军的政策的同时，还不忘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百姓们看着这一群穿着军装，扛着枪的女人，感到十分奇怪。好多老人见她们挺和善，不打骂百姓，就大着胆子问：“你们这些个女子，怎么也拿刀弄枪的?”

“大娘，红军的政策是男女平等，我们女子，怎么就不能当兵啦?”一个妇女团的干部笑呵呵地说。

“是啊，我还杀过好几个白狗子呢!”一个正在贴标语的女战士跳过来说。

“行啊!姑娘!”大娘没说什么，一边的村民都竖起了大拇指。

妇女同志们都很勤劳，她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了解村镇中的情况。好多女战士给百姓家里帮忙，受到百姓们热情的欢迎。很快，她们就和当地人混熟了。许多百姓主动给她们提供消息，让女同志们非常高兴。

在离市镇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喇嘛寺院。国民党兵来到这里，把寺院霸占了，作为临时的“官府衙门”。藏族的百姓不能到寺庙去拜佛，而且不分汉藏，所有百姓都要给那里交粮交物，还时不时地去做苦力。老百姓们怨声载道，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寺院中的国民党兵把自己当成了活佛，让百姓们送粮时，在一公里以外就得跪下，用膝盖“走”进寺中。许多身体虚弱的百姓还没走到，就累死在半路了。

女战士们听了怒火中烧，大家商量一下，都想替百姓们出出这口气，让这些鱼肉乡民的敌人长点记性。

“团长，我们不能看着乡亲们受苦。”

“是啊，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饭，还得供奉着这个‘皇帝’!”

团长仔细思考了一下，下定决心教训教训这些敌人。

她派出了两个机灵能干的女战士，把敌人的情况摸清。

原来寺庙修在半山腰，院墙高大厚实，易守难攻。这股敌人就躲在这里，从百姓们那里收取粮草、盐巴，真是过着土皇帝的生活。

侦察员回来后，大家更加气愤，都想立刻去消灭这股敌人。还是团长和副团长制止了大家，冷静地想好了对策。

当天夜里，月亮躲在云层后面，四下里一片漆黑，通往寺院的路上，女战士们拿着从村民手中借来的工具，一声不响地挖着土。山野里一片寂静，除了“沙沙”的挖土声，什么声音也没有。

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连平时怕黑的几个小战士，都忘记了黑暗，脑中只想着消灭敌人，为百姓除害。第二天清晨，战壕挖到了寺庙周围，女战士们早就伏在战壕中，静静地观察着寺庙中的动静了。

平日早早打开的庙门依然紧闭，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笑声也听不见了。团长断定，敌人已发现了妇女团，他们仗着粮草充足，想在这里耗着，等红军退去，或者援兵到来。有几位同志当时就要往上冲，团长拦住了她们。

不能让敌人得逞，妇女团的同志门开会商议。

“敌人对红军闻风丧胆，所以才不敢出来，想等援兵。所以我们不能等了。”一个急脾气的女战士首先发言。

“不行，现在是白天，进攻对我们不利。”

“而且白天敌人容易发现我们是女人。就不怕了。”

团长见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就说：

“我们等到晚上再进攻，进攻时大家不要喊，这样敌人就看不出我们的身份。再派一队从山顶上过去，在敌人的后面进攻，让他们着急，就会自己乱了。”

“这个计策好!给他来一个两面夹击。”

主意已定，团长安排了具体工作，大家就静静地等着夜晚的到来。

夜幕终于降临了，女战士们个个跃跃欲试。黑暗的天幕，半个月亮斜挂着，稀疏的星星在闪烁着。夜雾袭来，夜晚更添凉意，朦胧的月光下，可以看得见不远处的围墙。

团长一声令下，全面进攻开始了。大家都不出声，用身上背的手榴弹猛打，一声声爆炸声在寺院里传出来。

不一会儿，敌人从寺院里冲了出来。红军的火力更猛了，敌人的尸体一炸一大片。这时，迂回到山上的那支女红军也赶到了，敌人一看腹背受敌，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寺庙。

“冲啊!不要让敌人跑了!”

冲锋号吹响了，团长拼尽全力地喊出来，妇女团把寺庙牢牢地包围起来，继续猛攻。敌人十分狡猾，就是不出来。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二天中午，妇女团长战士们不停的投手榴弹，不一会儿，寺院里冒起了黑烟：敌人的仓库被一颗手榴弹引着了。

这下子红军战士们可来了劲儿，她们抱起大木桩，“一、二、三!”一用力，紧闭的大门被撞开了，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了进去，彻底消灭了敌人。

紧接着，女战士们又忙着救火，把剩下的粮食和盐巴分给当地的乡民，自己也缴获了好多枪支弹药。

这一次旗开得胜，让妇女独立团名声大振，也增加了战士们的对敌经验。同志们的气势更加高昂，面对敌人时更加英勇向前了。

当需要冲上战场与敌人搏斗的时候，女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不畏生死。打过几场硬仗之后，原来看不起她们的敌人，害怕到只要在丛林中看见一片红色，就胆战心惊。因为女战士们的枪上、刀柄上全都系着红布穗子。

爱美的她们，在有限的条件下打扮自己，队伍集合的时候，妇女团的同志们头上的大斗笠上，画着五颗鲜红的星星，脚下的草鞋上系着红绒球，那时候，无论是红军战士还是穷苦百姓，都为她们喝彩!

妇女独立团是军队中的花朵，但她们不是养在温室中的花，而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钢铁之花。

“阿堵物”的创始人，是六朝时的夷甫。他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清高得无以复加的代表。一向对钱十分不齿，视之为俗不可耐的东西。无论在怎样的场合，如何避无可避，都绝口不提一个钱字。

有一天，家人趁他熟睡之际，将钱把他的睡榻团团围住。心想他要起床，必然会唤人把钱搬走，不然他就下不了床。那样，他一开口就一定得说到这个钱字，再也无法回避。不料，翌日他醒来以后，却唤仆人道：快把“阿堵物”搬走。

实际上，这个阿堵物，是他在急切中随意找的代名词而已，跟“这个东西”没什么区别。也许这人颇有点来历，他随口一说，钱就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别号了。

钱这个东西，常有人议论它到底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有人说是金钱万能，视之为至亲至爱之物，对它爱之入骨;有人则说是金钱万恶，是万恶之源，恨得咬牙切齿。

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世人没为它少磨口舌。众所周知，原始社会是没有钱这个东西的，大家和睦相处，有了可以果腹可以遮体的东西大家享用，没有就大家挨饿受冻。后来因分工不同产生了物物交换，再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为了便于交换，钱就应运而生了。慢慢地，它就变成了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东西。

没钱寸步难行，一钱逼死英雄汉。有了钱，可以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然而，人的欲望是个填不满的窟窿，有了想多，多了想更多，对金钱的追求就欲壑难填，无休无止。便生出许多是非来，为了钱,闹得兄弟反目有之，夫妻成仇有之，六亲不认，对簿公堂者有之，铤而走险杀人越货者也有之。

于是，钱就成了万恶之源，众矢之的，清高之人视之为粪土，不屑于提它。凡事本来是清的，雅的，正的，一提钱就成了俗的，邪的了。

因一度时期的钱是用铜做成的，于是就称有钱人为满身铜臭。反正肆意践踏，一言以敝之。

以往那个火红的年代对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是为人民币服务。一字之差，充分显示灵魂高尚。反正，钱这个东西，一向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说一千道一万，人在世上活着，没钱还真是不行。试想，上面说的这个“阿堵物”的创始人夷甫，倘家里没几个钱，老婆孩子等着他养家糊口，他能如此这般地清高么?

[历史典故：阿堵物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干人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

1934年10月，红军从于都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在于都结集的10天时间里，于都人民夜以继日赶制出10万多双草鞋。夜渡于都河走上长征路的时候，每个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有两双草鞋。

今年75岁的老人叫陈罗寿，家住于都县罗坳镇步前村。步前村当年是红五军团的结集驻扎地。这个村当时有七八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会打草鞋。陈罗寿的父亲陈善模和母亲孙道秀都是村里打草鞋的高手。陈善模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10月从家乡渡河走上了长征路。陈善模参加长征不久就因负伤回到了家乡，第二年便去世了。为了生计，陈罗寿小小年纪就跟母亲学会了打草鞋。解放后，陈罗寿还一直靠打草鞋来贴补家用。

令陈罗寿感到些许欣慰的是，随着红色旅游热潮的兴起，每逢节假日，他和他的“红军草鞋”作坊慢慢吸引了不少城里人的眼球。他们或成群结队，或一家老小，或带着亲朋好友，来到这里观看这个独特制作草鞋的过程，感受老区民间手工艺文化的源源流长，同时，也增加了对长征历史的了解。

岁月的奔涌从不停歇，奋斗的征程永远向前。

80年前，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地区胜利会师，把濒临绝境的中国革命引向坦途。岁月峥嵘，历史常青。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缅怀所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的先烈先辈，立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奋勇前进。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从湘江血战的九死一生到遵义会议的峰回路转，从飞夺泸定桥的奋不顾身到六盘山下的红旗漫卷，长征犹如一条萦绕于山河间的红飘带，锻造着共产党人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书写下中华民族的不朽传奇。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坚强意志，与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的英雄气概，这次远征所铸就的伟大精神，耀亮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殿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原点。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军事上的长征路，从瑞金走到延安，连接起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大革命浪潮，实现了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精神上的长征路，从救亡走向复兴，见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寻求民族复兴的不朽伟业，激荡起永葆初心、奋勇前行的强大力量。奋斗中的长征路，从昨天走到今天、走向明天，我们持续接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砥砺忠于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长征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次艰难跋涉，更是中国精神的一次光明书写。尽管不知最后落脚点在哪里、到何时才能结束，但红军将士坚信“只要跟党走，跟着抗日救国的理想走，就会有前途”。今天，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那种坚守信仰信念的政治定力，任何时候都需要葆守在心、恪守以行。全党在理想信念上坚定不移，党的领导就更加坚强有力，中华民族就必将一往无前。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秉承为人民求解放、为万众谋幸福的为民情怀。长征是一条战略转移之路，也是一条救国为民之路。“十送红军”的军民情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秋毫无犯，“北上抗日”的坚定战略方针，“歃血为盟”的民族团结佳话，为长征烙印下深厚的为民底色。实现民族复兴、增进人民福祉，先辈矢志不渝的目标，正是我们必须肩负的使命。新长征路上，牢记宗旨、植根人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旨归。常怀为民之心、恪尽为民之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将激发同心共济、开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坚守顾全大局、团结一心的政治本色。长征是我们党走向成熟，党内政治生活走向正常有序、严肃规范的历史见证。长征中的艰苦世所罕见、牺牲难以想象，然而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展现出讲政治、顾大局，讲规矩、守纪律，讲统一、促团结的革命风范，将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变成了开创革命新局面的胜利进军。新长征路上，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革命风范，锤炼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政治品质，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我们党必将永葆生机活力。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哪一项任务面临的挑战都堪比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共产党人的“赶考”远未结束，长征永远在路上。迎着民族复兴的恢弘愿景，让我们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新长征路上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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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艰苦跋涉，历时一年的风风雨雨，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回顾漫漫征程，展望红色前景，毛泽东主席欣然挥毫《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眠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胜利的人们的欢呼，是自豪者的歌唱!长征，伟大的长征，举世瞩目的长征，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的英雄壮举，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世界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在纪念长征胜利71周年之际，我们既要回顾昨天的历史，更要展望明天的蓝图。我们要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回顾昨天，我们为中国工农红军而骄傲：368个日日夜夜，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自然界的凄风苦雨无时不在折磨着红军战士，地方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无时不在考验着红军战士的坚强斗志。然而，伟大的红军战士胜利了!瞧!那冰冷的空荡荡的十三根铁索，他们“飞”过去了;瞧!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他们翻过去了;瞧!那杳无人烟的草地，他们?f过去了。翻越了18座崇山峻岭，渡过了24条湍急的河流，穿越了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挺进和顺利通过了6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由年轻人组成的红色大军，面对着上百万武装精良的敌军，携带着数量庞大的辎重，在一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带迂回穿插，最终征服了行程中的艰难险阻，战胜了征途上的悍匪强敌，挥师北上，会师延安。这伟大的胜利，怎不让今天的人们发出长久地神奇的感叹?

是呀，敌人的围剿算什么?湍急的金沙江、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算什么?只剩几根铁索、令人毛骨悚然的泸定桥又能算什么?那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和杳无人烟的大草地，这些曾被人们视为可望而不可及的“天险”，不是都被我们这些可敬的红军战士征服了吗!

长征，它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一股夺取胜利的勇气和一股巨人般的力量存留进了人类史册。坚定不移地信仰，不屈不挠地求索，无所畏惧的前进，向着理想勇敢奋斗，没有哪一个词能够像“长征”那样，包含了所有这些令感动崇高的精神和象征意义。

光阴荏苒，一晃70年过去了。长征的故事却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被记忆的浪花冲淡，长征精神在中华大地上，无时无刻不在闪耀着灿烂的光芒：凭着长征精神，我们的老一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赶走了帝国主义列强，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凭着长征精神，我们的新一代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上了天，宇宙飞船在太空中翱翔……

展望未来，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熠熠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我们中国人民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

我们，作为21世纪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上向;发扬长征精神，向世人写好一份圆满的“中国人民走向世界”的宣言书，做伟大中国迈向21世纪的宣传队，成为播种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胜利种子的播种机!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井冈山之行虽然短暂，但井冈山给我的震撼是我来井冈山之前是无法想象和感觉到的。特别对江泽民总书记概括的井冈山精神内涵：“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有了深刻的理解，我体会到革命胜利成果来之不易，是许多革命前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应加倍珍惜。并坚信井冈山精神与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相结合，熔铸成新的时代精神，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我们定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现结合本人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谈谈这次井冈山之行的心得体会。

一、坚定工作立场，做到有冠涛主人翁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公司“负责、进步、和谐、共赢”的核心价值观，坚定工作立场，做到有冠涛主人翁精神，爱护自己的家园，也要坚持公司发展的指导思想，牢牢把握发展这“一个核心”;努力做到“两个务必”;认真践行“三个体现”;要严守“四个核心价值观念”。

二、学习井冈山精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作风

我要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作为公司的一员，要一直时刻保持低调创业的心态，努力学习发展观，结合党的先进思想，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求可持续发展，希望自己能在公司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冠涛一起成长。

三、坚持实事求是，做事就要做踏实的事

经过井冈山之行我受益颇深，让我懂得做人要实事求是，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做事就要做踏实的事。我有责任并且必须做好的是在冠涛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为事业挥洒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先烈们的英勇捐躯，这才是对井冈山精神最好的继承与发展。

饥寒中的中国革命/竟只用一把炒面一捧雪/就爬过了位于宝兴西北/懋功正南/海拔近五千米的这个/历史性坎坷” ——詹永祥《雪山》

小时候见过的“雪山”，在邀请到学校来作报告的老红军头上：苍苍白发象形的雪山，我怀疑就跟他所历经的长征有着因果。那时候，老红军嘴里的长征因为苍老的方言而含混不清;那时候，老红军被老师介绍成为“爬过雪山的老同志”;那时候，以为长征仅仅就是爬雪山，以为雪山是一枚不朽的勋章，珍藏在老红军心窝里，随岁月的堆积慢慢提升，变成红领巾眼前一头耸立的白发。微型的“雪山”，跟二万五千里烽烟失去关联。

后来，通过课堂上一首著名的诗歌，知道雪山是放在尾联的一句浪漫主义，岷山千里的积雪与三军过后的笑颜，成了牢固的历史逻辑。那时候心目中的雪山，仅仅是一种海拔，仅仅是一个路标，它指向红军的豪迈，指向革命的胜利。

然而，雪山终究是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历史坎坷。当长征渐渐沉淀成后来创业者心中的一种鞭策和激励，雪山是一个坐标，标志着民族精神的高度，革命意志的高度。在岁月的回眸中，长征中的万水千山渐渐地低下去，而雪山，成为一首磅礴史诗中的词眼，渐渐在怀念和追忆中高大起来。当更多的功绩镀亮中华民族腾飞的翅膀，无数胜利前的坎坷，都在重温一幅历史图景中找到了譬喻——

“1935年的雪不断落在横放背包上的枪支上，金黄色的军号和猎猎作响的方面军旗帜上。布制的五星和八角帽下，这群反穿着羊皮的南方籍农民，像一群战争年代的食草动物，他们的饥饿是一把从喉咙里长出的锄头，渐渐挖出了埋藏在六月深处的草根与野菜……”

南飞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八十年后的小学课本，依然这样描写一个季节。如果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那个秋天，如果让一群迁徙的候鸟来描写人间的景象，肯定会有这样对应的句子——“秋天到了，一支队伍往北飞。”

在历史特定时刻，南飞的雁阵与北上的军队构成立体的画面。方向相反的运动共同把那年的秋色写进历史永恒的记忆。

然而，大地上艰难行进的红军，与天高云淡间自由翱翔的大雁，毕竟不是优美的映衬，而是一种悲壮的反差和对照：天空里没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存在四渡赤水的智慧和五岭逶迤的阻拦;天空里没有险关和沼泽，不需要七根火柴的温暖和皮带虚拟的营养……

对于北上的队伍，“雁南飞”是心头回荡的一支久远的歌，一个幸福的意象。是的，梅坑话别时何叔衡相赠的绨袍，依然是林伯渠征途中战胜风雨的“雁翅”。客家女池育华跨越世纪的沧桑守望中，北上的丈夫始终都是一只行将南归的“大雁”。六盘山上的一支雁阵，是那位领袖“屈指行程二万”时的算筹。而那草地上两人爬着拖着、一人躺着望着的“三人行”中，北上的信念与南飞的雁群都一样，在征途中一点点积累胜利的曙光。

南飞雁，是革命者的仰望，给予了留痕史册的机遇。

山丹丹花

“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陕北民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从赣南馥郁的桂花香，到陕北山丹丹花红艳艳的笑脸，有二万五千里。当《十送红军》的民歌犹在江西的秋风中飘荡，另一支陕北民歌已在山丹丹花枝叶间孕育，含苞未放。一支铁流的英勇，万里征途的风尘，将是这种山丹丹花一年间要红起来的原因。

一段革命的征途终于延伸到山丹丹花扎根的土地。一支队伍饱尝的困苦，被山丹丹花视作亲人遭遇的艰难。拥有革命的热情和纯朴的人民，“陕北”是长征篇幅里一个多么温暖的终端名词。是的，十一个省份之中的曲折和坎坷，万水千山间的饥寒与泥泞，无数绑腿上的疲惫和坚毅，都可以在陕北卸下来，放在窑洞里，放在米酒中。山丹丹花像陕北人民支起的火柴，等候中央红军的旗帜来擦燃，历史的天空被照红了一角，长征的队伍和盼望的百姓一时都被温暖。

山丹丹花，穷苦人民的花，站在陕北的土地上，见证着穷苦大众的革命与革命的穷苦大众互相拥抱的时刻。山丹丹花，热烈奔放的花，它所照耀的革命和被革命照耀的花枝，说出了八十年后，人们依然纪念长征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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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木三分

Wang Xi-zhi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alligraphers(书法家) during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of China. When he was very young, he practiced his art every day and

never stopped.

Later he absorbed the strong points of all the other schools of

calligraphy, and developed his own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Because of his

achievements, he has been honored as one of Chinas sages of calligraphy. One

time, Wang Xi-zhi sketched in wood for an engraver to cut. Then the engraver

found the ink had penetrated one centimeter into the wood.

"Ru Mu San Fen" is got from this story, which means the calligraphy is

penetrating.

Now it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expressing sharp ideas or profound

views.

【拼音】hán dān mèng

【成语故事】

卢生，醉心于功名富贵，时有不得志之慨。一日，与前来度他入仙的吕洞宾"巧遇"于邯郸县赵州桥西一小店。吕见他一心"待要一生得意"，逐赠其磁枕，度其入梦。梦中卢生，先是有个艳遇，娶得富家千金崔氏。崔氏又以重金助其贿试，使卢生夺得状元功名，除授翰林编修兼知制诰。但因此也得罪了权臣宇文融。宇侦得卢生任上谋私之破绽，捋卢生贬至陕州为知府，负责凿石开河。工程浩大，难度前所未有，谁知卢生竟能轻易化解，取得成功。皇上东巡亲见河道盛况，对卢生恩宠有加，宇文融又悔又妬。适逢吐蕃犯边，满朝文武，束手无策。宇文融趁机力荐卢生率兵靖边，欲置之于死地。卢生无奈挂印西征，用反间计轻取强敌，于天山勒石纪功，凯旋回朝。正当封妻荫子、春风得意之际，宇文融又罗织其"通敌"之罪，钦命立斩于云阳市。愁云惨雾，生死须臾之间，忽因崔氏死命鸣冤，权监通力说情，皇上恩赦，而免于一死，抛妻别子，远窜岭南鬼门关。不久，沉冤昭雪，卢生回朝，被尊为上相兼掌兵权，可谓位极人臣，恩宠无以复加。皇上为之建翠华楼，赐廿四女乐。暮年之卢生，沉溺于"彩战"宴乐，身体严重透支，终至一病不起。大限到来，尚汲汲于身后国史之位置，子孙之封荫，叹一声"人生到此足矣"而溘然去逝……

一场历经数十年的荣华梦醒来之时，店小二为他煮的黄梁饭尚未熟透。卢生大梦惊醒，又经吕洞宾点化，终于领悟了人生真谛，随仙翁到蓬莱山门顶替何仙姑扫落花去了。

【出处】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埌游。 宋·王安石《中年》诗

【解释】邯郸：古赵国都城。比喻虚幻不能实现的梦想。

【用法】作主语、宾语、定语;指不能实现的梦想

【结构】偏正式

【相近词】黄粱梦、黄粱一梦

【押韵词】穷通皆命、及时应令、统一口径、死生有命、逞强好胜、修短有命、邪不敌正、请先入瓮、发号出令、习久成性、......

【年代】古代

【成语例句】

◎ 《牡丹亭记题词》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南柯梦记题词》说："梦了为觉";《邯郸梦记题词》说："m哭而醒"。

相关资料：

《邯郸梦记》为四梦中最后一梦，写于1601年，是年汤显祖52岁。①它借助《枕中记》黄梁一梦的故事，再现明代官场，对超脱生死困扰的途径再次做了一番探讨，是一部于思想性、艺术性、哲理性为一体的剧作，价值不容忽视。明代吕天成在《曲品》中说:"《邯郸梦》，穷士得意，兴尽可仙。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功德不浅。即梦中苦乐之至，犹令观者神遥，莫能自主。"清代黄周星《制曲枝语》云:"曲至元人，尚矣。若近代传奇，余惟取汤临川四梦;而四梦之中，《邯郸》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钗》，不过与《昙花》、《玉合》相伯仲，要非临川得意之笔也。

唐沈既济《枕中记》里说，卢生在邯郸旅店住宿，卢生入睡后做了一场享尽一生荣华富贵的好梦。醒来的时候小米饭还没有熟，因有所悟。后世说的"黄粱梦"或"邯郸梦"，都从此而出。之后一再被人续写改编，唐代有《南柯记》，宋代有《南柯太守》，元朝马致远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明朝汤显祖改编《邯郸记》，清代蒲松龄作《续黄粱》。

[典故故事：邯郸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