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肖邦一生的爱情故事汇编两篇 作文题目汇编20篇

看过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有段时间了，剧中许多人物的名字也渐渐淡忘，北京爱情故事——观后感。“沈冰”这人物只要看过的人肯定印象深刻。纯真的性格，坚定的信念，对爱情的执着，给谁会用金钱去换取一个这样好的一个女人呢？但现实有时候让我们自己都错的糊里糊涂，错的理所应当，更是错的理直气壮。

说实话，整部片子看完，我确实不感觉里面那个大反派有多坏（名字忘记了）。如果换做现实中的我们，错了吗？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谁不会自卑，谁不会去做比较。理性在这时候已经黯然无存，信念已经被现实冲撞的支离破碎，观后感《北京爱情故事——观后感》。——机会人人都有，机会随时都在等你。但你有那个条件去把握机会吗？一旦那希望的火光照亮你时，你难道还会为不管吃、不管穿的爱情执着？

看着剧中现实的爱情，望着我们现在的周边，好多大同小异，好多时曾相似。

如今，数数我们身边的知心朋友，已经渐行渐远，可能我们都没忘记曾经的那份友情，只是时间把我们拉扯的扭曲。再数数我们曾爱过的人吧，你曾真心的爱过几次，又曾真心的伤了几回？

对于一部电视，我们可以给予它很多结果。对于一段人生旅途，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一个结果，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所经历的是神马。

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由相识相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在《许广平的一生》、《许广平的故事》等专着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去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绍兴电视台又联合摄制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鲁迅与许广平》，近期将在荧屏与广大观众见面。在这篇短文中，没有必要再费笔墨去复述那些广为人知的内容，只想着重介绍他们相恋的思想基础和某些生动细节。

用世俗的眼光看来，鲁迅跟许广平的结合存在诸多障碍：论年龄，双方相差有十八岁之多;论外貌，鲁迅身材矮小，并无特殊魅力;论金钱，鲁迅不但家庭负担沉重，而且因购置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寓所而债务在身;论地位，鲁迅固然在文坛享有盛誉，但当时却因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而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免去佥事之职，甚至面临着被通缉的危险。最大的障碍，还是鲁迅有着一位形式上的太太，如果离婚，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倍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鲁迅宁可陪着做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异性。然而，许广平仍然主动果敢地向鲁迅献出了纯真的爱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有着深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的共同遭遇(许广平刚生下三天，被酩酊大醉的父亲“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劣绅家的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又有着反抗旧社会、旧礼教、旧教育的共同思想。

她跟鲁迅当时所能选择的惟一的结合方式，就是同居。许广平后来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鲁迅年谱〉的经过》，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恋爱的过程和细节，大致是这样的——他们相识于1923年10月，那时鲁迅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是该校国文系二年级学生。在每周三十多点钟的课程中，她最盼望听讲小说史，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在学校，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地提问的小学生。他们相交于1925年3月11日，当时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中的骨干。为了解除时代的苦闷，探讨中国女子教育的前途，她主动给鲁迅写出了第一封信。从此他们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事业上相互帮助，在生活上相互关怀。他们相恋于1925年10月20日(这个日期是绝对正确的，但笔者暂不准备披露材料来源)。这一天的晚上，在鲁迅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的床头，27岁的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同时也报许广平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广平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迅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迅首先对许广平说：“你战胜了!”

许广平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以上细节，参阅许广平：《风子是我的爱……》，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接着，两人热烈地接吻。第二天，刚刚写完小说《孤独者》四天的鲁迅，又一气呵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充满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说——《伤逝》。

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终于在上海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广平都比他决断得多。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争取进步。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但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椎血管瘤。病情复发，五年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不得不截瘫。

看着朋友们开心地跳橡皮筋，背着书包去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伤心地哭了：“妈妈，我要走了！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蒂买了书、笔记本和钢笔。告诉她，很多名人尽管身有残疾，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受到父母的爱和鼓励，她决心振作起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看了十几部医学专著，请教了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了针灸等医术，给群众免费治疗。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感到羞愧。虽然张海迪病重，胸下完全昏迷，但面对残酷的命运，她并没有屈服于疾病，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掌握了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外语。她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啊！她不怕病，勇敢面对，奋力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总是微笑着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到27岁。但是现在张海迪54岁了。她已经踏上了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新征程。

成功不是“中彩票”，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还是“年轻”的，“海蒂精神”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生活中的强者。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一个软妹子歪着头，困惑地对我说：“我见过很多优秀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把自己修炼得那么好，为什么还一直单身呢?”

她的话让我想起我还是个软妹子的年代，遇到的那些优秀却单身的男女。

大学里，我们话剧社美女如云，最好看的学姐却一直单着，不是没人追，而是被一个在我们看来帅炸天的学长猛烈追求，而她却自动屏蔽。那个学长不仅颜值高，穿衣还特别有品，不像同龄男生大多一副没长开的样子，他往女生宿舍楼前一站，很多姑娘的眼神就白带荧光棒。可是，送花送水折腾了大半年，学姐依旧不为所动，学长只好偃旗息鼓。

有一次，排练完了，我好奇地问学姐：“你为什么不和那位长得帅的学长在一起?”

她不屑地说：“我最讨厌男的把时间都花在穿衣打扮上，头发梳得苍蝇拄着拐杖都爬不上去，有意思吗?我从来只喜欢学霸，不喜欢帅哥。”

我心里替学长哭半天，一腔热血找错了人，如果他追的是外貌党的女生，对方早就感动得哭天抹泪投怀送抱了吧，可惜，在一个自己就长得很好看的人面前，美貌压根不是稀缺资源，他的优势打动不了她。

学姐后来的恋爱对象，是我们学校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黄冈地区理科状元。黄冈的状元啊，那个年代谁没有被黄冈试卷折腾得想罢考的经历?所以，对方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样貌平淡无奇，总是夹着一本书，但学姐看他的眼神就像仰望男神，毕业后，两人双宿双柄去了德国，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是情感定律之一，却不是唯一。

还有一种感情叫纵然你再好，也不是我所爱。

爱情是世界上最无法计算投入产出比的关系，也是最无法用条件“好”与“不好”来衡量的关系，每一对看上去不搭调却生活愉快的伴侣，心里都有不为人知的一杆秤，对方是唯一的、沉甸甸的秤砣;而每两个看上去和谐却无法靠近的男女，都有各自独立的评价体系，那个貌似正确的人在这个隐秘系统中总是拿不到高分。

你觉得郎才女貌，我却认为你的智商和我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你觉得门当户对，我偏偏喜欢不靠家底自己奋斗脱颖而出的男人;你觉得琴瑟和谐，我却不能忍受你爱摇滚我喜欢古典音乐;你觉得你是温柔暖女，抱歉，烫到我了，我只爱独立自强能照顾好自己的女人。

你给的，不是我想要的。你有的，不是我需要的。你的优秀和我的需求不匹配。

安徒生有这样一则童话叫《老头子总是不会错》。看后印象深刻，多有感悟。

故事并不复杂:乡村有一对清贫的老夫妇，有一天他们想把家中惟一值点钱的一匹马拉到市场上去换点更有用的东西。老头子牵着马去赶集了， 他先与人换得一条母牛，又用母牛去换了一头羊，再用羊换来一只肥鹅， 又由鹅换了母鸡，最后用母鸡换了别人的一大袋烂苹果。在每一次交换中， 他倒真还是想给老伴一个惊喜。当他扛着大袋子来一家小酒店歇气时，遇上两个英国人，闲聊中他谈了自己赶场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得哈哈大笑， 说他回去准得挨老婆子一顿揍。老头子坚称绝对不会，英国人就用一袋金币打赌，如果他回家竟未受老伴任何责罚，金币就算输给他了，三人于是一起回到老头子家中。老太婆见老头子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解渴，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他毫不隐瞒，全过程一一道来。每听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她竟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哦，我们有牛奶了”，“羊奶也同样好喝”，“哦，鹅毛多漂亮!” “哦，我们有鸡蛋吃了!”诸如此类。最后听到老头子背回一袋已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同样不愠不恼，大声说:“我们今晚就可吃到苹果馅饼了!” 不由搂起老头子，深情地吻他的额头……其结果不用说，英国人就此输掉了一百多磅金币。

初读这篇童话时，还不能理解这其中的深刻含义，以为是安徒生在讽刺嘲弄愚蠢之人，或是在宣扬“夫唱妇随”。随着人生经历和婚姻生活的不断磨炼，我才慢慢解悟了安徒生的精妙用意。他是要告诉我们家庭生活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基础是宽容、尊重、信任和真诚。即使对方做错了什么， 只要心是真诚的，就应该重过程重动机而轻结果，这样才能有家庭的和睦，夫妻的恩爱、宽容是善待婚姻的最好的方式，充分理解对方的行事做法，不苛求不责怨，如此，必然给对方以爱的源泉，婚姻一定如童话般妙趣横 生，和美幸福。

爱是一门艺术，宽容是爱的精髓!

一次，去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闲聊中谈起了命运。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运?他说：当然有啊。我再问：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笑着抓起我的左手，说不妨先看看我的手相，帮我算算命。给我讲了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突然，他对我说：把手伸好，照我的样子做一个动作。他的动作就是：举起左手，慢慢地而且越来越紧地握起拳头。末了，他问：握紧了没有?我有些迷惑，答道：握紧啦。

他又问：那些命运线在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在我的手里呀。

他再追问：请问，命运在哪里?

我如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他很平静地继续道：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不管“算命先生们”如何给你算，记住，命运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这就是命运。当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拳头，你还会发现你的生命线有一部分还留在外面，没有被握住，它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有一部分掌握在“上天”手里。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奋斗”的意义就在于用其一生的努力，去争取.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一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呢?”奥马尔微笑着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

“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隐居在乡村，过着我的隐居生活，思考人生。’

“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

“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这个想法。

“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象中美丽、漂亮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

“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

“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

“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要把时间放在制订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件事就马上去做。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事物，计划赶不上变化。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花儿要盛放的时候便盛开，云彩要绚烂的时候便耀眼，你有什么要做的便去做吧。计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过于执著地相信计划，会延误许多时间，也会让你的人生过于刻板。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在无涯的心的旷野上，我本是个独行客； 在无涯的心的旷野上，你本是个独行客，因了缘分，我们相逢遇 。

这人生的路上，擦肩而过的人千千万万，肯因为彼此而驻足的不多，你走进了我的心里所以我才会如此渴望住进你的心里，不要怪我霸道，在所有的人面前我都是大度而豁达的，因为那些得失太轻太轻，轻到在我的心里没什么分量，轻到得到和失去都没有明显的感觉。

你若珍惜我，我没理由不珍惜你，不要轻易说出那个字，它对于我来说分量太重太重，若心里不是真爱无就不必挂嘴上，说了是反而是对情感的一种玷污。

如果做不到，请不要轻易许地老天荒的诺言，我会信以为真，会一直一直惦记到老，那样会让你很愧很愧、很累很累。

我愿在心的国度里永远保留一方明净的天空，我愿这颗心永远至真至纯，我愿用这份至真至纯去阅读人世间所有打动我心的美好。

你手心里的温暖直透我心，我可以笑得这样灿烂是因为你给了我快乐的源泉，心里有暖的人无论多苦多累也不会抱怨，也会向着美好轻快前行。

如果哪天你倦了松开了我的手，请不必愧疚，你不欠我什么。谁都没有义务对谁好一辈子，除非你真觉得我值得你对我这么好，除非你觉得放开我的手心有不安，牵着比放开更踏实。

都说两个人分开，放手的那个人会很伤很伤，留下的那个人会很痛很痛，这我相信。

我追求美好，但我不追求完美。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的不好，但必须要让我觉得你对于我来说很好很好；反过来也是，我有很多很多的不好，可对于你来说你必须要觉得我好，如若不然，你都不觉得我好又怎会对我好呢？你若不对我好我又怎会觉得你好呢！

不要抱怨美好和幸福太短，不要抱怨失望和失落太多，如果美好，如果幸福，一瞬就是永恒。好好享受美好和幸福的每一分每一秒，当美好和幸福走了，那些曾经会留存在记忆里，如果够坦然和豁达，每次回忆依然可以幸福的微笑。

夜的潮水总是乱涌乱涌，以至于无眠的人会有种飘飘荡荡的漂泊感。

深夜里独自听歌，无论听的是什么曲子都会有种莫名的感伤。可以想象一下那样的画面，更深人寂，一片漆黑或是明月高悬，一个孤独的女人或者一个孤独的男人，就那样无所依归无所靠的浸泡在乐曲里，无论日间他（她）是多么的坚强多么的傲然，这一刻他（她）是脆弱和黯然的，他（她）一定很渴望很渴望得到一些温暖一些温柔一些慰藉，哪怕是虚幻的。

从某种角度讲，女人似猫，似宠物狗，温暖的怀抱对于女人来说永远具有吸引力，而冷漠和疏远是把利刃，会于无形中将她的心伤透。

从某种角度讲，男人似虎，似狮子，喜欢征服，看似强大，但社会就像个复杂的大丛林，不知道踏出的哪一步会踩到危险，料不到那一刻会受伤，在风险面前也会无助也会希望有人陪伴，受了伤也会渴望抚慰也会希望得到疼惜。

人生没有彩排，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一生里那场戏会演砸，那场戏会出彩，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投入的演好自己的角色，让人生尽量少些遗憾。

爱情没有钥匙，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一扇心门可以打开那一扇不可以打开，更不知道打开之后是苦是乐，抱着我们的真诚大胆的去追求吧，凡事要尝试才知道结果才知道好不好。

人的一生里总会有很多很多的不顺，不要因为一、两次的挫折就对爱、对生活、对自己失去信心，彩虹总在那风雨后，幸福就在那不懈的努力中，别总想着不劳而获，不劳而获的几率太低太低，我们不一定能有那么幸运。

[以爱情生活小哲理为题目作文

你对爱情跟婚姻又有什么看法？你渴望爱情婚姻吗？下面由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爱情与婚姻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览！

爱情与婚姻，是多少人憧憬及其渴望的事情，也是人们一直以来亘古不变的话题。

爱情，在人们心中是浪漫而又神圣的。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我们，对这份懵懂的情感充满了幻想，脑海中浮现出过无数的画面，都是那样的美好与甜蜜，感动的自己都快要哭了。看泡沫剧的时候，总是幻想自己是那个主人公，与自己心爱的白雪公主或白马王子经历一番情节曲折的爱情马拉松长跑后，能幸福的走在一起。或者是一些令人感激涕零的精彩画面，触动了自己的内心情感，留下幸福的泪水。

这些都我们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而给自己勾画出的美好蓝图，现实中的爱情基本上是残酷的，是艰难的，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之所以说爱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譬如距离、时间、家庭、性格、心胸等诸多问题等。这些造就的了爱情中的屏障，致使我们止步不前。恋的时候自己感觉幸福的都快被对方融化了，可等到爱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才明白爱比恋要艰难的多，苦的多。

恋是一种意向，爱则是一种能力；恋爱是一种感觉，爱情便是一种付出。

她们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微妙而又重要的关系，这就要靠我们的意志与坚持去改变她，去融化她。这也或许就是我们感觉爱情错综复杂的直接原因吧，如果我们能经受得住世人的舆论与自己内心的纠结，突破通往成功之门的各种瓶颈，美丽的天使便会给我们通往幸福大门的钥匙。

电视中完美的爱情故事，都是导演为了吸引大多数人的眼球，或是为了给正在爱情长跑中人们的一种心灵寄托，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美好氛围罢了；书中的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式的爱情，也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浪漫情怀而已。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些真实存在的山盟海誓、海枯石烂，这毕竟是九牛一毛。现实中的爱情才是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学习的。

爱情，她有一个保鲜期，过了这个保鲜期之后，更多的还是转化成了亲情。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来，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爱情才能天长地久。

爱情最美好的归宿就是两个人能共同度过这段艰难而又美好的马拉松长跑，共度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而婚姻又是什么东西呢？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要是没有婚姻，那我们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东，婚姻又是个什么西西，而这个东东与西西之间又存在着怎样南南北北的关系？我至今都没弄明白。

非常欣赏超级演讲家里一位律师谈论婚姻与爱情的观点；婚姻就是一种契约，谈恋爱，说穿了就像是合同谈判，初吻是一种合同意向，交换定情物，更像是一种合同定金，结婚登记就是合同的签订，入洞房是合同的旅行，离婚是合同的解除，婚姻就是一种诚信与契约精神，

婚姻最忌讳的就是彼此不够信任，互相猜忌，不懂得包容，使原本相濡以沫的爱情越来越远，直到两人最后形同陌路，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何等的悲哀。

如今社会中的人们，有时候爱与不爱之间的转换速度之快，简直令我都惊呆了。多少的钻石爱情石沉大海，最终变成一盆狗血，一地鸡毛。

我感觉婚姻就是你耕地来我织布，你做饭来我烧火，你喂马来我劈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平凡，这简单与平凡之间存在着我们从始至终向往与追求的东西－－爱

不知是心灵的空虚还是对外面的风景有一种好奇心理，如果只是好感与欣赏，就有了红颜与蓝颜之间的惺惺相惜，这需要一种境界，这境界的主动权一般在红颜的手中，因为蓝颜们大多来者不拒（我说的是一般的），做知己做情人他们都会乐意。红颜与蓝颜是异性之间的最高境界了。

如果只是淡淡地喜欢，也许会搞搞小暧昧的也就算了，说两句模棱两可的话，抛几个电死人的媚眼，装装糊涂装装傻，因为现实与道德的限制，因为没有可能性，又难以舍弃一段如同鸡肋般的爱情，大家心中有数就行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就把暧昧演到了极致，当男女主人公目光纠缠时怎不令人心醉神迷，观者为之动容，任谁都认为那是一种至上的爱情，甚至让人有一种病态的向往，可柏拉图真的完美吗？真的能做到无欲无求吗？这一段灰色的恋情还是会给你留下一丝阴影吧！

如果不甘寂寞，如果不管对错，如果不受世俗的约定，如果义无返顾，如果爱了又怎样呢？

看不清前方的岔路，经不起灯火的引诱，即使美丽的双翅着了火，也要绚丽地表演着最后一场舞，这就是飞蛾的爱。

飞蛾的爱是真的爱了，不计后果的爱了，最后只落得个伤痕累累，是错把致命的灯火当做光明来追求的惩罚，那是断翼的蝴蝶，就算春天到了也无法飞向向往的花丛了。一辈子在惩罚中度过。

既然萍水相逢也不过是无缘的旅程，那何苦让自己踏上一条不归路；既然是两条不同轨迹的轨道，那何苦要纠结在一起呢？

如果真的爱了，还不如做朋友的好，至少还有一个能永远联系的理由，这样至少保留了当初的美好回忆。

肖伯纳曾说过：“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心中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所以别让自己的人生多添一种悲剧，别让一种悲剧转化成另一种悲剧。潘多拉的盒子里装的并非都是美丽。

愿天下每个人都能守望住自己的幸福！

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每换一次环境，孤独便增加一重，她只好通过写诗来抒发重重寂寞。在无边的黑夜里，席慕蓉经常会梦见回家，却总在刚推开家门的瞬间醒来。

幸好，她遇到了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子，为她孤独的心开启了一扇光亮的窗。

席慕蓉和刘海北相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中心。

在几次聚会中，席慕蓉发现刘海北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善良。他会为猫做舒适的窝，会送落单的女孩回家。他常陪席幕蓉打乒乓球，而且总会有风度地输给她几分。

某晚在月光下告别后，当刘海北的背影渐行渐远，席慕蓉的内心涌起淡淡的忧伤，那种情愫被她化为美妙的诗行：“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上天没有辜负她的期盼，给了他们相爱的契机。

一个周末，刘海北患了重感冒，卧床不起。席慕蓉亲自下厨，精心地为他熬了一锅粥。这个温柔的举动让整个男生宿舍都沸腾了!

两个人在欧洲学业结束时，都渴望回台湾。长辈们起初都不理解，最终被他们一封封家书感动，同意他们回台湾发展。两个人牵手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微笑、欢呼，向注视他们的人大声说：“我们要回家，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台湾后，他们没有选择繁华的闹市生活，而是在乡下住了整整10年。从小到大，漂泊已久的席慕蓉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这么久。他们种下很多槭树，春天时一片葱绿，到了深秋一片全红，在孩子熟睡后，两人会携手散步。这个世上最美好的事，不过是有一个人能如此地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正如她诗中所写道的：“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

内心安宁的席慕蓉再也不在夜梦里惊醒，开始有了梦寐以求的熟睡。夏日的清晨，在孩子稚嫩的歌声伴着清脆的鸟鸣中醒来，席慕蓉听见丈夫正悄声跟孩子们说：“小声一点儿!妈妈还在睡觉。”

刘海北永远比席慕蓉早起一刻，亲手做美味的食物来填充她的胃。刘海北也永远是席慕蓉诗歌的第一个读者，虽然不懂诗歌，却给她尊重和理解。甚至当席慕蓉出名后，一些人开始尊称他为“席先生”，刘海北总是微笑着纠正道：“鄙姓刘。”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如此的胸襟和气度，他还干脆写了一篇《家有名妻》发在刊物上，幽默的笔调使它被广泛转载。

在生大女儿慈儿时，席慕蓉遭遇了难产。竭尽全力生下孩子后，她有了短暂的昏迷。恍惚中，她感受到了熟悉的拥抱。刘海北轻轻地抱着她，不断低唤她的名字。突然之间，这个从不落泪的坚强汉子开始哭泣，并在她耳边喃喃道：“再也不生了!以后再也不要生了!”

光阴似水流逝。他们也携手从葱绿的青春走到花甲之年。09年丈夫刘海北因病去世，爱却在席幕蓉心中永存。半年后，席慕蓉会带着《追寻梦土》等两本新书走进《悦读会》栏目。她在节目中流着泪说，先生刘北海是她苦苦追求而来的，然而半年前先生因病离开了她，“我觉得他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我有今天，一直都是他在我的后面，他对我很宽谅、很大度。所以他过世后，半年多了我以为我不会哭，我本来也觉得可以蒙混过关，结果还是过不了关。如果要讲的话，我就是说我想谢谢他。也许思念之时，也还是忍不住饱含泪水地低吟着：“愿天长地久/你永是我的伴侣/我是你生生世世/温柔的妻。”

时间或许早已流转，而关于爱的诗句却永远年轻。每一个人的生命，总会因另外一个人而变得丰盈;每一个流浪的灵魂，总会因为相爱而变得安宁。人生最美妙的事，真的是：不过是有一个人能如此地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她还是幸福的。

有个女人，家庭很幸福，不但生活富裕，先生也很疼爱她。

有一天，她认识了一位年轻人，这年轻人的甜言蜜语使她心动了，两人发生不正常的感情。

后来年轻人对她说：“偷偷摸摸的不自由，我们干脆离开家乡，到新天地建立属于我们的家。”女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

就趁先生外出时，拿了家里所有最值钱的财物，到港口与年轻人会合。

年轻人说：“你先把东西给我，等我运到对岸再回来载你，要不然被抓到就不堪设想。”

女人也认为有理，就把所有财宝交给他，自己留在原地等待。

没想到，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年轻人就这样一去不回。

她又饿又冷，可是不敢回去，实在万般无奈。

突然，她看到一只狼狗衔着一只鸟从她面前跑过去，那只鸟还在奋力挣扎。

狼狗跑到水边，看到水中有一条鱼，就把鸟放下，要去咬鱼;结果鱼游走了，鸟也飞走了。

女人看了，忍不住笑说：“这只狼狗真傻，已有一只这么好的鸟，居然放弃而去咬鱼，结果鸟和鱼都得不到，真是傻啊!”

狼狗回头说：“我的傻，只不过让我挨一顿饿;你的傻，却误了你一生!”

此时这愚痴的女人才如梦初醒，懊悔地说：“我居然为了那种人，放弃爱我的先生及稳定的家庭，毁了一生幸福，这都是贪欲害的啊!”

凡夫总是纵心所欲，虽有短暂的快乐，终究会害了自己。

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境界而心动，但是要赶紧提起正念化解贪欲，才不会一时迷失而招来无尽的烦恼折磨。

一个即将出嫁的女孩，向她的母亲提了一个问题，她说：“妈妈，婚后我该怎样把握爱情呢?”

“傻孩子，爱情怎么能把握呢?”母亲诧异道。

“那爱情为什么不能把握呢?”女孩疑惑地追问。

母亲听了女孩的问话，温情地笑了笑，然后慢慢地蹲下，从地上捧起一捧沙子，送到女儿的面前。女孩发现那捧沙子在母亲的手里，圆圆满满的，没有一点流失，没有一点撒落。接着母亲用力将双手握紧，沙子立刻从母亲的指缝间泻落下来。待母亲再把手张开时，原来那捧沙子已所剩无几，其团团圆圆的形状，也早已被压得扁扁的，毫无美感可言。女孩望着母亲手中的沙子领悟到地点点头。

【文若河的话】在这个故事中，母亲通过捧在手里的一把沙，告诉自己心爱的女儿，爱情是无须也无法刻意去把握的。即使是夫妻之间，也要给对方留有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越想牢牢抓住自己的另一半、越想把爱情牢牢地握在手心，越容易适得其反。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妻子(或丈夫)认为对方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对方的什么事都要过问、参与，有的人甚至猜忌、监视对方，他们以爱情的名义做的这些糊涂事，不是在培植爱情，而是在葬送爱情。希望这个故事给他们、也给我们所有人带来启示。

我在5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过61岁了。让一个过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我是属于高峰过去的一个科学工作者。那么，一个快落山的太阳，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自己一生奋斗过来的体会。所以我从我一生中觉得重要的抉择中，引发出一些话题跟大家来讨论。

第一个重要抉择

我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12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个重要抉择

1961年，我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实践基础上，投身到软件领域来。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研究，它给我带来了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的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而懂硬件的人，却不知道需求。两者一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就豁然开朗，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第三个重要抉择

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我想应该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个疙瘩，你后头两三句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后来因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从1962年，听了整整4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第四个重要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在我作第四个重大抉择，搞照排的时候，我按照习惯，做一件事情，总是先研究国外的状况，熟悉一下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急着看文献。看到的那些资料，基本上我都是第一读者，看了以后马上就知道了，美国当时流行的是第三代，数字存储的，而中国随便一家都是落后的、过时的，也看到正在研究的第四代——用激光扫描的方法。英语的快速阅读能力在这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轻时候一定要学会奋斗。按国外的惯例，当自己提出新的思想的时候，必然自己是首先的实践者。我看第一个高级语言，第一个数据库，第一个操作系统等等，最新思想提出者往往是第一个实践者。因为别的人不可能利用你这种感情、这种精力来实践你的新东西。假如你的新思想自己不能实践，别人缺乏你这种感情，碰到困难以后也不知道要害关键的地方，就不容易取得好的结果。这个新思想假如不实践，时间一过，它的创新就没有了。所以年轻人一定要注意在年轻的时候培养动手习惯，没有动手习惯，只想出出主意，很难取得大的成果。

第五个重要抉择

在80年代初，我们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企业化的道路。这件事情我们是逆潮流而上，今天人们都讲北大方正又有名又有利，不知当时我们的艰难，到1986年也没有这么讲，说要把技术变成商品，当时那种氛围下，看不见前景。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坚持不懈地走商品化、市场化的道路。到1990年我们才有了点成绩，占领了市场。一个人最可贵的是把一个冷门的东西搞成热门。我们千万不要跟潮流，要预见到社会的需要，锻炼和培养自己。所以正确的名利观就是我们不要去追求科学以外的东西，应该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能力的培养跟社会需要结合在一起。

导语：苏轼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王弗，让我们了解一下她和苏轼的爱情故事吧！

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其他家族一样，眉山苏家的女人向来都是有姓无名的，苏洵十分钟爱自己的女儿，也不过取名八娘，显然在按排行顺序而定;而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祖母史夫人，甚至是苏辙的夫人史氏，全都有姓无名，至多被称为苏史氏、苏程氏。可是陪伴苏轼一生的三个女人全有名字：王弗、王闰之、王朝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奇迹的出现，首先要从王弗开始。

王弗与苏轼结识之后，就成了终日不去的伴读。出身小户人家的王弗不仅知书达理，出乎苏轼意料之处的是，她对诗书非常熟悉，而且记性极佳，有时连苏轼都赶不上。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细心的读者应能看出，苏轼这里并没有说王弗陪他读书是在新婚之后。“其始”应为刚认识时，“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也不知是在苏家还是王家，抑或是在苏轼读书的山寺之中?小户人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

王弗对苏轼的不良行为，经常予以制止。苏轼曾回忆道：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先夫人不发宿藏》

由于受到欧阳修编《集古录》和刘敞到处挖掘青铜器的影响，苏轼在凤翔时，有一阵子喜欢收藏文物，至于道人炼丹之事，更是自小迷恋。王弗借婆婆的话，劝戒夫君停止乱挖掘的行为，让苏轼十分惭愧。由此可见，王弗在苏轼心目中，不仅是个贤妻良母，有时还是自己行为的监督人。二人如果仅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生硬结合，依苏轼天马由缰似的个性，决不会容忍他所不爱的人干涉他的事务，更不会让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是王弗对他的规劝，他不仅听从了，而且终生铭记在心。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两心相属之情。

这时我们再回到前面说过的苏轼与陈季常一起在正月二十日去“女王城”禅院“招魂”之事。也许苏轼在口头上会调笑陈季常，说他家中有个终日怒吼的“狮王”，可陈季常心里也明白，王弗在世之日，苏轼何尝不把她当“女王”看待?如今由王闰之和王朝云组成的港湾固然温暖，但王弗所能给苏轼的规劝乃至针砭却永远消失了。像苏轼这样“毛糙”的人，永远都需要好女人来“打磨”，也许这一点，才是他心灵上最大的失落。

定情之地：永生难忘短松冈

下边要重点谈谈“短松冈”了。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如果“短松冈”指王弗的墓地，那它就与前面的“千里孤坟”相重复。这首词副题为“乙卯正月二十四日记梦”，梦中出现的主景是王弗再度出现在“小轩窗”里。前面已提孤坟，若是清明时节，或亡妻祭日，那以孤坟为主，后面再次照应，还有些道理。这首词既不是以凭吊“孤坟”为主，作者就没有必要在短短的六十八字中再次使用。

苏轼少年时确曾跟随祖父耕田、放牧、种树，他的祖父苏序死于庆历七年(1047)，当时苏轼十二岁，这才是“少年时”的确指。苏洵等人于“八年二月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先茔之侧”(曾枣庄《苏洵评传》后附苏洵年谱)，那里才是真正的“东冈”。而“二月”也是种松的大好季节。至于王弗的坟地，苏轼明言在“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里可龙里先君夫人墓之西北八步。”(《亡妻王氏墓志铭》)“眉之东北”，与他“少年种松”的东冈在年代、方位、植树时间上都不相符。

苏轼在著名的《东坡》诗中还说：“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稍稍留心，便可算出，从苏轼祖父苏序之死到在密州梦到王弗，时间已过了二十八年。苏轼少年时所种的松树二十八年后若还是“短松”，那他选的树种也太差了，或者说眉山的水土太糟了!

当然，苏轼诗里也曾载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送贾讷倅眉》)。老翁泉才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王弗就葬在其侧不远，可那里水源十分丰富，按照苏轼“十年斫松”的理论，到这时也决不会是“短松冈”。

二十多年前，我去拜谒这两座墓时，发现老苏先生和程夫人的墓，周围全是香樟，王弗的墓在西北角，整个墓地之上，竟无一棵松树。

寻访山边老农，得到的回答是：祖祖辈辈人都在说，苏坟从来都种香樟，松树会生毛毛虫，有钱的人家哪会在墓地种松?香樟树从不生虫，而且名贵，乡里人都说，有了这些香樟，苏家子孙才芳名远扬的①!

也许有人会说，九百多年前当地情景不是这样，苏坟边的松树在“文革”期间被眉山愚公大肆造田时砍伐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苏洵当初在给程夫人(也给自己)寻找墓地时，当地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

请看苏洵的《老翁井铭》：

丁酉岁，余卜葬亡妻，得武阳安镇之山。山之所从来甚高大壮伟，其末分而为两股，回转环抱，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而北附右股之下，畜为大井，可以日饮百余家。卜者曰吉，是在葬书为神之居。盖水之行常与山俱，山止而泉冽，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皆畜于此而不去，是以可葬无害。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

“高大壮伟”之山，汩汩流出之泉，这是神仙居住场所，谁能看出“短松冈”的影子?

《万古风流苏东坡》第1卷《人望》问世之后，有关苏轼与王弗自主恋爱的描写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2002年夏，我赴河南郏县参加第十三届国际苏轼研究会，一位来自成都的记者找到我的房间(对不起这位记者，他当时没给我名片，因此忘记了他的大名)，告诉我说，他就是眉山青神人，算作王弗同乡。他郑重其事地说，青神确实有个王家庄，在王家庄通往中岩山的途中，确实有个山冈，上面全是乱石，松树只能在石缝中生存，自古迄今，这些树一直只有数尺高，是个名符其实的“短松冈”。

三年之后，我到王弗老家青神县和苏轼读书的中岩寺之间，按照那位记者提供的线索再次寻访，发现许多地方都是短松林立的山冈，究竟与苏轼词中的“短松冈”是不是类似，读者看了便会自己做出结论。

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年年”是每一年之意，却不是“时时刻刻”。这两个字连用，带有明显的周年、周期色彩。“朝朝暮暮落复开，岁岁年年红以翠”，这是卢照邻《同崔少监同作双槿树赋》的雅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刘希夷《白头吟》中的名句;二者都是以花的荣枯作为周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年年望月”的意象，更符合当时苏轼的心情。这里的“年年”，分明在描述一种周期性的纪念日。

王弗病逝那天是十年前的五月二十八，归葬眉山之日是九年前闰六月二十九，而苏轼这回是“正月二十日记梦”，与那两个日子毫无关系。那个令他们年年断肠的“明月夜”只能是他们定情之时，而“短松冈”分明是他们的定情之地。

如前所述，王方是小户人家，小户人家之女悄悄外出，那是常有的事。如果十七八岁的苏轼将王弗带到他六年前种的松树林里，或者去祖父坟前讲讲老人家当年如何砸菩萨、救灾民的义侠之举，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松龄六年左右，不是“短松冈”又是什么?

那轮皎洁的明月，恰是青年男女情爱的见证。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三毛一生中多次恋爱。19岁入台北华冈文化大学选读生。人生第一次恋情是跟文化大学戏剧系高三毛一届的梁光明，梁光明现在是台湾作家，笔名舒凡。三毛和梁光明相恋三年。梁光明毕业前三毛设想着跟梁光明结婚，而梁光明却想先立事业后结婚。两人在婚姻问题上的纠葛让爱情变成累赘，三毛开始逼婚，梁光明如果不跟她现在结婚，她就马上去西班牙。结果梁光明选择了不结婚。大学未毕业的三毛痛苦地选择去西班牙。

到了西班牙，三毛进了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恋上西班牙人荷西，当时荷西只18岁，而三毛已经24岁。三毛在自己的作品中谈到了第一次见荷西的感觉：“我第一次看见他时，触电了一般，心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英俊的男孩子?如果有一天可以做为他的妻子，在虚荣心，也该是一种满足了。”热恋过后，荷西向三毛求婚，他让三毛等他六年，四年大学和两年的兵役，六年后，荷西说他会娶三毛。三毛觉得六年太漫长，到时自己是30岁的大龄女青年。理智地选择了离开。很快三毛跟好几个国家的留学生恋爱。其中有家里开豪华餐厅的日本留学生。

再后来，三毛为了自己的德国籍男友离开西班牙去往德国柏林，进入歌德学院。德国男友为了自己的外交官梦一心扑在学习上，每天超过16个小时在学习。睡觉的时候也小声地用收音机播放学习材料。他用自己的方式深爱着三毛。生性浪漫的三毛忍受不了，最终选择离开，前往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伊利诺斯大学一位化学博士掳获了三毛的心，这位博士还是三毛堂哥的同学。“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总是堂哥的好同学，准时送来一个纸口袋，里面放着一块丰富的三明治，一只白水煮蛋、一枚水果。”可这段爱情最终没有结出果实。三毛选择了回台湾。此时，三毛27岁。

回到台湾，三毛又有了新恋情，可惜遇人不淑，即将结婚前三毛才发现对方是位有妇之夫。痛心之后三毛很快跟一个台北某大学40多岁的德国籍教授建立恋爱关系并且接受了对方的求婚。可惜命运捉弄人，结婚前夕，新郎心脏病发猝死。台北成了三毛的伤心地，不久三毛离开台北去往熟悉的西班牙，跟已经长得健硕成熟的荷西重逢，并且成为荷西的新娘，结婚的地点在撒哈拉沙漠。结婚六年后，潜水专家荷西在潜水时不幸去世。这一年，荷西30岁，三毛36岁。12年后，写完《滚滚红尘》后，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与荷西在撒哈拉生活的日子是三毛此生最幸福的时光。两人 1973年在西属撒哈拉登记结婚。1976年，三毛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面世。三毛最重要的作品讲的全部是在撒哈拉的日子。写的大部分是跟荷西在一起的生活琐碎，以及多民族之间的趣闻。作家三毛，更确切地说，她只是用笔在记录自己的人生。像在自己给自己写传记。只是这本传记充满了孤独，伤痕，漂泊，沙漠。也有爱情。

李嘉诚三岁时，家道中落，后来得了重病，不久离开人世，刚上了几个月中学的李嘉诚就此失学。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李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李嘉诚是家中长子，不能不帮母亲承担生活的重担。一位茶楼看他们可怜，收留16岁的小嘉诚在茶馆里当烫茶的跑堂。茶楼天不亮就要开门，到午夜还不能休息，小嘉诚也抱怨过自己命不好，甚至希望哪天日本鬼子的枪走火，把他打死算了。直到一次偶发事件，才使他不再自怨自艾。

那天，因为太疲倦，他当班时一不小心把开水洒在地上，溅湿了客人的衣裤。李嘉诚很紧张，他等待着客人的巴掌、的训斥。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位客人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反而为他开脱，一再为他说情，让不要开除他。

“没关系的，我看这挺有出息的。只是以后要记住，做什么事都必须谨慎，不集中精力怎么行呢？”

李嘉诚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间，之后，他把“谨慎”当成了自己的信条。久而久之，竟使他练出了一种眼光，一个人是什么，特征、生活习惯、为人处事，一见面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一切对他后来的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后，李嘉诚辞掉跑堂的工作，从塑胶厂推销员开始，一直干到了业务。三年后，20岁的他做好了准备，要大干一番。白手起家的他，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一条小溪旁，租了一间灰暗的小厂房，买了一台老掉牙的压塑机，办起了“长江塑胶厂”。随后，经过反复考察，他认为塑胶花市场需求很大，于是大量生产，这为他带来了可观收入。30岁的李嘉诚，已成了千万富翁。正在塑胶花畅销全球时，李嘉诚却敏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这个行业，“好日子很快会过去”，如果再不调整，引起的后果不只是“溅湿衣裤”了。有人认为他太保守了，但他认为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素质，那就是谨慎和预见性。

随后他找到的是房地产。60年中期，内地的局势令香港社会人心惶惶，富翁们纷纷逃离，争着廉价抛售产业。李嘉诚正在建筑中的楼房也被迫停工，如果按当时的地产价格来算，他简直可说是全军覆没了。但他沉着应变，仔细分析局势。认为内地肯定会恢复安定，香港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在别人大量抛售房地产时，李嘉诚却反其道行之，将所有资金都来收购房地产。们纷纷劝他不要做傻事，他说：“我看准了不会亏本才敢买，男子汉大丈夫还怕风险？”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1、一条大蟒蛇和一条小毒蛇是朋友。这天他们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乌龟。蛇兄弟想，这么大的个儿，可是一顿美餐啊。蟒蛇说：我来对付她。于是蟒蛇施展自己的绝技，用身体将大乌龟牢牢地缠住。而大乌龟早已将身体缩进了壳里，任凭蟒蛇怎么缠绕，也无法伤害到大乌龟。泄气的蟒蛇，气喘吁吁地爬到了一边。大乌龟谨慎地露出脑袋，在她露出脑袋的那一瞬间，小毒蛇闪电般地在乌龟脑袋上咬了 一口，大乌龟又急忙缩回壳中。 但是几分钟后，大乌龟因为中毒而死了。蟒蛇：哇！我花了那么大力气也没能伤害乌龟，你却轻而易举地办到了啊。小毒蛇说：因为我了解她的要害。可是接下来的还是有一个问题，大乌龟死后依然缩在壳里，两条蛇都是吞食性的动物，而他们又无法脱下乌龟的外壳，只好怏怏地离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使你擅长死缠烂打，也未必能泡到那个妞，要了解那个妞才可以。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如果你无法脱下那个妞的衣服，就不要再花力气去泡她了。

2、一只公寄居蟹找到了一只很大的空贝壳，便把贝壳清理干净，做成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房子的公寄居蟹很快找到了一只母寄居蟹，他们快乐地生活在这个大房子里。每天他们出门，母寄居蟹就自由快乐地遨游，觅食，而公寄居蟹背着沉重的房子艰难地跟在母寄居蟹身后。母寄居蟹游一段路就要停下来等公蟹。这样的生活过了没多久，有一天母寄居蟹跟着一只无拘无束的龙虾一起游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而公寄居蟹无法丢下他沉重的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寄居蟹游远、游远、游远，渐渐消失，不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一所房子，那你泡妞的难度将降低。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如果你的房子成为了你的重负，那么你以后的生活将变得痛苦不堪。所以在决定是否分期买房的时候请先衡量一下得与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