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外名人故事有感【精选20篇】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大概是2011年元旦之后，我在香港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本书，名叫《新自然主义的家》。无意间翻到其中一页图片，那个家的设计让我心里“哇哦”了一下。我站了三五分钟，就看了这一张图。我很少会对一个东西喜欢到用“哇哦”来形容，但对这个房子我是有点儿迷上了，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就为了一张图片，我把那本厚厚的书买回了家。

一年后，为考察一个项目，我去了巴西。有朋友偶然带我去了三个地方，说都是一位叫亚瑟·凯撒斯（ArthurCasas）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他是巴西排前三名的建筑师，明年的米兰世博会的某个馆也是他的作品。

这三个地方中有一处是我朋友的家，那种简约的美让我惊呆了。要知道简约是最难做的，复杂工艺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饰，但简约的设计最难修饰，比如都是原色木头，但打磨和质地上，稍稍的差别，品质感都会差很多。还有一处是里约热内卢海边的旧楼，平均层高大概才2.2米，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却设计得让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压抑，当时就觉得这位叫亚瑟的设计师真棒。

后来一个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就强烈推荐亚瑟。我很贸然地给亚瑟写电邮、打电话去邀请，2012年5月，他应邀来中国商谈这个项目。他做工作汇报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新自然主义的家》里那个房子的设计者！我的DreamHouse竟然就是他的家。

更幸运的是，第二次去巴西时我终于有机会去了那所房子。

他的房子没有想象中大，大概300平方米，但所有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大的玻璃墙推起来虽然重，但非常好推，当整面墙都打开，你坐在一个两面畅通的房子里，四周环抱着绿树，天气又好，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亚瑟并不是异类，他只是巴西设计师中最典型的代表。精细的简约、完全融入的自然主义，这两个是巴西设计师最主要的特征，在他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他的厉害不止于此。陪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让我学了不少招。比如他去看一个房子时，最先进去的是厨房。他说一个家的厨房太重要了，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是这个家的活动中心。他很高，一米八五以上，每次一进厨房，就像上帝一样伸开双臂，开始左右比画，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操作时，如何取碗放盆，如何切菜码盘。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户型图，现在我的脑袋是3D的。你给我一个户型图，我可以完全凭想象在脑中造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心动得太久，手就会发痒。去年底工作室装修，我决定自己来做设计师。当然有一个国内的设计师朋友帮我，比如说哪儿打梁，哪儿装灯，这种细节我不懂，但我画了那个房子。亚瑟教会我的第一点，就是要分出你需要的功能，于是除了常规的财务室和会议室，我还设计了有水台的吧台、有小沙发床的休息室，特别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独立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建成之后，看着这个工作室，我在很多地方都感觉到亚瑟的影子。想到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亚瑟那张图的情形，感觉生活真是太奇妙了。

忘了是谁说的，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学。于是乎，我为这个装修的小嗜好，找到些许深度的支点。也奇怪，我怎么就从一个包控衣服控，成了装修控呢？友人解答，家居是自己享受，时装是穿给别人看，说明你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胜过别人评判的人。原来，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个女汉子。

导语：成功的过程，是曲折的的。其实世间上有许多的成功，都是经过了不断地阻碍才能获得的。面对困难，不退缩，不放弃，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坚持便是进步。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现代名人励志故事，欢迎大家参考！

一、《邓亚萍》

众所周知，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二、《欧尔·布里》

在巴黎举办的一场大型音乐会上，人们正如痴如醉地倾听着名的小提琴家欧尔·布里美妙绝伦的演奏。突然，正全神贯注的布里心一颤——它发现小提琴的一根弦断了。但迟疑没有超过两秒，他便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继续面带微笑地一曲接一曲地演奏。观众们和布里一起沉浸在那些优美的旋律当中，整场音乐会非常成功。

终场时，欧尔·布里兴奋地高高举起小提琴谢幕，那根断掉的琴弦在半空中很醒目地飘荡着。全场观众惊讶而钦佩地报以更为热烈的掌声，向这位处变不惊、技艺高超的音乐家致以深深的敬意。

面对记者的“何以能够保持如此镇定”的提问，欧尔·布里一脸轻松道：“其实那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断了一根琴弦，我还可以用剩下的琴弦继续演奏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许多遭受不幸的人生，依然可以是美丽无憾的。”

布里睿智的回答与他卓然的表演一样精彩——“只不过是断了一根琴弦”，向世人传递的是从容，是乐观，是洒脱，是心头不肯失落的信念，是命运在握的强者充满自信的宣言，是坦然前行的智者面对岁月中那些风雷电雨自豪的回应。

三、《何飞鹏》

著名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

四、《林肇泽》

林肇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却在不断创造“神话”：他45岁开始自学绘画，无师自通，短短几年时间，其炭精画作品在国内外“走红”;他到过100多所大专院校，开办讲座;如今虽年逾古稀，但壮志不减，立誓把自己创作的励志歌曲在全国唱响。

林肇泽今年已经72岁。1957年，年仅17岁的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家务农。他曾拉过船、抬过石头，还干过两年灶匠、8年木工、5年机修工……一次偶然的出差机会，林肇泽接触到了绘画。

1985年，林肇泽出差路过自贡，看见街边画摊上有人画炭精像，被深深吸引。回到南充后，他买了大量专业书籍，潜心研究。刚开始学画时，因为市面上买不到专门绘制炭精画的画笔，林肇泽就琢磨着做画笔。把毛笔涂上胶水，等自然风干后，用剪刀剪出大大小小的笔尖。没有大面积涂抹阴影的材料，他就在空笔杆里面塞上棉花，做成涂抹工具，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改进自己的绘画工具。

他无师自通，却很快创造出奇迹：1989年，林肇泽带着他的作品《肖像》参加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个体劳动者“光彩杯”书画摄影展，并获得了省级三等奖，中央电视台还播放了《肖像》的特写。2000年，四川民间艺术协会授予他“一级民间艺术家(炭精画)”证书。随后，他在南充市街头摆起了画摊，专为别人画像，这一画就是8年。

林肇泽在巡回讲学和演讲中，从来不收讲义费。他和家人花费的车旅费、资料费、房租费等，将近20万元，全部是自费。他不仅把摆摊画画挣的钱全部用光了，而且连子女给他的生活费也几乎耗尽。如今，他和老伴依然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小青瓦房里，几间小青瓦房又破又潮湿，与周边村民的“小洋楼”形成巨大反差。在他家里，简单的几样家具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古董”，他的书桌也是两口木箱重叠而成，他的当家衣服还是在10多年前别人送给他的。

五、《杨佳》

她是一位漂亮而又富有才华的女孩。她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教师：22岁考入中科院研究生班;24岁在中科院教研究生。接着，她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顺风顺水，处处布满了鲜花和掌声。可是，在她29岁那年，上帝却突然关闭了那条通往幸福的大门，一下子把她推入到黑暗的深渊里。她的视神经发生了病变，双目失明。与光明一同失去的，还有她的丈夫和孩子。

她要学习盲文，她要回到自己的知识领域里去。可是，这一年，她已经30岁。30岁的女人当然不能再上盲人学校啦。因此，她只好自学。她开始“看”盲文。当然，她是用手指“看”的。她只能用手指摸来替代眼睛看。她摸的第一个英文单词是大白菜，字母为c-a-b-b-a-g-e，这7个英文字母，她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可是，她到底还是没有弄明白这个单词就是“大白菜”。当父亲告诉她答案的时候，她哭了。她为自己的笨拙而流泪。她是中科院的英语教授，居然不认识“大白菜”这个英文单词。而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目十行啊!

她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被一棵“大白菜”给绊倒了。她要活下去，她要站起来，她要做一棵能够飞翔的大白菜，重新翱翔在知识的天空里。她开始了自己的奋斗。她把自己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一遍遍地练习，一遍遍地摸字，一遍遍地默记。然后，她再把学会的东西背诵给父亲听。一次，父亲在听取她背诵的时候，发现盲文字块儿上满是殷红的血。等她背完，父亲一把拉过她的手，这才发现她的十指都已经磨破。父亲把她的双手攥在自己的手里，禁不住号啕大哭。父亲说：“女儿呀，咱不学了。爸爸有工资，爸爸可以养活你一辈子。”她没有哭。她反而笑着安慰父亲说：“爸爸，你一定要相信你的女儿，我能行!”

一天晚上，她一个人偷偷地跑出了家。父亲很着急，四处寻找。最后，父亲在她工作过的教室里找到了她。学生已经放学。教室的灯光已经熄灭。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反复地用手丈量着黑板。她终于重返讲台。一切都与生病前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上了两个星期的课，同学们还不知道他们的老师已经双目失明了。终于，有同学发现她拄着盲杖在校园里行走，同学们这才知道了她的不幸，这才知道她为了上好每一堂课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同学们感动得哭了，而她却笑了。她笑着讲述一棵大白菜的奋斗历程，鼓励同学们珍惜时光。

她的名字叫杨佳。杨佳学会盲文后，利用电脑盲文软件，踏上了事业的快车道。她以盲人的身份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zf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并获得了哈佛MPA学位。现在，杨佳任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盲协副主席。

六、《克利斯帝·布朗》

他生长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刚出生时四肢健全，但严重瘫痪，让他无法移动。他患了非常严重的脑性麻痹，发音不准，全身上下只有左脚能动。7岁那年，他坐着轮椅，和家人到公园玩。几个小朋友正在比赛画画，他用羡慕的眼光盯着他们，“啊啊”地叫着，不肯离开。一个小朋友似乎看懂了他的意思，大声笑道：“你连话都说不清楚，谅你也画不出好东西来!不要吵着我们啦!”

他伤心地离开了，回到家，为了让姐姐了解自己的意思，他用左脚从她那里抓来一支粉笔，试着画呀画，可就是画不好。姐姐陪在他身边，鼓励他说：“我相信你能画好，上帝只不过暂时解除了你的武装，让你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画画，但只要肯花工夫练习，一定可以画出精彩的画来。只要敢梦想，什么都做得到。”

他渐渐长大了，一直很勤奋地学习用左脚画画、写字。他的家人坚信他的智力没有障碍，只是无法与人沟通。家人下定决心要让他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于是把他放在推车里，拉着他到处跑，让他多认识外面的世界。他的左脚练得越来越灵活，他竟然学会了游泳。在家时，他总是全神贯注地练习画画，也开始学写作。他的脚趾常常被磨破，但他忍着疼痛继续练;他写的稿子退稿很多，但他没有灰心。他从一个失败前进到另一个失败，但他的热情不减。他告诉自己再多撑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再多撑一年吧，慢慢地，他发现他又有了极大的热情。当他的画作在全市获奖，处女作《我的左脚》经历多次修改也得以发表时，他感觉眼界被打开了，原来，人生充满了可能性，他相信，前方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日子。

他品尝到了写作和画画的乐趣，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虽然每画一幅画，每写一篇文章，他都很吃力，脚被磨出了血泡不说，他还常常收到退稿，但他从来不肯放弃，他要拥抱每一个机会。

他的妈妈通过一位医生的协助，将他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他获得了很好的治疗。他特别尊敬这位了不起的医生，这位医生后来不仅为他和其他脑性麻痹人士创办了一家医院，而且把他引入文坛。几位爱尔兰知名作家鼓励他创作，他受到了很大的鼓舞。27岁时，他花了很多心血写了小说《那些低潮的日子》。令人兴奋的是，小说一经发表就荣登畅销小说榜第一名，并被改编成电影，由丹尼尔·戴·路易斯主演，戴·路易斯也因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他后来又出版了六本书，另外，他也是一位积极创作的画家。

他的名字叫克利斯帝·布朗，听说只有左脚能动、只能发出几个声音的他成了知名作家、诗人和画家，很多人非常惊讶。克利斯帝在日记中写道：“正像姐姐曾教我的那样，只要功夫深，没有什么事做不到!在风雨中，要勇敢坚定;在黑暗中，要咬紧牙关前行;面对沙漠，心中要充满绿洲。只要像蝉一样，经历苦痛，决不放弃，一定能一飞冲天!轮椅上的孩子都应该去尝试每一件事!”

七、《乔治·赫伯特》

2001年5月20日，美国一位名叫乔治?赫伯特的推销员，成功地把一把斧子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这是自1975年该学会的一名学员成功地把一台微型录音机卖给尼克松以来，又一名学员登上了如此高的门槛。

布鲁金斯学会创建于1927年，以培养世界上最杰出的推销员着称于世。它有一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设计一道最能体现推销员能力的实习题，让学员去完成。克林顿当政期间，他们出了这么一个题目：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现任总统。8年间，有无数个学员为此绞尽脑汁，可是，最后都无功而返。克林顿卸任后，布鲁金斯学会把题目换成：请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鉴于前八年的失败与教训，许多学员知难而退。个别学员甚至认为，这道毕业实习题会像克林顿当政期间一样毫无结果，因为现在的总统什么都不缺少，再说即使缺少，也用不着他亲自购买;再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亲自购买，也不一定正赶上你去推销的时候。

然而，乔治·赫伯特却做到了，并且没有花多少工夫。一位记者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把一把斧子推销给小布什总统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布什总统在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农场，那里长着许多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有一次，我有幸参观您的农场，发现那里长着许多矢菊树，有些已经死掉，木质已变得松软。我想，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但从您现在的体质来看，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因此您仍然需要一把不甚锋利的老斧头。现在我这儿正好有一把这样的斧头，它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很适合砍伐枯树。假若您有兴趣的话，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最后他就给我汇来了15美元。

乔治·赫伯特成功后，布鲁金斯学会在表彰他的时候说：金靴子奖已空置了26年，26年间，布鲁金斯学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推销员，造就了数以百计的百万富翁，这只金靴子之所以没有授予他们，是因为我们一直想寻找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八、《杨宗纬》

杨宗纬的求学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小学是在内坜国小读的，之后在自强国中读的中学，高中是在中坜高中念完的，之后他考上国防大学法律系，大三时因为总是忙于演出而耽误了太多的课程而被迫退学。

之后他去部队服役两年，当兵回来之后，同时考上台大法律系夜间部和彰化师大谘商与辅导学系。当时他一时无法决定哪一个校系比较适合他，因此决定向彰化师大那边申请保留入学资格，先到台大法律系夜间部就读。

2007年杨宗纬参加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虽然没有获得比赛冠军，但是观众还是记住了他的歌声。节目主持人陶晶莹封他为“催泪歌神”，歌声阳刚而细腻，富含感情，辨识度高，感染力强，特别是演唱抒情歌曲，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抒情歌曲，经过他重新诠释之后，常常都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后来因为年龄问题退出比赛，可是杨宗纬仍然受到比赛主办单位华研唱片的器重，华研唱片是“超级星光大道”的主办单位，杨宗纬与之相处融洽，原拟与之签约合作，未料却爆发合约纠纷，由于台北市的黑道帮派“中联集团”的老大“空董”张忠信的强力介入，杨宗纬被迫离开一路栽培他照顾他的华研唱片，转让给他不熟识的经纪人许安进。

第一次合约纠纷暂时告一个段落之后，杨宗纬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成为台湾2008年上半年度的唱片销售冠军，并创下新人最快在台北小巨蛋开个人售票演唱会的纪录，然而短暂地辉煌灿烂之后，还没来得及到内地替专辑做宣传，就由于经纪人不断违约而爆发第二次合约纠纷，杨宗纬遭到雪藏，演艺事业停滞两年多。

两年的时间内，杨宗纬没有安排任何工作，和他一同在星光大道走红的林宥嘉和萧敬腾早已红遍大陆港台，可他甚至没有权利发行自己的一首新歌。谈起那段心酸的经历，杨宗纬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像他的歌声一样，安静之中自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两次合约纠纷结束之后，杨宗纬与知名经纪人葛福鸿签约，并且得到台湾音乐教父李宗盛的赏识。2013年2月1日，杨宗纬空降《我是歌手》，取代黄贯中出场，被寄予厚望的杨宗纬重新编曲《矜持》，从一首纯女人的表达，变成一个原生态感觉。很多人称赞他是歌手中的“许三多”，不抛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放弃自己的音乐坚持。

不管前路多艰辛，外界多少质疑，他都能够勇往直前。不要忘记自己热爱音乐的初衷，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流言飞语都会随时间淡去，唯有音乐与爱留下来，这是杨宗纬写在自己的部落格里面的一段话，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才会有这般的洒脱和平淡。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每天早上起床，你都可以选择要成为与人为善或者冷漠无情的人；可以选择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可以选择成为众人的绊脚石。

你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户头有多少钱、工作职阶有多高、衣服有多贵，都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你如何对待邻人与孩子，世界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善行而变得更加美好，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物质主义只会沦入无限的虚空，赚得全世界也无法填满的虚空。所谓的平安、喜乐，不是拥有某些东西；而是抱持某种态度，去过你的人生。

你得相信，每个人都拥有改变其他人一生的礼物。甚至只是不经意间的一句赞美鼓励的话，就能够帮助在沮丧困顿中的人重新站起来。所以我们应该与人为善，随时随地都成为帮助世界运转的光和盐。只要还能帮助人，即便只是端一杯水，送一件衣服，都是美好人生的祝福。

世界知名作家制作人导演伍迪艾伦可是个电影制作课程和英文不及格的学生。环球电影公司的行政主管更曾经跟克林伊斯威特说：“你的牙齿有缺口、喉结太突出、讲话太慢。”福布斯杂志的总编辑在大学时代连校刊报都编不上。披头四则曾经当场被得卡录音公司回绝，原因是“不喜欢他们的声音，吉他团体已经过时了。”

爱迪生实验了两千次才找到电灯的制作方法，《心灵鸡汤》的作者曾经被33家出版社回绝。44岁成为瞎子的汉米尔顿，60岁时写出《失乐园》。耳聋的贝多芬写出“第九号交响曲”。小罗斯福39岁因小儿麻痺瘫痪，却接着成为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四次当选美国总统。

只要你能够帮助人，即便你身体残缺也非残障；若是你不能帮助人，即便你万贯家财却是残废。

人生就像骑单车，你可以奋力踩踏版往前冲。然而若是没有明确目标，最后只会精疲力竭瘫软在地。如果沿途能够有一群朋友一起骑，自然欢乐许多。若能一起到达终点，更是人生乐事。但若只得一个人上路，也可以好好留意沿途景色。到达目的地的路有很多，快或许节省时间，但却失去了欣赏沿途美丽风景的机会。慢慢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沿途的优美景色中去体会自然的奥妙，思考到达终点以后的人生，相信你会开始对这趟旅程，有不同的体会。

爸爸从集上卖苇席回来，同妈妈商量：“看见了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起码要上夜校。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将来闹个睁眼瞎。”

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房子很破。教夜课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穿着青布裤褂，胖胖的，剪着短发。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屋里嗡嗡嗡嗡说话声音立刻停止了，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这是用土纸油印的，软鼓囊囊的。雨来怕揉坏了，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雨来”两个字。雨来把书放在腿上，翻开书。

女老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门吱扭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

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说：“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被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这哪儿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

忽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雨来一骨碌下了炕，把书塞在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

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唔哩哇啦地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两眼楞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

12岁的雨来使尽气力，才把缸挪回到原地。

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院跑，背后喀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下。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

屋子里也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軍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

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

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軍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望皮包里掏。雨来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糖块。

扁鼻子軍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瞪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軍官摇摇头。两个人唧唧咕咕说了一阵。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使劲把刀刀放回鞘里。

扁鼻子軍官压住肚里的火气，用手轻轻地拍着雨来的肩膀，说：“我最喜欢小孩。那个人，你看见没有？说呀！”

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向两边拉。雨来疼得直咧嘴。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在雨来的脸上打了两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咬着牙拧。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一拳。雨来打个趔趄，后退几步，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但立刻又被抓过来，肚子撞在炕沿上。

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

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红绸子，映在还乡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

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

“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

“有志不在年高。”

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钻儿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搬缸，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豆腐啦！卖豆腐啦！”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

可是雨来怎么还不见呢？他跑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沿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

李大叔脑袋轰的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一股劲儿地跟着人们向河沿跑。

到了河沿，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

大家呆呆地在河沿上立着。还乡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

在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道：“鬼子走了？”

“啊！”大家都高兴得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明朝万历年间，绍兴城里新开了一家点心店，徐文长常常光顾。一次，店主央求他给写一块招牌，徐文长一挥而就，并嘱咐店主不得改动。谁知招牌一挂出来，立刻门庭若市，原来大名鼎鼎的徐文长竟然把“心”字中心的一点没有写，绍兴城的人都来看热闹，点心店的生意也就格外兴隆。

可是名声卖出去以后，店主就开始偷工减料，点心的质量每况愈下，生意也就渐渐不景气了。一天，一个顾客对店主说：“‘心’缺一点还叫‘心’吗？难怪生意不好！”店主于是用黑漆在“心”中间补了一点，可生意却并未好转，反而更加萧条了，店主摸不透个中奥妙，来请教徐文长。

徐文长说：“‘心’无一点，引人注目，又使人有空腹的感觉，来吃点心的人就多。加上一点，变成了个实心肚子，谁还要来吃？做生意不可过分贪心。现在你把‘心’上那个黑点改成红的，生意还会兴隆。

店主恍然大悟，照办了，果然灵验。

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此刻弄湿了，该怎样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之后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细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陆琇，字伯琳，代（今山西北部）人。他是南北朝时期北魏太保陆馥的儿子。他在九岁时，就有一个“巧言解父忧”的故事，被后世传为佳话。

陆琇九岁那年，父亲陆馥很是为自己继承人的事情发愁，他感到自己已经年老，精力不济，必须尽早在六个儿子当中选一人来继承家业。可大儿子忠厚有余，而智力不足；二儿子虽然精明，却不喜读书；三儿子体弱多病，不能为业；四儿子性情鲁莽，难以统揽全局；五儿子呆痴，更无指望。看来，只有六儿陆琇比较合适。可是，陆琇现在只有九岁，年龄实在太小，难以支撑大业。为此，他忧心忡忡，一连几日寝食不安。

父亲苦恼，做儿子的陆琇非常担心，遂问道：“父亲，我看您近日来愁容不散，必有心事。不妨说给儿子听听，我或许能为您分忧呢！”

陆馥见陆琇发问，长叹一声道：“唉，想你祖父有十二个儿子，我为长子，以才学继承了家业。如今，我已老矣，而你的几个哥哥都难撑大业。你勤奋好学，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人选，可是你尚年幼，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陆琇听罢，不禁一笑，回答说：“父亲，继承家业不是比力气大小，您又何必为儿的年幼担心呢？”

陆馥听儿子如此一说，自感眼力不错，心中释然，于是放心地让陆琇接替了自己的爵位。

陆琇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重托。他在继承爵位以后，越发勤奋读书，专心事业。由于政绩卓著，很受朝廷赏识。他在父亲死后袭封建安王，历任侍御长和光禄大夫，后又转任祠部尚书和司州大中正等重要职务。

德国施特凡·阿尔丁格从小性格倔强。高中毕业时他一心想考化工学院，而母亲坚持让他考文学系将来当个作家。争执不下，他一生气便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两天，口袋中的马克花光。第三天他饿得两眼冒金星。无奈站在卖“热狗”的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出炉的“热狗”，垂涎欲滴。卖“热狗”的大娘看透他的心思：“想吃热狗吧？给你两个……”

他接过“热狗”，变成狼吞虎咽的老饕餮。大娘从家里端来一杯饮料递给正在打嗝的阿尔丁格：“小伙子，喝杯饮料，我就住在摊后面的旦丁街１８号。是离家出走吧？”阿尔丁格点点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和母亲吵架，我想学化学，她非叫我学文学不可，一赌气我就……”

大娘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两个热狗、一杯饮料，你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母亲给你十八九年的物质和情感的关爱，你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却狠心地离开她！她会十分伤心的。”

阿尔丁格回到家中，投入母亲怀抱痛哭一场。他万万没想到：母亲同意了他报考化工学院。

他大学毕业时，母亲患了肝硬化腹水。他查资料到处求医。医生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１６０万人患有肝脏疾病。对于你母亲这种严重肝病患者，生存的唯一可能就是采用器官移植。但这很困难，一则是很难找到捐献的、与患者有亲和力的器官；二则费用也过于昂贵。阿尔丁格跪求医生：“我给母亲移半个肝吧！求求您！”

“傻话！你母亲需要换整个肝脏，一命换一命有何价值？”

不久，母亲去世了。临终前握住儿子的手说：“我从医生那里得知，你和你父亲都恳求用你们的肝脏移植给我！我死而无怨！孩子，你能不能发明一种肝脏透析机，像肾脏做透析那样，滤出肝脏中的病毒。”阿尔丁格跪在母亲床下，挥泪发誓：“儿子一定完成您的重托！您放心吧！”

阿尔丁格为实现母亲的遗愿，考入罗斯托克市医疗设备研究所，刻苦钻研用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肝脏透析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３１岁时与物理学家瓦尔特·格里克同罗斯托克市的医学家合作研制成功“Ｍａｒｓ”（玛斯）分子吸附循环系统——肝脏透析机。

阿尔丁格从《罗斯托克报》看到一则惊人的《征肝启事》：萨比娜老人患严重肝病，有献肝脏者及掌握相关信息者请与旦丁街１８号联系。后面还有电话号码。

阿尔丁格立即想起１２年前讨热狗的往事，驱车前往萨比娜老人的家中。只见老人面色蜡黄，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女儿叫醒她：“有人看您来了！”阿尔丁格走过去：“老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叫阿尔丁格，在我最困难时您老帮助过我！我可以给您献出半个肝脏！”老人坐起来：“谢谢！千万使不得！听女儿说有人发明了什么透析机，可以不换肝脏，你能找到这位先生吗？”“我就是发明透析机者之一，我已为您请好医生住院治疗！”老人又惊又喜：“你真是位有心人！天下的大好人！”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汤显祖泪著《牡丹亭》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862德国哥丁根大学医学院的亨尔教授迎来了他的新学生。在对新生进行面试和笔试后，他欣喜地发现，这届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他教学生涯中碰到的最聪明的苗子。

开学不久，亨尔教授把自己多年积下的论文手稿全部搬到教室里，分给学生们，让他们仔细工整地誊写一遍。

学生们翻开亨尔教授的论文手稿，发现这些手稿非常工整。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根本没有重抄一遍的必要，做这种没有价值而又繁冗枯燥的工作是浪费青春和生命。他们说，只有傻子才会坐在那里当抄写员。让人想不到的是，竟然真有一个“傻子”坐在教室里抄写教授的论文手稿，他叫科赫。

一个学期以后，科赫把抄好的手稿送到了亨尔教授的办公室。看着科赫满脸疑问，一向和蔼的教授严肃地对他说：“我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孩子！因为只有你完成了这项工作。而那些我认为很聪明的学生，竟然没一个完成这个作业。

我们从事医学研究的人，不光需要聪明的头脑和勤奋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一丝不苟的精神。要知道，医理上走错一步，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其实，抄这些手稿，既是学习医学知识的机会，也是一种修炼心性的过程。”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科赫年轻的心灵。在此后的学习和工作中，科赫一直牢记导师的话，他老老实实做最傻的人，以涵养严谨的学习心态和研究作风。这种做事态度让他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发现了结核菌、霍乱菌。此外，第一个发现传染病是由于病原体感染而造成的人，也是这位叫科赫的“最傻的人”。1905细菌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瑞典皇家学会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了科赫。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晚便捧书苦读。但就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资料，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就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齐，借它们的光不就能够读书吗？于就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一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因为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守认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己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天从早晨干到半认.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因为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1979年，当林世荣、陈吟辉夫妇在内地开设恒丰金业（0870。HK）第一间以珠宝首饰来料加工为主业的工厂时，中国的珠宝首饰市场仅仅处于最初的萌芽阶段。

诚信赢得口碑

虽然三中全会给商界人士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但珠宝市场的启动明显还需要一段漫长的，2004年珠宝产品上千亿元的额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在这种情况下，开设珠宝首饰工厂，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眼光。但是，林氏夫妇对于未来非常有信心。身为恒丰金业科技集团董事会主席的林世荣当时说过一句令妻子印象深刻的话：“全国如果每人买我们一个金戒指，我们就发达了！”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判断给了他们足够的信心。

虽然志存高远，1980年代的恒丰仍只能从制造商的角色做起。在快速度过初始阶段后，恒丰在制造界已颇有名声，很多业者至今都对恒丰当年的口碑记忆犹新。诚信可靠，质量上乘，技艺精湛，造就了当时恒丰响当当的招牌。

但是，恒丰仍然需要依靠国外品牌委托商提供的设计式样进行加工，珠宝首饰这个行业的高端竞争仍然与恒丰有着很远的距离。恒丰的品牌仅仅限于制造、批发领域，还远未达到消费市场层面，而制造商间残酷的竞争使恒丰必须精确控制成本、质量的平衡关系。

后来，很多参与竞争的制造商评价这是在“走钢丝”，其难度可见一斑。谈及这个阶段的经历，陈吟辉非常认真地说了两个字：“诚信。”她，这是恒丰能够坚持走过最艰难的关键原因，也是恒丰一路走来最弥足珍贵的：“我们这一行比不得其他行业，诚信对于我们和合作伙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行军布阵，稍有差池就满盘皆输。行业的口碑就是啊！”

“金至尊”出位亮相

口碑让恒丰顺利挖到了第一桶金，同时也获得了上市的资格。1999年，恒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资金充裕、产销渠道成熟的恒丰，这时面临着新的选择：是安于制造商身份，继续做加工的主业，还是冒险向下游行进？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2年，历经百战，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因其至伟奇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勾践甚至表示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他。范蠡感到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太大了，大到不能成为享受，而成为了负担。于是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成的情况下，带着家眷乘舟浮海悄然离去。到了齐国以后，他给自己的老朋友文仲写了封信，说道：“我听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为什么不快点离开呢？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文仲觉得老朋友说得有理，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勾践不至于太绝情，便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称病不朝。结果没过多久，勾践就听信了文仲要谋反的谗言，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刎而死。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范蠡的远见卓识，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声名富贵，乘一叶扁舟翩然而去，既保全了名声，又保全了最可贵的生命。假如他对权力和财富恋恋不舍，等待他的肯定是和文仲同样的命运。

在许多人内心里，总是放不下得失，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一堆苹果，吃掉了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于是不免舍不得，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珍藏起来，当你想起要吃它的时候，苹果已经烂掉了。

曾国藩20岁左右求学衡阳时，师从汪觉庵。同舍里有一个叫杨甫瑞的同窗，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杨甫瑞依仗家里的权势，平时十分骄横，对于学业明显比他优秀的曾国藩，也是处处刁难。

一天，曾国藩坐在窗前，就着窗外的光线大声朗读《左传》，读得正专心，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吼道：“曾国藩，你把窗户的光都挡住了，我怎么看书呀，还不赶紧挪开!”曾国藩停下来，侧身一看，是自己床铺对面的杨甫瑞。此时，杨甫瑞其实并未读书，而且他的床靠着窗户的另一侧，也未完全遮住光线。曾国藩很生气，想和他理论，但还是压住了火气，把凳子移到自己的床前，重新读起来。

到了晚上，曾国藩继续在灯下读书，杨甫瑞又冲他喊叫：“白天不读书，晚上玩勤奋，做样子给别人看也要分个时候吧。你现在读书，让我们怎么睡觉?”曾国藩听了，抬头朝他笑了笑，默读起来。

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同窗都纷纷向他祝贺。可杨甫瑞却大发雷霆，冲曾国藩嚷道：“这屋里的风水原是我的，你一来就夺走了。”一旁的同学非常反感，质问他：“曾国藩的书案不是你定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反咬一口?”杨甫瑞仍强词夺理地说：“就是他夺了我的风水。”大家都纷纷指责杨甫瑞，倒是曾国藩过来劝解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再与之争论，大家顿时对曾国藩敬畏三分。

一个人立身处世，连点委屈都受不了，要想成功，自然不易。曾国藩以后仕途通达，成为晚清将帅之才，这跟他年轻时候就初露端倪的隐忍气度，不能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