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评（推荐20篇）

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

据说她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己取的。

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责任。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

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

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

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吗。

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

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

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这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可以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接着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现在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

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

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老红军王承登身材并不高大，但举手投足间却有一种久经沙场的军人所特有的威严、坚毅和果敢。他曾无数次置身枪林弹雨，无数次直面生死考验，身上还两度负伤，但他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却总是保持着乐观与豁达。

王承登是孤儿，辛酸、苦难是他童年、少年的代名词。自1929年在老家吉安县参加红军后，他才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

在红军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承登迅速成长。他先任通讯员，到长征时，他已是优秀的重机枪射手了。

王承登说，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三条河流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条河当然是于都河。他所属的红三军团是从于都踏上长征之途的。王承登清楚地记得，当时部队是在傍晚出发的，通过浮桥渡过了于都河。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老百姓心情也很沉重。部队经过时，沿途的老百姓都点起煤油灯、火把依依不舍地看到自己的队伍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第二条河是湘江。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路上最惨烈的战争。由于敌人判明了红军的前进方向，便提前部署了优势兵力，并修好了工事，湘江两边都是敌人的碉堡，天上敌机不间断轰炸，这让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湘江战役期间，王承登所部常常都要早早起来，隐蔽在山中，以免被敌机发现。部队后来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雕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了一门炮来，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只是把碉堡穿了一个洞，但敌人已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说到这里，王老不禁笑了，他说，红军战士是看不起胆小鬼的。

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终于冲破敌人的湘江防线。但敌人还在后紧追不舍。有一次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王承登也负了伤，但最终还是摆脱了敌人，追上了大部队。几十年来，王承登一直深深怀念那些曾与自己生死与共的牺牲的战友。

不久，部队就到了乌江。这便是王承登长征记忆中难忘的第三条河。乌江守敌是王家烈部队。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江两岸都有敌人防守，船早被敌人毁了。王承登所部接到命令，在乌江附近砍竹子，每个人扛一根，在江边用打土豪时缴获的布匹扎竹筏架浮桥渡江。但扎好的竹筏一下水就被冲散了。后来，红军选了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上岸后，他们藏在敌人碉堡附近的崖洞里，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敌人从没见过这么英勇的部队，很快被吓得拼命逃窜，红军得以安全渡过乌江。

经过这么多艰苦卓绝的考验，以后王承登他们遇到的困难就显得渺小了。在红军战士这个英雄群体面前，任何凶恶的敌人、任何艰难险阻都只是陪衬……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这个暑假，我读了这么一本令人感动的书——《长征路上的故事》!看着那书上的字句，我不由地想起那场景：二万五千大军在泥泞的草地中行走，饿了，就挖野草充饥，渴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泪水在眼眶内打转。

这本书讲述了二万五千个红军过雪山、爬草地、渡大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不畏强暴、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生活中，我像一位“小皇帝”，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干，仿佛我是一块玉，“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碰了”，正因为这样我被宠坏了，晚上不敢自己去上厕所，睡觉要妈妈陪。从今天起，我要学习红军们的精神，坦然地面对一切的挫折。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们互帮互助的行为所折服，如今，人与人之间竟争激烈，更需要这种“互帮互助”的红军精神，社会才能进步。

读了这本书，我受益非浅。红军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不惜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要以他为榜样，刻苦学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耿飚是长征时期红军一位著名的指挥官，被誉为“铁军团长”。在节目现场，耿飚的女儿耿莹讲述了父亲的故事。耿莹说，父亲带领的红四团是长征的先头部队，长征第一步就是他们迈出的。长征中，父亲和广大红军战士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创下了一天行军240里的奇迹。“他们并没有超人的体力，而是用超人的意志力，跋涉过了万水千山。”

耿飚虽生于湖南贫穷之家，但也从小读私塾，背诗文。特别是他的传奇家世，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曾祖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个游方郎中。到了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接着差点被选入皇宫。他领了一副皇上赐来的虎头双钩后，慈禧却下令解散了这些武士。他父亲以“双钩大侠”的美称，回乡打工，先后学了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后来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耿飚的父亲耿楚南慢慢认识到革命的真理，支持孩子和亲戚们投身革命。1909年出生的耿飚作为长子，从小一方面学会了多种劳动技能，另一方面又热爱学问，喜欢文史。十三岁，到水口山矿上当童工，开始投身革命。 父亲主要教给他南拳、气功、单刀、点穴功。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指挥活捉张辉瓒，用的是太平军的“五瓣莲花抄尾阵”。战斗中，耿飚作为参谋，有勇有谋，他手挥马刀，冲锋陷阵，如天神一般，所向披靡。由于懂得战术阵法，耿飚被任命为九师作战科长，管理第一期教导队。

耿飚文武双全，非常重视地图。他把缴获的地图跟现场勘察结合，纠正谬误，重新标记，这样的本事，跟“做学问”的功夫是一致的。他自学的能力非常强，为了给部队架桥，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成为红军的架桥专家。

耿飚水口战役中负伤，子弹打尽，靠一把马刀杀回师部。

率领红四团勇猛战斗，在战斗中带头冲锋，歼灭敌人一个旅，只消耗了四百发子弹就俘敌千余，红军只有三个人负伤。陈光师长先表扬他打胜仗，而后又批评他带领党员干部打冲锋，罚他写文章，题目叫《反对个人勇敢》。耿飚当天就写好了，发表在《红色中华》上。这就是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的原型。

一次黄永胜邓华的红三团与敌人硬打，耿飚三次建议，黄永胜才留下一个连守住隘口。结果面临被围歼的危险后，幸好留守连拼命阻击，才避免了全团覆没。陈光表扬了耿飚。

长征时，耿飚克服疟疾，为全军当开路先锋。幸遇一位神医给他配了一副秘方，根除了他的恶性脾寒，但副作用是掉头发和手足发麻。耿飚严守诺言，终生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老神医还建议红军用“七叶灵芝草”抵御深山老林的瘴气，非常灵验。而所谓“七叶灵芝草”，其实就是大蒜。

湘江之战，要是没有耿飚这样天神般的勇将拼死冲杀，红军肯定彻底覆灭。耿飚的一个团居然阻击了整整十五个团，这在现代中外战争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作为团长的耿飚，手挥马刀亲身搏斗，全身都是血浆，血腥味呛得他不停地干呕。连林彪聂荣臻都差点被敌人包了饺子。血战五天五夜，红军由八万四千人打到不足四万人。海龟派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要是没有毛泽东、林彪、彭德怀、耿飚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天神系列”，那就不会有“长征”这个词。

突破五道封锁线后，毛泽东的主张开始得到重视，耿飚所部连打胜仗。强渡乌江时，炮兵的五发炮弹发挥了作用。炮兵连长赵章成信佛，每次开炮前要念经，抚摸着炮弹说些“执行公务，不打不行，死鬼别怨”之类的话，煞是好笑。由于神速突破了乌江天险，老百姓和敌军都传言说红军是“水马渡乌江”，先头部队干脆写上了“第一水马司令部”。百姓和学生都围着红军要看“水马”，还说：“莫要保密啦，我们都是穷人啦，与红军是一家呀。”耿飚的红四团能者多劳，连续不能休息，强渡乌江就打娄山关，一路见敌就打，真是天兵怒气。俘虏惊讶地问：“你们的水马在旱地上也能跑啊?”耿飚随即升为红一师参谋长。

渡金沙江时，耿飚组织部队采购大蒜，解决了瘴气和江水里的毒气问题。刘伯承跟小叶丹歃血为盟时，耿飚在场协助。遇到一些难以沟通的少数民族的攻击时，红军打几颗信号弹，他们以为遇到了妖魔，就远远逃走了。

非常可贵的是，耿飚这员毛泽东重视的猛将，长征途中居然每天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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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板寸、衬衣、皮鞋，86岁高龄的赵德仁把牛皮腰带扎得老高。

1935年，红军来到苍溪之前，赵德仁原本是要逃荒到嘉陵江西岸的。当时谣言四起，人心大乱。“毛泽东牙齿有巴掌宽，吃人如同吃面条”“张国焘坐在轿子里，舌头从轿顶伸出来去吃人”“把小娃儿身上凿七个洞，用管子吸血”……类似的说法漫天传播。

“不管穷人富人都往西岸跑，我也怕得要命，跟着跑。”逃难路上，赵德仁碰上了红军的宣传员。

宣传员对赵德仁说：“我们是打富救贫的。”于是，他将信将疑地留了下来。“我观察了一段时间，确实没有看到吃人的红军，就参了军。”他回忆说。

参军不久，赵德仁被调到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15岁的他浓眉大眼，很是帅气。战友们叫他“大姑娘”，徐向前称他“小鬼”。

在嘉陵江畔，红四方面军长征渡江前，赵德仁跟随徐向前勘查地形、选择渡口，“走了很多山路”。

渡江作战，徐向前在嘉陵江东岸的一个山洞里待了整整两夜。“山洞里不能咳嗽，也不敢露火光，他在洞里走来走去，一支烟分两次抽完。”

爱抽烟，是徐向前留给赵德仁最深的印象。“徐向前的烟都是我们班长给发的!”赵德仁回忆说，那些烟纸是从“白区”搞来的，由警卫班长保管，平时徐向前三四天抽一包，“不过，打仗那天晚上，他抽了两包”。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个叫两河口的小镇上召开了扩大会议。赵德仁所在的警卫连，负责外围警戒。

“他们好像吵得很厉害，还有人拍桌子。”赵德仁偷偷往里面瞅了一眼，“张国焘蹦得八丈高。”

赵老的用词显然有些夸张。多少年后他才从历史书中知道，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以多数票否决了张国焘的南下主张，决定北上。也就是这次会议后，赵德仁跟随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左路军，向阿坝开进。

“但后来张国焘还是南下了，唉!”赵德仁回忆起了南下的日子。

过雪山时，赵德仁得了痢疾，泻得无力走路。风一吹，鸡蛋大的石头往下打，他顾不了那么多，在路边坐了下来。指导员上来就重重地打了他两巴掌：“赵德仁，你不要命了!”

清醒了些的赵德仁又踉踉跄跄地跟着队伍往前走了。翻岷山时，他又掉队了。“到处都是冻死的人：有的枪靠在肩上，有的抱在一起，有的嘴里还有半块干粮……我想爬起来，可一起身又跌倒了。但我不想死，我相信我能活下去。”赵德仁说。

草地行军，赵德仁成了朱德的警卫员。“我们13名警卫员，走出草地后只剩下3个!”

“那个时候只知道饿!”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半袋牛肉干，过草地时却不见了，赵德仁急得哭了。朱德走了过来：“小鬼，哭啥子?”弄清情况后，朱德说：“莫哭莫哭，都是自己人吃了。今后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把你带出草地了。”

一天清晨醒来，朱德怎么也找不着自己的腰带，问赵德仁：“小鬼，我的腰带呢?”

“我不敢开腔，只是低着头。”朱德的牛皮腰带，头天晚上被赵德仁偷来跟几个警卫员一起吃掉了。“味道还不错，烧起来有点香。只是嚼不烂，不好咽，嘴里全是黑水。”

“朱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没说话，只是从地上拣起一条草绳，往腰上一系，准备出发。”赵德仁回忆说，他赶紧把马牵了过去，朱德一摆手，“不骑了”。

赵德仁以为朱德为腰带的事生气了，吓得直哆嗦。朱德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拍拍赵德仁的肩说：“给后面的伤病员骑吧。”

“以后的草地行军，朱总司令再也没骑过马。”赵德仁黯然神伤，眼角皱纹里溢满了混浊的泪水，“没过多久，他就把他那匹跛马杀了，几十人吃了7天。”

虽然长征的历史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但是那一个个长征的故事却仿佛就在眼前，红军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发生的，也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被蒋介石一次次围剿，但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并没有给他们打倒，于是他们进行了长征。

长征，它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体能考验。长征的将士们都很勇敢他们过草地、爬冰山，因为没东西吃，途中伤亡了不少的人，当时他们先吃食物、没了再吃牛，牛吃光了再吃皮带、鞋底之类的东西，连一个小小的、难吃得不得了的马蹄子，他们都要吃三天，他们几乎把能吃的都吃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要放弃，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精神啊!长征现在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虽然它是一项被迫的但也是成功的战略转移，它是新中国成立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现在能坐在这里学习，是长征中多少将士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现在红军长征已经结束，但是长征的道路并没有结束，我们应该学习长征精神，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轻言放弃，要努力拼搏、坚持到底，最后总会取得成功的。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不会再经历那段艰苦的历史，但是我们也会遇到许多困难，只要我们用长征精神作引领，作榜样，那么什么困难都难不倒我们。记得有一次，我在家里做奥数的回家作业，前面一帆风顺，但到最后一道题时，我突然卡住了。我就一直坐在桌子前做啊做，想啊想，但是我就是不开窍，但我还是强忍着心中的怒火，继续做。

可是当我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整整一张草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地写满后却还是得出了个错误答案后，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大叫，我大声抱怨出书的人，恨不得他早点死，我甚至想把家里的锅子和桌子之类的全部从窗口扔出去。但当我静下来时，我想到了红军的长征和他们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最后，我又用了一个小时，终于将那道题目给做出来了。也许克服困难的过程是痛苦的，但比起红军的那些翻雪山、走草地来，我这点挫折，这点痛苦又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应该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努力学习那些长征中的将士吃苦耐劳和勇于拼搏的精神，继红军之后继续走好开创祖国美好的明天的这条长征路吧!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贺捷生：大家一想到贺龙这个名字，就和菜刀联系起来了，觉得他一定是很凶猛，很不讲道理，拿着菜刀就把人杀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家乡湖南省桑植县白族自治乡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那时非常贫困。我的爷爷他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他种地有困难，靠编织、修理农具，给有钱人家做衣服生活，很穷困。我的家乡有一些风俗大家可能也不是太了解,那个地方男孩子要早成家立业，所以我父亲13岁就结婚了，结婚了不管你是大人孩子，只要你有老婆了，那你就必须是这个家的家长，要负起养活家人的重任。这样我父亲13岁就离开了他的亲娘，出外帮助亲戚运盐。当时我们家乡是没有盐的，都要到四川去运，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都是很小的山路，为了防身，父亲和运盐的乡亲们身上都要带着一把刀。

那一年因为气侯的原因，盐化得很厉害，损失很大。那个时候，盐税又很重。父亲他们运盐走到一个叫芭茅溪的地方，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是一夫把关，万夫莫过，很险要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设立了一个盐卡，叫他们交税。父亲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了，也凑不起这个盐税。官兵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用皮鞭狠抽他们一顿，还威胁说过三天要到家里收税。几个青年回家后，组织起来去反对盐税，这有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

1935年11月1日，贺捷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而因为战乱出生不足20天的贺捷生便要岁部队进行长征。因此她也成为了出征大军中最小的成员。当到陕北时，1岁的小捷生又黄又瘦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林伯渠，花钱买了一只奶羊送给蹇先任，才让贺捷生的营养稍微有点跟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当时因为父母都有国家大事要做，于是将贺捷生送回老家。在湘西的山区，贫穷而潮湿，再加上逃荒避难，让贺捷生童年渗透了苦寒。再加上贺捷生先天就不足，后天又得不到良好的调养，她小小的身体，一直都没能好好的发育。

一直到1950年，贺龙和蹇先任才把贺捷生从湘西找回来，当时贺捷生已是一个患有严重关节炎、瘸着双腿的15岁少女了。

经过贺龙的栽培，贺捷生在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5年。

贺捷生文革经历

而在文革时期，因为贺龙被迫害，致使贺捷生也难逃厄运，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罚苦役劳改。原本就柔弱的贺捷生，在这里受尽了磨难，身体也慢慢跨了。不仅如此，贺捷生因白细胞锐减，全身长了大大小小的瘤子。

在贺龙死后，贺捷生的丈夫也因为受其牵连而被破坏致死，然而即便如此，她始终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忠于党的。

贺捷生早年艰难的经历并没有让其失去活下去的欲望，文革结束后，她再次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头开始，如今已是我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同时也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无论在当时、现在还是将来，长征都是一部悲壮慷慨的英雄史诗，一个永远令人惊叹的奇迹。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两年间，中国工农红军用脚步丈量出胜利的征程，转战大半个中国，行经15个省份，翻越20多座高山，渡过30多条河流，穿越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湿地，在“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困境中，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前无古人的英雄壮举，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长征精神是什么?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为抗战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不应忘记，这是一条洒满鲜血的牺牲之路，无数革命先烈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过早地倒下了，把热血和生命献给了未来的共和国。

80年间光阴飞逝，当长征成为传奇，长征精神已成为我们心灵高地上闪光的灯塔，引领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繁荣而奋斗，为民族的复兴而拼搏。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总目标，实现两大目标的征程就是我们的新长征。在这里，让我们重温全军仅存的一支整建制师的西北红军部队代代相传下来的“党的利益永远在第一位”的忠诚;专家学者以他们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王邦玉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长征故事;红军的后人讲述了先辈的难忘事迹;来自多个行业的作者，更以他们感怀的文字，向长征精神致敬。

重温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是让我们以长征精神凝聚信念信仰，凝聚全疆各族人民的信心和智慧，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在天山南北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历时两年，转战十余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如今80年过去了，虽然那段峥嵘岁月与我们渐行渐远，但乐于吃苦、勇于战斗、独立自主、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一直启迪激励着中国人

年轻一代如何传承发扬长征精神，做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近日，朱德元帅之孙、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朱和平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访谈”，带领网友一同走进历史深处，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感悟革命初心。

从小最爱听爷爷讲三过雪山草地的故事

1952年10月出生的朱和平，8个月的时候就被抱到了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的身边，直到爷爷奶奶去世，他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朱和平对长征和长征中的爷爷有着特殊的感情：“爷爷一直用长征精神来要求我们、鼓励我们、鞭策我们，要求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

朱和平是在听着爷爷革命故事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坦言，在众多革命故事中，听得最多的、也是自己最爱听的故事就是长征中爷爷三过雪山草地的事。朱和平在访谈中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他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采访长征老红军和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出版了《长征中的朱德》一书。朱和平介绍，这本书是以爷爷的“人格力量”为主线，记录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生动鲜活的故事，展现了爷爷在长征中战胜敌人、踏遍万水千山的英雄气概。其中一段提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红四军总司令的爷爷朱德，带领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三过雪山草地，同时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巧妙地周旋，最终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带到西北，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为长征取得胜利发挥了应有的贡献。朱和平认为这段故事是最为感人、最为震撼的。

团结互助精神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80年前的长征，红军将士靠什么跨越千山万壑、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朱和平认为，长征时红军主要是以年轻人为主，指挥员平均年龄才25岁，战士平均不超过20岁，在长征途中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红军战士即使就剩下一口干粮也让给别人吃，这种同志间的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难得可贵。“这样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能够从这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步一步走出来，除了具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外，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互相扶持的团队精神也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关键。”

曾经多次重走长征路的朱和平，对长征中的艰苦比常人有更多的体会。他介绍说，“我们之前对长征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书本上、电影上，老一辈给我们讲的故事中去了解。如果亲临实际到现场去感触，还是不一样的。尽管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长征沿线的交通、生活设施都已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雪山、草地、关隘、战场，都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甚至当时红军住过的一些房子，很多都保留着原貌。长征路线经过了15个省，这15个省除湖南、江西外，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川西那一带还是比较偏远、落后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现在在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一些艰辛的场面;特别是草地，我去年去的班佑那一带，不要说过这个草地，首先高原反应你就受不了，走一小段就很累，就要歇一会儿。可以想象当时几万红军是在那样一种自然条件下，填补饱肚子还要背着行李、弹药艰难地走过去，那是多么的辛苦。”

细节入手，故事化诠释长征精神教育新一代

长征历史丰富多彩，长征精神博大精深，如何对年轻一代讲述长征故事，传播长征精神?朱和平认为，家长应从细节入手，选取感人情节进行讲述，更多的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细节讲起，比如野菜的故事、党费的故事，还有长征中伤员的故事等。这些小故事尽管特别的小，只是涉及到两、三个人，但是可以展示红军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团队精神。

关于长征题材的影视作品创作，朱和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影视剧的创作应符合年轻人当下的观看需求，更多的从自我意识、个体的角度进行表现。“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他们制定人生的目标，树立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从小就给他培养这种性格和能力，这是主要的。”

朱和平在访谈中还提及他和儿子重走长征路的实际体会。朱和平说：“前不久，我带着儿子去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等地重温长征那段历史。实际效果还真是好，去和不去就是不一样，有些故事，我们在家里讲和到现场看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到了瑞金，到了当年的军委总部，到了爷爷奶奶当时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六平米的小阁楼，爬上去以后黑呼呼的，电话也是很老旧的电话，连灯都没有，孩子一进去就很感慨。”

谈到两代人对长征精神的感受，朱和平坦言，自己作为50后与80后的儿子在对长征的感悟上还是会有很大差别的。但是通过这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对孩子来讲确实起到了很好地教育作用。他鼓励年轻人有机会应该要去实地体会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体会一下当年老一辈的艰辛与不易。“当下正值伟大复兴的重要时期，年轻的一代也正经历着新的长征，民族复兴的重任落在了年轻人的身上，面前还有很多挑战，还有很多困难需要去解决，希望他们能够调整好状态，学习、传承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黄克诚将军，湖南永兴油麻圩下青村人。父黄清主，性懦弱，凡事犹豫不决，致家境穷困不堪。将军自言，自幼至十九岁，未知过冬穿棉衣是何滋味。二十岁考取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后，才穿上有生以来的第一件棉衣。

熟悉黄克诚将军者，皆称之“黄老”，上至领袖、元帅，下至战友、同事，均以“黄老”呼之。毛泽东亦呼之“黄老”。1958年6月，毛泽东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四年未管军事。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黄老”即黄克诚将军也。是时，将军任职中央军委秘书长，五十六岁，毛泽东、彭德怀均年长于黄克诚。

黄克诚将军戴金边眼镜，清瘦儒雅，风骨岸然。因深度近视，目力所及仅三四米，常错认对面之人，故人称“黄瞎子”。将军心善慈悲，待人随和，但不修边幅。军帐中，帽戴不正，衣不扣纽，鞋不拔跟，常事也。衣破，露肌肤;鞋破，露脚趾，照常出没大庭广众之中。与人谈话，喜蹲踞于地，裤腿上卷，如乡村老汉。

红军时期某日，邓逸凡将军至黄克诚处汇报工作，见几位团长正于其屋中闹腾，解包袱，翻箱子，吵吵闹闹。忽然一人大叫：“这里有一条烟!”众皆来抢，你一包，我一包，一散而光。黄克诚将军则安坐一旁，笑眯眯、慢悠悠曰：“不要拿光了，留点给我啊!”其时，黄克诚将军任职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

1931年11月，时任红军第三师政委的黄克诚随王平团部行军。将军眼近视，目力不支，警卫员以木棍拉其手，导其行。某夜，王平与其同行。王平走，他亦走，王平停，他亦停。后王平佯装跳沟，他亦使足气力跳。如此多次，始觉上当，斥之曰：“捣蛋鬼。”此后，凡见王平皆以“捣蛋鬼”戏称，直至古稀。1996年3月26日，笔者至北京访王平将军，王平将军谈及此事仍忍俊不禁。

长征前夕，红三军团于江西苏区绑架一王姓土豪之子，索其财以做军饷。王土豪宁舍其子不舍其财。红军无奈，携其子长征。黄克诚将军善待之，爬雪山，过草地，皆命伙夫以箩筐担其行，并与其同拽马尾巴攀山越岭。解放战争中，王土豪之子升任团长，战死沙场，年仅二十。将军厚葬之，哭之甚切。南方人“王黄”不分，皆以其为黄将军亲生骨肉也。

黄克诚将军长兄，一农夫也。湘南暴动失败，将其弟藏匿于猪圈顶棚。官府追捕，乡绅逼供，无所畏惧也。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将军官至总参谋长，兄仍居乡下。乡人劝其进京谋职，兄曰：“他当他的官，我种我的地。”1959年，庐山事件后，黄克诚将军长兄急赴京探望。将军告之已解职，兄喜曰：“这些年，你做了大官，叫人担心死了，现在不做官了，太好了。”又曰：“做官，太险，官愈大愈险。不如青菜萝卜保平安。”一介农夫，有此真知灼见，非凡人也。

1959年8月，黄克诚将军以“右倾反党”罪被解职，以观后效。将军有诗记其时心情云：

少无雄心老何求，

摘掉纱帽更自由。

蛰居矮屋看世界，

漫步小园度白头。

书报诗棋能消遣，

吃喝穿住不发愁。

但愿天公勿作恶，

五湖四海庆丰收。

将军被解职后，虽赋闲在家，仍心忧天下。他极关注农事，常备一花瓷脸盆，置院中接雨雪，以测水量、断农事。久旱逢雨，则喜形于色;阴雨连绵，则愁眉不展。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皆不变其法。雨为天公所降，感天而喜，揽天而悲，为大境界也。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11年前的元月，我来到北京国防大学，拜访心仪已久的刘忠将军。望着眼前这位88岁的共和国有功之臣，我不禁想起杨成武将军对他的评价：“他的戎马生涯可以说是我军的一个侧影。”

如果说，在参加长征的闽西子弟兵幸存者中，武平的刘亚楼(红二师政委)、长汀的杨成武(红二师四团政委)以其作为全军的前锋一路斩关夺隘，在军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那么历史同样不会忘记来自“中央苏区第一模范区”——上杭才溪的刘忠。刘忠原任红二师五团政委，长征前夕受命担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率部一直走在前头，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1934年11月中旬，红二师突破敌人第三道防线后，以100公里急行军奔袭道县。红旗很快就飘上了道县城头。随即，军团首长下令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率五团向湘江前进，占领界首的各个渡口，相机占领全州。刘忠自然责无旁贷地率军团侦察部队走在五团前头，侦察全州、桂林的敌情。

前有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情况万分危急，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林彪、聂荣臻给红二师下了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湘江，为部队行进打开通道。

27日，红二师在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率领下，出其不意地突破敌人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脚山铺)间的渡河点。在红二师的开路下，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也都伤亡不大地跨过了湘江。恰在这时，国民党桂系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避免与红军作战，因此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此时，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纵队前后相距100公里，白崇禧的及时撤退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湘江渡口一度向红军敞开。按理中央纵队在两天内就可以过江，而且可能不会有多大损失，可这良机被洋顾问李德错失了，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部队也改变了有利形势。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派了4个师猛攻红军的北翼。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重又卷进了这场厮杀，他们要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红一军团奉令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红二师在全州附近的觉山打响了阻击战。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恶战在湘东两岸展开!

激战到第二天拂晓，即30日凌晨，红一师渡过了湘江。一小时后，红一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军团指挥所，同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11月30日和12月1日这两天，被聂荣臻认为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敌机的轮番轰炸，重磅炸弹把红军震得耳鼻出血，敌人在指挥官的督战下，疯了似的潮水般冲来。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首长到每一个战士，都投入了最紧急最紧张的作战准备，生死存亡在此一役。

开始，敌人猛攻红一师三团阵地，见没得利，转攻红一师和红二师的结合部，终于突进四五里地。红一师三团两个营被迂回其后的敌军包围，红二师也面临被敌包围的险境。刘亚楼和师长陈光命令二师指战员：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大约正午时分，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并越过桂黄公路。接报后，红二师和红一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

湘江之战，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打得最激烈也是受损失最大的一仗。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员到不足4万人。

湘江之战，除了上面所说有一个缺口可使红军避免重大损失外，还有一个时机。刘忠将军说：“我红二师攻下湖南道县后，二师参谋长李棠萼奉命率五团立即向湘江前进。我率军团便衣队仍走在五团前头，弄清全州、桂林的敌情。11月20日，我们到达湘江边的界首村，横渡过湘江，到全州附近侦察。21日上午，我派参谋化装进全州探实，城内只有民团，国民党正规军尚未到达。这时，李参谋长率五团已进到界首村停下，但未渡湘江。我面告他速渡湘江，占领全州。他犹豫不决，说须电报军团指挥部，听候命令再行动作。我再次建议机不可失，进全州城后电报军团首长不迟，但他坚持己见，还是先电告军团。在关键时刻，军团首长也要被动地听候红军总部也就是李德的命令。第二天，等‘渡过湘江，进占全州’的命令下达时，良机已失。国民党中央军前卫已进全州城，并在城外占领了阵地，布置了警戒。我红五团只好抢占脚山铺。事后，我向刘亚楼政委说了此事，他也感痛失良机，说如果占领全州城，通过敌封锁线可能会顺利些，红军肯定不会在湘江之畔流那么多的血，死那么多的人!”

接到军团“渡过湘江、占领全州”的命令后，刘忠暂时放下一肚子“怨气”，率部从全州城郊绕道插到全州以西的才湾、庙头、资源一带，以控制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掩护全军渡江。在资源，刘忠的小部队被敌人包围了一天，他沉着指挥，派出化装便衣夺占梧桐要隘口子，连夜通过隘口向西急进，摆脱敌人的围堵，追上了后卫部队。

刘忠将军告诉我，在湘江之战中，闽西子弟兵牺牲壮烈。担任殿后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鲜血染红了滔滔湘江，而该师多由闽西子弟兵组成。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湘江之战，解放后我们福建的将军，不知要多出多少!”当年三十四师的指挥员之一韩伟(解放后授衔中将)逝世后，特地叮嘱要将骨灰运送闽西安葬，以陪伴那些早就长眠在地下的闽西部属。

刘忠在长征中带领侦察部队深入敌占区，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抢渡湘江乌江、攻取遵义城、四渡赤水河、通过彝民区、夺占晒经关、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等着名战役战斗中，冲破重重难关、种种险情，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中央首长的表扬，刘伯承称赞他“功不可没”。

如今，刘忠将军已逝，但他的业绩和英名，将与红军长征精神共存。

长征五号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2017高考素材：长征五号首发成功背后的故事，欢迎阅读。

2016年11月3日，中国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塔架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静静矗立

“……5、4、3、2、1，点火!”随着01指挥员按下点火按钮，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尾焰拔地而起，冲上云霄。3公里外的参观点，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声，“成功了!成功了!”发射场的航天工作者们激动地握手，拥抱，轻轻拭去从眼角滑落脸颊的泪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从2009年9月开工奠基、2014年11月基本建成，到今年6月25日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首飞任务，11月3日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首飞任务，这座满足了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求的航天发射场，在牢记使命、铁血担当的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下，铸就了中国航天的座座丰碑。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前夕，记者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探寻火箭呼啸升空的炫目尾焰背后的故事，走近这些忠诚奉献的航天战士，致敬他们在中华民族筑梦路上的坚守。

一条路，一段航天情——

“参与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提起海南，椰林、海浪、碧空、阳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远方的客人陶醉不已。但有一群航天人，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文昌这座琼北古驿筑航天之梦。

11月初，北方气温骤降至零下，平均气温二十五度的海南岛内依然随处可见葱郁的椰林。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场区，记者立刻注意到有一条主干道通向508指挥控制中心，路牌上的标注显示这条路的名字是“航天路”。不仅如此，“问天路、长征路、星光路、嫦娥路、北斗路”……这一条条连接着发射场区内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固定勤务塔、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地面站、科研试验协作楼等建筑的道路都拥有散发着诗意美丽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路名都是2014年6月场区建设完成后，面向所有发射场航天人征集，从2000多个创意中选出的。

星光路是为了纪念征地移民搬迁的龙楼镇星光村全体村民的无私奉献，长征路的寓意是发射场内的航天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段段航天情。

很多当年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创业的航天人最近专程回来，只为看一看火箭在这块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腾空而起。“实在无法回来的同事，都强烈要求我们在现场录下长征五号发射的小视频发给他们看。”区内警卫和消防工作的负责人伍刚告诉记者。邻近火箭发射的日期，伍刚和他的同事们愈加绷紧了弦，8个人一岗24小时值班，同时负责4个岗哨。警戒换岗时，换下来的人有时要马上补充到应急小分队里，“一个人掰成两块用”。

计划部的李彦彬昨天刚完成总检查测试，因为在发射场内淋了一场暴雨，喉咙还有些沙哑。与发射场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同，在酷热难耐的海南，李彦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衣服。“我们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穿短袖的话很容易晒脱皮。”火箭发射前有60天的任务周期，期间李彦彬原本有三、四次调休机会，但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点不后悔：“我是一个航天人，能参与长征七号、长征五号两型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艰苦创业，无悔建设——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这是发射场人人熟知的航天格言，也是全体航天人矢志航天的忠诚写照。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支箭、万人一颗星，火箭的华丽升空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在数以万计的环节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飞天梦想，是在荆棘与汗水中起航的。2007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2011年10月，航天人们千里辗转奔赴海南。

“看，这就是发射塔架的所在地。”计划部助理周江指着照片中的一片荒野，激动地说。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周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夏天太热了，地面最高温度超过45度。”“被蠓虫咬了不能挠，一挠皮肤溃烂一片。”发射场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寒剑还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许多“经验”：“走夜路必须带手电筒以避开毒蛇。在房间里放雄黄，保持房间的干燥、除湿，也能有效避免虫蛇蚊蝇。”

扎下根来的航天人很快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吹响“扎根海岛”的嘹亮号角。没有宿舍就住民房，没有办公室就修建简易板房，食堂太小就分批吃饭，没有会议室就在仓库开会……“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江说。随着一次次“大会战”、“突击战”、“攻坚战”，一个个工程从图纸变成现实，航天人在文昌建设出了新的航天奇迹。

在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能看到一群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他们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支吊装团队。担任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吊装”01指挥员张再经告诉记者，火箭吊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火箭进场并经过水平测试后，将通过吊装工作将各级火箭和助推器垂直组装成一个整体，以便后续垂直测试、转运及加注发射等任务的顺利开展。由于工程结构原因，坐在操作间里的行吊操作手无法亲眼观测吊钩的位置和产品的状态，他的一切操作都要以吊装指挥员的哨音、指挥旗语和口令为准。吊装团队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来一遍遍强化整个团队的默契程度。“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有人说苦，也没有人说累”张再经这样描述吊装团队每天的工作。

长征五号火箭从进场到组装，再到转运，直至最后发射成功后的撤场，离不开发射场的特装车司机。2016年9月，长征五号火箭分散在8个超大超长集装箱中，经由海运从天津港运至海南文昌清澜港。特装车司机朱尚尚和同事于金伟的任务就是分别驾驶1号和2号火箭运输车，将最大的两个火箭箭体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发射场区。特种装备车辆装满燃料后车重达150吨，时速必须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封闭驾驶室由于防爆要求，没有安装空调，“从码头到场区的一个半小时，驾驶室温度至少40度，到达目的地后，全身湿透了。”记者在场区内见到了特种车辆，车身宽6米左右，足足占据两个车道，下方有56个轮胎，整个车远看就像一个巨型平板车。“接下来，我们还要保障载荷转场，液氧、液氮、液氢拉运，火箭集装箱运输等任务圆满完成!”朱尚尚自信地说。

不忘初心，使命托举——

“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火箭发射的万众瞩目时刻，亿万中国人都会在电视、网络、广播上听到一个口令：“……5、4、3、2、1，点火!”它出自火箭发射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火箭能否“顺利发射、准时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圆满发射”得以实现的关键。刚刚于6月25日担任长征七号火箭发射01指挥员的王光义回想起当时发射的场景，“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那一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胡旭东是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长征五号火箭演练任务期间，在泄回液氢对接二级氢排连接器时，突发重大故障，氢箱测压管与箭上连接处氢气泄漏，氢浓度报警仪瞬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危险。胡旭东没有丝毫的迟疑、果断决策应急处置，与一线参试人员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这一重大故障问题，完成氢加排连接器脱落二次对接，创造了世界航天奇迹。“这期间没有吃一口饭、没有休息一分钟，直到故障排除、危险解除，我们才松了口气。”胡旭东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航天人的使命装在胸膛。

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前，记者见到了空调及供气保障团队的负责人刘思。每次任务来临，该团队都是发射场最忙碌的单位之一。交谈中，他的眼神不时瞅着前方，回过头去，集中控制台上显示的一条流量曲线突然上升。“液氮泵频率增大至45赫兹，注意观察压力。”刘思给操作手下口令。

进入发射场技术区冷冻站，这里发出的噪音超乎想象，90分贝的噪音超过人正常承受的范围。9月的海南中午日照强烈，呆在冷冻站的值班室里，依旧可以感觉到热意。“虽然长期为中央空调提供冷源，但是冷冻站的机房却没有空调。“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来临后，冷冻站为了维护空调冷水系统，24小时上班，人机不离。”冷冻站岗位负责人王西虎告诉记者。

采访时，有通报“文昌至龙楼某段光缆中断，请组织抢修!”皮肤黝黑的李荣斌拎起工具箱，带领抢修分队迅速奔向抢修车，在光电缆岗位工作了18年的李荣斌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抢修了。

习近平主席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火箭冲上云霄，飞向太空时，人们应该铭记：火箭的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如生命的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他们是平凡的，却因逐梦而卓越。航天人将忠诚、使命与担当融进血脉，用实际行动践行航天梦想，弘扬航天精神，走好航天人的长征路。

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 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被迫转移，进行长征。 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红军过雪山时有一名名叫小董的红军女战士。当她过雪山时她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当时正是阴历四.五月，穿一件衣服都热。小董他们看到前面有一座大雪山时都高兴得不得了，一想到前面可以凉快些时就浑身是劲。小董他们上了雪山，刚开始天气还是很热，但当他们到了半山腰时一切都变了，天气变凉了，树都枯黄了，再往上走太阳都看不见了。雪花飘飘，满天银白，积雪不知道有多厚，就像到了冬天似的。山上的雪洞很多，一不小心掉进去了就很难出来。一位男战士一不小心掉到雪洞里去了，大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他拉出来，当把他拉出来后，大家发现他的脸上和手脚都被冰块扎得血淋淋的了。要到山上了，直觉得头昏眼花，呼吸困难，身子发软，一阵阵恶心想吐，想坐下来休息一下都不行，一旦做下了就起不来了。到了山顶风更大了，把地上的雪都卷起来了，只觉得头重，身子轻，直摇晃。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小董任然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