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名人故事(热门20篇)

春秋时代，齐国有位叫孟尝君的人，家中豢(huàn)养着许多门客。在这些门客中，有位叫冯谖(xuān)的人，常常一住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却什么事都不做。孟尝君虽然觉得很奇怪，但是好客的他还是热情招待冯谖。

有一次,冯谖替孟尝君到薛地讨债,他不但没跟当地百姓要债,反而把债券(quàn)全烧了。薛地人民都以为这是孟尝君的恩德，心里充满感激。到后来，孟尝君被齐王解除相国的职位，前往薛地定居，受到薛地人热烈的欢迎，孟尝君才知道冯谖的才能。直到这时候，不多话的冯谖才对孟尝君说：“通常聪明的兔子都有三个洞穴，这样才能在紧急的时候逃过猎人的追捕，而免除一死。但是你却只有一个藏身之处，所以你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地睡觉，我愿意再为你安排另外两个可以安心的藏身之处。”于是冯谖去见梁惠王，他告诉梁惠王说，如果梁惠王能请到孟尝君帮他治理国家，那么梁国一定能够变得更强盛。于是梁惠王派人邀请孟尝君到梁国，准备让他担任治理国家的重要官职。可是，梁国的使者一连来了三次，冯谖都叫孟尝君不要答应。梁国派人请孟尝君去治理梁国的消息传到齐王那里，齐王一急，就赶紧派人请孟尝君回齐国当相国。冯谖要孟尝君向齐王提出希望能够拥有齐国祖传祭器的要求，并且将它们放在薛地,同时兴建一座祠(cí)庙，以确保薛地的安全。祠庙建好后，冯谖对孟尝君说：“现在属于你的三个安身之地都建造好了，从此以后你就可以垫高枕头，安心地睡大觉了。”

成语“狡兔三窟”，意思是狡猾的兔子有三个窟。比喻藏身的地方多。

东汉末年，天下四分五裂，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刘备广招贤能异士，于是便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请隆中诸葛的故事，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青年时代躬耕于隆中，并苦读经书，熟悉历朝兴衰的历史，潜心钻研兵法。他常以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自比，是难得的一位将才、谋士，自称“卧龙”。善于网罗人才的刘备闻知，高兴地说：“我需要这样的人才!”并表示哪怕山高路远，行走不便，也非亲自去请他不可。

深冬的一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到隆中邀请诸葛亮。谁知诸葛亮恰好不在家，刘备只好扫兴而归。

刘备回到新野，不断派人到隆中打听诸葛亮何时在家。当打听到诸葛亮外出已经回到家时，刘备当即决定二请诸葛。这时，张飞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平民百姓，派个武士把他叫来就得了，犯不着让你一再去请。”刘备说：“诸葛亮是当代大贤，怎么能随便派个人去叫他呢?你还是痛痛快快地跟我去吧。”刘备说服了张飞，叫上关羽，三人骑马直奔隆中而去。

这一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冷得实在教人难忍。张飞对着刘备大嚷：“我等何苦找此罪受!不如等天晴再说。”刘备却说：“贤弟，咱们冒此大风雪，不怕山高路远，去请诸葛，不正表明了我们的一片诚意吗?”三人继续往前赶路。不料，这一次刘备又未见到诸葛亮，只好写了一封信托诸葛亮的弟弟转交，说明来意，并表示择日再访。

第二年春天，刘备更衣备马，决定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竭力劝阻。关羽说：“我们两次相请，都未见到他，想必他徒有虚名，不敢前来相见。”张飞更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说：“我们已仁至义尽，这次只需我一人前往，他如若不来，我就将他绑来见你。”刘备连忙说道：“不得无礼，没有诚意哪能请到贤人呢?”

刘备三人飞马直奔隆中，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前。此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刘备唯恐打扰诸葛亮，不顾路途疲劳，屏声敛气地站在门外静候，直到诸葛亮醒来才敢求见。刘备见了诸葛亮，说道：“久慕先生大名，三次拜访，今日如愿，实是平生之大幸!”诸葛亮说：“蒙将军不弃，三顾茅庐，真叫我过意不去。亮年幼不才，恐怕让将军失望。”刘备却诚恳地说：“我不度德量力，想为天下伸张正义，振兴汉室。由于智术短浅，时至今日，尚未达到目的，望先生多多指教。”刘备谦虚的态度，诚恳的情意，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诸葛亮终于答应了刘备的请求，怀着统一全国的政治抱负，离开了隆中茅庐，出任刘备的军师。他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小到大，我们会经历很多身份，获得很多标签。小时候，我们是子女、学生、花朵……长大了，我们成了80后、父母……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新标签：中国好舌头。

中国的成语很有意思，关于口才的成语大多略带贬义，比如巧舌如簧、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口吐莲花算是少有的褒扬，但也有那么点儿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口才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通常被设定成伪善之人的特性。而历史也的确如此，往往是越有名的说客死得越惨，就算他能靠一张嘴化干戈为玉帛，抑或一兵不发而战胜对方，最终也无法用这张嘴救自己的命。

所以，当我被人称为“中国好舌头”时，总觉得背后生风，冷汗津津。

意外获封好舌头

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www.5aigushi.com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像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谅解。”

好像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李连杰，你这些年都一帆风顺，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呢？”

这位记者采访我之前肯定没做过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朋友中有个外号，叫做“死过一百次的生还者”。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家境实在太差，我只好加入武术队，靠每个月微薄的补贴养活全家；从11岁开始我连续5次拿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8岁拍了《少林寺》后一夜成名，但第二年我就摔断了腿，差点成为废人；好不容易等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大卖，我的经纪人又遭黑道枪杀，事业再次陷入低谷……这些都不说，2004年印尼海啸时，我差点妻离子散命丧异地，当洪水就在你眼前肆虐时，那种内心的惊恐与不舍，又有多少人面对过呢？

也可以理解，问这个问题的人估计从来都只是在电影中了解我，觉得我就是电影中那些硬汉，身怀绝技，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天生的强大。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血肉做成的普通人，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脆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出家当和尚。

但是，少林寺的一位高僧却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出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家还讲究入世修行呢！后来，我去好莱坞发展时，他要我记住一句话：“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什么祝福。果然，到了好莱坞，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台湾老板杨登魁花了上亿元帮我打造形象，创造机会，但傲慢的好莱坞并不肯接纳我这个身高才170cm的华人。我忍着，直到一次在片场，导演把剧本摔到我脸上，冷冷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懂英文，所以剧本没看懂。”

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位高僧。他淡淡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头，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现在的你强大，还是过去的你强大？”我一愣，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的确，那些困难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了，可当时，那些困难又何尝不是把自己逼得无路可逃？可见，困难的确在让我变得强大，至少，让我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任何困境，对困境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朋友都说我着魔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在困难中修炼自己。

拍摄《英雄》的那段时间，章子怡很受非议，甚至在剧组中也被某些人孤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刚出道的自己：冲动、爱憎分明，心里有什么，脸上从来藏不住……于是，我把自己的体验告诉她，慢慢地，她也从流言中脱胎换骨，开始转变成一个坚强的章小妹。

这两年，我对武术之道越来越有想法，我很想和观众分享这种想法，于是，我请人编写了宣扬和平的电影《西藏武僧在纽约》。很多片商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但一看剧本就都不肯投资，因为里面的武打场面太少了，不够商业化。到哪里去找投资商？这个问题每晚都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法国的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想自掏腰包来拍。拍完后，我看电影前90分钟精彩脱俗，但后30分钟就落入了武打片的俗套，于是要求改结尾，别人都觉得我疯了，改结尾是自杀行为，会让票房一落千丈。吕克·贝松也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真想得罪你所有的观众吗？”我笑着说：“那就试一次吧。”

事实是，电影还没有公开放映，就受到了不少电影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慢慢地，随着《霍元甲》的再度出击，大家也开始知道：哦，原来李连杰并不是一个武打机器，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中华武术除了实用外，里面还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既要表达内心，又要保证票房，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知道，困境总会过去，而经历困境的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乐观、更有力量。

美国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很和睦的家庭。中学毕业时，布瑞纳的很多同学都得到了家里给的新衣服，有些富裕子弟甚至还得到了新的轿车。

布瑞纳跑回家问父亲可以给他什么礼物时，父亲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一样东西，然后轻轻放到布瑞纳手上———一枚硬币。

布瑞纳以为父亲在同他开玩笑，可是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分类广告栏，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到这个世界去闯一闯，它现在已经属于你了。”

布瑞纳成名以后，还念念不忘小时候父亲给他的那枚硬币。

他说：“我的那些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轿车或者新衣，但是父亲给予我的却是整个世界，这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在这个以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时代，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不是现成的财富，而是让孩子把自己变成财富。

今天，我读了一个成语故事：《叶公好龙》。

这个故事主要讲：古时候有一个人叫叶公。叶公非常喜欢龙，又因为他生活在富贵家庭中，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上等的，所以他的衣服上、帽子上、鞋子上、家里的柱子上、被子上、枕头上……家里上上下下的东西，都刺有龙的图案。一转眼，五年过去了。这五年里，叶公一家平平安安，生活地非常幸福。可是，叶公一家并不知道：天上的真龙知道，叶公一家既然这么喜欢我，那见到真龙……岂不是更喜欢了吗？好！就这么决定了，我明天下凡去见一见那个名叫叶公的人！第二天，真龙来到了叶公的家里，透过窗户看到了正在呼呼大睡的叶公，叶公也被这如此巨大的呼吸声吵醒了，一看，两眼直冒金心，吓晕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只是表面上喜欢某样东西，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某样东西，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叶公哦！

我们都很欣赏成功后的卡耐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小时候是一个淘气的坏孩子，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一位非常心疼他的继母，更少有人知道，是继母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卡耐基9岁的时候，他父亲把继母娶进了家门。当时他们是居住在维吉尼的贫苦人家，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他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希望你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孩子，他可让我头疼死了，说不定会在明天早晨以前就拿石头扔向你，或者做出别的什么坏事，总之，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孩子，而是最聪明的，但还没有找到发泄热情的地方的孩子。”

继母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滚落下来。就是凭着她的这一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谊；也就是这一句话，成为激励他的一种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成功和致富的光明大道。因为在继母之前没有一个人称赞过他聪明，他的父亲和邻居认定他就是坏男孩，但继母就只说了一句话，便改变了他的一生。

卡耐基14岁时，继母给他买了一部二手打字机，并且对他说，她相信他会成为一名作家。他接受了她的想法，并开始向一家报纸投稿。他了解继母的热忱如何改善了他们的家庭。来自继母的这股力量，激发了他的想像力，激励了他的创造力，帮助他和无穷智慧发生联系，使他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是的，卡耐基的力量，来自于继母的激励。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功都来自于家里人的鼓励和支持，哪怕是一句话的鼓励，也能够温暖我们的心。卡耐基的继母对他的鼓励和爱护，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

卡耐基的继母改变了卡耐基一个人，而成人之后，卡耐基的28项关于成功的黄金法则改变了千千万万个人，使他们走向成功之路。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其实，一个人的力量也可以是无穷的。

聂耳（1912～1935），我国人民音乐家、作曲家。他童年时代非常喜欢音乐，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笛子、三弦、月琴、二胡和小提琴等多种乐器的演奏。在他读小学时，是学校音乐团的出色小指挥和儿童小乐队的组织者。

在小乐队的五六个人中，他和两个哥哥就占了一半。这个小乐队由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乐器组成，能演奏不少旋律优美的诸如《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出塞》《三蝴蝶》等民间乐曲。

每当晚风习习，月光皎洁之夜，聂耳的小乐队便奏出了悠扬悦耳的乐曲来。吸引了不少的邻居和行路人前来围观、聆听。每奏完一曲时，热情的听众便齐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

后来，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在“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由于他琴拉得好，为人又随和，大家都很喜欢他。又因他姓“聂”，占上了三个耳字，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聂耳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觉得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在他的第一首习作歌曲上，就用上了四个“耳朵”，署名为“聂耳”。

聂耳感到该社的活动背离时代的要求。他以“黑天使”的笔名，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批评该社负责人黎锦晖搞一些“香艳肉麻的靡靡之音”，并提出应向群众学习，创作出新鲜的艺术作品。但此举却遭到反对，他离开歌剧社后，到英国人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从事音乐创作和伴奏。在短短的8个月里，他创作了《码头工人歌》《毕业歌》《大路歌》等10多首革命歌曲。外国老板看到黄色音乐赚钱，让聂耳写些黄色歌曲，并许给他很高的稿酬。但聂耳断然拒绝了，并立即向老板提出辞职。

在人民剧作家田汉36岁生日时，聂耳带着小提琴来参加祝贺。正在大家兴致极高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进来几个不速之客，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密探，一时都愣住了。这时，聂耳拿起小提琴大模大样地拉出一首曲子来，他边拉边唱地围绕这些密探转圈子。于是大家也跟着聂耳唱起来，越唱越有劲，越唱声越大。一时间，室内歌声飞扬。探子看了这情景，交换了一下眼色后，一边嘴里唠叨着：“神经病，简直是一群神经病！”一边灰溜溜地出去了。

探子走出去后，大家都纳闷地问聂耳：“刚才你即兴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呀？”聂耳笑着说：“不就是35年3月15日，田汉同志36岁生日吗？”

赫鲁晓夫是苏联继斯大林之后的最高领导者，西方记者常常把幽默感作为他的天性之一。可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并非为了逗人发笑，而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而且，赫鲁晓夫的语言相当粗俗，带有极强的侮辱性。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来解决柏林纠纷。赫鲁晓夫认为，这类会议不解决问题，因为外长们不掌握最高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所处的地位，赫鲁晓夫脱口对麦克米伦说：如果我叫葛罗米柯同志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不敢不服从!这句幽默话真是粗俗不堪。

1959年，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充满唇枪舌剑的争论。在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首先发难，他质问尼克松，美国国会为何在不久以前，通过了一项敌视苏联的《关于被苏联支配和奴役国家的决议》，一时，会谈的气氛空前紧张。

赫鲁晓夫：美国的这项决议，是对苏联的严重挑衅。我想要知道的是，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

尼克松：这项决议只是表达了我国的一些看法，并不是一项战斗号令。好了，我们接着谈其它问题吧!

赫鲁晓夫：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不该来回总谈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弄清楚，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

说到此处，赫鲁晓夫怒容满面，叽哩咕噜地叫嚷了一番。只见他的翻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过了几秒钟，才勉强把这几句话翻译出来：这项决议太臭了!臭得就象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在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攻击面前，尼克松也不甘示弱，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是放猪娃出身，于是对赫鲁晓夫说：

恐怕主席先生说得不完全，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为某一项议案与美国代表争吵起来。情急之下，赫鲁晓夫脱下靴子，拿着靴帮猛敲桌子，高声叫喊：混帐!你胡说!全场代表为之哗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总喜欢讲一个老掉了牙的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笑话：队伍中有人打了一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个人站出来。但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的士兵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问，谁打的喷嚏?结果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二排的士兵也被枪决了。当军官第三次发问时，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低声说：是我打的喷嚏。岂料那军官不但没有枪毙他，反而向他说：祝你健康!

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幽默，如果硬要说是幽默，那也是黑色幽默，赫鲁晓夫就喜欢这样的黑色幽默。

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1475一1564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一次，佛罗伦萨市政长官发出热情邀请：“米开朗琪罗先生，您是名震欧洲的雕塑家。我们这儿有块巨型大理石，恳望您能将它雕成一座栩栩如生的人像。我和佛罗伦萨市民们随时恭候您的光临!”一种创新的冲动，催促米开朗琪罗背上简单的行装，风尘仆仆地赶到佛罗伦萨。

来到佛罗伦萨。他马上赶到那块巨型大理石前，仔细观察、揣摩着，围着巨石搭好了脚手架。然后，投入了紧张的雕刻工作。

整整两年，米开朗琪罗所有的心血都浇灌在这雕像上，一座战士塑像终于矗立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上。这件艺术精品揭幕那天，佛罗伦萨市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这塑像怒视前方、准备投入战斗的雄姿，使参观者赞不绝口。

市政长官也来了，他煞有介事地伫立在雕像前，仔仔细细地端详再三，突然沉下脸：“米开朗琪罗先生，那鼻子太低了。”

这话像给热情的围观者当头泼了盆冷水。

米开朗琪罗明白，对艺术一窍不通的市政长官故意在鸡蛋里挑骨头。但是他谦逊地笑笑：“先生，我立刻改变他的形像，保证您满意。”说完，他沿着脚手架爬上了雕像，在雕像的鼻子上忙碌不停。一会儿，只见米开朗琪罗手中的大理石粉纷纷扑簌簌的落下来。

这样过了好大一阵子，米开朗滇罗从雕像上爬下来，笑眯眯地拍拍双掌。

石粉末飘飘扬扬地落地。市政长官再围着石像重新审视一遍，高兴地大声称赞：“棒汲啦，你照我说的改了以后，这雕像好看多啦。”

米开朗琪罗心中暗暗发笑：自己没有改动雕像的鼻子，不过趁市政长官的眼睛盯着雕像时，偷偷抓了一把大理石粉，爬上雕像.在雕像的鼻子上揉来揉去，石粉便飘散下来，便显出了在“修改”的样子。

一些市民目睹了米开朗琪罗的“撒粉计”，都打心眼里钦佩这位艺术家的机智。

1955 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20116;个一工程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出生在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城。他的家坐落在一条偏僻农村的铁路附近，父母都是铁路工作人员。幼时的他体弱多病，且经常发烧，这最终导致他得了慢性肺炎，一出世便在医院待了整整三个月。为了更好的治疗他的疾病，他的父母决定搬往伏尔加格勒居住，那里的气温相对的温暖。

他的家人慢慢发现，孩子的病之所以久久未能痊愈，与他的体质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增强他的体质呢?最终，家人对年仅4岁的他进行了多项体能训练，诸如滑雪、跳舞、滑冰……

在训练过程中，小小的他逐渐对滑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且一发不可收，每天都要在冰场上练一两个小时才罢休。羸弱的体质，常使他因为不能坚持太久而多次滑倒;坚硬的冰面，常在他幼小的身体上留下一道道伤口。而如此艰辛的付出之后，他在滑冰方面，却并未取得多大的成绩。更令他伤心的并非来自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冰场上无数人对他的嘲笑。

他的父母安慰他，说滑冰本就是为锻炼身体，不必太在意。他的滑冰启蒙老师对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你可是这里年纪最小的孩子，但你一定能成为这里的第一。”这句话深深的扎在了他的心底。

失败之后，他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勇气变得更大。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从那以后，在伏尔加格勒的冰场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金头发、蓝眼睛，身上永远背着一个背包的小男孩在锲而不舍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23年过去了，他的梦想之花终于如愿灿烂地绽放在世界冰坛上。年仅27岁的他，惊人地获得了欧锦赛、世锦赛、世界花样滑冰总决赛等多项比赛的冠军大奖，他以独特的两周跳、三周跳、连续四周跳而技惊世人。

人们还发现，一袭白衣、一顶红色的帽子、一个背包，成了他的招牌装扮，让人们对他印象尤为深刻。他，就是普鲁申科，鼎鼎大名的世界“冰坛王子”。

27岁的年纪就能冠绝世界冰坛，且从小就体弱多病还能连续多年称雄不败，让许多人对他的背景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但人们发现，普鲁申科似乎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而他背后的教练：塔提阿娜、米西林、埃里克、托思维等人中，并没有一个是名牌教练。甚至，有人从多种渠道调查他是不是每次比赛都服用了兴x剂，但结果都一一落空。

人们都很困惑，他怎么成功的?2007年的冬天，普鲁申科参加朋友的婚礼。礼堂旁边有一条小河，河面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有人突然提出让普鲁申科表演滑冰助兴。因为是突发事件，主办方没有准备任何东西，正当人们垂头失望的时候，普鲁申科微微一笑，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一双冰鞋。

一切秘密，随即烟消云散。人们恍然大悟，原来他把梦想一直带在身边。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片祥和的休假气息中，我对着车讯网总编辑一顿狂吼之后，开始写这份市场部布置的“作业”。

这份“作业”——介绍职场上的成功经验，多少让我心存忐忑。时至今日，虽然从职位上，我是车讯网CEO，也曾被冠以汽车互联网圈“铁娘子”之类的绰号，但距离“成功”两个字，我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互联网的这条道路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心向着罗马的方向前行。在这一路上，不曾奢望成功，只能靠信念拼搏且从未放弃信念。曾有一位我深深尊敬的互联网导师这样评价我：“中人之姿，中人之智。唯努力可取，其余泛泛。”自己深以为然。

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或者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女魔头”。如果工作狂是一种病，我已经病入膏肓。在做记者时，怀孕7个多月还在采访飞行，坐月子期间还在同时发稿；刚刚接触网络的转型期，曾有半年时间坚持6点钟左右到公司；曾为了那些重大项目，持续一周平均睡两到三个小时……

当然，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眼中，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对我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把别人眼中的每一次打工，都当成自我的一次创业。我认真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份工作。《杜拉拉升职记》中描述的各种激烈职场政治，我几乎都视而不见。为公司工作，站在公司的利益和角度看问题，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初衷。记得早年在腾讯打工时，就腾讯汽车的发展问题，我直接在内部通讯系统上跟马化腾聊了半个小时。事后，有同事善意提醒：“你知道自己跟马化腾差多少层级吗？十二级。”自此，由衷地欣赏马化腾。他没有因为一个新人的孟浪而对意见置之不理，而是认真地沟通和倾听。这也让我学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人的平等和尊重要来自天然和本性。

或许正是由于我在公司政治上的“白痴”和鄙视导致我加倍工作狂起来。可以说，工作狂的冲动，并不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在于我想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渴望。很多全球经济学家形容中国时，都会用到一个词“thirsty”。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做成事情的渴望，通常会非常强烈。正是这份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一路狂奔。“没有伞的孩子，只能一路奔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骄人的学历，没有优越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智商，只有勤奋和努力，是我起点和支撑点。

因为工作狂，在管理风格上，我为人苛刻，锱铢必较，甚至脾气暴虐，强迫症一样的驱动自己和别人，曾经多次高喊“不疯狂，就死亡”。做我的直接下属，有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些人因此而背弃了我，而另一些人却习惯与我为伍，接受我的“虐待”和疯狂。

自然，我并没有因为一部分人的背弃而停止工作狂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在职业的丛林里，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价值观趋同的人。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统一的价值观会最大程度的降低沟通成本，提供快速成长的基本动力。从这一点上，我喜欢做个单细胞的动物，同时也喜欢和很多单细胞动物一起生存长大。

简单地说，职场是一个“噪音”工厂。这些噪音时常释放各种诱惑，各种纠结。（励志歌曲 ）属于我这类的单细胞动物+工作狂们只能听从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我们的内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功是给予努力者的奖赏。

三个月前，蒙实力雄厚的资方信赖，我接手了车讯网，希望通过自己一如既往的工作狂状态把车讯网打造成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三个月来，车讯网明确了“精明买车明白用车”的方向，流量已经翻了三番，在清华大学汽车实验室展开的“拆车坊”已经推进，同时稳定了自己首次购车用户和享乐型白领的用户人群，接下来，会继续在团购、用车和移动方向持续发力。三个月的时间很短，工作狂还在继续，希望在三年后，车讯网能够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成长为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路很长，工作狂们一直在路上。

在我曾经工作并喜爱的平面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颢的一句话被奉为经典：“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和梦想会全部到达！”最后想说，这句话，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圣经，这些年来，它一直指引我向上生长。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美国第34任总统，他外表憨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

他处事公正严明，对人宽大仁厚，而且生性幽默，非常懂得运用自嘲来鼓舞别人。

二次大战期间，他到前线视察，并对官兵们演说，以鼓舞士气。不巧下雨路滑，讲完话要离去时摔了一跤，引得官兵哄堂大笑。

身旁的部队指挥官赶紧扶起他，并对官兵无礼的哄笑，郑重地向他致歉。艾森豪威尔对指挥官悄声说：“没关系，我相信这一跤比刚刚所讲的话更能鼓舞士气。”

艾森豪威尔脾气暴烈，人人皆知。大战后期，美军因伤亡惨重，鼓励大家献血。艾森豪威尔以身作则，立刻以行动来响应这个号召。当他献完血要离开时，被一名士兵发现了，士兵立刻大声说：“将军，我希望将来能输进您的血。”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输了我的血，希望你不要染上我的坏脾气。”

艾森豪威尔在军队任职时，就有“通情达理的上司”和“平民司令”的美称。他当上总统后温和的作风依然不改。

有一次，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走进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办公室时，艾森豪威尔握住他的手并亲切地说：“亲爱的乔治，我注意到你的梳头方式和我一样。”汉弗抬头一看，原来艾森豪威尔和他一样，都是光头。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参加某聚会，会中有6位贵宾受邀演说，艾森豪威尔排在最后。当轮到他上台时，已近午夜，全场听众在前5人的疲劳轰炸之下，都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艾森豪威尔知趣地说：“演说中总有句号，就让我当那个句号吧!”他最短的演说赢得了满堂彩。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近来读史，读到两个有意思的故事。

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后，秦国国富民强，凭借这个功劳，商鞅很是牛了一阵子。尽管他的变法惹恼了太子身边的一些人，然而，有秦孝公这棵大树靠着，别人再咬牙切齿，也奈何不了他。

秦孝公一死，他的灾祸便来了。

太子的党羽们告他谋反，于是，新秦王举天下之力追捕他。商鞅如丧家之犬，一口气从都城逃到关下。疲惫至极的他，找到一家客店，他想住下来躲避一时。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说：“对不起，这位大人，按照商鞅的法令，想住宿的人如果不验证身份，就要被连坐的，你不能住在这里。”

商鞅仰天长叹一声，苦啊！他没想到，他制定的律令，最后竟让他自食其果。

另一个故事，是说王安石的。

据说，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招致很多骂名。有一次，他和一个仆人相伴，微服回乡。晚上，他们住在一个老婆婆家。第二天早上，老婆婆蓬着头、赤着脚，赶着两头猪出了门外。老婆婆一边用木勺搅拌盆中的泔水，一边喊：“啰，啰，啰，拗相公来。”两只猪听懂是在喊它们，一溜烟冲过来。

然后，老婆婆给鸡喂食，又喊鸡：“王安石，来。”没想到，她这么一招呼，所有的鸡都跑了过来。

王安石满脸的疑惑与不快。

婆婆说：“官人有所不知，王安石是当今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我恨他，所以以畜牲唤之。”

王安石容颜大变，忙问究竟。婆婆说：“我是一个寡妇，已经寡居二十多年了，只和一个婢女住在一起，然而王安石却要我们出这样那样的赋税钱，出了钱，差役还一样不少。我养桑麻，全交给了官府；我养猪鸡，自己却从来吃不上一块肉。说实在的，有朝一日，如果我碰到王安石，我立刻把他烹了，以解心头之恨。”

据说，听完老婆婆的一番话后，王安石当下须发皆白。

也许，商鞅和王安石谁也不曾料到，他们搬起石头，最后，砸到了自己脚上。而且，是如此惨烈。那就意味着，他们搬起的，并不是温柔的石头，也不是温暖的石头，更不是人性的石头。这石头，在此刻砸痛了自己，那么，在上一刻，也一定伤害过别人。

生活中，我们也会搬起许许多多的石头，这些石头，就是我们曾经说出的话，曾经做过的事。如果，我们曾经说过谎话鬼话坏话，曾经做过肮脏事卑鄙事见不得人的事，这些石头，会悄悄地蛰伏在岁月深处，有一天，它会借着时光的风，“咣当”一声砸过来，砸伤我们自己。

朱载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生在帝王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求官求财无所不及，但这位朱载堉却特立独行，常常做出相背而行的事情。

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得到文化熏染，数学、语文、音乐等科科都是优。10岁时就攻读《尚书·盘庚》等史书，并成为郑王王位继承者。但在15岁那年，家庭突遭变故，改变了朱王子的人生。

朱王子的父亲朱厚烷清正廉洁，因为直言劝谏而触怒明世宗，最终蒙冤入狱。小小年纪的朱王子，开始为父伸冤，不停地奔波呼号，怎奈世态炎凉，谁会为一个落魄的王爷出头呢?

上访无人接待，旧日同僚避而远之，朱王子悲愤写下“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之后，搬出郑王宫，在宫外自建一座小土房，独居其中，以此抗议父亲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朱王子发誓，父亲不出狱，绝不搬回王府。惊世骇俗之举，吓坏了所有宗族之人，悄悄地劝他不要再触怒明世宗，否则后果很严重。朱王子不屑于顾，住着小土房，吃着粗茶淡饭，卧着土炕草席，苦度人间岁月。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离群独居，让朱王子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散曲集《醒世词》横空出世，世人争相诵读。

写些诗词也不足以排遣胸中郁闷，朱王子便在风清月明之夜弹琴，借以抒发怨愤之气。谁知弹着弹着，朱王子却发现了问题。一支乐曲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组成的，从高到低排列下来称为音阶，那么，音阶之中相邻的两个音符，高低之间距离多少才是最佳呢?

朱王子一边研究音律，一边苦修数学，并经过数次演算及推理，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并以此制作出世界第一架定音乐器。而在为音符定音时，朱王子又用81档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计算，并研究出数列等式。

世人皆怜朱王子蜗居小房，却不知朱王子苦中作乐，搞研究、发明、创新等忙得不亦乐乎。

光阴如水匆匆逝去，朱王子独居土房十九年。公元1567年，其父终于被赦免，朱王子才结束独居生涯。

筑室独处十九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按理说朱王子也该享受真正王子的生活了。但这位王子不仅没有享受生活，反而几次三番上书，“累疏恳辞”不肯继承爵位。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放着现成的王爷不当，非要做回普通人。

经历世态炎凉，目睹名利纷争，朱王子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与其身陷名利旋涡，不如置身事外;与其虚度此生，不如留下丰厚知识供后人学习。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辞掉爵位之后，朱王子不惜隐居于九峰山，开始著书立说。

漫长岁月里，朱王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先后著有《乐律全书》四十卷、《嘉量算经》三卷、《律历融通》四卷等等，内容涉及音乐、天文、历法、数学、舞蹈及文学等，知识面之广，令人惊叹。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朱王子生性淡泊，不喜炒作，虽然曾将著作呈报给朝廷，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关注。虽然遭遇冷落，朱王子依然坚持梦想，潜心著书。生前无人问津，死后也无波澜。雪上加霜的是，乾隆即位之后，竟然组织专家学者，声讨早已作古的朱王子，将他的十二平均律斥为“臆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人不曾认可的学术，却在国外引起轰动。

18世纪初，朱王子的十二平均律的数据，由传教士通过丝绸之路带到西方，德国作曲家巴赫以此为据制作出世界上的第一架钢琴，如果说巴赫是钢琴之父母，那么朱王子就是钢琴之祖。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有两支复制的律管，而它的选材、制作方法及数据等，都是参考了朱王子的研究成果。比利时的音乐家们感慨地说：“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到。”

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更是无限憧憬地说：“在中国，有一个叫朱载堉的布衣王子，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是位音乐天才。”

盘点朱王子的学术成果，不仅首创十二平均律，还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制作世界第一架定音器;使用珠算进行开平方;提出并解答了由四项构成的等比级数求解法;首创不同进位制小数换算方法;创立舞学并规定内容大纲等等。

布衣王子朱载堉，扬名海外数年之后，终于被自家人认可，不仅为其设立纪念馆，他的学术成果也开始涉足不同领域。虽然生在帝王家族，但朱载堉不被名利所诱惑，时刻保持“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心态，并最终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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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拿破仑毁书】

新书买回来了，我们都会很爱惜地翻阅，甚至还有人为它包上个封面。可是，一些名人居然有毁书的怪癖。英国化学家戴维看书时，常常把书页撕下来看，看后又扔了。这使他的学生们大为震惊，而他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看方便，再说，我一生没有时间把任何一本书读两遍，也不打算读两遍。

拿破仑也喜欢看书，就是行军时他也带不少书。据说他马车上有个书架，他在行驶时一边看书一边若有所思，看完就将书从马车的窗子里扔出去，他认为，一本书对他有一个启示足够了，再多也消化不了。每次他出行，他的随从会把车里的书架重新装满。

【篇二：徐悲鸿的爱国故事】

20世纪初，徐悲鸿在欧洲留学时，曾碰到一个洋人的寻衅。那个洋人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一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是那个洋人远远不能及的。

【篇三：该低头时就低头】

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时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那时他年轻气盛，挺胸抬头迈着大步，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门框上，疼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揉搓，一边看着比他的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很痛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该低头时就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

富兰克林把这次拜访得到的教导看成是一生最大的收获，并把它列为一生的生活准则之一。富兰克林从这一准则中受益终生，后来，他功勋卓越，成为一代伟人，他在他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一启发了我的大忙。”

话外语：做人不可骨气，但做事不可能总是仰着高贵的头。

【篇四：郑板桥名画换狗肉】

郑板桥的诗、书、画闻名于世，号称“三绝”，人们争相购买。扬州有个富豪特别喜欢郑板桥的书画，但因他为人刁诈，郑板桥非常讨厌他，不给他作画写字。这个富豪为了抬高身价，显示自己的威风，出重金购买郑板桥书画，但始终没有搞到手。

有一天，郑板桥出郊外漫步，见路旁新设一座酒店，店内有一位老者自称“怪叟”，他见郑板桥到来，十分殷勤，马上给端上狗肉来款待。郑板桥平日最爱吃狗肉，一见大喜，便饱餐一顿。付钱时，店家分文不收，郑板桥过意不去，便当场作了几幅书画赠给店家。事过之后，郑板桥才知道上了当。原来这位“怪臾”，是那富豪派人装扮的，自己的画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富豪之手。后来郑板桥常提及此事，说他因爱吃狗肉而上了当，用以警戒世人。

琼瑶， 1938年生， 原名陈喆，笔名凤凰、心如，是湖南省衡阳人，后为台湾着名女作家，作品深受大陆读者喜爱。

琼瑶的父母对儿女管教很严格。她除了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书识字以外，还兼顾照看弟弟、做家务等工作。妈妈一有时间就给她讲故事，讲嫦娥、讲七仙女下凡到人间洗澡的传说， 教她背唐诗。李白的诗是她最喜爱的， 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等。

８岁时， 她进了上海市第１６ 区国民小学读书。由於母亲的早期教育，对语文有着特殊天赋的琼瑶，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能一字不漏地通读整本国文课文，使教师大为惊讶。

同学们也纷纷向她投去赞佩的目光。为了更好地培养这个出众的学生，老师课外总要给她增加学习任务，对她要求得格外严格。而琼瑶每次总能出色地完成作业， 成绩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学校有个墙报栏。有一天经过报栏时，她看到了一个题目叫《小狍的自述》的作文， 文章中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流畅感人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她。回家后， 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遏制不住的写作欲望撞击着她的心扉。年仅８岁的她， 急切地铺开作文簿， 一气呵成写完了一篇充满纯真感情的作文《我的母亲》。从此以后， 她坚持练习写作。９ 岁的时候， 她在上海《大公报》副刊儿童版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 这是她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１６ 岁时， 她又以她母亲的字“心如”为笔名， 写成小说《云影》， 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晨光》杂志上刊登。

从此以后， 琼瑶一发而不可收拾。强烈的创作兴趣使她又写成了《窗外》、《匆匆、太匆匆》、《穿紫衣的女人》等４０ 多部小说， 成为世界多产作家之一。她的原着已有４９ 部被改编成电影。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1834-1907)是俄罗斯伟大的化学家，自然科学基本定律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创始人。

1841年，7岁的门捷列夫进了中学，他在上学的早几年就表现出了出众的才能和惊人的记忆力，他对数学、物理学和地理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1850年，门捷列夫进入中央师范学院学习，在大学一年级，门捷列夫就迷上了化学。他决心要成为一个化学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获得简单、价廉和“到处都有”的物质。

他各门功课都学的很扎实，在课外还阅读各种科学文献，20岁那年，门捷列夫的第一篇科学论着《关于芬兰褐廉石》发表在矿物学协会的刊物上，在研究同晶现象方面完成了巨大和重要的研究。

1855年，门捷列夫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师范学院，曾担任中学教师，后来门捷列夫在彼得堡参加硕士考试，并在说有的考试科目中都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在他的硕士论文中，门捷列夫提出了“伦比容”，这些研究对他今后发现周期律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两年后，23岁的门捷列夫被批准为彼得堡大学的副教授，开始教授化学课程，主要负责讲授《化学基础》课。在理论化学里应该指出自然界到底有多少元素？元素之间有什么异同和存在什么内部联系？新的元素应该怎样去发现？这些问题，当时的化学界正处在探索阶段。年轻的学者门捷列夫也毫无畏惧地冲进了这个领域，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工作。

1860年门捷列夫在德国卡尔斯卢厄召开第一次国际化学家代表大会，会议上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化学问题，最终确定了“原子”、“分子”、“原子价”等概念，并为测定元素的原子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大会也对门捷列夫形成周期律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61年门捷列夫回到彼得堡，重担化学教授工作。虽然教学工作非常繁忙，但他继续着科学研究。门捷列夫深深的感觉到化学还没有牢固的基础，化学在当时只不过是记述零星的现象而已，甚至连化学最基本的基石——元素学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门捷列夫开始编写一本内容很丰富的着作《化学原理》。他遇到一个难题，即用一种怎样的合乎逻辑的方式来组织当时已知的63种元素。门捷列夫仔细研究了63种元素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他准备了许多扑克牌一样的卡片，将63种化学元素的名称及其原子量、氧化物、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等分别写在卡片上。他用不同的方法去摆那些卡片，用以进行元素分类的试验。

1869年3月1日这一天，门捷列夫仍然在对着这些卡片苦苦思索。他先把常见的元素族按照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拼在一起，之后是那些不常见的元素，最后只剩下稀土元素没有全部“入座”，门捷列夫无奈地将它放在边上。从头至尾看一遍排出的“牌阵”，门捷列夫惊喜地发现，所有的已知元素都已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起来，并且相似元素依一定的间隔出现。第二天，门捷列夫将所得出的结果制成一张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在这个表中，周期是横行，族是纵行。在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中，他大胆地为尚待发现的元素留出了位置，并且在其关于周期表的发现的论文中指出：按着原子量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各种元素，在原子量跳跃过大的地方会有新元素被发现，因此周期律可以预言尚待发现的元素。

1871年12月，门捷列夫在第一张元素周期表的基础上进行增益，发表了第二张表。在该表中，改竖排为横排，使用一族元素处于同一竖行中，更突出了元素性质的周期性。至此，化学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工作已圆满完成。化学界通将周期律称为门捷列夫周期律：主族元素越是向右非金属性越强，越是向上金属性越强。同主族元素，随着周期数的增加，分子量越来越大，半径越来越大，金属性越来越强。同周期元素，随着原子系数数的增加，分子量越来越大，半径越来越小，非金属性越来越强。最后一列上都是稀有气体，化学性质稳定。

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在世界上留下了不朽的光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指出：“门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

有一天晚上在家读书，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国藩却成为为了连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很勇敢，见别人不睡觉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温馨提示: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没有人能只依靠天分成功。上帝给予了天分，勤奋将天分变为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