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先生陆谷孙一生的故事通用五篇 作文（通用20篇）

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热爱的人：如辛勤培育我们的老师，治病救人的医生和护士，忠于职守的警察叔叔，还有身残志坚的张海迪阿姨……其中我最敬佩的人就是张海迪阿姨。

张海迪阿姨5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她做了很多次手术，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就是张海迪却因此而残疾了。所以她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每一天。张海迪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她身残志坚，勤奋学习，热心助人，被誉为“当代保尔”。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对生活仍充满了信心，张海迪阿姨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做斗争。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但张海迪却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她还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写作，她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她还创作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文学作品。我感到非常惊奇，一个残疾人如此热爱生命，真就是令人敬佩啊！

张海迪考大学的时候，主考官得知她就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名的残疾人，多少在考场上有些不便之处。所以主考官对她说：“你可以直接进入大学，不用考试。”张海迪摇摇头，坚定地对主考官说：“谢谢你的好意，可我想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我梦寐以求的大学。”终于，张海迪考上了她理想的大学。

张海迪阿姨真就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啊！她那种身残志坚，热爱生命的精神令我敬佩。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大家认识张海迪吗？张海迪小时候五岁时患上了脊髓管瘤，最后使得她高位截瘫。因为下身瘫痪，由此她总羡慕别的孩子，心灵非常痛苦、脆弱。在父母的鼓励下振作起来。1970年张海迪自修学医，后来又从事文学创作。

张海迪就是这样一个身残志坚，时刻为人民服务的人。 当张海迪心灵受到创伤时，张海迪并没放弃，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决心振作起来，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当我读到最后一句时，让我感受到只要有一颗坚强的心，生命绝对是美丽的。当一些患上严重的病时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是如此美丽，不像张海迪一样那么乐观，只会终日想着，我的生命就要到此结束了……可张海迪决不会这样，她仍然那么乐观，做一个生活上与正常人一样的心去面对生活。

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坎坷不平的，在遇到生命的折磨时决不退缩，一定要迎难而上。张海迪虽然下半身已瘫痪，但她并没能对生命放弃过，她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夺得了生命的光辉，使她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美丽，似花儿展开花瓣时美丽；似薄公英漫天飞舞时美丽；以毛毛虫变成蝴蝶时美丽。有了生命，就有了希望。鲁迅曾说过：人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为有一个灿烂的将来，一种伟大而永久的自由。的确张海迪就是这样为自己的前途而付出，不想现在，只顾未来，张海迪不但坚强起来，而且学习刻苦，没想到一个双腿瘫痪而且总是会发病的她并没有被病魔打倒，而是更加努力学习。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努力学习，像张海迪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人的生命往往就是那么美丽，生命美丽固然要像张海迪一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张海迪以坚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大笔“财富”。而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从小必须锤力和培养的。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一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呢?”奥马尔微笑着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

“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隐居在乡村，过着我的隐居生活，思考人生。’

“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

“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这个想法。

“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象中美丽、漂亮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

“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

“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

“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要把时间放在制订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件事就马上去做。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事物，计划赶不上变化。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花儿要盛放的时候便盛开，云彩要绚烂的时候便耀眼，你有什么要做的便去做吧。计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过于执著地相信计划，会延误许多时间，也会让你的人生过于刻板。

导语：万死一生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该词成语故事及解释，欢迎查阅，谢谢。

【汉字书写】：万死一生

【汉语注音】：wàn sǐ yī shēng

【成语出处】：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成语语法】：联合式;作谓语;突出了经历多次死之考验而幸存下来。

【万死一生的意思】：万死：一万次死。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

【万死一生的近义词】：死里逃生、九死一生;

【万死一生的反义词】：稳如泰山;

【万死一生的故事】

隋朝末年，李渊奉旨镇压起义军，李世民那时十八岁便参加作战。李渊虽是隋朝的官，但并非亲信，隋炀帝杨广还派人监视他。李世民开诚布公地劝父亲：“现今盗贼无处不在，您能讨得尽吗?讨不尽还是有罪的。”李世民怂恿父亲起兵。李渊终于在太原起兵，立国号为唐，从镇压起义军转而利用起义军。隋炀帝这时已被宇文化及等谋杀。从此唐军展开了统一中国的战争。李世民手下都是出身低微的人，像尉迟敬德(铁匠)、秦叔宝(小吏)、张亮(农民)，有的是教授生徒的儒生，也有赫赫有名的文士，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李世民和这些人出生人死，身经百战。李世民曾说，这些人跟随我奋不顾身地打仗，非常艰苦，逃出万死，而遇一生。“万死一生”就是后人把此话演化成的成语。

【万死一生例句】

南宋.文天祥《集杜诗.诗之二序》：“公万死一生，备经艰难，竟得脱。”

宋.陆游《晚泊》诗：“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百嶂中。”

清.陈天华《狮子吼》第二回：“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

【万死一生造句】

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在那种万死一生的情况之下把他救下来。

作为道合志同革命党人，大家在危如累卵的境地都要有万死一生的准备，但也不要心灰意冷。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藤野严九郎生于日本福井县，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 。他生于1874年7月1日，9岁时父亲亡故，由大哥二哥抚养。严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读小学 时，同时跟酒井藩校教师 野坂先生学习过汉学。1892年4月，从福井学校 中途退学，进入爱知医学校，1896年10月毕业，留校作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1897年5月，得到医生开业证明书。同年7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 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一年。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其时藤野刚刚满27岁。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担任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他还担任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一年级的专业课只有解剖学，一年级的正副班主任老师大体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担任。班主任老师管理的范围很广，据当时仙台医专规定，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管理教导、出席情况、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老师负责。

1904年7月6日，即大约鲁迅到仙台前两个月，藤野由讲师升为教授。

藤野生活朴素，当时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研究生物学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听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想学生物学的话。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1912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大医学部，所有校舍、教职员、学生原班未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于6月底提出“请求免职”，7月1日降为临时讲师，8月9日被解除讲师职务。

藤野因生活关系，认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 就业。1919年回故乡自立诊所，1945年在福井逝世。

导语：近期的《朗读者》舞台上一位93岁的诗词老人叶嘉莹举手投足间皆文人的儒雅，被董卿亲切的称一声：“先生”。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备考的同学准备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才华不输杨绛，她是中国最美先生，这个女人值得我们所有人为她刷屏

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对于很多人来说，诗词或许只是小时候的学习课程，真正热爱诗词一生，并且把毕生心血都放进诗词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但在近期的《朗读者》舞台上，我们却看到这样一位诗词老人，93岁的她气质卓越，文采斐然，被董卿亲切的称一声：“先生”。

她是白发的先生，她是诗词的女儿，她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者，她就是中国少有的诗词大家：叶嘉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舞台上的叶嘉莹，虽然已有93岁的高龄，但举手投足间皆文人的儒雅，看着她不禁让我们想起这样一句话：若有诗书藏在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她的一生，是诗词的一生，更是不幸的一生，少年丧母，晚年丧女，中年丧失感情和婚姻，似乎在整个生命历程里，全部都是生离死别，苦痛心酸。

但所有的不幸，在叶嘉莹先生的脸上，完全看不出半点痕迹，她始终都是风轻云淡，平静的令人难以想象。

她说：我的人生不幸，一生命运多舛，但从诗词里，我就能得到慰藉和力量，有了诗词，便有了一切。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她，家教甚严。从小便开始读书作词，伴着诗词长大的她，性情敏感脆弱但却不失韧性。

“几度惊飞欲起难，晚风翻怯舞衣单。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这首诗是她15岁那年所写，完全没有花季少女的活泼和喜悦，反而有着说不出的孤独和悲凉。

少年的她，没有玩伴，只有诗词，她说：所有女孩子玩的游戏，跳皮筋，扔沙包，她全都不会，因为家里人只想让她学诗，后来她自己也不想出去，只想与书为伴。

这样没有童年的日子，她过得孤独但也不觉得苦，只是生存境况却愈加凄惨，遭遇七七事变，战火纷飞之后，父亲于战乱失踪，母亲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勉强求生。

在这样的生存情况下，她学会了坚强，帮着母亲照顾弟弟妹妹，一家人吞着酸臭的混合面，互相扶持。

只是没过多久，母亲终于抵不过长年的辛苦和劳累，因病逝世，这一年叶嘉莹才17岁，少年丧母的她，悲痛欲绝，几度奔溃。

看着母亲的棺材被钉子钉上，她知道这是和母亲永远的离别，人生在世，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于是她将自己的绝望和悲痛全部写进八首诗歌《哭母诗》。

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瞻衣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

早知一别成千古, 悔不当初伴母行。

字字泣血，她的悲痛无法化解，只得借助于诗歌得到慰藉，丧母之后，她更加热爱诗歌，时时刻刻都在诗歌中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和灵魂。

中年之时，在每个女人享受爱情的年纪，她却说自己没有男朋友，自己的先生是老师介绍的，她没有选择。

婚后不久，由于时局动荡，她和丈夫逃到了台湾，自此颠沛流离，她离开了故乡。

如果只是奔波劳累倒也罢了，但不幸又一次降临了这个家庭，在女儿刚出世四个月时，丈夫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捕，留下她们母女二人漂泊无依。

她没有办法，只有带着女儿去投奔丈夫的姐姐，可是亲戚的家里的境况同样惨败不堪，她只能在晚上抱着女儿睡在别人家的长廊上，一条破毛毯就是她和女儿抵御寒冷的全部家当。

寄人篱下，为了女儿，她告诉自己不能垮，这时候，她把自己悲惨的经历，全部化为一首首诗词，描写之真，现在读起来都能感受到当时的困顿和悲苦。

一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写自己的漂泊流离。

一句“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写自己遭遇的人祸和无助。

一句“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写自己寄人篱下的隐忍和绝望。

就这样，她一边带着女儿寻找机会教学求生，一边打探着丈夫的消息，三年之后，丈夫终于平安返还，只是归来之后的团聚，再一次给她带来苦痛。

她本以为和丈夫家庭团聚之后，一家人就能平安过日子，没想到三年的牢狱生活，让丈夫性情大变，一改从前模样。

当年那个温文尔雅的丈夫变成残暴的魔鬼，轻则谩骂，重则家暴，打得她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尤其令她寒心的是，当她生下第二个女儿之后，丈夫对她更为冷漠，没看一眼便离家出走。

这样的境况让她几度想带着女儿结束生命，她再也受不了这个世界的无情和残酷，只是每当她拿起诗词，古人的诗作和经历总会给她些许安慰，让她有了力量和这个世界对抗。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她原本也想像诗里写的那样，苟活一生，直到在42岁那年，她终于有了出国教书的转机。

由于她从小学诗，胸中文墨颇深，所以很多大学愿意请她去做教师，而她也说自己天生就是个教书的，只要往讲台上一站，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她便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忘却了所有烦恼。

这样教书的生活，是她最快乐的日子，她有喜爱的诗词，有教师的工作，有喜欢她的学生，她以为从此这便是一生，但没想到，不幸再一次降临到她的身上。

她的大女儿和女婿在外出时，不幸遭遇车祸，双双而亡，52岁的她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这一生，实在是太多的生离死别了，17岁那年她写了凄绝的《哭母诗》，现在她又绝望的写下《哭女诗》。

她把自己关进小屋里，不说话也不哭泣，泪水早已流尽，悲痛化为无声，她只能把心中对女儿的惋惜和留念写成一行行诗句。

结褵犹未经三载，忍见双飞比翼亡。

检点嫁衣随火葬，阿娘空有泪千行。

她一直说，自己的一生，真的是经历了百般不幸，各种生离死别，悲欢离合，好像都尝了一遍，有时候也感觉老天真是不公平。

但即使是这样，她也熬过去了。她说自己时常想起恩师顾随的一句话：极大的悲哀和痛苦，会让你对人生有另外一种体会。

而她的体会，就是要把余生所有的经历放进祖国的诗歌，让中国的诗歌文化发扬光大。

于是，她放弃了国外哈佛大学优异的教师待遇，依然的回到南开，又连续担任多个大学的教学工作，她让自己忙碌的像个机器一样，争取利用一切机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诗歌文化。

她的付出不是没有回报，每次她的课堂总是学生爆满，看着讲台上这个白发苍苍依然充满激情教课的老奶奶，无数学生感动的泪流满面，也发自内心的喜欢上了中国的诗词。

她这样不计功名利禄的拼命工作，有人问她：到底诗歌有什么用?她坚定地说：诗歌，可以让人心不死。

是啊，她就是靠着诗歌滋养着内心，正是有了诗歌，才让她忘记伤痛，也忘了岁月和不幸。

她说：桑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倒在讲台，让诗歌走进更多人的心灵。

对于叶嘉莹先生的一生，或许再多的敬佩之词也是苍白无力，她不用说话，手里一本诗词，站在园中，即使90多岁也依旧是中国最美的女先生。

她不仅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更让我们懂得：若有诗书藏于心，岁月从不败美人!

当年他报考中戏时，一波三折，差一点就与中戏失之交臂。那天是1995年的5月22日，当时表演系专业都已招考完毕，只剩了一个音乐剧专业还在招生，那年他25岁，身高1.80米，体重178斤，一个典型的东北大汉。

报名的老师看到他，一脸的惊讶：“你也来报考表演?”

“对，我就是来报考表演系的。”他信心满满。

当时，他已经小有名气，曾获得了黑龙江首届霹雳舞大赛的冠军，全国首届霹雳舞大赛的第二名，他还模仿当时正火的小虎队，自组了一个小狼队，成天在哈尔滨的各大歌舞厅夜总会演出，正如日中天，名利双收。来北京考中戏只是为了圆他小时候的演员梦。

老师并没有多看他两眼，摆摆手，说：“孩子，回去吧。你考不上的?”

彷佛一记闷棍打在头上，从小就好强的他被打晕了，还没考，就被老师关在了门外，他觉得太意外了。

“为什么呀?”他不甘心就此打包走人，一定要问个清楚。

老师终于抬起眼睛瞟了瞟他说：“你知道音乐剧专业需要干吗吗?要跳芭蕾，你看看你，你这身材能跳芭蕾吗?你的脚尖能撑得住你那大块头吗?”

原来音乐剧专业的要求非常高，不仅形象要好，声音要好，身材的要求也非常高。他的舞蹈虽然获过大奖，形象也自认为比姜文和王志文还帅，声音也很低沉浑厚有磁性，唯独身材健硕，不符合报考的要求。

他不想放弃一丝希望，小声地问老师：“那我减肥成吗?”

老师这次有点不耐烦了，应付地说了一句：“至少要减掉20斤。”说完就忙别的去了，再也没多看他一眼。

离考试的日子还有30天，那么短的日子要减掉20斤，可能性为零，估计老师也没指望他能减肥成功，随口应允只是打发他快走，可是这无心的一句话却被他当作了救命稻草。他知道他有戏了。

当天他就找到中戏一个老乡，在他的宿舍住下了，开始了他的减肥历程。每天风雨无阻，从不间断，每天跑步三次，每次五十分钟，跑完以后，再到一个像蒸笼一样的温室花房，练芭蕾小跳1000下，其余的时间就是练台词。每天的饮食除了喝点肉汤，吃点水果，主食一点都不沾。

刚开始，有一帮中戏的超重的学生们和他一起跑，可是几天下来，那些人一个个打起了退堂鼓，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像《阿甘正传》里的男主角一样不知疲倦，不怕非议，在风雨中奔跑，在烈日下狂奔。

平日沉默不语，到了深夜还在楼道里背台词，那些近乎疯狂的举动让他在中戏大院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那时周围的中戏学子们只要看到他就会交头接耳用不屑的口气说：“看，那疯子又来了。”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整整一个月，他减掉了36斤，平均每天一斤多。

接下来，他踌躇满志，志在必得。考试那天，来了七百多人，全是俊男美女，其中有一个女孩特别漂亮，身材高挑，在考生中犹为显眼。巧的是，他正好被老师选中和那位美女合作。考试的题目是：一对恋人分手的戏。他酝酿好情绪，准备好了台词，大大方方地上场了。

他神情阴郁，略显痛苦，小眼睛低垂着，不敢注视对方，轻声说了一句：“我们分手吧。”他听到那位漂亮的女生清脆的声音：“为什么?”他不由得抬起了头，只见她满脸绯红，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紧张地看着他，手足无措。

他不由得被她紧张的情绪感染了，脑海中顿时一片空白，预先设想的台词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重重的叹息了一声，说：“我们分手吧。”女生更是不知所措，还是那句话：“到底为什么?”孙红雷一筹莫展，他不知道怎么接下去才好，看着女生焦急的神情他大吼了一句：“没有什么为什么?”“那到底是为什么?”终于，老师听得不耐烦了，喊停，一段戏还没演完就让下去，结果可想而知。

辛辛苦苦准备了半年，尤其是一个月来近乎残酷的减肥，眼看离中戏的大门越来越近，没想到竟让这几分钟的表演弄砸了，他懊恼得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一下。如果不是遇上这样的对手，也许他能发挥他的表演水平，也许还有复试的机会。可是，这世上的事永远都不能假设字。

当他无比失望、垂头丧气走出考场时，有位老师在后面喊了一下：“那位考生，等一下，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再考一次。”

原来，从第一次报名起，形象和声音都不错唯独胖了一点的他就给老师留下了印象。后来他在中戏操场上挥汗如雨的跑步锻炼也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多人和他一起锻炼的考生都放弃了，唯独他坚持了下来，就凭这种精神，老师觉得也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一次的对手是个长相一般的女生，但两人好像有默契似的，一上场就进入了角色，有眼神的交流，有对白的交锋，还有情感的流露，同样一段分手的戏，他俩演了足足12分钟，最后才在老师赞许的目光中结束。

那一次，700人的考生只录取了一人，他就是毕业于中戏表演专业大专班孙红雷，后来在毕业报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时也是唯一被录取的考生，后来在《永不瞑目》里饰演黑社会打手建军而令人过目不忘，在《征服》里饰演心狠手辣但有情有义的黑老大而征服无数影迷，在《梅兰芳》里饰演文人邱如白如痴如狂甚至比主角还夺人眼球，而今在《潜伏》里饰演一个谨慎谦卑、心有城府的小知识分子的地下党员又赢得无数好评。

因为没有遇到合适的对手，无法施展表演才华，差一点就进不了中戏的大门，原因不是出在自己的身上，可能是出在对手的身上，但是，如果不是之前有顽强的拼搏精神，有坚持不懈的毅力给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他就没有第二次考试的机会了。

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很多，对手很重要，伯乐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机会还得靠自己去争取。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困家庭。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闭塞的县城。

童年时代，他最想骑马。他将一个小木凳拴上绳子，牵着当马骑，边骑边喊“马嘟嘟，马嘟嘟。”现在这个小凳子还陈列在金坛的“华罗庚纪念馆”里呢。稍大以后，他就把家中小杂货店的柜台当马骑，跳上跳下，并且还不时学着大人骑马的样子，感觉十分得意。

华罗庚特别爱动脑，对于一些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往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提出一些似乎希奇的问题。有一次，他同别人一块去城郊玩耍，见一座荒坟旁有石人石马，就问比他大的同伴：“这些石人石马有多重?”同伴回答说：“这怎么能知道呢。”华罗庚却不甘心，沉思片刻，说：“以后总会有方法知道的。”

在当年的金坛，华罗庚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灯节、船会、庙会等场所，凡是这些热闹的地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城东有座青龙山，山上有个庙。每逢庙会，庙中的“菩萨：”便头插羽毛，打扮得花花绿绿，骑着高头大马进城来。一路上，人们见到“菩萨”就磕头行礼，祈求幸福。华罗庚伸直脖子，望着双手合十的“菩萨”，心里暗自琢磨：“?菩萨?果真万能吗?”当庙会散了，人们也陆续回家，华罗庚却跟着“菩萨”去了青龙山，想探个究竟，看一看“菩萨”的真面目。

来到庙里，“菩萨”卸了装，华罗庚一看“菩萨”是人扮的，就立刻往家跑。回到家，他便兴高采烈地对妈妈说：“妈，你往后不要给?菩萨?磕头了，?菩萨?是骗人的1父亲马上训斥道：“唉呀，罪过，小孩子懂什么?”他却认真反驳道：“我到青龙山的庙里去了，?菩萨?原来是假的，是人装扮的1

华罗庚的数学作业，经常有涂改的痕迹，很不整洁，老师开始时非常不满意。后来经过仔细辨别，老师发现华罗庚是在不断改进和简化自己的解题方法。

华罗庚在中学读书时，曾对传统的珠算方法进行了认真思考。他经过分析认为：珠算的加减法难以再简化，但乘法还可以简化。乘法传统打法是“留头法”或“留尾法”，即先将乘法打上算盘，再用被乘数去乘;每用乘数的一位数乘被乘数，则在乘数中将该位数去掉;将乘数用完了，即得最后答案。华罗庚觉得：何不干脆将每次乘出的答数逐次加到算盘上去呢?这样就省掉了乘数打上算盘的时间例如：28×6，先在算盘上打上2×6=12，再退一位，加上8×6=48，立即得168，只用两步就能得出结果。对于除法，也可以同样化为逐步相减来做节省的时间就更多的。

凭着这一点改进，再加上他擅长心算，华罗庚在当时上海的珠算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华罗庚不仅对数学肯动脑筋，对语文也很用心。有一次，老师把自己收藏的文学大师胡适的书分给学生，让每人看完后写一篇读后感。华罗庚分得的是《尝试集》，书中流露出作者提倡白话文的得意，认为自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于是在扉页上写了一首《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在读后感中，并未表达出老师所期望的对胡适的赞美之词，而是尖锐地指出：胡适的这首诗概念混乱，第一句中的“尝试”与第四句中的“尝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句中的“尝试”是指初次尝试，当然一试就成功是比较罕见的;第四句中的“尝试”则是指经过多次尝试或失败之后的一次成功尝试，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含意。单独来看两个“尝试”都是有道理的，但胡适将二者放在一起，则是拿自己的概念随意否定别人(陆放翁)的概念，真是岂有此理!他说：“胡适序诗逻辑混乱，不堪卒读。”

虽然语文老师当时十分不悦，但20年后还是对已成名的华罗庚说：“我早就看了你的文章不落窠臼。”

华罗庚正是由于勤思考，爱创新，不迷信权威，才最终靠刻苦自学成为一名大数学家的。

成语名称：白发郎官

成语拼音：bái fà láng guān

成语用法：作宾语、定语；指年老没有地位。

实用性：生僻

感情色彩：中性词

成语结构：偏正式

成语年代：古代

成语解释：指直到年老也没晋升的人。

成语来源：东汉·班固《汉武故事》：“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

成语造句：

白发郎官的成语故事

西汉时期，汉武帝去巡视郎署，见到两鬓斑白的郎官颜驷，就问他何时为郎官。颜驷说汉文帝时就当郎官了，汉武帝问他为什么老而不遇？他说：“文帝好文而臣尚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所以我至今还是一个郎官。”

白字开头的成语

白往黑归    白头如新    白发郎官    白头如新    白衣苍狗    白面书生    白头偕老    白虹贯日    白马素车    白龙微服

包含有白字的成语

白头偕老    白面书生    白衣苍狗    乌头白，    白头如新    白发郎官    白头如新    白往黑归    白衣送酒    黑牛白角

话说唐代出了个"七绝圣手"王昌龄，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他于开元十五年中了进士，补秘书省校书郎，调汜水尉，后因故遭贬岭南。开元二十八年为江宁县丞，人称"王江宁"，天宝七年又贬为龙标尉，人称"王龙标"。他的诗含蓄深婉、浑厚明快，人称"诗家夫子王江宁"。王昌龄看到当时社会如此黑暗，到处是贪官，那受苦的农民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觉得自己很没用，只能写诗发发牢骚。

他在边塞从军的时候，骑马巡边，满目苍凉，心中烦闷，就信马由缰，走了不知多久，离开唐军驻地已经十分遥远，他正要回转马头，忽然看见在一片广漠的边塞之上，一座边城的西边，一座百尺高的烽火楼上，一个唐军戍卒孤独地走上瞭望台。从青海湖吹来的秋风在黄昏时分显得更加凛冽寒冷。王昌龄猜想，此时此刻，戍卒的思乡念亲之情也正是最为浓烈之时。这是一幅悲凉而又伤感的画面。王昌龄素知此地已无唐军，《军事报》上说前段时间有一队唐军在此地全军覆没，唐军就放弃了此地，现在却有唐兵守着，不禁心中大奇，走近去看个究竟。却见戍卒走上高台，坐下了。此时寒风瑟瑟，本就让人愁思不已，那戍卒更用羌笛吹起了主题为"伤离别"的乐府古曲《关山月》。只听得笛声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如亲人在呼唤，似征人在叹息。五昌龄想到，这笛声就如同一缕情思，飘向万里之遥的故乡，征人的妻子也同样在思念久戍边庭的亲人。但是战争远未停止，征人回乡遥遥无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等待。王昌龄思绪纷乱，走上前去，却见此兵甲胄破了一个小洞，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此兵见到军官问自己，忙一手掩住甲上的破洞，单手行礼，答道："我叫闾丘晓。"

原来闾丘晓是个武林高手，所属唐军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遭遇，经过激战之后，全歼敌军，但全队唐军也只剩下他一个了，他杀光敌军后自己也体力不支，昏倒在地，醒来后想起自己的任务，就坚守着岗位。王昌龄问道："你怎么能在乱军中保住性命？""我有一门神功，我靠它消灭了敌人。""教教我吧！我把你带回我军驻地！"于是王昌龄与闾丘晓回到了大部队的驻地，然后秘密从闾丘晓那里学了一门名为"七绝掌"的神功。为了表示感谢，王昌龄就替闾丘晓写了七首《从军行》，每一首诗都内含一式七绝掌法。其中的《青海长云暗雪山》还高度赞扬了极度困苦的闾丘晓无怨无悔、在国家边境进行正义战争的豪情壮志。此诗传到朝廷，闾丘晓很快就升官调到别处做了刺史。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王昌龄半夜骑马回家的途中，突然从路边跳出一个人来，嚷道："王某某，你还认得我吗？"王昌龄定睛一看，是师父闾丘晓。王昌龄有君子风范，抱拳说道："原来是师父，不知在此拦路所为何事？""朝廷听说你总是发牢骚，叫我来警告你一下。"王昌龄冷冷一笑，说："好啊，你就试试看！"闾丘晓运功发掌，但王昌龄更快，先一步将闾丘晓的人头扫落。王昌龄心想：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免总是被人暗杀，不如借用一下师父的脸皮好了！于是动手将闾丘晓的脸皮剥下，制成面具，放到自己脸上，将闾丘晓的尸体埋了，到闾家去冒充闾丘晓，对外宣称已经杀死了王昌龄。

[名人故事王昌龄的一生作文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飘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

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1947年7月29日，刘、邓大军接到军委和毛泽东急电：“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第二天，刘、邓收到这封标明“4A”万分火急字数较多的绝密电文，心里十分焦急。他们联想到党中央7月23日电报中提出的方针，认为“确好”。经连日的“再三考虑”，“决心于休整半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刘、邓当即致电军委，提出：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准备无后方作战。这样就初步定下提前直出大别山的决心。40多年后，邓小平还清楚地回忆道：“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他在向子女讲述这一情况时，还重复说：“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一向不大外露感情的邓小平，说这话时声音都略带哽咽了。

8月1日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是刘、邓定下直趋大别山具体行动部署的日子。这一天，刘伯承传达了军委7月23日指示电后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紧接着，各纵队又召开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议，研究各部队的任务，准备在8月中旬大举出击。

但是，军情紧急，水情严重，由于连日暴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尤其是蒋介石企图重演炸黄河大堤，水淹我军的旧剧。值此险象环生之时，刘伯承用“忧心如焚”四个字表述自己焦灼心情。而邓小平也感到这时是自己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8月6日是令在刘、邓身边工作的同志难忘之日，是刘、邓最后定下提前南进大别山决心之日。这一天早饭后，刘、邓等野战军首长，在作战室召集司令部有关处、科的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部队战略性动作。情报处汇报敌情，作战处报告了几天来部队休整情况，并提出黄河水位猛涨对我军威胁性增大，建议早下决心。对此，邓小平非常重视，当即明确指示：对于黄河水位变化情况必须随时掌握，及时报告、通报。

会议气氛紧张热烈，与会人员神情镇静，发言踊跃。许多人主张在内线打一仗或几仗后再实施战略进攻。有人主张按原计划休整到8月15日，然后视情况而定。不过，大家都仔细观察着刘、邓首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急切地盼望他们速下决心、决策。刘、邓看着大家讨论情况，简短交谈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让大家进一步准备意见，午饭之后，刘伯承来到作战室，当听说邓小平到三纵、六纵找陈锡联等谈话，并顺便看黄河水位上涨情况时，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又像上午那样仔细地察看地图，询问各方面情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伯承审时度势，已成竹在胸，立即派人通知邓小平等再次前来会商，之后，刘伯承在作战室严肃宣布：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要当机立断，行动越早、越快越好。随后他阐明定下决心的依据和理由，并作了进军部署。

在此期间，邓小平不时地点头。等刘伯承讲完后，他马上站起来说：“刘司令员的意见和部署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动，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为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他强调三点，一是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准备为实现这一决策付代价，做贡献。二是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进入新区作战，要严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邓小平目光投向李达，起草电报，向党中央报告我们决心和部署，并向各部下发预先号令。

正在这时，军委连续来电，指明南进需付出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而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需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同时，出于关怀，又令刘、邓部在现地休整补充10天，后又告诉至少7天不动。刘、邓反复研究了军委来电，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定战略意图，特别是根据当时敌情、水情，遂决定提前出动之决心不变，因地制宜，果断行事，按既定部署挥师南征。对此军委连电答复：“刘、邓决心完全正确”，“刘、邓部署很好”，“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千里跃进的壮举，战争史上的奇迹，其方略就这样在陕北的窑洞和华北农屋之中应运而生了。

【注音】yī sǐ yī shēng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廷尉翟公为人豪爽,喜欢结交天下有识之士,因此家中宾客很多,因而有人嫉妒进谗言,汉武帝罢免了他的官职。平时门上的常客不上门了,而且绕道而行。后来翟公官复原职,那些人又回来,翟公在门上写道:“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出处】太史公曰: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史记·汲郑列传》

【解释】指有关生死的关键时刻。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两极变化

【成语举例】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 唐·王翰《相和歌辞·蛾眉怨》

街头有两个算命的，一个坐北，一个朝南。坐北的是个老算命先生，而朝南的却是个年轻的后生。

每天他们都会风雨无阴的准时守侯在那里。然而不管坐北先生多么虔诚和敬业，却总是没有朝南后生生意兴隆。

坐北先生沉不住气了，于是便私下里偷听了几次朝南后生怎么给客人算卦。然而，叫坐北先生纳闷的是朝南后生完全是个外行，根本没按卦象说。可是人们却都说他算的卦准，他的卦摊前便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叫坐北先生实在纳闷。

于是，在一个夜晚，坐北先生打问好朝南先生的住处，鼓足勇气，拎着好酒好菜的去讨教经验。

见得坐北先生来，朝南后生很是热情，迎进屋后让座倒茶。

主客落定，朝南后生呵呵一笑开了口，他说：“仁兄!我知道，你来我这里，肯定有事相问，说吧!啥事想不开?”

坐北先生没料到朝南后生会这么直接，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便不好意思地吭吭哧哧道：“老弟!说实话，这事说出来还真是难为情……谁都知道同行是冤家!可我实在是想不通……所以……”

朝南后生听了又是爽朗一笑：“这个自不必说，你一来我就知道有难事，要不你不会亲自上门找我，有什么事直说，我会尽力而为!”

坐北先生听后，便不再绕圈子，直说道：“老兄我是有一事不明，所以才来求个明白……我做了半辈子算命先生，一直是兢兢业业，实事求是，是一说一，是二说二……可老弟你……不瞒你说，我偷听过几次老弟给人算命，完全是总拣好听的说。可为啥竟还有那么多人信你呢?我真是想不通……”

朝南后生听了，哈哈一笑，说：“老兄!你说的对!我确实没按卦相实话实说……我想要我先看样东西!”说着便把自己那摞抽签打卦的东西拿了出来，放在了坐北先生的面前，示意他打开来。

坐北先生迟疑地把那些熟悉的东西一一打开来。叫他愕然的是那些签卦上全是上上签和如总卦，没一个下签，也没有一个坏卦。

看着满脸狐疑的坐北先生，朝南后生微笑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虽然是算命先生，可是我们谁是神仙?谁又能算得准人生?而来求我们抽签算命的人，不是人生遇到了难过的坎，便是生活遇到了解不开的困惑。他们来求我们指点迷津，是因为一时失去了生活的方向、走投无路……既然他们相信我们，就会依照我们指点的去做。如果我们在他们充满灰色和困顿的人生道路上拉一把或扶一下，或许他们就会有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心……一丝希望就是一个人生!我永远记得父亲临终时留于我的那句话：与人善为本，只为解忧虑!”

算了半辈子命的坐北先生听了，顿悟!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有一天，偏僻的小山村突然开进了一辆汽车。这可是件新鲜事，全村人都围过来。从车上走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中年男子问大家：“你们想不想演电影?谁想演请站出来!”一连问了好几遍，村民们都不敢吱声，好多人只顾和身边的人自言自语。

这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儿站了出来。“我想演。”她长得并不漂亮，单眼皮儿、脸蛋红扑扑的，透出山里孩子的倔强和淳朴。“你会唱歌吗?”中年男子问。“会。”女孩子大方地回答。“那你现在就唱一个!”“行!”女孩子开口就唱，一边唱还一边扭：“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里的花朵真鲜艳……”村人大笑。因为她的歌实在是唱得不怎么好听，不但跑了调，而且唱到一半时还忘了词。

没想到，中年男子却用手一指：“好，就是你了!”这个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的女孩子叫魏敏芝。她幸运地被大导演张艺谋选中，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出任女主角，名字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千万别轻视那小小的一步，它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矗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5月2日，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