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法名人柳公权的故事（精品20篇）

夜，已经很深了，马雅可夫斯基还在紧张地工作着。可是睡魔纠缠得越来越厉害，他觉得头很沉，眼皮象是要被胶水粘住似的，怎么也睁不开。实在没法再工作下去了，他只得横下心来躺一会儿。

他跑到厨房里拿来了一大块劈柴，放在床上，将头枕在劈柴上面就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带棱带角的劈柴，将后脑勺的皮肉压了一条深深的印痕，他在睡梦中略微翻动了一下身子，便觉得脑袋疼痛难忍，惊醒过来，于是一跃而起，又重新继续他的工作了。

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独创的“劈柴替枕法”，真可谓别出心裁。那时他在罗斯塔做革命宣传工作，工作极度紧张，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严寒的冬天到了，也是一天到晚在没有生火、冰冷的工作室里忙碌，而且往往回家后还要“加班”。有时实在太累了，他就稍睡一会儿，为了怕睡过去忘记醒来，就想了个用劈柴作枕头的办法。

马雅可夫斯募对待工作从来就是这样勤奋、顽强、坚忍的。一九一五年的春夏季节，他住在芬斯基海湾库阿卡拉的别墅里，创作一首长诗。每天天一亮他就到库阿卡拉海岸上来了，这里有许多又圆又滑的大石头从水里露出来。人们看见他站在这些大石头上，从这一块走到那一块，有时停下脚步，吸几口烟。然后又迈步走着，时而放慢脚步，时而又加快脚步，时而眉心紧皱;时而又显得悠闲轻松。就这样连续三个、四个、五个钟头，不住地吟咏着，挑选着需要的字眼，组成合适的诗句。想出儿行诗来以后，就把它写在香烟盒子上，或者干脆记在心里，再往下“搜索枯肠”，继续工作。

马雅可夫斯基写作著名长诗《列宁》时，首先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列宁的传记和有关的回忆录，以及列宁本人的论文和演说，然后进行紧张的写作。

据马雅可夫斯基的朋友—青年诗人阿谢也夫回忆，当时“他跟谁也不说话，免得分心注意别的事情。他上别墅去住，在那里独自住了三个月。他感到自己在这个巨大的主题面前负有很重大的责任。”

另一位目击者回忆说:“他正在写作长诗《列宁》，旅行皮箱里放满了列宁的著作和论述列宁的书，在海滨浴场上，饭馆里，散步时—到处都掏出一个黑漆布面的小册子。微动着嘴唇，哼哼哪卿地写出了涌入脑海的诗句。”

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劳动之后，长诗完成了。当马雅可夫斯基在群众中朗诵之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报纸当时是这样报道的:“大厅里挤满了人。长诗博得整个大厅的热烈鼓掌。开始讨论时，许多同志都说，这是歌颂列宁的作品中的最有力的一篇。绝大多数发言者都不谋而合地一致认为:这部长诗完全是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这首长诗，是做了一件无产阶级的大事。”

勤奋刻苦的马雅可夫斯基，一生中成就卓著。斯大林曾经赞扬他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

美国的巴顿将军是一位典型的军人，他的家庭也是准军事模式的。儿子的卧室挂有“男兵宿舍”的牌子，女儿的卧室则写有“女兵宿舍”的字样，而厨房则写着“食堂”，客厅则写着“会议室”的大字。有人猜想他们夫妻的卧室一定会挂上“司令部”的牌子，没想到却赫然写着――“新兵培养中心”。

巴顿将军为了显示他对部下生活的关心，搞了一次参观士兵食堂的突然袭击。在食堂里，他看见两个士兵站在一个大汤锅前。

“让我尝尝这汤!”巴顿将军向士兵命令道。

“可是，将军……”士兵正准备解释。

“没什么‘可是’，给我勺子!”巴顿将军拿过勺子喝了一大口，怒斥道：“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给战士喝这个？这简直就是刷锅水!”

“我正想告诉您这是刷锅水，没想到您已经尝出来了。”士兵答道。

《周总理的幽默》

每一个人都有幽默的时候，只是在不好同的地方。就算是周总理，只是在不一样的地方。

一位记者问总理：“中国有没有妓  女？”不少人纳闷：怎们问这种问题？大家关注着周总理，周总理肯定的说：“有！”之后“中国的妓  女在台湾！”这一答，记者哑口无言。其实这是一个圈套，只要总理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之后说“台湾有妓  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位记者说：“中国人很喜爱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个性。正因我们中国人喜爱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爱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又不能在外交场合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哲理：有时候的幽默，能够用来玩，也能够用来维护尊严。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是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代表人物，人类音乐界的巨星。他不仅是个音乐家，而且为人类确立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形象，他是不甘平庸而自强不息的孤独者。他把温情、欢乐留给了世人，但他自己却一直是个感情上的不幸者，尤其在情场上，他是一个屡屡败北的失意者。

1795年，26岁的贝多芬开始熬受病魔的折磨，他的耳朵渐渐变聋了。与此同时，贝多芬经历了第一次热恋，也是一次全然惨败的热恋。已经被残疾折磨得日益虚弱的心灵，经受不了这狂乱情绪的冲击，在这苦闷绝望的边缘，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他终于没有自杀，勇敢地面对了命运。

六年之后，又一次更为炽烈的恋情在贝多芬心中产生，但又是一次更深切的伤痛。耳聋也越来越严重，贝多芬已变得益发狂傲，不修边幅，举止粗暴。

1801年，贝多芬认识了朱丽叶?琪察尔第女伯爵，这位年轻的姑娘曾给贝多芬带来短暂的欢乐。但她轻浮、浅薄、自私的本性，又常使贝多芬苦恼，他在与她的交往中格外感到自己的伤残，心中充满了痛苦。最后，朱丽叶还是背弃了他，嫁给了有钱的伽伦堡伯爵。贝多芬曾在热恋中写下了《月光奏鸣曲》，题赠给朱丽叶。朱丽叶本是一位平庸的女子，却因贝多芬与《月光奏鸣曲》的流传而得以知名于世。

1806年5月，幸福再次向贝多芬显现，他与泰丽莎˙勃仑施维克订了婚。泰丽莎是朱丽叶的表妹，贝多芬1796年认识了勃仑施维克一家，他也曾钟情于泰丽莎的姐姐约瑟芬。1806年5月的一个晚上，贝多芬在勃仑施维克家作客，他弹奏了巴赫的一支情歌，泰丽莎被他的歌与月光渗透了，感到了生命的丰满。第二天，他们相爱了，并在泰丽莎哥哥的同意下订了婚。他们的婚约维持了四年，贝多芬享受了少有的温情与欢乐，他曾谱写了《热情奏鸣曲》献给她。但神秘的命运却以莫测的力量拆散了这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命运注定要将他压伤，使他痛苦。她比贝多芬多活了34年，至死仍爱着他；他也在晚年时时以她的画像作为安慰，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跳仍和初次见到她时一样剧烈。然而，贝多芬还是没有得到她。

贝多芬再也没有如此疯狂地爱过。1811年到1812年，贝多芬曾和柏林的一位青年女歌唱家之间有过非常温存的友情，并因此影响了第七、第八交响乐的创作，但这段情谊也只是昙花一现，再也没有结果。1816年后，贝多芬只和玛丽亚˙爱尔杜第保持着友谊，她也患着不治之症。从此，他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1826年12月贝多芬患重感冒，导致肺水肿。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原因是他患了肝脏病。在他临终前突然风雪交加，雷声隆隆，似乎连上天也为这位伟大音乐家的去世而哀悼！29日的下葬非常隆重，有两万多人自动跟随灵柩出殡，遗体葬于圣麦斯公墓里。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个瘫痪女孩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是谁？她就是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可是在党和人民的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是一个奇迹吗？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的女孩生活得如此坚强呢？是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信念的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 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 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 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 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它六岁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们看得很多，但对于他作为父亲的事迹，却基本很少看到。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教育儿子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

鲁迅因擅写杂文，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人就认为他一脸正气，为人严肃，缺少人情味。其实，鲁迅既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一面，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他在家庭中，便是一位宽厚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因为有鲁迅充满父爱的艺术教育方法，海婴最终成才。

1、给孩子全部的爱。

鲁迅晚年得子，自然喜爱万分，鲁迅对海婴倾注了全部的父爱。每天深夜12时至凌晨2时，他一定要轻轻上楼，察看海婴的睡眠情况，帮忙盖好被子;孩子睡足就逗孩子玩，孩子倦了就抱起孩子，哼着催眠曲，把孩子送进梦乡;孩子病了，鲁迅更是彻夜守护。正如鲁迅妻子许广平所说的：“他是尽了很大的力量，努力分担那可能范围里的为父之责的。”

2、信守承诺，尊重孩子。

海婴渐渐长大了，鲁迅就有选择地带他去看电影。凡是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如《泰山之子》、《米老鼠》及世界风光类的影片，鲁迅常常带他去观看。一次，吃晚饭时，海婴听说饮誉世界的“海京伯”马戏团到上海演出，高兴得手舞足蹈。但鲁迅考虑到马戏团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前，怕海婴受到惊吓，终于没有带他去看。海婴为此嚎啕大哭了一场。鲁迅第二天便耐心地对他说明了原因，答应别找机会，白天陪他去看。鲁迅在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去海京伯兽苑。” 这件事给海婴印象很深，以后每提及此事，海婴就动情地说：“父亲对我如此真心的爱，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如何才能当一个好父亲。”

3、理解孩子。

鲁迅把儿童看作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希望，竭力反对两种因袭的错误教育方法：一种是粗暴压服的方法，对儿童非打即骂，使得儿童从小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思想愚钝，目光呆滞，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其实这类孩子长大以后，“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另一种是娇生惯养的方法，任其跋扈，放任不管，使儿童在家里成了“小霸王”要什么给什么，待到将来走到社会，“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

鲁迅提倡，对儿童要了解他们的心灵世界，懂得他们的兴趣和喜好。他曾经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有一天，鲁迅在家里请朋友吃饭，桌上摆了一盘鱼丸子，海婴面前也放了一小碟，他先夹了一个尝尝，觉得味道不新鲜，就嚷菜坏了。大家从大盘中拣来尝了尝，都说是新鲜的，以为是孩子瞎嚷，就不去理他。但鲁迅却认真地对待孩子的意见，把海婴碟子里的拣来尝了尝，果然味道变了，赶紧吐了出来。鲁迅说：“孩子说不新鲜，一定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4、要教导孩子。

鲁迅认为，对儿童要循循善诱，教给他们文化知识，使他们明辨事理。儿童天真活泼，喜欢游戏，有爱美的天性，大人要注意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和求知欲。他曾经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以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语言，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因此，对孩子们提出的问题，鲁迅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如果问题过于复杂，他就会说 “等你大一点读书了，书本和先生会告诉你的。”

5、让孩子游戏。

鲁迅曾经指出：“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就是从孩子摆弄玩具中，根据儿童的.特点，引导，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促使其健康成材的。

鲁迅发现海婴从小对理工知识有兴趣，便给海婴买来一套木工工具的玩具。小海婴捧如至宝，常常用它敲敲打打，那认真的神态，俨然像一个小工程师在盖房子。鲁迅还常常带海婴到郊外去玩，欣赏清清的河水，鲜艳的野花，嫩绿的庄稼，追逐漂亮的蝴蝶，捕捉有趣的昆虫。野外的新鲜空气，滋润着海婴稚嫩的心田。一次，鲁迅好友瞿秋白送海婴一套苏联儿童玩具，这是一种类似积木的铁制玩具，有上百个金属零件，可以组装出各种各样的玩意儿，小到简单的翘翘板，大到复杂的起重机、飞机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玩具盒上用娟秀的笔体，写明一共有多少零件，如何玩法。鲁迅和许广平慎重地对小海婴说：“这是何叔叔、何叔母从苏联带给你的，你可要格外爱惜。”小海婴迷上了“积铁”，一玩就是半天。他由玩“积铁”开始，迷上了理工技术，小小年纪，就能拆钟、修锁、装矿石收音机了。

出生在那个年代，却有如此先进而科学的育儿观念，鲁迅真是一位大师。

经风雨，见彩虹——李嘉诚的“父教”故事

1940年冬天，李嘉诚一家离井背乡，逃至香港。流离失所来到异地，是李嘉诚生命中第一次转折，也是他经历人间苦难的开始。香港，那是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初到香港的李嘉诚茫然了，举目看到世态炎凉，心里产生很多感想，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被现实粉碎了。但是尽管有纠缠不清的困惑，李嘉诚并没有失望，没有失去信心，还是充满斗志地实现自己学业的理想。

在亲友们的帮助下，李嘉诚进入香港的中学继续初中学业，清一色的英语教材使李嘉诚内心复杂世界又添一份学业上的惶恐不安。虽然困难重重，但对于生性倔强、做事从不半途而废的李嘉诚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应战。李嘉诚起早贪黑，抓住点滴时间补课，渐渐地，终于跟上了班里的学习进度。

然而正当李嘉诚踌躇满志、刻苦学习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不幸降临到李氏一家人头上。父亲李云经因劳累过度不幸染上肺病，身为长子的李嘉诚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拼命温习功课，他想让学业有好成绩使父亲高兴。贫病交加、卧床不起的父亲，视李嘉诚的学业比自己生命还重，他多次嘱咐李嘉诚千万别让为父的病情耽搁了学业。为了不使儿子失学，这个尊敬的父亲将自己的药钱存下来，供李嘉诚读书，由此以往，父亲的病愈来愈重，李嘉诚至今还记得，自己每次去医院给父亲送饭，父亲不是抱怨太多太好，就是将饭盒中的菜塞到李嘉诚的嘴里。

在如此生活重压下，李嘉诚仍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更加拼命学习，终于“后来者居上”，名列前茅。但是，父亲还是离他而去了。临终前，父亲喘息着，用尽力气抓住儿子的手，嘴里喃喃叮嘱李嘉诚要有勇气，好好做人，说：“阿诚，阿爸对不起你……”还在为自己优秀的儿子学业将从此中断而遗憾。

作者:白岩松

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凭父亲，有关系，看相貌等等。我就问他，凭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的现象，我告诉你，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没有一代的青春是容易的。青春如果没有了奋斗，没有了挣扎，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绝望，还叫什么青春?

说青春美好的人，全部是在回忆的时候下的定义。正在经历的人，没有几个人说过青春美好，除非你喊空洞的口号。

但是青春最美好的就是充满着所有的希望、绝望。有太阳的时候，你都觉得天昏地暗，因为心情不好;有的时候下着大雨，你只想穿着背心到大雨中狂奔，因为你很开心，这就是青春。到了中年不可以了，到了老年也许又可以了。

青春可以犯错，因为有无数的时间可以改，而我已经不可以了，40多岁的人，一定要减少犯错误，因为你改的机会不多了。

我在内蒙古的老家做演讲，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你坐在主席台，我在最后一排，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个位置呢?我说，老弟，角度不同，在我的位置上，你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路可以走到这儿来，我再也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到你那儿去了。是我该羡慕你，还是你该羡慕我呢?怎么样过你此时此刻的青春?

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的12月31日，离他的60岁还有几个小时，他走了。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四肢健全的时候，可以随地奔跑的时候，抱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了轮椅上。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抱怨我怎么坐在了轮椅上，不能行动了，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他才知道那个时候多么的阳光灿烂。

又过了几年，坐不踏实了，长褥疮，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突然开始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那么的不痛苦，那么的风清日朗。又过了几年，尿毒症，开始怀念当初有褥疮，但是依然可以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过一些年，要透析了，不断的透析，一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是怀念刚尿毒症的那会儿时光。

所以史铁生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呢?大学中为了未来忧虑，失去了美好的四年，你值吗?如果我们要为未来忧虑的话，你拥有一辈子的机会，难道你会为了你的未来，一辈子地忧虑吗?

爱你现在的时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较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你焦虑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吗?真正的恐惧不是血肉横飞的画面，真正的恐惧是调动你的想象力，把你自己吓着了。

最高明的恐怖片导演，都高明于此，调动你自己的想象力吓唬你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恐惧就是如此，都是你自己的想象把自己吓着了。可是有科学家调查，你所忧虑的事情，只有10%最后变成了现实。这个数据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你付出了100%的忧虑，其中有90%是瞎耽误工夫，明天的事交给明天。

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了每一天，明天还不错。如果你安安稳稳地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

青春该怎么过，校园的时光怎么过?不计后果地过。

但是请注意，我说的不计后果，没有让你违法，在法律、各种限制条件内，别那么功利地计后果，为了后果而过。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涯非常功利的话，你反而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痛，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悲惨。我从功利的角度告诉你，你越在乎过程，你越拥有一个完满的过程，你的结局越有可能不错。

李大钊又非常注重用音乐来陶冶孩子的心灵，用歌曲寓理于情，寓教于乐，使孩子在愉悦中受到教育。

夏天的一个晚上，他稍有空闲，就将儿子李葆华、女儿李星华喊进书房，先要他俩将当时在学校学的歌唱给他听，孩子们高兴地唱起了喜欢而又熟悉的《校歌》：“啊，我们亲爱的孔德，啊，我们的北河沿!你永是青春的花园，你永是美丽的王国……”李大钊听完歌，没有一句夸奖，只是幽默地说：“北河沿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里面常泡着死猪、烂狗，臭烘烘的，怎么能说是孩子们青春的花园、美丽的王国呢?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这不是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

接着，他就教孩子们唱《国际歌》。他一边弹琴，一边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他说，声音不能太大，让街上警察、暗探听见，他们会把我们逮起来的。他不仅教孩子会唱，还把歌词大意讲解给孩子听，并且用家乡一位穷苦大伯一年辛苦到头，全家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例子，帮助孩子领会歌词的意义，加深印象……结果，没教唱几遍，孩子们都会唱了，而且深深地爱上了这首珍贵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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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制输油管——妙法解难题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也一下子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运来，那时间需要近两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

这时候，队长突然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后拔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们一节一节连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已知的东西为参照，将许多毫无关系的要素组合起来，再制造出新的物件。

爱迪生测灯泡——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阿普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带他一起工作但没有大学文凭的爱迪生有点瞧不起。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测算一只梨形灯泡的容积。于是，他拿起灯泡，测出了它的直径高度，然后加以计算。但是灯泡不具有规则形状，它像球形，又不完全是球形;像圆柱体，又不完全是圆柱体，计算很复杂，即使是近似处理，也很繁琐。阿普顿画了草图，在好几张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算式，也没算出来。正忙于实验的爱迪生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阿普顿报告结果，他走过来一看，便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还是换种方法算吧!”只见爱迪生略一沉思，快步取来一大杯水，轻轻地往阿普顿刚才反复测算的灯泡里倒满了水，然后把水倒进量筒，几秒钟就量出了水的体积，当然也就等于算出了玻璃灯泡的容积。这时，羞红了脸的阿普顿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

炒毛栗子——治理国家有法可循

辽圣宗是辽国的一代明君。登位后，曾巡视天下。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个叫萧朴的臣子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得非常好，就叫过来询问其施政经验。可萧朴却非常谦恭地说：“我哪里有什么经验啊!臣下到这里之后，只不过学会了炒毛栗子。臣下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盛产毛栗子，就在同一个锅里炒，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小的炒熟了，大的还生着，而当大的炒熟了的时候，小的又炒煳了。后来臣下就把大的小的分开炒，只要火候掌握得好，大小毛栗子都能炒得一样香甜可口。所以，臣下办任何事情，就像炒毛栗子一样，既注意层次，又注意火候。除此之外，臣下再无其他的能耐了。”辽圣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炒的哪里是什么毛栗子，分明是在教寡人如何治国啊!”后来，辽圣宗就把萧朴调到自己身边，发现他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久就把他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萧朴的比喻，犹如一盏闪耀着光辉的智慧之灯，表面上是说自己只学会了炒毛栗子，可“炒毛栗子”的哲学中，却深藏着治国的真谛。国中有这样的智者，哪会不让充满雄心壮志的辽圣宗看到希望呢?

福特谨慎捐款——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的方法

汽车大王福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却很少捐款。他顽固地认为，金钱的价值并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使用方法。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它们的人手里。有一次，乔治亚州的马沙·贝蒂校长为了扩建学校来请求福特捐款，福特拒绝了她。

贝蒂就说：那么就请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于是福特买了一袋花生种子送给了她。福特后来就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一年以后，贝蒂女士又上门了，交给了他 600 美元。原来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那一袋子花生种子，这就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都没说，立即拿出了 600 万美元交给了贝蒂。

福特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往往很难让受施者感受到金钱后面潜隐着的苦与智;我更赞赏贝蒂对点滴施与的至高的尊重，她带领孩子们撒播下的其实是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恩惠的资格。

英国政府的困惑——妙法挽救生命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3 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 12% ，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 1% 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胡佛入圈套——沟通也需要方法

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赫伯特·胡佛，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很讨厌记者无休止的纠缠。在胡佛就任总统之前，他坐火车外出考察时和随行的记者同坐在一节车厢里。有位记者想探寻胡佛的政见，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位未来的总统却一言不发。失望、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位专门探听政界要人言论的记者。

这时，奔驰的火车窗外出现了一片新开垦的土地。这位记者灵机一动，故意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这里还是用锄头开垦土地呢!”

“胡说!”坐在一旁沉默得可怕的胡佛终于开腔了，“这里早就用现代化的办法来代替那乱垦滥伐了!”跟着便大谈起垦殖问题来。

就这样，这位记者终于如愿以偿，满载而归了。不久，《胡佛谈美国农业垦殖问题》的消息就见报了。

2012年1月11日，一則报道在网上疯传，其中写道：“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去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那里没有明亮的演播厅、豪华的嘉宾名单、华丽的演出服，连红地毯都是二手的，就更别提什么出场费了。在简陋的晚会现场，那种时常从头顶上空传来的巨大而冷漠的飞机轰鸣声，暂时被歌声与微笑替代了……”

对此，崔永元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在1月12日的微博上回应道：“崔永元缺席慈善年会主持民工春晚更显‘慈善’这是新闻标题。抱歉了，我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尚，真实情况是，打工春晚是先约的，慈善年会是后约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欣然接受邀请主持民工春晚，还要从2011年10月说起。此前，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孙恒结识了来自内蒙古的打工者王德志，两人于2000年5月组建“打工青年演出队”，在北京各个建筑工地义务演出，并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一举卖出10万张，拿到了7。5万元版税。他们用这笔钱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他们的事迹引起了崔永元的高度关注，邀请孙恒等人于2011年10月上了一次《小崔说事》。节目结束后，崔永元对孙恒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2012年元旦刚过，孙恒和王德志商量筹办一台打工春晚，他们想到了邀请崔永元来主持。但他们心里直打鼓，像崔永元这样一个大忙人，春节前各种邀请肯定少不了，尤其当听说崔永元将要出席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邀请时，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但孙恒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在微博上给崔永元发了一封私信，以试探的口气对他发出邀请。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一定来。”

其实孙恒和王德志心里都很清楚，崔永元能不能来确实不好说。正当两人不抱什么希望时，就在打工春晚举行的1月8日当天，崔永元来到了演出场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刚一下车，他就要求去演出地察看。虽然剧场只能容纳200人，连空调也没有，但他一走进剧场就说：“虽然我在许多大剧场主持过不少晚会，只有这个剧场让我感觉特别舒服，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和大家办好这台晚会。”

而与崔永元一起主持打工春晚的，正是“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沈金花。她和崔永元这个“大腕”首次合作，不免有点儿紧张。崔永元鼓励她：“我第一次上台时也和你一样，只要沉住气，慢慢就会适应的。如果你还是紧张，那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这句话，让沈金花踏实了许多。晚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小时，结束后崔永元说：“全部演员都是打工者自己，整场演出特别接地气。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一名采访此事的记者感慨道：“崔永元是个实在的人，也是个智慧的人。现在很多人喜欢装大腕，而崔永元却不同，他不愿披着央视主持人这个华丽的外衣，而是敢于抛弃自己，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人，只有不以善小而不为，才是真正的行善者，崔永元当属此列。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与一般大学生4年读完一所大学不同，张文用4年时间“读”了4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2007年6月，张文高考发挥失常，怀着进京求学的梦想，他来到北京的一所民办高校。进校后不久，张文就感到失落：身边的同学整天抽烟、喝酒、打牌、逃课、通宵上网……张文说：“我不甘平庸，我要走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张文决定退学。他说：“我要走访国内各顶尖大学，遍访名师。”从2008年起，他在京沪的4所名校各旁听一年。4年下来，张文听了200多门课、100多场讲座，积累了50万字的课堂笔记，还加入了100多个社团。

一年用了6支录音笔

积极、刻苦，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写照。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张文总是积极提问。中文系骆玉明教授的《古典诗词导读》是复旦大学的精品课程，骆教授主张“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他常在课堂上鼓励学生朗诵，但响应者寥寥。在一次课上，骆教授再次邀请学生朗诵诗经中的《蒹葭》，按捺不住的张文举起手，登台朗诵起来。

在北京大学时，因为觉得“好课实在是太多了”，他上午同时选了3门课，所以准备了3支录音笔。课前，张文在3栋教学楼间一路小跑送录音笔，自己听一门，下课后再跑到另外两间教室取录音笔。晚上9点下课后，他来到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听白天的录音。晚上12点回到燕南园继续听，有时他听着听着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倒回去继续听。在北京大学一年，张文先后用了6支录音笔。

清华大学让张文感受到另一种不同的氛围：“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老师讲得激情满怀，同学们奋笔疾书记笔记。”

“中国人民大学散发着浓厚的人文气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同学与老师之间总是有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从课堂延续到老师的办公室。”张文说，“该校密集的讲座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外国的总统、中国的部长、经济学家、商界名流登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坛。”

全方位参与大学生活

上课、记笔记、听录音，并不是张文游学生活的全部。在北大，张文报名参加了100多个社团，足迹遍布各种学科兴趣小组、文艺演出、讲座论坛、体育运动、志愿服务等。用张文的话说，加入这些社团是为了“完善人格、砥砺品德”。

张文做事积极主动、随叫随到。社团负责人觉得张文不知疲倦、任劳任怨，于是给他一定的职位，为社团做事。

张文认为，最值得他骄傲的一件事是去内蒙古一所高中捐赠图书。他从一名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根河市的学生处得知，根河市有半年时间是被冰雪覆盖着的，教育条件极差。

于是，张文找到办活动时认识的两位公司老总，希望他们能出资给根河二中图书馆添置图书。他又辗转联系上文化部前副部长丁一先生题写馆名，并邀请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院士题词。最终3500册图书送到了根河二中。

张文的积极参与，也曾遭到过其他学生的质疑，甚至引起相关学生组织的不满。2011年12月，有人在北大BBS上发帖说张文不是北大的学生，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很多社团担任职务，发帖人声称要把他赶出北大。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张文的自尊。

我还要去香港大学、去哈佛、去耶鲁

张文喜欢和各种各样的“牛人”打交道，他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在张文看来，到一所大学首先要认识其校长。他在复旦大学时，就去杨玉良校长的办公室请教过问题。他曾经让周其凤校长给他推荐精品课，周校长勉励他要好好利用北大的资源，广泛接触名师，并说：“你这样的学习方式比那些只想拿文凭、整天混日子的同学更能学到真东西，北大学生应该向你学习。”张文也曾给顾秉林先生写信，顾先生回信鼓励他：“不管你能不能拿到文凭，都要练就一身真本领。”

总结这4年的收获，张文说：“复旦大学让我认识了自己，自我觉醒；北京大学拓宽了我的视野；清华使我懂得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中国人民大学让我从个人奋斗转变为关心国家、社会，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现在张文在某大型地产集团兼职做董事长助理。他找工作的经历也很传奇：张文在中国人民大学听该董事长的讲座，并与其建立了联系，该董事长知道了他的游学故事，被他的毅力感动。

如今，下班后的张文还是会去学校听课、读书，但这不是张文的终点。

刚刚参加了托福考试的张文，准备明年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做义工，之后还要去美国。这个机会源于他的毛遂自荐：“听说基金会招募义工，我就给在美国的执行主席雷克先生写信表达了我的意愿，并介绍了我游学和做公益的经历，不久，雷克先生就回信了。”

张文的梦想是在香港做义工之余，去香港大学听课；等到了美国，他还想去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见识一下纯正的美国精英教育。

汤显祖写《牡丹亭》入了迷，饭不吃，觉不睡。有一次，汤夫人问他饿不饿？他说：“我整天都同杜丽娘、柳梦梅、春香打交道，哪里还觉得饿！”

汤显祖泪著《牡丹亭》一天中午给他送饭，书房里竞空无一人，急忙派人四处寻找，也毫无影踪，后来忽然发现柴房里隐隐传来痛哭声，夫人进去一看，正是他掩面悲恸。 原来（《牡丹亭》写到（《忆女》一场，春香陪老夫人到后花园祭奠死去三年的杜丽娘，悲从中来，低头看见自己身上的罗裙，恰是丽娘生前穿过的，物在人亡，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说：“我正写到，‘赏春香还你旧尼裙’一句，好像自己成了春香，睹物思人，情发于中，忍不住就哭出声来了！” 汤夫人把他从柴堆上拉起来，又是埋怨又是关切地说：‘快回去吃饭，你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肚子咕咕作响了。

由于汤显祖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活动，使《牡丹亭》一问世就轰动了当时的文坛，”家传户诵，几令《西厢记》减价。“搬上舞台后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明代大学士徐溥自幼天资聪明，读书刻苦。

少年时代的徐溥性格沉稳，举止老成，他在私塾读书时，从来都不苟言笑。一次塾师发现他常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本看，以为是小孩子的玩物，等走近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手抄的一本儒家经典语录，由此对他十分赞赏。徐溥还效仿古人，不断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在书桌上放了两个瓶子，分别贮藏黑豆和黄豆。每当心中产生一个善念，或是说出一句善言，做了一件善事，便往瓶子中投一粒黄豆；相反，若是言行有什么过失，便投一粒黑豆。开始时，黑豆多，黄豆少，他就不断地深刻反省并激励自己；渐渐黄豆和黑豆数量持平，他就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久而久之，瓶中黄豆越积越多，相较之下黑豆渐渐显得微不足道。直到他后来为官，一直都还保留着这一习惯。

凭着这种持久的约束和激励，他不断地修炼自我，完善自己的品德，后来终于成为德高望重的一代名臣。

徐溥对自己行为的高标准约束显示了他强烈的自律意识，即使是在个人独处时，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慎独是自律的最高境界，它能让一个人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的时候仍然能够不被外物所左右，而是丝毫不放松自我监督的力度，谨慎自觉地按照一贯的道德准则去规范自己的言行，一如既往地保持道德自觉。

陆陇其是清朝初年讲授程朱理学的学者，当过知县、御史一类的小宫。他与那些口是心非的伪逬学家不同，不仅能够认真领会程朱理学的道理，而且还在实际中履践这些进理，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陆陇其行政断案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重视道德教化。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都包含着同样的“理”，人们只有懂得了这些“理”，才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规矩，循守国家的法制。所以他无论是履行公务，还是审讯犯人，总要首先深入浅出地讲一番逍理，启迪人们的良知。

催缴赋税，是朝廷赋予各级宫员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务，也是一件阻力很大的工作。一般的县令在催缴陚税时，总是指挥大批衙役下乡督促，稍有缓慢不是惩罚肉体，便是罚粮罚款，搞得官民对立情绪很大，有时还会激成民变。而陆陇其却不这样做。他在当嘉定县令时，每当缴粮纳陚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他通常把乡亲父老召集起来，给大家讲一番按时纳陚的道理。他说：“向大家收缴的钱粮，全是朝廷的国课，并不是县官的私蓄。如果百姓们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时上缴钱粮，家心安理得，而且给当官的减去好多麻烦，以便有更多的工夫为民办事。我与大家没有任何宿怨，不想为收钱粮而杖责任何人。何况一旦受到杖责不仅要花许多冤枉钱，还要落得欠粮受责的名声。倒不如及早凑齐应纳之款，使你我都相安无事地办完这件事。”乡民们听了之后，觉得陆陇其的话说得很实在，很透彻，乐于接受。所以他在任时，很少发生欠粮受责的事。

对于囚禁在监狱中的犯人，他也好言相劝，进行开异。他曾经写过一篇《劝盗文》，派人给犯人们宣讲，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来都是善的，你们这些犯了罪的人也不例外。只是由于一念之差，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来，关在这里受尽痛苦。这些都是由于人心中的杂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结果。然而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们能够深刻地悔过往日的不是,去掉心中的杂念，就能重新做一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读到这里，在场收听的犯人们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1692年陆陇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两名文臣管理直隶、江南的书院。廷臣全都主张从翰林院中物色人选。康熙不同意，发出特旨：直隶派李光地去，江南派陆陇其去。大学士王熙急忙报告说：“陆某己经病故了。”康熙惋借地说：“为什么不早启奏?”王熙回答说：“按照启奏的条例，7品官在籍身亡不在向朝廷启奏之列。”康熙沉默了许久，感叹地说：“陆陇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

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办一件事情，或推行一项政策的时候，向人们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自觉性，可以减少行动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个逬理从陆陇其的政绩中得到很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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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亚萍：邓亚萍从小就酷爱打乒乓球，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世界赛场上大显身手。却因为身材矮小，手腿粗短而被拒于国家队的大门之外。但她并没有气馁，而是把失败转化为动力，苦练球技，持之以恒的努力终于催开了梦想的花蕾——她如愿以偿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在她的运动生涯中，她总共夺得了18枚世界冠军奖牌。邓亚萍的出色成就，不仅为她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也改变了世界乒乒坛只在高个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

2、万斯同：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3、陈平：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霸业。

4、希拉里：有领导能力的小姑娘。伶牙俐齿？勇敢智慧？咄咄逼人？人们对希拉里似乎总是褒贬不一，但有一点你无法否认，她绝对是世界第一流的女政治家。希拉里丝毫不比老公克林顿逊色，她不仅从小成绩优秀，出类拔萃，还表现出了极强的领导和社交能力。

希拉里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4岁时的一件事锻炼了小希拉里坚强的意志和决断力。当时，社区中有个霸道的小女孩总是欺负希拉里，希拉里很害怕，泪流满面地向母亲诉苦。母亲告诉希拉里，若遭到欺负，就一定要毫不畏惧地还击。小希拉里的确这样做了。此后，希拉里天赋的领导才能日渐显露，她身旁很快聚集了一大帮孩子。

5、贝克汉姆：从“赌局”中领悟父亲的良苦用心。有谁统计过，贝克汉姆在球场上到底吸引过多少人的目光？每当这位世界顶级球星的身影出现在球场，无数的尖叫声立刻响遍全场，相机快门也闪个不停。小贝从3岁就开始踢球，尽管那时还是“玩”球多于“练”球，但父亲一直苦心培训他，顽皮的他渐渐奠定了对足球事业的热爱。

上小学时，小贝跟父亲之间甚至还约定了一个常规“赌局”：如果小贝能站在禁区边不助跑射门，每次把球踢中门柱，就能从父亲那儿赚到50个便士。总是赢到零花钱的小贝很开心，直到长大成人后他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6、曼德拉：从小就追求正义和理想。曼德拉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他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几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的支持和喝彩。因此，有人说，曼德拉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曼德拉的反抗精神、对正义和理想的追求在童年时期就已初露端倪。

曼德拉出生在一个小村庄，9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从小曼德拉就经常目睹当地大酋长在解决部落争端过程中被白人政府的法律所约束，他逐渐萌发了寻求正义和平等的理想。年纪更大一些后，他多次领导同学抗议学校的白人法规，甚至因领导学生运动而被除名。在一次次的“斗争”中，曼德拉逐渐立下志愿：要为南非的每一个黑人寻求真正的公正。

7、莫扎特：一个天资聪慧的神童。莫扎特被公认为音乐史上的神童，他很早就显露出了在音乐方面的非凡天赋和卓绝才能。从莫扎特的童年中，你能看到一个孩子对待音乐的积极心态，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虽然不能人人皆为天才，但对广大孩子来说，“神童莫扎特”绝对是具有传奇色彩、又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小时候，莫扎特常常走到钢琴前面，按着琴键细听，并努力弹出他曾经听到过的音乐。一次，莫扎特的父亲和朋友一起回家，看到4岁的莫扎特正坐在桌旁写东西。父亲问他在干什么，莫扎特说他正在写钢琴协奏曲。父亲把五线谱纸拿过来一看，激动得流出了眼泪，他对朋友说：“你看，他写的这些又正确又富有意义啊！”天资加上勤奋和用心，这就是神童莫扎特！

8、卡莉·菲奥里纳：从母亲那里受益匪浅。惠普前任女掌门卡莉。菲奥里纳曾是男性主导的硅谷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精明强干、坚忍不拔的卡莉曾两度荣登财富“最有权威的女企业家”榜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卡莉从小就受母亲影响，从母亲那里学到了坚强、博学和热爱生活，并受益一生。

卡莉出生于美国得州一个带有欧洲血统的家庭。父亲是联邦法院的法官，母亲则是一位艺术家。在童年的卡莉心中，母亲一直是她最崇敬的人。母亲热爱生活，教卡莉做人的道理，使卡莉的潜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卡莉童年时代随父母游历了不少国家，不仅开拓了眼界，更培养了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这对她成为一个有勇气、有魄力、自信并热爱生活的人也不无影响。

9、欧阳修：欧阳修晚年，每天把生平所写的文字，加以修改，用心极苦。他的夫人叫他不要修改了，说：何必这样折磨自己？难道还怕老师责骂？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人笑。

10、约翰逊：约翰逊博士，他的父亲经营一个大旧书摊。有一次，距离不远处有个节目，大家都去赶集，这天正下着雨，他的父亲想要约翰博士分一部份书籍，运到赶集的地方去贩卖。他的父亲接连呼唤他三次，要他去，可是约翰逊博士这时正专心阅读一本又厚又大的书，竟假装听不见，也不理睬，父亲叹了一口气，只得自己亲自去了。这时候，约翰逊博士年十八岁。五十年后，有一天中午十一时，当地人看见这个体态臃肿的老年人，跪在街心，他把帽子夹在腋下，拐杖放在一边，低头跪在太阳下，热泪直流。这时约翰逊博士业已成名，大家都来看他，他对大家说：五十年前的同一天，同一时刻，我不听父亲的话，现在我跪在这里忏悔！

11、牛顿：牛顿研究学问非常专心。有一次，朋友请客，席间，他想起家中有瓶好酒，于是叮嘱朋友稍等，自己回家取酒。这位朋友左等右等，就是不见牛顿回来，只好去看个究竟。原来牛顿在回家的路上，想起一项实验的做法，到家后，就一头栽进实验室，做起实验，把取酒招待朋友的事忘的一乾二净。又有一次，他饿了，煮鸡蛋吃，却一边想问题，一边把鸡蛋放进锅子中，等问题解决了，想吃鸡蛋时，揭开锅盖，捞起的竟是自己的怀表。

美丽是很难得的气质，但恭维美丽而恭维得漂亮，就更难得了。以美丽著名的德文希尔女公爵有一次从马车上下来，附近刚好站着一个清道夫，他正在点烟斗。清道夫看见了女公爵，惊叹之余大声喊：您的眼睛可以点燃烟斗！此后再有人恭维她，女公爵都觉得索然无味了。

法国作家伏尔森的好友丰特奈尔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97岁时还谈笑自若。一日，他在社交场合遇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对那位女子说了很多恭维话，片刻之后，他再次经过那位女子面前时却没看她一眼。于是那女子对丰特奈尔说：我该怎么看待你的殷勤呢？你连一眼也没看我。丰特奈尔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若看你一眼只怕就走不过去了。

丘吉尔的父亲曾投身于选举，他的母亲到处去为丈夫拉选票。有一天，丘吉尔夫人向一个工人拉选票，那工人却直截了当地拒绝说：不，我当然不会投票给一个到了晚餐时间才起来的懒惰家伙。夫人闻言非常着急，连忙向工人解释他听到的是错误的传说。那工人看了夫人一眼，很高兴地说：哇！夫人，您若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不要起床了。工人的幽默，对一位贵妇而言也许有点失礼，但英国人通常不认为这是吃豆腐，可以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