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吴三桂的故事热门2篇 作文题目（合集20篇）

在祖国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谁？她就八十年代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命运很不幸，可在党和人民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以顽强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病痛，用自学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一个奇迹吗？确实一个奇迹。那么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道德信念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青春献给壮丽共产主义事业。”

他是油漆工的儿子，来自“被社会藐视的阶层”。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名牌大学，然后辍学四处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打工仔变成相声演员，再到综艺节目主持人，最后成为日本当今最有才华的导演，以电影《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为世人所熟知。他就是“鬼才”北野武。

李安评价北野武：“只要他在旁边一站，就能被编成一个故事。”

对北野武来说，编故事、拍电影不过是他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瞧不上他的。“基本上，要是我没经历过这么苦涩的人生，也许我会变成另一个人……不过人生无法重来，我们没办法逃避自己的童年。我忘不了年轻时某些非常艰苦的片段，忘不了有钱人看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时，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

这一切，造就了性格复杂的北野武。

其实，他最想与之和解的，是他的父母。

一

1947年1月18日，北野武出生在东京下町足立区的一个贫民聚居地。北野武的父亲北野菊次郎是个油漆工。每天，父亲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带上又脏又黏的油漆罐离开家，开始疲惫又单调的一天。

不知是疲惫使父亲沉默寡言，还是单调使他了无生趣。在北野武眼里，父亲内向冷漠，隐含着一种冷冷的粗暴，让他不敢靠近。

这样的父亲还好，只是个冷漠的闷葫芦。一旦父亲喝酒或输钱回来，那就是悲剧的开始。酒精仿佛赋予他某种力量，使他不断地自言自语、怒吼，甚至殴打自己的妻子。不管母亲如何叫喊、抵抗、哭泣，失控的父亲就是停不下来。

北野武怕父亲，也不知道如何与他交流，疏离感一直横在父子之间。他觉得有这样的父亲是件羞耻而麻烦的事。

但残酷的是，你想摆脱的、抵触的东西，反而会悄无声息地在你体内滋长，连你自己都不会察觉。

1983年，36岁的北野武已经是日本当红的相声演员。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机智幽默的人。但日本国宝级导演大岛渚却说，他看到的北野武身体里藏着“一个铁石心肠的男人”。

于是，他邀请北野武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扮演一个行为粗鲁、性情不定，喝点酒就会很忧郁的上士。

这部电影就像一个开关，开启了北野武传奇的电影生涯，也开启了北野武的另一面——冷酷粗暴。

接下来，《凶暴的男人》《花火》《座头市》……一部部充满暴力的电影，一个个沉默粗暴的角色，成就了北野武式的“暴力美学”。

父亲去世后，北野武在整理遗物时，居然找出两三张父亲练字的纸，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父亲的名字——北野菊次郎。父亲到死都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但他一直在偷偷练习。

可是，父亲生前明明常冲北野武吼：“会写字有什么用，刷墙又不用寫字！”

就是这几张纸，让北野武哭了。这时，北野武才明白错过了什么。为了不继续错过，北野武开始用电影与父亲隔空对话。

“我记得他只带我玩过一次，是去江之岛海滩。那是我仅有的跟他在一起的记忆，应该说是……快乐的、真正共享的片刻吧。”因此，北野武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大海。

1999年，北野武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影片直接用了父亲的名字。这部影片，就像一封写给父亲的信。男主角菊次郎的闲散无聊、无神呆坐，像极了父亲。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影片，被誉为北野武最温情、最明朗的电影，并被提名当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最佳影片。

就这样，北野武将父亲留在一个个悲凉又温情的镜头残影中——这是一个无能的父亲，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几乎一无是处，不会赚钱，不顾家，没喝酒时是个懦夫，喝了酒是个暴徒。

他对父亲，不是简单的谅解。影片中，北野武释放出的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不忍。他甚至想创造出一个世界，让父亲能拥有另一种人生。

二

如果说，北野武的沉默与冷酷来自父亲，那么，讥讽与直接，则来自母亲的影响。

1994年，北野武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自杀”。那一夜，北野武喝了酒，没戴头盔便骑上一辆摩托车，疯狂地飙行在东京街头。

在不清醒和狂妄中，他撞上了护栏。这场车祸造成他的半边脸面瘫。

当大家都对这场车祸感到后怕与庆幸时，母亲佐纪以她非常人的逻辑发话了：“你有保时捷吧，干吗骑那种自行车似的小玩意儿！”

这就是母亲佐纪，北野武从小就熟悉的，唠叨、讥讽、直接的母亲。

随着北野武的日渐走红，母亲佐纪竟然向北野武索取每个月20万日元的零花钱，北野武因此痛骂母亲为“吸血鬼”。

母亲去世后，留给北野武两件遗物——一封信和一本存折。信中写道：“我儿，你从小生性放荡，我担心你日后一无所有……存折里有1000万。”

母亲把每一笔钱都存了起来。没有人比贫穷的妈妈更懂得生活的苦，贪婪和讥讽的背后是悲伤的爱。

母亲葬礼那天，北野武说他想讲笑话。

悲伤时讲笑话，正式场合戴头套，这正反映出北野武激情澎湃的内心与沉默羞怯的性格之间的矛盾，就像他那张面瘫的脸，“一半让人胆战心惊，一半笑得天真”。

可是，真到了那一刻，还没开始讲笑话，他便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若干年后，他说：“什么时候我们觉得父母原来那么不容易，我们才算真正成熟了。”

三

对于这个世界，北野武的内心是愤怒的。

2014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北野武炮轰宫崎骏：“我最讨厌动画什么的了，也非常讨厌宫崎骏这个人，不过他的动画很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讨厌宫崎骏。也许北野武讨厌的并不是宫崎骏，而是宫崎骏代表的那种美好。

宫崎骏是标准的“富二代”，小时候父亲送他的是飞机模型，那代表着天空。他的作品所呈现的也尽是世界的美好。而北野武，他小时候只有穷，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些美好，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和这个丑恶的世界美丽地和解。

二人对世界的理解，是无法达成共识的。

北野武认为，人在经历过失败和痛苦的考验后，是没办法正常地成功的。这是多么现实和痛苦的观点。

可贵的是，北野武没有放弃这种成功，对他来说，与世界和解的关键在于自己不断地奋斗和努力。

“也许童年的阴霾是让人痛苦的、挥之不去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个人无法成功的理由。只是这种成功要比正常人的来得曲折些。”北野武说。

在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影响孩子一生的100个名人故事》。其中，另我最震撼的一位名人就是黄道婆。要想知道她的故事，得听我细细得道来。

黄道婆出生于一个穷苦的人家，由于样不活她，只能被迫卖给富人家。这家主人每天都让她干非常重的活—一天要拔几百个棉花球上的刺等一些脏物。有一天，黄道婆实在忍受不了这个重活。偷偷地溜出去，她跟随一位好心的船夫流浪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她住在了一位好心人的阿婆家。她在阿婆家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一个织布的架子。黄道婆虽然没有完全靠自己的灵感而想到了改进那种织布架已经是一个超群的女孩子了。她回到家乡后，制作出了不用手的织布架，还靠自己的努力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织布坊。从此，她久远大名。

像黄道婆这种年名气十足的名人不止有一个，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希望同学们也看看这本书，一定会对你们大有影响。

梁冬：31岁，经历：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现职：百度公司副；追求：要自己想要的状态

百度副梁冬有两次哭得很伤心。

第一次哭得有些尴尬。毕业的分别，们抱头痛哭，挥泪校园，在倒车镜里梁冬还看到自己的泪光，但忽然想起毕业证还放在宿舍的桌子上……

而第二次却哭得痛快淋漓，那是在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梁冬泪流满面，他说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

“隅居”在百度10平方的办公室，显然比不了凤凰卫视几百平方米的演播厅，这里没有绚烂华丽的灯光，没有婀娜多姿的美女，更没有响当当的名望，但梁冬把他的办公室叫做自己的“阁楼”。

虽然梁冬对于自己的选择很有信心，但是依然令人觉得担心。哪个工作一年可以有一半的时间周游世界，而且还能轻松地获得凤凰卫视百万年薪？恐怕这是很多上班一族到死也难以实现的追求，而梁冬却把它们统统丢弃了，这不免令人想到钱钟书笔下《围城》的味道。

梁冬有他自己的理由：“任何事情都有轮回，每年都有春、夏、秋、冬，所以人总要走到冬天，因此，你会更加春天、夏天、秋天，在冬天的时候，你知道收场是必须的过程。”

梁冬的悲观让人透不过气来，可他却说，“正因为你懂得了终极的悲观，才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去尽情的生长、体会、享受。”他不愿意见到被迫的收场，不愿意见到冬天的到来。

一夜成名

梁冬祖籍广东，因是军人，小时候是和爷爷一起度过的。梁冬说他呆在爷爷身边，只是在思念的时候，才会回家住上一段时间。

上世纪80年代，正值中国学生通讯社风起云涌，梁冬被好友董家耀拉着加入了广州学生社（广州当地的一家学生通讯社），后来又和董一起考入北京广播学院。而正是当初学生记者的那个机缘了梁冬的。

毕业后，梁冬很幸运地进入了凤凰卫视，更在1998年来到了香港凤凰总部，至此开始了他的凤凰之旅。

燕昭王求贤这个历史典故是比较有名的，大家了解故事的内容吗，下面一起去看看吧！

打从孟尝君被撤了相位以后，齐湣王又和楚、魏两国灭了宋国，更加骄横起来。他一心想兼并列国，自己来当天子。这一来，列国诸侯对他都不满意;特别是齐国北面的燕国，受到齐国的欺负，更想找机会报仇。

燕国本来也是个大国。后来传到燕王哙(音kuài)手里，听信了坏人的主意，竟学起传说中尧舜让位的办法来，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燕国将军和太子平进攻子之，燕国发生大乱。齐国借平定燕国内乱的名义，打进燕国，燕国差点被灭掉。后来燕国军民把太子平立为国君，奋起反抗，把齐国军队赶了出去。

太子平即位，就是燕昭王。他立志使燕国强大起来，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可是没找到合适的人。有人提醒他，老臣郭隗(音wěi)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

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隗，对郭隗说：“齐国趁我们国家内乱侵略我们，这个耻辱我是忘不了的。但是现在燕国国力弱小，还不能报这个仇。要是有个贤人来帮助我报仇雪耻，我宁愿伺候他。您能不能推荐这样的人才呢?”

郭隗摸了摸自己的胡子，沉思了一下说：“要推荐现成的人才，我也说不上，请允许我先说个故事吧。”接着，他就说了个故事：

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他派人到处寻找，找了三年都没找到。有个侍臣打听到远处某个地方有一匹名贵的千里马，就跟国君说，只要给他一千两金子，准能把千里马买回来。那个国君挺高兴，就派侍臣带了一千两金子去买。没料到侍臣到了那里，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想，空着双手回去不好交代，就把带去的金子拿出一半，把马骨买了回来。

侍臣把马骨献给国君，国君大发雷霆，说：“我要你买的是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你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

国君将信将疑，也不再责备侍臣。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都认为那位国君真爱惜千里马。不出一年，果然从四面八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

郭隗说完这个故事，说：“大王一定要征求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燕昭王听了大受启发，回去以后，马上派人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隗住，还拜郭隗做老师。各国有才干的人听到燕昭王这样真心实意招请人才，纷纷赶到燕国来求见。其中最出名的是赵国人乐毅。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果然一天天强大起来。

这时候，燕昭王看到齐湣王骄横自大，不得人心，就对乐毅说：“现在齐王无道，正是我们雪耻的时候，我打算发动全国人马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

乐毅说：“齐国地广人多，靠我们一个国家去打，恐怕不行。大王要攻打齐国，一定要跟别的国家联合起来。”

燕昭王就派乐毅到赵国跟赵惠文王接上了头，另派人跟韩、魏两国取得联络，还叫赵国去联络秦国。这些国家看不惯齐国的霸道，都愿意跟燕国一起发兵。

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统率五国兵马，浩浩荡荡杀奔齐国。

齐湣王听说五国联军打过来，也着了慌，把全国兵马集中起来抵抗联军，在济水的西面打了一仗。由于乐毅善于指挥，五国人马士气旺盛，把齐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齐湣王逃回临淄去了。

赵、韩、秦、魏的将士打了胜仗，各自占领了齐国的几座城，不想再打下去了。只有乐毅不肯罢休，他亲自率领燕国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下了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不得不出走，最后在莒城被人杀死。

燕昭王认为乐毅立了大功，亲自到济水边劳军，论功行赏，封乐毅为昌国君。

莫扎特幼时聪慧，十一岁时就成为音乐家，轰动了整个欧洲，被誉为"十八世纪的奇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里，象他这样有名望的人却常常不得温饱。然而令他欣慰的是，他有一个贤慧美貌的妻子。美满的家庭，使他忘记贫困和烦恼。

莫扎特的妻子康士坦丝，是维也纳音乐家韦伯的二女儿，她自第一次见到莫扎特起就深深地陷在了情网里，莫扎特深知自己家境贫寒，怕婚后养刁；起妻儿，给家庭带来不幸，便想从爱神身旁溜走。然而爱情的巨大力量却使他们结合了。婚后，他们感情很好，一生患难与共。在一个寒风凛冽的除夕夜，莫扎特穷得揭不开锅，朋友们知道后，就带些点心来看他。他们在老远的地方，就看见莫扎特夫妇把大门、窗口打开，在家里欢歌狂舞。朋友们都感到奇怪，以为莫扎特夫妇交了什么好运。进门一问，才知道由于天寒地冷，买不上煤，他们俩忙于写作，又冷又饿，无奈才用跳舞使身体发热，共同抵御严寒。

这样的家庭舞会，朋友们不无伤感地称为"苦中作乐"。

以“药王”美称载入史册的孙思邈，是唐朝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少年时代，本来酷爱文学，立志写出流芳百世的文章。可后来突然发生的一场天灾人祸，使他改变了志向。

这一年，华原一带大旱，井水干涸，庄稼枯死，接着又瘟疫流行，许多村庄成了“无人乡”。孙思邈也染上了疫症，幸亏一位云游郎中路过此处，用几剂良药救了他的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孙思邈的深思。他想，在猖獗的瘟疫面前，自己的满腹诗书一点用也没有；两榜进士出身的华原县令也逃之夭夭，把十几万黎民百姓丢给了张着血盆大口的瘟神。相比之下，那云游郎中就显得高尚多了。于是，他决心抛却功名，做一个为天下黎民百姓赐药治病的好医生。

可时过不久，朝廷突然传下圣旨，急宣孙思邈进京，授官国子监博士。乡亲中有的暗暗替孙思邈高兴，说他进京当了大官，就能享一辈子富贵荣华了。谁知孙思邈却根本不把高官厚禄看在眼里。他向钦差施了一礼，辞谢道：“请钦差大人回复圣上，思邈不才，且弃文习医多时，不能应诏赴京……”

钦差笑着劝说道：“圣上知你能诗善赋，特命下官前来诏请。请不要过谦，马上随下官进京吧！”孙思邈还是再三推辞。钦差“刷”地变了脸，怒喝道：“不必多说。限你三日内进京面君，违了期限，以欺君论罪。”说罢，催马而去。

当天晚上，孙思邈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三天之后我若还不赴京，朝廷必定不肯罢休。看来，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远走高飞、浪迹天涯了。

就这样，孙思邈毅然告辞慈母，离开了故乡。

王羲之大约5岁的时候，就拜卫夫人为老师学习书法。他的书法进步很快，7岁的时候，便以写字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了，很得前辈的喜爱和夸奖。

王羲之在11岁的时候，就读了大人才能读懂的《笔说》。他按照《笔说》中所讲的方法，天天起早摸黑地写呀，练呀，简直都入了迷。过了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写的字，与以前写的比较，果然有些变化。一天他的老师卫夫人看了后吃了一惊，对人说：“这孩子一定是看到书法秘诀了，我发现他近来的字，已达到成年人的水平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孩子将来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一定会淹没我的名声的。”

王羲之并没有因老师称赞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他临帖更用心、更刻苦了，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有一次吃午饭，书童送来了他最爱吃的蒜泥和馍馍，几次催他快吃，他仍然连头也不抬，像没听见一样，专心致志地看帖、写字。饭都凉了，书童没有办法，只好去请王羲之的母亲来劝他吃饭。母亲来到书房，只见羲之手里正拿着一块沾了墨汁的馍馍往嘴里送呢，弄得满嘴乌黑。原来羲之在吃馍馍的时候，眼睛仍然看着字，脑子里也在想这个字怎么写才好，结果错把墨汁当蒜泥吃了。母亲看到这情景，憋不住放声笑了起来。王羲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听到母亲的笑声他还说：“今天的蒜泥可真香啊!”

王羲之坚持数十年如一日，勤学苦练，临帖不辍，练就了很扎实的功夫，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有一个人，是他伟大的人格，在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痛苦的重压之下仍然保持着的不屈不挠的高昂的斗争精神，巨大的创造力和道德标准，任何时候都决不向命运屈服。他，一个心灵伟大的人——贝多芬。

贝多芬作为一个音乐大师，他需要敏锐的听觉，但是1796年他还不到30岁，耳朵就开始变聋，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内脏也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贝多芬还不得不忍受感情的煎熬，他不断幻想着幸福，但立刻又幻灭，不得不去承受心灵的痛苦。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疾、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的：“用痛苦换来的欢乐！”

世界上的名人大部分都是经过风吹雨打的，所以说彩虹，经过与雷电的激战之后才出现。每一个名人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每一个感人的事情，不仅能让你吸收情感和知识，还能用来反省自己是否坚强过？

也许我们曾经在挫折面前彷徨过，绝望过；也许我们曾经意外的得到挫折带给我们的馈赠，体验过战胜之后的快乐……这些都是我们成长历程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选择坚强是最有用的资源。

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一岁半时因病丧失了视觉和听力，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不可忍受的痛苦。然而海伦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老师的教育、帮助下，她凭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残，学会了讲话，用手指“听话”并掌握了5种文字。24岁时，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后她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为世界盲人、聋人谋利益的事业中，曾受到许多国家政府、人民的赞誉和嘉奖。1959年，联合国曾发起“海伦·凯勒”运动。她写的自传作品《我生活的故事》，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

分析：敢于正视人生的疾苦和磨难，是海伦成功的根本。正是如此，她才成了全世界残疾人的精神代表，成了残疾人的骄傲。

话题：“残而不废”“坚强成就人生”“生命的价值”

约翰·康缇斯是一个没有双腿的残疾人；平常人能做到的事情，他也能做到，例如散步、游泳、潜水、一些体育运动（打乒乓球、举重等）、开着汽车到处跑，他以真实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功，告诉他人：“我行你也行，别对自己说‘不可能’；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不幸，永远有人比你更加不幸，无论你觉得多么的了不起，也永远有人比你强；如果你想要突破极限，如果你想彻底自信；当你早上面对镜子的时候，对自己说：‘我是最棒的’；你要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找到乐趣；你必须勇于面对真实的自己；归根结底，你最需要讨好的人就是自己。”

约翰·康缇斯所经历的逆境与成功，令我们惊叹、震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感召。让我们以超强的自信心，迸发生命的激情与动力，超越自我，迎接挑战，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进，那么成功就会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

年轻时的左拉很穷。为了抵挡饥饿，他拿捕雀器在屋顶上捉麻雀，用挂窗帘的铁丝将麻雀串起来在火上烤着吃；为了坚持写作，他把仅有的几件衣服也送进了当铺，只能用被子来御寒。偶尔得到一个蜡烛头，他竟会如过节似的高兴，因为今夜可以读书写作了。正是贫穷磨砺了他的意志，他终于写成了轰动一时的《卢贡·马加尔家族》。

分析：有人面对贫穷时会一蹶不振，有人却能以贫穷为动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左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话题：“贫穷是一笔财富”“坚持不懈”“苦难出人才”

1964年一个晴朗夏日。北戴河的海面上，波粼起伏，阳光挥洒，宛若一片金星闪烁的丝绒。极远处，海天一色，湛蓝无垠，整个大海显得格外温馨宁静。这时，一个泳者游出海面，走出金色沙滩。只见他突然加重了步子，身后的脚印仿佛一下深了许多。

这个泳者不是别人，他正是一代匡世伟人毛**。

“我要去黄河，你们作些准备。”毛**一回到“浴场一号”住所，便激奋地说道。

“去黄河？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毛**简单明了的吩咐中往往蕴涵着深邃含义，对此身边工作人员已很习惯，但面对这个似乎是刚从大海里“捞”出来的斩钉截铁的决定，他们仍感到十分突然。

“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呐！”稍顷，毛**扳着指头接着又说，“这次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化学、地质、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大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你们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大家都骑马，沿黄河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

说完，毛**便不再言语了，仿佛这条母亲河正在他胸中奔腾流淌。

熟读经书的毛**，他深知黄河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毛**未了的黄河情结早在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治国良臣管子就曾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五害之中水为大。”千百年来，黄河多少次漫流失控，尸漂四野？频繁的洪水灾害，直接危及中国大片精华疆土，直至成为历代王朝霸业兴衰、政权更替的导火索。正因如此，汉武帝率众堵口黄河岸，宋太祖御诏疏通黄漕运，忽必烈钦令察河源，康熙帝亲览修黄淮……

可是，中国革命胜利了，黄河洪水还没有被驯服。面对危如累卵的国之忧患，作为这个东方大国的最高领袖，他怎能不兴起制伏洪灾、安流息波的强烈愿望呢！

正是这种多重情感的驱使，当天下大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第一次出京巡视便选定了黄河。从古城开封到悬河岸边，从邙山之顶到引黄渠畔，他一路察看防洪形势，询问治黄方略，展望大河前景，活跃的思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条大河。

在兰考县东坝头，这个一百年前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的地方，面对危如累卵的悬河形势，毛**听说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曾发生一场特大洪水，水势汹涌，尸漂遍野，灾情严重，留下了“道光二十三，黄河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捎带万锦滩”的民谣。毛**关切地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面对领袖的千古一问，在场的陪同人员提出“修建水库防御特大洪水”的初步对策，对此他明确表态说“大水库修起来解决了水患，还能为灌溉、发电，通航提供条件，是可以研究的”，体现了一代伟人对加快黄河除害兴利步伐的迫切愿望。

正是在那次谈话中，陪同者还提出“从长远看，将来还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的远期设想，对此，毛**风趣地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的那个地方吧？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视察结束时，毛**意味深长地留下了这句深情嘱托。

毛**的一生极具挑战性。“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每一场奋斗，无不是举重若轻、胜似闲庭信步的必胜情怀。但对于黄河，他却从不轻言“征服”，不用“修好”、“根治”之类的字眼，也很少像对长江那样发出响亮的赞美之声，他更多的是仔细品味发生在黄河身边的那些历史故事，惦记着千百年来大河两岸深沉的忧患……

伟大领袖的黄河之行，曾使多少人心潮激荡，夜不能寐！

可毛**本人似乎对于这次黄河之行并不太满意，  “那次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没有看出多少东西。千疮百孔的黄河仍未治好，还没能走上造福人民之路啊。”毛**几次对有关人员如是说。

特别是对于那座三门峡工程，毛**更是牵念有加。早在当初批准这个项目开工时，他就明确表示“要修水库，不要泥库”。可是工程建成后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念及此，这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毛**想千里骑马走黄河，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借助这次黄河之行，努力打破与外界的阻隔，重新沟通自己与中国社会实际层面的联系。战争年代里他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赣闽苏区，只要有几天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个调查会。当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谁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盐和“洋火”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各种人都和他打招呼、聊天，大到边区政策建议、甚至农民说他的一句闲话，都能声声入耳。那时候，外有强敌围剿，内有路线斗争，并不时夹杂着共产国际“太上皇”指手划脚的声音。但不管多么艰难曲折，如何荆棘丛生，在“真正的铜墙铁壁”的拥戴下，毛**都出神入化地挺了过来，玩数万敌军于股掌，而且每走一步都感到很踏实。

如今，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怎么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全国各地还是一片莺歌燕舞，各行各业“卫星”频升，捷报频传，为何突然间就变得天灾人祸，怨声四起，饥荒死人的报告纷至沓来

为此，毛**很感困惑，决心到基层直接进行调查研究。

1960年6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十年总结》中写道：“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他在不同场合提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次，毛**还向他的卫士披露了自己埋藏已久的心迹，他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

可是，人一旦到了至高无上的境地，就连最起码的要求也成了一种奢望。他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这座“围城”。

毛**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也许这正是他要走出丰泽园，走出菊香书屋，凭借黄河再度“突围”的真正含义。

1964年8月初，平阔恬静的北戴河浴场突然传来一阵军马嘶鸣之声，一支由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精心组建的骑兵大队，在北京西郊香山经过特殊训练后，奉调紧急赶至北戴河海滨。

年逾古稀的毛**，在卫士簇拥下登上一匹专门挑选的白色高头大马。他昂首挺胸，挽缰策马，行进在金色的沙滩上，一如当年“屈指行程二万”之风采再现。

“练吧，不会骑马就去不了黄河。如果人生连黄河都没有见过，那是会后悔的。”毛**语重心长地鼓励身边工作人员。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千里走黄河”的壮行却注定要搁浅了。因为毛**感到中国已经出了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的71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订了几桌菜，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以及少数劳动模范、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宴前，毛**即席讲话“今天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什么四清四不清，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你们什么事情都不给我讲，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一顿寿宴大家吃得索然无味。

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当然要比千里走黄河重要。于是，黄河骑兵大队很快就宣布解散。一场最高规格的“黄河壮行计划”无果而终。

不过，即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毛**也没有忘记黄河的事情。1972年他大病初愈，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曾风趣地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里去了一趟。他俩对我说，你那个国家的钢铁、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不用来这么早了。你先回去吧。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黄河啊，这是毛**魂牵梦绕的一条大河！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大一统的中国刚刚缔造的时候，蒙恬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开国功臣应得的荣华，而是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北定匈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秦国刚刚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面对匈奴的挑衅，秦始皇选择了蒙恬领兵出征。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青年时代的蒙恬长年在北方边境守卫，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这是那些长年征战中原的老将们所不能比的。其二，蒙恬是秦军里最富有进攻精神和野战能力的将领，秦朝其他将领打的多是中原地区的攻坚战，对于塞北草原上与匈奴的野战并无多少经验。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边关。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散草原。公元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受重创。最后匈奴人被彻底打败，向无限的北边逃窜。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逃窜）七百多余里。

蒙恬并没有辜负众望，一战定河套，打得匈奴魂飞魄散。贾谊也曾形容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正是对河套战役功业的称赞。后来中原再次大乱时，匈奴却不敢深入汉境，这不能不说与此战有很大关系。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齐，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统一六国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籍着天险，设制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

一、凿壁偷光

汉朝元帝时的匡衡，从小喜好读书。可是家里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上学读书呢？匡衡只好白天干活，晚上自己学习。家里没有钱买灯油，怎么办呢？匡衡没有向困难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凿了个小洞，借邻居家照射过来的微弱灯光看书学习。匡衡勤奋刻苦，学到了许多知识，后来做了宰相。

比喻：在艰苦的条件下设法坚持学习的精神。

二、悬梁刺股

汉朝的孙敬刻苦好学，每天一早就起来就读书，直至深夜。由于疲劳瞌睡，常会不知不觉打起盹来。孙敬就把绳子的一头悬在屋梁上，一头系着头发。这样，一打盹，头皮就会被扯痛。后来，孙敬终于成为儒学大师。

战国时的苏秦由于游说秦国失败，家里人不理孙敬，就发愤自学。每当瞌睡时，就拿锥子刺自己的股（大腿），直至鲜血淋漓。后来孙敬成为有名的学问家。

后人将两人的事迹合在一起，用"悬梁刺股"形容刻苦自学。

三、李白的故事

李白小时候很贪玩，经常逃学。 一次，李白从学堂跑出来，到河边玩，看到一位老婆婆正拿着一根铁棒在石头上磨来磨去，李白很惊讶，就问老婆婆磨铁棒做什么。老婆婆说："我在磨针。"李白又问"这么粗的铁棒何时能磨成针呢？"老婆婆说："只要有恒心，铁棒一定能磨成针。"李白听完很惭愧，从此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伟大的诗人。

四、映雪夜读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官至御史大夫。

孙康幼时酷爱学习，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孙康想夜以继日攻读，可家中贫穷，没钱购买灯油。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孙康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睡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孙康一觉醒来，突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屋顶白了，地上白了，树上也白了。整个大地披上一层银装，闪闪发光，使孙康眼花缭乱。孙康站在院子里欣赏银装素裹的雪后美景，突然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孙康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一盏昏黄的小油灯要亮堂得多呢！

从此孙康不再为没有灯油而发愁。整个冬天，孙康夜以继日地读书，不怕寒冷，也不感到疲倦，常常一直读到鸡叫。即使是北风呼号，滴水成冰，孙康也从来没中断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于成为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

五、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闻一多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闻一多。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闻一多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六、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华罗庚拿到一本书，不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与自己猜想的一致，华罗庚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七、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侯宝林勤奋好学，使侯宝林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有一次，侯宝林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部书，侯宝林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侯宝林顶着狂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八、张广厚吃书

数学家张广厚有一次看到了一篇关于亏值的论文，张广厚觉得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用处，就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篇论文共20多页，张广厚反反复复地念了半年多。由于张广厚经常的反复翻摸，洁白的书页上，留下一条明显的黑印。张广厚的妻子对他开玩笑说，这哪叫念书啊，简直是吃书。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孟子拜见齐宣王，问：“您曾经告诉庄暴说您爱好音乐，有这么回事吗?”

齐宣王有些不好意思，只得据实说：“我并不是爱好古乐，只是爱好一般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只要您非常爱好音乐，那齐国便会富强了。无论您爱好的是现在的音乐还是古代的音乐，它们都是一样的。”

齐宣王说：“先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吗?”

孟子说：“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的快乐，和与大家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当然是与大家一起欣赏音乐更为快乐。”

孟子说：“与少数人欣赏音乐快乐，和与多数人欣赏音乐快乐，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当然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接着说：“那么就让我和您谈谈赏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在这儿奏乐，老百姓听到鸣钟击鼓、吹箫奏笛的声音，却都愁眉苦脸，‘我们的国王这样爱好音乐，为什么我们却苦到这般地步呢?’原因就在于大王只图个人享乐，而不与百姓同乐。但是，假如大王在这儿奏乐，老百姓全都眉开眼笑，‘我们的大王大概很快乐，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国王与百姓能一同娱乐罢了。所以，如果大王能与百姓同乐，就可使天下归附了。”

读故事，悟道理

孟子在这段论辩中用了因势利导的辩术。当他听说国王喜爱音乐时，就由此下手，用一个个问句，一步步疏导，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大王能与百姓一同娱乐，就可使天下归附，从而达到说服齐宣王与民同乐的目的。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就应就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这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务必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好处的高尚。

故事： 秦朝末年，秦派兵攻打复国后的赵国。赵军不敌，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被秦军包围。被项梁、项羽叔侄等各路义军拥立的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让他们带领j队前去援救赵国。但是，宋义把兵带到安阳就不再前进了，在此停留了四十六天。   项羽非常焦急，再三要求他渡江北上，与赵军里应外合，一举打败秦军。而宋义则希望赵、秦两军打得精疲力尽之时再发兵，以坐收渔翁之利。于是他严令军中不准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宋义又宴请宾客，大吃大喝，而士兵、百姓却忍饥挨饿。项羽实在忍不下去，便杀死了宋义，将士们马上拥戴项羽为上将军。之后，项羽立即派出两名将军，率两万人马渡河解救巨鹿。取得小胜后，项羽下令全军渡河救援赵军。在全军渡河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行动：把所有船只凿沉，把煮饭的锅都打破，把营房都烧掉，只携带三天的干粮，以此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不给士兵留一点儿退路。项羽领军到达巨鹿外围，立即包围了秦军，经过九天激战，最终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 。

1958年初春的今晚，刚完成一桩生意的李嘉诚怀着难得的好心情，独自驱车前往郊外。这几天，李嘉诚心里颇不平静，他在寻求新的发展。经营塑胶花为他带来一笔可观的财富，但李嘉诚预测到塑胶花市场有限，只有几年黄金时间。该从何处着手呢?李嘉诚苦苦思索着。忽然，他眼前一亮：有了，进军房地产!他想起了连日来工厂的业主只肯签短期租约，每次续约，又得大幅度加租的情形。如果自己兴建一座大厦，不仅可以解决工厂自身的问题，而且可以做业主，将大厦空余的厂房租出。对，就向土地赚钱。直到今天，李嘉诚一直保留这种习惯，只要一有灵感，他就牢牢抓住，决不让它成为遗憾。

50年代末期的香港，经济处于突飞猛进的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影响，弹丸之地的香港成了名符其实的东方之珠。特殊的社会环境使香港如同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样，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香港，一下子变成了寸土尺金的地方。

1958年，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开始插足地产界，兼营房地产。1960年，李嘉诚在柴湾购地兴建了两座工业大厦。这两座大厦的面积共12万平方米。而在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香港的港岛和新九龙中心地段地价猛升。洞察先机的李嘉诚，统率长江先人一步跨入地产界，并成为其中最积极的一支劲旅。

他将自己的经济发展方针订为：稳健中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尽管是小心翼翼，不劲易冒险，但他还是技高一筹地将经营塑胶花工厂所赚取的利润，以及第一幢工业大厦源源不断的巨额收入，全部投资到房地产经营上。

几年以后，由于香港局势的动荡不安，香港的房地产一次一次不由人意地显示了它大起大落的特色。

在这个人心浮动、百业萧条的大动荡中，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他独具慧眼、远见卓识的才能：他一方面加紧稳固大后方长江工业有限公司，继续使之在塑胶工业中独占鳌头;一方面不紧不慢、胸有成竹地用现金、用最低价格收购那些急于将牧业胶手，弃船而去的有识之士的地皮和楼宇。

李嘉诚充分掌握地产发展的大趋势，被人们赞誉为商业奇才，他总是能够因势利导地变逆境为顺境，既大展拳脚，又稳中求进，为他以后的蓬勃发展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1年6月，李嘉诚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走上集中经营房地产业务的轨道。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把握香港股市处于牛市巅峰的机会，将长江地产改名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并于同年10月向远东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以及香港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酱是8400万港元，每股2元，升值1元，即以每股三元的价格开始公开上市发行。在香港股市处于巅峰期时正式挂牌的长江实业，一出台就受到股民的宠爱。

沉稳持重的李嘉诚在塑胶花、房地产经营方面显示了他的独创性之后，又在经营股票方面再一次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事物发展规律超乎寻呼寻常的领悟力。由于对房地产业行情看好，这样就在人们用低价卖出物业并用所得的钱去买股票时，李嘉诚统率他的长江实业一边发行股票，一边用发行股票所吸收的资金成批地收购那些低价出卖的物业。

1974年5月，李嘉诚领导长江实业与实力雄厚、作风稳健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合作，成立由李嘉诚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加拿大怡东财务有限公司。这个联营公司的建立，不仅为发展中的长江实业引进大量现金，而且为长江实业在接下来的拓展海外、横向发展的过程中，开辟了一条潜力深远的高速公路。

1974年6月，长江实业更大开香港股在加拿大的先河：

在李嘉诚的创业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这一年是李嘉诚和他的李氏财团经过20余年的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奋斗，真正脱颖而出的一年。他大开华资吞并外资之先河：著名的美资永高公司帐购战，以及力挫群雄，击败香港置地房地产公司，购得中区新地王的两次战役，成为使香港英资、外资惊诧不已、而使中资兴奋不已的热门话题。

位于香港中区地下的中环和金钟站段，是香港中区最繁华的地段，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地皮之一，每平方米的地价高达1万港元如果能在这块享有地王之称的地皮竞争上夺标并成功地发展物业，不仅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夺标公司还可由此增强信誉且名声大振。

早在1976年，李嘉诚就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旧址地皮，曾与香港政府磋商多次，希望部分用香港地铁公司的股票部分以现金支付，但是港府坚持用现金购买。于是既精通经营之道、又精通金融之道的李嘉诚，再次利用出售偻宇和发行新股的方式，集资数亿港元现金，以打有备之战。

不仅如此，李嘉诚还获悉香港地铁公司与政府达成有关九龙湾车厂及邮政总局旧址的批地协议：地铁公司必须耗资近六亿港元现金购地而急现金尽快回流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将两块地盘设计成一流的商业中心和写字楼相结合的综合型商业大厦的建议，而且一反地产界只租不售的常规。为了稳操胜券，李嘉诚还相继抛出了两个诱饵。其一是为了满足香港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要求，长江实业主动提出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二是将商业大厦出售后的利益由地铁公司和长江实业公司分享，并且再超平时分红各五成的常规，由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1979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中环邮政总局旧址公开接受招标竞投。素有地产皇帝之称的置地公司，一度盛传是夺标呼声最高的公司。消息传到长江实业，李嘉诚听后淡淡一笑，说：传说总最是传说，到底名花谁主现在尚无法定论。在这次地王公开招标竞投活动中，香港地下铁路公司先后收到30个财团以及地产公司的投标申请。

1977年4月5日各家报纸以大标题报道：长江击败置地，夺得旧邮政总局地段。

这块平均地价每平方米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卒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实业所提交的建议内列举的条件异常优厚，终能脱颖而出，独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李嘉诚终于力挫多家竞争对手，一举击败一度呼声甚高的香港地产界巨子——香港置地有限公司，被人们誉为长江实业扩张发展中的重要昊碑，乃华资地产的光辉，值得开香槟庆贺，并一致认为此举意义重大，算得上三级超升。

1978年5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环球大厦开盘，总价值约5.92亿港元的物业，于广告刊登后8小时内全部售完。

1978年8月，李嘉诚投标所建的海富中心开始拍卖，交易总价为9.8亿港元，创造开盘售楼一天交投最大的记录。

耗资近2.5亿港元，以豪华、庄重、典雅的面貌呈现于香港人面前的华人行新大厦，雄踞于港岛中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地带;并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联手合作，对半出资成立华豪有限公司，以全新的香港速度，重机关报创建华人行商业大厦，可以说是李嘉诚又一杰作。

1978年李嘉诚与包玉刚达成协议，他放弃对寻龙仓控制权的争夺，从而改善了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以此为契机，他于1980年蛇吞大象式地收购了汇丰手下的和记黄埔，轰动整个香港并令股市狂升。香港新闻界轰动到极点，各报刊杂志纷纷用醒目的标题，形容李嘉诚这次蛇吞大象式的成功收购，有如在香港上空投放了一颗原子弹，其石破天惊的能量，不仅轰动整个香港而且令股市狂升。

1986年，李嘉诚所统率的和记黄埔捷报频传。在李嘉诚的揉和中，在西方之精华的高科技管理之下，和记黄埔成为除银行业之外的香港最大的多元化投资控股及贸易公司，是香港规模最庞大、获利最丰厚的桂冠集团之一。正如李嘉诚在1986年度和记黄埔的业务报告中所言及的：

本集团坚持不渝之目标是不断茁壮成为一家基础广大，而主要业务以及控股权利中心仍牢固植根于香港的国际性集团。

这一年，和记黄埔属下的和记电话，通过28处无线电发射，接受台通达全港各地，成为香港分区讯号系统式手提及流动电话的最大经销商。同时，早在1986年就着手收购的和记传呼有限公司，动用港币2亿港元收购香港20家传呼公司，成为占有率达4O%的全港最大的传呼公司。

1986年11月，李嘉诚部署和黄与长江实业重新组织一家公司，在欧洲发行总值港币7.8亿元的可兑换的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债券。通过这次变相批售国泰航空公司股份，和记黄埔与长江实业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获利高达2.5亿港元。

1987年9月14日，大有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之气势的李嘉诚在记者招待会上兴奋地宣布：其控制下的四家上市公司已经集资1O3亿元，并且动用其中的29亿收购英国大东电报局4.9%之股份，其余用于扩建第六、第七号码头，以及兴建四号码头货物分发中心。

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李嘉诚一改从前在香港所进行的长期策略性的收购活动，重新着眼自身结构与业务的整顿和进一步加重业务国际化的比重之有关政策。

首先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活动：1987年将港灯集团的非电力业务分拆成为嘉宏国际集团有限公司;1988年长江实业进一步将青州英坭私有化;1989年和记黄埔将属下的安达区大亚集团售予长江实业。

李嘉诚这一系列调整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等措施，不仅仅便于理顺集团内部的业务分工和利润分配，而且也为今后新的投资创造条件。接下来，李嘉诚还通过加强对和记黄埔的货柜码头和电讯业务等方面的投资，促使业务进一步多元化。

1986年，李嘉诚财团趁石油价格处于低潮时期，收购赫斯基石油公司52%的控股权。其中李嘉诚家族占9%;和记黄埔和嘉宏国际各占互成权益的Union Faith占43%，共耗资32亿港元。

1986年，李嘉诚进军北美能源业的同时，并没有放过欧洲能源市场。同年12月初，李嘉诚私人斥资港币1000万元，收购英国伦敦上市的克拉夫石油公司4，9%的股权。

1988年4月，李嘉诚联合新世界发展主席郑裕彤、恒基兆业主席李兆基以及李嘉诚持有股份1O%的加拿大国际商业银行，在加拿大成立协和太平洋公司，获得加拿大温哥华世界博览会旧址的发展权。

1988年6月，李嘉诚将扩张的目标回首注目于腾飞之中的亚洲地区。

李嘉诚联合香港商界巨亨李兆基、邵逸夫、周文轩、曹文锦等，投标获得政局稳定、深具潜质的亚洲四小龙之——新加坡的展览中心发展权。

1989年，李嘉诚统率和记黄埔成功收购英国 Quadrant集团的蜂窝式流动电话业务，成为和记黄埔通讯业务进军欧美市场的起点。

1990年6月，和记黄埔又以1.6亿港元收购美国通讯器材制造业AT&E集团的可换优先股。

李嘉诚流洒自如地挥舞着集资收购战的魔棒，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购行动。

统率李氏王国内外并举、纵横驰骋的李嘉诚，为他呕心沥血的大半生所奠定的宏伟基业，在激动人心的全球大商战中进行着令人为之振奋的全面出击。

张飞少年时就好吃肉，酗酒，更好打架斗殴。到了青年时，爹爹希望他有点儿营生能维持生活，也省得总酗酒惹事，便问他：“你喜欢做什么？”张飞一听便说：“我喜欢卖肉。”

于是，爹爹便拿出小本金，让他开了个肉铺。

张飞卖肉与别人不同，宰杀过牲口之后，先要用锅煮上，煮好之后便大酒大肉地吃喝起来。在他喝酒的时候，是绝不卖肉的，就是来了顾客也不搭理，直到喝得醺醺大醉才卖肉。还不让顾客说了算，得他给你砍哪块你就得要哪块，他给你砍多少，你买多少。有一次，涿州的一个姓史的豪绅要招待客人，派人来买五斤肉。来人说要瘦肉，张飞把眼睛一瞪说：“娘的，什么叫瘦肉？要吃瘦肉，去吃你娘的肉吧！”

来人见他瞪起环眼，怪害怕的，肉不买了刚转身要走。张飞急了，从肉案子上跳将过来，将来人一把抓住：“你想溜？不买肉就蹲笆篱子吧。”原来，在他的肉铺前，有一口五百多斤重的大铜钟。他一手将钟提起来，一手把买肉的人扣进大钟里了。主人待客等着肉吃，派人来看，来一个让张飞给扣钟里一个。史豪绅在家等急了，怎么派去的人只去不回来？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了。来到张飞肉店问：“我派来买肉的人呢？”“来买肉的人都偷懒，钻到钟里歇着去了。”史豪绅不信，张飞说：“你不信，我把钟提起来，你看看就知道了。”

张飞到门前故意把钟提起一个缝儿，让史豪绅趴下身子往里看。史豪绅刚一趴到钟边，张飞就一脚把他也踢进钟里扣上了。然后通知史豪绅家：“不买俺吃剩下的肥肉，就不放人。”史家扭不过他，只好送来银子把肉买了，史豪绅和仆人们才被张飞放出来。

从此涿州的人谁也不敢到张飞肉铺买肉了。张飞眼看着肉卖不出去，急得又叫又跳，一瞪眼又想出了办法：凡是从他门前路过的人，他都让人来提门前的大铜钟，要是提不起来，就得买他的肉。要是能提起来的，他白送三十斤肉。可谁能提起来他的五百多斤重的铜钟？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张飞太霸道了，谁也不从他卖肉的这条街上走了。肉铺门前变得冷冷清清，张飞再也想不出办法了。

一天，涿州城来了一个红面汉子，长着卧蚕眉丹凤眼，刚一踏上张飞卖肉的这条街，便有一个好心的老者扯住他，说：“客官，看来你是外乡人，你可不能从这条街上走呀！”接着，便把前后事情说了一遍。那红面汉子一听笑道：“我正饿得慌哪，正好去白吃他的肉。”说着便向张飞的肉铺门前走去。

张飞正在门前一见红面汉子走来，心里可高兴了，跨步上前，拦住去路，说：“朋友，从这里走，必须要提一提这口铜钟！”红面汉子问：“这是为何？”张飞便把提起来和提不起来的条件，向红面汉子说了。红面汉子一听，说：“你先供我一顿酒肉吃，吃完了之后，我要提起钟来，便天天到你这来白吃你的酒肉。要是提不起钟来，从今以后，你肉铺里的肉，我全买了。”张飞不相信这外乡人，能提起这口大钟。于是，便进屋中给他拿来五斤肉，搬来一桶酒。那红面汉子吃了五斤肉，喝了半桶酒，还没吃饱，又让张飞给拿五斤吃了，还没吃够，再让张飞给拿五斤肉。红面汉子吃过十五斤肉，喝了一桶酒之后，就到张飞门外举铜钟。红面汉子拍了拍手又拍了拍钟，先问张飞：“你叫我提它，你能提得起来吗？”张飞说：“当然我能提得起来。”说着便走近铜钟，双手一提，便把铜钟提起一尺多高，然后很得意地看了看红面汉子。红面汉子摇了摇头说：“太低，太低，我只要一只手，就会比你的提得高。你拿两条木杠，一条粗绳和一把锹来。”

张飞不相信他有这样力气，便把东西找来了。红面汉子把一条木杠埋在地下做撑木，把另一条木杠一端拴在钟环上，然后把钟环上的木杠担在撑木上。他一只手轻轻一压，那大铜钟就被提起有三尺多高。张飞哪里懂得这是杠杆作用啊，以为红面汉子真有这样神力，纳头便拜，忙把红面汉子请进屋里喝酒吃肉。

这个红面汉子是谁？他就是在蒲州为打不平杀死县令逃出来的关羽关云长。从此以后，关羽与张飞成了至交朋友，以后又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三人结拜为生死弟兄，这就是人人皆知的桃园三结义。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两个特务从女牢房带走了一个同志。铁门边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中等身材的女同志迈着稳稳的脚步向高墙边的黑漆铁门走去。她不是江姐吗？这么晚带她出去，敌人打什么鬼主意呢？

江姐叫江竹筠，童工出身，1939年入党，一直在白区工作。1947年夏天，重庆地下党要派一批同志到川东去支援农村里党的活动，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江姐向党要求参加这个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刚生孩子，没批准；只批准了她的丈夫，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带领一批同志到川东去。分别的时候，他们互相勉励要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了避免暴露，他们决定暂时断绝通讯联系。

几个月后，随着川东农村工作的发展，重庆地下党又派了一批同志去支援。江姐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出发了。到了万县，党组织告诉她，情况很紧急，命令她到奉节去跟那儿的彭咏梧同志联系。

江姐化了装，怀着兴奋的心情到了奉节县城。那是个阴雨天，她打着雨伞，沿着泥泞的江边走着。城门口围着一大群人，她也走上前去。原来是城头上挂着一排木笼，木笼里盛着一颗颗人头。她知道又有好些革命者牺牲了，心里觉得很难过，不忍看。再一想，不对，应该知道是谁牺牲了，好向党汇报。可是人头已经腐烂，没法辨认，只好到旁边去看布告。布告上一连串的名字，个个给打上红笔的勾。她只瞥了一眼，就看到使她触目惊心的几个字：“匪首彭咏梧……”

这个打击多么残酷啊！江姐感到眼前发黑，城头和木笼好像在空中旋转。她要痛哭一场，但是城门口站着一排敌人，她只好让眼泪往肚子里咽。她知道不能迟疑，应该马上离开。她抬起头，强压住她内心的悲愤，朝那木笼望了最后一眼，就默默地踏着泥泞的路走开了。

江姐很快就找到了党，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她没哭，嘴唇微微抖动，平静地吐出仿佛经过千百次考虑的话：“这算不得什么！请转告上级，我请求留在老彭工作的地方。”党同意了她的请求。敌人风闻彭咏梧的妻子在这一带活动，就四处搜捕。几个月后，一个叛徒出卖了她，她在万县被捕了，立刻被解送到重庆渣滓洞集中营。

敌人从叛徒口里知道，江竹筠是地下党的地委委员。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为了从她口里得到需要的东西，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她的严刑审讯。这天夜间带她出去，看来也不会例外。同志们紧偎在牢门口，静静地守望着。

刑讯室离牢房不远，夜间，万籁俱寂，那边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疯狂地吼叫着。

江姐回答说：“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但是，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们。”

同志们知道，敌人又要下毒手了。大家屏息听着。先听见特务们用刑的声音，江姐倔强的呵斥声。接着，一个特务高声叫道：“拿竹签子来！”竹签子一根根地钉在江姐的指头里，也一根一根钉在同志们的心里。江姐大约是昏过去了。一会儿，听见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说不说？说不说？”特务绝望地嘶叫起来，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声音。

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凉水的声音。

但是没有听到江姐的一声呻吟。

这天夜里，渣滓洞牢房里的人们通夜未眠，大家怀着异样沉重的心情。

朝霞透过山峰，阳光泻满山谷。高墙边的黑漆铁门一响，人们聚在风门口张望。只见两个特务拖着昏迷不醒的江姐，往女牢房去。她熬受了一夜的折磨，流血过多，完全失去知觉了。

江姐还没醒过来。女牢房的同志把她的伤口包扎起来。这时候，大家发现，她在遭受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因为忍痛，紧咬着牙关，连嘴唇也咬破了。

集中营的同志们都关心江姐的身体，都为江姐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许多慰问信和诗从各个牢房秘密的传到女牢房来。有一间牢房的同志们集体写了一封信，信里说：

“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的严刑拷问没能使你屈服。我们深切地知道，一切毒刑，对那些懦夫和软弱的人才会有效；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每餐咽下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被半夜里的敲梆声惊醒，听着歌乐山狂风呼啸的时候，当我们被提出去审讯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想你保证：我们要像你一样地勇敢，坚强，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不投降！……”

江姐醒过来了，同志们的关怀和慰问，使她激动。她请人代笔，给同志们回了一封信。同志们记得最清楚的，信上有这么几句话：

“同志们太好了。这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

在海南的历史文化名人中，丘濬、海瑞最为人们所熟知。而被《明史》誉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唐胄，人们了解得还不多。这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尤其发人深思。

唐胄(1471-1540)，字平侯，号西洲，琼山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考中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明史》有传，称其“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前面三句话都切合实际，说得很实在。最后一句话，评价之高，则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岭南人士之冠”

《明史》的修纂，始于清初，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方告竣工。康熙年间编纂的徐乾学本《明史》、王鸿绪本《明史稿》(实为万斯同所纂)和乾隆年间作为最终定稿的张廷玉本《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一致的，均有“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这一句话。

笔者翻阅《明史》之前的一些早期文献资料，并未发现有称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这样的说法，故而基本可以认定，这是由《明史》修纂者对唐胄作出的评价。现存最早的唐胄传记资料，出自唐胄生前故交钟芳之手。钟芳《祭唐西洲文》(见《钟筠溪集》卷十六)有一句“岭海精英，公评端在”，这大概就是《明史》所本。而此后钟芳为唐胄所作《墓志铭》、王弘诲所作《神道碑》，均无类似评语。自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修纂的《广东通志》、《琼州府志》、《琼山县志》等各类地方志中，对唐胄的评价一般是“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为文尚理，不事浮华。”也没有“为岭南人士之冠”这句话。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是“胄耿介有器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这与《明史》的论断已经比较接近了，应当是受到了《明史》稿本的影响。而乾隆之后重修的地方志中，在评价唐胄时，有的就直接援引《明史》的论断了。

“海南推为冠冕”

岭南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区，包括了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全境。虽然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岭南在历史上文化相对落后，但也出了不少名人。略举几例，如唐代名相张九龄，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所以，在《明史》对唐胄的评价中，大概省略了一个时间定语，即“为岭南人士(一时)之冠”。清代光绪十九年，来海南督学的徐琪作《西洲侍郎像赞》，文中便称唐胄“耿介孝友，一时之冠。”然而，就算是在唐胄同时代的岭南人物中，也有像陈献章、湛若水这样的大思想家，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他们的知名度都在唐胄之上。所以，我们似乎还得把空间范围再缩小一些，就像雍正初修《大清一统志·琼州府》中对唐胄的评价那样，“海南推为冠冕。”

即便如此，恐怕仍然有人会提出异议。明代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海南产生了64名进士，举人数量约有600名左右，占海南历代举人总数的四分之三强，可谓人才济济。《明史》为之立传的海南人，共有5名进士和1名举人，分别是：薛远、邢宥、丘濬、廖纪、唐胄和海瑞。另外，有一个名叫荣瑄的琼州普通老百姓，也因为孝义事迹而有幸跻身国史。荣瑄属于特例，姑且不论。就其他人物而言，薛远、廖纪、王弘诲等海南人均官至尚书，丘濬更是入阁为相，地位都在唐胄之上。海瑞与丘濬并称为“海南双璧”，邢宥与丘濬、海瑞并称“奇甸三名贤”，其思想影响和文化意义都不容小觑。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对于邢宥就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论者谓公(邢宥)与丘、海二公，为奇甸三名贤，他人之贤弗及……而其德功言三者，俱得先文庄、忠介而合称为一鼎之三足，此决非偶然矣。”

邢宥、丘濬的生活年代较唐胄为早，海瑞、王弘诲则比唐胄略晚一些。如果我们将时间范围再缩窄一些，仅就与唐胄同时代的海南人而论，也有不少人可以和唐胄媲美。例如，比唐胄年龄稍长的临高举人王佐虽然没能考取进士，官做得不是很大，但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世人对其评价都相当高，唐胄本人也对王佐十分尊重，以师事之。还有钟芳，官至户部右侍郎，被《广东通志》称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虽然《明史》只提及钟芳的名字，没有单独为他立传，但其才学和功名与唐胄相比，也不遑多让。

后人眼中的“全能冠军”

那么，《明史》对唐胄的评价，是否有些夸大其辞呢?并非如此。应当注意到，《明史》在得出唐胄“为岭南人士之冠”的判断之前，有三句话作为前提，即：“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这三句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耿介孝友”是立德，“好学多著述”是立言，“立朝有执持”是立功。儒家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如果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唐胄也许不是最突出的。但如果将上述三个方面结合在一起来看，则很少有人能够超过唐胄，他是一个各方面实力都比较均衡的“全能冠军”。

例如“耿介”，这几乎可以说是海南人出外为官者的一个共性，至海瑞而造乎其极。《明史》中海瑞的传记超过三千字，其中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占了一千三百字。但《明史》称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对海瑞也不是完全肯定的。

再比如“好学多著述”，丘濬在这方面一直被视为海南人民的骄傲。万历《广东通志》引何乔新语，称“唐张九龄，宋余靖、崔与之，及濬四人，为岭南人物之首”。在何乔新眼中，明代只有丘濬才是真正的“岭南人物之首”。何乔新之语曾经被广为引用，然而《明史》却没有转述，这颇耐人寻味。《明史》中丘濬的传记近千字，赞美之余，也不无微词，称其“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

《明史》中，薛远的传记附在其祖父薛祥的传记之后，不足百字。邢宥的传记全文二百余字，主要是赞其“廉介”。而唐胄的传记有一千一百余字，扣除引用的唐胄《谏征安南疏》近七百字后，还有四百余字。文中对唐胄几乎全是正面赞美之词，没有任何非议。

唐胄考中进士之后，因遭逢父丧，同时不满于明代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加之母亲又年迈多病，回故乡隐居了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淡泊自守，侍亲至孝，和睦亲族，对乡人的孝行义举也大加揄扬。说起来，荣瑄能够进入《明史》，也得感谢唐胄。《明史》记载的荣瑄孝义事迹，采自唐胄主持修纂的正德《琼台志》。这是他“耿介孝友”的一面。

唐胄博览群书，注意向岭南先贤学习，整理出版过岭南人崔与之、余靖、白玉蟾、王佐等人的诗文别集，修纂过正德《琼台志》等多部地方志，文章力求经世致用，不务浮华。这是他“好学多著述”的一面。

嘉靖元年(1522)，唐胄应召复起，在各地为官期间，政绩卓著。在京期间，屡屡上疏纵论天下大事，显示出卓越不凡的器识。同时，唐胄还很注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式、方法，平时不为矫激之举，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也毫不退让。这是他“立朝有执持”的一面。

综合起来看，唐胄在各方面都堪称典范、楷模。前人评价唐胄时，也屡以“典型”称之。如明人黄表衷《唐西洲公石像赞》中有“典型在兹”之语，民国时期王国宪在《敬题唐西洲公三父子诗集》中也用“百代奉典型”来称赞唐胄。

《明史》为何如此高评?

在《明史》早期的编纂者中，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黄百家是黄宗羲的儿子，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受到清初三大思想家的影响，具有一种文化反思精神，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将心学视为招致明代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明代心学以陈献章、王守仁为代表。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主要在广东一带流行，其弟子湛若水热衷于讲学，与王守仁齐名，对传播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史·儒林传》的序言说：“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有明诸儒，衍伊、雒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岐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经学非汉、唐之精专，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对明代心学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明史》在品评岭南人物时，没有将在当时思想界影响巨大的陈献章、湛若水举作代表。海瑞的思想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丘濬则著有《大学衍义补》，自成一家之言。

唐胄在科举考试的省试、会试当中两次夺得“礼魁”，在经学方面有所专精。唐胄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名流如湛若水、何景明等交往密切，但他在思想上不趋时逐新，不标新立异，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实践、履行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论是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还是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来衡量，唐胄都堪称弘扬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表率。或许，这就是《明史》将唐胄视为“岭南人士之冠”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