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一生的故事（合集20篇）

学习了第五单元这一组关于生命的课文，我就想生命到底是什么？

有一年冬天，早晨还是阳光明媚，可是到了下午就寒风习习，雨连绵不断。妈妈早晨把一盆花放外面晒，中午回了二姨妈家，没法儿把花搬回去，我和妈妈在想这花一定必死无疑。但是一回去这盆花傲然挺立着。我想它能在没有阳光，只有风雨只有寒冷的情况下生长，它的生命力该多么顽强，这盆花的品质我们人类更应该具有。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玩，看见一只小蚂蚁在地上爬动，我用一根手指摁着它的后面，它的前四条腿一直在快速的爬动，想挣脱掉这个“魔掌”，我“嘿嘿”的坏笑着，但是看它这样我忍不住的放了它。连小小的蚂蚁都有这种意识，我觉得那些自暴自弃的人应该好好想想。

张海迪5岁时患病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为了学习张海迪每天坚持看“镜子书”。张海迪靠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学会了针灸、英语······她被评为“五大杰出残疾人”，2001年被授予“环球二十位最具有影响世纪的女人。”张海迪虽然是残疾人，但是她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比我们正常人的成就还高。

以前我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只想浪费就浪费，想好好使用就好好使用，从没管过。但是学习了第五单元看了他们，我下定决心好好是用生命。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贫困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家族中。他妈妈信仰非常虔诚，从小就把贝多芬送往教会学校学习。

他后来讲，那儿的一个耶穌会会员老师让他“在箴言”中成长。年轻时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教会，而他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哥特布·尼夫是个基督教新教徒。

贝多芬一生都充满苦难：家境贫寒;父亲酗酒;母亲多病;十岁被迫退学，

但他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他的父亲想要把他培养成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所以从小就逼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

8岁时，贝多芬已开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人称为第二个莫扎特。

1781年，贝多芬跟随乐队指挥学习钢琴和作曲，另外还跟弗兰兹学习小提琴，在这些老师的系统专业的教育下，贝多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2岁时，贝多芬拜师于风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曲，同时担任风琴师尼福的助手。他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些优秀范例，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

在生活方面，他十二三岁时就已经挑起了超过成年人所负的重担子，十七岁时，年仅四十岁的母亲也不幸去世，给他留下一个愁苦的家——病在摇篮中的妹妹、两个年幼的弟弟和酗酒成性的父亲。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给了他很多启发，从而奠定了他的理想——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自由，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思想。

此后五年，他又写作了第1号到第11号钢琴奏鸣曲，以及第1号到第3号钢琴协奏曲。1799年，贝多芬完成了《第1号交响曲》。他凭着神奇的想象力，接连写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弥漫着生命的欢愉与热情，表现了空前的自由意境，突破了连莫扎特都受束缚的严格形式。

1803年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第3交响曲》。那时，拿破仑正在远征，无情地征服着途中的每一个民族。起初，贝多芬非常钦佩这位征服者的威力，准备把自己的第三交响乐曲献给这位英雄。但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贝多芬在狂怒中把乐谱的扉页撕成了碎片。改称为《英雄交响曲》。

然而，正在他的音乐事业一帆风顺之际，耳聋失聪的厄运却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对音乐家而言，失聪无异于灭顶之灾，他再也听不到美妙的旋律了。如果按照正常的自然发展规律推演下去，可以断言：他的音乐艺术生命只能到此为止了。

但是，事实却是;他的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品却是在他耳朵失聪后才创作出来的。他音乐艺术的黄金创作期正是在他失聪之后。《欢乐颂》正是他失聪之后的巅峰之作。

1824年五月，耳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的这部交响曲上演了，在乐队凯旋般的声音中融汇进来雄伟而庄严的合唱：“欢乐啊!天上美丽圣洁的光辉!……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亿万生民，下跪吧!世人啊，你可感到造物主的存在?到繁星密布的穹苍去找，他就住在那重天九霄。……”

演奏结束，全场起立，欢呼的听众把帽子扔向空中。按当时的习俗，对皇族也只能用三次鼓掌表示欢迎。而这次，听众却一连五次向贝多芬致敬……

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贝多芬!”他太使人震惊诧异了!他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当他在耳聋之疾缠绕下弹奏出美丽的音符时，当他的一首首雄浑绝美的交响曲回荡在世界各处时。

我们不禁要问：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能够如此顽强地战胜一个又一个逆境的风暴，持之以恒，永不言败，不断谱出动人的乐曲，弹出高雅的音符?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如此奇妙地从绝望的黑暗走向辉煌的光明?战胜自我，飞跃极限?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如此自信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一个无人能及的音乐巨人?从不幸的谷底达到音乐的颠峰?

对于上面的疑问，贝多芬的日记、信件和对话本(耳聋后用来和别人沟通)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在这些资料中，有许多地方他都虔诚地提到 神，这正是他坚定信仰的有力证据。

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亲近上帝，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远离上帝。”

虽然他后来失聪，但他心灵的听觉变得更为敏锐，能听到整个宇宙的交响乐。他用音乐讴歌生命，赞美生命的创造主。他说：“要一架钢琴出声，需用压力。如你经得起压力，神就要把你压出音调来与天上的音乐相和。”

他以自己特有的确信写道:“不是原子的偶然碰撞形成了这个世界，如果宇宙的构造反映出秧序的美丽，那么必定有位创造者: 神。”

失聪的作曲家抒发了他最深的渴望:“全能的神，你鉴查我心中的灵魂，你也测透我的心，知道里面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善的渴望。”

他和神的关系非常个人，在生活中感到不平时他向神寻求答案:“因此，我将平静地忍受一切不合理，并把信心放在你永恒的良善上。哦，我的神，在你自有永有的里面，我的灵在欢唱，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光、我永远的信任。”

1810年，他向一好友坦白自己近乎孩气的信心。他写道:“我没有朋友，必须独自生活。然而我知道神比其他人更亲近我。我一点也不怕祂，我总是能认识和理解祂。”

在1815年，他甚至表示希望成为一个小教堂的作曲家，在那儿他将把作品献给“永恒的神的荣耀。”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着他热烈和虔诚的祷告:“无论怎样，让我转向祂并在创作中结出累累的硕果。”

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鲁道夫大公爵的信时说:“我要比其他人更亲近神，并且在人类中彰显祂的荣耀，没有什么比这更棒了。”

贝多芬拥有法文和拉丁文的圣经，至少在晚年，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与年轻的侄子一起祷告(他的一个弟弟去世后，年幼的侄子由单身的他抚养长大)。

他的图书馆藏有一些基督徒祷告的文献。像托马斯·阿·坎培斯的《效法基督》，还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克里斯蒂安·斯姆写的《神在大自然奇妙作为的反映》——一位路德派传教士的著作。“苏格拉底和耶穌是我的榜样”。

1820年贝多芬在对话本中写道他的虔诚而且隐密，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今天恰是礼拜日，所以我从《圣经》中引点东西给你:“看见你们彼此相爱。”

贝多芬了解他属天的任务，曾在遗嘱里写道：“直到完成上帝要我做的，否则我不可能离开这世界。”在日记里一个简短的祷告道出他的心声：“不管如何，让我倚靠你而结满丰盛果实。”

贝多芬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服侍人的机会。我们应效法耶稣，不顾别人的嘲笑，真心诚意地去服侍人，学会在服侍人的过程中体验主的大爱;并在服侍人的事上，学会服侍主。”他在给兄弟的一封信中说：“神还不愿用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堂之前，必须把圣灵启示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这是他的最后遗言，那些被他谦卑地称之为“几个音符”的音乐作品，是一位历经苦难，却与命运顽强斗争的勇士留给世界的遗产。

贝多芬毕生热爱生活，并不因耳聋而始终悲观，不因苦难而终生抱怨，他的一生充满了对生命的盼望以及对人生的热爱。他说：“如此美丽的人生我愿再活1000次。”“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觉得死得太早。”他爱大自然，常在公园、果园、森林中散步，他说：“我听到树木、岩石在歌唱。”事实上，贝多芬的确能顾念别人并同情他们的苦恼。当他知道巴赫仅存的女儿需要帮助时，立刻出版了一部新作，将所有的收入赠给了这位老妇人。贝多芬的耳聋日益严重，他越来越退缩回到作曲的工作中，并进入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1827年，在临终的床上，他再次向弟弟表示“已作好充分准备”回到神的平安里面。他在生命尽头的最后所做的事是领受圣餐，他的朋友哈顿布瑞纳一直和他在一起，直到他在有暴风雨的那一天去世为止。他亲密的朋友费利克斯·辛德尔坚持说贝多芬的“整个生活是他内心虔诚的证据。”

1827年3月26日晚5点45分，贝多芬逝世了。结束了他苦难却荣耀的一生。这天，突然间雷雨交加、狂风大作，大自然为这位伟大的音家的去世演奏了一曲壮丽的交响乐。他离开了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回到那美好无比的天家。他的那些乐章，穿越几百年的历史隧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心灵。

贝多芬的葬礼是英雄的葬仪，送葬的队伍有两万多人。许多人都痛哭失声……。

一年之后，有一位单身贵族妇女，来到贝多芬的墓前，默默地献上一束鲜花，伫立良久。她就是丹莱莎——贝多芬永久的也是唯一的恋人。由于门第之见等阻隔，互相深爱着的二人最终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贝多芬，终身未娶;丹莱莎，终身未嫁……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让孩子一生感动的勤学故事》这本书是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勤学的小故事，每次我都读的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这本书的每一个小故事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道理，比如《张溥抄七遍书》张溥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学者，他小时候的记忆力很差，老师检查学生温书情况时，总以为他贪玩儿没做功课，就非常生气，罚他回去把文章抄十遍。晚上他认真的把文章抄了十遍。但是，他只顾着抄书，还是忘记背文章了，老师让背诵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头皮背诵，没想到他竟流利的把文章背了出来。这令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抄十遍就会背吗？他决定晚上再试试。当晚，他先读了几遍文章，接着便开始抄写。他边抄边记诵，每抄完一遍就大声朗读一遍，抄到第五遍的时候，他已经能复述全文了，抄到第七遍的时候，他不仅能熟练背诵，还领会了文章的含义。张溥高兴极了，他终于找到了加强记忆的方法。长大后，他做了大学问家徐光启的弟子，仍坚持用这种抄书记诵的笨方法刻苦学习，为了勉励自己，他还把自己的书斋村称为“七录书斋”。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读书时以为只需要动动脑，不需要动手，这是不对的。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偷不得半点懒，有些知识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领会。还有《顾炎武马背上读书》从顾炎武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他读破万卷书的刻苦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读书方法：第一，他读书重视思考，随时记录自己的心得；第二，他读书并非读死书，而是结合实际随时核对校正。《竺可桢逛北海公园》竺可桢为了研究气象和气候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每天坚持观察天气变化，做观察日记。其实不仅科学工作需要持之以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也是什么都学不成的。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的勤学故事，我越是认真地读，越会发现，学习要靠长期的坚持和积累，正是点点滴滴的努力缔造了成功者的灿烂人生。

双塔寺是太原的标志。明朝万历年间，太原有一个叫傅霖的退休官员带头捐款，在如今太原的郝庄建起了一座文峰塔。之所以建这座塔，说来大有讲究。宋太宗赵光义攻占晋阳城后，因为惧怕太原再冒出来个把皇帝抢夺他的江山，毁掉晋阳城削掉龙山山头之后，新建太原城时索性就设置了很多丁字街，以此钉破这片土地的龙脉。经此一劫，太原果然人才凋敝。傅霖本是明朝官员，看厌宦海浮尘后，回归故里。眼看太原自宋朝之后的平庸与黯淡，一心想恢复太原风水的傅霖率众修起了这座文峰塔。果然，傅霖死后五年，不管是巧合还是天意，傅家就出了以为惊世骇俗的人物——傅山。

傅山留给我们的名头实在太多，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医学家等等，如果再加上传说中的武术在内，我们只能感叹：傅山不是人，他是神。但是，历史的风云更迭，让傅山在展现他神奇人生的同时，又背负了孤愤难平的沉重苦痛。

傅山曾经有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二十岁出头时，他有了一份让他终身都不能忘却的婚姻。但是，很可惜，这份浓情蜜意只停留了五年。妻子患病去世之后，傅山终身没有续娶，独自将孩子拉扯成人。而且，从傅山潜心研究妇科并成为一代医学大师来看，可想而知他对妻子的那份深情与哀苦。

妻子死后，傅山进入当时山西最高的学府三立院学习，并成为山西提学袁继咸的得意门生。随后，袁继贤因得罪魏忠贤入狱，傅山变卖家产四处奔走，为恩师鸣冤，徒步到北京上疏，最终使老师无罪释放。一夜之间，不惧权贵的傅山名满京城。拒绝仕途的傅山回到太原之后，潜心研读学问。随后，爆发李自成、清军先后进入北京的事件，旦夕之间，明朝灭亡。悲痛至极的傅山为了对抗清朝剃发的政策，出家成为一名身穿红色道袍的道士，以此标明坚决不向清朝屈服的决心。

渴望明朝复兴的傅山从此踏上了反清之路，并因此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并绝食抵抗。在友人的营救下，捡回一条命。出狱之后，傅山隐居崛围山，康熙久闻傅山大名，派人将傅山连人带床强抬到北京殿试。倔强的傅山服下大黄造成腹泻不止，誓死不肯进入宫门。即使如此，康熙还是授予他官职，傅山痛哭坚决不肯接受。

辞官回归太原之后的第四年，已是古稀老人的傅山遭受了生命中最为沉重的打击。就在这一年，儿子傅眉去世。老来丧子的悲痛，让傅山饱受坎坷之苦人生轰然倒塌。第二年，桀骜一生的傅山带着绵绵不绝的悲愤离开人世。

爱是什么？是黑夜的星光，是酷暑的清泉，是天上的彩虹，是寒冬的火苗，是全心全意的奉献，是弥漫一生的执着。暑假里，我幸运地读到了一本好书，叫《影响孩子一生的真情故事》，让我受益无穷。这本书徐徐道出人间无处不在的真情，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

其中一个故事情节深深地刻在我心中，它叫《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它讲了一栋居民楼着火了，有一位母亲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从三楼楼顶跳了下来，跳下时，她头部向下，肚子朝上，孩子保住了，而她的头部重重地撞到了地上，鲜血直流，生命危在旦夕，可她却艰难地笑了起来，说：“快送我去医院，我腹中的孩子还能活。”我被这位母亲无私的爱深深地感动了。

母爱是多么伟大！记得有一次，那时候下着倾盆大雨，我忘了带雨衣到学校，可雨丝毫没有小一点的意思，全部的同学都被家长接走了，就只剩我一个人，我急得都快要哭了。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走来，“妈妈！”我激动地喊起来。我急忙跑到妈妈前面，抓住了她，妈妈摸摸我的头，和我一起回家，可雨伞太小了，妈妈为了不让我淋湿把雨伞向我这边靠。我没有淋湿，可妈妈却因为被雨淋湿而感冒了。

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她们不管做什么，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成长的道路上，爱无处不在，我们不要匆匆而过，要适时驻足，要感受一下爱的美好。

2009年12月13日，巨星陨落。美国经济学泰斗、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94岁。

天造地设——“出生了三次”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

第一次当然是他的自然出生。其后的两次都跟经济学息息相关。1931年，当15岁的萨缪尔森考上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后不久，他就将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因为这一天是芝加哥大学开学的日期，也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这个伟大的学科邂逅的日子。那天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天才少年立刻被神奇的经济学所吸引。那一刻，经济学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第三次重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时间是1940年。这一年，他开始任教，并用他的经济学天才思维开创了该校经济系的新气象。在他的带领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系从1940年时一个尚未招收研究生的教学型小系，成为当今经济学界顶礼膜拜的圣地，学生包括克莱因、默顿、阿克洛夫、恩格尔、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

萨缪尔森曾说过：“如果说经济学是为我而设的，也可以说我是为经济学而出现的。”他甚至在演讲中以第三人称来描述经济学与自己的关系：“经济学这一行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归宿。”而他也不枉负“天造地设”这个词，他对经济学研究具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热忱，“说他做梦都在思考工作也不为过”。外人看来枯燥无味的工作在他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让我干这么好玩的工作，还要付给我这么多钱，我真是捡了大便宜了！”

对工作的激情，再加上萨缪尔森的天才头脑，造就了经济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萨缪尔森几乎“染指”了经济学的每一块领域，他自己就曾宣称：“我的手指动过了每一块馅饼”；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1970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萨缪尔森的名字与足迹。

他所着的《经济学》初版于1947年，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光是英文版的全球销量就超过400万本，是30年间美国最畅销的教科书。可以说，《经济学》是每一个步入经济学殿堂人的必备钥匙。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经济学人士都是萨缪尔森的学生。而萨缪尔森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其重要性对于每一个学过经济学的人也不言而喻。“如果经济学没有萨缪尔森，人们就会像在牛顿出现之前处理力学问题那样（茫然无措，艰辛无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主席詹姆斯·波特巴对萨缪尔森的悼词如是说道，共鸣者众。

回顾萨缪尔森的一生，可谓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与经济学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1931年，世界经济正处于大萧条之中；最后一次与经济学会面是2009年，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的世界经济复苏曙光初现，“生于危机，故于危机”，为经济而生的萨缪尔森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戴尔·卡耐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小时候的卡耐基是个公认的坏男孩。他9岁那年，父亲把继母娶进了门。当时他们父子俩居住在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请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简直让我头痛死了，说不定他会在明天清晨之前就拿石头扔你，或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总之他会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继母的一席话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快要滚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人称赞过他聪明，父亲、邻居、老师都认定他是坏男孩。

就凭着这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情；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向成功和致富的康庄大道。

沃尔特·克朗凯特（享誉全美的知名主持人、记者，被誉为美国“主持人之父”和“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孩提时开始，克朗凯特就对新闻颇感兴趣。14岁那年，他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一名小记者。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由于当日有一场同学聚会，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就交了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问该问的问题，也没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弗雷德说了一句让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的这番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直至2009年7月17日在纽约家中病逝，享年92岁。在美国新闻史上，克朗凯特是一个忠实履行新闻职业精神的传奇人物。

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

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那年，母亲便因病离世了，是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无法让格雷戈里安过上富裕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时常告诫他：“孩子，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祖母的这番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从中吸取了足够的动力，用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一步一个台阶地迈向人生高地，1989年他当选布朗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威廉·奥斯勒（加拿大医生、学者，是“他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界大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1871年春天，加拿大蒙特瑞综合医院的医科学生奥斯勒的生活中充满了忧虑，他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担心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儿去，怎样才能开业，怎样才能过活。

一天，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一句话。此后，他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钦定讲座教授—这是在大英帝国学医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被英国皇帝册封为爵士。他死后，整整两大卷书厚达1466页的篇幅记述了他的一生。

奥斯勒在1871年春天看到的那句话是由着名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所写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42年后，一个郁金香开满校园的夜晚，奥斯勒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说，他忠告耶鲁的学子，要以耶稣的祷词来开始每天的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粮食，请今天赐给我们。”他在讲演中强调，为明天做最好的打算，就是对今天的工作投入全部的心智和热情，这是你赢得未来惟一有效的方法。

斯科特·汉密尔顿（美国前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为着名体育评论员）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

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受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他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是1981年——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冠军。

退役后，他创立了Stars on Ice世界花样滑冰明星表演团，并成为着名体育评论员，经常参与美国cBS电视台和nBc电视台花样滑冰节目的解说。

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

由于幼时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莫里森都要到一户富人家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孩子，听着，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所以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她从父亲的那番话里领悟到了四条人生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早就听父亲讲过张海迪姐姐的故事，今天阅读完《张海迪的故事》这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含义。

张海迪五岁时患脊骨骨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里自学完中学课程。十五岁，便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地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的英语小说，还当过无线修理工。《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讲述的就是张海迪的故事。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从非凡和毅力学习和工作，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看到这位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身残志坚的女性，我不由得想起街头乞讨为生的健壮的青年，想起整日麻将虚度光阴的人们。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劳勇敢的志向。平时，有些人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但是和张海迪相比，这些借口是多么微不足道呀！

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就是张海迪。做困难面前的强者，这是张海迪给我的启示。这本书真是影响我一生的书，我将以海迪精神为目标，勇敢向前，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一、受命于危难之时

1961年，正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使青海人民处在深重的灾难之时，中央决定调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我也从公安部随调青海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当时在青海农业区刮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放小麦亩产达到8585斤的“卫星”，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农民挨饿浮肿、情况十分危急。在牧区，不顾实际情况搞“一步登天”成立人民公社，把牧民放牧的牲畜集中起来办马场、牛场、羊场，盲目大开荒，破坏了草原。造成牲畜大批死亡，牧民无以为生。农村和牧区出现了“人瘦、地瘦、牲口瘦”的万户萧疏、田园荒芜的严重局面。

王昭同志下车伊始，就组织一切力量抢救农牧民于饥饿之中，请求兄弟省调拨一批救济粮，又请求罗瑞卿总参谋长调动部队汽车团紧急抢运，及时把粮食运到农牧民手中。王昭同志又亲自到农村、牧区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取得纠正错误、端正政策的依据，提出因地制宜的正确措施。如：在农业村，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特别严重的地方，暂不征购粮食，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农民自留地，允许农民耕种小片荒地;鼓励多种多收，多劳多得;洋芋包产到户，果树、副业下放到户，开放集市贸易等。在牧业区，提高牧民口粮供应标准;给牧民划分自留畜，包产到户;停止盲目开荒，退耕还牧，实行政社分开，划小公社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措施，大大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经过三年奋斗，就扭转了困难局面，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到1965年，一直靠国家调拨粮的青海省，竟然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还调出去三千万斤青稞。全省畜牧业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各族人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王昭省长也得到了“王青天”的称号。

王昭同志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领导正确，全省人民齐心协力的结果，他本人的努力是应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就此停步，而是满怀雄心壮志，去绘制建设社会主义新青海的蓝图。为了吃透省情，他从1963年开始，顶风雪、冒严寒、穿戈壁、踏草原、攀峻岭、跨冰川，跑遍了青海牧区六个州农业区八个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为了打开局面，迈出步伐，就必须纠正过去错误，克服重重阻力。王昭同志在省委集体领导下，召开各种会议，发扬民主，同干部一起实事求是摆问题、揭矛盾、讲道理、辨是非，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宣传和积极的思想斗争，统一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定了大家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对于坚持错误、情节严重的干部，进行了调整。为此，王昭同志得罪了这些人，但为了搞好青海的工作，他也在所不顾。

王昭同志心里装着青海人民，与人民息息相通，打成一片。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群众之中，特别是1963年至1965年“四清”时间，他自任工作总团团长，扎根湟中县平安公社，经常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平安公社上庄大队有一户最贫的农民，名叫刘维金，解放十多年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还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连村干部也不屑喝他一碗水。1964年秋天，王昭同志却走进刘维金的土屋，住在他那伸不开腿的、没有窗户的小土炕上，炕边是羊圈，堆满柴草，墙面和屋顶被长年烟熏火燎，黑得像锅底一样。王昭同志在这里睡，在这里吃，和刘维金家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能照出人影来的杂面糊糊，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说到伤心处，泪花在他俩的眼睛打转转。在总寨公社，王昭同志住进村里最穷苦的农民唐永顺家，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唐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趁王昭同志外出，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王昭同志回来，感到很不安，他对老人说：“你们一家三代，住得不宽敞，我在哪里住都一样。”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他的被头结一层冰，两只脚直到天明还暖和不过来。后来有人告诉唐阿奶说，王昭是省长。这世代受苦、年逾古稀的老人始而不信，继而惊愕，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简直难以相信，这个衣服打着补丁的人、同他们一起搬石头、推小车的“干部老汉”竟是一个“大官”。那几年，青海农村生活很困难。王昭同志又总是住在最穷困的贫下中农家里，同住、同吃、同劳动。白天劳动、工作，晚上开会、谈话，一起吃那酸的青稞馍，喝那带着燕麦壳的糊糊。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人很快就消瘦下去。一天晚上，有位同志给他端来一小碗煮熟的蚕豆，王昭同志严厉批评这位同志说：“不要这样，群众年年月月过这样的日子，我们才住几天，群众的困难过去了，我们也就好过了。”接着就让人把蚕豆端给房东的小孩吃了。

王昭同志还说：“我们冷，才能想到群众身上衣服少。我们饿，才能想到群众肚子饿。不能亲身体验贫下中农的疾苦，怎能积极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这些话至今仍回荡在许许多多农村干部的耳边，成为鼓舞他们做好工作的力量。当王昭同志要离开时，农民们都含着眼泪恋恋不舍。一位村民说：“你住在我们这贫家寒舍，没吃我们一碗白面片，真过意不去啊!”

王昭同志回答说：“我们下来就是为群众办事的，你们能住，我们也能住;你们能吃，我们也能吃，我们是一家人。”

王昭同志正是用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赢得了青海各族人民的爱戴。在十年浩劫中，王昭同志无辜被批斗，广大农民实在看不过。在一次批判会上，湟中县平安公社的普通农民刘维良不顾别人反对，勇敢地把王昭同志仍然称作“王青天”。为此他不知挨了多少打和骂，但刘维良始终不改口，不示弱，他说“青海变，是因为王书记吃了我们贫下中农的饭!”

刘维良的话反映了千千万万青海农民的心声。

二、含冤死于“文革”中

受到青海人民爱戴的王昭同志，在“文革”中竟然遭受到无端的陷害，残酷的折磨，含冤死在狱中。

林彪、“四人帮”抓住王昭同志曾在彭真、罗瑞卿同志领导下工作过这一点，肆意造谣中伤，要置王昭同志于死地。在他们的策划下，很快在全省掀起了揭批、揪斗王昭同志的恶浪。在这里，历史被歪曲了，黑白被混淆了，是非被颠倒了。王昭同志历史清白，光明磊落，却被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王昭同志工作勤恳，成绩卓著，却被说成是“罪行滔天”;王昭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却被诬为“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昭同志为扭转青海的困难局面，发展农牧业生产而提出的一些搞活经济的正确措施，却被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大批“红卫兵”串连到西宁，和当地的造反派结合，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口号，说王昭同志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成天不分昼夜，冲击省委，要“火烧”、“炮打”揪斗王昭同志。机关已无法办公，领导班子已无法工作，生产濒于停顿，社会一片混乱。王昭同志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坚守岗位，无所畏惧。凡是“红卫兵”开着大卡车，响着高音喇叭，冲进省委大院，别人竭力躲走时，王昭同志却迎面相对，与“红卫兵”讲道理，回答他们的质询。在关键时刻刚直不阿，在重大问题上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事事处处为别人设想，为下级承担责任，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同志，保护青海得来不易的成果。王昭同志有糖尿病，劳累时常易大吐气，我劝他不要遇事挺身而出，注意身体。他感慨地说：“青海人民从1961年的灾难中刚恢复元气，决不能看着人民又跌到灾难中去。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保住经过千辛万苦才恢复起来的这点元气。”

王昭同志是从不轻易流泪的，但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眶里饱含着泪水，我也禁不住流下泪来，在泪光中我仿佛看到他扑向烈火，在烈火中燃烧，发出了耀眼的光辉。

1967年3月24日，林彪、江青接见青海“红卫兵”代表，点了王昭的名，当场把胳膊上还打着石膏的王昭扣押起来，随后又押回西宁任由造反派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视周总理关于允许文斗不许武斗要保护王昭安全的指示，大会小会残酷斗争，拳打脚踢，撕裂耳朵，扭断伤臂，一次又一次造成了惨无人道的伤害。

1967年7月14日，王昭同志在一封写给周总理但发不出去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受着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重的肉体折磨，拳打脚踢，棒子打，打巴掌，针刺算是最轻的……扳手指、扳脚等等，搞十分钟就汗水流光，折磨二、三小时，即奄奄一息了……”

在这样惨绝人寰的迫害下，王昭同志一身正气，坚贞不屈，林彪一伙查不出王昭与西宁流血事件的任何证据，其他一些横加的罪名也不能成立。但是对王昭同志的迫害却步步升级，并于1967年10月宣布“永远开除王昭的党籍，判刑15年。”

王昭被关进监狱，全身浮肿，连连吐血，气息奄奄，他自己的性命难保，但还一直惦念着动乱中人民的命运，“好久不下雨了，不知庄稼长得怎样?群众生活安排得怎么样?”惦念着党的命运，“他们想整垮我们的党啊!”他相信党，相信他终究要获释。他伏在囚室内一尺见方的小凳上给党中央写申辩信，他在信中大声疾呼：“恳切地请求中央亲自审理这一案件，并可将案情在青海群众中公布”。他先后写了七封信，明知被扣压不发，但他仍然日复一日地艰难挥笔揭露、控诉、申辩，总共写了近七十万字。

王昭在部队中练成壮实的身体，热爱体育，不管到什么地方，坚持长跑，被评为运动健将。口粮定为每月45斤，可是在狱中，不管是什么人，一日两餐，每餐一块四两玉米面窝头。王昭吃不饱，他有糖尿病，又不能多吃粮食;于是再三要求多给他一些蔬菜和豆子。他曾向看守说：“我当过公安部副部长，我知道我们党如何对待战犯。我不是战犯，只希望你们像对战犯一样给我吃饱。”

他这个最低要求也被置之不理。于是王昭在病饿夹击下，身体很快垮了下来，几次吐血昏倒，送到医院抢救，但还未恢复，又被强行送回监狱，于是又一次吐血昏倒。直到最后，王昭自知生命难保，最后一次写信给当时的军管会头头：“病是无情的。如果发生意外，又发生在监狱里，我个人生死小事，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事大，这是不能不认真考虑的。”要求把他送医院，或给囚室调入配号同住，以便病危时有人呼喊求救，并要求把他的病情转报中央。结果，仍然是无人置理。

1970年2月11日夜间，王昭病重，糖尿病，大叶性肺炎并脓肿，不完全心肌梗死，急需送医院抢救。监狱医生去请示当时军管组的一位负责人时，此人正在打扑克，兴头正浓，漫不经心地说：“王昭不住院，今晚就要死吗?”

监狱医生再次说明必须立即住院，此人竟大发脾气，说：“王昭已经不是什么省长、书记，他今天是个犯人，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监狱医生无奈只得给王昭一些普通治疗，到了第二天凌晨，即1970年2月12日，打开囚室时，发现王昭同志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终年53岁。“四人帮”在青海的党羽，严密封锁消息，将王昭同志遗体作为无名尸体秘密火化，不准保留骨灰。是一些好心人把王昭同志骨灰保留起来，他们相信黑暗终将过去，王昭同志必将得到昭雪。

我和王昭同志关在同一座监狱，看守把我俩严格隔离，没有接触的机会。只能透过打开的窗户，用“满江红”的歌声交流彼此的心声。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震惊、悲伤和怒发冲冠的愤慨。我们失去的是一位多么难得的优秀人才啊!

三、英名留在人民心上

王昭同志，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岁即担任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在石家庄、天津一带从事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平山地委书记，冀晋区党委副书记，冀晋军区副政委。解放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政委，六十四军政委，作为解放军优秀的青年将领，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以及解放石家庄、攻占保安、解放太原、进军大西北等一系列著名战役，战功卓著。32岁时被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代表光荣出席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切接见。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昭同志率六十四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作战。不久即担任志愿军19兵团政治部主任。入朝后他参加了数次战役，功勋卓著，荣获金日成主席颁发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一枚，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王昭同志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年36岁，是当时国务院系统最年轻的副部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罗瑞卿部长领导下，积极开创新中国公安工作新局面，特别是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建设。在他主持下制订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公安机关每年春节前后开展爱民月活动，形成制度，至今仍在坚持执行。

王昭同志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人民的好儿子。他少年时参加革命，在军政和地方的各个领导岗位上，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是我党我军难得的文武全才，既有丰富的军队经验，又有扎实的地方工作经验。他勤奋好学，艰苦朴素，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坏人坏事疾恶如仇。他无私无畏，勇往直前，一生中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开拓新局面。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正当他年富力强，胸怀雄心壮志，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做出更大贡献时，却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迫害致死，怎么能不令人无限悲愤，无限惋惜呢?但是历史是公正的，他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

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批示：“王昭同志的问题是一个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将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中共青海省委作了认真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使王昭同志的十年沉冤得到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又重新恢复了本来面目。1978年1月27日，王昭同志追悼会在西宁隆重举行，青海省党政军负责同志，各市、州、县的代表，省、市机关、厂矿企业、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西宁地区驻军代表，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友好共1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王昭同志亲属、生前好友以及王昭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地区和机关，也派代表参加了追悼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送了花圈。聂荣臻、胡耀邦、罗瑞卿、王震、耿飚以及各界人士送了花圈。1978年1月30日，胡耀邦等四百余人参加了王昭同志骨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仪式。

王昭同志的沉冤昭雪，使青海人民放了心。王昭同志的骨灰虽然安放在北京，但是他的灵魂永远留在青海72万平方公里的高原上，活在青海人民的心里。

1955年9月17日在济南出生。5岁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中自学完成中学课程。15岁时，张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了老师。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以及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

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4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2002年，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问世。《绝顶》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向“十六大”献礼重点图书并连获“全国第三届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图书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

一个年轻人虽然有正当职业，但他面对都市里纷纷乱乱的物欲生活，感觉自己的生活枯燥无味，心里一直闷闷不乐。这天，他去找一位据说有法术的高僧释疑解惑。

他向高僧施礼后，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想摆脱这种枯燥的生活，请您帮我很快实现这个愿望。”

高僧：“好吧，先谈谈你的理想。”

年轻人：“拥有一个很大的公司，招收上千名职员为我工作。”

高僧：“然后呢？”

年轻人：“赚很多很多的钱。”

高僧：“然后呢？”

年轻人：“依山傍水盖一座世上最豪华的别墅。”

高僧：“好吧，一切你想要的都可以得到。你得到了一切你想要的，你希望每天怎样过呢？”年轻人面对这个问题，一时不知怎样作答，沉默了。高僧说：“你可以回去了，想明白的时候再来找我。”

两天以后，年轻人兴冲冲地跑来，累得气喘吁吁，来不及施礼，便心急如焚地向高僧回答了两天前的问题：“我希望实现理想后，每天无忧无虑地在我家门前清澈的小河里游泳，因为我太喜欢游泳了，只要能让我每天游泳，我就能感到快乐。而且，而且……”年轻人脸上泛起了羞涩暖昧的笑，“那儿有好多好多身材好看的女人可以看，还可以……”

“只是想在那儿游泳吗？”

“是。”

“每天？”

“是。”

“不反悔？”

“是。”

话音刚落，他发现周围一切都变了，皮肤冰凉冰凉，有一些水草在身下缓缓摇摆，有一些鱼在他面前很傲慢地游过。原来，他自己也变成了鱼。岸边，果然有一群天仙似的少女在洗澡。他游啊游，游啊游，慢慢地，慢慢地，他忘掉了悲伤，忘掉了身世……

一百年以后，一个在岸边思考人生的人突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条小鱼正逆水而行，它奋力挣扎的姿态很可怜。见到有人在关注它，它就向他游过来。开口说话：“您好，请问这儿离黄河还有多远？”

“黄河？”那人惊叫，“至少还有一百里。”

小鱼叹了口气，很郁闷地继续向前游，那人问小鱼：“你为什么要逆水而行？你要去黄河干什么？”

小鱼回答：“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做了一百年的鱼，每天这样在水里游来游去，实在枯燥。我想你们人间多美好啊，生活绚丽多姿。我就去拜访一个老和尚，和尚说：‘你要想做人，必须得自己奋斗。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努力向黄河的源头进发，如果你能游进黄河，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如果你能游到黄河的源头，你可以做一个有正当职业的人。’我想，人必须有了正当职业才不会枯燥，所以我一定要游到黄河的源头。”

那人摇了摇头，长叹道：“子非人，焉知人世。和你一样，人都在试图摆脱枯燥的现状，去寻找所谓幸福的源头，追求所谓生活的结果。岂料，惟一不枯燥的是努力从一个枯燥到另一个枯燥的过程本身。”

一

郑成功是名震中外的民族英雄。他生活在距我们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他率领中国人打败了强占中国台湾宝岛的苛兰人，把台湾建设得更加美丽和富饶。

郑成功是中国人，但他却出生在日本。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的爸爸很穷，为了养家糊口从中国去了日本。接下来在日本结了婚生下了郑成功。关于郑成功的出生有以下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郑成功的妈妈在怀着小郑成功的时候，一天依在床头睡着了，睡着睡着突然梦见自己站在大海边，她眺望着大海可高兴了，她一会抓只小鱼，一会儿又捡个贝壳，别提多高兴了。这时候突然看见一只大鱼朝她游过来，郑妈妈慌忙之间就要躲闪，谁知道那鱼一头扎进了她的肚子里。

郑妈妈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了，窗外还没有天明。这时候睡在妈妈肚子里的郑成功突然动了起来，难道他也醒了吗?

另外一种说法是郑妈妈到海边玩，捡了好多好多贝壳，天是那样蓝，海也是那样蓝，郑妈妈可高兴了。她用一根线把一只只贝壳穿了起来，做成了一条美丽的贝壳项链，她想用这串美丽的项链亲手挂在以后出生的郑成功脖子上。郑妈妈想，好多人围着郑成功说："你的贝壳项链真好看，是谁送你的。"这时候她想郑成功会骄傲地说："是我妈妈亲手给我做的。

郑妈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但一会郑妈妈就被痛醒了。原来郑成功在妈妈肚子里听见大海的波涛声，心想那是什么啊，哗啦哗啦地真好玩，就想出去，于是就在妈妈的肚子里使劲地跑使劲地踢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玩……"

这样郑妈妈就在一块岩石上生下了小郑成功。这块石头现在还在日本的平户，叫做"儿诞石"，意思是指在这块石头上生了个小孩的意思。

以上都是两种传说，特别是前面说的大鱼怎么能一头扎进人的肚子里呢，但是这也说明了好多好多人都非常喜欢和尊敬郑成功，所以把他的出生写成个故事。下面是几件郑成功真正的故事。

二

在郑成功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决定回中国去做生意，准备一家人都回国。但当时在日本，幕府将军(解释：幕府将军就是当时日本的大官)不让他们回去，最后郑成功的爸爸一个人回到了中国。

于是郑成功就和妈妈还有弟弟七左卫门留在了日本。郑成功小时候因为不是日本人，所以经常受到日本小朋友的欺负。可是郑成功却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他经常听妈妈讲中国的历史故事，知道很多很多中国的事。他从小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学习长大就不能为祖国增光，如果中国不富强就会受外国的期负。所以每天天不亮他就偷偷起床读书，然后又拿着宝剑在院子里练功，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做很多很多的事，他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再也不受外国的期负，他要让千千万万个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时候因为爸爸回了中国，家里非常穷，有时连一个馒头也吃不上，弟弟还小，郑成功就帮妈妈一起给别人洗衣服。冬天的水好冷啊，把小郑成功的手冻得通红，他非常非常疼，但每次妈妈一问他，他总是摇头"不疼不疼"。于是妈妈等他睡着之后偷偷掀开被子一看，郑成功小小的手掌都起了痂了，妈妈就坐在灯下哭呀哭，郑成功听见有人哭，起来一看原来是妈妈，他知道妈妈看了他的手，他也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妈妈，妈妈，你别哭了，长大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郑成功和妈妈哭成了一团。

又过了几年，郑成功的爸爸回到中国以后做生意挣了很多很多钱，派人回到日本去接郑成功和妈妈、弟弟，但是日本的幕府将军怎么也不让他们都回去，最后只把郑成功接回了中国。

在离开日本的那天，妈妈背着年幼的弟弟站在码头上，郑成功的眼睛都哭肿了，他舍不得离开妈妈呀。船慢慢开去了，郑成功使劲地对着妈妈哭："我要妈妈，我不要走……"

船开到了大海上，天已经黑了……，郑成功站在前面的甲板上眺望着大海心里说："妈妈，我长大了一定会回来接你的，我定好好读书，做一个对中国有用的人。”

三

回国以后郑成功的爸爸给他找了最好的老师，又找了好多好小朋友陪他读书。老师长着长长的胡子，戴着圆圆的小眼镜可凶了，成天拿个大板子打不认真读书的小朋友的屁股。可是郑成功却一点也不怕他，因为郑成功是最努力读书和最听话的小朋友，老师还经常当着同学们的面表扬他呢。

放学以后，他经常和小朋友一块玩，在小朋友当中他最喜欢大龙。大龙长着圆圆的脸，胖乎乎的。吃饭时一次就能吃五个大包子，但是大龙却不爱学习，所以经常被老师打屁股。每次他都撩开裤子让郑成功看他被老师打红的屁股，郑成功总是笑着说："大龙啊大龙，如果你好好学习就不会被老师打屁股了。"~

从此以后，在其他小朋友都在外面玩的时候，郑成功总是帮助大龙复习功课，很快大龙的学习成绩也好了，老师也不打大龙的屁股了，有一次当众表扬了大龙哩，郑成功在下面听见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老师知道了是郑成功帮助的大龙，对郑成功更好了，还要小朋友都向他学习哩。

郑成功不仅学习努力，而且练武术也非常刻苦。冬天练武术时非常冷，但他一想到远在日本的妈妈和弟弟，就不怕冷了，常常练得满头大汉。郑成功的武术越练越好，但他却从来不用武术去欺负别的小朋友。还用武术去帮助小朋友呢。

有一个春节，外面特别热闹。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大街上有很多人，一些小朋友在外面放鞭炮。郑成功学习完之后，向爸爸请了假然后出去玩，这时他突然看见一个比他个头大很多的小朋友正从一个小朋友手里抢鞭炮，那个被抢了鞭炮的小朋友哇哇哭了起来。那个大个子刚想转身走，就听后面有人喊道："不许欺负人，把鞭炮还给他。"大个子刚才被吓了一跳，因为抢别人东西都是很坏和心虚的事。但他一看，原来却是比他矮了一半的郑成功，大个子笑了："哈哈，你是谁呀，关你什么事，走开走开。"只见郑成功小手一动，身子一翻连续做了几个鹞子翻身，做了一个亮相定住，脸不红心不跳："把鞭炮还给别人，要不我就不客气了。"郑成功说，大个子被吓了一大跳说："你是谁"。郑成功立住身子大声说："我是郑成功"。大个子说："原来你就是郑成功，别打我别打我，我把东西还给他还不行"。说完把鞭炮还给小朋友，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这时大龙和几个小朋友听到动静都跑了过来，当听完郑成功说完之后，大龙问："你该不会打人吧"。郑成功笑了 "我们学武术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我才不会打他，只是吓唬吓唬他，让他有个教训，以后别再欺负别的小朋友。"那天郑成功和所有的小朋友玩得可开心了，他们放了好多好多鞭炮，把他们耳朵震得嗡嗡直叫。他们这个新年过得真好。

四

冬天下了好多好多的雪，春天开了好多好多的花。很多年过去了，郑成功长成了个大小伙子，郑成功的爸爸终于把他妈妈和弟弟从日本接回来了，郑妈妈头发都白了，郑成功和妈妈抱在一起放声大哭，他们是想起了在日本小郑成功帮妈妈给别人洗衣服的情景，想起了这么多年郑成功每天躲在被窝里偷偷喊妈妈的情景。爸爸搂着已经长高的弟弟在一旁看着，眼睛里也充满了眼泪。

这一年明朝灭亡了，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一座高山上上吊死了。清朝的军队，占领了北平(解释：北平为现在的北京)。由于郑成功的爸爸他们都是明朝人，后来郑成功的爸爸又当了明朝的大官，所以清朝就派了好多好多军队来福建打他们，他们要把福建也占领让他成为清朝的地方。

清朝的军队在海上派了好多大船，在陆地上又派了好多拿刀的士兵向福建浩浩荡荡地杀来。郑成功的爸爸也和他的"郑家军"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他们爬上了好多好多的山头，偷偷放上大石头，又偷偷在树上埋伏了好多拿着弓箭的人，只等清军一到就开始打仗。清军的大队人马刚走到一个山后，就听一声炮响，大石头象暴雨般地砸了下来，树上的弓箭手也嗖嗖的直放箭。清朝的军队被杀得尖喊成一片，赶紧往回跑。

郑成功的爸爸和他率领的"郑家军"非常高兴，他们吃了好多的菜，喝了好多的酒来庆贺。清军一看打不过郑家军，怎么办?率领清军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连觉都睡不着，头发也搔掉了好几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坏主意。他派人去骗郑成功的爸爸说，如果郑爸爸投降，就给他大官做，而且不杀他们性命。郑爸爸于是就相信了，只带了几个人去了清军大营，谁知道刚进清朝军队的大营，只见贝勒博洛两撇小胡子向上一翘，恶狠狠的喊："来人呀，快把他们给我绑起来，别让他们跑了"。郑爸爸他们这才知道上了当。

郑成功一听说爸爸给清军抓去了，非常生气。因为他最恨不讲信用的人。他派了好多"郑家军"去救爸爸，但郑爸爸早就被偷偷地给送到北平去了。

五

郑成功后来又组织了一支由好多好多人组成的军队，去打清朝的军队。在出发前他们规定了好多好多纪律，比如说：不准伤害妇女和小朋，还有老人;不许抢别人的东西等等。因为他们的军队守纪律，又不抢老百姓的东西，所以很快就从福建打到了南京，他们打了好多好多胜仗。每天郑成功骑着他的大马，腰里挂着宝剑和士兵们一起前进，所以大家打仗都很有劲。"郑家军"很快就围住了南京，南京的城外密密麻麻都是"郑家军"的人。但是清朝很快就派了大队带着刀的士兵来，那天晚上，郑成功和他的士兵正在睡觉，就听见外面杀声震天，原来清朝的军队趁着晚上偷偷来袭击"郑家军"。郑成功和他的部下们奋勇抵抗，但由于没有一点准备，他们被杀了好多好多人，没有办法只好从南京一直撤退到了福建。

回到福建后郑成功非常生气，因为打仗死了好多好多人。不过经过很长时间他才明白，打了很多的仗，死了好多中国人(解释：清军也是中国人)，不应该让中国人自相残杀。

这时，和福建一水相隔的台湾被荷兰人占领了，他们在台湾岛上横行霸道，还经常欺负老人和小朋友，他们让中国人背上大石头运到很远的地方，路上还不给饭吃，谁要在地上喘口气，他们就用大皮鞭抽打中国人。台湾岛上的中国人没有一件好衣服穿，吃不上一顿好饭，就连脚上的鞋也是露出几个脚趾头的。小朋友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一个玩具也没有。

郑成功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因为台湾从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地方，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外国人还能横行霸道，不给中国人饭吃，还让中国人给他们干活。

郑成功几天没睡好觉了，他靠在窗前，眼望着大海，那目光仿佛越过了大海，看到那里的老人和小朋友手里拄着小棍拿着小碗，沿街要饭的情景。看到在烈日炎炎的山上中国人干活时背上被皮鞭抽打出血的情景，究竟怎么办?

六、

郑成功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出兵去解救台湾，让台湾的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服穿，小朋友都高高兴兴地去上学。郑成功好几天没睡觉了，他在干什么呢?在郑成功的房里，他正在地图上画出作战的计划。他的两眼通红，充满了血丝，充满了对荷兰侵略者的仇恨。

郑成功很快就准备好了几十艘大船和好多和他一样仇恨荷兰侵略者的士兵，士兵们在操场上训练时没有一个人偷懒，因为他们的心里都装着祖国，都装着台湾岛上的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大船终于开了，这些船将要驶向台湾，去赶走荷兰侵略者。码头上站满了前来欢送的老百姓。郑成功和士兵们都激动地哭了。

郑成功他们的大船在晚上悄悄驶向了台湾宝岛，但不巧正被个值勤的荷兰士兵看见了，这个大鼻子老外怀里抱着枪本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却不巧一只蚊子叮了大红鼻子，他嘴里叽哩咕噜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外国话，站起来打蚊子，一抬头却发现了驶来的几下艘大船，那几十艘大船在夜色下就象几十把扎进敌人胸膛里的利剑。

大鼻子哨兵着急了，一边往回跑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不好了，不好了，有军队打过来了"。

台湾岛上的荷兰军队用火炮去打郑成功他们的大船，但都在离船很远的地方炸响了，"轰隆隆，轰隆隆"，一点都没打着船,只在海面上掀起了一阵阵浪花。原来郑成功早就在地图上标好了敌人火炮的距离，所以火炮当然就打不着他们了。

郑成功他们的大船一靠岸，船上的士兵就象天兵天将一般冲了出来，他们把荷兰鬼子赶得满山乱跑，最后钻进一个石头做的城堡里不敢出来。台湾岛上老百姓听说郑成功的军队到了都拿出自己的一点点粮食和酒跑出来给"郑家军"，并围着他们高声欢呼。老百姓们哭呀喊呀，那都是高兴的眼泪。整个台湾岛沸腾了。一个荷兰士兵想看看外面怎么这么热闹，谁知道刚一伸脑袋，就被一个小朋友用弹弓打在眼珠子上痛得嗷嗷叫，脑袋又缩回去了。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城堡里的荷兰人死不投降，但郑成功也没有下命令去打城堡，因为那样要死很多很多中国人。只是叫人把城堡团团围住。这样过了几天城堡里的荷兰人没水喝也没饭吃，饿得走道都象喝醉了酒似的，一扭一扭的，于是就投降了。

从此，宝岛台湾又回到了中国母亲的怀抱。那里的人们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现在台湾为了纪念郑成功建设了很多他的庙，还把每年的七月十二日作为纪念他的日子。

导语：万死一生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该词成语故事及解释，欢迎查阅，谢谢。

【汉字书写】：万死一生

【汉语注音】：wàn sǐ yī shēng

【成语出处】：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成语语法】：联合式;作谓语;突出了经历多次死之考验而幸存下来。

【万死一生的意思】：万死：一万次死。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

【万死一生的近义词】：死里逃生、九死一生;

【万死一生的反义词】：稳如泰山;

【万死一生的故事】

隋朝末年，李渊奉旨镇压起义军，李世民那时十八岁便参加作战。李渊虽是隋朝的官，但并非亲信，隋炀帝杨广还派人监视他。李世民开诚布公地劝父亲：“现今盗贼无处不在，您能讨得尽吗?讨不尽还是有罪的。”李世民怂恿父亲起兵。李渊终于在太原起兵，立国号为唐，从镇压起义军转而利用起义军。隋炀帝这时已被宇文化及等谋杀。从此唐军展开了统一中国的战争。李世民手下都是出身低微的人，像尉迟敬德(铁匠)、秦叔宝(小吏)、张亮(农民)，有的是教授生徒的儒生，也有赫赫有名的文士，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李世民和这些人出生人死，身经百战。李世民曾说，这些人跟随我奋不顾身地打仗，非常艰苦，逃出万死，而遇一生。“万死一生”就是后人把此话演化成的成语。

【万死一生例句】

南宋.文天祥《集杜诗.诗之二序》：“公万死一生，备经艰难，竟得脱。”

宋.陆游《晚泊》诗：“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百嶂中。”

清.陈天华《狮子吼》第二回：“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

【万死一生造句】

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在那种万死一生的情况之下把他救下来。

作为道合志同革命党人，大家在危如累卵的境地都要有万死一生的准备，但也不要心灰意冷。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飘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

有一个人，他在二十一岁时，做生意失败。

二十二岁时，角逐州议员落选。

二十四岁时，做生意再度失败。

二十六岁时，爱侣去世。

二十七岁时，一度精神崩溃。

三十四岁时，角逐联邦众议员落选。

三十六岁恃，角逐联邦众议员再度落选。

四十五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落选。

四十七岁时，提名副总统落选。

四十九岁时，角逐联邦参议员再度落选。

五十二岁时，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这个人就是林肯，因为他坚信上帝的延迟，并不是上帝的拒绝，因此能屡仆屡起，最终成就不凡。

一次，去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闲聊中谈起了命运。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运?他说：当然有啊。我再问：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笑着抓起我的左手，说不妨先看看我的手相，帮我算算命。给我讲了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突然，他对我说：把手伸好，照我的样子做一个动作。他的动作就是：举起左手，慢慢地而且越来越紧地握起拳头。末了，他问：握紧了没有?我有些迷惑，答道：握紧啦。

他又问：那些命运线在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在我的手里呀。

他再追问：请问，命运在哪里?

我如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他很平静地继续道：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不管“算命先生们”如何给你算，记住，命运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这就是命运。当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拳头，你还会发现你的生命线有一部分还留在外面，没有被握住，它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有一部分掌握在“上天”手里。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奋斗”的意义就在于用其一生的努力，去争取.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一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呢?”奥马尔微笑着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

“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隐居在乡村，过着我的隐居生活，思考人生。’

“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

“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这个想法。

“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象中美丽、漂亮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

“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

“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

“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要把时间放在制订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件事就马上去做。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事物，计划赶不上变化。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花儿要盛放的时候便盛开，云彩要绚烂的时候便耀眼，你有什么要做的便去做吧。计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过于执著地相信计划，会延误许多时间，也会让你的人生过于刻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