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一生的故事(推荐19篇)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县人，字宾四，1895年7月30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的一个贫寒书香之家。他天赋聪悟，7岁入私塾，10岁进无锡荡口镇华子才创办的果育小学读书。1906年其父病逝，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其间他就读中学，至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学校被迫解散，遂致辍学。

1912年，因家境贫寒，升学无望，钱穆想通过教书自学谋求出路，遂应聘到小学任教，开始了乡间教书手涯。在以后的十年中，他读了《孟子》、《史记》，毛奇龄的《四书改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马建忠等的《马氏文通》，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等名著，为以后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自1922年始，他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教授国文、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课程，由于教者要自编讲义，故在讲《论语》时，“考孔子生卒行事，始有意作《先秦诸子系年》”。所讲授的讲义，除文字学外，其他的如《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等，后经改定均已出版。

1927年秋，钱穆应汪典存之邀，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与吴梅相识。

此间，在课外的研究工作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

1930年春，应顾颉刚之请，钱穆把撰好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寄给他，顾氏看后，并不介意其观点与自己意见相左，把此文刊载在同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正是这篇文章确立了钱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因为他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者有28处，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盖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有为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结果。此书问世以后，对重新评估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年6月，经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钱穆去任教。这样他就结束其早年自学教书的艰苦年代，开始了学术人生的新旅程。

1930年秋，钱穆执教于燕京大学。他在燕大教国文课，住在朗润园，除与顾颉刚是旧识外，还常与潘佑荪、郭绍虞等交往，又与冯友兰相识。

1931年夏，顾颉刚致信胡适，力荐钱穆去北京大学任教。来北大初期，他在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两门必修课。另选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课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开过，其讲义在杂志上发表。他的想法与梁氏相左，因此自编讲义，这便是日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的雏形。此外，钱穆还欲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历史系负责人陈受颐、傅斯年不同意开设此课，因为他们所持的观点是中国秦以下政治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的政治制度不要再研究。钱穆则认为以前制度可以不再问，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今人应该知道，遂开设此课。后来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就是依此课讲义改定而成的。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重心是先秦史和近三百年学术史，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1935)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两部主要著作。他认为，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史记》也有错误，并非绝对可靠。《竹书纪年》可以补此缺陷，但此书出而复佚。今传世本错误百出，如不加整理，很难作为考辨的依据。加上一般人都信史籍，而不信诸子之书，以使诸子年次难以成其条贯。据此，依据《竹书纪年》，厘定今传世本的错误，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考诸子群书，参证诸子的行事，政治上的事故，六国的年代顺序，与山川地理参伍以求，错综以验，辨伪订伪，定世排年。其辨析之精，引证之博，乃世所罕见。他不同意那种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的观点，认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学、宋学之是非，并将清代学术的渊源归结为晚明遗老，乃至宋学;认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与宋学有着学术上的前后承接关系，只是到了乾嘉时期，汉学才逐渐兴起，而此时的汉学诸家学术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又指出过去人们论述清人学术，往往多侈陈考据之学，或略述论学之语，而从不谈及其人思想如何，是很不够的。这两部著作对诸子及战国史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当时北平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善于学术交往，因此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与他同来北大的有汤用彤、蒙文通等人。汤用彤在南京中央大学时，曾去欧阳竞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听佛学，熊十力和蒙文通都是欧阳竞无的弟子。蒙文通是由汤氏举荐来北大的。在此之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和钱穆四人过从甚密，常在一起切磋学术。熊十力此时正在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蒙文通则意见相左，每次见面必加以反驳，汤用彤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为专家，却常常不发表意见，钱穆充当调解人。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理学时，熊、蒙两人又相争不下，钱穆也做缓冲。

钱穆除了与熊十力、汤用彤、蒙文通常常相聚外，还与林宰平、梁漱溟往来。钱穆与孟森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经汤用彤介绍与陈寅恪、吴宓相识，也结交了贺麟和张荫麟。还结识了张孟劬、张东荪兄弟，并和熊十力与张氏兄弟经常相晤。与钱穆交往的学者还有陈垣、马衡、张其昀、缪凤林、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庚和容肇祖兄弟、向达、赵万里、贺昌群等等。

钱穆当时也很关心时事。1935年，与顾颉刚、钱玄同、姚从吾、孟森、徐炳昶等百余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催促早定抗日大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南迁。10月，钱与汤用彤、贺麟三人同行。文学院暂设在南岳山腰圣经院旧址。当时，他曾与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同住，尽管条件艰苦，仍常常挑灯夜读。一日，冯友兰来访，出示所作《新理学》书稿，请提意见，钱穆认为《新理学》只讲理气，不讲心性，有其片面性，又中国无自己创造的宗教，但对鬼神却有独特的理解，建议冯氏加上鬼神一章，这样可使新旧理学一贯相承。冯友兰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除教学外，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就是写成《国史大纲》。他指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写一部新通史，而这种通史应具有下列条件：能将中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的参考。前者在于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症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因此，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能在国家民族自身内部求得其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上的则为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和。1939年夏，他携书稿去香港交商务印书馆付印，几经周折该书终于在1940年遵钱己见按原稿出版。此书成为大学教科书，并始终贯穿着对民族文化“温情与敬意”的精神，它一经出版发行，就风行全国，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广大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抗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0年，钱穆践履顾颉刚之邀，去成都齐鲁大学任课，并主持国学研究所。期间，又迁置嘉定武汉大学讲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朱光潜，又应马一浮之邀去岷江对岸乐山的复性书院讲学。此间开始编写《清儒学案》，特请人购得清代诸家的遗书。全书约四五十万字，由他亲手誊写，因生活清苦，找不到他人另写副本。抗战胜利后，《清儒学案》书稿随箱装船返南京时，不慎落入江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所庆幸的是书序已在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季刊》上发表。

他又写成《中国文化史导论》，并陆续刊载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

该书从中西比较出发，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精神及特殊的发展规律，建立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文化学理论。他认为，人是文化的中心，把人生、人类生活当成文化的本质，并对文化的结构、要素进行研究，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性，提出了一套研究文化的方法。他倡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要充满“温情和敬意”的态度，反对偏颇的民族虚无主义。同时也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主张集异建同、多元共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这本书是他入蜀以后在思想与写作方面的一个新转变。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昆明的北大学生要求复校，聘胡适为校长。

当时胡适正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署理。旧的北大同人不在昆明的，均已收到信函返回北京，钱穆没有得到邀请。而上海各高校争欲聘请，可他感到时局动荡，欲择一安静去处，排除纷扰，闭门著书。他曾被邀请去常熟作讲演，又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相会。1946年，钱穆应聘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并兼任云南大学课务。1948年，又应聘任教于无锡江南大学，并与唐君毅论交。校舍新建在太湖之滨的坡上，风景极佳，他常常泛舟湖上，悠游之余遂成《湖上闲思录》一书。又撰成《庄子纂笺》，实为近代治庄学力作。翌年春，他与唐君毅应聘于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一日，偶遇张其昀，闻其拟在香港创办学校，自念“决当追随”，旋即迁居香港，结束在大陆几十年的教研生涯，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50年，钱穆等人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新亚书院是在亚洲文商夜校基础上改建的，校舍简陋，除钱穆外，张丕介、唐君毅也在这里任教。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不仅是为许多大陆来港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为了护持中国文化，培养经受中国文化洗礼的中国人;目的是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堂堂正正做人的中国人;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民主精神，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董事会的赞助，旋即在嘉林边道租了新校舍。不久获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又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兴办新亚研究所。为了表彰钱穆办学的贡献，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50-60年代，他在新亚书院，除处理浩繁的校务工作外，还承担许多课程，多次开设文化讲座，组织学术讨论会，并经常在港台作学术讲演。

在此期间，他不断完善、修补以前在大陆的旧著，还撰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新著。他先后被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邀请去授课和讲演，并被耶鲁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去哥伦比亚大学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又应邀去英国牛津、剑桥访问。后经法国、意大利回香港。出国访问期间，钱穆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了解中国，增进相互间的学术交往起了积极作用。

1967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职务，离开香港，定居台北，开始晚年的生活。卸任伊始，他曾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期间，他日夜读《朱子语类》，开始撰写晚年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这本著作把朱子置于孔子以后的中国思想史后半期中加以考察，突出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学之大成的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不决的一些重要问题。

钱穆除著书外，还兼任数职。他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在台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任教，学生皆来其住处客厅上课，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中国史学名著》、《双溪独语》等书。又应聘为台湾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为他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他在此读了《四库全书》中宋、元、明三朝理学诸集，选择十余人，各撰专篇论文。70年代后，钱穆开始努力编定《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八册。这部丛书是他六十年来主要学术论文的汇集，每集每编所收诸篇，他都亲自阅读，小作改订，大体保持论文的原貌，所以花费精力极大。编至明代部分，因患眼疾，故排版和校对皆不能靠自己，清代一编也不能逐篇阅读。关于学术思想方面论著汇为专集的还有《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灵魂与心》、《中国学术通义》等。中国文化方面的除《文化学大义》外，还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谈》、《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等。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讲演集》等。他毕生写作的目的是“皆期为国人读古书旧籍开门路”。

钱穆居住外双溪时，曾先后几次应邀去香港讲演，又两次去日本、韩国。初次韩国之行，选择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全集，回台后精心研究，写成《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后收入其学术思想史文集中。80岁时，在夫人陪同下外出南游，此间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深切缅怀父母养育教诲之恩和兄长扶持、帮带之情，也透露出对大陆子女的深深眷怀与思念。后又写成《师友杂忆》一书，对早年苦学，师友交往，以及著书立说等往事做了比较全面的追忆。此书不仅是钱穆学术人生道路的总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珍贵的史料。

钱穆84岁因眼疾已不能见字。1978年，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邀请他去中文大学讲学，其讲演题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共分六讲，后据录音改写成书刊行。翌年，新亚创校三十周年，他又赴香港。

1985年，他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向其学生赠言离别：“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之后，他仍耕耘不休，在92岁时，以非常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晚学盲言》。

1990年8月30日，钱穆病逝于台北家中，终年96岁。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导语：万死一生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该词成语故事及解释，欢迎查阅，谢谢。

【汉字书写】：万死一生

【汉语注音】：wàn sǐ yī shēng

【成语出处】：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成语语法】：联合式;作谓语;突出了经历多次死之考验而幸存下来。

【万死一生的意思】：万死：一万次死。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

【万死一生的近义词】：死里逃生、九死一生;

【万死一生的反义词】：稳如泰山;

【万死一生的故事】

隋朝末年，李渊奉旨镇压起义军，李世民那时十八岁便参加作战。李渊虽是隋朝的官，但并非亲信，隋炀帝杨广还派人监视他。李世民开诚布公地劝父亲：“现今盗贼无处不在，您能讨得尽吗?讨不尽还是有罪的。”李世民怂恿父亲起兵。李渊终于在太原起兵，立国号为唐，从镇压起义军转而利用起义军。隋炀帝这时已被宇文化及等谋杀。从此唐军展开了统一中国的战争。李世民手下都是出身低微的人，像尉迟敬德(铁匠)、秦叔宝(小吏)、张亮(农民)，有的是教授生徒的儒生，也有赫赫有名的文士，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李世民和这些人出生人死，身经百战。李世民曾说，这些人跟随我奋不顾身地打仗，非常艰苦，逃出万死，而遇一生。“万死一生”就是后人把此话演化成的成语。

【万死一生例句】

南宋.文天祥《集杜诗.诗之二序》：“公万死一生，备经艰难，竟得脱。”

宋.陆游《晚泊》诗：“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百嶂中。”

清.陈天华《狮子吼》第二回：“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

【万死一生造句】

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在那种万死一生的情况之下把他救下来。

作为道合志同革命党人，大家在危如累卵的境地都要有万死一生的准备，但也不要心灰意冷。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矗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5月2日，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牛顿出生时有3磅重，那时家人担心的是这个小生命是否能够活下来。牛顿活了下来，只是体弱多病，性格腼腆，大家一直觉得他反应有些迟钝，所以上了小学成绩不佳家人也就没以为什么。牛顿有自己的优点，他意志坚强，有种不达目的不认输的劲儿，并且他爱好广泛，小手工做的又精细又别致。比如他做的灯笼在风筝的牵引下上了天，他精心制作的水漏，计时准确，只是因为学习较差，这些都被人忽略了，同学们冷落他、歧视他，有一次班上第一的同学竟无故踢了他一脚，并骂他“笨蛋”。牛顿被激怒了，他下定决心要和同学较量一翻。从此，他学习努力，在学期末超过了那位同学，成了全班第一名，同学们再也不敢小瞧牛顿了，牛顿知道了学习好的好处，从此更加努力，他每天晚睡早起，争分夺秒，再也没被同学追上过。

上了中学，牛顿还是那么的乐于动手作小玩意。他制作的一架精巧的风车，别出心裁，内放一只老鼠，名曰“老鼠开磨坊”，受到了大人孩子的一致好评。

然而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4岁那年，牛顿的父亲去世了，小牛顿随母亲回到乡下，为了生活，母亲让牛顿去经商。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怎么会舍得离开心爱的校园，牛顿苦苦向母亲求情，然而一切都是没用的，他们不可能老靠着舅舅过日子。但是牛顿实在是太讨厌经商了。他每天一早，随同一个老仆人来到10几里外的一个镇子上，他把生意托付给老仆人去做，自己就偷偷地跑到半路的篱笆下看书，晚上再随老仆人一块回家。这样日复一日，日子倒也乐哉，牛顿很快适应了篱笆下的读书生活，自己十分满足。

但是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牛顿正在篱笆下苦读书，碰巧被路过此地的舅舅看见，舅舅真是好生气好生气，大骂他偷懒，不务正业。牛顿怔怔地站着，看着舅舅把书从他手中抢过来，他想舅舅一定会把书给撕碎了。然而事情并未发生，舅舅拿起书看了两眼，只见这本数学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符号，舅舅感动了，一把抱住牛顿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以后舅舅支持你读书。”在舅舅的关怀下，牛顿学完了高中课程，并于1661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学习期间，牛顿得到了著名数学家巴罗的赏识，尽管如此，他毕业成绩并不优秀，牛顿又回到了乡下。

牛顿在伍耳索甫乡下呆了18个月，谁也没想到这18个月竟为牛顿一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67年，牛顿返回剑桥大学学习，并于1668年拿下硕士学位。第二年，可敬的巴罗教授主动让贤，把自己的职位让给了自己心爱的学生。从此，牛顿灿烂的时光开始了，他在剑桥一呆就是30年。30年的时间，牛顿付出了无数辛勤的努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平凡到伟大，从“笨蛋”到科学家，牛顿离不开种种客观条件，但是最离不开的还是他的努力，他的刻苦。

[名人故事：牛顿的一生

在复旦二教的走廊里，65岁的陆谷孙先生背着手，微笑地望向窗外说，我还是没有话语权啊，都被剥夺了。声如洪钟，花白头发飘扬着。

一生研究莎士比亚成痴，2006年将要出版的《莎士比亚史讲》是多年心血的集成。

他主持编写的《英汉大辞典》，被董桥形容为“不可一日无此君”，英美的词典专家评论这是“远东最好，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

当年，他父亲陆达成和董浩云一道在航运公司里打拼，因为割舍不下对故土的眷恋，从香港上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做了许多年的法语翻译。在洋行工作，和外国人打交道，却爱穿唐衫，习性上完全是个旧式的传统中国文人。

和父亲相似，陆谷孙也是这样的一束矛盾。自小学过俄文、法语，从大学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复旦英语系。

操一口中庸的英语腔调，既不像伦敦口音，也不是美国音调，而是无意中在英美两个世界两头讨喜的“超越大西洋”的英语。中西学养都同样深厚，固守传统道德和个人原则，恋家，固执，铁齿。学院送去美国的公派留学生逾期不返，对方学校又不放人，陆先生就主动写了信去跟校长理论，坚持 要对簿公堂。对方来访的时候，他也固执地拒不相见。“最让我生气的是，原则被破坏了。人要做得刚正。”

妻子和女儿10年前相继拿到了美国绿卡，已经离不开美国的主流生活，陆先生自己却坚决不愿申请，去美国、英国不下10次，每次出去都不可遏止地想家。“一到秋天，秋虫叫起来了，就想到小时候在余姚斗蟋蟀的情景。” 他因此一个人生活着。无论冬夏，风雨无阻，黄昏时分穿行复旦校园是他每天恒定的行程，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刚刚吃饱穿暖;一遇灾荒，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想改善生活，但他太懒，胆子又特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

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没命的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

当天，他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着奇迹的出现。

影响孩子一生成语故事图书里的故事3:揠苗助长

从前宋国有一个农夫，嫌自己田里的秧苗长得太慢，因此整天忡忡忧忧。有一天，他又扛着锄头下田了，他觉得稻苗似乎一点也没长大，于是苦心思索着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稻子长高一点。

忽然，他灵机一动，毫不犹豫地卷起裤管就往水田里跳，开始把每一棵秧苗拉高一点。

傍晚，农夫好不容易才完成他自以为聪明的杰作，得意洋洋地跑回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太太说：“告诉你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今天想到一个好点子，让咱们田里的稻苗长高了不少。”

农夫太太半信半疑，就叫儿子到田里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子听到家里的稻子长高了，兴奋地跑到田里去看。这时，他发现稻苗是长高了，但是却一棵棵低垂着，眼看着就要枯萎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下放的父母，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

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却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

刚到莘县那天，天空很晴朗，天上的白云像大棉花一样。不久，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们跑过来，围到张海迪身边，抢着问道：“玲玲姐，你是城里来的吧？你的脸怎么这么白啊！你的腿怎么了？”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张海迪笑了，慢慢的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

仅仅才过了半个月，张海迪就同乡亲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乡邻们争着抢着往玲玲家送地瓜、咸菜等东西，还为她做了一张木轮椅。

孩子们都愿意推张海迪出去散步。这个男孩子说：“玲玲姐，我推你！”那个男孩子抢过来说：“我推，我推！”经过几番争执后，由孩子们轮流推着，来到了田野里。

为了回报这些朴素的爱，张海迪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于是，她开始在昏暗的油灯下学习一本本医学书，还让父亲给她买来体温计、听诊器和针灸用的银针，成了一名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的乡村医生。

在莘县生活期间，张海迪为群众治病一万余多人次，针灸技术也在当地出了名，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由于经常靠在轮椅上给人看病，她的肋间神经总会感到剧烈的疼痛，脊椎甚至弯曲成了“S”型，但是，为治好村民的病，回报他们的爱，张海迪始终坚持着。

一

郑成功是名震中外的民族英雄。他生活在距我们三百多年前的明末清初。他率领中国人打败了强占中国台湾宝岛的苛兰人，把台湾建设得更加美丽和富饶。

郑成功是中国人，但他却出生在日本。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的爸爸很穷，为了养家糊口从中国去了日本。接下来在日本结了婚生下了郑成功。关于郑成功的出生有以下几种传说：一种说法是郑成功的妈妈在怀着小郑成功的时候，一天依在床头睡着了，睡着睡着突然梦见自己站在大海边，她眺望着大海可高兴了，她一会抓只小鱼，一会儿又捡个贝壳，别提多高兴了。这时候突然看见一只大鱼朝她游过来，郑妈妈慌忙之间就要躲闪，谁知道那鱼一头扎进了她的肚子里。

郑妈妈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了，窗外还没有天明。这时候睡在妈妈肚子里的郑成功突然动了起来，难道他也醒了吗?

另外一种说法是郑妈妈到海边玩，捡了好多好多贝壳，天是那样蓝，海也是那样蓝，郑妈妈可高兴了。她用一根线把一只只贝壳穿了起来，做成了一条美丽的贝壳项链，她想用这串美丽的项链亲手挂在以后出生的郑成功脖子上。郑妈妈想，好多人围着郑成功说："你的贝壳项链真好看，是谁送你的。"这时候她想郑成功会骄傲地说："是我妈妈亲手给我做的。

郑妈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但一会郑妈妈就被痛醒了。原来郑成功在妈妈肚子里听见大海的波涛声，心想那是什么啊，哗啦哗啦地真好玩，就想出去，于是就在妈妈的肚子里使劲地跑使劲地踢嘴里喊着："妈妈，妈妈，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玩……"

这样郑妈妈就在一块岩石上生下了小郑成功。这块石头现在还在日本的平户，叫做"儿诞石"，意思是指在这块石头上生了个小孩的意思。

以上都是两种传说，特别是前面说的大鱼怎么能一头扎进人的肚子里呢，但是这也说明了好多好多人都非常喜欢和尊敬郑成功，所以把他的出生写成个故事。下面是几件郑成功真正的故事。

二

在郑成功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决定回中国去做生意，准备一家人都回国。但当时在日本，幕府将军(解释：幕府将军就是当时日本的大官)不让他们回去，最后郑成功的爸爸一个人回到了中国。

于是郑成功就和妈妈还有弟弟七左卫门留在了日本。郑成功小时候因为不是日本人，所以经常受到日本小朋友的欺负。可是郑成功却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他经常听妈妈讲中国的历史故事，知道很多很多中国的事。他从小就知道如果不努力学习长大就不能为祖国增光，如果中国不富强就会受外国的期负。所以每天天不亮他就偷偷起床读书，然后又拿着宝剑在院子里练功，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够为中国做很多很多的事，他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再也不受外国的期负，他要让千千万万个老百姓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那时候因为爸爸回了中国，家里非常穷，有时连一个馒头也吃不上，弟弟还小，郑成功就帮妈妈一起给别人洗衣服。冬天的水好冷啊，把小郑成功的手冻得通红，他非常非常疼，但每次妈妈一问他，他总是摇头"不疼不疼"。于是妈妈等他睡着之后偷偷掀开被子一看，郑成功小小的手掌都起了痂了，妈妈就坐在灯下哭呀哭，郑成功听见有人哭，起来一看原来是妈妈，他知道妈妈看了他的手，他也一头扎进妈妈的怀里哭了起来："妈妈，妈妈，你别哭了，长大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郑成功和妈妈哭成了一团。

又过了几年，郑成功的爸爸回到中国以后做生意挣了很多很多钱，派人回到日本去接郑成功和妈妈、弟弟，但是日本的幕府将军怎么也不让他们都回去，最后只把郑成功接回了中国。

在离开日本的那天，妈妈背着年幼的弟弟站在码头上，郑成功的眼睛都哭肿了，他舍不得离开妈妈呀。船慢慢开去了，郑成功使劲地对着妈妈哭："我要妈妈，我不要走……"

船开到了大海上，天已经黑了……，郑成功站在前面的甲板上眺望着大海心里说："妈妈，我长大了一定会回来接你的，我定好好读书，做一个对中国有用的人。”

三

回国以后郑成功的爸爸给他找了最好的老师，又找了好多好小朋友陪他读书。老师长着长长的胡子，戴着圆圆的小眼镜可凶了，成天拿个大板子打不认真读书的小朋友的屁股。可是郑成功却一点也不怕他，因为郑成功是最努力读书和最听话的小朋友，老师还经常当着同学们的面表扬他呢。

放学以后，他经常和小朋友一块玩，在小朋友当中他最喜欢大龙。大龙长着圆圆的脸，胖乎乎的。吃饭时一次就能吃五个大包子，但是大龙却不爱学习，所以经常被老师打屁股。每次他都撩开裤子让郑成功看他被老师打红的屁股，郑成功总是笑着说："大龙啊大龙，如果你好好学习就不会被老师打屁股了。"~

从此以后，在其他小朋友都在外面玩的时候，郑成功总是帮助大龙复习功课，很快大龙的学习成绩也好了，老师也不打大龙的屁股了，有一次当众表扬了大龙哩，郑成功在下面听见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老师知道了是郑成功帮助的大龙，对郑成功更好了，还要小朋友都向他学习哩。

郑成功不仅学习努力，而且练武术也非常刻苦。冬天练武术时非常冷，但他一想到远在日本的妈妈和弟弟，就不怕冷了，常常练得满头大汉。郑成功的武术越练越好，但他却从来不用武术去欺负别的小朋友。还用武术去帮助小朋友呢。

有一个春节，外面特别热闹。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大街上有很多人，一些小朋友在外面放鞭炮。郑成功学习完之后，向爸爸请了假然后出去玩，这时他突然看见一个比他个头大很多的小朋友正从一个小朋友手里抢鞭炮，那个被抢了鞭炮的小朋友哇哇哭了起来。那个大个子刚想转身走，就听后面有人喊道："不许欺负人，把鞭炮还给他。"大个子刚才被吓了一跳，因为抢别人东西都是很坏和心虚的事。但他一看，原来却是比他矮了一半的郑成功，大个子笑了："哈哈，你是谁呀，关你什么事，走开走开。"只见郑成功小手一动，身子一翻连续做了几个鹞子翻身，做了一个亮相定住，脸不红心不跳："把鞭炮还给别人，要不我就不客气了。"郑成功说，大个子被吓了一大跳说："你是谁"。郑成功立住身子大声说："我是郑成功"。大个子说："原来你就是郑成功，别打我别打我，我把东西还给他还不行"。说完把鞭炮还给小朋友，一溜烟就跑得没影了。这时大龙和几个小朋友听到动静都跑了过来，当听完郑成功说完之后，大龙问："你该不会打人吧"。郑成功笑了 "我们学武术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我才不会打他，只是吓唬吓唬他，让他有个教训，以后别再欺负别的小朋友。"那天郑成功和所有的小朋友玩得可开心了，他们放了好多好多鞭炮，把他们耳朵震得嗡嗡直叫。他们这个新年过得真好。

四

冬天下了好多好多的雪，春天开了好多好多的花。很多年过去了，郑成功长成了个大小伙子，郑成功的爸爸终于把他妈妈和弟弟从日本接回来了，郑妈妈头发都白了，郑成功和妈妈抱在一起放声大哭，他们是想起了在日本小郑成功帮妈妈给别人洗衣服的情景，想起了这么多年郑成功每天躲在被窝里偷偷喊妈妈的情景。爸爸搂着已经长高的弟弟在一旁看着，眼睛里也充满了眼泪。

这一年明朝灭亡了，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在一座高山上上吊死了。清朝的军队，占领了北平(解释：北平为现在的北京)。由于郑成功的爸爸他们都是明朝人，后来郑成功的爸爸又当了明朝的大官，所以清朝就派了好多好多军队来福建打他们，他们要把福建也占领让他成为清朝的地方。

清朝的军队在海上派了好多大船，在陆地上又派了好多拿刀的士兵向福建浩浩荡荡地杀来。郑成功的爸爸也和他的"郑家军"做好了打仗的准备，他们爬上了好多好多的山头，偷偷放上大石头，又偷偷在树上埋伏了好多拿着弓箭的人，只等清军一到就开始打仗。清军的大队人马刚走到一个山后，就听一声炮响，大石头象暴雨般地砸了下来，树上的弓箭手也嗖嗖的直放箭。清朝的军队被杀得尖喊成一片，赶紧往回跑。

郑成功的爸爸和他率领的"郑家军"非常高兴，他们吃了好多的菜，喝了好多的酒来庆贺。清军一看打不过郑家军，怎么办?率领清军的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连觉都睡不着，头发也搔掉了好几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坏主意。他派人去骗郑成功的爸爸说，如果郑爸爸投降，就给他大官做，而且不杀他们性命。郑爸爸于是就相信了，只带了几个人去了清军大营，谁知道刚进清朝军队的大营，只见贝勒博洛两撇小胡子向上一翘，恶狠狠的喊："来人呀，快把他们给我绑起来，别让他们跑了"。郑爸爸他们这才知道上了当。

郑成功一听说爸爸给清军抓去了，非常生气。因为他最恨不讲信用的人。他派了好多"郑家军"去救爸爸，但郑爸爸早就被偷偷地给送到北平去了。

五

郑成功后来又组织了一支由好多好多人组成的军队，去打清朝的军队。在出发前他们规定了好多好多纪律，比如说：不准伤害妇女和小朋，还有老人;不许抢别人的东西等等。因为他们的军队守纪律，又不抢老百姓的东西，所以很快就从福建打到了南京，他们打了好多好多胜仗。每天郑成功骑着他的大马，腰里挂着宝剑和士兵们一起前进，所以大家打仗都很有劲。"郑家军"很快就围住了南京，南京的城外密密麻麻都是"郑家军"的人。但是清朝很快就派了大队带着刀的士兵来，那天晚上，郑成功和他的士兵正在睡觉，就听见外面杀声震天，原来清朝的军队趁着晚上偷偷来袭击"郑家军"。郑成功和他的部下们奋勇抵抗，但由于没有一点准备，他们被杀了好多好多人，没有办法只好从南京一直撤退到了福建。

回到福建后郑成功非常生气，因为打仗死了好多好多人。不过经过很长时间他才明白，打了很多的仗，死了好多中国人(解释：清军也是中国人)，不应该让中国人自相残杀。

这时，和福建一水相隔的台湾被荷兰人占领了，他们在台湾岛上横行霸道，还经常欺负老人和小朋友，他们让中国人背上大石头运到很远的地方，路上还不给饭吃，谁要在地上喘口气，他们就用大皮鞭抽打中国人。台湾岛上的中国人没有一件好衣服穿，吃不上一顿好饭，就连脚上的鞋也是露出几个脚趾头的。小朋友们一个个面黄肌瘦，一个玩具也没有。

郑成功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因为台湾从来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地方，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外国人还能横行霸道，不给中国人饭吃，还让中国人给他们干活。

郑成功几天没睡好觉了，他靠在窗前，眼望着大海，那目光仿佛越过了大海，看到那里的老人和小朋友手里拄着小棍拿着小碗，沿街要饭的情景。看到在烈日炎炎的山上中国人干活时背上被皮鞭抽打出血的情景，究竟怎么办?

六、

郑成功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出兵去解救台湾，让台湾的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服穿，小朋友都高高兴兴地去上学。郑成功好几天没睡觉了，他在干什么呢?在郑成功的房里，他正在地图上画出作战的计划。他的两眼通红，充满了血丝，充满了对荷兰侵略者的仇恨。

郑成功很快就准备好了几十艘大船和好多和他一样仇恨荷兰侵略者的士兵，士兵们在操场上训练时没有一个人偷懒，因为他们的心里都装着祖国，都装着台湾岛上的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大船终于开了，这些船将要驶向台湾，去赶走荷兰侵略者。码头上站满了前来欢送的老百姓。郑成功和士兵们都激动地哭了。

郑成功他们的大船在晚上悄悄驶向了台湾宝岛，但不巧正被个值勤的荷兰士兵看见了，这个大鼻子老外怀里抱着枪本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却不巧一只蚊子叮了大红鼻子，他嘴里叽哩咕噜说着我们听不懂的外国话，站起来打蚊子，一抬头却发现了驶来的几下艘大船，那几十艘大船在夜色下就象几十把扎进敌人胸膛里的利剑。

大鼻子哨兵着急了，一边往回跑一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不好了，不好了，有军队打过来了"。

台湾岛上的荷兰军队用火炮去打郑成功他们的大船，但都在离船很远的地方炸响了，"轰隆隆，轰隆隆"，一点都没打着船,只在海面上掀起了一阵阵浪花。原来郑成功早就在地图上标好了敌人火炮的距离，所以火炮当然就打不着他们了。

郑成功他们的大船一靠岸，船上的士兵就象天兵天将一般冲了出来，他们把荷兰鬼子赶得满山乱跑，最后钻进一个石头做的城堡里不敢出来。台湾岛上老百姓听说郑成功的军队到了都拿出自己的一点点粮食和酒跑出来给"郑家军"，并围着他们高声欢呼。老百姓们哭呀喊呀，那都是高兴的眼泪。整个台湾岛沸腾了。一个荷兰士兵想看看外面怎么这么热闹，谁知道刚一伸脑袋，就被一个小朋友用弹弓打在眼珠子上痛得嗷嗷叫，脑袋又缩回去了。逗得大家哈哈直笑。

城堡里的荷兰人死不投降，但郑成功也没有下命令去打城堡，因为那样要死很多很多中国人。只是叫人把城堡团团围住。这样过了几天城堡里的荷兰人没水喝也没饭吃，饿得走道都象喝醉了酒似的，一扭一扭的，于是就投降了。

从此，宝岛台湾又回到了中国母亲的怀抱。那里的人们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现在台湾为了纪念郑成功建设了很多他的庙，还把每年的七月十二日作为纪念他的日子。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谜

提起秦始皇，人们就会想起“焚书坑儒”这一典故，但是秦始皇到底有没有“坑儒”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便加强中央集权。在完成政治上的诸多加强控制的举措之后，秦始皇便开始了精神上的控制。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为群臣及众多的儒生大排酒宴。在宴会上，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众多儒生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博士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实行分封，而丞相李斯等则赞同郡县制，并指责淳于越等“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最后秦始皇支持李斯的观点，并采用、实施李斯的“焚书”建议，下令：除了秦纪(秦国史书)、医药、卜筮、农书以及国家博士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外，凡列国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作品、诸子百家著作和其他典籍，统统按时交官焚毁。同时，禁止谈及《诗》、《书》和“以古非今”，违者定当严惩乃至判其死罪。百姓如想学一些法令，可拜官吏为师。从这一点来看，焚书的举动秦始皇肯定做过。

秦始皇称帝以后，力求长生不老，迷恋仙道，不惜动用重金，先后派徐福、韩众、侯生、卢生等人寻求仙药。侯生与卢生当初是秦始皇身边的方士，由于长期为秦始皇求仙人和仙药，却始终没有找到，而心急如焚，忐忑不安。依照秦国的法律，求不到仙药就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深发感慨：像这样靠凶狠残暴而建立威势并且贪婪权势的人，不值得给他求仙药。于是，侯生、卢生悄悄地远走他乡。

这件事使秦始皇十分恼怒，于是他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方士进行审查讯问，欲查出造谣惑众的侯生、卢生两人。方士们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只得相互告发，秦始皇最后把圈定的460余人，都在咸阳挖坑活埋。

秦始皇的“坑儒”是“焚书”的继续。至于坑杀的人究竟是方士还是儒生，学术界各持己见。从分析“坑儒”事件的起因看，秦始皇所坑杀的人应该是方士;但从长子扶苏的进谏“众儒生都学习孔子的学说”来看，秦始皇所坑杀的又好像是儒生。

而且东汉卫宏在《诏定古文官书序》中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用以种瓜，以冬季瓜熟的奇异现象为由，诱惑博士诸生集于骊山观看。当众儒生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时，秦始皇趁机下令秘杀填土而埋之，七百多名儒生全部被活埋在山谷里。于是有人便根据这一点而偏向于传统的说法，认为秦始皇确实有过“坑儒”的行为。

但有人研究诸史籍，认为“焚书”有之，“坑儒”则无，实是“坑方士”之讹。“坑方士”事见始皇三十五年，因为侯、卢二人求仙药不成，他们惧“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骂了秦始皇一番后逃走。既然事端由方士引起，那么就只能是“坑方士”，当然不能说被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中没有儒生，而全是方士，但是由其代表人物可推知，被杀的主体应该是方士，而被杀的原因更与儒家的政治主张和学派观点无关。所以即使被杀者有儒生，也并非因其为儒生而得罪，总是与方士们有某种牵连之故。因此绝无理由说秦始皇“坑儒”。尽管秦始皇早因“坑儒”之举背上千古骂名，然而，直到今天，秦始皇究竟有没有“坑儒”这一谜团还是没有解开。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个瘫痪姑娘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是谁?她就是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在五岁的时候，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的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的命运是非常不幸的，可是在党和人民的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并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的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是一个奇迹吗？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的姑娘生活得如此坚强呢?是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信念的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1770年12月16日，贝多芬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贫困的基督教天主教徒家族中。他妈妈信仰非常虔诚，从小就把贝多芬送往教会学校学习。

他后来讲，那儿的一个耶穌会会员老师让他“在箴言”中成长。年轻时他参加各种各样的教会，而他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哥特布·尼夫是个基督教新教徒。

贝多芬一生都充满苦难：家境贫寒;父亲酗酒;母亲多病;十岁被迫退学，

但他从小就有音乐天赋，他的父亲想要把他培养成像莫扎特那样的音乐神童，所以从小就逼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

8岁时，贝多芬已开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人称为第二个莫扎特。

1781年，贝多芬跟随乐队指挥学习钢琴和作曲，另外还跟弗兰兹学习小提琴，在这些老师的系统专业的教育下，贝多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2岁时，贝多芬拜师于风琴师尼福，开始学习作曲，同时担任风琴师尼福的助手。他使贝多芬熟悉了德国古典艺术的一些优秀范例，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

在生活方面，他十二三岁时就已经挑起了超过成年人所负的重担子，十七岁时，年仅四十岁的母亲也不幸去世，给他留下一个愁苦的家——病在摇篮中的妹妹、两个年幼的弟弟和酗酒成性的父亲。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给了他很多启发，从而奠定了他的理想——深信人类平等，追求正义和自由，他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思想。

此后五年，他又写作了第1号到第11号钢琴奏鸣曲，以及第1号到第3号钢琴协奏曲。1799年，贝多芬完成了《第1号交响曲》。他凭着神奇的想象力，接连写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弥漫着生命的欢愉与热情，表现了空前的自由意境，突破了连莫扎特都受束缚的严格形式。

1803年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第3交响曲》。那时，拿破仑正在远征，无情地征服着途中的每一个民族。起初，贝多芬非常钦佩这位征服者的威力，准备把自己的第三交响乐曲献给这位英雄。但听到拿破仑称帝的消息时，贝多芬在狂怒中把乐谱的扉页撕成了碎片。改称为《英雄交响曲》。

然而，正在他的音乐事业一帆风顺之际，耳聋失聪的厄运却不幸降临到他的身上。对音乐家而言，失聪无异于灭顶之灾，他再也听不到美妙的旋律了。如果按照正常的自然发展规律推演下去，可以断言：他的音乐艺术生命只能到此为止了。

但是，事实却是;他的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品却是在他耳朵失聪后才创作出来的。他音乐艺术的黄金创作期正是在他失聪之后。《欢乐颂》正是他失聪之后的巅峰之作。

1824年五月，耳聋的贝多芬亲自指挥的这部交响曲上演了，在乐队凯旋般的声音中融汇进来雄伟而庄严的合唱：“欢乐啊!天上美丽圣洁的光辉!……亿万生民，互相拥抱吧!……亿万生民，下跪吧!世人啊，你可感到造物主的存在?到繁星密布的穹苍去找，他就住在那重天九霄。……”

演奏结束，全场起立，欢呼的听众把帽子扔向空中。按当时的习俗，对皇族也只能用三次鼓掌表示欢迎。而这次，听众却一连五次向贝多芬致敬……

真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贝多芬!”他太使人震惊诧异了!他太让人不可思议了!

当他在耳聋之疾缠绕下弹奏出美丽的音符时，当他的一首首雄浑绝美的交响曲回荡在世界各处时。

我们不禁要问：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能够如此顽强地战胜一个又一个逆境的风暴，持之以恒，永不言败，不断谱出动人的乐曲，弹出高雅的音符?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如此奇妙地从绝望的黑暗走向辉煌的光明?战胜自我，飞跃极限?

是一种什么样的超自然的力量，使他如此自信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一个无人能及的音乐巨人?从不幸的谷底达到音乐的颠峰?

对于上面的疑问，贝多芬的日记、信件和对话本(耳聋后用来和别人沟通)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

在这些资料中，有许多地方他都虔诚地提到 神，这正是他坚定信仰的有力证据。

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亲近上帝，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远离上帝。”

虽然他后来失聪，但他心灵的听觉变得更为敏锐，能听到整个宇宙的交响乐。他用音乐讴歌生命，赞美生命的创造主。他说：“要一架钢琴出声，需用压力。如你经得起压力，神就要把你压出音调来与天上的音乐相和。”

他以自己特有的确信写道:“不是原子的偶然碰撞形成了这个世界，如果宇宙的构造反映出秧序的美丽，那么必定有位创造者: 神。”

失聪的作曲家抒发了他最深的渴望:“全能的神，你鉴查我心中的灵魂，你也测透我的心，知道里面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善的渴望。”

他和神的关系非常个人，在生活中感到不平时他向神寻求答案:“因此，我将平静地忍受一切不合理，并把信心放在你永恒的良善上。哦，我的神，在你自有永有的里面，我的灵在欢唱，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光、我永远的信任。”

1810年，他向一好友坦白自己近乎孩气的信心。他写道:“我没有朋友，必须独自生活。然而我知道神比其他人更亲近我。我一点也不怕祂，我总是能认识和理解祂。”

在1815年，他甚至表示希望成为一个小教堂的作曲家，在那儿他将把作品献给“永恒的神的荣耀。” 在他的日记中记录着他热烈和虔诚的祷告:“无论怎样，让我转向祂并在创作中结出累累的硕果。”

贝多芬写给他的朋友鲁道夫大公爵的信时说:“我要比其他人更亲近神，并且在人类中彰显祂的荣耀，没有什么比这更棒了。”

贝多芬拥有法文和拉丁文的圣经，至少在晚年，他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与年轻的侄子一起祷告(他的一个弟弟去世后，年幼的侄子由单身的他抚养长大)。

他的图书馆藏有一些基督徒祷告的文献。像托马斯·阿·坎培斯的《效法基督》，还有一本非常著名的克里斯蒂安·斯姆写的《神在大自然奇妙作为的反映》——一位路德派传教士的著作。“苏格拉底和耶穌是我的榜样”。

1820年贝多芬在对话本中写道他的虔诚而且隐密，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今天恰是礼拜日，所以我从《圣经》中引点东西给你:“看见你们彼此相爱。”

贝多芬了解他属天的任务，曾在遗嘱里写道：“直到完成上帝要我做的，否则我不可能离开这世界。”在日记里一个简短的祷告道出他的心声：“不管如何，让我倚靠你而结满丰盛果实。”

贝多芬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服侍人的机会。我们应效法耶稣，不顾别人的嘲笑，真心诚意地去服侍人，学会在服侍人的过程中体验主的大爱;并在服侍人的事上，学会服侍主。”他在给兄弟的一封信中说：“神还不愿用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堂之前，必须把圣灵启示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这是他的最后遗言，那些被他谦卑地称之为“几个音符”的音乐作品，是一位历经苦难，却与命运顽强斗争的勇士留给世界的遗产。

贝多芬毕生热爱生活，并不因耳聋而始终悲观，不因苦难而终生抱怨，他的一生充满了对生命的盼望以及对人生的热爱。他说：“如此美丽的人生我愿再活1000次。”“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觉得死得太早。”他爱大自然，常在公园、果园、森林中散步，他说：“我听到树木、岩石在歌唱。”事实上，贝多芬的确能顾念别人并同情他们的苦恼。当他知道巴赫仅存的女儿需要帮助时，立刻出版了一部新作，将所有的收入赠给了这位老妇人。贝多芬的耳聋日益严重，他越来越退缩回到作曲的工作中，并进入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

1827年，在临终的床上，他再次向弟弟表示“已作好充分准备”回到神的平安里面。他在生命尽头的最后所做的事是领受圣餐，他的朋友哈顿布瑞纳一直和他在一起，直到他在有暴风雨的那一天去世为止。他亲密的朋友费利克斯·辛德尔坚持说贝多芬的“整个生活是他内心虔诚的证据。”

1827年3月26日晚5点45分，贝多芬逝世了。结束了他苦难却荣耀的一生。这天，突然间雷雨交加、狂风大作，大自然为这位伟大的音家的去世演奏了一曲壮丽的交响乐。他离开了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回到那美好无比的天家。他的那些乐章，穿越几百年的历史隧道，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心灵。

贝多芬的葬礼是英雄的葬仪，送葬的队伍有两万多人。许多人都痛哭失声……。

一年之后，有一位单身贵族妇女，来到贝多芬的墓前，默默地献上一束鲜花，伫立良久。她就是丹莱莎——贝多芬永久的也是唯一的恋人。由于门第之见等阻隔，互相深爱着的二人最终没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贝多芬，终身未娶;丹莱莎，终身未嫁……

一次，去拜会一位事业上颇有成就的朋友，闲聊中谈起了命运。我问：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命运?他说：当然有啊。我再问：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既然命中注定，那奋斗又有什么用?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笑着抓起我的左手，说不妨先看看我的手相，帮我算算命。给我讲了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等诸如此类的话之后，突然，他对我说：把手伸好，照我的样子做一个动作。他的动作就是：举起左手，慢慢地而且越来越紧地握起拳头。末了，他问：握紧了没有?我有些迷惑，答道：握紧啦。

他又问：那些命运线在哪里?

我机械地回答：在我的手里呀。

他再追问：请问，命运在哪里?

我如当头棒喝，恍然大悟：命运在自己的手里!

他很平静地继续道：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不管“算命先生们”如何给你算，记住，命运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嘴里!这就是命运。当然，你再看看你自己的拳头，你还会发现你的生命线有一部分还留在外面，没有被握住，它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命运绝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但还有一部分掌握在“上天”手里。古往今来，凡成大业者，“奋斗”的意义就在于用其一生的努力，去争取.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在上古时期的周朝，统治者把全国分成许多小国，由他们的子弟和功臣去治理，叫诸侯国。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办法对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是起过作用的。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各诸侯国独自为政，不听中央的命令，相互之间又不断打仗争夺，使全国陷入分裂和动乱的状态。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和战国时期。到战国后期，人民都希望把全国统一起来。

公元前221年，秦国国君赢政经过10年征战，消灭了其他6国，建立了秦朝。他就是秦始皇。怎样进行管理呢?有的大臣提出，还应该像周朝那样分封诸侯。一个叫李斯的大臣坚决反对，说应该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统一管理，才不致于造成混乱和分裂。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说：“过去战争不断，百姓受苦，就是因为全国分裂、各自为政、不尊天子造成的。如果我再分封，不是等于给自己树立敌人吗?想要安宁就难了。”

于是，秦始皇决定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郡县官员由中央任命。他又下令制定统一的法令，使用全国一致的文字、车辆，开通首都到各地的驿道，做到畅行无阻;对长度、重量、容量也做了统一的标准。他还亲自到各地巡视，宣传统一的意义和功德。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全国统一的办法，后来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在中华大一统的事业中，秦始皇是有伟大功绩的。

奥马尔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头脑里充满了智慧，而且稳健、博学，为人们所敬仰。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刚一开始您是否就已经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呢?”奥马尔微笑着说：“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才知道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

“当我20岁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用20岁以后的第一个10年学习知识;第二个10年去国外旅行;第三个10年，我要和一个美丽、漂亮的姑娘结婚并且生几个孩子。在最后的10年里，我将隐居在乡村，过着我的隐居生活，思考人生。’

“终于有一天，在前10年的第7个年头，我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学到，于是我推迟了旅行的安排。在以后的4年时间里，我学习了法律，并且成为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把我当作楷模。

“这个时候我想要出去旅行了，这是我心仪已久的愿望。但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无法抽身离开。我害怕人们在背后斥责我不负责任，后来我只好放弃旅行这个想法。

“等到我4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了。但总是找不到自己以前想象中美丽、漂亮的姑娘。直到62岁的时候，我还是单身一人，那时候我为自己这么大一把年纪还想结婚而感到羞愧。于是我又放弃了找到一个姑娘并且和她结婚的想法。

“后来我想到了最后一个愿望，那就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隐居下来。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疾病，我连这个愿望都完成不了。

“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但是一个也没有实现。”

“孩子，你现在还年轻，不要把时间放在制订漫长的计划上，只要你想到要做一件事就马上去做。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事物，计划赶不上变化。放弃计划，立刻行动吧!”奥马尔最后说。

花儿要盛放的时候便盛开，云彩要绚烂的时候便耀眼，你有什么要做的便去做吧。计划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过于执著地相信计划，会延误许多时间，也会让你的人生过于刻板。

上官婉儿，男性化复姓的上官，和柔媚的女性化的婉儿的组合， 不只是个符号，几乎“昭示”了名字主人的性格和命运。

她生在盛唐，却在襁褓之时便沐浴了腥风血雨。她的爱恨悬浮于一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苦难成就了一个非凡的女性。

她是罪臣孤儿，祖父和父亲都被武则天杀害。但她效命于这个“教母”般的女皇长达27年。14岁成为武氏“秘书”，19岁时百官奏牍都由她先行过目，并加拟签，武则天只要在上面批个字就颁行天下，成了除武则天以外最具权柄的女人。追随武氏25年，她成了事实上的“巾帼首相”;武氏之后中宗即位，婉儿封昭容，位同宰相、爵同诸王，仍然秉国权衡，参与朝政。她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直到被李隆基诛杀，甚至可以说她曾用非凡的政治智慧“称量天下”。

她是唐代大文人上官仪的孙女，她和祖父对唐初诗律的形成及发展有很大影响，她用非凡的文学智慧又“称量”了当时的文坛。

李隆基杀了这个非凡的女人后的第二年，便忙不迭地让自己的臣子张说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辑成二十卷，如此才“安”了这个大唐天子的心。他敬佩这个“曾经的敌人”。

婉儿一生的灵魂与肉体之爱错综复杂，她利用男人对她的爱，用超绝的控制能力控制了那些身居要位的男人，从大唐皇帝中宗李显，到廷臣执事武三思、崔湜等，她总让自己在他们的生活中显得无比重要。

史书和民间传说中都有这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故事，无非是因为婉儿在历史上的地位太独特太突出。她如此出类拔萃，以至于没有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再度出现。她的才高如云，她在权力场中的纵横捭阖，在危机四伏的宫廷争斗中保持着艰难的“平衡”，她的卑鄙与高贵、张扬和谦退，放浪与真诚共集于一身的极为复杂而多层次的个性，让她如美钻一般，闪烁着多彩的光辉。

文学家张说为上官婉儿20卷的文集题序说：“敏识聆听，探微镜理，开卷海纳，宛若前闻，摇笔云飞，成同宿构。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复有女尚书决事言阀，昭容(上官婉儿)两朝兼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意，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媪，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这样的赞美，据我看来是空前绝后的，因为上官婉儿，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刚直肯谏”

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个贫困家庭。这是当时一个非常闭塞的县城。

童年时代，他最想骑马。他将一个小木凳拴上绳子，牵着当马骑，边骑边喊“马嘟嘟，马嘟嘟。”现在这个小凳子还陈列在金坛的“华罗庚纪念馆”里呢。稍大以后，他就把家中小杂货店的柜台当马骑，跳上跳下，并且还不时学着大人骑马的样子，感觉十分得意。

华罗庚特别爱动脑，对于一些别人看来司空见惯的事，往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提出一些似乎希奇的问题。有一次，他同别人一块去城郊玩耍，见一座荒坟旁有石人石马，就问比他大的同伴：“这些石人石马有多重?”同伴回答说：“这怎么能知道呢。”华罗庚却不甘心，沉思片刻，说：“以后总会有方法知道的。”

在当年的金坛，华罗庚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灯节、船会、庙会等场所，凡是这些热闹的地方都少不了他的身影。城东有座青龙山，山上有个庙。每逢庙会，庙中的“菩萨：”便头插羽毛，打扮得花花绿绿，骑着高头大马进城来。一路上，人们见到“菩萨”就磕头行礼，祈求幸福。华罗庚伸直脖子，望着双手合十的“菩萨”，心里暗自琢磨：“?菩萨?果真万能吗?”当庙会散了，人们也陆续回家，华罗庚却跟着“菩萨”去了青龙山，想探个究竟，看一看“菩萨”的真面目。

来到庙里，“菩萨”卸了装，华罗庚一看“菩萨”是人扮的，就立刻往家跑。回到家，他便兴高采烈地对妈妈说：“妈，你往后不要给?菩萨?磕头了，?菩萨?是骗人的1父亲马上训斥道：“唉呀，罪过，小孩子懂什么?”他却认真反驳道：“我到青龙山的庙里去了，?菩萨?原来是假的，是人装扮的1

华罗庚的数学作业，经常有涂改的痕迹，很不整洁，老师开始时非常不满意。后来经过仔细辨别，老师发现华罗庚是在不断改进和简化自己的解题方法。

华罗庚在中学读书时，曾对传统的珠算方法进行了认真思考。他经过分析认为：珠算的加减法难以再简化，但乘法还可以简化。乘法传统打法是“留头法”或“留尾法”，即先将乘法打上算盘，再用被乘数去乘;每用乘数的一位数乘被乘数，则在乘数中将该位数去掉;将乘数用完了，即得最后答案。华罗庚觉得：何不干脆将每次乘出的答数逐次加到算盘上去呢?这样就省掉了乘数打上算盘的时间例如：28×6，先在算盘上打上2×6=12，再退一位，加上8×6=48，立即得168，只用两步就能得出结果。对于除法，也可以同样化为逐步相减来做节省的时间就更多的。

凭着这一点改进，再加上他擅长心算，华罗庚在当时上海的珠算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华罗庚不仅对数学肯动脑筋，对语文也很用心。有一次，老师把自己收藏的文学大师胡适的书分给学生，让每人看完后写一篇读后感。华罗庚分得的是《尝试集》，书中流露出作者提倡白话文的得意，认为自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于是在扉页上写了一首《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在读后感中，并未表达出老师所期望的对胡适的赞美之词，而是尖锐地指出：胡适的这首诗概念混乱，第一句中的“尝试”与第四句中的“尝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第一句中的“尝试”是指初次尝试，当然一试就成功是比较罕见的;第四句中的“尝试”则是指经过多次尝试或失败之后的一次成功尝试，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含意。单独来看两个“尝试”都是有道理的，但胡适将二者放在一起，则是拿自己的概念随意否定别人(陆放翁)的概念，真是岂有此理!他说：“胡适序诗逻辑混乱，不堪卒读。”

虽然语文老师当时十分不悦，但20年后还是对已成名的华罗庚说：“我早就看了你的文章不落窠臼。”

华罗庚正是由于勤思考，爱创新，不迷信权威，才最终靠刻苦自学成为一名大数学家的。

秦始皇修建了很多的宫殿,单单咸阳的周围就建有二百七十多座,行宫在关外有四百多座,关内三百多座。下面一起来欣赏秦始皇有关成语故事吧~

在中华大地这个历史舞台上，上下五千年中来去匆匆走过了许多位风云人物。秦始皇就是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了重重脚印的一位。他从父亲秦庄襄王手中接过了秦国先公先王传下来的统一六国事业的接力棒，奋力拚搏，终于跑到了终点，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的秦帝国。

秦始皇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树立起一块新的里程碑，其功绩是伟大的。但是，秦始皇横征暴敛，农民被迫把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上交赋税，还要负担沉重的遥役，被征去修阿房宫、陵墓、筑长城达200多万人。秦始皇的暴政，给自己种下了覆灭的恶果。

离奇身世

战国末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秦是当时的七雄之一，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听取了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把进攻的矛头先对准了邻近的韩国和魏国，而和较远的赵国联合。遵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即太子安国君（秦始皇的爷爷）的儿子。子楚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子楚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时便选中了他，于是他便作为人质送往赵国居住。

当时，阳翟有个叫吕不韦的大富商经过赵国国都邯郸时，遇到了子楚，吕不韦是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一遇到子楚便觉得“奇货可居”，打起了要利用他来赚取功名利禄的算盘，于是便倾心结纳。子楚身在异国他乡，备感孤独寂寞，现在竟有人如此关心自己，不仅令他感激万分，于是两人渐渐成为好朋友。

吕不韦决定想方设法让子楚不但能够回到秦国，而且还要在秦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做了一系列精心的策划——他很熟悉当时秦国的内幕，知道安国君虽然最宠爱华阳夫人，但华阳夫人却没有儿子，于是他便打定主意要让华阳夫人过继子楚为子，那么以后在太子安国君即位后，子楚也就是太子了，自己肯定会利用特殊的政治资本赚来无数的钱财。

于是，吕不韦拿出千金送给子楚，让他广交朋友，他自己则带着大批奇珍异宝，去了秦国。到了秦国之后，他首先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施展口才，说子楚如何贤达，如何聪慧，广交天下朋友，富有大志。虽然身处异乡，但天天想念安国君和华阳夫人，有时思念得都泪流满面。吕不韦又劝说华阳夫人的姐姐去游说华阳夫人，让她尽早在众公子中过继一个，并立为储君，不然等到自己年老色衰的那天，有何依靠呢？现在子楚在赵国做人质，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何不趁此机会，立子楚为嫡嗣，这样子楚必感恩不尽，夫人也就终身有靠了，何乐而不为？

虽然深受太子宠爱，但无子嗣一直是华阳夫人耿耿于怀的心事，经姐姐一番游说，华阳夫人欣然同意了吕不韦的主张，于是她便利用安国君的宠爱，说服了他立子楚为继承人。

从此，子楚的处境和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了子楚足够的钱财，还让吕不韦做他的师长，扶助子楚。 而吕不韦与子楚的交情也越加深厚，他们一起期盼着子楚回国做太子，准备以后继承王位的那一天早点到来。

吕不韦是个深谋远虑的人，此时他已经开始为将来依靠子楚在秦国大展宏图做准备了，他先是不惜重金买来邯郸的一位名歌妓赵姬为妾，等她怀孕之后，吕不韦就对她说：“我打算谋取秦国的天下，现在子楚在赵国做人质，尚未娶妻，我打算将你送给他，因为他以后必定要回到秦国，也必定会登基，等他去世之后，我们的儿子就必定会被当作子楚的子嗣，继承王位了，那么秦的天下不就是我们的了吗？”赵姬答应了。

于是吕不韦便刻意制造了个机会让子楚与赵姬见面，子楚一见赵姬，便立刻被绰约多姿、风情万种的赵姬迷住了，吕不韦便借机“慷慨”地把美人拱手相让，而美人已怀有孩子的事却隐匿不提。不明就里、感激万分的子楚当即表示若他日后为秦王，必与吕不韦共享富贵。

子楚得到赵姬之后，与赵姬日夕绸缪，八个月后，赵姬生下了一个儿子，子楚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因孩子出生之日恰好是农历正月元旦，因此取名为正，后来就改为政，又因为出生在赵国，所以就叫赵政。

三年后秦赵失和，邯郸被围，赵国在秦国围攻时想杀死子楚，结果吕不韦重金贿赂了守城门的官员，于是子楚得以逃出了邯郸城，跑回秦国。赵政和母亲在外祖母家的掩护下，逃过了杀身之祸。

子楚回到秦国见了华阳夫人就哭着诉说多年离别的思念之情，因为华阳夫人本是楚女，所以子楚就特地改穿楚服。华阳夫人激动不已，对子楚说：“我本是楚人，你能曲体我心意，我愿养你为子。”于是子楚便拜只比他大三岁没有子嗣的太子妃华阳夫人为母。从此早晚问安，格外殷勤。

六年后，公元前215年，秦昭襄王死，安国君即位，这就是秦孝文王，华阳夫人立为王后，子楚立为太子。此时，秦国和赵国的关系也恢复到以前的友好状态，秦始皇和母亲得以回到秦国。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很短，先是为父亲服丧一年，正式即位后仅仅三天便死了。于是子楚即位为秦王，就是秦庄襄王，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立赵姬为王后，赵政为嗣子，这时的赵政因为回到了秦国，因此已改成了国姓嬴，改名为嬴政。子楚没有违背当初的诺言，不但让吕不韦做了相国，还封他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还拥有上万名家僮，吕不韦终于靠投机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因为子楚过着糜乱的宫闱生活，精血耗尽元气大伤，即位四年之后便中风身亡，年仅三十六岁。于是公元前247年，刚13岁的嬴政便登上了秦王的宝座，因为年幼，便由太后赵姬听政，国事都委任吕不韦，称为“仲父”。

发奋图强吞六国

当年赵姬与吕不韦的感情就非常好，现在虽然做了太后，地位尊贵，但守寡时间一长，耐不住深宫寂寞，便和吕不韦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可是，随着嬴政一天一天长大，吕不韦惟恐败露，引来杀身之祸，于是便给自己找了个替身，他向赵姬推荐了嫪毐，让嫪毐冒充宦官进宫，入宫服侍赵姬。从此赵姬与嫪毐在后宫朝夕贪欢，不久赵姬就怀孕了。嫪毐与赵姬密商，买通卜人，假称宫中不利母后，应该迁居避祸。嬴政不知有诈，就请母后徙往雍宫。从此母子不在一处，不必顾忌，以至于赵姬连生两个男婴，嬴政均不知晓，反而在母亲的要求下，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他数千奴婢，食邑山阳。

这样，在嬴政的身边有了两个对他政权构成威胁的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就是嫪毐。在秦王八年，即公元前239年，嬴政满二十一岁，依照秦国的旧制，第二年要举行加冠礼，然后就可以亲政了。而吕不韦和嫪毐却在此时向他，尤其是嫪毐则依仗赵姬的势力，私自分土封侯，甚至私下与赵姬密谋，打算将他们的私生子，立为嗣王。可是嬴政在挑衅面前不动声色，而是按计划举行了加冠礼，暗地里却在寻找机会，铲除威胁。

嫪毐虽然威权日盛，但毕竟是个市井小人，得意时难免会忘乎所以，有一天，他与一个大臣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便与之起了口角，嫪毐叱骂对方说：“我是秦王的假父，你敢与我斗嘴？你难道有眼无珠，不识高下么？”那位大臣不甘心受辱，便将这些话告诉了嬴政。嬴政听到此等消息，不禁勃然大怒，立刻秘密派人暗中调查。后来得到密报，说嫪毐本不是阉人，确与太后有通奸且生子的丑事。嫪毐得知消息后，不甘坐以待毙，便伪造诏书想乘机叛乱，杀掉嬴政，结果被早有防备的秦始皇平息。嫪毐被捉，最后被五马分尸，诛灭三族。他的同党被诛杀的有二十多人，牵连的多达四千多家。赵太后和嫪毐生的两个私生子也被杀，赵太后则被软禁起来，最后经过群臣的劝说，嬴政才亲自把母亲接回咸阳。

吕不韦因送假太监进宫伴太后，犯下欺君之罪，本当连坐，因念他侍奉先王有功，功罪相抵，被免去相国职衔，勒令去河南乡下闲置。吕不韦在河南住了一年多，山东各诸侯国，多派遣使问讯，使者络绎不绝。这件事被嬴政知道后，为了防止他谋变，嬴政就派人给吕不韦送去绝命书，信中对吕不韦大加斥责：“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却能封土洛阳，食邑十万？你和秦国又有什么亲缘，却得到仲父的称号？你快给我滚到西蜀去吧！” 吕不韦看完书信，长叹数声，几乎泪下。他想如果告知嬴政自己是他的生父，那么性格暴戾高傲的嬴政，为了不让家丑暴露，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可是如果去了西蜀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想来想去，他觉得不如就此自尽，免得受苦。便取了鸩酒，勉强吞下，顷刻间毙命。几年后赵姬也死了，赵姬死后，嬴政把母亲悄悄埋在了子楚的陵墓中。

至此，嬴政可以说是清除了对自己政权构成威胁的所有对手，于是他便开始对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在嬴政手下，有一批很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在他们的辅佐下，嬴政采取了远交近攻，集中兵力，先易后难，中间突破，后扫两翼，最后灭齐的方针。在执行中又及时抓住可乘之机。灵活机动地变通主攻方向，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配合以政治上的分化瓦解，两者结合，得心应手，加速了统一的进程，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最先灭掉的是韩国，秦王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韩国割地称臣，也没能挽救败亡的命运。三年后，秦国俘虏了韩王，灭掉了韩国；然后秦国攻打赵国，俘虏了赵王，公子嘉逃到了代郡，称代王。到秦王二十五年，代王也被俘，赵最后灭亡。

在秦王二十年，大将王翦领兵攻燕。在易水西面秦兵打败了燕、代联军。攻占了燕国都城蓟城（今北京）。燕王向辽东方向出逃。后来，燕王只得杀死了曾经派荆轲刺杀秦王的太子丹，把他的头献给秦军求和。到秦王二十五年，燕国最后的一个王——喜被俘获，燕国也被灭了。同时，魏国也被秦军灭掉。

秦王二十三年，攻打楚国的秦军因为兵力太少，被楚军打败。秦王又派老将王翦出征，并听从他的建议，给了六十万重兵，结果，王翦用了三年时间，终于拿下了楚国。

最后灭掉的是齐国。在秦国先后对其他五国用兵时，齐国不但袖手旁观，而且和秦国结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前途和其他五国一样。因此，齐国没有做任何战争准备。等到秦王二十六年，五国都被灭掉后，齐国这才派兵准备抵御秦国，并和秦国断交，但为时已晚。秦国大将王贲在最终灭掉燕国后，领兵大举南下，一战俘获了齐王。从此，春秋战国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诸侯争霸，连年混战局面结束了，六国统一于秦。秦的疆域异常辽阔，北到长城和阴山，南到南越，即现在的岭南地区，秦还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进行管理。疆域的西界是陇西，东则延伸到了辽东。

这时，嬴政才三十九岁。

实行改革建帝国

统一六国以后，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因而称自己为始皇帝，意即从他开始，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均称皇帝。羸政称始皇，意即从他开始，他的后世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他推行了一整套维护统一封建帝国的改革措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秦始皇认为必须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能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了天下大乱。 于是他废除了自殷、周以来的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即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帮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这使得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对于官吏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但也给了很高的地位。

这样从中央到地方，一切权利均集中于皇帝，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君主统治。

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

为了保卫北方领土，他让大将蒙恬率军北防匈奴，并把战国时期各国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以抵御匈奴的袭击，秦的长城西起甘肃岷山，东到辽东，共一万多里，号称“万里长城”。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世界奇迹之一。

秦始皇还下令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宽达五十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

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等12万余户，一律迁到了咸阳附近，这样便于监视，同时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

同时，秦始皇还改革并统一了原来混乱的度量衡和货币，汉字也得到了统一，以秦小篆为全国通用文字，这大大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

苛政猛于虎焚书又坑儒

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志满意骄，凶暴残忍，酷法严刑。无休无止地征调赋税和夫役，修长城、建宫殿、筑陵寝、开边戍守使刚刚脱离战乱之苦的广大农民，又陷于疲于奔命的劳役之中。

秦始皇很喜欢六国华丽的宫殿，所以，每当灭掉一个国家，他都要让人将宫殿的图画下来，然后在咸阳照样仿造。秦始皇修建了很多的宫殿，单单咸阳的周围就建有二百七十多座，行宫在关外有四百多座，关内三百多座。在这些宫殿中，最大最有名的还是阿房宫。因为在秦末已经被项羽烧毁，所以其规模究竟有多大，现在无法估计，但根据历史记载，光阿房宫前殿的东西就宽达五百步，大约相当于七百米。南北有五十丈，相当于一百一十五米。殿的门用磁石砌成，主要是用来防止人带兵器行刺。在殿门前排列着十二个铜人，即用没收民间兵器熔铸而成的那十二个铜人。但在秦始皇死在出巡的路上时，阿房宫还没有建成，这个巨大的工程，每年都要调用民工七十万人。

另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修建秦始皇自己的骊山墓，每年也用工七十多万人。加上其他的用工，如修建长城，修弛道，常年的兵役征发，致使秦朝每年服役的人达三万之多，男子征发不足使用，有时还要征发女子。

为了聚集财富以供自己大兴土木，秦始皇就制定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本来按照传统，人们都主张和长辈同住，以便尽孝，而秦始皇则要成家的男子和父母分居，这样国家可以按照户数多收赋税。

秦始皇的暴政导致民怨沸腾，为了防止老百姓对自己的反叛，秦始皇制定了严酷的法律，秦法仅死刑就分为戮、腰斩、车裂、坑（活埋）、 凿颠（凿破头脑）、抽胁、枭首，并推行连坐法和族诛，这些严重刑法的实施，就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严酷的法律，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动不动就触犯了法律，处罚当然就相当严厉，常将人的脚砍断，造成大量的残废人。原来百姓渴望统一，结束无休止的战争，是想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现在秦的暴政让他们失望至极，秦的民心丧失是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以残暴著称的封建统治者。焚书坑儒是他最骇人听闻、震烁古今的暴行之一，数千年来受到千夫所指，众口所矢，几乎妇孺皆知，被称作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在中国遭受的首次大规模的浩劫。

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丞相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及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再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 秦始皇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进行焚书，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

在秦统一之前，秦王政对人才的意见可以说是相当重视。但这些是他为了实现其至高无上的统一目标而暂时将其暴戾的一面掩藏。现在统一大业已经实现了，他暴戾的性格便不再掩藏，也没必要掩藏了。因此有人敢批评他，挑战他的权威，秦始皇便不能容忍了。当时很多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最后抓到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下令一块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他还将不少人流放，长子扶苏劝阻他，也被他外放到边疆。

向东求仙寿终归西

秦始皇非常迷信，有一次他因风水受阻而不能渡湘水，归罪湘君女神作崇，于是遣发3000囚徒，去砍伐山上的树木以资报复。

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他为了能永居帝位，幻想成神成仙。最初他想皇帝的宝座由他一家独坐，要“传之万世”。但传之万世还不如他自己坐万世更惬意，于是他便迷信成仙，妄想长生不死，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寻求仙丹妙药。他听信了当时著名的方士，徐福、卢生、韩终、石生、侯公等人的欺骗，多次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后来率领百官群臣到泰山封禅，五次大规模的出巡，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劳民伤财，虽有向天下人炫耀自己文治武功的目的，但到东海寻求长生不死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了找到神仙，求得仙药，秦始皇的出巡总是到海边去，因为他听说神仙总是在海边出现。到碣石（现在的河北昌黎）一次，到成山（现在山东成山角）两次，到琅邪和之罘三次，就是因为这些地方传说是神仙常来登陆的地点。每到一个地方，秦始皇都要派很多的方士去求仙找药，著名的徐福东渡日本就是秦始皇所派，为秦始皇去求采“长生不死”之药的。

为了兴建阿房宫和骊山墓，秦始皇从全国各地共征发了七十多万民工，耗费了无数的钱财物资，因而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到公元前211年，在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就发生了一起咒骂秦始皇的严重事件。那一年，有颗陨石落到了东郡，有人因为痛恨秦始皇，就在上面偷偷地刻了七个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件事传到京城，可把秦始皇气坏了。他马上派御史大夫到东郡去，追查是谁在陨石上刻的字。御史大夫在那里追查了许多天，始终没有查到一点儿线索。秦始皇非常生气，索性下令把陨石附近的老百姓全都抓起来杀了。

秦始皇本来就迷信，自从发生了这件事，就更加疑神疑鬼，整天是坐卧不安。后来，他找来卜筮令，给自己算了一卦，卜筮令对他说：“陛下今年犯了点儿灾星，不太吉利，只有搬家或者到外边去巡游，才能消灾免祸。”秦始皇听了卜筮令的话，就决定到东方去巡游。秦始皇大规模的巡游一共有五次，这也是最后一次。

公元前120年，秦始皇率领大队人马外出巡游。他从都城咸阳出发，直奔南方的云梦（现在的洪湖和洞庭湖地区），并到九嶷山祭祀了祖先舜。接着，乘船东进，在丹阳（现在安徽当涂）上岸，到了钱塘（现在浙江杭州），又向西渡江登会稽山，祭祀了治水的大禹，然后刻石于会稽山。下山后，从吴中（现在江苏吴县）北上，继续他的求仙之旅。为了能见到神仙，秦始皇一直是沿着海边北上，但总是一无所获，最后，失望的秦始皇只得往回返，没想到到达平原津（现在山东平原县）时，由于旅途劳顿、身体疲惫加上高温等因素，使得秦始皇一病不起，随行的赵高、李斯和胡亥等人知道秦始皇时日不多，但因为秦始皇忌讳说“死”字，所以没有人敢向他问身后的国事如何安排。随着病情越来越重，秦始皇也知道自己已日薄西山，活不了多久。他这时想到了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便想到了老成持重富有政治头脑的长子扶苏，想让扶苏继位，可是此时扶苏因提出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而被派往北方监军，于是秦始皇让随侍的中车府令赵高赐公子扶苏书信，叫他速回咸阳，守候丧葬，准备即位。书信好后，赵高却迟迟不出发，藏在手中。当出行的车队到沙丘（今河北平乡）时，秦始皇就断了最后一口气。秦始皇死时仅五十岁，他在秦王位共二十五年，称皇帝十二年，总共三十七年。

为了防止秦始皇的儿子们争夺皇位而导致天下大乱，丞相李斯封锁了消息，将秦始皇的尸首放在车里继续向咸阳赶路，但热天中尸体开始腐烂，散发出臭气，为了掩盖，李斯让每辆车上都装了一石鲍鱼，用鱼臭掩盖尸体的腐臭。

赵高是个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据说是秦统一战争中灭赵时的俘虏。赵父受秦宫刑，母亲是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狱法”，提拔他作了中车府令，是专管宫廷乘舆车与印信、墨书的宦官头儿，秦始皇还命令赵高教自己的小儿子胡亥学习法律。赵高始终以坐上皇帝的宝座为目的，可是无奈他无法左右活着时的秦始皇。现在秦始皇死了，对他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决定假传遗诏，一步一步实施他篡权夺位的计谋。为了拉拢李斯，他竟借扶苏不喜欢李斯的事实来蛊惑李斯和他一起篡改了诏书，让胡亥继承了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让他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消息以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

秦二世即位后，残暴的统治不在其父亲之下，仅仅三年，不但秦二世被赵高所杀，秦的江山也在风雨中分崩离析，秦始皇想传到千代万代的王朝仅到二世便结束了。

秦陵之谜

秦始皇死后被葬在骊山墓中。墓高有五十丈，像座山陵一样。皇帝原来的墓都是依山而建，所以叫陵墓，后来，皇帝的墓不都依山而建，而是建成山丘一样高，所以，“陵”除了指小山外，就是指皇帝的墓了。按照规定，皇帝的墓可以建九丈高，但至高无上的皇帝陵墓总是超过这个高度。至于百姓的墓，不但要称为“坟”，还限制在三尺以下，否则就是触犯法律，要受处罚。其他大臣们的坟墓也有规格限制，不能随便超越。

秦始皇陵位于西安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

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建陵墓，直至公元前210年入葬，陵墓的修建工程长达37年，用工最多时达70余万人。陵墓的封上呈平顶的四方锥体，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高115米。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封土底部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高76米。陵墓的周围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75米，外城周长6210米。内外城均四面有门，并有门网建筑。

陵墓建得很豪华，因为墓室很深，有泉水渗进，为了阻止泉水，便用铜汁浇铸。墓顶则用无数珠宝镶嵌，做成日月星辰的样子，底部用水银做成江河湖海的样子。墓室里还有文武百官排列两边。一切都仿照在世时的样子。为了防止偷盗破坏，墓中遍设机关，如有人进入，弓箭会自动发射。

秦始皇陵周围陪葬坑众多，内涵丰富，规模空前，例如秦兵马俑坑，自1974年被发现以来，引起国内外考古学者、历史学者以及广大旅游者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兵马俑坑建造规模宏大，埋藏的文物丰富、精湛，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兵马俑坑布局严整，结构奇特，布成军阵的陶人或着铠甲，或披战袍，手持矛、戈、戟等兵器，姿态神情各异，显示出各自不同的身份、兵种、性格、可谓如生。由于兵马俑坑建造近于秦始皇陵，因此自发掘以来，国内外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是秦始皇的陪葬坑。也就是说，这支装备齐全、威武雄壮的兵马俑队伍，是守护黄泉之下的秦始皇。……这些陶俑的数量如此巨大，仅被发掘出土的就近万个，且它们真实而规范，又带有不同的个性。兵马俑在流传至今的任何史书中都毫无记载，可以说是连蛛丝马迹都没有，实在很令史家惭愧。

除闻名遐迩的兵马俑陪葬坑、铜车马坑之外，后来又新发现了大型石质铠甲坑、百戏俑坑、陪葬墓等600余处。数十年来秦陵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多达10万余件，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意想不到的发现。

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皇家陵园，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奋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在中国近百座帝王陵墓中，以其规模宏大、埋葬丰富著称于世，一九六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八七被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这位叱咤风云的旷世君主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千秋伟业，还留有这座神秘莫测的皇家陵园。

中国古代帝王均立后，秦始皇却未曾立皇后，致使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没有皇后墓。秦人在秦孝公（公元前4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制度化，秦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各种国家制度已臻完善，秦统一中国后更全面建立了各种制度，并定出了皇帝的正妻为皇后、母亲为皇太后的制度。但是秦始皇帝始终没有设立皇后，这成为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

秦始皇陵在今陕西省临潼县成城东五公里外，南靠骊山，北临渭水，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座帝王陵墓。陵墓的朝向为坐西向东，这是一个奇特的布局。众所周知，我国古代以朝南的位置为尊，帝王即位常称“南面称孤”，这“南面”也就是面朝南的意思。历代帝王的陵墓基本上都是坐北朝南的格局，而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愿意坐西向东呢？一种意见认为，秦始皇生前派谴徐福东渡黄海，寻觅蓬莱、瀛洲诸仙境，又多次亲自出巡，对东海仙境十分向往。可惜徐福一去杳无音信，回归无期，使始皇帝亲临仙境的愿望如同泡影，这不能不成为秦始皇晚年的一大遗憾。即使生前得不到长生之药，死后也要面朝东方，以求神仙引渡而达天国。于是秦始皇建造了这坐西向东的陵墓。

而对于秦始皇的死亡原因，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死于疾病，一说死于非命，这两种观点，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人们对解开此谜充满信心，因为据考察，秦始皇陵没受破坏，秦始皇遗体尚在，而且墓中大量的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汽对遗体有冷凝防腐作用，待秦始皇陵发掘之时，不仅秦始皇死亡之谜可以解开，而且还可能看到秦始皇入葬时的遗容。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