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候选人维和士兵申亮亮的故事(20篇)

作者：吕子研

今天，我们观看了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每次看这个，我都会感动的热泪盈眶。

其中，我最感动的是黄大年，他是顶级科研家，他常年往返于各个科研机构。我国首台“地壳一号”已经使用，并且研发完成。他有科技强国的梦想。他在一次飞机上，已经休克了，他对空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死后，请把我的电脑献给国家”。他说这句话，是想为国家做贡献。他回家查了查病情，是胆管癌，因为他经常很晚睡觉。它的病情恶化了，年仅58岁的黄大年离开了。他是为国牺牲的。

他的颁奖词是：作为康河的水草，归来做祖国的栋梁。天妒英才，你就在这七年中争分夺秒。透支自己，也要让人生发光。地质宫五楼的灯，源自前辈们的薪传，永不熄灭。

我很感动，他是为国而牺牲的，牺牲的很有荣誉。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3月1日清晨，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川镇袁川村73岁的治安户长杨盘文就来到村委会，等待和社区民警一起进村入户排查务工返乡人员信息，这是他抗击疫情的第37天。杨盘文是张家川县年龄最大的治安户长，自天水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白发苍苍的杨盘文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担当。

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三，天刚蒙蒙亮，杨盘文就赶到村委会参加村里的疫情防控工作部署会。依照张家川县的安排部署，餐馆、宾馆、网吧、电影院等所有营业场所都要暂时关停，社区民警需带领治安户长逐门逐户排摸通知，考虑到杨盘文年龄大，社区民警安排他在村委会留守，但杨盘文却坚持前往一线参与巡查。

从那天开始，杨盘文就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他每天徒步或骑着电动车穿梭于村委会和村口的防疫检查点之间，白天配合社区民警入户核查务工返乡人员信息，开展疫情防范知识宣传，晚上回到村委会将排摸的数据及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并反馈在“治安户长工作平台”上。每当社区民警和其他户长劝他休息一下时，他总是笑着说：“我回去也闲不住，大家都在为抗击疫情忙碌，我不能因为年龄大而影响工作。”

1月23日，抗击疫情第一天，村里有一对从武汉回到袁川村的夫妇，得知情况后，杨盘文立即联系社区民警、镇干部、村卫生员一同上门。刚开始，这对夫妇对来访的人非常排斥，认为大过年的派出所找上门，打扰了自己的生活，就是不开门。杨盘文和大家站在大门口，隔着门宣传疫情防控的相关政策，经过一个多小时苦口婆心地劝说，这家人终于打开了门。此后，杨盘文每天和村干部、医务人员上门为他们测量体温、询问是否需要代购生活用品等，把关爱送到了村民的心坎上。

连日来，这样的“闭门羹”杨盘文和社区民警不知道吃了多少次，每当遇到群众情绪激动不配合、怀疑或害怕病毒传染不肯开门时，杨盘文都耐心解释，哪怕隔着门，也要想方设法争取群众的理解，将劝说工作做到位。

“干了30多年的村委会工作，咋样的事情都经历过，村民之间的矛盾多数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用心去化解，才能让当事人心服口服。疫情防控的工作也是一样，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早日战胜疫情。”杨盘文说。

“他像老黄牛一样默默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让我们看到了一名老党员的党性和信仰，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意志坚强、不甘落后、可敬可赞，值得我们学习。”张家川县张川镇袁川村党支部书记马少军说。

这位73岁的老党员治安户长每天依旧在防控疫情的一线，做力所能及的事，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看了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17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有为报答战友深情，几十年守护天山筑路士兵墓园的老兵陈俊贵;有努力改变乡村面貌的基层好干部山西村官段爱平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届90仍然坚持拾荒助学的山东老人——刘盛兰。

刘盛兰是位普通村民，年轻时在外打工，后来在一家企业作保管员。73岁的时候，老伴去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让自己老了无力行动时，身边会有一个照顾他的人，他开始了助学。这是老人的初衷。但后来，他助学的规模远远的超出了自己的想像。

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

每天清早，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计7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他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刘盛兰唯一珍藏的是一个深蓝色布袋，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2013年8月，因为肾病，刘盛兰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惦记着捐资助学，担心汇款中断和没到位会断了孩子们的希望。得知老人住院，很多受资助的孩子回来看望他，照顾他。

还记得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是他让我感受到了崇仁厚德!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国有难，操戈披甲，人有危，众士争先”，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疫情面前不退缩，在关键时刻冲在前方，这些逆行者真正地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气。

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

当新冠肺炎疫情降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打响，没有人拿着喇叭吼出前进的号子，但“战士”们都在争分夺秒。别人回家，他们出发，奔赴抗争疫情的最前线。一线的战士吴亚玲不能回家乡云南去送别去世的母亲，从此天人两隔。武汉肺科医院一位叫胡明的医生得知同事倒下时一边泣不成声，一边擦干眼泪进入病房，因为还有许多病人需要他去拯救。不是长发飘飘才叫可爱，也不是浓妆淡抹就叫美，那一道道在脸上勒出的血痕也叫美，那隔空给人的拥抱也叫可爱，你的样子我们铭记在心，你的精神我们世代传承，你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样子，这世上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天亮之后，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那些在漫长冬夜里为我们披霜冒雪的守夜人。

因为被需要，所以勇往直前。

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钟南山作为总指挥奋战在抗病毒的最前线，一句“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铿锵有力，全力以赴，共克时艰。而在17年后的今天，84岁的终南山没有去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退休生活，而是呼吁人们不去武汉，自己却坐上了去武汉的高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爱无疆，最美逆行。他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满腔责任为国为民，镜头前的含泪哽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才是真正的英雄。“排国难于危急，救民众于水火”，令人高山景行，肃然起敬。

顺行者可赞，逆行者可贵。

国难当头，危急时刻，竟然有黑心商家借机提高口罩的价格赚国难财，可是也有一些平凡的人匿名将两箱口罩悄悄放到派出所门口，然后离开。也有人为武汉医院免费提供快餐，为上下班的护士免费送行。83岁的拾荒老大爷匿名捐款1万余元抗疫，银行要留姓名，他说“如果非要写名字，就写‘知恩者’”。所有细微之下都隐藏着春暖花开，冰面破裂的巨响，平凡中的逆行者拼尽全力燃烧自己，为世界发出微弱的光芒，无数人发出光芒，萤火便会汇成一片星河。

武汉本来就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国家。阴霾总会被阳光驱散，困难终究会被努力打败，一千句加油不如一次行动，让我们在管理好自己的同时帮助他人。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让我们一起期待春回大雁归的那一刻，一同去武汉看看樱花。

冬将尽，春可期，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汉高祖刘邦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后，在返回长安途中，路经沛县。南北征杀十余年，头一次回到故乡，重见故乡父老兄弟，真是无限的感慨。这一天，高祖在沛宫摆宴，款待乡亲父老，把酒临风，喜气洋洋。正当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吵嚷，高祖好生奇怪，忙放下酒杯问道：“门外为何如此吵嚷？”高祖话音一落，县令一旁“刷”地站起，伸过头去往外侧耳一听，才慢慢安下心来，转身跪在地下向高祖叩头道：“皇爷恕罪。今早卑职来拜皇爷，遇一乡民拦路喊冤，状告本城店主霸鹅。因奉皇诏，卑职不敢耽搁，……不想他们闹了上来，使皇爷受惊，卑职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高祖听后沉思起来，他听说这个县令昏庸无能，靠着做郡守的岳父才得以重用，今天我何不亲眼看看这位县令的本领！高祖暗暗拿定主意，连忙吩咐：“官清民安，民事为大，尊县不妨即速审理！”没等县令回答，高祖就已离开桌案，向大家拱手招呼道：“此处为堂，我等暂且一避！”

县令一听，吓出一身冷汗，心中连连叫苦。你想，一个小小的县令，能有多大的胆量敢在皇帝面前审案？何况这样的一个无能之辈！县令不敢推托，只好硬着头皮擂鼓升堂。那乡民被差役带到堂前跪下，哭诉道：“……二十只鹅为小民所养，指望卖鹅来购买农具开垦荒地，养家糊口。昨晚下店，不料店主霸鹅，反诬小民刁赖……求老爷为民作主哇！”

县令听罢，装模作样，手指店主大喝一声：“店家，你平白无故霸鹅，该当何罪！”谁知那店主没有害怕，听到喝声就扑通跪在地下，连忙分辩：“老爷容禀：小店家闻高祖皇爷将要返乡驾临，久备鹅二十只，孝敬老爷以备皇爷受用，不料这乡野流贼，仗着如今皇爷法宽，爱民如子，就胆大包天，来得我店，见鹅起意，生下这谋鹅的歹毒之心……求青天老爷明镜！”县令听完，觉得店家说的也有理，心想，这可怎么了结呀……随后眼珠一转：咳，村夫流民，判轻判重谅他也不敢怎样，再说，本县若连一个村民也治不了，在皇爷面前，不是显得大大的无能了么，想到这里，忙吩咐两边：“野夫民贼，骚扰本县——给我拿下，重责四十，收入南牢，听候发落！”

那乡民毫无惧色，连声高喊冤枉，被差役强行架出。

其中的破绽，高祖爷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心想：天下要有这样一批“青天”，将要造成多少冤狱啊，俺这汉室江山，要不了多久就会败在这批人手里……高祖忍着怒气走进大堂，冷冷地问：“青天大人，此案可理清断明了？”

县令一听高祖这口气，知道不妙，吓得浑身发抖。停了一会儿，高祖又问：“此案审理得如何了？”县令猜不透高祖的意思，吓得面色如土，哪里还敢哼一声，急忙跪在地下，连连叩头。高祖抬头环视一周，微微一笑道：“诸位父老兄弟，县令大人不作回复，想必案子没有结果！既然如此，店主岂能逍遥？”说着又向众人摊开两手，轻轻说道：“战场识良将，治世出英才。你们，谁能——”大家心里都很明白，皇爷想招贤理案呀！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敢站出来冒这个大险呀，众人只是你瞅我瞧，谁也不吭一声。

这时，角落里一个身体瘦弱、双目炯炯的人一声高呼，双膝跪在案下道：“皇爷万岁，万万岁，恕小民无罪，俺愿一试！”

刘邦闻言大喜，忙离座向前双手搀起。大家一见此人，不免一惊：“这不是书生李良吗？”李良直起身，对高祖说：“要将两家唤回，当面说清；并速将白鹅送上，俺要审鹅，鹅供为证！”“审鹅？”众人大吃一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是审鹅！二十只全审——请备二十管笔，二十块帛，要鹅一一招供！”李良说得如此平平静静，连高祖也暗暗吃惊，不禁疑虑重重：此人莫不是疯魔中邪，天下哪有审鹅一说，鹅岂能写字招供？李良依然不慌不忙，转身对高祖躬身一礼，说道：“请皇爷万岁明天审察！”

第二天，李良开堂审鹅。高祖上坐，店主和乡民跪在堂下，沛城众位父老兄弟列坐两旁，门外还有不少人等候着观看稀奇。李良不急不躁，安如泰山。看看大家等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便回头高声吩咐：“将二十只鹅的招供呈来！”

话没落音，二十个差役一人捧着一块帛，从后堂急急走上来。这时，大家的双眼瞪得象一对对铜铃，目光“唰”地一下落在帛上，仔仔细细地瞧呀瞅呀，可是，帛上除了鹅屎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更没有什么“招供”！许多人由失望变得紧张起来，个个都在为李良担心啊。

这时，李良站起来，对着布帛看了一会儿，忽的，他皱起了眉头，一声猛喝：“店家！如今真象大白，你开黑店，霸占民鹅，二十只鹅已将实情供出，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话说！”店家自知理亏，吓得两腿筛糠，瘫倒在地，最后只得点头认罪。李良呼叫左右差役，把店家拿下。又转脸对惊呆了的乡民说：“老乡，现在物归原主，把你的二十只鹅赶走吧，换回农具，多开荒地，好生过日子……”

李良见众人还愣在那里，不知究竟，就指着帛微笑着说：“城里人养鹅，鹅吃的是粮食，屙的是黄屎；乡下人养鹅，鹅吃的是青草呀，你们看，这块块帛上，不都是青青绿绿的吗？”众人这才恍然大悟。这时，只见高祖伸手拉住李良，连声赞道：“好，好！你这才称得上是沛县的青天！”从此，让李良任沛县县令。

李良治沛多年，百姓安居乐业。刘邦选贤的佳话，一直流传到今天。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器初成。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临汾红丝带学校全部学生均为艾滋病感染者，这所学校的校长、曾任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的郭小平，从2004年开始关注艾滋病感染儿童，为他们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后来学生越来越多，于是办起了学校，为这些失去亲人、曾受社会歧视的无辜儿童重新建起了一个家，他们在这里可以安心治疗和学习。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2011年12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纳入国民教育系列。

十几年来，郭小平对这些一出生就遭遇不幸的孩子们倾尽心血，他把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些孩子们身上。“这些孩子没了亲人，我就是他们的亲人，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目前，临汾红丝带学校共有学生33人，他们在这里自由、开心、快乐地成长。在郭小平眼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些孩子能和正常的孩子们一样，不再受社会歧视，能够进入大学校园，开启人生新旅程。

不管在何时何地，郭小平都会向社会公众呼吁：如果，你们身边有艾滋病人，希望大家不要歧视他，要接受他、包容他和关爱他。”提及临汾红丝带学校，他不只一次对大家讲：“希望这所学校倒闭，这样的话，公众就不会歧视艾滋病人，让他们融入社会大家庭中。”

“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投票，将于2017年1月上旬结束。随后，2017年春节后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揭晓，并举行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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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tating Another without Success and Losing What Used to Be OnesOwn Ability

Tradition has it that more than 2,oooyears ago,there lived a young man in the Shouling area of the State of Yan.As his name is not known ,we just call him Shouling young man for conveniences sake.

self confident He was at a loss as to how to behave all the time.

His family members advised him to overcome this shortcoming,but he thought they were fond of poking their noses into his business and were unwilling to provide him with tuition fee.His relatives and neighbours sneered at him,saying that he would never be able to learn anything.Asthe days went by,he even began to doubt whether he should walk the way he did,for he felt more and more that his walking gestures were too clumsy and awkward.

One day,he met some people on the road who werechattingand laughing.One of themsaid that people in Handan walked most gracefully.And thatwas just what he was most concerned about,so he hurreed towards themand wanted to make further inquiries.To his surprise,when these people saw him,they stalked off laughing.

He could not picture to himself in what way their walking gestures were graceful,no matter how hard he racked his parents one day.He went to Handanwhich was far away to learn how to walk.

As soon as he arrived in Handan,he was dazzled to find that everything was novel.He learned from the children there how to walk,because he thought that the childrens walking gestures were lively and pleasing to the eye.He learnd from the old people there how to walk,because he thought the old peoples walking gestures were steady .He learnd from the women there how to walk,because he thought the women swaying walking gestures were beautiful.That being the case with him ,in less than half a month he even forgot how to walk.As he had already used up his traveling expenses,he had to crawl back home.

Thisstory come from the article"Autumn Water"in The Works of Xhuang Zi(Zhuang Zi was a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of about 300B.c.).Later the set phrase"initating another without success and losing what used to be ones own ability"is used to refer to acts of copying others mechanisally in disregard of specififc conditions.

相传在两千年前，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位少年，不知道姓啥叫啥，就叫他寿陵少年吧！

这位寿陵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中等人材，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

家里的人劝他改一改这个毛病，他以为是家里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日久天长，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

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得有人说邯郸人走路姿势那叫美。他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

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

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学；看见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北京时间__年__月1日晚，年近32周岁的苏炳添在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中以9秒98的成绩获得第六名，半决赛他跑出了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作为第一位闯入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这一夜，他“苏神”的绰号被更多人知晓。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炳添的人生，远比比赛还要精彩。

“飞人”

“9秒98”、“9秒83”，东京奥运会像一场梦——“飞人”

半决赛起跑前，他摆出了“拿捏”的手势，几秒后，他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赛后，他说自己只是想进步一点点。看似“凡尔赛”，但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速0.08秒的背后，是多年的漫长磨炼。

常年的训练比赛，带给他一身伤病，苏炳添原本计划在2017年退役，却因心中不熄的短跑之火重返赛场。

2018年两次跑出9秒91的苏炳添，在次年多哈世锦赛后，便遭遇了18个月的伤病困扰，腰伤新愈，又添肩伤。这个永远追求速度的身体，跑得过对手，却跑不过伤病。

奥运会因疫情延期一年，他曾因此长达13个月没有比赛。种种困难之下，身为“超龄”老将，他仍笑着说“我真的还可以再跑。”

强大的意志力支撑他一步步靠近奥运梦想，最终，苏炳添站上了奥运决赛的起跑线。

“苏教授”

赛场下的苏炳添，本科与硕士均就读于暨南大学，还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学生们叫他“苏教授”

个人的实践是他宝贵的教学素材。2018年4月，苏炳添被正式聘任为暨大副教授，他还曾利用国家队休整时间回校，教学生们热身与短跑的技术。或许下一次“苏教授”

今年，他带的第一拨硕士研究生已毕业，而“苏教授”

苏炳添在深圳大运中心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甚至还在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件事登上过微博热搜，引得无数网友讨论。

苏炳添曾说，完全退役之后，他将会在暨大任教，“比起做教练，我更喜欢当一名老师。”

“添添”

很多次采访中，苏炳添都会提到“青梅竹马”的妻子林艳芳，他们的爱情故事更是羡煞旁人。

谈及2002年初中军训时的初见，林艳芳曾回忆说，笑容灿烂的苏炳添是最引人注意的那个。在那个纯真的年代，苏炳添也像其他男孩一样，会用玩闹、传小纸条等招数来吸引“女神学霸”的注意。

2017年10月10日，他们走进婚礼殿堂，结束了15年的爱情长跑。而后，他们迎来儿子小天天的降生。婚后的生活就像结婚纪念日一样，十全十美。

苏炳添平时称妻子为“芳姐”，对方则叫他“添添”

苏炳添自认是一个不懂浪漫的人，但他会记得两人的每一个纪念日，几乎每一条微博都会和妻子互动。如果这不是浪漫，那什么才是浪漫?

苏炳添曾经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写道：“不要活在纪录里，要为破纪录而活。”这句话就像他的人生写照。被称为“神”的他，迷人的不只是他在赛道奔跑的身影，还有，永远追求更好的自己的样子。

今天，我们看了《感动中国》，它使许多人热泪盈眶，我觉得它是净化心灵的仪器，它谱写了真、善、美的乐章。我相信，只要看了《感动中国》，每个人都会有所感悟。

《感动中国》有几十位让人们感动到流泪的人，可以说最耀眼的不是明星，而是这几十人纯洁、善良的心。

这几十人中我每个都觉得让人感动，刘盛兰每天省吃俭用，捐钱给孩子们。他那时月薪才300元，可他却一下子捐了50元，他那时已经73岁了，后来又一场大火烧了他的房子，回到农村生活更辛苦。可他仍在捐钱，10元、20元、30元、40元这位老人吃东西都是吃垃圾里拾来的，还会拿人家扔掉不要的菜叶，而且17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真善心!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优秀品质。

还有一个叫段爱平的。她只是一个小小的村长，可她为村里的牺牲非常大。我们应该想成为百万富翁吧。这个段爱平就是个百万富翁，可是她却把自己的钱全都捐了出去，而且她有食道癌，最后穷得都没钱看病，而且她还会下雨天帮村民一起修房屋漏洞。我们要学习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干事创业、奋发有为的崇高精神;学习她真心实意地帮民致富、解民困难、化民恩怨、心系百姓、执政为民的公仆情怀;学习她不管身处何时何地，心中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在荣誉面前不忘本的淳朴本色。

看完《感动中国》之后，我励志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向《感动中国》里面的人物学习，帮助、救助需要帮助的人。

当家家户户还沉浸在除夕夜与亲人团聚的欢声笑语中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悄在神州大地上弥漫开来，这场让大部分国人始料不及的疫情，正放肆地侵扰人们的生活。

面对这可怕的疫情，全国人民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各地的医生、护士，匆匆赶到疫情严重的武汉，马上投入到抗“疫”工作中。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也正在火速的建成中，举国上下，乃至多个国家也纷纷投入到这次援助中，口罩、消毒剂、防护服，陆续运往武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尽管这可怕的肺炎令人闻风丧胆，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不畏生死、不计报酬的英雄冲锋在前线，总有一些平凡而朴素的形象闪闪发光。

抗击“非典”的老专家钟南山来了。1月19日，他作为国家级最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亲自带着他的团队千里迢迢来到了武汉。十几年前中国爆发的那场“非典”，当他人闻“典”而惧时，钟南山院士立刻奔赴前线，在最危险的位置抢救病人，凭借自己丰富的医学经验，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消灭了那场可怕的“非典”。17年后，新型冠状病毒卷土重来，面对来势汹汹的肺炎，他再一次来到疫情最前线。本来84岁高龄的他完全可以呆在家里颐养晚年，但是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毫不犹豫地前往重灾区。疫情治疗难度大，他总是承受着高强度的工作和精神压力，但是无论再疲惫他都不会有半丝的懈怠。战胜疫情，保护人民，这是他心中支撑着他的信念。

白衣天使来了。他们手中没有枪炮，只有满腔与瘟神抗争到底的勇气，医院是他们的战地，病毒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冒着时时可能被病毒感染的危险，整天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闷热和呼吸困难的情况下工作。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甚至为了更好的工作，他们只得穿上了成人纸尿裤。他们是孩子的父母，是父母的儿女。但是只要祖国的一声召唤，他们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妻儿，穿上战袍冲向前线。那请战书上的一个个红手印，都在向人民彰显出他们的不惧生死的意志。

平凡而伟大的他们来了。在国家危难之时，平凡的他们不图名利，不计回报。一位83岁的拾荒老爷爷在得知全国疫情之后，主动到社区捐款1万元。1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都不算是小数目，更何况对于一个靠拾荒为生，家中还有一个瘫痪的老伴儿的老人呢!多么的不容易，这可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啊!老爷爷的善举打动了人们，当地的网友们决定众筹1万元给他，可是老爷爷死活不接受，最后在网友们的强烈要求下，老爷爷好不容易接受了捐款，但之后他又把这1万元再次捐出，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考虑到老爷爷的家庭困难，婉拒了老人。可老爷爷太“倔”了，社区不收，他就直接选择银行汇款，他把这些钱汇入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这么无私的人是多么的可钦可敬!

武汉火神山医院顺利完工。一位全程参与建造的工人，拿到了工资。但是，他想全都捐出来。想想，这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是最最普通的劳动者，在外面工地辛苦了干了一年，好不容易熬到过年，终于能回家和家人团圆几天。但是他们为了早点完成工程，为了让感染的病人有病房治病，他们不分昼夜的干活，就连年夜饭，也是一盒简单的快餐，站在工地上就吃了;多少次，由于太累，尽管寒风刺骨，但他们倒在工地上就睡着了。他们昼夜奔忙，不辞辛劳，而好不容易完成任务，拿到这点血汗钱，是要养家糊口的，他们却不要一点回报!选择了捐出，这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一位阿姨来到黄陂区滠口派出所值班室，匆匆放下两百只口罩，向民警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之后便转身离去，留下冬天里温暖的背影……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马玉芳是大泉东校的一名普通的教师。马玉芳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在20多年的从教生涯中，时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热爱学生、团结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平凡的事业，深受学生、家长、同事、领导的好评，在大泉东校的发展历程中竖起了一面旗帜，马玉芳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多次得到上级政府的各种奖励，也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与好评。

一、锤炼思想、提高境界

作为一名教师，马玉芳深知学习是终身的事，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在业务上强人一筹，才能做一名合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在十几年的工作中，马玉芳一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与党中央时刻保持高度一致，忠实于党的教育事业。平时马玉芳注意学习党的各项时事方针、政策，关心国家大事，并运用学到的政治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在三尺讲台上，马玉芳认真执行党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党的教育政策、教学大纲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全心全意做好教书育人工作。无论在任何岗位，马玉芳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为已任，志存高远、爱岗敬业、乐于奉献，自觉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

二、业务精湛、投身课改

作为一名教师，马玉芳没有在过去的成绩上停滞不前，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在教学上马玉芳认真备课、认真上课，开动脑筋、钻研业务，虚心向同行请教;及时批改作业、耐心辅导学生，对学生严而有度，与同学们真诚相处，用爱与学生沟通。因为有了爱和喜欢，同学们总是喜欢上马玉芳的课，马玉芳本着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信念耕耘在教育的沃土上。

马玉芳勤于学习，精于业务，乐于奉献。欲给学生一滴水，老师先要有一桶水，因为她明白：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明天的工作，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就是为了更好地干好教育工作。教到老，学到老，才会永远站在教育领域的前端。马玉芳的工作作风就是无论做哪一项工作都是脚踏实地、尽心尽责，都是高标准严要求，每一项工作都是有计划、有落实、有检查、有总结，马玉芳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与学校的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促使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二十多年来的教学生涯，使她真切地感受到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最神圣的职业。她深深地爱上了教师这个岗位，并愿为此奋斗一生。

今晚，我观看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典礼。在这十位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张桂梅了。

12年来，张桂梅同志为1804名学生圆了“梦”，她是大山里当之无愧的“圆梦者”。我们要以张桂梅同志为榜样，争做“圆梦者”。

要有“圆梦”的赤诚心。她是学生们心里的“张妈妈”。“世上只有妈妈好”，正是张桂梅同志把孩子们视为己出，才有了这样深沉的爱。这背后是一颗党员的赤诚之心，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对人民最真实的爱。用心用情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表现是把群众当亲人和家人。在为民实践中，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和态度，让群众少跑腿，自己脚下多沾泥，坚实步子;让群众多开口，自己少插话，耐住性子;让群众少为难，自己多辛苦，厚实里子。要跨前一步，主动为群众的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关切提早谋划，及早落实，多一些“暖心包”“温馨袋”，少一些消极应付，把忠诚和热爱融入到为民的点滴之中，融入到为民的“圆梦”之中。

要有“圆梦”的硬本领。张桂梅同志带领华坪女中每年都能取得优异的成绩。打铁还需自身硬，为民还要有能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没有本领是不行的。斗转星移，“能”要与“时”进，要更强，这样遇事才不会一筹莫展，而能迎刃而解。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学习，向群众学，向先进学，向优秀学，尤其要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充分发挥好党的理论指导实践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要加紧到为民的事上去练。积极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去，在具体事务的“练”中不断锤炼意志，总结经验，提升能力。孰能生巧，干得越多，经验就越丰富，短板就能补得越齐，本事就越高强。

要有“圆梦”的无我境。张桂梅同志以学校为家，把培养学生作为一生追求。即使学生们离开了校园，成家立业，她也时刻关注着她们的人生和成长。无我无私，白璧无瑕。在为民“圆梦”的路上，我们要涵养这样的境界，要以百分之百的坚定、百分之百的力量、百分之百的奋进，全心全意、不留余地为民做好每桩事，干好每茬活，答好每张发展卷。为民无止境，一些民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做“夯根基、打基础、管长远”的潜绩。面对这样的事业，我们更要踏踏实实、无怨无悔、久久为功地埋头苦干，把追求潜绩作为内心为民担当的“基石”。有这样的“基石”，我们就能去除浮躁之气，真正行稳致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人民群众生活更美好，就是圆了人民群众的梦，也是圆了每个党员干部的梦。

《感动中国》是一个催人泪下的节目，它给我们讲述了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那些故事触动我们的心灵，给我们最深处的感动。

在观看的过程中总让我泪流满面。获奖者，有的是为了国家的事而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结束，令大家敬佩;有的为家人，为了他人平凡的付出……但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何玥。

20--年4月，何玥被查出患有高度小脑胶质瘤,当她得知自己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时，她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但她的爸爸骂了她一顿，因为按老家的习俗，死后尸体被解剖是大逆不道。何玥哭了，说：“我希望能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

11月17日凌晨零时10分，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12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了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其中有一位是藏族小伙子;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看着何玥的故事，我热泪满眶，我为何玥惋惜，12岁正是花样年华，她却悄然离开;我更敬佩她的勇敢和无私，面对死亡她不但不惧怕，而且在生命垂危之际还想着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救助他人，这样的举动使我敬佩不已，何玥像天使一样飞翔，她用自己最后的生命把人间照亮。

就像组委会授予她的颁奖词一样：“何处春江无月明。”我相信，何玥仍活在这个世上，他活在藏族小伙儿身上;她活在所有被他救活的患者身上;她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何玥来过这个世上，但，她不曾开!

面对未知时诚实 谦逊的态度，团结协作 各展所长的劲头，终将帮助我们赢得这场与病毒的竞赛。

近日，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的科研人员将表达出的新型冠状病毒N蛋白菌株，无偿提供给科研机构和医药公司。这一做法的价值是，科研人员无需重复合成病毒基因序列，不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还有助于相关诊断试剂产品研发。这是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防疫抗疫一线的缩影。

眼下科研与疫情正在赛跑。早一分钟查明病毒源头，搞清楚病毒的传播致病机理，能为下一步疫情防控抢出更多时间;找到准确快速的诊疗方法，能提高诊断的效率，分流病人，避免交叉感染;筛选潜在的治疗药物开展临床试验，能为病人送来希望……正因为如此，疫情暴发后，科技部当即启动了疫情防控应急科技攻关，部署了在病毒传播快速检测对症药物

疫苗研制等方面的科研工作。

如今，一批针对疫情防控急需短期内有望及时完成的申报项目优先获得支持，一些科研项目审批有了绿色通道，实验室成了疫情防控的特殊战场，与医护人员忙碌的救治一线相比，这里或许没有喧闹，但工作同样紧迫，每一秒都如金子一般珍贵，每一刻都承载着期望。

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的科研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分离和鉴定新型冠状病毒，实现了全基因组测序，并在第一时间向国际社会共享;快速研制出了检测试剂盒，核酸诊断试剂已经全面投入应用：初步遴选了部分具有潜在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作用的药物，正在加紧推进进一步的疗效验证：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和病毒株，疫苗制备正在路上。

然而，由于本次肆虐的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人类对它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无法马上揭开它的所有秘密。它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是否存在中间宿主等，仍然需要更多科学证据;如何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法，依旧需要专家在临床中总结;初步遴选的治疗药物，还需到临床中进一步验证。这些都提示我们，与疫情赛跑，科研人员要有打硬仗的准备，敢于担当集中精力，全力投入攻关任务上来。面对未知时诚实谦逊的态度，团结协作

各展所长的劲头，终将帮助我们赢得这场与病毒的竞赛。

今天我买了一本《中国成语故事》，妈妈说，只有正确地理解成语的意义，才能恰当地灵活地使用它，为自己的口头交际和书面写作增添文采和活力。这本书中精选了两百多则常用成语，简明生动，通俗易懂。使我增加了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还从中学习借鉴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其中我最喜欢读的是“机不可失”。

这个故事讲了唐朝初年，李渊为了平定天下，就派大将李靖统率大军去攻打蜀都的萧铣。当他的大军来到江边，只见大浪滔天，势如千军万马，奔腾咆哮，看得人心惊胆颤。这时候有位将军说：“等江水退了，再打过江去吧！”可李靖语气坚定地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敌军一定认为我们被江水阻隔，不会马上进攻，我们必须在他还没有调集兵马之前，趁着这江水猛涨的大好时机迅速渡过江去，攻到城下，这才是用兵的上策。果然，在李靖的强大攻势下，萧铣被打败了。

读了这个故事，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牢牢地去把握，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失去了，就后悔莫及！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一定要“机不可失”。

疫情当前，小家和大国，无疑先有大国才能有小家。无数志愿人员奔赴疫情一线，医护人员为了更好的工作而剪短头发甚至剃成光头，许多热心市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捐赠口罩，不留名字。钟南山院士义无反顾地奔走在疫情一线，从未放弃。

万水千山的距离，是你们，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用爱扛起生命的重量，我向你们致敬!

这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以来，千千万万医护人员奔赴前线，自动请缨毫不犹豫毫无退缩，微信群里一句句“我请愿”“我报名”是我听过最动听的誓言，请战书上的一个个红手印是我见过最耀眼的色彩，视频上掉落的一缕缕发丝是我见过最决绝的感动。

如果这算是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奋战在前线的全体战士，写给坚守岗位为人民服务的勇士，写给同是中国的英雄相见而又不能见的亲人，写给努力抗击疫情的所有人，待到春暖花开之际，见面必定热情相拥。

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运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每个人都应当牢牢坚守自己的战位，只要我们继续发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把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相信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有无数“逆行者”的拼搏奋斗，一定能战胜疫情 打赢这场特殊战争，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毛遂自荐

毛遂在平原君门下已经三年了，一直默默无闻，总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一次，碰上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秦军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赵王只好派平原君赶紧出使楚国，向楚国求救。

平原君到楚国去之前，召集他所有的门客商议，决定从这千余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人随同前往。他们挑来挑去最终只有19人合乎条件，还差一人却怎么挑也总觉得不满意。

这时，只见毛遂主动站了出来说：“我愿随平原君前往楚国，哪怕是凑个数！”

平原君一看，是平常不曾注意的毛遂，便不大以为然，只是婉转地说：“你到我门下已经三年了，却从未听到有人在我面前称赞过你，可见你并无什么过人之处。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世上，就好像锥子装在口袋里，锥尖子很快就会穿破口袋钻出来，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他。而你一直未能出头露面显示你的本事，我怎么能够带上没有本事的人同我去楚国行使如此重大的使命呢？”

毛遂并不生气，他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说：“您说的并不全对。我之所以没有像锥子从口袋里钻出锥尖，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像锥子一样放进您的口袋里呀。如果早就将我这把锥子放进口袋，我敢说，我不仅是锥尖子钻出口袋的问题，我会连整个锥子都像麦穗子一样全部露出来。”

平原君觉得毛遂说得很有道理且气度不凡，便答应毛遂作为自己的随从，连夜赶往楚国。

一到楚国，已是早晨。平原君立即拜见楚王，跟他商讨出兵救赵的事情。可是这次商谈很不顺利，从早上一直谈到了中午，还没有一丝进展。面对这种情况，随同前往的20个人中便有19个只知道干着急，在台下直跺脚、摇头、埋怨。唯有毛遂，眼看时间不等人，机会不可错过，只见他一手提剑，大踏步跨到台上，面对盛气凌人的楚王，毛遂毫不胆怯。他两眼逼视着楚王，慷慨陈词，申明大义，他从赵楚两国的关系谈到这次救援赵国的意义，对楚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的凛然正气使楚王惊叹佩服；他对两国利害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楚王的心。通过毛遂的劝说，楚王终于被说服了，当天下午便与平原君缔结盟约。很快，楚王派军队支援赵国，赵国于是解围。

事后，平原君深感愧疚地说：“毛遂原来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真抵得过百万大军呀！可是以前我竟没发现他。若不是毛先生挺身而出，我可要埋没一个人才呢！”

毛遂自荐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总是等着别人去推荐，只要有才干，不妨自己主动站出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的履历是沉甸甸的、也是金灿灿的,他亲历、见证、领导了中国航天事业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多个“第一”密切相连,他是惟一见证了中国卫星第一次和上百次发射的航天人。孙家栋自己却对这些“第一”看得很淡:“荣誉属于国家,属于整个航天队伍!我个人只是具备了一点最基本的条件,主要靠国家经济的发展,靠国家发展所创造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讲主要还是靠机遇。”

没有吃红烧肉

选择了当“天兵”

2010年1月11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孙家栋走上红地毯,走向领奖台,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颁发的“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孙家栋自己却觉得很“不安”。他说:“航天事业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协作的成果,我个人的工作是非常有限的。”

孙家栋的祖籍是山东牟平,孙家祖先是从清代道光初年从山东迁到辽宁省盖县的。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辽宁盖县。新中国成立后,孙家栋的老家被划分到复县(今为瓦房店市)的行政范围内。3岁那年,孙家栋就开始随父亲在辽宁和黑龙江两省之间颠沛流离。

据他家乡的老人回忆,孙家栋小时候学习特别刻苦,上小学的时候就捧着厚厚的古文书阅读至深夜,而且阅读广泛,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会拿来读。儿时的孙家栋喜欢挑老师的毛病,每当上课的时候,孙家栋都瞪着一双圆圆的小眼睛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一旦老师讲错了,孙家栋都会马上大声指出来,弄得老师特别难堪。

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开办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等地,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回到沈阳,然后打算回老家――复县许屯镇老爷庙村。

在去往沈阳时,孙家栋经济窘迫,决定去找一位在沈阳的同学,也是他三哥孙家楠的同学。在同学家,他巧遇在哈尔滨工作、出差过来的三哥孙家楠。孙家楠告诉他,哈尔滨已解放,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很快恢复。于是,孙家栋带着憧憬去了哈尔滨。1948年9月,他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哈工大预科班专修俄文。

孙家栋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偏当时哈工大增设了汽车专业,孙家栋选择了汽车系。在哈工大读预科的时候,每逢十五满月,他都会在夜半时分仰望苍穹。他说:“我们的老祖宗很了不起,他们发明了阴历,通过月亮的阴晴圆缺来记录天时的变化。”

如果命运顺从孙家栋的最初理想,那么中国无疑将少了一位出色的航天专家。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回家团圆,哈工大预科班安排学生晚餐吃红烧肉。孙家栋决定吃完难得的红烧肉就回家。但开饭后,校领导突然来到餐厅通知在场学生:留下会餐的同学谁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请即刻报名,参加的必须赶上8点半自哈市开往北京的火车。从天而降的喜讯让那碗红烧肉对大家已不再具有吸引力。孙家栋的第一反应是:报名参军!能入伍已经无尚光荣,何况又是与蓝天白云为伍的“天兵”呢!来不及过多的思考,来不及与家人打招呼,更来不及吃那碗红烧肉,8点30分,孙家栋和他的部分同学坐上了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火车。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回老家看看。“到了部队才知道,因为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非常需要一批懂俄语的人,这样才叫到了我们。”

1951年9月,孙家栋一行30人被国家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我的记忆力很好,一门功课的七八章内容,几天时间就能从头背到尾,考试时拿到试卷便能一气呵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满分5分的学生,照片会被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1个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1张大照片,便可获得1枚50克重的、正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纯金质奖章。

最让孙家栋无比激动的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音乐堂亲切接见中国留苏学生。孙家栋作为学习尖端专业的高材生自然被选为代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一生难忘的是毛主席在这次接见中讲出那一段语重心长的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孙家栋回忆说,当时莫斯科大学音乐堂沸腾了,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很多中国留学生激动得泪水涟涟。

“中国航天之父”

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就带着同学梦寐以求的斯大林头像奖章从苏联留学归来。归国后不久,孙家栋没有去制造飞机,而是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前身)。因为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孙家栋说,那时候,人们对导弹还很陌生,连翻译也不知道对这个外来物译个啥名词,有人译作“飞弹”,有人译作“可控制的弹”,最后还是钱学森拍板,译作“导弹”。

这年“五一”节前,孙家栋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起初,“五院”的科研工作是仿制苏联“P-2”导弹。面对苏联提供的一堆图纸,除了钱学森以外,孙家栋他们谁也没见过真导弹。再一看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五花八门,就是没有一个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1960年,正当中国导弹事业从仿制开始刚刚起步时,赫鲁晓夫撤走了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停止供应“P-2”导弹的资料、数据和图纸,妄想把中国的导弹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困境,中国的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航天路。就在苏联撤走专家17天后,即这年9月10日,中国用国产燃料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时隔不到两个月,这年11月5日,中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准确击中目标。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从仿制苏联“P-2”导弹到国产“东风”导弹的研制工作,孙家栋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都倾注其中,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

人生之路有时也像江河一样,冷不防就发生了大拐弯。1967年建军节前的一个下午,正满头大汗地趴在火箭图纸上搞设计的孙家栋,突然被通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推荐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工作。”就这样,38岁的孙家栋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

当时,苏联、美国、法国已经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日本也在加快准备,孙家栋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很快他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战略眼光。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根据实际情况,孙家栋大胆对原来的卫星方案进行了简化,把卫星的工程任务概括为简单、明确的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说服一些老专家,去掉了原设计方案中的卫星探测功能,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在此基础上,再发射有功能的卫星。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

1970年4月24日21时34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巨大轰鸣中,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这一天,中国人被一种特殊的激情点燃了。《人民日报》出版套红的号外,所有的广播电台都在热线链接同一条消息,全国人民竞相奔走相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啦!

当晚,当“东方红一号”卫星高奏着悦耳的《东方红》乐曲从北京上空飞过时,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正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值班,他仰望星空,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般百感交集,泪水忍不住“刷刷”地滚落下来。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卫星总重量173千克,相当于苏、美、法、日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钱学森曾对别人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卫星之父”

客串起“生意人”

2009年4月15日,刚刚过完八十大寿的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指挥并见证了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颗航天飞行器,其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总工程师的就有34颗,超过三分之一。为此,他有一个美名“中国卫星之父”。

航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每项工程都由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应用等几大系统构成,每个系统都设有总师。而孙家栋则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知情人说:“航天各系统太复杂了,都是牵一发动全身。搞这种大工程总是会有矛盾,矛盾无论多么错综复杂,孙总都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携带着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喷射出巨大的烈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离开发射台,发射获得圆满成功。然而,正当这颗卫星经变轨、远地点发动机点火进入地球准同步轨道,向预定工作位置漂移的时候,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数据发现,装在卫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如果温度继续升高,刚发射成功的卫星就危在旦夕了。

孙家栋果断地发出了打破常规的指令:“立即再调5度!”正常情况下,这道指令需要精准确认后,按程序审批签字后才能执行。但情况紧急,各种手续都已经来不及,尽管孙家栋的指令已经被录了音,但没有指挥部会商签字,这道命令很难执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操作人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的。要知道,孙家栋在这紧急关头果断处置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将需要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

现场的操作人员为了慎重,临时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草草写下“孙家栋要求再调5度”的字据要孙家栋签名,孙家栋毅然拿起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3个字的分量和风险犹如战场上的“生死置之度外”,需要把个人的一切顾虑抛到脑后,孙家栋的选择没有一丝迟疑……

天上的卫星执行了地面的指令后停止了温度上升,呈现了下降的趋势,热失控被制服了,卫星终于化险为夷。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验证了降温决策的正确性,这一绝招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惊叹。

航天事业充满了高风险,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孙家栋从来没有被挫折吓倒过。有一件事情他至今难以忘怀。1974年11月5日,孙家栋带领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运载火箭矗立在一望无垠茫茫戈壁的发射台上。就在运载这颗卫星的火箭点火之后,意外出现了,大家都懵了。孙家栋带着大伙把眼泪一抹,直奔发射现场,决心一定要找到失败的原因。

这次惨痛的失败,孙家栋至今记忆犹新:现场一片火海,数年的心血化为灰烬。在西北寒冬夕阳余辉下,茫茫大漠中,人们用手抠,拿筛子筛,边掉泪边寻找卫星残骸的碎块,哪怕一点碎片都要把它收集起来。最后查清原因,竟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品故障――火箭中一根导线的铜丝断了,但是外头胶皮套没断。“火箭发射的时候,一震,它就有时候离开,有时候接上,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他回忆说:“在航天工作中,质量是第一位的,哪怕一个极细微的问题也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在现场看,一片火海,半个天都是红的。那阵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确实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跑到一个单独的小房子里嚎啕大哭。随后,我惟一能做的就是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能丧气,不能被失败吓倒。”此后,孙家栋更加精益求精地要求自己、要求身边的人。1年后,新的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预定着陆点……

在关键时刻,平时严谨沉稳的孙家栋一次次挺身而出,不仅在他熟悉的高风险的航天科技领域,就是在当年国人都陌生的承揽卫星发射服务方面,同样义无反顾。

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担国外卫星发射业务。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航天界――要知道,美国和欧洲在当时垄断着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发射外星,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这个“造卫星”的专家又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卫星,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整个谈判期间,作为谈判代表团团长的他,面对种种谬论不卑不亢,义正词严,句句中的。艰苦谈判之后,签署备忘录之前,他晕倒在谈判间里。

1990年4月7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内,气氛紧张得让人窒息。“在现场经历了多少次发射,那次发射特别激动、最紧张。”孙家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不只感受到自己的心跳,旁边人的心跳也能感觉到,就是那种心情。有人告诉我,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华侨流着泪激动地说‘中国的卫星能打多高,国外华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种跳动着的爱国情怀促使航天人更加把航天精神浸润到每一个航天产品上去。

21点30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雷霆般呼啸着拔地而起;21分钟后,精确地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亚星”的入轨精度是休斯公司31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听到现场的美方专家由衷地说“没想到中国的运载火箭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孙家栋自豪地笑了。

如今回想起当年向美国人“叫板”的情景,孙家栋依旧百感交集:“我突然想到小时候,老人常说‘洋火、洋油、洋车’,身边到处是外国产品。终于,我们的火箭能发射美国卫星了,那种激动与自豪,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深有感触地说:“谈判实质上是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的实力增强了,我们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

与一见钟情的

“嫦娥”聚少离多

2004年2月25日,中国各大报纸以醒目标题发出人们关注的消息:“嫦娥工程”领军人物确定。时年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出任总设计师。

“都到了这个年纪,取得了那么多荣誉,还是‘保持晚节’为好,要是我,我看没有必要承担风险挑重担。”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他说,“这是一个航天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素质。”

在孙家栋看来,探测月球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宇宙奥秘,二是开发空间资源。其中开发资源就看我们将来对月球认识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但如果你不起步,你不去,将来这个领域就不是你的。”

嫦娥舒袖神话浪漫,但卫星探月道路艰辛。不知经过多少个昼夜,攻克了许多个难关,孙家栋和他带领的团队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嫦娥一号”卫星终于研制成功了。

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04秒,随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指挥员气壮山河的“点火”口令,“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运载着“嫦娥一号”探月卫星喷射着烈焰腾空而起,冲出地球,飞向38万公里外的月球。11月5日11时37分,对“嫦娥一号”卫星成功实施了第一次近月制动,卫星成功被月球捕获,进入环月轨道。

那一刻,现场直播的电视镜头捕捉到了这么一个场景: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跳跃,拥抱握手。孙家栋却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偷偷擦眼泪。这时,“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过去和孙家栋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令许多人动容。欧阳自远回忆说:“激动得手都是冰凉的,我们就像并肩作战的战友一样,胜利那一刻的激动无以言表!”

熟悉孙家栋的人都说他的心目中有两个“嫦娥”――一个是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一个是与他相守一生的爱妻魏素萍。

当年,魏素萍是哈尔滨市立医院的内科医生。孙家栋与魏素萍是通过战友的照片介绍“认识”的。当时,孙家栋对着照片左右端详,越看越心仪,立即提笔写了一封信,一枝丘比特之箭就这样由北京飞向了哈尔滨……

25天之后,孙家栋利用“五一”假期踏上了驶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秋林百货公司大门口,两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在目光相遇的瞬间,不约而同地认出了对方……当年,孙家栋的母亲说起这件事,笑眯眯地乐开了:“这实际是月下老人早就用红线把他俩拴在了一起,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啊!”

第一次见面后的100天,即1959年8月9日,孙家栋和魏素萍在北京南苑举行了简朴、热闹的婚礼。虽然此时魏素萍不知道孙家栋具体做什么工作,但100天的书信往来已经让她深深地爱上了学识渊博的孙家栋,感觉自己喜欢的这个人可信赖、可依靠。不久,魏素萍由哈尔滨调到北京,成为航天系统某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

婚后的日子里,魏素萍终于领会了丈夫工作的忙碌感和神秘感:孙家栋不是加班就是开会,否则就是一去几个月的出差,即使回到家中,也没闲过。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一晃几十年。

奉献是孙家栋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在年届八旬之后,孙家栋仍然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的老母亲去世时,孙家栋也只是深夜赶回来,站站脚又连夜返回。魏素萍自从和孙家栋结婚就没见他空闲过,丈夫对祖国的贡献和辉煌的事业让她自豪。可孙家栋却觉得欠了妻子许多情,家里的事全靠妻子。

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但他们的感情依旧甜蜜、浓烈。当年,孙家栋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回到家里,亲手给妻子戴上这枚奖章。他动情地对妻子说:“这枚功勋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闲下来后,打算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每当听到这首历久而弥新的老歌,孙家栋都会联想到当年那首从“东方红一号”卫星上传来的铝板琴奏出的美妙乐曲。近40年飞逝如电,那音乐至今仍那么清晰悦耳地回荡在他的耳畔。孙家栋业余爱好很多,但后来因忙于工作,每天清晨在老伴的陪同和“督促”下才去打打太极,爱好只保留了欣赏音乐这一项。对于流行音乐,孙家栋自嘲道:“我对流行音乐接受得较慢,开始听不进去,等我感觉有点喜欢了,人家都早已流行过去了。”

孙家栋有个爱好,喜欢看天。其实,他更喜欢看火箭腾空而去,将颗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壮丽。多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脑子里只要装上了问题,就会觉得茶无味、饭不香,他会沉默寡言,日思夜想。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凉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嫦娥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

大智慧需要好记性。据说,孙家栋工作一生竟没有一本笔记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高龄,开两天大会,总结时仍然凭记忆就能游刃有余。他的侄儿孙忠胜说:“对于四叔,我最大的印象就是乡里的老人们经常夸他是‘神童’。四叔6岁刚上学的时候就能够过目不忘,不管多难记的东西,只要老师讲上一遍,或者在黑板上写上一遍,四叔都能牢牢记住。”而今,他每天翻阅的是有关各国的大量航天资料和航天专业书籍。孙家栋说:“搞了一辈子航天,航天就像我的‘爱好’一样,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有同行说,现在,已经耄耋之年的孙老仍像一颗卫星一样旋转不停。与航天打了一辈子交道,孙家栋对星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任北斗卫星导航工程、“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继续活跃在我国航天技术的前沿领域。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许多技术决策、指挥和协调工作仍然压在他的肩上。面对巨大的压力,孙家栋是怎么想的?从他对航天精神的解读中,不难找到答案:“总结我国的航天精神,最主要的一条,是豁出命去爱航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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