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名人爱国故事（20篇）

做人艺的演员，其实是挺幸运的。人艺的前辈都很真实、很平常，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出门不用戴眼镜遮上眼睛，不装着也不掖着。我想像他们一样，自在坦然地活着。

除了舞台上演戏，慢慢有了电影电视剧的角色，人们习惯将你的角色和生活中的你联系起来。而我觉得，要想演好下一个角色，就得从上一个角色中退出，回到自己。要做到艺术角色的归零。当然，要说角色对我不产生影响，那是不可能的。演弘一法师在灵隐寺剃度那场戏，头发一点点落下时，我流了泪，不仅是在体会弘一的心境，也是在体会我自己。站在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我也曾问过自己：我会这样吗？现在，让我回答，我说不会。因为我始终是个演员。

广告与公益

作为演员，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碰到好时候了。当年我们的父辈，专于一艺，只能做一件事情，而现在，我们能干八件事情。我也是在这样的机遇中，进入了商业层面，挣钱比父辈多多了。因为你是知名演员了，人家需要用你的形象来推广品牌，还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你只要花点精力，出席活动，这事儿就成了，你有了舞台之外的社会功能。这是事情好的一面。

我第一次接广告，拍的是日本的NEC电器，他们看了电视剧《英雄无悔》，就选择了我。第一次去银行取十万元钱，我心里怦怦直跳，见钱眼开，又不禁心虚，怕有人打劫。

拍广告多了，也会激发你的艺术思维，我自己就常被创意精彩的广告感染。现在我还对我早期拍的红酒广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故事广告，通过一瓶红酒传达对爱的思念。

有段时间，很多人批评我也商业化了。有一个观众还把我的一个广告形象从报纸上剪贴下来寄给我，在旁边写上：不要脸，哈巴狗，人家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我当然很震动，观众希望我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以后，我选广告就很谨慎，信息化时代，太多地方希望你做吆喝的形象，但我已经知道深浅了。一件事你参与进来，就要为它负责任。这责负不了，就别揽。

至于做公益活动，我坦白地说，做公益对演员来说，有名又有利。看刘心武在“百家讲坛”讲《红楼梦》，讲贾宝玉正邪二气，他说任何一个生命体都有正邪二气。我想自己也如是，虽然现在外面对我的赞誉很多，爱心大使啦、好演员啦，那怎么解释我身上的邪气？那我只能说，我表现出来的是所谓的善良与美好，我隐藏着丑陋与罪恶。我能藏着不被人看见，那是我的修养。我不是不会骂人，也不是不会偷盗，我也会伤害人，可是我能控制祝我也有隐私，对作为一个人所面对的人生课题，包括人性丑恶的一面，我怎么能不知晓？

最后的告别

有一年我去南非，在野生动物园，车子遇到几十头象排着队在草原上走。又看到一头老象距离远远地跟在后面，在车道上迎面而来。一窗之隔，它的眼睛低垂着从车边走过了，四条腿着地，每踏一步我都有震感。我知道，老象在离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离开象群慢慢走，最后连遗骸都找不着。还有老子，骑着青牛，出关而逝。最后的告别都应是这样的，慢慢歇息—属于你的会议结束了，属于你的酒席也散了，该放弃的就放弃……

作为演员，我们离不开掌声，我们感恩于这些喝彩，让你还有动力继续吃苦受累，但是也绝不能只为喝彩做事。人生最终还是：“满船空载月明归。”不属于你的，希求不来;属于你的赞美，你退了，人家茶余饭后也许会聊聊你。戏剧艺术是我的月，名利是几颗星，不过如此。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好老公”。

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

“吊丝”战士，很单纯

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

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

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

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

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

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

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

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

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

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

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

“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

被抛弃，却不放弃

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

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

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xx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

“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xx的爱情故事。

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

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

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

死角之后，便是光明

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

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

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

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

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

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

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

《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

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爱迪生从小就特别爱问“为什么”，喜欢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问个明白。有一次算术课上，老师教同学们二加二等于四，爱迪生却发问：“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就这样，爱问问题的爱迪生经常让老师很恼火，因此，老师有时候训他，甚至打他。一时间，好奇的爱迪生却成了学校中的一个白痴典型，被老师和同学嘲笑。

后来，老师把爱迪生的妈妈找来，当面数落她的儿子：“他脑子太笨了，成绩差得一塌糊涂，总是爱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我们真教不好你这样的儿子。”爱迪生的妈妈听了，觉得是老师不理解儿子，问题多是因为孩子爱思考，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她相信儿子的智力没有问题，而且，比别人的孩子还要聪明很多。于是，她毅然对老师说：“既然这样，我就把我儿子带回家吧，我自己来教他。”

从此，爱迪生的母亲就当起儿子的家庭教师。对于儿子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只要她知道的，她就努力回答;不知道的，她就让儿子去看书。当她发现儿子对物理、化学很感兴趣后，就给儿子买了本《派克科学读本》，她还劝丈夫把家里的小阁楼改造成儿子的小小实验室。

就这样，在这个不怕被问“为什么”的母亲的教育下，爱迪生虽然没有在学校读过几年书，却搞出许多伟大的发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唐代大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一生写诗1000余首，他的诗雄奇豪放，把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高潮，对后世和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被后人尊为“诗仙”。

李白5岁那年，跟着父亲从西域（ｙù）回到四川青莲地区定居。到10岁的时候，他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有一年春天，岷（ｍíｎ）山山脚下有个客人前来拜访李白的父亲，恰巧他外出未归。客人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转身就要离去。李白见了，连忙拉住客人说：“伯伯，您远道而来找我父亲，累了半天也不休息一下，就要返回，这样会伤身体和精神的啊。”

客人见李白礼貌热情，能言会道，心中暗暗佩服，便坐了下来。

李白开始忙起来，他又是送茶，又是递毛巾，对客人非常尊敬。为使客人不寂寞，李白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到客厅陪着客人说话，他大大方方地说：“请问大伯尊姓大名，以便我转告父亲。”

客人有心要试试李白的才学，便咳了一声，用手指轻捻（ｎｉǎｎ）了一下胡须，大声说：“我的姓是‘有人偷’，名字是‘鸟落山头不见脚’。”

李白认真思考了一会，便拱手回答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父亲回来，我一定告诉他。”

客人疑惑地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李白他立刻回答说：“‘有人偷’就是把‘偷’字去掉单人旁，那么就是‘俞’字；‘鸟落山头不见脚’，就是‘岛’字。您姓俞，名字叫岛！”

客人听后，十分佩服，连连拍着他的脑袋说：“童子真是奇才，可喜可贺！”

李白不到10岁时，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家乡。14岁时，李白来到南浦（今四川万州市），当地有个姓胡的乡绅（ｓｈēｎ）自以为有学问，看不起别人，他想考一考李白。有一天，他当着李白的面就出了一副上联：“梁山栽大竹，无须淋（邻）水。”这个上联含有当地三个地名，因此是一个很难对的上联。谁知李白随口答道：“南浦人长寿，何惧丰都。”这个下联前后也是三个地名，对仗非常工整。

胡乡绅很不服气，他又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大家看。那画上有个老神仙，怀抱一个大酒坛，睡在崖边，坛口朝外面流着酒。胡乡绅以画为题又出了副上联：“酉（ｙǒｕ）加卒是醉，目加垂是睡，老神仙怀抱酒坛枕上偎，不知是醉还是睡？”

李白不慌不忙地回答：“月添半是胖，月添长是胀，胡乡绅挺起大肚堂中站，不知是胖还是胀？”

胡乡绅本想借联讥笑李白，谁知反被李白针锋相对嘲讽了一番，大家一看胡乡绅肥胖如猪的模样，都哈哈大笑起来。胡乡绅羞得满脸通红，还想找个机会再挽回面子。酒席散后，他领众人到花园散步，只见荷花池里有几只小鹅浮在水上，游来游去，便灵动一动，对李白说：“白鹅黄尚未脱尽，竟不知天高地厚！”

李白心里明白胡乡绅的用意，回头向池塘中看了一眼，正好看见一只乌龟伸出头来，便应声答道：“乌龟壳早已磨光，可算是老奸巨猾！”

时间一旦有了坐标，就过得特别快。

我每个月剪一次头发，每周做一次指甲，隔上三四天就去超市逛一圈。家里的琐事胡阿姨过来料理。她勤快又环保，床单浴巾四天一换，脏衣服凑够一缸才塞进洗衣机里。我的日常生活就被这周而复始的一天天填满，日子，也在不知不觉间匆匆滑过。

工作至今还是我的主旋律。我一个月至少有十天在演播室里度过，进棚前要开录前会，出棚后要开录后会。

除此之外，我每周总会接到几张请柬。就像上星期，某品牌亚洲最大的旗舰店在香港开业，另一个品牌在中环举办前卫的艺术展览，我也想去看。还有下周，一个女性论坛请我去演讲，我还在犹豫。越来越怕被当做成功女性的典范，越来越怕一本正经和别人分享我的成长历程。

我不是奥普拉，不是希拉里，不是我远在美国的另外两个女同行KatieCouric和BaharaWaters。我曾经想成为她们，今天却害怕成为她们。她们位高权重，她们一言九鼎，可她们丧偶，遭遇羞辱和背叛，独身或离婚。我不要这样的人生。

小时候，我幼稚地认为，只有忙碌于事业，才意味着丰盈的人生。偶尔看到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拎着蔬菜水果匆忙回家做晚饭的主妇，总会流露出惋惜怜悯的神情。反正，我不要这样的未来。当过去的未来成为现在，我却真心地渴望着曾经不屑的柴米油盐。

常常有女孩子对我说：“鲁豫，我看你的书，看你的节目。我也要考广院，去学国际新闻，做电视，周游世界……就像你一样。”

我总是感动地笑一笑，心里有种想拥抱她们的冲动。

我，其实和你们一样，曾经渴望外面的世界，羡慕别人的生活。

我，不是榜样。我只是你们成长中的一个坐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仲

公元公元前685年，一位叫管仲的失意商人拉弓满弦，向公子小白射出凶猛的一箭，镞羽响处，只见小白应声倒下。

公元这一年，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弑，朝政一时空虚。他的两个兄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此时都被流放在外地，谁先赶回都城临淄，谁就最有可能登基。纠和小白的身边各有一位商人出身的谋士，一个叫管仲，一个叫鲍叔牙。小白接受鲍叔牙的计策，向莒国借了兵车，日夜兼程回国。辅佐纠的管仲见此情景，就自告奋勇率三十乘兵车到半途去截击小白。在即墨城附近，管仲一箭将飞驶中的小白射倒。然而，这一箭只射中了战袍上的带钩，死里逃生的小白及时归国掌权，是为齐桓公。

公元当了国君的小白论功行赏，想拜鲍叔牙为相，同时当然还要宰了管仲。谁知鲍叔牙对他说：“我的才能只能让齐国平安，如果您要称霸天下，一定得拜管仲为相。”

公元鲍叔牙与管仲其实是一对常年合伙做生意的好朋友。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出生于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替人牧过马，后来结识了年长于他、家境颇好的鲍叔牙，两人合伙做皮毛生意。有地方史志记载，他们游走于燕、赵、齐三国之间，曾在现今河北省的蠡县一带规划过三十个大小不等的皮毛集市（时称吁），一直到今天，那里仍是北方最大的皮毛市场之一。

管仲早年的名声似乎不太好，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和贪生怕死的家伙。他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本钱大多是鲍出的，可是赚了钱以后，管仲却要分大头，鲍的仆人们很不忿，鲍叔牙却说：“这没什么，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意后来破产了，西汉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说管仲“三辱于市”，也就是说他多次经商失败，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管仲还十分热衷于功名，曾到处去求官，可都干不了几天就被辞退了。他和鲍叔牙一起去当兵，每次打仗总是逃跑在前，大家就骂管仲是胆小鬼，鲍叔牙又站出来替他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命去照顾老母亲呀！”到了后来，他们就分别投靠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

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这样一个人，实在是奇怪的事情，不过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居然言听计从，真的把管仲拜为国相。

赫鲁晓夫是苏联继斯大林之后的最高领导者，西方记者常常把幽默感作为他的天性之一。可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并非为了逗人发笑，而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而且，赫鲁晓夫的语言相当粗俗，带有极强的侮辱性。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来解决柏林纠纷。赫鲁晓夫认为，这类会议不解决问题，因为外长们不掌握最高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所处的地位，赫鲁晓夫脱口对麦克米伦说：如果我叫葛罗米柯同志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不敢不服从!这句幽默话真是粗俗不堪。

1959年，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充满唇枪舌剑的争论。在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首先发难，他质问尼克松，美国国会为何在不久以前，通过了一项敌视苏联的《关于被苏联支配和奴役国家的决议》，一时，会谈的气氛空前紧张。

赫鲁晓夫：美国的这项决议，是对苏联的严重挑衅。我想要知道的是，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

尼克松：这项决议只是表达了我国的一些看法，并不是一项战斗号令。好了，我们接着谈其它问题吧!

赫鲁晓夫：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不该来回总谈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弄清楚，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

说到此处，赫鲁晓夫怒容满面，叽哩咕噜地叫嚷了一番。只见他的翻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过了几秒钟，才勉强把这几句话翻译出来：这项决议太臭了!臭得就象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在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攻击面前，尼克松也不甘示弱，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是放猪娃出身，于是对赫鲁晓夫说：

恐怕主席先生说得不完全，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为某一项议案与美国代表争吵起来。情急之下，赫鲁晓夫脱下靴子，拿着靴帮猛敲桌子，高声叫喊：混帐!你胡说!全场代表为之哗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总喜欢讲一个老掉了牙的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笑话：队伍中有人打了一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个人站出来。但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的士兵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问，谁打的喷嚏?结果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二排的士兵也被枪决了。当军官第三次发问时，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低声说：是我打的喷嚏。岂料那军官不但没有枪毙他，反而向他说：祝你健康!

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幽默，如果硬要说是幽默，那也是黑色幽默，赫鲁晓夫就喜欢这样的黑色幽默。

好像是在一次电话采访中，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李连杰，你这些年都一帆风顺，你是怎么变得这么强大的呢？”

这位记者采访我之前肯定没做过认真的准备。首先，我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朋友中有个外号，叫做“死过一百次的生还者”。从小我父亲就过世了，家境实在太差，我只好加入武术队，靠每个月微薄的补贴养活全家；从11岁开始我连续5次拿到全国武术比赛冠军，18岁拍了《少林寺》后一夜成名，但第二年我就摔断了腿，差点成为废人；好不容易等到《黄飞鸿》系列电影大卖，我的经纪人又遭黑道枪杀，事业再次陷入低谷……这些都不说，2004年印尼海啸时，我差点妻离子散命丧异地，当洪水就在你眼前肆虐时，那种内心的惊恐与不舍，又有多少人面对过呢？

也可以理解，问这个问题的人估计从来都只是在电影中了解我，觉得我就是电影中那些硬汉，身怀绝技，从精神到肉体都是天生的强大。事实上，我只是一个血肉做成的普通人，甚至，我比很多人还脆弱，有一段时间，我天天想着出家当和尚。

但是，少林寺的一位高僧却不同意我这样做，因为出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家还讲究入世修行呢！后来，我去好莱坞发展时，他要我记住一句话：“一切困难都是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这话听起来实在不像是什么祝福。果然，到了好莱坞，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台湾老板杨登魁花了上亿元帮我打造形象，创造机会，但傲慢的好莱坞并不肯接纳我这个身高才170cm的华人。我忍着，直到一次在片场，导演把剧本摔到我脸上，冷冷地问我：“你是不是不懂英文，所以剧本没看懂。”

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那位高僧。他淡淡地说：“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头，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是现在的你强大，还是过去的你强大？”我一愣，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的确，那些困难现在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了，可当时，那些困难又何尝不是把自己逼得无路可逃？可见，困难的确在让我变得强大，至少，让我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

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任何困境，对困境甚至抱着一种“欢迎”的态度。朋友都说我着魔了，但我心里知道，这不过是在困难中修炼自己。

拍摄《英雄》的那段时间，章子怡很受非议，甚至在剧组中也被某些人孤立。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刚出道的自己：冲动、爱憎分明，心里有什么，脸上从来藏不住……于是，我把自己的体验告诉她，慢慢地，她也从流言中脱胎换骨，开始转变成一个坚强的章小妹。

这两年，我对武术之道越来越有想法，我很想和观众分享这种想法，于是，我请人编写了宣扬和平的电影《西藏武僧在纽约》。很多片商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但一看剧本就都不肯投资，因为里面的武打场面太少了，不够商业化。到哪里去找投资商？这个问题每晚都折磨得我无法入睡，实在没办法了，我找到法国的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想自掏腰包来拍。拍完后，我看电影前90分钟精彩脱俗，但后30分钟就落入了武打片的俗套，于是要求改结尾，别人都觉得我疯了，改结尾是自杀行为，会让票房一落千丈。吕克·贝松也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真想得罪你所有的观众吗？”我笑着说：“那就试一次吧。”

事实是，电影还没有公开放映，就受到了不少电影专家和媒体的关注，慢慢地，随着《霍元甲》的再度出击，大家也开始知道：哦，原来李连杰并不是一个武打机器，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中华武术除了实用外，里面还有很多博大精深的东西啊！

这就是我的目的。既要表达内心，又要保证票房，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我知道，困境总会过去，而经历困境的人，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乐观、更有力量。

秦海璐9岁时，因为爸妈下海经商，乏人照料，被狠心地“扔”进全托京剧戏校。

戏校苦哇。为了出一个“苗子”，基本采用“打为主，吼为辅”的训练方式。尤其秦海璐学的刀马旦——唱、念、做、打、舞、翻，样样得练好。承受的苦、累、痛，难以忍受，无法形容。

别的孩子周末，回家偎在父母怀里、撒娇、尽享呵护。秦海璐像只被遗弃的小鸟“无枝可依”。父母常常忙得几个月没空来看她。她心里涨满了委屈，用泪水抵抗、发泄。可是哭完了，没人心疼，一切还得照旧。于是，开始拧巴、较劲儿，玩命练功，老师让停也不停。就这样，将近7年的戏校生活，练就了她极强的心理承受力，且深谙：在这个世上，任何人都依靠不了，所有的苦、累和痛，只能自己化解。

17岁，秦海璐戏校毕业，进入北京中戏。身处姹紫嫣红，俊男美女之中，长相平平的她，既不自卑，也没压力。“因为7年的苦，都熬过来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她坚定的、唯一的目标：拿张大学文凭，回家做白领，找一个好老公。班里的同学，有的想家想得泪汪汪，有的因拍广告、演戏，找不着感觉痛苦而哭。她没心没肺，悠哉淡定，兀自打发日子。直到大四。

那年，学校认定她是“能演戏的几个里最会演戏的一个”，让她参加电影《榴莲飘飘》的拍摄，她不干。“不想拍电影，只想当白领。”班主任“激将”说，你如果不试试，拿了中戏文凭就去当白领。人家会说，秦海璐不行。她一想，可不是，姐们儿不成名可以，但不能让别人说干这行不行，才改的行。不料，她这一“触电”，捧回了最佳新人、最佳女主角两个大奖。

都以为她会“乘风而上”，她却躲猫猫般匿迹三年，圆她的白领梦去了。舆论哗然，有说她自觉长相对不住观众，改行了，有说她受不住刻薄的言论，隐退了……各种“浮云”，她全然不顾，我行我素，心里窃笑：姐用实力证明过了，姐行!姐很行!你们爱咋说咋说。与姐无关。

然而，做演员是她命定的天职和强项，兜兜转转几年，她还是被“旋”进演艺圈，且不急不躁，凭着丰厚的底蕴和扎实的功底，声名鹊起，成为观众喜爱、褒赞和欣赏的实力派演员。

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里，12个走马灯似的相亲女，唯独她演的那个，让人印象深刻。媒体问她缘由，她说，喜剧也得认真演，而不是刻意去讨好、甚至胳肢观众，但也不能一水顺的认真。除了感觉，还得动脑子。掌握好发力点，收放自如。这是从小在戏台上的基础和累积。在舞台上，射灯跟着你转，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开始，锣鼓点控制你，等你一点点有了节奏感之后，锣鼓点开始跟着你。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是一个演员成长、磨炼、积淀、成熟的过程。所以，吃的苦，永远是人生的基础。非但演戏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综观演艺界，学戏出来的跟没有学过戏而当红的，截然不同。”学戏出来的，特别扎实，特别沉稳，不浮躁，懂得收敛低调。譬如何赛飞、徐帆、袁泉，不论生活、演戏，工作，还是为人处世，特朴实严谨，很少会出一些幺蛾子的事儿。因为，京剧传统的优良风格和谦谨意识，随着那些“苦”，日积月累，浸润到骨髓里去了，约束规范着人的言行、修为。

秦海璐出演话剧《四世同堂》里的大赤包。四川媒体评论她：“身材苗条，知性妩媚……”她莞尔：这都是“他们”对我的评价。跟我没关系。在我这个小小的圈子里，也许我有那么点儿知性。但出了这个圈子，比我有学问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别当回事儿。

多年来，她坚守原则：“演员是个‘感知’很强的职业。来不及感知生活，陀螺似的从一个剧组到另一个剧组，我不干!”这就是她的基础，风格、底蕴。

[名人执着的故事

台湾著名主持人、知名作家蔡康永学识渊博、风趣幽默，是观众眼中不折不扣的魅力先生。他看似人畜无害，却有着特别任性与顽皮的一面。他是圈内公认的整人高手，常常乐此不疲地策划各种整人怪招。不少被他整过的朋友，也迅速被他传染，爱上了这种游戏，其中的某些朋友还反守为攻，冷不丁地整他一下……

这种无需成本，且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的游戏，让他的烦恼和压力烟消云散，朋友关系也越来越铁……以下是他的自述——

整人让生活变有趣

我的整人爱好始于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影视研究时。作为电视节目成功案例分析的，是日本一档叫做《Laugh & Funny》的节目。节目宗旨就是“整人”。比方说在一个下坡的最高点让一个直径足有两米涂上颜色乍看像个铁球的泡沫球滚下来，然后拍下路人们惊惶失措四处躲避的场面；或是假扮成门童殷勤地为客人拉开一扇门，门外边栩栩如生的街道其实只是一张画，客人会一头撞上去……

受这个课程影响，班里曾经涌起了那么一股热衷于整人以及被整的小高潮。可惜大家都没什么独特的创意，手段也乏善可陈，使用的无外乎市售的外型像口香糖，抽出来的时候会弹出一只蟑螂，或者索性就是一条只会在第一眼把人吓一跳、完全没有成就感和回味的橡皮假蛇之类的小儿科道具。所以，这股小高潮来得快去得更快，不到半个月，就再也没人去继续这种整人的行径了。

但这件事很对我的胃口，因为那时我正觉得自己已经被逼到了无聊的极点。从小到大，我的生活都是非常无趣的，父亲近60岁才得我，简直是把我当宠物一样养大。我一路读贵族小学、中学，本科毕业后，还必须出国读一个好大学，因为世家子弟的小孩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文凭呢？

基本上，去美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好玩，不懂得什么叫好笑。一个饿极的人会觉得菠菜豆腐汤是珍珠翡翠白玉汤；一个无聊透顶的人，会觉得整人是一种好游戏。所以，我成了班上唯一在整人的爱好上越走越专业的人。

当时，在班上跟我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叫刘锴於的香港同学，他很荣幸也很不幸地成为了我整人处女作的被整对象。一个中午，我很神秘地跟他打赌，我说我在道上有人，只需要打个电话，半小时后他就会死得很难看。他对我这话表示怀疑，因为他觉得像我这样连开水都不会烧的人，跟黑道是完全扯不上关系的。

我走到一边打了个电话，半小时后，让他死得很难看的人来了，一个穿一身蓝色帆布工作服的男人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个食品袋，气场很足地对他说：“刘先生，你点的两套夏威夷风情披萨和蓝色梦幻饮料，一共30元！”

当然，我也没占到他什么便宜，春假的时候，他去欧洲旅游，给我寄来了一个对方付费的航空包裹，我付了50元邮资后，很开心地把包裹打开，里面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还附有一张小纸条，上面说，这块石头是他在芬兰最有名的桑拿浴场挑出来的，特地寄给我，以表达他对我的怀念。

然后，我跟刘锴於之间就变成一种亦敌亦友非常微妙的关系。但凡有可能，我就会琢磨如何整他一下，而他也经常保持一种战备状态，防止被我找回场子，以及留意一切可以乘胜追击再让我吃个暗亏的机会。

跟小S一起整大S

1990年，我学成归台，参加电影制片以及编剧、影评的工作。当我最终决定做《康熙来了》的主持时，我给它的定位就是一定要做成一个以整人为乐的节目。一档不正经的节目，一帮不正经的同事，我可以将他们一一变做我的被整对象。

我跟小S的私交最好，所以她第一个在劫难逃。这个女人自诩为电脑高手，并以打击他人为乐，经常取笑我只会开机关机写文章看新闻，属于最低等的使用级电脑水准。所以，一次趁她离开电脑的时候，我把她的笔记本电脑桌面按print键截屏截下来，并设置为桌面背景，然后把原来在桌面上的文件统统转移到一个内存盘的文件夹里。如此一来，电脑桌面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但不管她如何点鼠标，电脑都没有任何反应，她一连关机开机了十几次，问题仍然存在。

当她最后不得不决定放弃重启重装系统时，我才告诉她是我动了手脚，并快手快脚地帮她取消了桌面背景，把桌面文件夹还原后，电脑马上运行顺畅。

虽然是被我整了，但小S对我这个招数的创意表示了极大的肯定，并对这种耍阴谋看热闹的玩法兴致盎然。她飞快地被我拖下了水，成为我的同谋共犯。我俩联合出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大S。我整人有一个宗旨，喜欢抓对方的弱点，我觉得只有攻其要害才能奏到奇效，而大S的致命弱点世人皆知——她是个购物狂。

一天下午，姐妹俩正在一起闲扯，我拎着七八个顶级名牌的包装袋包装盒满脸兴奋地去找小S，气喘吁吁地告诉她，我刚从香港回来，走了天大的好运，赶上太古广场做答谢会，顶级大牌低至一折，门都要被挤破了——从头到尾，除了最开始跟大S打了个招呼外，我没有对她多说一句话，仿佛跟她完全是巧遇。

当我离开她们10分钟后，小S打来电话，说大S得知了这个疯狂打折信息后，一分钟都没耽搁，带着包包就直奔机场而去。

1小时后，我让小S打电话把正准备登机的大S叫了回来——因为我根本没去香港，那些包装袋包装盒都是以前购物后搁在家里的空袋子空盒子，自然，太古广场的疯狂打折也纯属子虚乌有。

更高的高潮还在后面——

当大S气冲冲地来找我问罪时，我非常无辜地说我的确说了谎话，但我的目的是为了整一下小S，没想到射兔子的子弹打中了鹿，小S没上当，她却中了招，完全是意外的无妄之灾。这个理由非常强大，尽管大S满腔怒火，却发不出来。后来，她非常不爽地走了，临走前恨恨地说要跟我“走着瞧”。

下挑战书的结果是，我给她来了招更狠的，鉴于上次合作愉快，我依然找了小S担任搭档。

我以赔罪为名，跟小S一起把大S约出来喝下午茶。刚刚落座，小S就面露痛苦之色，捂着肚子开始轻轻呻吟。大S问她怎么了，小S说：“我要吐！”然后就是“噢——哇——”一声。有洁癖的大S脑袋飞快地别了过去，趁此机会，我以极快的速度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罐八宝粥倒在了桌子上。等大S捂着鼻子将头转过来时，我拿起一把小勺，将桌上的东西舀了一勺喂进嘴里，边吃边说：“咦，你中午吃的花生？”大S当场脸色就变了，捂着嘴直奔洗手间……我和小S大笑着击掌欢呼！

整人比骂人更高效

屡次出手均大获成功，我喜欢整人也善于整人的名声就此传开。然后我就开始有了意想不到的“新业务”——越来越多的朋友把我视为援军，希望我能帮忙策划整人方案。

节目组一个女编导一次跟我说起她经常光顾的一家叫黄记的燕鲍翅精品店非常不厚道，老板娘做生意很黑，秤动过手脚，短斤少两得厉害。在她店里买二两燕窝，复秤只有一两六钱。

不过，因为没什么证据，去跟老板娘理论占不了什么上风，而且为了这点分量大动干戈似乎也犯不着，只是，这种哑巴亏让人心里很不爽，她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教训一下奸诈的老板娘。

办法当然有。第二天我就去了黄记，挑了三盏最贵的特等血燕放到秤盘上，老板娘麻利地在电子秤上按了几下，说：“一两八钱三，零头抹掉25200元，给25000元好了。”我慢悠悠地说：“多了点。”说完把最大的那盏血燕从秤盘上拿了下来。老板娘又按按秤，说：“一两四钱，19600，给19500好了。”我掏出5500元钱放下，带着从秤盘上拿下来的那盏最大的血燕一扭头走了。回头找了台电子秤一称，那盏血燕净重39克，价值10920元，以五折的价格光明正大地拿走，老板娘吃了亏还不能说。我觉得这比跟她理论和争吵要有效得多。

我有个作家朋友，多年都没写出名，偏偏找了个比较拜金的太太，热衷于名牌，因为作家先生满足不了她享受生活的要求，她最终失去耐心，先是暗地里转移了几乎全部婚内财产，然后提出了离婚，并以自己没有正式工作为由，使得法院判处他每个月支付给她12000元的生活费。

比较欣慰的是，离婚之后，这个作家朋友总算苦尽甘来，因为一部作品而跃升为畅销书作家，3年之内迈入了千万富翁的行列，并且娶了个爱他的年轻漂亮新太太。对他而言，每月12000元是小问题，但是想起这笔钱是花在前妻身上，他多少就觉得不那么舒心。一次偶尔谈起此事，他问我能不能帮他出个主意让他出一口气。

那时台湾刚刚兴起个性支票，只需支付一定的印刷费用，就可以将支票使用者的个性签名和照片印刷在支票上。我建议这个朋友成了个性定制支票用户，让他用自己的个性定制支票来支付前妻的生活费，支票的背景是他提供的照片——上面是他与年轻漂亮的现任妻子情意绵绵地在埃及金字塔下拥抱亲吻的画面……

一次做完节目，一个女嘉宾专门请我吃饭，她说她已经跟前任男友分手3个多月了，但对方始终纠缠不清，隔三差五就来找她。当初热恋的时候，她一时冲动在手腕上文上了那个男人的名字，每每当她被纠缠得无法摆脱叫非礼的时候，该无赖男人会一把抓起她的手腕给旁边的人看，证明自己就是她的男朋友。

她去过文身店想遮盖掉，文身师傅说可以在名字上文个复杂的图腾给盖住，但她觉得这个方案比较消极，也问过她认识的彪悍朋友，其中最有建设性的意见是在名字上文一个表示“下架”含义的条形码，但又太过艰深，她问我有没有更好的主意。我给她支了一个狠招。半个月后，那个男人再次来纠缠她时，她撸起袖子把文身亮了出来，对方顿时脸色灰白踉跄而去——她让文身师傅围着前男友的名字，文了个墓碑……

整人不仅可以娱人娱己，还可以为朋友排忧解难，这辈子，我势必要将这种好玩的游戏进行到底了。

张太雷小时候名泰来，他的父亲张光斗，母亲薛氏，因家境贫寒，寄居在外公薛锦元家中。后来得到在江西萍乡安源煤矿任总办的张绍曾的帮助，介绍太雷的父亲到安源煤矿谋生。

1901年春天，泰来刚过两岁，全家四口，就来到安源煤矿。张光斗当了洗煤台文书，矿上安排了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下来了。但是矿区没有学堂，连私塾也没有。小泰来和姐姐泰临的教育成了大问题，就在泰来四岁多、泰临七岁多的时候，父亲张光斗就成了他们的第一任家教老师，以《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为教材，从识字开始，以后又学唐诗、宋词。张光斗白天上班后，母亲薛氏就督促姐弟俩复习功课，抄书或默写，小屋子里经常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但好景不长，1906年春节期间，张光斗突然病倒，救治无效，年仅36岁就去世了。在萍乡无依无靠没有经济来源的薛氏，只好带孩子重返故乡常州。在张绍曾的帮助下，薛氏到张家帮佣，小泰来进入在贞和堂设立的私塾去读书。私塾老师是一个戴老花眼镜的秀才，所教的课也离不开四书、五经之类，每教完一篇，就要学生背诵，背不出来就要用戒尺打手心，小泰来从小打下的基础好，自己也懂得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用功。但私塾老师教的《千字文》、《百家姓》等泰来早已学过了，有时上课思想不够集中，老师亦有所察觉，就故意点名叫泰来背书，当然这难不倒泰来，老师见他背得流利顺畅，不错不漏，也不好责怪他。一天，老师正领着学生朗读《千字文》，发现泰来在看另外一本书，走近一看，泰来看的是一本《孟子》，老师当场收了《孟子》，又叫泰来站起来背《千字文》，泰来就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背起，一字不差，背了一段后，老师知道他学过了，就叫他坐下。第二天，老师把《孟子》还给泰来，并向学生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分两个班教学，张泰来学《孟子》，其余的仍学《千字文》。泰来很是高兴，终于可以学新课了。

当泰来把《孟子》打开，看到老师用毛笔写的纸条，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学新以增智，温故而知新”。泰来十分感动，理解老师的心意，懂得学无止境，不可自满。从此，泰来既学新课，又温旧书，知识大有长进。老师总是欢喜勤奋学习的好学生的，除指导他读书外，还教他练习书法，小泰来进私塾读书半年多，从没有挨过一次板子，而且常常受到表扬。他每天回家后除自己复习外，还要教不能去上学的姐姐读书。1906年秋天，泰来进入西郊两等小学堂读二年级，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珠算等，知识面扩大了。对于勤奋好学、求知欲旺盛的泰来来说，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对每门功能都充满了兴趣，上课时聚精会神地听讲，下课后认认真真地复习。因此，每门功课都是优秀，受到老师器重，同学称赞。1911年夏天，泰来从小学毕业，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开始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常州府中学堂设置的课程更多，张太雷如饥似渴地汲取各门知识，对英文尤感兴趣，英语成绩每个学期都是全班第一名。当时学校用的数理化课本都是英文原版书，如不学好英文，数理化课也学不好。

英语后来成为他投身革命、走出国门的一道桥梁，可以说，英语改变了他的一生。这当然是他当时所没有料到的。

星期五，妈妈帮我买了一本书，名字叫《中外名人故事》。回到家，我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光明日报出版社。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故事不知道，知识真像海洋一样广阔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诸葛亮娶妻》，在故事里，我认识了两个新人物，一个叫诸葛亮，他是三国中的一位政治家。另一个叫黄月英，他长得很丑，但却很聪明。主要讲了诸葛亮年轻时满腹经纶，可25岁还没结婚。这时，有一位叫黄承彦的人觉得自己的女儿——黄月英很出色，想把她许配给诸葛亮，但黄月英长得很丑，不知道诸葛亮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谁知诸葛亮不以貌择妻，答应了这门亲事。婚后，黄月英对诸葛亮体贴入微，把家里的事管理得井井有条，还经常帮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帮诸葛亮解决问题。而且两人非常相爱。诸葛亮一生都没后悔娶黄月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长得很丑，但他们的心灵很美，头脑很聪明，我们不能以貌待人。

“书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句话说的真对！我爱看这本书！

2012年1月11日，一則报道在网上疯传，其中写道：“崔永元缺席了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可那天晚上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去首都机场附近的皮村‘小剧场’，主持一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春节晚会……那里没有明亮的演播厅、豪华的嘉宾名单、华丽的演出服，连红地毯都是二手的，就更别提什么出场费了。在简陋的晚会现场，那种时常从头顶上空传来的巨大而冷漠的飞机轰鸣声，暂时被歌声与微笑替代了……”

对此，崔永元一如既往地“实话实说”，在1月12日的微博上回应道：“崔永元缺席慈善年会主持民工春晚更显‘慈善’这是新闻标题。抱歉了，我没大家想象得那么高尚，真实情况是，打工春晚是先约的，慈善年会是后约的，就这么简单。”

崔永元欣然接受邀请主持民工春晚，还要从2011年10月说起。此前，河南开封四中的音乐老师孙恒结识了来自内蒙古的打工者王德志，两人于2000年5月组建“打工青年演出队”，在北京各个建筑工地义务演出，并推出了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一举卖出10万张，拿到了7。5万元版税。他们用这笔钱建了“同心实验学校”，专门招收打工者的子女。他们的事迹引起了崔永元的高度关注，邀请孙恒等人于2011年10月上了一次《小崔说事》。节目结束后，崔永元对孙恒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2012年元旦刚过，孙恒和王德志商量筹办一台打工春晚，他们想到了邀请崔永元来主持。但他们心里直打鼓，像崔永元这样一个大忙人，春节前各种邀请肯定少不了，尤其当听说崔永元将要出席1月8日举行的中国慈善年会邀请时，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但孙恒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在微博上给崔永元发了一封私信，以试探的口气对他发出邀请。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他的回复：“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一定来。”

其实孙恒和王德志心里都很清楚，崔永元能不能来确实不好说。正当两人不抱什么希望时，就在打工春晚举行的1月8日当天，崔永元来到了演出场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新工人剧场。刚一下车，他就要求去演出地察看。虽然剧场只能容纳200人，连空调也没有，但他一走进剧场就说：“虽然我在许多大剧场主持过不少晚会，只有这个剧场让我感觉特别舒服，请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和大家办好这台晚会。”

而与崔永元一起主持打工春晚的，正是“同心实验学校”的校长沈金花。她和崔永元这个“大腕”首次合作，不免有点儿紧张。崔永元鼓励她：“我第一次上台时也和你一样，只要沉住气，慢慢就会适应的。如果你还是紧张，那就跟着我走就行了。”这句话，让沈金花踏实了许多。晚会一直进行了3个多小时，结束后崔永元说：“全部演员都是打工者自己，整场演出特别接地气。这是我主持过的条件最简陋、规模最小的春晚，但却是让我最感动、最亲切、最温暖的春晚。”

一名采访此事的记者感慨道：“崔永元是个实在的人，也是个智慧的人。现在很多人喜欢装大腕，而崔永元却不同，他不愿披着央视主持人这个华丽的外衣，而是敢于抛弃自己，总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人。”人，只有不以善小而不为，才是真正的行善者，崔永元当属此列。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现代著名书画家，在我国画坛上，素有“北齐南张”之说，即南有张大千，北有齐白石。齐白石属大器晚成者，他9岁学作木工，一直是位木匠，二十几岁才学雕刻，然后学画，37岁才跟王湘绮学诗文、学书法，最后终成一代大师。

据说，齐白石在湘潭黎威圣家作工时，见其兄弟二人皆好刻 印章，他便求授方法，黎氏不理。有一天，齐白石又去请求，黎威圣正在抽水烟，便和他开玩笑说：“你能把这水烟袋里的水喝干，我就教你。”齐白石果然皱眉把水烟袋中又臭又辣的脏水喝干了。黎威圣大为惊讶，为他的至诚感动，于是尽心传授齐白石的篆刻治印方法，几年之后，齐白石习成绝艺。齐白石脾气怪僻，他住在北京赶车胡同时，并不欢迎生客来访，客厅门口常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北京，齐白石来不及转移，但他很有气节，根本不依附日伪军。日本人听说他是大画家，派人来求他画画，他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 “中外官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他还有个怪癣，对家里的一切东西，都由自己保管，一步一锁，数十年如一日。他的腰上老是挂着一串串的钥匙，象个管家婆一般。所以，有人说齐白石“身上驮着半斤铜”。

齐白石曾画有一张“不倒翁”的画，配诗嘲笑道：“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比尔·盖茨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为祖国 川问胞服务定出去。” 1973年秋，盖茹该看这条校训走进厂哈佛。 依照比尔·盖茨的优越条件，他qJ以直接L二年级，但是 他的父母觉得他还足一步步来更好。根据后来事情的发展．

他 们很后悔当初的这个决定* 尽管报考的专业足法律预私。但孟茨并不炬继众父业。他意识到买真之市有——种深切的材晚驱使他应该向另一方向发 展。车好开明的父碌尊垦盖茨个人的看法，他们希望盖扶能找 到自己对未来的感觉，

而个愿人为限制他的天性。对一个人最 ／解的莫过十他n己。 比尔·盖茨到了哈佛之后，心仍然索系在计算机上。所幸 的是哈佛的教学比较灵活，他在读本科的时候，除经济、历史、 文学、心理学等必修课之外，还选修了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 等课程。学校并曰允许学牛同时攻读研究生课程。

比尔·羔茨 进大学F也获得批准同时攻这本科和研究牛课程。他对法律以 及 些学科实在没仑多大兴趣，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是每次 考试成绩也不算差。据说有一次考希腊文学时，他竞酣然入睡。 临考老师以为他是在潜心思考，可是见他过了半小时仍一动不 动，才把他从梦中叫醒。他勿忙答卷，差点没来得及把题做完， 4K结果居然得f一个“B，’．为此他得意非凡。 比尔·盖扶在考试的课堂上睡着并不令人很惊奇。对于熟 悉他的人来说．不这样倒是奇怪／。因为比尔·斋敌对于他喜 欢的事物，常常二天；反不睡觉。

比尔“盖茨的同伴怎么也理 解不了比尔·盖沃是怎么对付缺眠96。因为他们也熬夜，fR常 常公熬了l 8个小时到24个小时后，就再也支持不住了，而比 尔·盖茨常常熬到3G个小时或更多。

接着，比尔‘盖茨就会彻 底放松lo小时，然后出去走一走．买个馅饼回来．—边吃，一 卫接着十。也计这个时候．足凌晨3时* 比尔·盖茨的睡眠习惯特别古怪，他从不峦被单上睡觉，他 总是注那没铺奸的床上一例，拉过一个屯热毯往头上一蒙，立 刻沉沉地睡着T。在这段时问里，他不会因为屋千里面有什么 响功而醉来，他也不管会睡到什么时候。在后来成功的H子里． 44省他乘飞机的时候。也总是用毯子把头一蒙，—”宜睡到飞机着陆。

这种休息方式，与当年欧洲战场L的章破仑极其相似。 比尔·盖茨的杰出正亿于他不会一味盲从，而是懂得选择 人生的快感来源于自我的文现．而失去自我的决断，肯定 终生都是株儒。

屈原出身于楚国没落的贵族。曾任楚国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主张对内改善政治，对外连齐抗秦，可由于怀王昏聩，小人当权，因而不断遭到、打击，后被放逐汉北。而后继位的顷襄王更为昏庸，亲秦卖国的小人更加猖狂，—腔爱国热血的屈原再次被放逐到江南，最后投汨罗江而死。

按当今史家流行的说法，屈原流放江南，主要指湖南沅湘一带，忽略了涉足澧水的可能性。但就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屈原在他的着作中，多次颂

扬澧水风光，试举例：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湘君》）

屈原为何不把佩玉丢在沅江、湘江，而偏偏丢在他所不熟悉的澧水？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按理，屈原把随身穿的衣服丢在澧水，以表达他决绝的意志，这个地方就应就是他所熟悉或所喜爱的，如果他连澧水的面都没见过，又怎能轻率地作出这种庄重的抉择？

这天门山下、武陵源景区内流传着不少有关屈原的古老传说。而天子山着名的“屈子行吟”景点简直就就是屈原的化身。

哲理：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物阻挡着我前进，我务必历尽万难，来体现我的价值和好处的高尚。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要在翻开的这本书里头寻找到什么呢？这个话题似乎要从我们刚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说起。当人生的这本书刚刚翻开，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在这本书里，我们又要寻找到什么呢？也许两者的答案有很多是相似的。首先翻开一本书，我们希望知道自己是谁，我的家乡在哪里，而世界又在哪里。

如果我不打开书，我会以为世界就像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一样，有草原，有森林，有很多和善的人们。但是当我打开书才知道，《上下五千年》里有那么多的历史;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知道在《一千零一夜》里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有好人、有坏人;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江苏、四川或者其他的地方怎么怎么样。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了，这个世界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结果一个又一个少年该如同我一样，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如果没有书，你不会知道世界是个什么概念，即便后来当你的年岁足够大了，当你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里，你竟然发现一切似乎没那么陌生，因为早在白纸黑字上，早在字里行间，早在曾经翻开的一本又一本书当中，你曾经如此亲密地靠近过它，世界变得不再那么遥远，也不再那么陌生了。

说起来真的有意思，总有很多人问我，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我的答案永远是一样的，当然是《新华字典》了。如果要是没有《新华字典》，没有我从最简单的一个又一个汉字开始认识起，一直到后来，我怎么会有勇气、有能力翻开一本又一本或厚或薄的书呢？如果我不能翻开那些书，我的很多困惑、我的很多未知怎么能在我的面前陆续打开呢？成长是什么？成长不仅是年岁慢慢增长，更重要的是内心所累积的一个又一个问号慢慢地得到答案。

当你的答案越来越多，当你的问号开始慢慢地被抻直的时候，你就是在成长。最小的时候可能在读《十万个为什么》，获取一个又一个答案，如果没有那些书，答案不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永远像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孩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葆有好奇，葆有问号，永远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如果你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能得到解答的话，成长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从你最初好奇的一加一等于二，到后来一加一等于二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学题，而是人生，是大的哲学，是你如何去捍卫常识;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利益，能喊出一加一等于三，甚至等于四的时候，你还有勇气去坚持说一加一等于二。你想想我们走了多远的路程了。从最初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小学的数学题到后来与常识、与正义、与真理有关，如果没有那一本又一本翻开的书，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成长呢？总有人问我读书有什么好处。我说用几个“解”来回答你吧，它可以解惑，它可以解气，有的时候你有很多这种郁闷和生气，打开书看到有与你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或者古人甚至都提前把那种呐喊替你发泄出来，你就觉得挺解气的。

另外，还解决你的很多挣扎和困惑。翻开一本又一本书的时候，你看到答案，拥有了一种解决的方案，道路变得更加清晰了。当然千万别忘了，看书还有另外的功能，那就是有的时候还解闷。哪怕现在人们开玩笑连解手的时候，都需要有那些看起来不那么累的书能陪伴你度过人生当中永远不会没有的这种时光。一天总是琐碎的，但是累加在一起却可能会获取很多知识，因此，我觉得一个能提供这么多“解”的书，会帮助一个又一个人更好地走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

在我们寻找的无数答案当中，最后一种答案可能非常的重要。它帮助我们寻找到平静和幸福，我们可能都记着这样的一句话，“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那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是现代在物质大潮快速奔涌而来的时候，这句话可以稍微地变一变了，变成什么呢。

“中国之大，找到一颗平静的心简直太难了。”但是不平静又怎么可能幸福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周围是乱的，自己的心里也是乱的，当你打开书想在书里找到平静的时候，最初几页是很难的。但是当最初的几页慢慢读进去了，你就觉得好书真像是一堵又一堵的墙，开始慢慢地升腾起来，把外面的车水马龙还有那些喧嚣的声音都阻拦在了外面。这个时候，你觉得那颗躁动的心慢慢地安静下来，这个世界你似乎又可以在白纸黑字里闻得到花香，听得到鸟的声音，大自然仿佛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没有平静怎么可能幸福呢。

那么，幸福与读书、与平静有什么关系吗？很有关系，幸福是由三个关键词构成的，那就是物质、情感和精神。只有物质基础、情感依靠、精神支柱这三种因素的分数都不错，加起来你的幸福指数才高。而读书与这三者紧密相关，“读书无用论”的论调早已经慢慢消散了，那个时代也结束了。

早有调查显示，人们读书和知识获取的水平和你的工资收入是成正比的，我想只有你的读书足够多了，你才会更有创意，才会更自信，你才会更有底气，才能获取更多的物质回报。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书读得多了，你在情感方面会是一个充沛的、获益很多的人，你的依靠会更充实，更重要的是在读书中会寻找到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中国人的信仰千百年来并不是仅仅靠宗教来支撑的，它就在唐诗宋词当中，在爷爷姥姥讲给你的故事里，在《三国演义》里，在《红楼梦》里，在《西游记》里，在无数的经典书籍当中，至今依然被文人用那种美丽的方块字写在字里行间。

读书读久了你总会信一些什么，信一些什么就有了敬，有了畏，因为信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敬畏”二字。有了敬，有了畏，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要去做，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我不能逾越它，就如同社会这条奔腾的大河两边有了安全的河床，敬和畏这两个河床在，不管这条河流如何奔涌，总是安全的。我们现在正处在慢慢建两边河床的过程中。

因此，如果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多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能在这里慢慢找到幸福感并且找到自己的话，中国就会变得更好。也许读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读书可以改变很多，可以让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

当我们一个又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时候，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

几年前，濮存昕凭着自己在电视连续剧《来来往往》中的出色表演，红透了半边天。各种片约雪片似的飞来，制片商为了拉他加盟，较着劲儿提高片酬。而濮存昕却谢绝片约，一心一意做他的公益事业，令很多人困惑不解。

在演艺界，濮存昕是个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很多重大的公益慈善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其实，做公益慈善事业，对于濮存昕来说，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不管多忙，哪怕推掉报酬丰厚的片约，也要抽身完成自己的公益慈善计划。

一天，一位制片商朋友带着剧本、合同、片酬定金，特地赶到北京来找濮存昕，想重金请他出演一部完全可能火暴的情感电视连续剧的男一号。而濮存昕却不管朋友怎么恳求，就是一个劲地婉拒：“对不起，不是我不想演这部戏，而是我正在做‘防艾大使’公益活动，有很多事情要忙，确实没有时间演戏，怕耽误你的拍摄，你还是另请演员吧。”

濮存昕态度坚决，但是，制片商朋友还是不甘心地直言相劝道：“恕我直言，一个人难得几个事业高峰，你目前这么走红，是机会难得啊。就像一锅水烧到了99摄氏度，再添一把火就到100摄氏度了，而我这部戏，很可能就是这一把火，如果冷一下，温度就降下去了。现在影视界是人才济济，各领风骚一两年，你不抓住机遇，也许过不了几年，别人就取代了你，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濮存昕听罢，笑着说：“我做公益事业，是自己自觉选择的，就是自己的事业，我不会后悔的。这世界有赚钱的事，有不赚钱的事，来钱的事需要人去做，不赚钱、赔钱的事也要人做，如果大家都去做赚钱的事，不赚钱的事没有人去做了，恐怕世界就没有钱赚了。”朋友见无法说动他，又问道：“你这样做的价值在哪里？你多拍戏，多赚钱，有了钱多向慈善机构捐善款救济穷人，不也一样吗？何必自己亲历亲为，影响了自身事业？”濮存昕固执地摇头答道：“不一样，我们身边不缺有能力做慈善公益的人，而是缺少愿意做慈善公益事业的人，所以我才要亲历亲为，想唤起全社会做公益慈善事业的热情，这比捐多少钱都有意义。”

制片商朋友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另外去找主角了。电视剧拍摄成功，投放市场，果然火了，在剧中饰演角色的演员们都借此走红，身价倍增。濮存昕很真诚地祝贺朋友成功，没有半点后悔之意。

几年后，濮存昕去上海参加一个慈善公益活动，又与那位制片商朋友相逢了，两人相约走进咖啡厅聊天。制片商朋友见濮存昕虽然拍戏少了，但是观众并没有忘记他，只要有他的角色，照样火，不由感叹道：“存昕啊，我服你了，好多人削尖脑袋上角色，而你却不断拒绝角色，观众还那么认可你，喜欢你，你真是演艺界的常青树啊！”濮存昕听了，谦虚一笑说：“什么常青树，其实我这些年担任了国家青年话剧院的领导职务，演话剧多，演电视剧少了。可能是我经常在公益活动中露脸，观众忘记了我的角色，记住了我本人这张脸吧。”制片商朋友突然问起了另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人，但是像你这样执著，把公益慈善当作自己事业的人还真是不多见。你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濮存昕淡淡一笑说：“报恩。”

濮存昕见制片商朋友惊讶不已，马上撸起自己的裤管，让他看自己的两条腿，他的两条腿很明显地一粗一细不太对称。接着，他动情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儿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险些残疾了，走路很困难，我是凭着不断治疗和锻炼恢复正常的。在我最困难的日子里，不知得到过多少善良人们的无私帮助和鼓励，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鼓励，没有他们的风雨相伴，我一步也走不出。今天我成功了，有了帮助别人的能力，一定要以报恩的姿态，去无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谜底揭开了，濮存昕不用投桃报李的传统方式报答当初帮助过他的人，而是用执著于社会公益事业来实现报恩目的，他的报恩最终演绎成了人间大爱，显得更加珍贵。作为一个具有感恩品德、善良心地、大爱情怀的演员，没有理由不得到人们的喜爱。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过不少课外书。其中，令我深受启发的一本书是《名人故事》，这本书里的一个个故事，让我百看不厌、受益匪浅。其中有两个小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乐坛“拼命三郎”》讲了我们最喜欢的音乐家聂耳的故事。聂耳自幼喜欢音乐，考上了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成了一名小提琴练习生。聂耳知道自己基础差、起点低，于是他在大家去逛商店，或看杂耍的时候，抓住这宝贵的时间，勤加苦练，每天至少要练上七八个小时。因此，被人们称为“拼命三郎”。正是凭着这股勤奋和拼命劲儿，聂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好作品。

《墨池的故事》讲了的书法家王羲之的故事。酷爱书法的王羲之每天勤学苦练。有一次，他在书房练字，书童给他送来馒头和蒜泥，而他心思全在练字上，母亲来书房看他，却见他拿着馒头蘸着墨汁往嘴里送。他每次练完字后，总要到门口的池塘边清洗毛笔和砚台。起初，池塘里的的水还很清澈，可由于他不停地练习书法，不停的清洗笔和砚台，天长日久，清澈见底的池塘竟变成了黑黑的墨池……

读完《名人故事》这本书，使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成功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没有天上掉馅饼这等好事，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只有经过一番磨砺，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勤学苦练，不断的探索，才能向成功的道路一步步迈进。

我现在是一名小学生，和他们相比起来，真是自叹不如。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把课堂学习的生字写三遍，我觉得非常简单，一会儿就写完了。妈妈下班回来看到我在玩，便问我作业是否完成。我信心满满地回答：“做好了”。但同时又不安起来。因为我自知这次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匆匆忙忙完成后便和我的新伙伴——芭比娃娃玩嗨起来。妈妈看完后一脸严肃地批评了我，说我对待学习太不认真。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王羲之，聂耳，他们获得成功，都是因为能坚持努力啊！无论什么时候学习都要认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的字也只有认真写认真练，才能写得好，知识也才能记得牢。”听了妈妈的话，我惭愧地低下了头。

是啊！我们成长在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的时代，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学习呢？今后我一定要学习名人们勤奋好学，努力拼搏的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韦唯为什么不知道孩子对父亲的感情

在我20年的歌唱生涯中，体育歌曲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每次演唱体育歌曲我都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我和我的三个孩子都喜欢航海和滑雪，这都是锻炼人意志力的运动。孩子们参与这两项运动后有变化很明显。通常，踢足球必须具备一种团队精神，要不然会很自我；滑雪的时候要预先估计好各种困难，比如如何穿越树林等；航海则需要一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一个人看地图一个人掌舵，到了岛上一起走走，看野鹿跑、天鹅下蛋，这些都是一种探险，但这种探险又是没有危险的，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的观察力，他们的身体因此也更加强壮了。

三个孩子经常跟我游走于世界各地，他们是跟妈妈一起融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我有意让他们在各种场合亮相。世界公民的概念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突出。他们在语言转换的同时，在心理上也能自如地转换，他们会把对方以一个“人”为基准来沟通，而不是先入为主地以“你从哪儿来”来定位。他们在镜头面前很放松很放得开，一点不胆怯。这和他们经常跟我参加各种演出和活动有关，我常跟他们说：“你们的语言能力很好，长得也很帅，大家都很喜欢你们，所以，你们应该自豪地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我希望你们要自己学会当众讲话，而不是妈妈帮你们。”他们现在更多的是英文和瑞典文思维，中文稍微差一点，所以我希望他们多回中国来学习，让他们对中文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的理解。今年九月份开始，他们转到中国读书，我希望他们能融入中国这个大家庭。

三个孩子的个性完全不一样，老大很聪明，喜欢电脑，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他是属于管理型的；老二稍显文静些，是研究型的，对数字很敏感，特长是绘画；老三的个性介于两个哥哥之间，既活泼又有耐力。他们三个在一起很融洽，准确说是非常融洽地相处着并争夺着，老大是绝对的核心。这点像我，从小就是个孩子头，组织能力非常强，在班上也是。老三在班上也受欢迎，现在读三年级，男孩女孩都喜欢他。老二相对比较静，但是如果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场的时候，老二可能说了。他们三个的表达能力都不错，最好的是老大，老二的情绪表达很丰富。

他们三个的学习成绩都还不错，我不要求他们拔尖，只要理解了就好。他们跟他们爸爸之间现在离得很远，不住在一个城市，见面时间不多。我不知道他们对爸爸的印象如何，没有问过，我不让他们感觉少了什么东西，他们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生活的很幸福很快乐也很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