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岗位的爱国故事(经典20篇)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就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文革。

他从一个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造反派“红四野”的头头。他给自己刻了个斗大的印章，带着一拨儿头脑发热、精力过剩的小青年，在城里呼啸而过，抢了延川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县银行的大门。

这些激进、冒进行为多少释放了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卑、屈辱情绪。但这也成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

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人给他取名“王卫国”。到他八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贫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说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母亲一早特地给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歇脚之后，父亲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县上赶集，下午就回。八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遛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流，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自己从一个八岁的孩子拉扯成了一个大人。

他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哪一个本地女子能供我上大学”

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但很快，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热恋。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是文艺骨干。他们在下雪天一起延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因为林虹，王卫国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全国开始自上而下整肃造反派，路遥涉嫌在武斗中打死对立造反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爱情露出峥嵘、斑驳的底色。

在一天夜里，他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但最后“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迹显现，痛苦像灰霾一样散去，食物暂时疗愈了内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实是农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会干。姑娘率性地说：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待着。把他惊得哑口无言，慌不择路离开。

路遥后来和朋友、作家海波谈到婚姻，海波问他：为何不找个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拣?他有点生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路遥将自己的婚恋观投射进小说《人生》里。高加林虽然心底深爱着刘巧珍，但为摆脱命运，仍选择了干部家庭出身的黄亚萍。

“想要突围”的心情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痛哭了一场。

曹谷溪大路遥八岁，延川县小有名气的诗人，文革时因支持“红总司”，被路遥派人抓进监狱。后两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调路遥到通讯组培训。在通讯组，路遥遇见了日后的妻子林达。林达性格单纯，文笔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秘书。与路遥恋爱后，林达特地去见了与她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林虹，据说林虹大哭一场。

1973年夏天，各公社开始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路遥再次因为“白振基”案，先后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在延川县文教局和县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证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与路遥无关。

1973年秋，路遥得以推迟一周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个头不高，看着敦实厚道。入学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黄帆布背包，“匈奴须”被仔细刮掉，脸青亮青亮的，嘴角透着微笑。他凭出色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班长。

林达每月38块的工资，大部分支援了路遥，剩下的维持自己简朴的日常生活。在后来路遥病危时，许多人虽然对林达心有指摘，但从未有人怀疑她这一生为路遥做过的牺牲。

1977年路遥毕业，留在《陕西文艺》(后来的《延河》杂志)当编辑。林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任干事。

一年后，1978年1月25日，两人结婚。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窑洞门口贴个“喜”字。路遥穿了件蓝衣服，戴顶蓝帽子，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1979年，女儿路远降生。

这时候的陕西作家群，人人都憋着股子劲儿，要拿出好作品来。

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

那时的路遥很苦恼，“想要突围”。他于1978年写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后投《当代》时，路遥对朋友说，“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烧了之”。但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打来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电话。

小说《惊心》在《当代》1980年第三期头条刊发。之后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

《延河》诗人闻频回忆，一个礼拜天，路遥从前院急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紧紧拥抱了他。

抽好烟，是心理需求

1981年夏，路遥住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写作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昼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内转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怀疑他神经错乱。

路遥喜欢把自己投入这种如同炼狱一般的情境，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把身体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满谷满仓，富饶丰盈，这是他的基本人生观。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路遥父亲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实也是公家人欺负他家在“门外”不站人。路遥辗转托好几层关系向清涧县委书记说情，路遥父亲才得以释放。

权力，在城乡现实里所显示出的无往而不利的实用属性，以及底层农民对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遥的精神里，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行为。

仅二十多天后，《人生》完稿。路遥特地到陕北着名的道教圣地白云山道观中抽了一签，显示“鹤鸣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2年11月推出单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象。

出版社首次印刷13万，很快脱销。第二版12.5万，一年后加印7200册，总数将近26万册。

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七八个电视台要改电视剧，传达室的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路遥常常刚接完电话回到家中，一只脚还没落定，又要转身接下一个电话。年轻人把他奉为“人生导师”，一些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1983年，小说获中国作协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因创作成绩突出，1983年，路遥成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驻会专业作家。

1985年3月，36岁的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一起，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但是，路遥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象。他穷得叮当响，凑不齐去北京领奖的路费。

路遥好烟，而且抽好烟，每天两包。一百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扞卫其强大自尊心的一面，这毫无疑问”。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弟弟王天乐在外借了500元，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

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1983年春夏之交，路遥已经功成名就时，他决心再次把自己投进“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写一部浩瀚的长篇小说。

经过两年的前期资料储备，1985年秋，路遥带两大箱书籍和资料，十几条香烟，两罐雀巢咖啡，到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开始写稿。在弟弟的张罗下，矿医院为他安排了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塑料沙发。

矿上生活艰苦，没有蔬菜，鸡蛋，豆腐都难买到。路遥中午起床吃馒头、米汤和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

12月上旬，完成第一部的初稿。路遥怀抱着二十多万字的手稿，赶在元旦之前回家看望女儿路远。他与妻子林达的夫妻关系已是强弩之末。两人无论家庭背景，还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差得太远。

许是小时候遭受的饥饿之苦仍在心头作祟，他在物质上对女儿绝不克扣，女儿要啥，他就买啥。

他曾借钱女儿买了一架很贵的钢琴，但最后也没用上，只得搁在家里的角落。女儿春游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后在凯悦酒店花60元买了两块。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它该不会是金子做的吧?”看见的同事问。

1986年初，路遥把第一部初稿给了《当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编辑周昌义。周昌义后来回忆，他在西安期间，常有人问：看路遥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许多人都不看好路遥的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但事实上，周昌义也不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没有悬念，没有意外，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要不写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仿佛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

路遥悲愤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文联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像“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只能用腿、膝盖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每吸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全身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打雄伟的呼噜。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后，王天乐陪他急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

但路遥并不这么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给王震、陈永贵看过病的老中医张鹏举。

经过张鹏举的调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后，1987年10月下旬，路遥又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

朋友白描说，路遥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病恹恹虚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

厚夫则说：“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留下人生的遗憾。”他同时认为，路遥的身上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弟弟王天乐在路遥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陪在他身边，路遥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苦难、殉道、“牛马般的劳动”，这是路遥为自己设定的人生。在贫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内心，需要一种崇高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烧自己。

路遥也改变了弟弟王天乐的命运。他写作成名之后，将勤奋、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铜川矿务局当采煤工人，又把他调到《延安日报》当记者。

“田晓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地点在榆林宾馆，条件比之前强很多，能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洗热水澡。

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

有一天，正在洛川县采访的王天乐突然接到《延安日报》社转来的电话，让他速去榆林。洛川离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时间才能赶到。等王天乐心急火燎赶到，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去世了。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孙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气，劈头盖脸数落了路遥一顿。

又一次王在黄河壶口采访，路遥的电话又追来。原来是他的咖啡和烟用完了。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没有，又不能找人代买。王天乐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领导。领导很热情，先拿来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并叮嘱每月送一次，经费由榆林财政出。

1988年1月27日，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

两个月后，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编辑叶咏梅是在一年前坐电车时偶遇路遥，才拿到了这本书。叶咏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据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遥决定到他的风水宝地，《人生》的写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后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腿不停抽筋，常常从梦里惊醒，心脏剧烈搏动，跟随时会昏过去一样。

写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苍老消瘦的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

像干渴的夸父

虽然《平凡的世界》不断地受到评论界的质疑，但它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的欢迎。

1991年初，作家白烨提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他马上去给路遥打电报：“大作获奖，已成定局”。

当天下午，路遥在家里坐卧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里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烨发来的喜报。

他兴奋得要跳起来，第一时间找到王天乐，告诉他获奖了，排名第一。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时，除了女儿，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早在路遥写完第二部，身体面临崩盘之时，妻子林达就已提出离婚。王天乐也劝他结束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路遥以女儿为由没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揭晓矛盾文学奖的结果。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委托陕西电视台新闻部，采制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钟新闻片，供《新闻联播》播出。

身无分文的路遥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领奖的路费，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乐凑齐了五千元赶到火车站，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拿奖之后回到西安，贾平凹来向他庆祝。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贾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

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路遥是拟定的主席人选。

他跟朋友们敞阔地聊天，到兴头上，信誓旦旦：作协要成立一个公司，五个委员会，每年搞一次大奖赛，报名费就能挣不少。

朋友们问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说：你小看我，这次，我不仅要在国内获奖，还要拿国际大奖。

也有不可对人言的难堪处。他与妻子林达已达成离婚协议，林达放弃一切回北京联系工作调动。

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被林达接到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开始装修作协新批给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对门的朋友家住。这一段时间，人们常看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剧烈，病倒在延安宾馆。

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陕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拟任他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但结果还没有最后公布。

但消息传开，省委很快派人来，安排他住进省城的西京医院肝病治疗中心。厚夫曾去医院探望，见他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像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达已在北京的中国新闻社上班。

虽然有医院的全力抢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路遥去世，享年43岁。林达于18日晚飞回西安，处理丈夫的后事。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黄河是一条伟大的河，我们中华民族是在它的身旁发展起来的，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同时，黄河又是多灾的河，曾经多次泛滥，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1948年春天，在解放战争的日子里，毛泽东转战陕北，曾多次来到黄河边。毛泽东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黄河。站在山顶上迎风而立，望着苍龙似的黄河滚滚流去，他不禁赞叹说：“真美呀！”

毛泽东对警卫战士们说：“人常说黄河百害无利，这是不对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抗日战争，又是黄河挡住了日本侵略者。只这一条，就要减轻它的罪过。”

黄河上的船工赤露着胸背和腿脚，结实的肌肉展示出力量，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下发亮。毛泽东看见这动人的情景，大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泽东向跳船上岸的船工们走过去，同他们握手，连声说：“你们是黄河的儿子，真正的英雄！”

不久，毛泽东要渡过黄河到华北去了。毛泽东坐在船上，船在浪涛中前进，颠簸摇晃，船工们发出了雄壮的号子声。毛泽东激动地对同行的人们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中华民族！”

毛泽东这样尊敬黄河，由于黄河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的象征。

普法战争后期，普军长驱直入，以二十万大军猛敲巴黎城门，人民群众奋起包保卫家园。“国防政府”的首领也口口声声地嚷“永不投降”，“决不让出法国堡垒上的一块石头”，但背地里却和敌人勾勾搭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合约。《羊脂球》这部短篇小说便是反应了普法战争时法国统治阶层为了自我利益背离祖国的事。

小说以羊脂球这样一个妓女形象为代表，歌颂了法国人民敢于反抗普鲁士的凛然正气，以羊脂球被同伴推入火坑的丑恶时间为中心，揭露了法国统治阶级代表们在国家危机时刻，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和人民，而是个人的安危和金钱上的得失。

当我们的国家到了危急的时刻，当我们的民族濒临于灭亡的边界，大家会不会想到我们国家的存亡，我们民族的安危呢

我们要有爱国情怀，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因为有了我们每一个人，才有了我们的国家。像羊脂球在面对敌人对国家侮辱时，她强硬地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把国家的荣誉放在了首位。

要有爱国情怀，就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能像小说里的上流社会人物。尽管他们懂得，敌人的无理要求是对法国和法国人民的羞辱和侵害，他们表面上个个都是爱国主义者，然而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倒向了敌人的一方，双手把羊脂球献给了敌人去蹂躏，同时也把自己国家的荣誉让敌人糟蹋。

《羊脂球》一小说，拿一妓女的高尚行为与统治阶层人物进行对比，充分地表现出了当时法国统治的黑暗。相信大家看了这部小说后会有更深的感触

无论正史、野史对狄仁杰和张柬之等促成武则天还位于李、恢复大唐江山都有所记载。可为什么武则天愿意把江山交给自己非常讨厌的儿子李哲、不给深爱的侄子武三思呢?

史载，武则天曾多次欲立武三思为太子，可每一次征求大臣意见，都是反对声一片。对此，武则天非常恼火，于是就借故屠杀和罢免一批"拥唐派"重臣，后来再征求意见，满朝文武为了保命只好装聋作哑，只有狄仁杰直言"当立李哲为太子"，惹得武则天非常不高兴，只好把立武三思为太子的事搁置下来。

据传，晚年的武则天为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有一天，她单独召见狄仁杰，问道："奇怪，这些日子经常梦见下的那盘双陆，可就是赢不了。这是为什么?"精明的狄仁杰忙解释说："双陆难赢，是因为皇上手中无子。这可能是上天以双陆儆示陛下啊!"于是"老奸巨猾"的狄仁杰趁机提起册立太子的事。道出了著名的并最终帮武则天下定决心立李哲为太子的论段："姑侄之间的亲情与母子之间的亲情哪个更靠谱?若立庐陵王为太子，那么陛下千秋之后就能入宗庙，长享子孙后代的祭祀;而如果立武三思为太子，自古以来哪有在宗祠里供奉姑母的做法?"

虽然，李哲登基做了皇帝之后表现得十分差劲，任由韦皇后胡来。可是，当时的天下由"大周"重新变回"大唐"，的确跟狄仁杰、张柬之等的长期坚持有着很大关系。为此，狄仁杰智慧和忠诚也被称颂了千余年。

一次，周恩来总理去某地视察工作，飞机着陆后，他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这时机械师正蹲在地上工作，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握手后就站在机械师身后耐心地等他，并示意别人不要惊动他。机械师工作结束后转过身来，才发现总理站在身后，不禁大吃一惊，忙说：“对不起，总理，我不知道您在等我。”

总理笑着说：“唤，我没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有，没有”，机械师赶忙说。周总理这种尊重别人，讲礼貌的好品质、好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机械师和在场的所有人。

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江南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他所上奏章公文，必亲自动手削稿。

嘉庆八年(1803年)二十三岁时考取武庠生，历任把总、千总、守备、游击、参将、副将等军职。道光六年(1826年)任太湖营水师副将，同年以督押海运漕米船自吴淞到天津，途中虽遇惊涛骇浪，仍能安全抵达，因之受到特别嘉奖。

1827年提升为江南苏松镇总兵。道光十三年(1833年)署江南提督，1834年授广东水师提督。自接任后，即致力于加强广东沿海的防务。支持林则徐实行禁烟。其后，他倾力于虎门要塞威远、靖远炮台的改建，设法加添了火力强大的“洋炮”200多门以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挑衅。而当英国军舰在珠江口穿鼻洋开炮攻击中国水师时，关天培亲临火线指挥，带伤督饬水师反击，迫使英舰受重创后遁去。

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广东地方官吏大多改持与侵华英军“和谈”的态度，而关天培却不为所动，仍然坚决主战。为此，他特意在大战前夕，派专人将自己的旧衣与遗齿送回故乡与家人作诀念明示死志。是年十二月初十，虎门要塞的沙角、大角炮台均被英军攻陷，守将陈连升等战死。关天培坐镇虎门，仅剩数百名将士随其坚守要塞。他历次向两广总督请援，但均无法取得有力的援助。

关天培知道难以挽回战局，遂决心以战死报国。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六，英军对虎门要塞发动总攻，关亲临镇远炮台指挥，负伤十余处尚亲自开炮还击敌军。至傍晚时英军攻入炮台，关天培持刀奋战被砍伤左臂，后被枪弹击中，口中仍然大呼杀敌。他在靖远炮台率孤军英勇奋战，致创痕遍体而战死。他的英烈事迹被广为传颂，誉之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著有《筹海初集》。

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的这年，正是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率兵船蛮横闯入广东省河之后，为了加强海防，清政府调他到这个当时是全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关天培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为了专心致志搞好海防，先令妻子奉老母归里，自己带着三个家丁到广州赴任。就任后，他“亲历重洋，遍观厄塞”，根据虎门的险要形势，进行严密设防，设置了三重门户：以沙角、大角两炮台为第一重门户;南山、镇远、横档三炮台为第二重门户，并将其中的南山炮台加以改建，加筑石基，增设月台，改变炮位过高的弱点，改称为威远炮台;狮子洋口的大虎门炮台为第三重门户。这三重门户也就是三条防线，紧紧地把守住珠江口的南大门。

他一方面在第二、三防线之间，威远、镇远与横档的适当地段设置大铁链和木排，以阻拦敌闯入内洋;另一方面又亲自监督铸造大炮八千斤、六千斤者四十尊，六千斤以下者数百尊，分置各炮台，以加强防守力量。与此同时，他又加紧训练水师部队，亲自驻扎在虎门督军操练，每年二月末、八月初，“分饬本标将备，率亲兵五百余名，分赴威远、镇远、横档、大浇、永安、巩固六处，练习炮准，其大角、沙角炮台等处，共兵六百四十名。每次操练可十日为度”。他还将建设虎门要塞的经验和汇集的有关资料，编成《筹海初集》四卷并附有许多详细的地图和训练图、表等，以资参考。

这时鸦片烟流毒全国，英、美的鸦片趸船源源不断东来，鸦片走私贸易极为猖獗，关天培积极协助两广总督邓廷桢进行侦缉。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林则徐到广东后，关天培更是尽力支持和配合禁烟运动，取得了迫使义律缴出二万余箱、袋鸦片，并在虎门全数销毁的伟大胜利。在林则徐的赞助下，他又在武山上的威远炮台和镇远炮台之间新修筑起一座大炮台，名为靖远，炮洞六十八个，配炮六十位。其建筑之坚固与火力之充沛，为虎门各炮台最。

当时关天培除自铸铁炮外，还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大力支持下，从澳门等地购进洋炮二百多尊，并严格训练大批招募来的水师兵勇，改革编制，将大鹏营由营改为协，拨副将驻扎那里，与香山协相呼应，又雇用一批米船、红单船、拖风船，利用有利地形与军民在海上与陆上的紧密协作，切实做到严阵以待，以迎击来犯的敌人。林则徐对关天培这些整顿防务的努力予以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殚精竭虑，寝食以之”。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jiang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现在，在广大农村涌现出许多农民企业家和专业户，他们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其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不但想到自己富，还带动全村、全乡人富，关心农民兄弟的疾苦。

江西南昌顺外村农民企业家曾荣苟领导全村人办了10几个企业，不但成了富裕村，还每年上缴国家100多万元税金。村民们都感谢他，他却说：“我们周围的一些村子，特别是老区的许多地方，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帮他们脱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们先富的人的社会责任。”于是他主动5次到赣南老区与老区的穷村结成“对子”，帮他们培训人才，建起村办企业。

江苏赣榆县一个农民专业户叫祁德林，养对虾致富了。他想到在南疆老山保卫祖国的战士多么艰苦，就把一吨对虾送到了前线，慰问战士。他经常想：“自己富了，有责任帮助别的兄弟一起走富裕路。”他就主动向村办企业投资，还出钱支持村里的教师、五保户、敬老院。有三家困难户一直富不起来，他拿出6000元买了鸭子给他们喂，说：“赚钱归你们，亏本算我的。”结果第一年亏了，他又拿出钱给他门买船搞捕捞，终于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

还有辽宁沈阳一家农民办的联合公司，几年中发展成有2000多名工人，资金积累上百万的大型企业，可农民出身的总经理苏立文拿的工资还不如工人多。他说：“我个人没什么希图，只希望为农民兄弟闯出奔富的路。”

这些普通农民的心胸多大呀，装着国家，装着几亿农民兄弟。

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生于天津静海县。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幼年体弱，在27岁以前基本上生活在故乡，时常挑柴到天津去卖。28岁后到天津当上码头装卸工，后来在农劲荪开设的怀庆药栈当帮工，升任掌柜。1909年，41岁的霍元甲，由农劲荪介绍来上海，接受由陈公哲、陈铁生所创办“精武体操会”中主教武术。被评为沧州十大武术名人。

公元223 年，蜀汉皇帝刘备病逝。临终前，他拉着丞相诸葛亮的手说：“你的才能远远超过了魏国皇帝曹丕，一定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刘禅是个明白道理的好皇帝，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低劣无能，你就废掉他，自己做皇帝吧!”诸葛亮听后，痛哭着说：“陛下放心吧，这么大逆不道的事我绝对不会做的，我一定会忠心耿耿地辅佐新主，一直到死。”刘备死后，诸葛亮担负起了辅助刘禅治理蜀国的重任。全国上下，不管大事小事，他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好，一点也不懈怠。在他的努力下，蜀国很快变得强盛起来。

为了完成刘备生前统一天下的愿望， 诸葛亮于公元228 年春天率军队攻打魏国，争夺中原。由于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失败了。公元228 年冬天，诸葛亮又一次集结军队，出兵北伐。出征前，诸葛亮给刘禅写了篇名为《出师表》的呈文，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北伐的决心。刘禅同意了诸葛亮的出兵计划。随后，诸葛亮带领大军开始北伐……

从公元228 年到234 年，由于蜀魏力量相差太大，诸葛亮六次北伐都没有成功，但他统一天下的决心从没有动摇过。这时，诸葛亮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他积劳成疾，终于卧床不起，在遗憾中离开了人世。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名句演变为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意为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成为人们表达忠贞之情的名言。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进攻中原，直逼南宋都城临安。1275年，时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响应朝廷“勤王”的号召，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了上万人的义军，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投身于抗击元军入侵的战斗之中。

1278年，文天祥在率部向海丰撤退的途中遭到元将张弘范的攻击，兵败五坡岭，当即吞服冰片，自杀未果，却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厓山。

张弘范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将自己前些日子所写的《过零丁洋》一诗抄录给张弘范。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时，不禁也受到感动，不再强逼文天祥了。

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安置在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的高级房间里，里面摆有美酒佳肴。南宋亡国之君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痛哭流涕说：“圣驾请回!”南宋亡国之君无话可说，怏怏而去。

被扣押北营时，文天祥便明白地告诉伯颜：“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元平章阿合马来到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

“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的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大摆威风，要文天祥下跪，遭到文天祥的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天祥说：“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孛罗问：“你们丢掉君王，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道：“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被关押!”被关押期间，文天祥曾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尽管心如刀割，却不愿因妻子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自己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至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1282年，元世祖召见文天祥，亲自劝降。文天祥对元世祖仍然是长揖不跪。忽必烈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

“那你究竟要什么?”文天祥回答：

“我是大宋的宰相。国家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不当久生。”元世祖又问：“那你愿意怎么样?”文天祥回答：“但愿一死足矣!”元世祖十分气恼，于是下令立即处死文天祥。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解到刑场。监斩官问：“丞相还有什么话要说?回奏还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还有什么可说的!”他问监斩官：“哪边是南方?”有人给他指出了方向，文天祥面向南方跪拜，说：“我的事情完结了，心中无愧了!”文天祥死时年仅47岁。

在台湾，他一度是个禁忌的话题。在中国大陆，他被高调定位成“民族千秋功臣”。但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少帅不加辩驳，他以红颜相伴，遥望白山黑水，松花江上，把救国的梦想和一世的恩怨，全都藏在内心深处。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然后暗淡，坦然掠过20世纪的整个天空。

封君弃剑出关城，耻自盈眸泪自横。

不发一枪天下叹，任知三界梦中惊。

人生孽障由情始，德业彪功倚爱成。

谏楚挥军驱虎豹，天囚载恨博前程。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

1918年张学良17岁，即被任命为卫队旅营长，以后又送他进东北讲武堂学习军事。1920年，19岁的张学良晋升为少将旅长，以后又兼任了航空学校校长，筹划建立了空军和海军，严格选拔和训练各种人才，为东北军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以第三军军长的身分，率部一直打到了天津。1928年，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张学良以京汉线总指挥身分率军与之对抗，结果连遭失败，张作霖只好下令撤退。6月4日当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驶到沈阳皇姑屯时，被日军炸弹炸毁，张作霖受伤身亡。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他不顾日本的威胁利诱，为了维护祖国统一，毅然决定易帜，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随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1930年5月，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两派都派人联络张学良，张学良权衡再三，出兵帮助蒋介石打败了冯、阎联军，蒋封张学良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并把华北大权交给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丧，华北受侵，张学良判断失误(同时也为保存自己的实力)面对日本的侵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蒋介石为了平息全国民众的怨情，逼张学良引咎自辞，张学良只得于1933年3月11日通电下野，出国去疗养，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1934年1月张学良被蒋介石从国外召回，先后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逼他答应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被秘密软禁起来，由大陆到台湾，几十年失去了自由。

1936年，日本侵华情势日渐危急，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将中央军主力用于消灭共产党红军，引起国内民众普遍的不满。张学良、杨虎城利用蒋介石赴西安视察之际，捉拿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全面抗日，蒋介石同意后，使获得释放，是为「西安事变」。第二年(1937年)，蒋介石正式决定，以战争的形式抵抗日本的侵略。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各个政治、军事派别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终于打败了日本人，致使中国摆脱了自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来一直遭受日本凌辱的命运。此外，这场战争，加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

此段是张学良将军说过的一段，请大家欣赏一下他的观点和看法：

我对我的部下常常说，我说他们的万里长征，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得这样，他跟你走，不都带没了。

中国打内战，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几天又好了。不但打内战，我后来剿共，我跟介公(蒋介石)讲，就是剿共我也不主张剿，我不主张剿共，是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嘛，所以后来说这个是我的主张，坐下可以谈嘛，不是不能谈的事情，这何必呢，并且我跟蒋先生说，蒋先生对这件事情对我很不高兴，我跟蒋先生说，你跟共产党打，你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没有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我说你也剿不完。

我反对内战，我不愿意打内战，我跟你说这个打内战这很简单的事情，自己打仗，双方面死掉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可惜得很，这些人自己内战死了，我是一向讲对外的，何必打这个，打了几天又好了又是朋友了，明天弄别扭又打了。

所以蒋先生这个人啊，现在他已去世了，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我们这些杂牌军队，他是一斧两砍。这个事情没人不明白，可是我这个人我也明白，你让我干我就尽量地给你干，那么我就劝他，为什么剿不了呢?……比方说我们，弹药消耗是你自己，没人给你补充，经费也消耗你自己的，也没有人给你补充，所以人家谁也不给你卖力气，那你怎么剿，你军队他不卖力气，军队打仗他敷衍你，他也不真打，他不是兵不真打，他是那带兵(军)官不真打，你有什么法子，所以这种情形你们都不懂的。

(注：张学良很快与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共识。然后就开始在陕北前线寻求与共产党的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这座天主堂里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

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史料多如牛毛，且又褒贬不一，国民党认为张学良挟持统帅，影响剿匪进程，让共产党得到喘息，致使大陆沦陷;共产党则定位张学良为「爱国将领」，每年张学良寿诞，东北均举行盛大的庆生活动。

张学良为为挽救濒临沦亡的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像一颗流星，虽然转瞬即逝，但它在划破夜空时发出的夺目之光，人们将永志不忘。

张学良，这个显赫一时，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以西安事变为界，前半生重在传奇;而后半生则从绚烂中归于平淡，而且甘于平淡，这是人性中的非凡。

客舍台湾已十霜,

忧心日夜忆辽阳。

何日共渡桑田水,

痛饮黄龙践故乡。

今天，我读了《屈原》我深有感触。

屈原原本是一个官员，他甘愿为朝廷出力，愿为老百姓伸冤。他办事公正廉洁。但因为当朝皇帝听信谗言，把屈原贬为庶民。最后，屈原已经看不惯这个世界，就跳河自杀了。

像屈原这样爱国的人，竟然会贬为庶民，而他的忠言，却被小人的谗言，给当了下去，他的忠言皇帝一丝不信，他为百姓的安危，百姓的利益着想，他为国家的安危、国家的利益着想。他清正廉洁，没有一丝的私心。

而现在的官员，对老百姓们不管不稳，对国家不尽心尽力。只知道把自己的腰包填满，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而其他的不闻不问。

如果我长大了当了百姓的父母官，我将像屈原那样，为百姓、为国家着想。像屈原那样公私分明，公正廉洁，不会有一丝的私心。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国家奉献自己的一生。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历史潮流。1898年3月5日，一代的开国元勋应运而生，周恩来正传承了这历史的发展，以读书爱国，爱国读书为宗旨。当12岁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时，周恩来与书香、与爱国便开始了不解情缘。

1910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将定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激励自己。每天，他完成作业后，就博览群书。他一边读，一边摘录名言警句，还写读书心得。他常常读到深夜，大地沉沉地入睡了，他还在书海里遨游。少年周恩来就胸怀中华，放眼世界。他的作文经常联系国家和国际大事。有一次，他看了白人资本家贩卖黑人孩子的《汤姆和琼斯的故事》，为黑人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流下热泪，同时对资本家的罪行而义愤填膺。于是，他带领同学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黑人孩子。倾吐了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一封写给白人资本家，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在政治生涯中，他也严格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读书，就要以紧跟时代为要求。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但周恩来认为如果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这叫作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算不得学问。周恩来提出：“读书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读书，就要以“求精不求多”为原则。

1919年留学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这些正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在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吸收进步思想打下可基奠!读书，就要以贡献祖国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周恩来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扬“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刻苦读书精神，“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用于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谈话227次，会见外宾56次，开会32次，而他几乎天天看书，依旧如邓小平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读书，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履践。

周恩来总理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他用一生实践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我们也像周总理一样，发出“为中华之昌盛而读书”的青春誓言，开启别样的书香缘与爱国情!

我想到了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说过的话：“我只是遗憾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而想起这句话，又使我陷入沉思，从中受到启示。

建国60周年来，纵观古今中外，多少爱国人士把宝贵的生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苏武，文天祥，董存瑞，邱少云……。不管他们的生命是长是短，贡献是多少，他们的献身是悲壮是慷慨，都以成为过去。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却奉献得如此伟大，永远都在人们的心中闪光，美国总统林肯，由于领导废权运动被杀害，革命者方志敏也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献出了生命，并留下《可爱的中国》以表达他死而无憾的心情。所有一切，不都表明他们对祖国的赤诚与无私吗？但他们的这一次生命奉献的伟大。

不错，生命赋予每个人只有一次，然而这“一次”却又不尽相同，就说现在的社会，虽有许多人都忠心效力于国家如杨利伟等航天英雄。

但仍有人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心中主要的。“什么爱国？值几个钱？”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在深圳，不就有人把外国人刚扔下的人民币捡走用吗？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留美学生被人家的豪华生活所迷，一去不复返。我不禁要说，我们正处在改革时代，正需要每个人将自己这仅有的一次生命放在祖国建设上。像他们那样，又怎能好好地利用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呢？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朱自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家。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一方面支持jiang介石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利用签订条约的办法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还加紧武装战败国日本，对中国重新构成威胁。当时社会上物价上涨，物品奇缺，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人民对美国和guo民党政府十分不满，反抗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支持jiang介石，就运来了一些面粉，说要“救济”中国人，好让中国人“感谢”美国，不反对它。

朱自清看透了美国的用心，认为美国的救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他和一些学者一起，在一份宣言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份宣言表示，坚决拒绝美国的“援助”，不领美国的面粉。当时，朱自清正患严重的胃病，身体非常瘦弱，体重还不到40公斤，经常呕吐，甚至整夜不能入睡。拒领救济粉意味着每月生活费要减少600万法币，生活更加困难。可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他坚决拒绝那些别有用心的“赏赐”。他在日记中写道：“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该逃避自己的责任。”

两个月后，朱自清困贫病交加，不幸去世。他宁肯挨饿而死，也不肯领带侮辱性的“救济”，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尊严。

周素园，1879年生于贵州毕节，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任北京稽勋局调查员、参政院秘书。1921年回到贵州，先后任贵州省政务厅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川黔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1925年回到家乡毕节，不再参与政治，闭门读书，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涉猎甚广。

“九一八”事变后，周素园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但苦于报国无门，内心十分苦闷，在家书中写道：“眼看祖国危亡迫在目前，真是一百二十个的惭愧。”

1936年2月初，红2、红6军团先后占领位于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实现了战略转移第二步的任务——由黔东到黔西。

当红军快要打到毕节时，国民党专员莫雄叫周素园一起逃走。周素园却表示：“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莫雄吃惊地问道：“难道你不怕红军?”周素园平静地说：“我又没有鱼肉乡民，怕什么?”

红军攻占毕节城后，在位于城内十字街的周素园家里发现有许多宣传马列的书。翻开一看，上面圈圈点点，就报告给了红6军团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二人马上登门拜访，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书?

周素园回答：“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

王震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定的。现在我们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赞成，完全赞成。”

于是，在贺龙以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诚心邀请下，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并在家门口挂出牌子。一时间，黔西地区的反蒋抗日武装纷纷前来归附。

2月2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在毕节城内的小校场正式宣告成立，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期间，红2军团政委任弼时专门宴请周素园，并请他给驻威宁的云南国民党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劝他不要与红军为敌。

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曾回忆：“周素园给孙渡写信，很有说服力。孙渡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固然出于利害考虑，但其中也有周的影响。这种态势，有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正面来的敌人，在毕节地区停留20天，休整补充。”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时，周素园坚持要与红军同行。贺龙知道后深为感动，称赞道：“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

红军进入云南后，军团领导考虑到周素园体弱多病，怕他不能适应紧张频繁的行军作战，准备拿出一笔钱，送他去香港治病并做统战工作。可周素园坚决不同意：“我在中国的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几位首长，我周某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就这样，周素园坚持与红2、红6军团指战员一起，不畏艰险，跋山涉水，走完了长征路。1936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泽东称周素园“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素园担任了八路军的高级参议。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1958年2月1日，周素园在贵阳病逝。中共贵州省委赠送挽联：“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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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它是由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早提出来的。在孙中山之前，也有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像林则徐、魏源、严复、李善兰、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还有一些清朝的官员，都在想办法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们大都是在清朝的“躯体”上进行改革，不可能成功。孙中山看透了清朝的腐败和反动，认为只有推翻这个绊脚石，实行民主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国。

1894年，孙中山在太平洋上的檀香山(现属美国)创建了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顾名思义，就是振兴中华的意思。孙中山在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成立本会的目的，“专为振兴中华”。后来，他又经常不断地宣传振兴中华的思想。有一次，他说：“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到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国是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家。……我们中国人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不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亡国亡种的地位。大家要醒!醒!醒!醒!”

他还要说过：“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起来，那么中国前途的运命，还是很大的希望。……我们就是要从革命这条路去走，拿革命的主义救中国。”

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前仆后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很多人流血牺牲，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清朝被推翻了。虽然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可这为祖国的富强创造了条件。“振兴中华”从此成为更多的中国人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