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岗位的爱国故事合集20篇

霍元甲(1868年1月18日-1910年9月14日)，清末著名爱国武术家，字俊卿，生于天津静海县。霍元甲出身镖师家庭，继承家传“迷踪拳”绝技。幼年体弱，在27岁以前基本上生活在故乡，时常挑柴到天津去卖。28岁后到天津当上码头装卸工，后来在农劲荪开设的怀庆药栈当帮工，升任掌柜。1909年，41岁的霍元甲，由农劲荪介绍来上海，接受由陈公哲、陈铁生所创办“精武体操会”中主教武术。被评为沧州十大武术名人。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父亲在他童年就去世，由祖父抚养成人。

辛弃疾曾拜当时著名的田园诗人刘瞻为师，并和党怀英两人是刘瞻最得意的学生。有一次，刘瞻问他们两人道：“孔子曾经要学生谈各人的志向，我也问问你们将来准备干什么?”党怀英回答说：“读书为了做官，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我一定要到朝廷里去做大官;如果做不了官，就回家隐居，学老师的样子写田园诗。”

刘瞻听了很高兴，连连称好，认为他的志向很高洁。辛弃疾却回答 说：“我不想做官，我要用词写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刘瞻听了大吃一惊，要辛弃疾今后不要再说这样荒唐的话。此后，辛、党两人的生活道路截然不同：辛弃疾英勇地投身到抗金的民族战场上去，以爱国词人著称于世;而党怀英则混迹于金人统治集团，为金人作了一些帮闲乃至帮凶的工作。

金人南侵后，辛弃疾组织了两千多人的队伍在故乡起义。后来，又率领队伍投奔济南府农民耿京组织的起义军。不久，起义军接受朝廷任命，与朝廷的军队配合作战，打击南侵的金军。但由于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辛弃疾后来曾长期闲居在江西上饶一带。1203年春，才被任命为绍兴府知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这一年，辛弃疾已经六十四岁了。

绍兴西郊有一处地方叫三山，当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就在那里闲居。陆游比辛弃疾大十五岁，当时快八十岁了，他的爱国诗句早已为辛弃疾所景仰，因此辛弃疾到任不久，就去拜访了这位前辈，两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相见恨晚。陆游听了辛弃疾对形势的分析和统一、全国的设想，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希望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次年春天，宋宁宗降下圣旨，要辛弃疾到京城临安去，征询他对北伐金国的意见。”辛弃疾把这件事告诉陆游，陆游觉得这是辛弃疾施展自己才能的好机会，为他感到高兴。为了鼓励辛弃疾发挥自己的才能，陆游特地写了一首长诗赠给他。诗中写道，“辛弃疾是古代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萧何一流的人物，现在当浙江东路安抚使，实在是把大的材料用在小处;鼓励他为恢复中原而努力，千万不要因为受到排挤不得志而介意。六十六岁那年，这位始终是被大材小用的爱国英雄，终于在忧愤中去世。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 「博闻强志， 明於治乱， 娴於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 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候， 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 引起上官大夫及及令尹子兰的嫉妒， 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 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 连带的也不采纳他的谏言， 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 屈原满怀悲愤， 落拓江湖，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 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 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 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姓的心中。 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

海娃十四岁，是龙门村的儿童。

一天傍晚，海娃腰里插着羊鞭，拿着一杆红缨枪，在山上的一棵小树底下放哨。

这时候，从阳坡的小路上爬上来一个人，他老远就叫：“海娃!海娃!”海娃听出是爸爸的声音，连忙迎上去。爸爸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对海娃说：“马上到三王庄去，送给指挥部的张连长。”海娃接过信一看，信角上插着三根鸡毛，知道是一封顶紧急的鸡毛信。海娃揣好信，赶着羊群转过山崖，忽然看见西山顶上的“消息树”倒了。糟糕!山那边准是发现鬼子了。海娃想，这条小路不能走了，就走大路吧。可是回头一看，大山口外面来了一队抢粮的鬼子。

鬼子越来越近。海娃着急了，把鸡毛信往哪里藏呢?他看着胖乎乎的羊尾巴，心头一动，就抢到前面抱着那只带头的老绵羊，把它尾巴根的长毛拧成两根细毛绳，把鸡毛信折起来，绑在尾巴底下。海娃什么也不怕了，他把羊鞭甩得响响的，朝着鬼子赶过去。“站住!”鬼子吆喝起来，哗啦一声举起枪，对着海娃的小脑袋。一个穿黑军装的歪嘴黑狗跑过来，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他拉到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鬼子面前。海娃一点也不怕，他故意歪着脑袋，张大嘴巴，傻愣愣地望着小胡子。小胡子说声“搜”，那个歪嘴黑狗马上动起手来，摸补丁，掏窟窿，把海娃周身都搜遍了，连两只破鞋也没放过，结果什么也没搜着。小胡子只想早点进山去抢粮，就冲着海娃喊：“滚开!滚开!”

海娃回头就跑，他拢住羊群，使劲甩着羊鞭，恨不得飞起来。没想到那个歪嘴黑狗又追上来了，他用枪逼着海娃，要海娃把羊群赶回山里去，还挤着眼睛、歪着嘴巴狞笑者说：“皇军还没吃饭呢!这么些羊，够我们吃几顿啦!”海娃没法，只好跟着走。太阳落山了，鬼子的队伍来到一座小山庄跟前，就在打谷场上宰了几只羊烧羊肉吃。海娃顾不上心疼他的羊了，他悄悄地把手伸到老绵羊的大尾巴下面一摸，鸡毛信还照样吊着!他心里叫起来“你还在这里啊!”

鬼子吃饱了，一个个摸着肚皮，进屋里睡觉去了。歪嘴黑狗叫海娃把羊赶进牲口圈里，然后一把抓住海娃的脖子，把海娃拉进屋里。鬼子和黑狗们抱着枪睡在干草上，把海娃挤在尽里头。海娃睡不着，他想：“鬼子明天还要宰羊，要是今晚跑不掉，鸡毛信可就完了。”他不住埋怨自己：“海娃，海娃，你怎么搞的，连一封鸡毛信都不会送啊!……”忽然听见外面的哨兵吼了一声：“哪一个?”有人回答：“喂牲口的!”哨兵不吭气了。不一会儿，远处传来一阵鸡叫。

鸡叫两遍了。海娃哪儿还躺得住，他坐起来一看，门口的哨兵正在打瞌睡呢。他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踮着左脚把歪嘴黑狗的胳膊轻轻拨开，从小胡子身边跳过去，闪到了门边，又轻轻地迈过哨兵的大腿，溜到了村边的路上。“哪一个?”街那头的哨兵吼起来。“喂牲口的!”海娃装着大人的声音回答。那个哨兵就不理会他了。海娃走进牲口圈，一把抱住那只老绵羊，把它尾巴底下的鸡毛信解下来，揣进口袋里，撒开两腿就跑，一口气跑上了庄后的山梁。

天亮了，海娃跑到山嘴旁边，听见前面有人吼叫。他抬头一望，山梁那头有个鬼子拿着面小白旗，朝着海娃来回摇晃。海娃脱下身上的白布小褂，学着鬼子的样子也来回摇晃。没想到，真混过去了。海娃转过山嘴，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前面就是三王庄啦。海娃高兴极了，他一屁股坐在山头上，把手伸进口袋一摸，不觉浑身哆嗦起来。鸡毛信呢?口袋里没有，赶紧脱下小褂子来找，也没有;把身边的石头缝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海娃马上往回跑，在来的路上找。他一口气跑上大山，爬到小山嘴旁边，就在刚才摇晃褂子的地方，鸡毛信好好地躺在那儿。海娃高兴极了，把信装进口袋，刚想回头跑，忽然背后有人喊叫，歪嘴黑狗追上来了。他抓住海娃，一连打了几枪托，叫海娃回去给鬼子带路。

小胡子把洋刀一挥，鬼子和黑狗又出发了。海娃赶着羊群夹在他们中间，过了大山，来到三王庄眼前。海娃看到山上的“消息树”放倒了，不用说，张连长的队伍已经知道鬼子来了。鬼子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沟里，又是抽烟，又是吃羊肉。休息够了，一队黑狗先走，想从中路走上峁去。山坡上忽然轰轰响了几声，冒起一柱一柱的黑烟，黑狗踩上地雷了。小胡子扔下那些黑狗不管了，他指着小路对海娃说：“你在前面带路，皇军在后面。明白吗?”

海娃远远地走在鬼子的前边。树林里岔着两条路，一条小路，一条羊道。他把羊赶上了羊道。歪嘴黑狗在底下吆喝：“走错了!”海娃放开嗓子说：“没错!我走过的。走吧!”羊道越来越陡，越来越不好走，鬼子走一截，停一截，远远落在后面。小胡子吼起来了：“慢慢的!”海娃装作没听见，一步紧一步往前跑。鬼子使劲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啦!”海娃不听他的，甩了一响鞭，拼命往前跑。鬼子真的开枪了。海娃同羊群一起飞跑，可是他实在跑不动了。就扑倒在乱草里，放开嗓子叫：“鬼子上来啦!打呀!赶快打呀!”

爱国是公民必有的道德情操，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主要的部分，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欢迎阅读参考!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xx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徐特立爱国励志故事

洗（在这里读xiǎn）夫人是南北朝到隋朝时期岭南俚人的领袖。岭南是指南岭到大海的那一大片土地。洗夫人嫁给太守冯宝，成为在岭南很有影响的人物。她顾全大局，忠于国家的统一。南朝的梁、陈两代，岭南的一些地方官都发动过叛乱，不听朝廷命令，想把岭南变成独立王国。但是，他们的行为遭到冯家和洗夫人的坚决反对。每次叛乱发生，洗夫人都亲自率军平叛，配合朝廷重新安定了岭南。她立了大功，被封为女将军。

隋朝灭陈之后，南北分裂局面结束了。因为岭南离中央太远，岭南人一时不明真相，就拥70高龄的洗夫人为圣母，仍然忠于陈朝，不让隋军进入岭南。隋朝送信向洗夫人说明了情况。洗夫人十分高兴，立刻派孙子冯魂去迎接隋军开进岭南，隋朝名副其实地统一了全国。

不久，岭南又发生叛乱，洗夫人当机立断，派孙子冯盈杀了叛军首领。她又不顾高龄，陪同隋朝大臣走遍各地，召见参加叛乱的首领，让他们服从朝廷，不要分裂国家。到了晚年，洗夫人经常教育后代要维护统一，不可分疆裂土，做对不起百姓和祖宗的事。洗夫人一生经历三朝，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岭南的安定。直到今天，广东广西海南人民还在纪念她。

陆游是我国宋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最近我学习了他的一的首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诗的大意是：我本来知道，当我死去后，人间的一切就都和我无关了;但唯一使我心痛的，就是我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统一。因此，当大宋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的那一天到来之时，你们举行家祭，千万别忘记把这好消息告诉我!

这首诗是陆游八十九岁高龄，重病在床时写给儿子的决笔诗，也是遗嘱。人死之后，本应无牵无挂了，但诗人偏偏“但悲不见九州同”。自己即将离开人世，他不悲;即将与家人永别，他也不悲;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才是他心中唯一悲伤的事情。这其中既充满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又包含对屈辱求和的南宋王朝的不满和谴责。这种拳拳爱国之心，殷殷爱民之情，感天动地，催人泪下，又令人振奋。

陆游一生经历了北宋的末年和南宋的前半朝。他所见所闻的都是祖国分裂、女真入侵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因此，他念念不忘的就是祖国统一。他的一生写了九千多首诗，篇篇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显著的特色。

读着陆游的诗，我想到了杜甫、辛弃疾、文天祥、吉鸿昌，想到了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想到了用笔呐喊的鲁迅，想到了为祖国的自由而战斗的黄继光、董存瑞，想到了为祖国争光的奥运健儿，想到了为香港回归而做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爷爷……

正是这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用他们深沉而热烈的爱国激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的颂歌。

《示儿》是一首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诗歌，它激励着每一个读者热爱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努力奋斗!

初中水平

胸怀壮志身先死，

却恨未能雪国耻。

不求千古传芳名，

只盼北定中原日。

[爱国的名人故事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1934年，红军长征离开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留下的赤卫队员们，在县苏维埃李主席的领导下，决定到山里去坚持游击斗争。李主席的儿子苏保和他的朋友虎崽、水生、金要、细妹、冬牙子都想跟赤卫队去打游击，但因年纪太小，李主席与李公公都不让他们去。天黑时，孩子们悄悄离家去找红军，但找了一天也没找到。一行人刚被李公公带回村边，白匪团长带领匪徒闯进了村子，屠杀了全村人，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为亲人报仇的种子。于是，一支红色少年游击队在山中的岩洞里成立了。他们勇敢、机智地夺枪支、贴标语，消灭了不少敌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主席不幸被捕。孩子们在李公公的领导下，混入靖卫团，巧妙地救出了李主席，并打死了白匪团长。红孩子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茁壮成长起来。

“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江姐

责任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义不容辞的，红岩英烈当时所担当的责任，在今天有的是我们无法复制的。

有一位烈士大家都很熟悉，她就是中华革命儿女的典型——江竹筠。在所有的烈士中江竹筠应该说是最为苦大仇深。她父母早亡，兄弟又病故。她先是在美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又在慈善家刘子如的学校读书，受班主任李任夫的影响，加入共产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作为我们党培养的一位青年干部，她先是被派到重庆妇女慰劳总会担任文字秘书，后到綦江铁矿当会计，再到敬善中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文字教员，最后被送到四川大学读书深造，长期埋伏，以待时机。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江竹筠发愤努力，吸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就在她专心读书的时候，接到党组织的一个紧急通知：迅速停止学业，回重庆担任市委机关领导人的假妻子。江竹筠一听：一个男人的假妻子怎么做?自己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同男人单独相处的经验，找不到任何感觉去完成这个任务。她拒绝了组织的调遣。组织上反复向她说明情况：重庆地下市委被国民党破坏，所有人员上了黑名单，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从云阳县调来县委书记彭庆邦主持市委机关工作。但是彭庆邦的妻子谭正伦是一个小手工作坊的老板，没有地下活动的经历，也不熟悉重庆的情况，显然不适合掩护工作。江竹筠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服从了组织的调遣，办了休学证明，回到了重庆。党组织为了绝对的安全，花重金给彭庆邦得到一个公开身份——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高级主管，并且切断了他与家乡的一切联系，把名字也改为“彭咏梧”。

江竹筠来到彭咏梧身边工作后，彭感觉工作的安全性、保密性大大提高。90名地下党员的名字不用任何记录，江烂熟于心，所有的会议决定只口头传达，不留只言片语。而江竹筠也发现，自己到彭咏梧身边工作以后，以前弄不清楚的问题、想不明白的道理，经彭一点拨就豁然开朗，感觉自己进步得非常快。所以，两个人在工作上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爱情、一种相互疼爱之情。江竹筠清楚地知道，彭咏梧有妻子、有孩子，她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她向党组织提出请求：请组织另派他人来替代她的工作。组织上觉得江竹筠说的也是实情，所以拟重新物色人选，接替江竹筠。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两件事情改变了江竹筠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的状况。一件事情是日机轰炸万县，彭咏梧的家和作坊全部被夷为平地，妻子谭正伦、儿子彭炳忠下落不明，彭咏梧四处托人打听都没有结果;第二个情况是军统已经知道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重新组建，一个女大学生掩护，遂对家庭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在这种情况下，江竹筠觉得，如果因为自己的掩护不到位、不成功而暴露市委、暴露彭咏梧的身份，那就是没有完成任务，所以她大胆地向组织提出请求：如果老彭不反对，请批准我们结为夫妻，我绝对保证市委和老彭的安全。组织上最后同意了江竹筠的请求，批准两人结为夫妻。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孩子，市委机关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是当孩子不到6个月的时候，川东地下党组织执行上海局的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考虑到彭咏梧来自川东农村，决定派他回万县组织第一次武装起义，由江竹筠担任万县和重庆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两口子要去打游击，组织武装起义，孩子不能带去，于是四处托人帮忙照管孩子。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谁都非常为难，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情况出现：彭咏梧的前妻带着儿子找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死于大轰炸，而是大轰炸以后到了重庆，投靠了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谭竹安当年在《大公报》工作，是我们党“六一社”的进步成员。姐弟俩四处寻找彭咏梧未果，最后在《大公报》登出寻人启事。后来，有人告诉谭竹安，你们要找的姐夫姓彭，会不会就是重庆地下市委的这个领导?他现在在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工作。谭竹安到中央信托局找了几次，最后发现这个人就是他的姐夫。

江竹筠知道情况后，主动向组织表示，这件事情由她自己来解决。她首先把谭竹安请到家中，把她与彭咏梧怎样假扮夫妻、怎样闻知家乡噩耗、怎样面对国民党的盘查假戏真做、怎样怀上孩子生下孩子，如实地向谭竹安作了说明。最后江竹筠向他表示：本次任务结束以后，一定让彭咏梧回到你们家中，但是现在有个为难之事，就是我们的孩子没人看管，孩子是彭家骨肉，所以你们无论如何要答应抚养这个孩子。说完把孩子交给谭竹安，自己随丈夫走了。

后来，万县传来消息：彭咏梧在第一次武装起义中不幸牺牲，头颅被砍下来挂在城门示众。谭正伦在重庆闻听噩耗伤心欲绝，可是她又得知，当党组织决定调江竹筠回重庆照顾自己的孩子、在市委机关继续工作时，江竹筠却拒绝了。她明确表示：老彭在什么地方倒下，我就应该在什么地方继续坚持工作，坚守岗位。谭正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怎么连自己的儿子都不顾?革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由万县传来消息：江竹筠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重庆渣滓洞监狱，备受酷刑摧残……谭正伦在狱外得到地下党组织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她越来越想不明白：革命究竟是什么?

出于一个母亲对另一个母亲的同情，谭正伦把江竹筠的孩子带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托地下党组织把照片带到狱中，这成为江竹筠在狱中最大的精神支柱。而江竹筠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有时间和机会向谭正伦说明其中的原委了。当狱友曾紫霞出狱的时候，她委托带出这样一封信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她说：“家里面死过很多人，包括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记得不知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当江竹筠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她又带出了最后一封信，对自己的儿子作了这样的交代：“竹安弟，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们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孩子绝不要娇养，粗茶淡饭足矣!”写完遗信13天后，江竹筠被杀害，年仅30岁。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急赴歌乐山。当在人民解放军协助下发现江竹筠遗骸的时候，谭正伦极度震惊，她没想到身材如此矮小的江竹筠却有钢铁般的意志。她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把你的儿子抚养成人!”

新中国刚刚成立，重庆生活极度困难，谁也没有想到，谭正伦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寄养，而只专心抚养江竹筠留下的孩子彭云。所以，彭云说：“生我者江竹筠，养我者谭妈妈，对谭妈妈的恩情三天三夜我诉说不完。”

江竹筠以自己敢于担当的精神，掩护市委机关，保全地下党组织的安危，并且以个人敢于担当的精神，正确处理情与爱的关系，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光辉的楷模形象。

雨来的家在还乡河边上的芦花村。这是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小村庄。芦花村，多么美的名字啊!原来，还乡河里长着许多芦苇，芦苇开花的时候，风一吹，鹅毛一样的苇絮就漫天飞舞，把小小的村庄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

雨来最喜欢到还乡河里游水玩。每到夏天，雨来就跟铁头、三钻儿几个小伙伴，光着屁股在河里玩个没够。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他能脸朝天在水面上躺着，把黑黑的小肚皮露在水面上。

雨来12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把他送进了夜校。雨来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把油印的小书包上了皮，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雨来”两个字。

穿着一身青布衣褂的女教师，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祖国。”雨来学得挺认真，跟着女教师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他知道，家里穷没有钱送他去学堂，在夜校里要好好学几个字，不能做个睁眼瞎。

这一天从夜校回来，雨来躺在炕上念书，念着念着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睁眼，看见爸爸回来了。

爸爸和平常的打扮不一样：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着一支步枪。爸爸要去打鬼子了?

只听爸爸小声对妈妈说道：“鬼子又要扫荡了，这次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

雨来爬起来问道：“爸爸，远不远?”

爸爸说：“那哪儿有准儿啊!你快睡吧!”

爸爸又对妈妈说：“明天你去东庄他姥姥家，告诉他舅舅快把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

第二天一早，爸爸走了，妈妈也到东庄姥姥家去了，家里就剩雨来一个人。

快晌午的时候，雨来吃了点剩饭，趴在炕上念书。忽然听见外面有人跑，声音越来越近，窗户纸震得哗哗响。

雨来赶紧跳下炕，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他刚一迈出门槛，一个人跑来与他撞了个满怀。雨来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区上的交通员李大叔，李大叔平时常来雨来家落脚。

几个日本鬼子，叽哩哇拉地在后面追赶着李大叔。李大叔来不及说什么，急忙跑到墙角把一口缸搬开，跳进洞里，对雨来说：“快把缸搬回原地方，对谁也不许说。”

那缸里有半缸糠皮子，雨来人小，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缸搬回原处。这时候，日本鬼子已经闯了进来。雨来赶紧往后院跑，鬼子端着枪大声喊道：“往哪儿跑?”雨来没有停下脚步，鬼子开枪了，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

后院没有门，怎么办?雨来急忙往墙根底下一棵桃树上爬，想跳出院子。可是，鬼子已经追过来，伸手拽住雨来的双脚往下一拉，雨来掉在了地上，被鬼子抓住，用绳子捆了起来。

雨来被鬼子摔倒到屋里。鬼子正在屋里翻箱倒柜，被翻得乱七八糟，连枕头都用刺刀扎破了。

一个扁鼻子的日本军官坐在炕沿上，两只老鼠眼直瞅着雨来的胸脯。雨来低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课本露在了胸前。

鬼子军官给雨来松了绑，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温和地说：“小孩，不要怕，书的，我不管，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的没有?”

雨来用手抹了一下鼻子，说：“我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听了，用手去掏口袋，雨来心想，是不是掏刀子?可是，那鬼子军官掏出来的是一把日本糖块，往雨来的手里一塞，说：“这个大大的好!你的，说说，八路的在什么地方，金票大大的有!”

雨来没有回答，也没有接那一把糖块。

一个鬼子兵不耐烦了，抽出刀来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军官拦住了，耐着性子又说道：“死拉死拉地没有，我喜欢小孩，快说，看见那个人没有?”

雨来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我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发怒了，他瞪着凶狠的双眼，突然伸出像鹰爪的双手，揪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往两边拉，然后，又用一只手在雨来的脸上左右开弓，还用力拧他的脸。雨来的脸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旁边那个鬼子也狠狠地朝雨来的胸脯打了一拳，雨来倒退几步，正好撞在墙柜上，又被拽过来推向炕沿。雨来的头昏沉沉的，鼻子也直流血，一滴一滴地溅在他那课本上的两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不停地打雨来，都打累了，可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暴跳如雷，嗷嗷的叫道：“死拉死拉的，拉出去，枪毙!”

几声枪响，划破了天空，随后，周围静了下来，雨来也不见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不见雨来来搬缸，就从另一个地道口钻了出来。屋里屋外，李大叔找不到雨来，跑到街上一问，有人告诉他，雨来被鬼子打死了。

李大叔一听，一下子眼泪掉了下来，可是到处没有雨来的踪影，不但不见尸首，连一滴血也看不见。

不知道谁说了一句，雨来是不是被鬼子扔到河里了，于是，人们都顺着河流去寻找，找了半天，大家都失望了，突然，铁头喊道：“那不是雨来吗?”

人们看到，芦苇中，从水面上露出一个小脑袋，像个小鸭子那样抖了抖头上的水，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喊道：“鬼子走了吧?”

大家喜出望外，急忙跑过去，把雨来拽上了岸。

原来，日本鬼子刚要开枪的时候，雨来一头扎进了河里，鬼子朝河里开了几枪，以为雨来被打死了。

你听爱国人士的故事吗？如果你没有听说过，那么，我现在为你们介绍一位爱国人士吧。

钱学森，著名科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许多开创性贡献。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9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钱学森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15000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6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听了以上的介绍，你是不是感到了钱学森那颗拳拳报国之心呢，那就让我们也行动起来，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后，精忠报国吧！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事爆发。日寇占领上海不久，得知蜚声世界的京剧第一名旦梅兰芳住在上海，就派人请梅兰芳到电台讲话，让其表示愿为日本的“皇道乐士”服务。梅兰芳洞察到日本人的阴谋伎俩后，便决定尽快离沪赴港，摆脱日寇纠缠。于是他一边给日本人带口信说，最近要外出演戏，一边携家率团星夜乘船赴港。

梅兰芳来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愿露面。为了消磨时光，他除练习太极拳、打羽毛球、学英语、看报纸、看新闻外，把主要精力用来画画。他喜欢画飞鸟、佛像、草虫、游鱼、虾米和画外国人的舞蹈。这些作品，家人和剧团人员看到后十分高兴，都说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美感和欢乐。

1941年12月下旬，日军侵占香港，梅兰芳苦不堪言，担心日本人会来找他演戏，怎么办?他与妻子商量后，决心采取一项大胆举措：留蓄胡子，罢歌罢舞，不为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演出。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轰隆隆”一声巨响震憾着大地，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七点四十九分，位居我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洲发生7.1级的大地震，霎那间，所有建筑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摧毁，变为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也就是在这一片废墟中发生了一个个民族团结，令人落泪的感人的故事。

地震不过四十分钟，兰州人民解放军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救援现场，因为没有救援工具，他们只有徒手去救援……救援人员的手被划破，他们也顾不上这么多，还有从广州来的救援人员也顶着高原反应的困难，不畏恐惧，坚持在救援的第一线上，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两个字：救人。玉树是一个藏族自治洲，多数是藏民，可我们的救援人员从不没有一丝的民族歧视，总是竭尽全部的力量以“决不放弃，一定要在救援的黄金七十二小时里多救人”的信念来支撑着早以疲惫的身体，终于成功的救出了一千四百五十五人，从电视里我知道了有多少人累倒甚至殉职，他们是电工杜金玉，义工黄福荣……很多，很多!

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捐款和捐物来帮助玉树的同胞们，把当地的一个小藏民才仁旦周给感动的都哭了，他是在地震中失去父亲，他就把救援人员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帮救援人员看东西和给伤病员做小翻译，帮助询问每一个伤病员的病情，当起了最小的志愿者。

在这场地震中，灾难考验了我们，使我们更加团结了，藏族同胞与我们手牵手，肩并肩，共度难关!

肖邦曾说过：“爱国高于一切”。是啊，爱国是一种崇高而又圣洁的情感，不是一些虚伪的谎言，也不是一些做作的感叹，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让我们一起来品味书中那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吧。留学生王渊本可以得到一十分荣耀的奖项，但这必须更改国籍，奖杯与她只有咫尺距离，但她却毅然放弃了，在奖杯与祖国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祖国；小姑娘为了一枚硬币，竟不顾一切地在雨中寻找着，找不到就绝不回家，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有点小题大做了，但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她对祖国的热爱；一位病危的老人在深度昏迷的状态下，亲人的呼唤并没能把他叫醒，而国歌却唤醒了他，可见祖国在他心里占有多大的份量……

同学们，相信这些故事你们也一定读过，它们是否拨动着你的心弦，震撼着你的心灵？看看我们的日常行为吧，升国旗时不行队礼、不行注目礼，不唱国歌，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甚至不爱护红领巾、国旗，在纸币上乱涂乱画……这些行为看起来是简简单单的小毛病，但都是对祖国不尊重，不热爱的表现。

小姑娘、老人、王渊……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做出了看似平凡却闪耀着爱国光辉的举动，而我们小学生现在可以做的有很多：如每天多认识一个汉字；多背诵一首古诗；多欣赏一曲中国民歌；更多地了解祖国璀璨文化；时时刻刻关心祖国发生的一切……这些看上去都是一些小事儿，但都是实实在在的爱国。

同学们，一滴水可见太阳的光辉，一件事可体现一个人的精神，让我们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我们的祖国增添光彩！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导语：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典故，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博闻强志，明於治乱，娴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雄黄酒：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

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

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

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插菖蒲，艾草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为什麽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钱学森是我国的“导弹之父”，他在1935年赴美留学，拜冯。卡门教授为师，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得意助手，也是他的得意门徒。钱学森那是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那时，钱学森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亲爱的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的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在祖国刚从黑暗中走出来时，钱学森的回国之心就越发强烈起来，他把这件是告诉了和他一起的中国留学生，可他们让钱学森现在不要回去。对他说：“现在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可钱学森没有把这事当回事。

在钱学森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美国的移民处给钱学森一封信——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过几天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而且还失语了。有许多人都想救出他。

我国毛泽东主席亲自把美国的两位俘虏给放回美国，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后。钱学森终于在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为我国做出了许多贡献。

毛主席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共产党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个光辉的名字，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刘胡兰。

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胡文秀将刘富兰名中的“富”字改为自己的姓氏“胡”，从此更名刘胡兰。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

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调回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

1946年秋，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其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

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 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中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第 1大队任队长。曾参加支援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协会反击地主武装的战斗。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党代表兼第1路党代表。后与吴光浩等率部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次年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党代表，参与领导光山县柴山堡地区的武装斗争。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党代表。1929年和徐向前共同为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指导边区武装斗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1930年 3月起历任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第4军第10师第28团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第75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24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当时的一师是董必武、陈潭秋宣传进步思想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6月，在武汉参加了“五卅”运动。7月，受董必武的派遣与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汪奠川等黄安旅省青年利用暑假回到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消息，传播革命理论，使黄安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党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介绍了郑位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使黄安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扩大。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0月进抵黄安，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至此，黄安党团特支由秘密转入公开，县党团特支办公所在地也由七里坪迁到县城。并于同年冬，指派共产党人吴焕先、吴先筹在箭厂河、四角曹门等地办起了“三堂红学”，建立起一支百余人的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2月，黄安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运动。同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4月，随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平息了反动红枪会的叛乱，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重要作用。5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的战斗。6月，于农讲所结业，被党派回黄安工作，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兼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大肆屠杀革命者。他不顾敌人的“通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8月初，负责组织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计划，起草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暴动计划》，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黄麻起义胜利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与潘忠汝等率鄂东军清除了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和黄安尹家河、八里湾等地的反动民团组织。同年12月5日，黄安县城失守，他同吴光浩等人于12月下旬来到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决定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他在黄安闵家祠堂集合鄂东军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后参与开辟鄂豫边苏区。1928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他任第七军党代表，与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7军领导核心。同年4月，率第7军一部重返黄安老区，一举消灭了上戴家村民团，缴枪20余支。5月，他和吴光浩、曹学楷等与中共黄安县委领导人在黄安檀树乡清水塘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光山南部的柴山堡地区，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他进入柴山堡后，积极深入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和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上层开明人士与我党合作，使第7军在柴山堡地区迅速扎下根来。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党代表。1929年，主持开办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和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参加并指挥了鄂豫边红军粉碎国民党连续发动的“罗李会剿”、“徐夏会剿”、“鄂豫会剿”作战。同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召开，他与徐向前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总结了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对鄂豫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4月，红11军31师改编为红1军1师，任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红一师转战于鄂豫边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次出击平汉路，连续取得了杨家寨、阳平口、花园镇等战斗的胜利，全师由原来的800人，迅速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25军75师在皖西成立，任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转战皖西地区，打了许多胜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黄作战计划。

1932年3月底，率部参加苏家埠战役。在此期间，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