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岗位的爱国故事（实用20篇）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1935年8月，24岁的钱学森从上海赶往美国，在美国他成绩名列前茅，后来他成了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的冯.卡门的学他在美国生活了20年，这20年内他的事业突飞猛进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可是这20年内他无时无刻想念他的祖国。1955年他回国了，为中国创下了“两弹一星”的伟大进步.

读完这篇“钱学森爱国故事”的文章，我才发现自己的眼泪一滴滴的落下，可以用泪如雨下来形容了，是啊钱学森的爱国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钱学森再被关在海岛时，尽管受到无休止的折磨，他的回国之心没有一丝动摇和改变，在他的妻子的帮助下把信写在香烟纸上把信送到周恩来的手上打破了美国政府的谎言。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为我们中国创下了两弹一星的好创举后被世人称为“导弹之父”。

我要好好学习，学习钱学森的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发挥的更好，像钱学森一样，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发挥出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一份力。

还有很多像钱学森一样的爱国人士，我一定去多读读他们的爱国故事，不断地充实自己，鞭策自己，努力，加油!

清朝的后期，西方的英、法、美等国的殖民主义者和投机商人，纷纷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他们的目的，一是掠夺中国的财富;二是用毒品残害中国人的身体，便於他们侵略.当时，很多正直的官员看透了英国人的险恶目的，坚决主张查禁鸦片.林则徐的态度最坚决.他说：再不禁烟，中国就不会有白银当军饷，就不会有强壮的士兵抵抗侵略了.为了国家的尊严，必须禁烟.皇帝就让他去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到了广州，命令外国商人把全部鸦片缴出来并保证不再私运鸦片到中国来，否则给予严惩.有些外国商人照办了，可英国商人不肯缴，英国政府的代表义律还策划阴谋，企图顽抗.林则徐当机立断，坚决行使主权，中断与英方的贸易并不再供应食物和水.英国人没办法，只好缴出了鸦片.1839年6月3日这一天，林则徐亲自到虎门海滩，主持销毁害人的毒品鸦片.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决心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没有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大事，没有那么多让人惊叹的事物，但，我拥有大多数人都有的平凡。

平凡是什么？平凡是你和大多数人一样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平凡是你和大多数人一样日复一日的做题上学；平凡是你和大多数人一样每天按班按点工作。平凡是多么神奇，它可以使人上进，也可以让人安于现状。平凡像一个苹果，而积极向上的苹果永远是甜的，又脆又大，但安于现状的苹果永远又苦又酸，又小又软。

记得上英文班的时候，班上有两个同学，一个积极向上，不论老师说什么活动她都是第一个完成，而另一个每天的作业他都是到了英文班才开始写，整天混吃混喝，什么事情都不完成，虽然他每天都可以侥幸完成作业，完成听写，但我总觉得他们俩个差了好多。

后来我不上英文班了，一次在路上偶遇了那位混吃混喝的同学，只见他满脸愁容，问他怎么了他却说：“一级考试又没过，我都重考三四次了。”我再问另一位同学的现状，他说：“她命太好了！现在都已经考完二级上三级了。”看见他的样子，我强忍住了将要出口的两个字，活该！

平凡不是你混吃等死的理由，现在的大多数人要平凡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伞”，一有什么事就拿“平凡一点挺好的。”这样的话来自我安慰，但是，你可以平凡，但不能平庸，平凡是指你和别人差不多，而不是处处比别人矮一头，你可以个子矮，但你要学问多，你可以特长少，但你要学习好，平凡是指你的不足可以由其他方面补足，你不是特别出众，但你也不是特别平庸，这才是平凡。

平凡是苹果，虽然常见，但味道甜美，无法代替，它在某一方面有比其他的水果好的地方，但也有比别的水果差的地方，这种才是平凡。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他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66年，路遥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这一年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学参加文革。

他从一个农村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学校造反派“红四野”的头头。他给自己刻了个斗大的印章，带着一拨儿头脑发热、精力过剩的小青年，在城里呼啸而过，抢了延川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县银行的大门。

这些激进、冒进行为多少释放了他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卑、屈辱情绪。但这也成了日后反噬他的“原罪”。

路遥，1949年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村，家人给他取名“王卫国”。到他八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贫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亲说带他去延川县郭家村的伯父家走亲戚。母亲一早特地给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两天，脚磨出了血泡，终于到了伯父家。歇脚之后，父亲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县上赶集，下午就回。八岁的孩子已经很会装糊涂。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躲在一棵老树后，看着晨雾中的父亲夹着包袱，像小偷一样遛出村，过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泪刷刷往下流，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把自己从一个八岁的孩子拉扯成了一个大人。

他个性独立，有主见，不顾伯父母的反对，在同学有限的资助下上了初中。食堂的伙食分甲、乙、丙三个等级，干部子弟们吃甲菜，他常常连丙菜都吃不起。在一个敏感的十多岁孩子的眼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悬殊分化的。

他常常饿得发疯，绝望，飞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这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和匮乏感，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需要余生用超乎想象的能量去满足和填补。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说，“这种饥饿感是尾随路遥一辈子的老狼。”

“哪一个本地女子能供我上大学”

1968年，延川县革委会成立，19岁的王卫国担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要职。但很快，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纸号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写。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带着一本红宝书、一把老镢头，一块新白羊肚毛巾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刘家屹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村里书记同情这个心气高的孩子，1969年冬，将他选送到“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延川县百货公司开展路线教育。

在此期间，他与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热恋。林虹来自清华附中，漂亮，出众，是文艺骨干。他们在下雪天一起延着河床散步，唱《三套车》和《拖拉机手之歌》。因为林虹，王卫国开始喜欢穿红色衣服，曾取笔名“缨依红”，后改为“路遥”。

1970年春，全国开始自上而下整肃造反派，路遥涉嫌在武斗中打死对立造反派“红总司”头头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绝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爱情露出峥嵘、斑驳的底色。

在一天夜里，他走到郭家村的一个水潭，但最后“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轻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迹显现，痛苦像灰霾一样散去，食物暂时疗愈了内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实是农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会干。姑娘率性地说：地里的活都由我去干，你在家里待着。把他惊得哑口无言，慌不择路离开。

路遥后来和朋友、作家海波谈到婚姻，海波问他：为何不找个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拣?他有点生气：“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路遥将自己的婚恋观投射进小说《人生》里。高加林虽然心底深爱着刘巧珍，但为摆脱命运，仍选择了干部家庭出身的黄亚萍。

“想要突围”的心情

失恋之后，路遥跑到好友曹谷溪那里痛哭了一场。

曹谷溪大路遥八岁，延川县小有名气的诗人，文革时因支持“红总司”，被路遥派人抓进监狱。后两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调路遥到通讯组培训。在通讯组，路遥遇见了日后的妻子林达。林达性格单纯，文笔好。其父亲是归国华侨，曾担任廖承志秘书。与路遥恋爱后，林达特地去见了与她从小一个大院长大的林虹，据说林虹大哭一场。

1973年夏天，各公社开始向高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路遥再次因为“白振基”案，先后被北师大和陕西师大中文系拒绝。在延川县文教局和县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证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与路遥无关。

1973年秋，路遥得以推迟一周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他个头不高，看着敦实厚道。入学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色长制服，挎黄帆布背包，“匈奴须”被仔细刮掉，脸青亮青亮的，嘴角透着微笑。他凭出色的组织能力，全票当选班长。

林达每月38块的工资，大部分支援了路遥，剩下的维持自己简朴的日常生活。在后来路遥病危时，许多人虽然对林达心有指摘，但从未有人怀疑她这一生为路遥做过的牺牲。

1977年路遥毕业，留在《陕西文艺》(后来的《延河》杂志)当编辑。林达在延川县委宣传部任干事。

一年后，1978年1月25日，两人结婚。婚房设在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一张双人床，两床新被子，窑洞门口贴个“喜”字。路遥穿了件蓝衣服，戴顶蓝帽子，两人扭扭捏捏，隔得老远。1979年，女儿路远降生。

这时候的陕西作家群，人人都憋着股子劲儿，要拿出好作品来。

1978年，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信任》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立身篇》获1980年飞天文学奖。

那时的路遥很苦恼，“想要突围”。他于1978年写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两年间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后投《当代》时，路遥对朋友说，“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烧了之”。但没多久，他就收到《当代》打来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电话。

小说《惊心》在《当代》1980年第三期头条刊发。之后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9-1980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

《延河》诗人闻频回忆，一个礼拜天，路遥从前院急促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紧紧拥抱了他。

抽好烟，是心理需求

1981年夏，路遥住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写作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昼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内转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怀疑他神经错乱。

路遥喜欢把自己投入这种如同炼狱一般的情境，他认为“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把身体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满谷满仓，富饶丰盈，这是他的基本人生观。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路遥父亲砍了公路边的树，被清涧县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实也是公家人欺负他家在“门外”不站人。路遥辗转托好几层关系向清涧县委书记说情，路遥父亲才得以释放。

权力，在城乡现实里所显示出的无往而不利的实用属性，以及底层农民对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遥的精神里，多少影响了他后来的一些行为。

仅二十多天后，《人生》完稿。路遥特地到陕北着名的道教圣地白云山道观中抽了一签，显示“鹤鸣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头条刊发。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2年11月推出单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象。

出版社首次印刷13万，很快脱销。第二版12.5万，一年后加印7200册，总数将近26万册。

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七八个电视台要改电视剧，传达室的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路遥常常刚接完电话回到家中，一只脚还没落定，又要转身接下一个电话。年轻人把他奉为“人生导师”，一些失意青年，规定他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他看。

1983年，小说获中国作协的“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因创作成绩突出，1983年，路遥成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驻会专业作家。

1985年3月，36岁的路遥，与贾平凹、陈忠实、杨韦昕一起，当选为中国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

但是，路遥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象。他穷得叮当响，凑不齐去北京领奖的路费。

路遥好烟，而且抽好烟，每天两包。一百多块钱的工资有时还不够他的烟钱。再加上还要接济农村的穷亲戚，赡养农村的两双父母，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海波曾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路遥不同意，认为抽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为了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了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

《路遥传》的作者厚夫认为，抽好烟，“有扞卫其强大自尊心的一面，这毫无疑问”。

最后，领奖日期临近，弟弟王天乐在外借了500元，火速赶到西安火车站，送给焦急等待的路遥。

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1983年春夏之交，路遥已经功成名就时，他决心再次把自己投进“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写一部浩瀚的长篇小说。

经过两年的前期资料储备，1985年秋，路遥带两大箱书籍和资料，十几条香烟，两罐雀巢咖啡，到铜川矿务局的煤矿医院开始写稿。在弟弟的张罗下，矿医院为他安排了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小柜，还有一些塑料沙发。

矿上生活艰苦，没有蔬菜，鸡蛋，豆腐都难买到。路遥中午起床吃馒头、米汤和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

12月上旬，完成第一部的初稿。路遥怀抱着二十多万字的手稿，赶在元旦之前回家看望女儿路远。他与妻子林达的夫妻关系已是强弩之末。两人无论家庭背景，还是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差得太远。

许是小时候遭受的饥饿之苦仍在心头作祟，他在物质上对女儿绝不克扣，女儿要啥，他就买啥。

他曾借钱女儿买了一架很贵的钢琴，但最后也没用上，只得搁在家里的角落。女儿春游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后在凯悦酒店花60元买了两块。这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两个月的工资。“它该不会是金子做的吧?”看见的同事问。

1986年初，路遥把第一部初稿给了《当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编辑周昌义。周昌义后来回忆，他在西安期间，常有人问：看路遥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许多人都不看好路遥的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遥在《人生》之后，还能写出更好的东西”。

但事实上，周昌义也不觉得这是一部好小说。没有悬念，没有意外，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

之后，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现代主义横行，现实主义自卑的时代，要不写点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仿佛就没有资格谈论文学。

路遥悲愤对王天乐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

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发，12月，由文联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遥写完第二部，因为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花城》也不愿发了。转由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刊发。

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像“弹簧整个地被扯断”，只能用腿、膝盖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每吸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全身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着了，打雄伟的呼噜。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后，王天乐陪他急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必须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

但路遥并不这么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给王震、陈永贵看过病的老中医张鹏举。

经过张鹏举的调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后，1987年10月下旬，路遥又开始了第三部的创作。

朋友白描说，路遥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病恹恹虚弱的印象，因此他不愿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认。

厚夫则说：“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样留下半部书，留下人生的遗憾。”他同时认为，路遥的身上有一种“殉道”的悲剧精神。

弟弟王天乐在路遥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一直陪在他身边，路遥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苦难、殉道、“牛马般的劳动”，这是路遥为自己设定的人生。在贫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内心，需要一种崇高的、悲剧性、毁灭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烧自己。

路遥也改变了弟弟王天乐的命运。他写作成名之后，将勤奋、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铜川矿务局当采煤工人，又把他调到《延安日报》当记者。

“田晓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地点在榆林宾馆，条件比之前强很多，能吃到丰盛的饭菜，还能洗热水澡。

他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

有一天，正在洛川县采访的王天乐突然接到《延安日报》社转来的电话，让他速去榆林。洛川离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时间才能赶到。等王天乐心急火燎赶到，路遥哭着对他说，田晓霞去世了。王天乐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孙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气，劈头盖脸数落了路遥一顿。

又一次王在黄河壶口采访，路遥的电话又追来。原来是他的咖啡和烟用完了。文联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给他预支稿费了，手头一分钱没有，又不能找人代买。王天乐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领导。领导很热情，先拿来十条“恭贺新禧”，五瓶咖啡，并叮嘱每月送一次，经费由榆林财政出。

1988年1月27日，路遥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

两个月后，1988年3月27日中午12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编辑叶咏梅是在一年前坐电车时偶遇路遥，才拿到了这本书。叶咏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据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遥决定到他的风水宝地，《人生》的写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后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他的神经高度紧张，一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腿不停抽筋，常常从梦里惊醒，心脏剧烈搏动，跟随时会昏过去一样。

写完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笔从窗口扔了出去。走到卫生间的镜子前，看着苍老消瘦的自己，泪流满面。

6月1日，路遥在王天乐陪伴下到北京，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送第三部的小说稿。那里已经堆积了近两千封观众来信。

像干渴的夸父

虽然《平凡的世界》不断地受到评论界的质疑，但它受到了大众前所未有的欢迎。

1991年初，作家白烨提前得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他马上去给路遥打电报：“大作获奖，已成定局”。

当天下午，路遥在家里坐卧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协院子里溜达，走到门房，看见门口的信插里有一封电报，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烨发来的喜报。

他兴奋得要跳起来，第一时间找到王天乐，告诉他获奖了，排名第一。两人半天说不出话来。

此时，除了女儿，他几乎一无所有了。

早在路遥写完第二部，身体面临崩盘之时，妻子林达就已提出离婚。王天乐也劝他结束有名无实的婚姻，但路遥以女儿为由没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报》揭晓矛盾文学奖的结果。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委托陕西电视台新闻部，采制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钟新闻片，供《新闻联播》播出。

身无分文的路遥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领奖的路费，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乐凑齐了五千元赶到火车站，愤愤地说：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咬牙：“日他妈的文学!”

拿奖之后回到西安，贾平凹来向他庆祝。他说，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贾说：想啥哩?他说：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强人。强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优秀处，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处。他大气，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劲用狠，他让你尊敬也让你畏惧。”

1992年元月，中国作协陕西分会面临换届，路遥是拟定的主席人选。

他跟朋友们敞阔地聊天，到兴头上，信誓旦旦：作协要成立一个公司，五个委员会，每年搞一次大奖赛，报名费就能挣不少。

朋友们问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说：你小看我，这次，我不仅要在国内获奖，还要拿国际大奖。

也有不可对人言的难堪处。他与妻子林达已达成离婚协议，林达放弃一切回北京联系工作调动。

7月，女儿路远小学毕业，被林达接到北京外婆家过暑假。路遥开始装修作协新批给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对门的朋友家住。这一段时间，人们常看见他坐在作协门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带了几件衣服、简单的洗漱用品和作协会员证坐火车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剧烈，病倒在延安宾馆。

8月12日，路遥住进延安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18床，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伴有黄疸。延安宣传部认为必须要向作协通告病情，但路遥坚持保密。陕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拟任他为作协陕西分会主席，但结果还没有最后公布。

但消息传开，省委很快派人来，安排他住进省城的西京医院肝病治疗中心。厚夫曾去医院探望，见他又瘦又小，满脸焦黑，在病床上蜷曲着，像一堆燃过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达已在北京的中国新闻社上班。

虽然有医院的全力抢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点20分，路遥去世，享年43岁。林达于18日晚飞回西安，处理丈夫的后事。

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团结就是力量，五十六个民族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关于民族团结，我有着满满的记忆。

还记得，上学以后，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中国人”慢慢又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强大”。

从小，我就为我能生活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而自豪骄傲，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汇聚的56份热情;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种希望;这片土地，汇聚的是56颗炽热(chì rè)的爱国之心!我知道，我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各族儿女都团结一心，共同推动社会繁荣的发展大国。所以，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似乎从来都不会担心会被遗弃，会被伤害。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中国很强大，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不会被任何困难打倒。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四大发明改变了世界; 56个民族56支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经济发展又快又稳; 中国在世界屋脊修建了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铁路，三峡工程的建设;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奥运会举办成功了。

祖国——意味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和世代相传的人民。千百年来，她牵系、造就了我们民族至高的美和至深的爱。无数的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抛头颅、撒热血是为了她;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毫不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智慧、才华，艰辛地劳动是为了她!这是一种抵御外侮、众志成城、团结一心、勇于拼搏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

滴水在大海中才能得到永生，生命在团结中才能绽放光芒。让我们每个人都投入到伟大的民族团结进步这一洪流中去，团结进取、弘扬正气、争做民族团结的楷模。就像歌中唱到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一样。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用心、用爱，去传承各族人民永远一家亲的传统，不断谱写民族团结的新篇章!

中央宣传部26日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高宝来和刘芳的先进事迹。下面是语文迷网为大家带来高宝来的先进事迹材料，欢迎阅读.

他埋头苦干、无私奉献，争当爱岗敬业的时代楷模;他立足本职、务实创新，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他像一棵大树，默默守护着群众。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原社区民警高宝来。

他的偶像是雷锋

1976年，19岁的高宝来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参了军。当兵第二年，他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4年的军旅生活，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艰苦奋斗的作风，更使他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退伍后，许多机关单位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却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高宝来说：“我舍不得这身制服，当警察是我延续人生理想的最佳选择。”

2011年2月，一位到304医院看病的山东大嫂不慎丢失了携带的5000元看病钱，急得跪在地上大哭。高宝来了解情况后，二话不说，自掏腰包为大嫂垫付了3200元医药费。高宝来的徒弟何山告诉记者，师傅平常生活极为节俭，但他见着群众有困难时，总是慷慨解囊。“有一次我帮他整理东西时，看到了几张群众写给他的欠条，结果师傅警告我：‘你就当没有看见!’”何山说。

在一些人看来，高宝来是自讨苦吃，他却乐此不疲。他常常白天忙完工作，晚上还与同事们一起巡逻。他曾积极查找线索，帮助一名学生追回误打入他人账户的1万元学费;他也曾主动调解一起邻里纠纷，历时多年使两家人重归于好。高宝来常说：“我们都是党的人，做工作必须心中有群众，胸中有大局。”

在高宝来病重期间，海淀分局政委刘少波曾前往探望。当问起高宝来最崇拜的人是谁，他说：“我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又是一名人民警察，雷锋同志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是我心中崇敬的偶像。”

他最大的心愿是保社区平安

在高宝来的儿子高陆眼中，父亲一直很忙，待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少。“有时候我很晚下班回家以后，发现父亲还没有回来，一打电话才知道，他又跟同事们去巡逻了。为此，父亲也常常安慰我和母亲，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要把群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高陆说。

在高宝来的努力下，他负责的社区实现了连续3年发案大幅下降，被评为海淀分局“免检放心社区”，他负责的警务室更是成为全市“模范警务室”。八里庄街道综治办副主任王鹏告诉记者，高宝来用自己极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让大家记住了一种崇高的人生：用生命完成使命，用使命诠释生命。

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2015年2月，高宝来被查出患有肺癌。住院后，他先后做了两次化疗、14次放疗。让人敬佩的是，即使饱受病痛折磨，他仍惦记着自己的工作。

有一次，徒弟何山去医院探望他时，无意中聊起最近的社区工作，本来很虚弱的高宝来一下子来了精神。已经说话很困难的他，用手示意何山把耳朵贴过来听自己说话，并做好记录。高陆心疼父亲，上前阻拦。没想到高宝来生气地推开儿子，嘶哑地说道：“你别管，我要把工作交代好!”等交代完毕后，高宝来又催起了何山：“你快去忙吧，我没事儿。”

304医院呼吸科大夫魏晓阳，是高宝来的主治医生。他告诉记者，住院期间，高宝来常常问自己怎么能快点把他治好，他还要上班。“有一天，高宝来告诉我，他想请我准他一个假，让他能回到海淀实验小学门前，再护送孩子们进校门，再站最后一班岗。当时我又震惊又感动，震惊的是他在癌症晚期还如此坚强，感动的是在他坚强的背后，藏着一颗爱护孩子的心。”

遗憾的是，这个请求最终没能实现。高宝来去世后，他的灵车从304医院驶出来，缓缓经过他负责的社区和海淀实验小学。有群众说，能够再看一眼社区，再看一眼学校，再看一眼孩子，是高宝来的心愿。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楚怀王时的大臣，因为他受到楚怀王的重用，引起上官大夫及令尹子兰的嫉妒，就在楚怀王及继位的顷襄王之前毁谤屈原。楚王汏而逐渐疏远屈原，而且也不采纳他的谏言，最后甚至将屈原放逐。屈原满怀愤怒，落拓江湖，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后，怀石投汨罗江自尽。屈原死后数十年，楚国终因谗臣误国而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忠而见疑的悲剧英雄还活在楚国百姓的心中。下面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说明楚人爱戴屈原的心情。雄黄酒：据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尸身。有位渔夫还拿出事先准备的粽子，鸡蛋等食物，扑通的往江里面丢，说是让爱国活动

鱼甲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另一说是鱼就看不出来了，屈原就能吃到了）。一位老医师则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了蛟龙，使它不能伤害屈大夫。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着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腕，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敢来伤害这些小孩子。据说屈原投江的那天是五月五日。从此以后，每年到了五月五日，人们都要划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有些地区，则在端午节在门上插菖蒲和艾草，这固然是因为蒲艾有解毒的功用。不过，关于这项艾习俗的起源，民间则有一种说法。插菖蒲，艾草唐朝僖宗年间，黄巢领兵造反，所到之处，杀人百万，血流成河。老百姓只要一听见黄巢来了，就急急忙忙的逃难。这一年五月，黄巢的军队攻进河南，兵临邓州城下，黄巢骑马到城外勘察地形，只见一波波的老弱妇孺涌出城外，他看见一个妇人背着包袱，一手拉着一个年纪小的男孩，另一只手却抱着年纪较大的男孩。黄巢感到很奇怪，就下马问道：「大嫂，你急急忙忙的要到哪里去」那妇人回答：「听说黄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大坏蛋，不日就要攻进邓州。城里的男人都被徵调去守城，我们这些老老小小，不如早些逃命」。黄巢又指着小孩问她：「你为什麽手牵小的，却怀抱大的呢」那妇人就说：「怀里抱的，是大伯家唯一的活口。手里牵的才是我亲生的儿子。万一情况危急时，我宁可丢掉自己的儿子，也得为大伯家留下一支根苗」。黄巢听了，深受感动，就对那妇人说：「大嫂，好快快回去，用菖蒲和艾草插在门口，这样黄巢的军队就不会伤害你了。」妇人听了，将信将疑，不过她还是回到城里，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第二天正是五月端阳，黄巢的军队攻进城里，只见家家户户门上都挂弓菖蒲艾草。为了遵守对那位妇人的承诺，黄巢只得无可奈何的领兵离去，全城因而得以幸免於难。为了纪念这件事，此后每到端午节，大家就会在门上插菖蒲，艾草，这项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

1910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募集巨款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筹款支援祖国。1938年倡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任主席，每年募款达上亿元，并组织司机和机工3000多人回国为抗战服务。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路透社电讯公开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感到事出有因，但他不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过去有过来往，私交甚好。他遂以南侨总主席名义，直接向汪精卫去电询问，汪坦承不讳。陈嘉庚给汪发长电两则，严词指出其主张极端错误，但汪称其和平主张为无上良策，甚至反过来还叮嘱陈嘉庚劝说南侨赞同其主张。至此，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始终坚持顽固立场，无可挽救。考虑到此事系国家头等大事，应公之于众，以正视听。1938年10月28日，国内政坛的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大会发去一个电报提案，提案有三方面内容：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其中，第一方面的内容最为著名，后经会议秘书处精简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样的电报提案，犹如一声惊雷，骤然在会场响起，不仅惊动了国民党战时首都重庆，也震动了海内外。

这一电报提案，充分体现了陈嘉庚力主抗战、反对和谈、反对中途妥协的爱国精神，当时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中国著名爱国人士、政论家邹韬奋在其所著的《抗战以来》一书中，对其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和高度评价。他说：“开幕之后，霹雳一声，陈嘉庚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同时，他还具体描述道：“当汪精卫议长高声朗读‘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1940年3月陈嘉庚亲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并冲破国民党政府重重障碍，到达延安，对抗日根据地干部的廉洁奉公、军民团结抗战，热情称颂并从此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动员华侨从各方面积极抗敌。陈嘉庚曾屡遭敌人迫害，脱险后，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以褒赠。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积极投身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支持解放战争，创办《南侨日报》。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今天，我从书中我了解文天祥的事迹。

文天祥，出生于1236年，是现在的江西县人，初名云孙，字天祥，改字宋端，号文山，是南宋杰出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保佑四年时，文天祥考取了年进士第一，因为父亲逝去所以未受官职。后咸淳六年1270年，文天祥因得罪奸相贾拟道而遭到罢斥。可是，好人多磨难，文天祥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命运的折磨，家离破碎，国家又快要换皇帝了。可是，文天祥就是文天祥，即使是在南宋危亡之际，也仍然领兵抗敌，可最终兵败被俘，身陷囚禁，但即使在最终临死之际，也仍然不肯向任何元朝官员下跪，最后引颈就刑，从容就义。

文天祥就这样就义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这本书写了许多英雄人物，比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何香凝，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

我最敬佩的是邱少云。有一次，运粮食时，邱少云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炸弹很可能会爆炸，邱少云抱起炸弹，朝河边跑去。一到河边，邱少去就把炸弹扔了，刚扔出去炸弹就爆炸了。最令我感动的科学实验是敌机扔炸弹时，一颗炸弹扔到了邱少云身边，为了保护战友，为了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也不动，直到牺牲。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英雄人物，要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也一起来看吧。

苏武是汉朝时候的一位官员。有一年，他作为汉朝的使臣到北方匈奴人那里办事。不料，匈奴人违背诺言，不放苏武返回汉钥，扣留了他，还劝他投降。苏武严辞拒绝，说：“我奉国家命令出使匈奴，丧失气节就是污辱了使命，丢大汉朝的脸。我如果那样，还有什么脸见人!”匈奴人用刀威胁他，他索性把脖子伸过去，宁死不从。

匈奴人把他放进地窖，不给吃喝，他就吃羊皮，吃雪，顽强地活着。匈奴人又把他送到遥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叫他放羊，说不投降就让他在那里待一辈子。苏武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的使臣，代表着国家。他坚决不做有辱国格的事，宁肯每天挖野菜，吃田鼠，受冷挨饿，也不向匈奴人央求什么。而且，那根代表汉朝、表明使者身份的“使节”(一根长棍，上面挂着穗子)，他一直放在身边，放羊的时候也拿在手中。天长日久，“使节”上的穗子都掉光了，他仍然紧握不放。

苏武在匈奴度过了19个年头，始终没有屈服，匈奴人只好放他回汉朝。他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受到人们的尊敬。

1、詹天佑为国不计名与利：近代科学先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在国内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艰难局面面前，满怀爱国热情，受命修建京张铁路。他以忘我的吃苦精神，走遍了北京至张家口之间的山山岭岭，只用了500万元、4年时间就修成了外国人计划需资900万元、需时7年才能修完的京张铁路。前来参观的外国专家无不震惊和赞叹。当时，美国有所大学为表彰詹天佑的成就，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并请他参加仪式。可是，詹天佑正担负着另一条铁路的设计任务，因而毅然谢绝了邀请。他这种为国家不为个人功名的精神，赢得了国内外的称赞。

2、华罗庚毅然回国：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华罗庚放弃在美国的终身教授职务，奔向祖国。归途中，他写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其中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回国后，华罗庚进行应用数学的研究，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称为“人民的数学家”。

3、郑成功收复台湾：早在1624年，荷兰殖民主义就派兵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实行了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台湾人民英勇地同侵略者进行斗争。1661年，在东南沿海领导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率领战船350多艘，将士25000多人，包围了台湾，经过9个月的激战，荷兰总督被迫签订投降书，带领残兵败将，灰溜溜地滚出台湾。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

4、爱国英雄杨靖宇：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遗体，当看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这些被杨靖宇带领的抗日联军弄得焦头烂额的侵略者全呆住了。在冰天雪地的长白山密林中，支撑着杨靖宇与敌人战斗的力量是对祖国的一腔热爱之情。

5、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24日被杀害，殉难前，吉鸿昌从容走上刑场，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然后在刑场上慷慨陈词：“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坐在椅子上又向敌人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在他面前举起枪时，他凛然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9岁。

每个人在愤怒至极时骂人、摔东西、甚至打架来发泄自己的情绪，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骂人，但这些方式为谦谦君子所不齿，基本不用。周恩来总理无疑是人们心中的谦谦君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日月可鉴，没有出格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一位伟人一生中也有一次“国骂”。

周总理身边最后一批秘书之一纪东，在《难忘的八年》一书中披露了周恩来在文革中同“四人帮”斗争时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毛泽东共三次点名批评周恩来。“四人帮”趁机火上浇油，对周恩来进行了疯狂密集的围攻，大有把周总理打倒踩在地上之势。

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讲到他的处境，他说，“我难呐。”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关于林彪集团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周恩来认为林彪团伙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反过头来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当时周恩来手中拿着一个文件，看了以后，把文件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纪东随后听到周总理骂了一句：“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总理双眉紧缩，两臂放在椅子扶手上，上身靠着椅背，两眼怒视着窗外。”

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周恩来后，“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进行所谓的“帮助”，实际上是一个围攻。周总理一言不发只向他人要了一支烟，大家都知道总理他从不抽烟，难道他要破戒吗?

大家看到，总理把拿在手里的烟揉的粉碎，揉的粉碎。这时总理揉碎的不仅仅是这一支香烟，而是他那颗滴血的心，他的心有多么悲怆。

在“文革”的特殊时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和屈辱，他都默默忍受了，他的信念是舍身忘我，要把国家带出浩劫。

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当年中央办公厅的秘书一说到总理所受的委屈，许多人都是谈到一半，就谈不下去了，眼泪就下来了直至泣不成声。这样的一种情绪、感情，包含人们对总理无可比拟的崇敬爱戴。

1947年1月12日，这是云周西村人民难忘的一天。这天早上，东方刚刚闪亮，刘胡兰早早起来，把她转移上山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家人忙着为她收拾行李，刘胡兰边洗衣服，边和母亲谈论上山后的打算，刘胡兰的心情十分激动。

就在这时，敌人和地主武装，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刘胡兰已无法离开村子，她和母亲商量，先到隔壁刚生下小孩的金钟嫂家里隐蔽，如果被敌人发现，就说是伺候坐月子的。当刘胡兰来到金钟嫂家时，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这时，街上又传来急促的锣声，紧接着就是敌人的嚎叫声：“大家听着。一家只许留一人，留下两个的就按私通八路办理。”

怎么办?留下来，万一被敌人发现，这卧床的产妇，初生的婴儿，这满屋的乡亲们，将要受到牵连，不!绝不能连累他们!刘胡兰毅然谢绝了金钟嫂的挽留，走出屋来，向村前的大庙走去。

刘胡兰来到大庙广场找到了母亲，女儿的突然到来，使胡文秀十分震惊，她悄悄地问道：“胡兰，你怎么也来了?” 刘胡兰低声向母亲说明了原因。

不一会儿，“复仇”队员武金川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刘胡兰，窜过来威胁说：“今天要你自白，不说就要你的命。”刘胡兰狠狠地瞪着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自白的。”武金川灰溜溜地窜回了大庙。

天空乌云翻滚，广场气氛森严，这时候，刘胡兰已经清楚，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她轻轻脱下了指环，掏出了手绢和万金油盒，郑重地交给了母亲，决心用鲜血与生命同敌人作一场殊死的斗争。

母亲胡文秀看着女儿这不寻常的举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刘胡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她把母亲的手拉过来，让她把3件东西握紧……妈妈明白了，她擦干了眼泪，收藏好女儿留给她的3件东西，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几个敌人扑上来要抓刘胡兰，乡亲们靠在一起保护她。敌人用枪托殴打群众，刘胡兰大声喝道：“闪开，我自己会走。”她昂首挺胸向大庙走去。

刘胡兰踏进大庙，大殿下满身血迹的石三槐、石六儿等6位同志巍然屹立，刘胡兰深表敬佩。

她跨进大庙的西厢房。审讯刘胡兰的是阎军军官大胡子连长张全宝，他根据叛徒的告密，已经知道刘胡兰是被捕中惟一的共产党员、区干部，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妄想从刘胡兰口中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于是，他沉着脸问道：

“你就是刘胡兰?”

刘胡兰响亮地回答：“我就是刘胡兰，怎么样?”

“你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到的，什么都干过。”

“那么你们村长是谁杀的?”

“不知道。”

“你们区上的八路军都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张全宝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你，你，你就什么也不知道?”

刘胡兰镇静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张全宝想发作，突然，贼眼一转，威胁着说：“现在有人供出你是共产党员。”刘胡兰知道自己被坏人出卖，她把头一扬，自豪地说;“我就是共产党员，怎么样?”

“你为啥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为穷人办事。”

“以后你还会为共产党办事不?”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张全宝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一个小女孩，竟如此厉害。见硬的不行，就换软的，他奸笑着哄骗说： “自白就等于自救，只要你自白，我就放你，还给你一份好土地……”

刘胡兰轻蔑地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

张全宝恼羞成怒，他收起阴险的笑睑，敲起桌子嚎叫：“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刘胡兰斩钉截铁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张全宝对她无可奈何：“刘胡兰，只要你当众说句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办事，我就放了你。”

刘胡兰坚定地说：“那可办不到。”

敌人的利诱和威胁都失败了，但他们并不死心，妄图用血腥的屠杀逼迫刘胡兰投降。在大庙西侧广场上放下了铡刀、木棒，刘胡兰和石三槐等同志被押到刑场，他们怒视敌人，匪徒们如临大敌，惊慌失措。

群众们见自己的亲人来到刑场，一下子涌了过去，匪徒们急忙用刺刀阻挡，张全宝气急败坏地逼问群众：“你们说这7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群众中立刻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怒吼：“好人，都是好人。”张全宝慌了手脚，急忙命令匪徒准备屠杀。

一场悲惨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先将我地下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张年成和干部家属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6位同志，用乱棍打昏后，用铡刀一个个杀害了。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锋利的铡刀卷了刀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全宝却洋洋自得，指着6位烈士的遗体向刘胡兰嚎叫;“你看见了吧，自白不自白，投降不投降?”

刘胡兰怒不可遏，痛斤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死也不自白，共产党员你们是杀不绝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刘胡兰遥望着吕梁山，仿佛想起了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想起了培育她成长的党，想起了未来的灿烂世界。

张全宝看见刘胡兰在思索，还梦想着刘胡兰能够转变，刘胡兰忽然转过身来，质问他：“我咋个死法?”

这惊天动地的声音，宣告了敌人的彻底失败，张全宝阴沉着脸，沙哑地发出了绝望的嚎叫：“一个样……”

群众再次向刑场涌来，这情景把敌人惊呆了。

突然，张全宝看到了护村堰上的机关枪，便恶狠狠地叫道：“快，快把机关枪调过来，把全村的人统统给我扫光。”敌人的机关枪在向几百名手无寸铁的乡亲们瞄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刘胡兰大义凛然，挺身挡住了枪口，大声喝斥敌人：“住手!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

刑场就是战场，英雄斗志如钢，刘胡兰昂首挺胸迈着矫健的步伐，向着烈士染红的铡刀走去。

铡刀前，刘胡兰止步回首，泰然自若地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养育她的家乡土地和勤苦勇敢的乡亲们。“永别了，乡亲们，战斗吧，同志们，敌人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她鄙视了一眼垂死挣扎的敌人，甩了甩披在脸上的短发;仰望翻滚的乌云，环顾万里江山……她坚信，黑夜即将过去，祖国的明天将阳光灿烂，就在生命的最后一息，刘胡兰同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她从容地走向铡刀……

一个普通人，默默无闻。即使并不起眼，但她并不平凡的心，那就是，不平凡了吧。午后，我坐在楼下的椅子上，想着。

我面前的，是住在楼下和善可亲的老奶奶，虽然她并不起眼，却吸引了这栋楼上上下下的目光。“沙沙——”我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她扫地。突然，她抬起头，望着和煦的阳光，爱怜般的抚摸着冒出芽儿的小草，以及她种在草地上的花。眼神中，似乎在喃喃地说着：“春天，来了吧。”目光中，有着孩童般的期待，皱纹翘了上来，更加和蔼了。虽说是满头银丝，却泛着亮亮的光泽，嘴角慈祥地笑。乐观，是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好，小心翼翼地搭讪：“您老有六十了吧。”“不是的，嗯……我嘛，是个‘70后’。”她冲我笑笑，放下扫帚，坐在我身边的板凳上。“您住这儿多久了？”我一时找不着话题，只好用这句话来打破平静的局面。没想到她立刻和我聊天，“大概……20年了吧，很久了。”说着指了指面前的草坪。“这些花花草草都是我种的。”“那您为什么要种呢？”我脱口而出的这句话顿时让我后悔了。她不紧不慢地说：“小姑娘，当你种的花开出来，给所有的人欣赏，那多美好！”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令我深感这个平凡人的不平凡。默默无闻，却乐于奉献，这足以证明她的不平凡。老奶奶爱怜般的抚摸着迎春花的花瓣，仿佛那花朵是她的孩子。一只麻雀来到枝头，见到她，并不惊慌，而是轻轻跳到了她的手心里。她呼吸里一口新鲜空气，说：“这儿挺好。前两个月我儿子还说要把我接到海南。我舍不得呀！一院子的花草怎么办？我要是走了，会变荒芜的。让周围的人看到漂亮的花，看到他们脸上的笑，我才开心呢。”老奶奶说着，进屋倒了杯茶。几个路人走过，看到这春暖花开，满园芬芳的景象，都不由得展开了紧锁的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即脸上绽开了阳光般的微笑。

真的很美呢！我品着老奶奶带给我的茶，不由得感叹。回眸，老奶奶也正入神地望着花园，欣慰和喜悦交织在她的脸上。乐观，勤于奉献，平凡人的不平凡，就在我们身边。我这样想着，心头开满了迎春花。

和煦的阳光洒在如蚕丝般编织的花瓣上，充满花儿献给春的清香。整个院子，洋溢着春的芬芳。

雷锋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助人无数，这就是受人敬仰的大英雄。

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其他的解放军都休息了，雷锋不想睡觉，在坐在桌前哪一本书看，刚要拿，就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女孩，手里还牵着另一个小女孩，雷锋想：下这么大的雨这位妇女要去哪儿呢？他在附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位大嫂是从外地来的，这是来探亲的，探完亲就要回几十里外地的樟子沟去，雷锋迅速跑回宿舍把雨衣、伞都出来跑到妇女面前，妇女说：“同志啊，今天这雨把我浇糊涂了，这还带着孩子，我要怎么回家啊！”雷锋二话不说，立刻把雨衣套在了大嫂身上，抱起孩子，冒着大雨，领他（她）们到樟子沟去。宁可把自己淋得全身湿透，一直走了2小时才把他（她）们母子安全送到。

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让我们所有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