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童军杨惠敏的爱国故事（汇集20篇）

张良常常出游外地，访贤求师。有一天，他散步走到一座桥旁边，看见桥头上坐着一位胡子全白了的老人。

老人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脚尖勾着鞋不停地晃动。张良觉得好笑，就多看了他几眼，老人见张良瞧自己，忽然一抬脚，把鞋甩到桥下面去了。老人对张良说："喂!你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心里很不高兴，可再一看，老人胡子、头发都白了，又挺可怜他，就强忍住性子，把鞋捡了上来，送到老人跟前。谁知那老人又把脚往前一伸说："你给我穿上。"张良还是忍住性子，便蹲下来，替老人穿上了鞋。老人笑了笑，慢慢地站起来，什么也没说，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望着老人背影，觉得很奇怪。他刚转身要走，老人又回来了，对他说:"你这个小家伙不错，我愿意教你学点儿本事。五天以后的早晨，你在这儿等我。"张良连忙答应了。第五天早晨，他刚上桥，就见老人已经站在桥上了。老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让我老头子等你呀?这样可不行。要想学，再等五天吧!"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鸡叫，就起身往桥上去，可老人又先到了。他只好认错。老人瞪了他一眼说："你要真想学，过五天再来。"说吧，拂袖而去。盼到第四天，到了晚上，张良连觉也没睡，半夜就到桥上等着。过了一会儿，老人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张良迎上前去，见了礼。

老人高兴地说："年轻人要学本事，就得这样啊!"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卷兵书，递给张良说："你好好读这部书，将来准能成就大事业。"张良接过书，道了谢，还想再问些什么，老人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快步走远了。从此，张良专心致志地钻研这部兵书，最终成了一位有名的军事家。

当年，霸王领兵到了江苏六合县东南一带，见天快晚了，就下令安营扎寨。

那时，韩信还在霸王手下当将官。夜里，霸王和众将军饮酒作乐，吃得高兴了，便对韩信讲：“别人说你有能耐，我要和你打个赌，怎样？”韩信打了一躬说：“不知大王以何赌输赢啊？”霸王说：“我们两人，一个在东边山洼里筑一座城，用来挡山外的敌兵；一个在孙赵和金塘营之间掘四十九口井，让军民都有水吃，两样都要在今晚完成，晓星一出为准，你敢吗？”

韩信心想：“造城是地面上的事，一点不马虎不得；挖井是地下的事，深浅可以讨巧。”心里想挖井。

霸王又问：“你是造城还是打井？”韩信说：“我们做两个阉子，抓阉作数。”

霸王拣一个，上面是造城。韩信说：“大王抓的是造城，那个当然是打井了，大王就造城吧。”其实，两个阉都写着“造城”，霸王大老粗，不知道中计哎。这样嘛，就各领一千兵动工了。

韩信带兵到了金塘营，他把兵先分成一班班地去挖井，自己坐在祠堂里饮酒。霸王怕输，亲自到场地催工。忙得十兵们个个气喘八哈，大汗直淌。

韩信见大快二更了，叫探子去看霸王弄得怎祥了，回报是筑了一半。韩信又问井挖得怎祥了，探子报说：才有十几口井。韩信不慌不忙，叫来两个牙将。咬了耳朵，二人就分头去了。韩信下令：“快替我备马，随我到大王面前请功。”

见了霸王，韩信问：“大王。你的城筑得如何？”霸王说：“有一半高了。”

韩信说：“你看晓星已出了，大王输了。”霸王抬头一看，晓星果已挂在半空中了。就问韩信：“你的井难道都打好了？”韩信说：“清大上去查点吧！”霸王不信，跟他一同查看了。

一路上，韩信指指点点说：“沿路三七二十一口，外围村边四七二十八个，不错吧？”霸王点着头，心里很感奇怪。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韩信到霸王处请功以前，已经派一个牙将传令，叫士兵在沿途必经之处，挖的真井；在外围不显眼的地方，只挖一半，就放下井栏；霸王不会查到的地方，只放了一个井栏，一锨也没挖。霸王粗心，只顺着韩信指的路走，看到井栏，便以为真的了。那晓星也是假的。是韩信指派另一个牙将，把一盏点亮了的灯笼用风筝放到天去，乍一看，真像是晓星出在半空一样，霸王又当真了。本来霸王在晓星出之前能筑好城的，见晓星出了，就停了工，所以到现在这上城还有一角没有城墙，后人就称它是霸王城。

城内村庄就叫小城里。孙赵到金塘营的一带井多，但多数只有一半深，是韩信打的井。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整整十年，她从光明走向黑暗。她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反而活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凭着超人的毅力，她教书、写书、救助贫困儿童，工作得比很多正常人更出色，用一颗热诚的心照亮了身边无数人。

她叫刘芳，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一名盲人女教师，人称“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苹果脸，身材娇小，人还没见先听到笑声——刘芳曾是个快乐单纯的姑娘，绘画、写诗、书法、唱歌、跳舞，样样都行。

1997年夏天，她不满26岁，担任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语文老师刚好四年，跟相爱的人结了婚，8个月大的儿子在襁褓中咿呀学语……逐渐展开的人生，一切都那么新鲜美好。

一纸命运判决从天而降——不治之症。

“不久的将来，你就是个盲人。”医生说，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腿一软，刘芳险些瘫倒。

此后十年，她一直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现实就是现实，她的视野开始变窄，缩成了扁筒状，只能盯着前方，看不到两旁，视力一年比一年模糊。

2001年，她读了最后一本纸质书，是《笑傲江湖》;2006年，她看到最后两个字，是写在课本封面上的“语文”;2007年，她完全被黑暗包围。

各种焦虑缠绕在心头：父母、丈夫、孩子怎么办?学生还会信任我吗?学校还允许我上课吗?家长会同意一个盲人当孩子的老师吗……

“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这么一想，她就释然了。“生活不能改变的话，就改变生活的态度。”

校领导找她谈过话：你是不是可以考虑病退或休息?

她一口回绝：“那样说明我生命已经终止了。”

对她来说，放弃三尺讲台，远比失明更痛苦。而一个盲人要想留在讲台上，无疑要付出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

为了教好书，刘芳请同事和学生帮忙，把初中三年的文言文全部背了下来，其他重点、难点也一一记牢，把几大本厚厚的讲义全都装在了心里。视力越来越差，课却讲得越来越精彩。

说、学、逗、唱，她几乎变成了相声演员，课堂上充满欢声笑语。“眼睛不好，上课就一定要生动，才能把几十双眼睛吸引到我这儿来。”她说。

她将作文评改从办公室搬到了教室，让学生朗读作文，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即时点评。这不仅克服了视觉弱点，而且一举多得，让每个学生都受到了听、说、读、写多方面的训练。即时点评，对老师的脑力、心力都是挑战，刘芳满面春风地迎接挑战。

令人称奇的是，她的班级成绩不仅没有退步，反而教出了两个语文单科中考状元，在白云三中至今无人超越。

从2008年起，校长何代乾交给刘芳一份开创性工作——心理咨询。那时，贵州农村学校的心理辅导基本是空白。白云三中地处城乡接合部，青春期与社会转型期交织，千余名学生心理问题丛生。

刘芳把自己的工作概括成四个字——用爱倾听。在她建立的“成长档案袋”中，学生塞进了各种各样的纸条，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向刘芳倾诉。

如今，初见刘芳的人都感到惊奇，怎么看她都不像个盲人。在家，她扫地、洗衣服、倒开水冲咖啡、炒菜、在跑步机上锻炼，动作熟练得几乎与常人无异。借助盲人软件，她发短信比很多明眼人还快。在学校，她可以独自下两层、27级楼梯，转5个弯，轻松找到公厕。

然而在这背后，刘芳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绊倒、磕伤、撞墙……现在她小腿上还满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她有一种倔强的自尊。摔倒了，都坚持自己站起来。

刘芳爱读书。甚至失明之后，她还常去逛书店。打开一本书，把脸埋进去，深深吸一口，当墨香弥漫鼻腔，那字字句句就仿佛飞了出来，萤火虫般环绕着她，让她沉醉不已。

电脑装了盲人软件后，经常敲点东西就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令人惊叹的是，她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17万字，一部28万字。其中，《石榴青青》已经出版。

她在小说的前言中写下一句话：“一条河，在地面奔腾时是一条河，在地下流淌时还是一条河，最后它们都奔向了大海，在那里它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砌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

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

主人问道：“为什么呢?”

客人说：“你家烟囱砌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砌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

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忘到脑后去了。

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撤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祸。

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惟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

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哪，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坐才对呀!”

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坐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

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在古老的西藏，有一各叫坐艾地巴的人，每次生气和人起争执的时候，就已很快的速度跑回家去，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3圈，然后坐在田地边喘气。

爱地巴工作十分勤劳发奋，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广，但不管房地有多大，只要与人争论生气，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绕3圈。

爱地巴为何每次生气都绕着房子和土地绕3圈，所有认识他的人心理都起疑惑，但是不管怎幺问他，爱地巴都不愿意说明。

直到有一天，爱地巴很老，他的房地又已经太广大。

他生气的时候柱着拐杖艰难的绕着土地跟房子。等他好不容易走3圈太阳都下山，爱地巴独自坐在田边喘气，他的孙子在身边恳求他:“阿公，你已经年纪大，这附近地区的人也没有人的土地比你更大，您不能在向从前，一生气就绕着土地跑阿，您可不能够告诉我这个秘密，为什幺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跑上3圈?”

爱地巴禁不起孙子恳求，最后说出隐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

他说年轻时，我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了。就绕着房地跑3圈，边跑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小，我哪有时刻，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一想到那里气就消了，于是就把所有时刻用来发奋工作。

孙子问到：“阿公，你年纪老又变成最富有的人，为什幺还要绕着房地跑?”

爱地巴笑着说“我此刻还是会生气，生气时绕着房地走3圈，边走边想：我的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跟人计较?一想到这，气就消了”

【大道理】每一株玫瑰都有刺，正如每一个人的性格中，都有你不能容忍的部份。爱护一朵玫瑰，并不是得发奋把它的刺根除，只能学习如何不被它的刺刺伤，还有，如何不让自己的刺刺悲哀爱的人。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就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刘家庄的山坡上。当时任涞源县青救会干部张士奎（现为保定市离休干部）同志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道给了边区青救会，《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条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根据这篇报道，立即创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感染了无数青少年。现在，王二小的坟上长满了青草。他的鲜血染红的那块大石头，现在还静静地卧在山沟里，人们把它叫做“血色石”。

一、莫言自述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现代名人小故事大全精选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惟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他配合侦察排长罗金保执行任务时，表现得勇敢、机智。

在一次战斗中，他缴获了敌人的一枝手枪，偷偷把枪藏进老鸹窝里，没有上缴。为攻打敌人岗楼，他伤未痊愈，就偷偷离开养伤的老乡家在归队的途中被捕。当敌人拷问时，他英勇反抗，坚强不屈。当部队攻打岗楼时，他设法在里面放火，发挥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最终里应外合，全歼敌人，救出了老钟叔，也替奶奶报了仇。战斗结束后，嘎子把藏在老鸹窝里的手枪主动拿出来交公，队长则正式宣布把手枪发给他使用。嘎子心满意足，便将自己珍爱的木制小手枪送给了好朋友胖墩。

有一次，在围剿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大队长斋藤乘着混乱逃跑了，嘎子和其他三个小伙伴去抓他。嘎子先用木头手枪顶着斋藤的后背大声地说：“把枪放下，不然我就要开枪了。”斋藤以为是真枪，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把枪放在了地上，嘎子他们就这样押着他回八路军驻地，在路上斋藤乘着四个小伙伴不注意时，逃进了芦苇丛中。这下把嘎子他们急坏了，最后他们想斋藤应该跑不远，决定回驻地找。

在经过村口的井边时，他们注意到井边没人，井绳却在往下转动，嘎子对着小伙伴说：“这里肯定有问题。”他们对着井里大声叫喊，但没人回答。这时，嘎子灵机一动，和二个男孩子一起对着井里洒起了尿，只听井里传来了：“别尿了，我出来。”原来是斋藤被嘎子他们的尿给熏了出来。

闻讯而来的八路军指导员直夸嘎子和他的伙伴们了不起，这也成为了抗日时期的一段佳话。

成语故事一般是出自真实的历史故事,或者是来自一些具有人生哲理的寓言故事。借用成语故事讲清哲学道理,可收到较好的教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国古代经典成语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画龙点睛

传说古时候有个画家叫张僧繇，他画龙画得特别好。

有一次，他在金陵(现在南京)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巨龙，那龙画得活灵活现，非常逼真，只是都没有眼睛。人们问张僧繇：“为什么不把眼睛画出来。” 他说：“眼睛可不能轻易画呀!一画了，龙就会腾空飞走的!”大家听了，谁也不信，都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经不起人们一再请求，张僧繇只好答应把龙的眼睛画出来。奇怪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刚刚点出第二条龙的眼睛，突然刮起了大风，顷刻间电闪雷鸣。两条巨龙转动着光芒四射的眼睛冲天而起，腾空而去。围观的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对张僧繇更佩服了。

成语“画龙点睛”就是从这个传说中来的。现在一般用来比喻写作、讲话时，在关键性的地方用上一两句精辟的语言来点明含义，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这种手法也称为“点睛”之笔。

叶公好龙

春秋时，有位叫叶公的人非常喜欢龙。他家的屋梁上、柱子上和门窗上都雕刻着龙的图案，墙上也绘着龙。传说天上的真龙知道此事后很受感动，专程到叶公家里来，把头从窗口伸进屋子里，把尾巴横在客堂上。叶公看到后，吓得面无血色，魂不附体，抱头就跑。原来他并不是真正喜欢龙。他爱的是假龙，怕的是真龙。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

掩耳盗铃

春秋末期，晋国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发生争夺权势，相互兼并的战争，有一年，赵简子(赵国国君的的先人)带兵消灭了卿大夫范吉射，灭了范氏全家。范家从此门庭冷落。可是门前仍挂着一只大钟。有一个贪财的人看见这个大钟，就想背回家去。可是钟大，太笨重，他一连搬了几下，都拿不动。于是，他找来一只铁锤，打算把钟砸碎，再一块一块拿回家。不料那人用锤砸钟的时候，发出了一阵阵洪亮的响声。这下他可犯难了："要是别人听见响声，都来夺钟怎么办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只要自己的耳朵听不见了，别人的耳朵也同样听不见的。他放下胆了，用力去砸钟，巨大的响声传得很远，官差闻声赶来，把他抓获了。

到了唐朝，唐高祖李渊听到这件事后，觉得很可笑，说："此可谓掩耳盗铃也"。此后，根据这个掩耳盗钟的故事，人们引申出"掩耳盗铃"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自作聪明，想欺骗别人，实际上是自己欺骗自己。

唇亡齿寒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guó)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怎样才能顺利通过虞国呢?”晋献公问手下的大臣。大夫荀息说：“虞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只要我们送他价值连城的美玉和宝马，他不会不答应借道的。”晋献公一听有点舍不得，荀息看出了晋献公的心思，就说：“虞虢两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虢国灭了，虞国也不能独存，您的美玉宝马不过是暂时存放在虞公那里罢了。”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计策。

虞国国君见到这两们珍贵的礼物，顿时心花怒放，听到荀息说要借道虞国之事时，当时就满口答应下来。虞国大夫宫之奇听说后，赶快阻止道：“不行，不行，虞国和虢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有事可以自彼帮助，万一虢国灭了，我们虞国也就难保了。俗话说：‘唇亡齿寒’，没有嘴唇，牙齿也保不住啊!借道给晋国万万使不得。”虞公说：“人家晋国是大国，现在特意送来美玉宝马和咱们交朋友，难道咱们借条道路让他们走走都不行吗?”宫之奇连声叹气，知道虞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于是就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虞国。

果然，晋国军队借道虞国，消灭了虢国，随后又把亲自迎接晋军的虞公抓住，灭了虞国。 故事出自《左传·僖公五年》。成语“唇亡齿寒”，比喻双方关系密切，相互依存。

急功近利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官，以通晓《公羊春秋》闻名于世。他专心治学，三年不到花园游玩，很负盛名，当时的士人都以师礼尊奉他。

在汉武帝时期，因朝廷长期对外用兵和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赋役日益苛重，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孕育着严重危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董仲舒也被派遣到诸侯王那里担任了国相之职。但是没过多久，董仲舒却因才遭妒，备受其他官员的排挤，后因提出“灾乱说”而被人诬陷有颠覆国家的意图，差点被处死。汉武帝念及旧情，亲自出面赦免了他。后来，汉武帝听从丞相公孙弘的一间，将其派往胶西。让他做了胶西王国相。

公孙弘与董仲舒同为儒学经师。公孙弘擅长逢迎附和，深得汉武帝的器重，被任命为丞相。董仲舒却时常不识时务，正言直谏，汉武帝对他恨头疼，所以敬而远之。公孙弘一直以来都嫉妒董仲舒的才华，这次，他找到了机会，希望可以一举铲除董仲舒。举荐，也是有计划的谋杀。

胶西王是汉武帝的兄长，依仗自己是汉室宗亲，有恃无恐，骄横暴戾。之前，朝廷派去的国相统统被他以各种罪名斩杀，无一幸免。幸运的是，因为董仲舒的声名与才学，胶西王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十分敬重他。有一次，胶西王对董仲舒说：“勾践的贤明，加上范蠡(lí)、文种的才能，我认为这是越国的‘三仁’，你怎么看待这三仁呢?当初齐桓公有问题请教管仲，我的疑虑就由先生解决了。”

董仲舒回答说：“我才疏学浅，没能力决断大王的疑虑。虽然如此，大王向我提问，我不能不尽我所知回答。我听说，过去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怎么样?’柳下惠回答说：‘不行。’他退下来满脸忧愁地说：‘我听说，阴谋侵略邻国的，不会向仁爱者讨教，这次国君为什么问我呢?’可见，柳下惠连被问都觉得羞耻，更别说参与讨伐齐国了!由此看来，越国本来就没有一个‘仁’，哪来的‘三仁’?所谓仁人，是‘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端正自己奉行的道义而不谋求眼前的小利，修养自己信奉的理念而不急于取得成果)的仁。致力于以德教化民众而使社会风气大变，才是仁的最高境界，尧、舜、禹就是榜样!”。

急功近利的意思是：急于谋求眼前的功利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我读过许多名人的故事，但有一个总让我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关于孔子的故事。说的是，孔子30岁时，已是远近闻名的教师了，但他并不自满，仍觉得自我的学问并不渊博，于是，便从家乡曲阜赶到了洛阳，去拜访老子。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但从未放弃，最终走到洛阳见到了期盼已久的老子，急忙拜他为师。老子见他很有诚意，便收他为徒，孔子也在老子身边随时请教。

读了这篇故事，我感受很深，孔子为了拜师，不远千里，不辞辛苦，可见他毫不骄做傲自满、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而老子呢，也为孔子的一片至诚之心所打动，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也为后人所乐道。

是啊，我们应当象孔子那样谦虚好学，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宁愿受苦受累也不在惜，仅有这样，才能在学业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读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名人故事》这本书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章——领袖人物。

在这一章里，我认识了治水英雄——大禹，故事里说的是在治水时期，大禹为了完成治水重任,娶妻涂山女四天便离开家,在外13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三过家门而不入”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这体现了大禹为民造福的可敬形象。《大禹治水》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水的特性，了解了洪水泛滥的规律，并用原始工具战胜了洪水。在书中，我还认识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也是一位有才能的君主，她赏罚分明、唯才是举，又能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国家在武则天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中国历史做出过了巨大的贡献,我非常敬佩武则天。同时，我还从书中认识了一位少年天子——康熙，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才华的天子，他八岁就登上了皇位，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成年后先后取得了对三藩、明郑、准噶尔的战争胜利，在位六十年，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听了我的述说，你们应该对这些历史人物有些了解了吧！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需要我们从书中去拜读。我们需要学习这些人物身上坚忍不拔、勤奋努力等等可贵的精神。在生活中，我们也要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己，发扬团队精神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把好的一面发扬光大，这样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在读初中的时候，苏步青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明、勤学好问，成绩一直非常好，但对数学还没什么兴趣，因为他觉得数学太简单，一学就懂。在浙江省立十中念初三时，学校来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听说这位老师是很出众的，所以听说他能来给上数学课，苏步青也稍微地提起了一点兴趣。

“......”上课铃响了，从门外走进一个身材瘦高、穿白色西装的年轻人，他的脸色很白，棱角很分明，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这样年轻还穿西装的老师真是罕见，一进门便引起班里的一片哗然。

走上讲台，杨老师表现得很镇静，把课本向桌上一摔，说了声：“同学们，我姓杨，大家今天不用担心没还课本而被老师骂了，因此今天我们不讲课本，我们要讲国家!”他讲话的声音不算大，但每个字都像晶亮的子弹射进每个人的心房。

于是下面又是一阵骚动，没精打采的苏步青也亮起了精神。杨老师接着说：“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依仗船坚炮利，都想蚕食瓜分中国。中华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振兴科学，发展实业，救亡图存，在此一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该负起应有的责任。”他旁征博引随后又讲述了数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好数学......”

这一堂课使苏步青明白了数学的真正意义和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就是这节课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把他引入了神秘的数学王国。

从那以后，在杨老师的影响下，苏步青的兴趣从文学转向了数学，并从此立下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座右铭。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步青在数学上渐渐地崭露了头角。

17岁时，苏步青赴日留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为国争光的信念驱使苏步青较早地进入了数学的研究领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写了30多篇论文，在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并于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之前，苏步青已在日本帝国大学数学系当讲师，正当日本一个大学准备聘他去任待遇优厚的副教授时，苏步青却决定回国，回到抚育他成长的祖国任教。回到浙大任教授的苏步青，生活十分艰苦。面对困境，苏步青的回答是：“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心甘情愿，因为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爱国的光明之路啊!”

这就是老一辈数学家那颗爱国的赤子之心。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

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齐宣王听得高兴，不加考察，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编进那支300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先生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家一样拿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心里得意极了。

其实南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挺投入，还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拿薪水。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min)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齐宣王不一样，认为300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悠扬逍遥。于是齐湣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好好练习，作好准备，他将让它300人轮流来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想一展身手，只有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了。

像南郭先生这样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的就是假的，最终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要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

今天我读了，《中外名人成才故事》一书中的（诸葛亮）一文，读了这篇文章我深深敬仰诸葛亮的聪明才智，足智多谋，他不愧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诸葛亮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我最喜的是“草船借箭”周瑜让他在十天内造十万支箭，若是一般人肯定紧张的不得了，而他不慌不忙，开动脑筋，三天内“借”到了十几万支箭。

如果诸葛亮不博览群书，通晓古今，他不会在三天内弄到箭。从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学校读书，更要认真学习，将来要像诸葛亮一样，发挥自己的才能，报效我们的祖国。

说起我和书的故事，最初的记忆是幼儿园的时候，那时我还不能独立阅读只有文字没有图画的书，都是妈妈读给我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上学以后，认识了许多字，自己也能看书了，我一篇篇地看，觉得书里的故事比妈妈讲得还有趣，还精彩。从此，书就像磁铁一样吸引这我，我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不可不读。读一本好书就像和高尚的人说话，使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读书是快乐的，让我哈哈大笑，有时让我感到悲伤。读书使我懂得了许多知识，也使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书里，有些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孔融让梨》谦让是一种美德，我们应该像故事中的小孔融那样，从小就养成谦让的好习惯。《愚公移山》《铁杵磨针》《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丑小鸭》等。他们那些顽强不屈的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

古人云：“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因此，我的妈妈给我也买了好多书。如：成语故事，童话和神话故事、好词好句;和一些著名的课外读物等等。同学们，读书伴着大家成长，让我们读书吧!多读书，读好书，去挖掘这座无尽的宝藏!

巴赫，德国作曲家、演奏家，欧洲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集文艺复兴音乐发展之大成，承前启后，以丰厚的音乐创作被誉为欧洲古典音乐的鼻祖，以深远的历史影响被许多人尊称为“音乐之父”。他一生创作的五百多部作品中，绝大部分以宗教题材反映觉醒的平民精神和虔诚质朴的宗教情感。他的作品涉猎到了当时的所有音乐体裁。巴赫作品的伟大不仅体现在他奠定了交响乐发展的形式基础，高度发展了和声手段，把复调思维和对位技法推向了完美的高峰，巴赫音乐长久的生命力是根植于德国现实生活的民族风格。巴赫家族在19世纪近三百年中出现过52位音乐家，是音乐史上罕见的“音乐世家”。

大一统的中国刚刚缔造的时候，蒙恬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开国功臣应得的荣华，而是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北定匈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秦国刚刚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面对匈奴的挑衅，秦始皇选择了蒙恬领兵出征。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青年时代的蒙恬长年在北方边境守卫，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这是那些长年征战中原的老将们所不能比的。其二，蒙恬是秦军里最富有进攻精神和野战能力的将领，秦朝其他将领打的多是中原地区的攻坚战，对于塞北草原上与匈奴的野战并无多少经验。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边关。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散草原。公元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受重创。最后匈奴人被彻底打败，向无限的北边逃窜。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逃窜）七百多余里。

蒙恬并没有辜负众望，一战定河套，打得匈奴魂飞魄散。贾谊也曾形容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正是对河套战役功业的称赞。后来中原再次大乱时，匈奴却不敢深入汉境，这不能不说与此战有很大关系。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齐，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统一六国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籍着天险，设制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