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徐特立【经典20篇】

《关于牛顿忘我工作的故事》

牛顿每一天除抽出少量的时刻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刻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思考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哲理：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但是证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导语：当人生路上遇到一些坎坷，难免会沮丧萎靡，这个时候请多想想那些成功人士的曲折之路，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成功必须冲破障碍！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名人励志小故事大全，欢迎大家参考！

《廖昌永》（篇一）

廖昌永——这一响铛铛的名字，为我们中国人在世界歌唱家中搏得了地位，你可知道他原来是农民的儿子。

廖昌永7岁那年，父亲病故了，这对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廖昌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上学后，廖昌永渐渐地喜欢上了音乐，他对音乐的最初了解，来自于农村的大喇叭，每天清晨村头电线杆的喇叭里传出的歌声，如同细雨一样，滋润着他那颗热爱音乐的心。

从此，廖昌永不放弃任何学习音乐的机会。虽然他也曾失败过，但音乐那优美的旋律一次次漫湿了他枯干的心灵，最终他从阴影中走出来了，成为一个着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坚持》（篇二）

坚持到底的最佳实例可能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知道有谁从末放弃，那就不必再寻寻觅觅了！生下来就一贫如洗的林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竞选八次落败，两次经商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

好多次，他本可以放弃，但他并没有如此，也正因为他没有放弃，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此路艰辛而泥泞。我一只脚滑了一下，另一只脚也因而站不稳；但我缓口气，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滑一跤，并不是死去而爬不起来。”——林肯在竞选参议员落败后如是说。

《创造奇迹》（篇三）

法国名画家纪雷有一天参加一个宴会，宴会上有个身材矮小的人走到他面前，向他深深一鞠躬，请求他收为徒弟。纪雷朝那人看了一眼，发现他是个缺了两只手臂的残废人，就婉转拒绝他，并说：“我想你画画恐怕不太方便吧？”

可是那个人并不在意，立刻说：“不，我虽然没有手，但是还有两只脚。”说着，便请主人拿来纸和笔，坐在地上，就用脚趾头夹着笔画了起来。他虽然是用脚画画，但是画得很好，足见是下过一番苦功的。在场的客人，包括纪雷在内，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纪雷很高兴，马上便收他为徒弟。这个矮个子自从拜纪雷为师之后，更加用心学习，没几年的工夫便名扬天下。他就是有名的无臂画家杜兹纳。

启示：没有手竟然能成为画家，岂不是很不可思议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有排除万难的毅力和恒心，你就能创造奇迹，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只要努力、才会出现奇迹。

《是蝴蝶，就不怕翅膀上的雨水》（篇四）

3岁那年，她的父母离婚了。因为家庭的贫困，加上血统的原因，一家人备受歧视。母亲带着她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她们因无法支付租金而寄宿在朋友家的地板上。

即使是这样，她却从未掉过眼泪。因为母亲曾是一名歌剧演唱家，小小年纪的她受母亲影响，4岁时，就迷恋上了音乐，常常跟在母亲身后学唱歌。

上学后的她，学习成绩并不优秀。一次测试，她的数学得了6分，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备了她，但她却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数学对于我没用，以后我要当歌星。”此语一出，立刻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在同学的嘲笑声中，她紧紧地握紧了拳头。

13岁起，她开始了音乐创作，14岁，她找到了几个录音棚，担任他们的后备试音歌手。高中毕业，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稚嫩的梦想，到了纽约。

刚到纽约时，她只能在酒吧里做招待，与人合租狭小的房子，自己常常在客厅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过夜；她每周常常只能靠一包干酪通心粉艰难度日，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几个月，她甚至只能靠附近熟食店老板施舍的硬面包和冰水填饱肚子。

然而她没屈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不停地写歌，写到手发麻，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她热切地盼望着有一份合约，出一张唱片。然而她跑遍了纽约街头所有的唱片公司，都被拒绝在门外。

18岁时，她终于在一家热门的俱乐部获得了登台表演的机会，她的完美的嗓音和创作才华渐渐为人注意，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以35万美元的合约成功将她揽入旗下。35万美元，对于她是一个天价，那一刻，她热泪盈眶。

她很快在公司崭露头角，为公司创下排行榜的十大热门歌曲。她的歌曲也越来越成熟，而形象也变得性感自信，她频频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这些杂志认为她在音乐和形象上的转变带动了整个乐坛的潮流，并将此种潮流命名为“蝴蝶效应”。20岁，她就获得了格莱美音乐大奖最佳女歌手，此后的10年间，她在世界音乐大奖、全美音乐奖、灵魂列车音乐奖、美国作曲家协会奖、欧洲音乐白金奖等大奖上收获颇丰。

然而，就在她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30岁时，她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分道扬镳，只得寻找新的公司，但不幸的是，两年后，新公司也决定终止她的合约。原因是他们认为她失恋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那时的她备受争议，然而在低谷中的她没有放弃音乐，她坚信，是蝴蝶，就不怕翅膀上的雨水。

一年后，她与环球唱片公司旗下的Island唱片签下合约。在新公司，她很受赏识，两年后，她凭借新专辑重新回归到乐坛的巅峰。这张专辑的销售量位居当年全球销量第二位，国内冠军。此后她的歌曲一直在各大音乐榜单上排名第一，她的歌曲受到全世界各地乐迷的喜爱，她因此被称为流行乐坛天后。

蝴蝶有一个特点，它的翅膀上布满了鳞片，鳞片中含有大量的脂肪，仿佛给蝴蝶穿上了一件“防水雨衣”。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雨再大都不会打湿为梦想而飞的翅膀。终于，她成功了，迎来了自己绚丽的春天，她就是玛丽亚·凯莉。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1940年到美国读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大师级的物理学家费米教授。费米教授每周用半天时间跟李政道讨论问题，他的主要目的是训练，让学生对一切物理问题都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找到答案。费米每次讨论时都问问题，让李政道回答。

有一次，费米问李政道：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政道答：大概是一千万绝对温度。费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是从文献上看来的。费米问：你自己有没有算过？李政道答：没有，这个计算比较复杂。费米告诉李政道：作为一个学者，这样不行，你一定要自己思考和估计，你不能这样接受人家的结论。李政道问：那怎么办？这里面有两个公式，看起来倒也不是最复杂，真要算起来，却并不那么简单。费米说：你能不能想一个其它的方法来计算？李政道说：想什么办法呢？没有大计算器。费米说：我们一块来做一个大的计算器。费米教授当时正在做着很重要的物理实验，跟做计算器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他放下手中的实验，与李政道—起做了计算器。

不久，全世界惟—的、专门用来做大计算的计算器做好了，李政道用自己的计算器，用新的方法计算出了太阳中间的温度。

李政道博士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讲到这个故事。他说，费米教授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做这样一次计算，他是让学生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你必须自己亲手实验，而且要尝试使用新的方法。

这件事情让李政道博士一生受益无穷。李政道博士说，自己是幸运的，在学生时代有幸碰上了费米教授。这件事情使自己得出任何事情都要以身作则的人生结论。使自己在以后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做人处世当中，都始终坚持脚踏实地，想新方法，同时也启发了自己对科学研究、解决问题的兴趣。

李政道博士说，自己现在带研究生沿用的就是费米教授的教学方法，用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讨论问题，培养学生探讨解决问题的兴趣，因为一个人，只要当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浓厚兴趣的时候，才会全身心地投入，才能够有所发现。

阿凡提请依麻目、喀孜、麦曾等人士到家做客时，用抻面拌过油肉款待了他们。依麻目望着香喷喷的过油肉抻面，一连吃了两大盘子还想吃，但不好意思开口，只是连连点头赞美说：“夫人的手艺真不错，这面抻得跟她的头发丝一般细，菜做得跟她的容貌一样鲜。”

“阁下，你过奖了，请您再享用一盘吧！”阿凡提说。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样的美味不多吃一点真是太可惜了，就是撑破肚皮也值得。”依麻目说道。

于是，阿凡提用他的空盘子盛了一盘子土端来放到依麻目面前，说：“请用吧，依麻目阁下！”

“阿凡提，你这是什么意思？”依麻目不解地问。

阿凡提说：“阁下，我想起了您前些日子给我们讲经时说过的一句话。”

“是哪一句话？”依麻目问。

“贪婪者的欲望只有进了土壤中才能填满。”阿凡提说道。

我的手指还能活动；

我的大脑还能思维；

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

我有爱我和我爱着的亲人与朋友。

“霍金先生,卢伽雷病已经将你永久固定在轮椅上，你不认为命运让你失去很多的出路吗？”在一次学术报告后，一名记者对数学大师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师的脸上充满微笑，用他还能活动的3根手指，艰难地叩击键盘后，显示屏上出现了上面四段文字。

3根手指和一个能思维的大脑是霍金身上惟一能动的部件。这个人生的斗士，这个智慧的英雄，除了他超人的意志之外还靠什么？靠的是爱，还靠的是高科技。没有爱他的人的照顾，卢伽雷病是不会让他活到今天的，也许他在生病之初就与世长辞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全身不能动弹，但可以说话，才得以口述完成他的巨著。我国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也都是著者在双目失明或双目视物不清的情况下全凭口述而“写”出来的。

可霍金只有仅仅3根能微弱活动的手指和一双不会说话的眼睛，没有计算机，他怎么去表达他的思想；还能将他的智慧发挥出来吗？没有发达的医学，他仅仅能活动的3根手指如何总能动弹？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他微弱的3根手指又如何能产生伟大的学问？成功的喜悦，胜利的光环，常常会令人忘乎所以，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

所以，这个如今完全可以骄傲地面对人生的人，他在回答完那位记者的提问后，又艰难地打出了第五句话：“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清宫遗闻》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记载了同一个故事。

乾隆弘历做太子的时候，一次因事进宫，看见父皇雍正的一位妃子正在梳妆，映在镜子里的她美眸清澈，娇艳无比。生性风流的弘历不觉砰然心动，便悄悄走过去，捂住了那个妃子的眼睛。妃子吓了一跳，不知就里，下意识地用手里的梳子朝后一打，正好打在了弘历的额头上，竟然把他的额头打出血来了。

恰在这时，弘历的母后刚好进来看见了这一幕。也许皇后在心里早就对这位妃子抱有成见，便认定是该妃子调戏太子，就赐帛命该妃子自尽。该妃子被迫自尽后，太子弘历非常内疚，觉得对不起这位妃子，就用朱砂在妃子的脖颈上点了一个红点，悲痛地说：“我害尔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

二十五年后，一位青年入宫侍驾，乾隆皇帝越看越觉得这个年轻人像那个因自己的轻佻而冤死的妃子，验其颈项，果有一点红色胎记，与当年他给那个妃子脖颈上点的的朱砂位置一样;又问其年龄，回答二十五岁，与那位妃子死去的时间也正好一致。乾隆愈发吃惊，认定该青年就是那个冤死的妃子再世，是向自己讨偿孽债来的。

从此，乾隆便对这个年轻人关爱有加，处处袒护，使他平步青云，连连高升，一直权倾朝野，作威作福长达二十余年。直到乾隆死后，嘉庆皇帝才将他扳倒，也是赐帛自尽，与冤死的那位妃子一般无二。这个人就是乾隆朝赫赫有名的和。

几百年来，这个故事一直被渲染得神乎其神，使人半信半疑，不得其解。倘若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和是那个冤死的妃子转世是不是真的呢?抑或这仅仅是一个巧合?也许，只是乾隆皇帝的负疚心理作祟，他就非得那样认定不可?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要用心灵去感受，就能领悟出其中的快乐。书像风尘仆仆的流浪汉，又像走南闯北的旅行家，肚子里装满了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和天涯海角美丽诱人的风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名人读书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名人读书小故事一：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感悟】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名人读书小故事二：八十二岁的状元

梁灏是五代时期的人，却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郎。他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虽然屡试不中，但他毫不在意，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我就离状元近了一步。”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他才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状元。他一共考了四十七年，参加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翁了。在大殿上，太宗问他的年岁，他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言明自己是八十二岁了。短短两句话，包含了多少考场上的艰苦和辛酸!

【感悟】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他生逢五代乱世，人生坎坷在所难免。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是极为可贵的。在求学路上，如果人人都像梁灏那样孜孜不倦，为达到目标不惜追求到须发皆白，那么，即便最后不能功成名就，至少可以满腹经纶垂名后世。这种坚毅的求学精神值得每个人称颂和学习。大器晚成的故事告诉青少年：学习不在于年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正确对待，持之以恒，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乔治。华盛顿（1732——1799）享有美国国父之称。1789年，在美国立国后的第一次大选中他以全票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又于1793——1797年连任，但他拒绝蝉联第三次，这就形成了美国总统任期一般不超过两届的惯例。

华盛顿早熟，16岁时，他本可以过悠闲舒适的生活，可是，他却选择了艰苦。他主动要求参加勘探队，到弗吉尼亚的大河谷去进行勘探。白天，他和探险队员们顶着烈日，在河谷、土坡、丛林里穿行测量；晚上，只能在荒野里燃起篝火，裹着爬满臭虫的破毯子露宿。有时整天冒雨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进；有时睡得正香，帐篷却被大风刮翻了。

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19岁华盛顿就当上了少校级的副官长。他潜心地阅读军事著作，虚心学习武器的使用和战术的运筹。

一次，在抗英法的战斗中，刚开始，华盛顿的军队处于劣势，伤亡很大。他的军衣被打穿四个洞，两匹马也先后被杀，他所在省份经济匮乏，军官开不出支，可这些他全然不顾，志愿参战，既没有薪饷，还要自己负担一大笔开支。他乐意干这种既破财还可能丧命的苦差事。最后他的队伍终于打败了敌人，而他本人也赢得人们的爱戴，使他在后来能被推举为抗英独立战争的总司令，成为改变美国历史的第一个重要人物。

朱载堉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生在帝王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求官求财无所不及，但这位朱载堉却特立独行，常常做出相背而行的事情。

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就得到文化熏染，数学、语文、音乐等科科都是优。10岁时就攻读《尚书·盘庚》等史书，并成为郑王王位继承者。但在15岁那年，家庭突遭变故，改变了朱王子的人生。

朱王子的父亲朱厚烷清正廉洁，因为直言劝谏而触怒明世宗，最终蒙冤入狱。小小年纪的朱王子，开始为父伸冤，不停地奔波呼号，怎奈世态炎凉，谁会为一个落魄的王爷出头呢?

上访无人接待，旧日同僚避而远之，朱王子悲愤写下“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之后，搬出郑王宫，在宫外自建一座小土房，独居其中，以此抗议父亲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朱王子发誓，父亲不出狱，绝不搬回王府。惊世骇俗之举，吓坏了所有宗族之人，悄悄地劝他不要再触怒明世宗，否则后果很严重。朱王子不屑于顾，住着小土房，吃着粗茶淡饭，卧着土炕草席，苦度人间岁月。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离群独居，让朱王子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悟，散曲集《醒世词》横空出世，世人争相诵读。

写些诗词也不足以排遣胸中郁闷，朱王子便在风清月明之夜弹琴，借以抒发怨愤之气。谁知弹着弹着，朱王子却发现了问题。一支乐曲是由高低不同的音符组成的，从高到低排列下来称为音阶，那么，音阶之中相邻的两个音符，高低之间距离多少才是最佳呢?

朱王子一边研究音律，一边苦修数学，并经过数次演算及推理，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并以此制作出世界第一架定音乐器。而在为音符定音时，朱王子又用81档特大算盘进行开平方计算，并研究出数列等式。

世人皆怜朱王子蜗居小房，却不知朱王子苦中作乐，搞研究、发明、创新等忙得不亦乐乎。

光阴如水匆匆逝去，朱王子独居土房十九年。公元1567年，其父终于被赦免，朱王子才结束独居生涯。

筑室独处十九年，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按理说朱王子也该享受真正王子的生活了。但这位王子不仅没有享受生活，反而几次三番上书，“累疏恳辞”不肯继承爵位。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放着现成的王爷不当，非要做回普通人。

经历世态炎凉，目睹名利纷争，朱王子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与其身陷名利旋涡，不如置身事外;与其虚度此生，不如留下丰厚知识供后人学习。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辞掉爵位之后，朱王子不惜隐居于九峰山，开始著书立说。

漫长岁月里，朱王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先后著有《乐律全书》四十卷、《嘉量算经》三卷、《律历融通》四卷等等，内容涉及音乐、天文、历法、数学、舞蹈及文学等，知识面之广，令人惊叹。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朱王子生性淡泊，不喜炒作，虽然曾将著作呈报给朝廷，但却没有引起任何关注。虽然遭遇冷落，朱王子依然坚持梦想，潜心著书。生前无人问津，死后也无波澜。雪上加霜的是，乾隆即位之后，竟然组织专家学者，声讨早已作古的朱王子，将他的十二平均律斥为“臆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人不曾认可的学术，却在国外引起轰动。

18世纪初，朱王子的十二平均律的数据，由传教士通过丝绸之路带到西方，德国作曲家巴赫以此为据制作出世界上的第一架钢琴，如果说巴赫是钢琴之父母，那么朱王子就是钢琴之祖。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有两支复制的律管，而它的选材、制作方法及数据等，都是参考了朱王子的研究成果。比利时的音乐家们感慨地说：“这样伟大的发明，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才能做到。”

而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更是无限憧憬地说：“在中国，有一个叫朱载堉的布衣王子，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是位音乐天才。”

盘点朱王子的学术成果，不仅首创十二平均律，还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制作世界第一架定音器;使用珠算进行开平方;提出并解答了由四项构成的等比级数求解法;首创不同进位制小数换算方法;创立舞学并规定内容大纲等等。

布衣王子朱载堉，扬名海外数年之后，终于被自家人认可，不仅为其设立纪念馆，他的学术成果也开始涉足不同领域。虽然生在帝王家族，但朱载堉不被名利所诱惑，时刻保持“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心态，并最终成为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

１９８４年春，里根访问中国。他的夫人南希在西安一个小姑娘的售货点买了几件小礼品，价值人民币５元。里根给了小姑娘一张１０元的人民币，可是小姑娘一时没有零钱找，窘迫地四处张望。里根就说：“留下这钱吧。”但他们刚往前走一会儿，小姑娘就追了上来，把该找的５元给了里根。美国总统在自传里写道：“到这时，我倒成了窘迫的人。我意识到，为了试图给小姑娘解围，我看来是在给她小费，我的反应不够快，失礼了。”看了这位美国国家元首的议论，笔者不禁掩卷沉思，对那位经营小本生意的姑娘产生一种深深的敬意。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承认在一位中国姑娘面前“失礼”了，是姑娘的自尊打动了他。只有自尊才能受人尊敬。

有人请教一位哲学大师：“人活着靠什么？”大师说：“呼吸。”“那么，”那人再问，“呼吸又为什么？”

大师答：“呼者，为出一口气；吸者，为争一口气。”

人的尊严、境界都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了。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一：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感悟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二：八十二岁的状元

梁灏是五代时期的人，却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郎。他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虽然屡试不中，但他毫不在意，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我就离状元近了一步。”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他才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状元。他一共考了四十七年，参加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翁了。在大殿上，太宗问他的年岁，他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言明自己是八十二岁了。短短两句话，包含了多少考场上的艰苦和辛酸！

感悟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他生逢五代乱世，人生坎坷在所难免。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是极为可贵的。在求学路上，如果人人都像梁灏那样孜孜不倦，为达到目标不惜追求到须发皆白，那么，即便最后不能功成名就，至少可以满腹经纶垂名后世。这种坚毅的求学精神值得每个人称颂和学习。大器晚成的故事告诉青少年：学习不在于年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正确对待，持之以恒，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三：匡衡凿壁借光读书

匡衡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他从小喜欢学习，刻苦勤奋，可是家里却买不起灯油，无法在夜间学习。一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默诵白天读过的《诗经》时，发觉邻居家灯火通明。匡衡羡慕在灯光下读书的人，他灵机一动，把邻居家的灯火借过来就可以读书了。

匡衡正在思索着该如何借到光看书，灯光把巨大的人影投身到墙上，酷似一个个怪物，怪模怪样地在墙上晃来晃去。小匡衡灵机一动：我如果在这边偷偷凿个洞，隔壁灯光就能穿墙而过，照射到我这小屋里来，我不就可以借着这点亮光读书了吗？

他高兴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找来一把凿子，在墙壁下方偏僻处凿了个小小的窟窿。顷刻间，灯光照亮了一小块儿地方。匡衡连忙从床头翻出《诗经》，凑到那一小块儿宝贵的光亮处，专心致志地苦读起来。匡衡的父母看到匡衡如此刻苦，都感到特别欣慰，同时又倍感酸楚。

从此以后，匡衡白天帮大人忙田里的农活，夜晚借着那一小束从隔壁人家借来的灯光，孜孜不倦地读书，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学者。

感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外界条件不是制约我们成功的决定因素，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学习中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但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要有吃苦的精神，培养自己的学习毅力。

名人刻苦读书的小故事四：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名人读书的励志小故事“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感悟学习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真正会学习的人，要善于取舍，要选择正确的，精通专业的，熟悉相关的，了解必需的。同时，学习需要思考。有些人虽勤于学习，但不过只是泛泛的阅读，任何理论观点都只在脑海里一晃而过，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三到”是鲁迅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我们也要像他那样不断地总结学习方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攻读，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赫鲁晓夫是苏联继斯大林之后的最高领导者，西方记者常常把幽默感作为他的天性之一。可是，赫鲁晓夫的幽默，并非为了逗人发笑，而往往是带有挑衅性的用以打击对方的一根棍子。而且，赫鲁晓夫的语言相当粗俗，带有极强的侮辱性。

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议来解决柏林纠纷。赫鲁晓夫认为，这类会议不解决问题，因为外长们不掌握最高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所处的地位，赫鲁晓夫脱口对麦克米伦说：如果我叫葛罗米柯同志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不敢不服从!这句幽默话真是粗俗不堪。

1959年，尼克松以美国副总统的身份访问苏联，与赫鲁晓夫有过多次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充满唇枪舌剑的争论。在一次会谈时，赫鲁晓夫首先发难，他质问尼克松，美国国会为何在不久以前，通过了一项敌视苏联的《关于被苏联支配和奴役国家的决议》，一时，会谈的气氛空前紧张。

赫鲁晓夫：美国的这项决议，是对苏联的严重挑衅。我想要知道的是，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

尼克松：这项决议只是表达了我国的一些看法，并不是一项战斗号令。好了，我们接着谈其它问题吧!

赫鲁晓夫：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我们不该来回总谈一个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弄清楚，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

说到此处，赫鲁晓夫怒容满面，叽哩咕噜地叫嚷了一番。只见他的翻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过了几秒钟，才勉强把这几句话翻译出来：这项决议太臭了!臭得就象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在如此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攻击面前，尼克松也不甘示弱，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是放猪娃出身，于是对赫鲁晓夫说：

恐怕主席先生说得不完全，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为某一项议案与美国代表争吵起来。情急之下，赫鲁晓夫脱下靴子，拿着靴帮猛敲桌子，高声叫喊：混帐!你胡说!全场代表为之哗然。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鲁晓夫总喜欢讲一个老掉了牙的关于在莫斯科检阅军队的笑话：队伍中有人打了一个喷嚏，在场的契卡军官问是谁打的，要那个人站出来。但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一排的士兵被枪毙了。那个军官再问，谁打的喷嚏?结果还是没有人吭声，于是第二排的士兵也被枪决了。当军官第三次发问时，站在后排的一个士兵低声说：是我打的喷嚏。岂料那军官不但没有枪毙他，反而向他说：祝你健康!

这个故事一点也不幽默，如果硬要说是幽默，那也是黑色幽默，赫鲁晓夫就喜欢这样的黑色幽默。

贝尔德，英国人，发明家，电视（即摄像机和电视信号接收机电视机）的发明者。他和费罗·法恩斯沃斯还有维拉蒂米尔·斯福罗金各自独立发明了电视。

1925年的一天，伦敦一家最大的百货店顾客盈门。一批又一批的顾客涌向店内两间相连的小室。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能把接收到的图像再现出来。

观众们乘兴而来，但扫兴而归。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的影子和闪烁不定的轮廓。

“这不是吹牛吗？这叫什么图像。”

“追求广告效应，不讲真话，应该告这个所谓的发明者”。“不是他的错，是百货商店老板的馊主意”。人们议论纷纷，有一些热心者则不断地向发明者追问：“你怎么不把图像弄清楚些呢？”“你能不能传一只动物什么的给我们看看？”

“对不起、对不起。目前的技术还没有办法。”贝尔德在一边无奈而又尴尬地回答着人们的追问。

贝尔德是个不到20岁的英国青年，当时无线电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通讯、广播了。世界上许多发明家，其中有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大师，都想发明能传播现场实况的电视机。但都没有成功。贝尔德却立志要发明电视机。

贝尔德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黑斯廷斯，建造了一个简陋的实验窒。但他没有实验经费，只好用一只盥洗盆做框架，把它和一只破茶叶箱相连，箱上安装了一只从废物堆里捡来的电动机，它可转动用马粪纸做成的四周戳有小洞洞的“扫描圆盆”，还有装在旧饼干箱里的投影灯。几块透镜及从报废的军用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部件等等。这一切凌乱的东西被贝尔德用胶水、细绳及电线串连在一起，成了他发明机的实验装置。贝尔德知道电视机的原理：应该把要发送的场景分成许多小点儿，暗的或明的，再以电信号的形式发送出去，最后在接收的一端让它重现出来。

贝尔德在他简陋的实验室里年复一年地实验，他实验装置被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十八年的努力，1924年春天，贝尔德成功地发射了一朵十字花。但发射的距离只有3米，图像也忽有忽无，只是一个轮廓。

为了找明图像不清晰的原因，贝尔德又开始了新一番试验。他想原因也许是电压不足？于是他把好几百个干电池连接起来。他接通了电路，可是不小心左手触到了一根裸露的连接线，高达2000伏的电压立即把他击倒在地，他昏迷了过去。第二天的伦敦《每日快报》马上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贝尔德触电的消息。贝尔德一时间成了英国的新闻人物。

贝尔德灵机一动，就利用报纸来为他筹集资金。他设法为记者们做了一次实物表演。一家小报做了通讯。伦敦的一家无线电老板闻讯赶来。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但要收取发明的收益的一半份额。

贝尔德同意了这样苛刻的要求。他的实验装置从黑斯廷斯运到了伦敦。

但经费很快又用尽了。他的试验似无重大突破。

一家百货店的老板又来同他订了合同。每周付他25英镑。免费提供一切材料。但贝尔德必须在他商店门前操作表演。

现场表演又是失败。贝尔德生活日见艰难。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他只好忍痛把设备的零件卖掉，以此维持生活。他家乡的两个堂兄弟得知贝尔德陷入绝境后，给他寄来了500英镑。贝尔德得救了，他立即又投入试验。

成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终日陪伴他的木偶头像“比尔”的脸部特征被清晰地显现在接收机上了。这一天是1925年10月2清晨。

“成功了、成功了”贝尔德兴奋地喊叫着冲下楼。一把抓住一个店堂里的小伙子，拽他上楼，把他按在“比尔”的位置上。小伙子吓得直打哆嗦，但几秒钟后，他也吃惊地喊叫起来：“真是奇迹，真是奇迹。”因为贝尔德的“魔镜”里映出了他的脸。

贝尔德终于震惊英国，资助他的人纷纷涌来。贝尔德更新了设备。开始更大规模的试验。

1928年，贝尔德把伦敦传播室的人像传送到纽约的一部接收机上。

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奇迹。贝尔德把伦敦一位姑娘的图像传送给她正在远洋航行的未婚夫。

贝尔德的名字在全世界传开了。他申请在英国开创电视广播事业，但没有得到批准。但要求电视广播的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提交给议会，经过激烈的长时间的辩论。议会决定了开展电视广播。

1936年秋，英国广播公司正式从伦敦播送电视节目。此时的贝尔德又开始埋头研究彩色电视。

1941年12月，贝尔德传送的首批完美的彩色图像获得成功。可惜的是贝尔德的实验室被希特勒的飞弹击毁了。但贝尔德重新开始研究。1946年6月的一天，英国广播公司开始播送彩色电视节目，但劳累过度的贝尔德却在这一天病倒了，没有收看他的研究结果。6天后，他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在英国南肯辛顿科学博物馆里，游人能看到贝尔德发明的第一架电视机，还有陪伴他多年的木偶比尔。比尔咧嘴笑着，仿佛在向游人诉说贝尔德的艰苦发明的故事，也好象在为贝尔德成功而欢欣……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介绍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名人故事，比如爱国诗人屈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估、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特蕾莎修女的故事。

书中讲述了世界上最美的天使——特蕾沙修女。有一天特蕾沙修女要到医院商量工作，在车站广场附近发现了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妇人，特蕾莎修女赶紧用手试了试呼吸脉博，老妇人还没有死，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医院的行程，因为特蕾莎修女想，如果老妇人躺在那里，一定必死无疑。接着把她送到了医院，可最终没能老人。但老女人在临死前，却十分感谢特蕾莎修女能够救她。

我认为特蕾莎修女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无家可归者。她丰奉献了自己所有的爱，给了病人。

她的故事让我懂得了爱的力量，让我明白了在爱中成长的我们，也要学会帮助他人。因为只有爱，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在历史上，当国破家亡之际，那些坚持活下去的公主，其不幸的遭遇则种种各异，离奇的程度超出我们想象，也超出史家记录的范围，我们所能了解的并不多。痛苦就像千百年前的流星。早在我们注目之前悄然滑落，永远沉寂。

但历史确也记载下来一件公主卖身为奴的事例，那便是西晋惠帝的次女临海公主曾有过这样一段噩梦般的经历。

晋惠帝的皇后贾后生有四个女儿，长女河东公主、次女清河公主(后来晋元帝改封临海公主)、三女始平公主及小女哀献皇女。其中，次女临海公主命最不济。

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西晋灭亡，洛阳大乱，皇族纷纷逃难。清河公主(临海公主)逃难途中与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清河公主(临海公主)转卖给吴兴县的钱温作奴婢。

钱温有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为人自私专横，尤其对身边的家僮侍婢。更是颐指气使，非打即骂。钱温买得公主后，便将她送给爱女当丫头。清河公主(临海公主)一生中最苦难最卑微的生活便由此开始了。

清河公主生得仪表端庄，因为身上带着皇室血统，一步一颦都极有韵致，那是一种非小家碧玉所能及的气度。这很使钱女妒忌，她套问公主被卖之前的身份，公主都避而不谈。

钱女对公主相当冷酷。动不动就差她做这做那，稍有不慎就用鞭子抽打，关在黑房间，几天几夜不供吃喝。公主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清河公主(临海公主)心想，从前做皇女的时光再如何繁华，终究也是一场过眼烟云。她认了命。

晋元帝在江南恢复了晋朝，史称东晋。

清河公主(临海公主)听到这一消息，仿佛在黑暗中抓着了一线希望。钱女差她外出购买脂粉时，她乘人不备，逃出火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都城，求见当朝天子。然而门口的卫士见她衣衫褴褛，一身奴婢打扮，不相信她就是前任晋惠帝的女儿。在她赌咒发誓之后，卫士将信将疑，终于同意向上禀报。

在元帝面前，清河公主(临海公主)涕泪惧下，陈诉了这些年来的颠沛流离及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元帝感叹皇女的不幸，更愤怒钱温及其女儿如此虐待公主。他命人押来钱温及其女儿，送入死牢。

在不久的以后，晋元帝改封清河公主为临海公主，下嫁宗正曹统。公主的生活，终于云开雾散。临海公主作为公主曾被卖身为奴的经历也堪称史之唯一。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假期开始了。我又把《中外名人故事》读了一遍，从书中我知道了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懂得了许多道理。从这些名人故事中，我找到了名人成功的秘诀，感受到了他们精彩的人生。

民族英雄文天祥，宁死不屈，在狱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大诗句，用生命诠释了爱国精神；“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用智慧和汗水拥抱丰收的稻田；“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用一盏爱的灯火，为病患带来温暖和光明；巴尔扎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创作严谨，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他要修改十几次才拿去发表；孔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一生勤奋；爱迪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勇于探索，经历了成百上千次失败后，他终于成为了发明大王。

书中的故事犹如闪烁的启明星，用耀眼的光辉指引着我们一路向前。从书中知道了他们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识和超人的勇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世界的热爱与执着。

读了书中的故事，尤其是这些名人在青少年时代的时候，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我有着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学习条件，可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些优越条件，常常是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学习不知道努力。这本书正如一面镜子，让我深刻认识到了错误，从今以后，我一定向这些名人学习，长大也做一番成就。

1948年的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在“杜鲁门总统注定连任失败，共和党必胜”的氛围下拉开了帷幕。

众多新闻媒体、政治家、政治评论家之所以会如此认为，是因为共和党在本次选举中优势非常明显：从1933年开始，民主党已经连续执政长达13年，美国民众普遍认为该换由共和党执政了;在任总统杜鲁门个人魅力缺乏，性格过于倔强，难以赢得民主党同僚以及选民的认可，而民主党也无法推出其他有强大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竞选经费充裕，志在必得，而民主党内部四分五裂，并且竞选经费严重不足;1946年，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击败民主党，赢得了参众两院的众多席位，所以来自民主党的杜鲁门总统很难赢得国会的支持。

面对“败局已定”的局面，很多人劝杜鲁门不要再参与下届总统竞选了，而倔强的杜鲁门却认为不战斗就认输是懦夫所为。要竞选总统，就要先过“被民主党选为总统候选人”这关，杜鲁门利用党内的分裂，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使自己的亲信控制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又分化拉拢了党内对手之一华莱士的较多民主党人。经过艰难的斡旋，杜鲁门勉强获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几乎所有其他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根本无法赢得大选。

共和党内角逐总统呼声最高的是纽约州州长杜威，他出身名门，有名校学历，温文尔雅，被新闻媒体普遍认为是“杜鲁门的继任者”。有的报纸甚至报道：“大选其实已经提前结束了，杜威州长无疑是明年的美国总统！”

杜鲁门也知道自己连任总统希望渺茫，因为缺乏竞选经费，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竞选活动，他的广播演说经常因为没钱而“缩水”。而杜威有大财团的支持，竞选经费充足，所以能够在广播里频繁地发表演说，在许多报纸上刊登竞选广告。

在竞选启动后不久，一家权威的民意测验机构发布报告称，杜威的支持率超杜鲁门近20%，杜威胜出几乎无悬念。

到了9月初，距离大选仅剩2个月，杜鲁门的支持率仍远远低于杜威。《纽约客》杂志刊登了杜威乘坐游艇出游的照片，标题竟然是《美国当选总统正在出游》，完全不把杜鲁门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杜鲁门做了个决定——进行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大选远征”，许多人认为杜鲁门又是在做无用功，可是，杜鲁门不为所动。杜鲁门靠在白宫举行筹款晚宴，才勉强凑够了“远征”所需的最低标准经费。而后，杜鲁门开始了美国历史上地域最广、时间最长、最接近选民、最激动人心的“大选远征”。

不管城市大小，只要有火车站点的地方，杜鲁门都会停下来发表演说。杜鲁门发表的多是即兴演说，演说前很少准备，他的演说平易近人，其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充分顾及到了农民和低收入选民，关键的一点是他是在知道自己“注定失败”的情况下发表的，所以极富感染力。杜鲁门的支持率快速攀升。

可是，两个月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检测后发现，杜威的支持率还是超过杜鲁门5%。所以，这家机构认为杜威肯定能当选总统。

大选日当晚，《芝加哥论坛报》已抢先印刷了印有“杜威击败杜鲁门”重磅消息的号外，等着第二天向全国发行。共和党人已经把希尔顿饭店布置一新，准备庆祝杜威当选。而民主党人认为杜鲁门败局已定，连庆祝地也未预订。

第二日一大早，广播里却播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杜鲁门以49。5%的支持率超出杜威45。1%的支持率，击败杜威，成功当选下届美国总统。

最终的投票结果为何与那家权威民意测验机构最后一次测算的结果相差如此悬殊？原来，这个民意测验有个致命的弱点——未将农民和低收入选民统计在内，而通过“远征”，杜鲁门在这些选民中的支持率已经获得压倒性优势。

对于杜鲁门的当选，第二天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一篇社论写道：“杜鲁门之所以能连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国度依然爱戴那些不畏艰难、不屈不挠、敢于战斗的人！”

东汉末年，有个大学者名叫郭泰，他道德品质都十分高尚。

一天，他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正在给他打扫书房，那童子长得眉清目秀，而且举止有礼。于是他就问那个童子说：“你叫什么名字?几时来的?”那童子彬彬有礼地答道：“我叫魏昭，是这两天才由府上总管收下来的仆人，分派我给您做清洁工。”郭泰问：“你认识字、读过书吗?”魏昭说：“读了一点。”于是郭泰拿起一本较容易的书考问他，觉得这孩子不但聪明，而且很有学问。

郭泰说：“你有这么好的素质，应该继续学习啊，来这里做仆人岂不是浪费青春吗?”魏昭说：“我是专门投到你府上来的，因为我听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以想到你身边来，学习怎样做人啊!”郭泰听了，深深地被这孩子积极进取的行为感动，于是收魏昭做自己的学生，尽心竭力地教育培养他。魏昭后来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学者。

宋朝的时候，有一位有学问的人，名叫杨时，他对老师十分尊重，一向虚心好学。“程门立雪”便是他尊敬老师、刻苦求学的一段小故事。

杨时在青少年时代，就十分用功。之后中了进士，他不愿做官，继续访师求教，钻研学问。当时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全国有名的学问家。杨时先是拜程颢为老师，学到了不少知识。4年后，程颢逝世了。为了继续学习，他又拜程颐为老师。这时候，杨时已经40岁了，但对老师还是那么谦虚、恭敬。

有一天，天空浓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雪就要到来。午饭后，杨时为了找老师请教一个问题，约了同学游酢一齐去程颐家里。守门的说，程颐正在睡午觉，他们不愿打扰老师的午睡，便一声不响地立在门外等着。

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越下越大。他们站在门外，雪花在头上飘舞，凛冽的寒气，冻得他们浑身发抖，他们仍旧站在门外等着。

过了好长时间，程颐醒过来了，这才明白杨时和游酢在门外雪地里已经等了好久，便赶快叫他们进来。

这时候，门外的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深了。

杨时这种尊敬老帅的优良品德，一向受到人们的称赞。正由于他能够尊敬师长，虚心向老师求教，学业才进步很快，之后最后成为一位全国知名的学者。四面八方来向他求教的人，都不远千里地来拜他为老师，大家尊称他为“龟山先生”。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