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郑成功造福于台湾人民的故事(优秀20篇)

以他那非凡的大胡子而闻名的亚伯拉罕·林肯是一个古怪的人。尽管实际上他并非出生在小木屋，但他却有一个相对悲惨的童年。在他出生的地方，繁重的劳动成了他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他几岁时，他的母亲又因为乳毒病而去世。作为总统，他六尺四寸(约1.93米)的身高也足以令他自豪了，他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即使在他死后，他的故事也没就此画上句号。1876年，一个制造假币的团伙想要将林肯的尸体作为向联邦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不仅索要20万美元赎金，还要求释放他们的一个同伙。这个团伙最终被捕并判一年监禁。

冲动是魔鬼。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也深受冲动之害。大名鼎鼎的岳飞就是其中一个。

岳飞刚从军的时候，才二十四岁，他在军营里担任了从七品的下级军官一职。当时恰逢靖康事变，宋钦宗和宋徽宗都被金人抓走，宋高宗赵构率领着宰相黄潜善与副元帅汪伯彦慌张地向南逃去，这让一心想要报效祖国的岳飞很是着急。他不顾自己职位低下，给赵构写信道：“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一干人等畏敌如虎，只知一味拥着皇上南逃，不堪当此大任，还请皇上御驾回京，亲率六军将士北伐，恢复中原。”谁知此信到了黄潜善手里，幸亏黄潜善并没有和他计较，只是把他开除了军籍。

一心报国的他投奔了河北招抚使张所，张所将他安排在属下都统制王彦手下。这一日，王彦的部队与金军在石门山对峙。谨慎的王彦见金军气势宏大，所以按兵不动。岳飞当众指责王彦说：“敌人就在对面，你却不迎战，你这分明就是想要投降金军的意思。”王彦依然不出战，愤怒的岳飞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直接去跟金军交战。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他的轻举妄动招来金军的围攻，而且祸及王彦，王彦的整个部队被金军打得七零八落。

第一次上书皇上，年少气盛的岳飞并没有意识到冲动给自己带来的灾祸，但是这一次，他的冲动却连累了整个部队，因此被命令推出辕门斩首，幸亏遇到了一直赏识他的宗泽，允许他戴罪立功，岳飞才幸免于难。

吸取这两次教训后，岳飞学会了培养自己的修为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后来成家有了子女，岳飞也始终教育他们以自律为本。

宋朝时有一条规定是“任子恩例”。也就是说，父辈的官衔越高、战绩越多，子女享受的福利就越多。岳飞是朝廷第一大将军，他的战绩自然是当朝第一，但他却从来不申报自己的功绩，因此他的子女也不能享受福利。

宰相张浚过意不去，说：“全国上下的官员子女都因为父辈的荣耀而享受福利，相比之下，岳将军这样做虽然廉洁有加，但对您的子女们却很不公平。”

岳飞摇摇头说：“身为一个父亲，我首先要教会孩子们的是自律和淡泊。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他们产生冲动急躁、急功近利的思想。”岳飞不但不让子女们随便享受特权，而且还要求他们每天做完功课后就下地劳作，以培养他们俭朴、自立的生活习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岳飞在知道自己冲动这一缺点后，努力改正缺点，冷静自律，最终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将军。

爱因斯坦上学前的一天，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温顺的小猫，静静地蜷伏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罗盘给儿子解闷。

爱因斯坦的小手捧着罗盘，只见罗盘中间那根针在轻轻地抖动，指着北边。他把盘子转过去，那根针并不听他的话，照旧指向北边。爱因斯坦又把罗盘捧在胸前，扭转身子，再猛扭过去，可那根针又回来了，还是指向北边。不管他怎样转动身子，那根细细的红色磁针就是顽强地指着北边。

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是什么东西使它总是指向北边呢？这根针的四周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力量推着它指向北边呢？爱因斯坦67岁时仍然为童年时的“罗盘经历”感慨万千。

他在《自述》中说：当我还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在父亲给我看一个罗盘的时候，就经历过这种惊奇。这只指南针以如此确定的方式行动，根本不符合那些在无意识的概念世界中能找到位置的事物的本性的（同直接‘接触’有关的作用）。我现在还记得，至少相信我还记得，这种经验给我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印象。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深深地隐藏在事情后面。凡是人从小就看到的事情，不会引起这种反应；他对于物体下落，对于风和雨，对于月亮或者对于月亮会不会掉下来，对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区别等都不感到惊奇。

小小的罗盘，里面那根按照一定规律行动的磁针，唤起了这位未来的科学巨匠的好奇心——探索事物原委的好奇心。而这种神圣的好奇心，正是萌生科学的幼苗。

1953年3月14日，爱因斯坦在74岁生日宴会之前，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收到一份书面的短信。信上第一个问题就是：“据说你在5岁时由于一只指南针，12岁时由于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而受到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东西对你一生的工作果真有过影响吗？”

爱因斯坦看了微微一笑，回答说：“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我相信这些外界的影响对我的发展确是有重大影响的。”爱因斯坦接下来的回答似乎更饶有趣味：“但是人很少洞察到他自己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当一只小狗第一次看到指南针时，它可能没有类似的影响，对许多小孩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决定一个人的特殊反应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以设想各种或多或少能够说得通的理论，但是决不会找到真正的答案。”

的确，一个儿童的一次偶然经历和日后伟大的科学发现之间，大概怎么推论，也难以找出让人心服的必然性联系。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激发了灵感的导演保罗？安德森决定拍摄一部全新风格的科幻电影。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和充满张力的剧情在他的脑海中一一闪现，让他兴奋不已。可是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了一下拍摄这部电影的可行性之后，他心中炽热的激情一下子就冷却了下来。

这部电影虽然题材独特，但是市场前景非常不好预测，而且拍摄难度非常高，无论是对演员的表演还是电脑特技的要求都是极高的标准。

拿不定主意的保罗？安德森和自己的创作团队还有影视行业里的朋友们交流了意见。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题材虽然很新颖，但是拍摄起来将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票房前景非常不明朗。

这时候的保罗？安德森虽然不是多么举足轻重的国际大导演，但是好歹也在电影行业站住了脚跟，他身边的人们都觉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去拍一部电影实在不明智。

保罗？安德森自己也纠结了很久，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经过反复分析，保罗？安德森坚信这个新颖的题材肯定会受到欢迎，于是便着手组建了全新的创作团队，将剧本和人员等前期工作做好之后，又找到了电影投资方准备进行拍摄。

就在拍摄前夕，保罗？安德森将这个全新的创作团队里的所有人都招集到了一起，希望大家提提意见。在这个剧组里，有很多人都是保罗？安德森多年的老朋友，大家都担心保罗？安德森也会走上这条老路，于是便竭尽全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劝说。

听完朋友们的话，保罗？安德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大家讲了一件往事。“在我为了考取驾照而学车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驾校里最出名的人物不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好，而是因为我手脚太笨，学车的速度慢得惊人。后来，好不容易我才掌握了基本的驾驶技术，可随着在路上练车次数的增加，我内心里的恐惧也变得越来越大。就在这时候，我的教练和我说了一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嘿，保罗，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如果一只菜鸟不努力去尝试，那么这只菜鸟一辈子也只是一只菜鸟；如果一只菜鸟努力尝试了全新的环境和风雨的洗礼，那么就能成长为一只雄鹰。”

说到这里，保罗？安德森继续说道：“现在虽然我的生活还过得去，但是在事业上我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如果不进行全新的尝试，我的创作将变得枯燥乏味从而得不到人们的赞赏，被时代潮流所淘汰。”

保罗？安德森的话让大家都陷入了深思之中，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人们默默地起身离开，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去了。不久之后，这部名叫《生化危机》的电影就投入了拍摄，并且在投入市场之后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了票房的宠儿，而且还成了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如今，这部电影已经被保罗？安德森做成了系列电影，不断创造着奇迹。不久之前，《生化危机4：来生》刚一公映就成为该周北美票房的冠军，这个传奇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生命最可怕的不是面对风险和挑战，而是为了暂时的安逸而躲避在看似安全的区域里不断地重复自己。重复自己的生命会将自己的天分和灵感一点点榨干，进而丧失了吸引人的灵感和创意，从而被历史所淘汰。雄鹰小时候也叫菜鸟，雄鹰之所以能够成为雄鹰，就是因为懂得敢于在全新领域积极挑战的重要性。我们今天都是菜鸟，可是只要我们不断在新的领域里挑战，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成为振翅高飞的雄鹰！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有个少年想成为少林寺最出色的弟子。他问大师：“我要多少年才能那么出色？”

大师回答说：“至少十年。”

少年说：“十年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付出，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师回答说：“20年。”

少年又问：“如果我夜以继日地练习呢？”

大师回答说：“30年。”

少年灰心了，他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我每次说更加努力，你反而告诉我需要更长的时间呢？”

大师说：“当你一只眼睛只顾时，那么就只剩下一只眼睛去寻找道路了。”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瓦伦达效应”，是说美国一个叫瓦伦达的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在一次重大表演之前，不停地向他说：“这次太重要了，千万。”结果，瓦伦达在那次重大表演中失足身亡。只顾着朝目标奔去，反而会的步伐，甚至离成功越来越远。

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时韩国人，我国古代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韩子”、“韩非子”。他博学多能、思维敏捷、善于着述，堪称当时的大手笔，但他不善言谈，这在游说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制约个人发展的阻力。

在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韩非忧国忧民，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但都不被采用。于是他发奋着书立说，写出了《孤愤》《说难》《五蠹》《内外储》《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文中，他比较了各国变法的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在研究着述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观，并且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韩非的思想理论经后人编辑整理，辑成《韩非子》一书，流传至今。

在《韩非子》一书中，寓言故事非常丰富，达340多个，风格幽默，语言浅近而意蕴深刻，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众生相的展示，这也是韩非寓言的一大成就。

后来，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文章，非常赞赏。为得到韩非，秦国发兵攻韩，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在秦国，韩非不但向秦王讲解自己的学说，还劝秦国攻打赵国保存韩国。这一观点为秦国李斯、姚贾等人陷害韩非提供了口实，使得很敬重韩非的秦王也产生了疑心，于是，将其下狱。不久，韩非被毒死狱中。

著名作家巴金的读书方法十分奇特，因为他是在没有书本的情况下进行的。读书而无书的确算得天下一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巴金说：“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原来他的读书法就是静坐在那里回忆曾经读过的书。这样有许多好处：

(1)不受条件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巴金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有一位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型，《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蜡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能读书，而是在黑暗中静坐回忆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另一个例子是他自己在十年内乱中的亲身经历。他说：“‘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了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了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来阅读?他们忘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这两个事例说明，在一切不具备正常读书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读书”。

(2)温故而知新。通过回忆，将过去读过的书拿出来一点点地咀嚼，就象牛反刍一样，能进一步消化吸收。每回忆一次都会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3)能够不断地从已读过的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巴金说：“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中得到鼓励……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神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消耗的。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导语：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古至今有不少关于名人坚持不懈并取得成功的例子，以下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的相关素材，欢迎大家阅读参考!谢谢

名人坚持不懈的例子1、天道酬勤的曾国藩

曾国藩是清朝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无论军事上还是文学上都很有成就。并带出了无湘不成军的神话。但是他小时候的天赋却并不高。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还是没有能够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躲在在他的屋檐下，贼想等到读书人睡觉之后偷点东西。

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诵读那篇文章。贼大怒，从梁上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贼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而曾国藩便是凭着勤奋和坚忍的毅力成为一代宗师。

故事感悟: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的，有一分劳动就会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名人坚持不懈的例2、李冰治水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同时他对天文地理也颇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他被派往蜀地，也就是四川当郡守。

古代的四川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天府之国”，每年不是水灾就是旱灾，有“泽国”、“赤盆”的称号。

李冰到了四川之后，便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作。他和他的儿子二郎沿岷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水情与地势。他们发现：岷江发源于成都平原北部的岷山，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流特别湍急。可当江水到了都江堰附近时，一下进入平坦的平原，浩大的水势失去了束缚，往往就会冲垮堤岸，泛滥成灾。同时，上游水流带来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个地方，将河床抬高，这又进一步加重水灾的隐患。

通过观察他们还发现，在都江堰城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这座山阻碍了江水向东流，特别是到了每年夏秋的洪水季节，就会经常发生四川东边大旱而西边发大水的情况。

为了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李冰制定出了治理岷江的详细方案。他首先将玉垒山凿开了一个宽二十米的大口子，后人称其为“宝瓶口”。被分开的玉垒山就像两堆大石头，因此也叫 “离堆”。他还在江中心修建了分水堰，把江水分成了两支，使其中的一支流进宝瓶口里。在修建分水堰的过程中，李冰遇到了不少难题。

李冰先采用了向江中心扔石头的办法来修筑这道堰，但江水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石头刚刚扔进去就被冲走了，根本没有办法留在原地，更不用说修堰了。但他没有放弃，开动脑筋，继续想办法。

李冰想：一块石头重量不够，会被水冲走，能不能把石头的重量增加一些呢?如果要增加重量，只有两个办法，就是增加石头的体积或增加石头的数量。增加石头的体积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又花钱又花力气，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石头的数量了。

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怎么样才能将这些石头固定在一起呢?后来李冰看到竹工在编竹器，眼睛一亮，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竹笼填石法。

竹子是当地很常见的东西，将竹子编成筐后，用来装石头，既结实又耐用。而且这个办法既简便又高效，不仅可以就地取材，施工也方便，费用也低。

于是李冰找来竹工，让他们编成了长三丈、宽二尺的大竹笼，并将里面装满鹅卵石后盖好。然后他将这些竹笼一个一个地沉入江底，终于战胜了湍急的江水，筑成了分水大堤。

大堤就如同鱼头，并且前端有一个开口，所以取名叫“鱼嘴”。它迎向岷江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东股的叫“内江”，是用来灌溉的河渠的主干，而渠首就是宝瓶口。鱼嘴的分水量有一定的比例，大致是外江占百分之四十，内江占百分之六十，内江流经宝瓶口后被分成许多大小渠，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了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分水堰两侧还砌起了用鹅卵石做成的护堤，内江一侧的叫“内金刚堤”，外江一侧叫“外金刚堤”，也叫“金堤”。

分水堰建成以后，成都平原就很少有水旱灾害了，从此四川得名“天府之国”。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李冰的伟大贡献。所以李冰千百年来一直受四川人民崇敬，被尊称为“川主”，四川各地还修有“川主祠”，用来表达人民对他的怀念。

名人坚持不懈的例子3、墨子兼爱反对战争

墨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他提倡以人为本。他创立了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派——墨家学派。

墨子的一生中，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宣扬自己的学说;二就是反对战争。

当时楚国国君楚惠王，一心想让楚国恢复霸主地位，所以不断扩大军队，并准备攻打宋国。

楚惠王重用了最有本领的工匠——公输般，也就是鲁班。公输般替楚王设计了一种专门用来攻城的工具，那是一种非常高的梯子，高得看起来好像可以碰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叫做云梯。

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一传出去，各诸侯国都很担心，宋国更是觉得就要大祸临头了。

楚国想进攻宋国的事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就是墨子了。他反对这种为了争夺城池而使老百姓遭到灾难的混战。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急忙跑到楚国阻止这场战争。为了赶时间，他连脚底走得起了疱也不管，撕下一块衣服，把脚一包就继续前进。

一到都城，墨子就去见公输般，劝他不要制造云梯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

可公输般却说自己已经答应楚惠王，不能反悔。墨子就让公输般带他去见楚惠王。

见了楚惠王，墨子很认真地劝说道：“楚国面积总共有五千里那么大，而且物产丰富;而宋国不过五百里左右，土地不肥沃，物产也不丰富。这就好像是大王您有了华贵的车马后，还要去偷人家的破车;扔掉了自己绣上花的丝绸袍子，去偷人家一件旧短褂子一样，是很不值得做的事情!”楚惠王虽然觉得墨子说得很有道理，

但他还是不肯放弃攻打宋国的打算，公输般也对用云梯攻城充满信心。

墨子于是对公输般说：“你能攻我就能守，你不一定能赢的，不信，我们就试试吧。”

于是墨子解下腰带，在地下围成一圈当做城墙，再拿几块小木板当做攻城的工具，叫公输般来模拟一下攻城，好比一比两人的本领。公输般用云梯，墨子就用火箭烧掉云梯;公输般用撞车撞城门，墨子就用滚木礌石砸撞车;公输般用地道，墨子就用烟熏……公输般用了九种攻法，把他能想到的方法都用完了，可墨子还有好些守城的高招没有使出来。

公输般很不服气：“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对付你，不过现在我不说。”墨子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你想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不过我也不说。”

两人说话像打哑谜一样，弄得楚惠王莫名其妙，他问墨子说：“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我很清楚，他想把我杀掉，这样，就没有人帮助宋国守城了。其实我在来楚国之前，早就派了三百个徒弟去宋国帮助他们守城了，他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我的守城办法。即使把我杀了，楚国也不一定能打赢宋国的。”

楚惠王知道要战胜宋国没了希望，只好对墨子说：“先生的话很有道理，我决定不攻打宋国了。”就这样，墨子阻止了一场战争的发生。在墨子和他弟子的努力下，墨家在战国成了一个重要学派，和儒家一起被称为显学，墨子的弟子遍天下，也得到不少君主的信任和看重。

名人坚持不懈的例子4、达·芬奇画蛋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从小爱好绘画。父 亲送他到当时意大利的名城佛罗伦萨，拜名画家佛罗基奥为师。老师要他从画蛋入手。他画了一个又一个，足足画了十多天。老师见他有些不耐烦了，便对他说：“不要以为画蛋容易，要知道，1000个蛋中从来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去看形状也就不同了，蛋的椭圆形轮廓就会有差异。所以，要在画纸上把它完美的表现出来，非得下番苦功不可。”从此，达·芬奇用心学习素描，经过长时期勤奋艰苦的艺术实践，终于创作出许多不朽的名画。

名人坚持不懈的例子5、孙康映雪夜读

晋人孙康，家贫而酷爱读书。夜晚，虽有时间却买不起灯油，只好默默地回忆，消化白天学过知识。有年冬天，他半夜醒来，感到屋内并非漆黑无光，还能隐约约看到一些东西，原来是皑皑白雪反映所致，这给了他启发：何不借雪光来看书呢?于是雪夜，特别是月光映照下的雪夜，就成了孙康苦读的好时光。由于勤奋好学，他终于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当上了御史大夫。

名人坚持不懈的例子6、头悬梁锥刺骨

战国时苏秦，与魏人张仪同师鬼谷先生。他夜间读书，苦心钻研，困倦欲睡时，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血一直流到脚步上。

汉代孙敬好学，读书时，用绳子把头发系在屋梁上，以防止打瞌睡，来督促自己努力攻读。

里约奥运会，奶奶级选手丘索维金娜又登场了。

41岁。七次参加奥运会。这在20岁就被称为“老将”的体操界，真心是个绝无仅有的神话。

丘索维金娜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时，她如今的对手大部分都还没出生。

而她为儿子而战的故事，更是感动过全世界。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作文素材里认识她的。他们背诵过她的传奇经历，甚至在中考或高考作文里写过她。

所以，当她鲜活地出现在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奔跑、腾空、旋转，无数网友都震惊了：天呐，她居然还在！

是的。她还在。而且依然强大。

丘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7岁开始体操训练，16岁就在世锦赛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17岁，她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的金牌。

乌兹别克斯坦训练条件比较滞后，几乎是体操的荒漠，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丘索维金娜一个人在支撑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门面。

虽然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丘索维金娜从1993年到2006年，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70块奖牌。

当年见过她的记者至今仍记得，她当年“很漂亮，很可爱。”“身材矮小，但有力，跳马尤其出色，像个弹簧一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21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功成身退，结婚生子。

她老公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也参加过奥运会。

做了几年幸福小女人后，丘索维金娜的平静生活戛然而止：她三岁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噩梦开始。

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要竭尽全力去救儿子的命。可之前做运动员的那点积蓄，完全不足以支撑十几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她选择复出。因为她能赚钱的手段，只有体操。她老公则放弃了热爱的摔跤运动，在家照顾儿子。

26岁，丘索维金娜朝重回赛场，并朝着全能型发展，艰苦训练，到处比赛。

有时候，她会在一场巡回赛中参加全部女子项目的比赛，而不是专注于一两项，她说，“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的奖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她参加所有比赛的理由，都是为了钱。对于这一点，她从不回避。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懈怠，不停地比赛。赢得奖金，为孩子治病，是她生活的全部。

因为儿子的病，在乌兹别克斯坦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丘索维金娜辗转带他去了德国医院。这回治疗费用更高。夫妻俩卖掉了小公寓和汽车，四处筹钱，依然付不起。

为了拿到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加入了德国国籍，为德国征战。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为德国斩获了一枚宝贵的跳马银牌。就在那一次，很多中国人认识了她。

而三个月后，她在又一次国际比赛中，不幸跟腱断裂。这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当时所有人都推测，这名33岁的老将一定是要退役了。

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她再次出征。并在两场国际比赛中，都获得跳马银牌。面对世人的惊叹，她平静地说：“只要儿子还没病愈，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他就是我的动力。”

这句“你未痊愈，我不敢老”，曾让无数人瞬间泪目。幸运的是，在这位英雄妈妈的全力以赴下，孩子的病大为好转，如今已经不必接受治疗，只需要每年去医院做个检查就好。

不必再为儿子奔命，但丘索维金娜依然没有离开体操赛场。她重新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着她热爱的体操事业。

她状态依然很好。现在，她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战了。

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在赛场上，身边的对手，都是跟她儿子同龄的小姑娘。她显得有点另类。她不漂亮了。皮肤松弛，皱纹显露，腰肢略粗。

但是，这又怎样？她说，“我不觉得我老，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十八岁。”“年轻的对手不会给我压力，她们有压力才对，因为我有经验。”

她应该是本届奥运会上，最值得敬佩的选手。她的人生，是个大写的赞。我们给她多少掌声和敬意都不为过。

也许你跟我一样，喜欢说“我老了”。

二十岁想学钢琴，会说，我老了，手指僵硬，学不了了。

三十岁没结婚，就很焦虑，想着自己这么老，一定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四十岁要换工作，也不敢——一把年纪了，难道要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吗？

五十岁想创业，更胆怯。心里再悸动，也还是放弃了——这么老了，还是别瞎折腾了。

因为自己设定的“老”，我们不知错过了多少美好。看看丘索维金娜，也许你会对横亘在自己心头的“老”，有一个新的认识。

其实，你未必真的老。你只是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动力，足够盛大的热爱，足够强韧的坚持。

“我老了”，只是你对人生懈怠的借口。

或许，我们更该像丘索维金娜那样，对自己和世界说：我不服。我想再试一次。我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身体里，可能也藏着洪荒之力。

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必将有所不同。

林语堂以幽默著称，他一生应邀做过无数次的讲演，但是他最反感的一点就是他人未经事先安排，临时要他即席讲演。他认为一场讲演要获得真正的成功，不管是主办方还是讲演者都要事先做好安排。

有一次，林语堂被邀请到一所大学参观。参观后，与师生们共进午餐。这时，这所大学的校长认为林语堂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们学校，应该趁机让林语堂给学生们做个讲演，同时也是奉承林语堂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便再三邀请林语堂对同学即席讲话。林语堂觉得很突然，因为这个没在事先安排的计划内，他说这是强人所难，可是师生们实在太热情了，他不好再推脱了，于是走上讲台。他简单地说了几句问候语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古罗马时代，有一个帝王暴虐成性，喜欢那些血腥的角斗的场面。他看腻了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角斗，就把人丢进斗兽场，看着猛兽把人吃掉。这一天，国王又把一个人丢进了兽栏里。此人虽然长得很矮小，却十分有勇气，当老虎向他走来时，只见他镇定地对着老虎耳语一番，老虎便默默地离开了。国王很惊讶，又放了一头狮子进去。此人依旧对着狮子的耳边说话，之后狮子如老虎一样也悄悄地离开了。这时国王再也忍不住好奇了，便把此人放出来，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魔力，对狮子、老虎说了几句话就能让它们都不吃你？”此人回答说：“回陛下，我并没有什么魔力，我只是告诉它们，吃我可以，但是吃过以后，你要做一场讲演。”一席话让学生们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却窘得不知所措，真是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林语堂认为一场成功的讲演，惟有经过事前充分的准备，内容才会充实。对于一个如林语堂这么擅长讲演的学者，他都不做没有预备的讲演，可见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要。

正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才更应该讲究办事效率。如若事前计划，做一个预见，势必对于所要做的事情的结果能有一个了解，如若所投入的时间无法得到所希望的效果，那么可以节省做这件事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宏观的掌握，岂不白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吗？

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大家都懂得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做事情前制定一些计划，做一些准备，并不会影响事情的进度，反而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做快。

凡事有预备，有预见，有计划，看明白了再做，要瞅准机会，及时果断出击，生活才不会偏离轨道太远。临时抱佛脚，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把事情搞砸。

在这个假期里一直是《中外名人故事》在陪着我。这本书中的名人让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学习的重要性。书中的名人都喜欢读书，他们为了读书甘愿牺牲，废寝忘食，时间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爱读书。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坚持不懈读书的精神。书中让我一直记忆犹新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孔子。

孔子从小就热爱读书。他听说了老子之后，就打定主意一定要去拜老子为师。孔子走了很多路，才找到老子。见到老子时，孔子很高兴地上前去拜见老子。老子看孔子是个有礼貌、谦虚好学的老实人，就收孔子当徒弟了。孔子被老子收了徒弟之后就更加刻苦学习了，老子说的每一句话孔子都铭记在心。老子离世后，孔子也自己收了很多徒弟，孔子收的徒弟个个都好学。从此，孔子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

其实在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远近闻名的大名人，他们都和老子、孔子一样好学。

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也在慢慢地向他们学习，慢慢的做一个好学的孩子。因为我的英语成绩不理想，我就每天利用空闲时间练单词，背句型，读课文。在我的坚持下，我的英语已经有了进步。

因为读书，我有了改变。我今后还要多读书，从中学到怎样学习，怎样做人。

教师评语：这是一篇《中外名人故事》读后感，作者概括故事内容简洁清晰，能在引述的基础上很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要学习名人坚持不懈的读书精神。全文语言流畅自然，读议结合，是一篇不错的习作。

鲁迅为国弃医从文及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毅然弃医从文，立志用手中的笔来唤醒沉睡的中国民众的灵魂。

分析：个人的理想重要还是民族的振兴重要？鲁迅选择了后者。在那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时代，这样的选择又是何等伟大。

话题：理想和现实选择

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一位10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4岁参加共产党的小姑娘。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为掩护革命同志转移而被捕。她坚贞不屈，神情镇定，从容地卧倒在敌人的铡刀下，英勇牺牲，年仅15岁。毛泽东亲自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分析：女性一直是弱小者的代名词，但有谁敢说刘胡兰弱小？因为有了理想，弱小的身躯里也装着无限大的勇气。

话题：生命的价值追求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

众所周知，伏尔泰是文学泰斗，那么你了解他吗？下面是文学名人伏尔泰的几个小故事，欢迎阅读了解。

伏尔泰的机智

一天，伏尔泰走在英国伦敦的大街上，那个年代，英国人对法国人非常痛恨。

伏尔泰的机智一群英国人认出了伏尔泰，愤怒地高声喊叫：“绞死法国佬！”

伏尔泰回应道：“英国的人们，你们因为我是法国人而要杀死我，其实我因为自己不能成为英国人而一直受着心灵的煎熬！”

那群英国人听后真是受宠若惊，他们不但停止了对伏尔泰的攻击，甚至为他的到来开始欢呼，而且伏尔泰走到哪里，他们就护送到哪里。

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人性皆然，顺乎人性，则能化险为夷。

去一次还不失为一个哲学家

法国哲学家、作家伏尔泰很受人尊敬。可是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格调不高的聚会。

伏尔泰轶闻聚会组织者认为大学问家伏尔泰的趣味也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高，与自己是一路人。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又邀请伏尔泰再次参加聚会。

伏尔泰说：“伙计，你知道吗，我去一次，还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去两次，就跟你们同流合污啦。”

邀请者识趣地走开了。

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伏尔泰在84岁高龄的时候。重病缠身，卧床不起，他企盼着能平静地进入天国。

这时，一个自作多情的牧师来到伏尔泰的床前，为他祈祷。可是，伏尔泰并不领情，还追问道：“是谁让你来的？”

“伏尔泰先生，我受上帝的差遣，来为你祈祷，接受你的忏悔。”牧师说。

伏尔泰紧盯着牧师说道：“拿出你的证件让我看看，验明正身，以防假冒。”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

1717年，伏尔泰因为讥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被囚禁监狱11个月之久。出狱后，吃够了苦头的哲学家知道此人冒犯不得，便去感谢他的宽宏大量。摄政王深知伏尔泰的影响，也急于同他化干戈为玉帛。于是两人都讲了许多恰到好处的抱歉之辞。伏尔泰说：

“陛下，您真是助人为乐，为我解决了这么长时间的食宿问题，我衷心地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可是今后，您就不必再为这件事替我操心啦。”

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

伏尔泰的咖啡瘾很大，一生中喝了数量惊人的咖啡。有个好心人曾告诫他说：“别再喝这种饮料了，它是一种慢性毒药，你是在慢性自杀！”

“你说得很对，我想它一定是慢性的。”这位年迈的哲学家说，“要不然，为什么我已经喝了65年还没有死呢。”

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一个读者给伏尔泰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表示其仰慕之情。

伏尔泰回了信，感谢他的深情厚谊。从那以后，每隔十几天，此人就给伏尔泰写封信。伏尔泰的回信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这位哲学家再也忍耐不住了，回了一封仅一行字的信：“读者阁下，我已经死了。”

几天后，那人的信又到了，上面写着：“谨呈在九泉之下的、伟大的伏尔泰先生。”

伏尔泰赶忙回信：“望眼欲穿，请您快来。”

吃午饭与擦皮鞋

伏尔泰有个仆人，为人忠实，但很懒。一天，主人对他说：“把我的皮鞋拿来。”仆人遵命拿来了皮鞋。伏尔泰问仆人：“你今天早晨忘记擦皮鞋了吧？”仆人答道：“没有忘，先生。只是街上满地泥土，两小时后您的皮鞋又会跟现在一样脏的。”伏尔泰笑了笑，穿上皮鞋，一言不发地走了。可是仆人从背后追了上来。

“先生，”仆人说，“钥匙呢？”

“什么钥匙？”

“橱柜的钥匙，一会儿要吃午饭呀！”

“我的朋友，还吃什么午饭呀？吃了饭两小时后，你又会跟现在一样饿的。”伏尔泰笑着对他说。

都说错了

伏尔泰将一位同时代的作家赞扬了一番。一位朋友当场指出：“听到你这样慷慨地赞扬这位先生，我感到非常遗憾。要知道，这位先生在背后经常说你的坏话，真的。”

伏尔泰耸耸肩膀说：“这样看来，我们两个人都说错了。”

关于世界上第一台天文望远镜是谁发明的问题，科技史上早有定论，他就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但伽利略却否认这一点，他说是荷兰人首先发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608年，荷兰有一位眼镜制造商叫汉斯？李波儿赛，他的两个孩子很调皮，也很聪明。一天，偶然一个机会，两个孩子从店铺里拿来两片透镜，一前一后摆弄着，用眼睛张望着。孩子们惊讶了，他们发现远处教堂上的风标又大又近。李波儿赛得知此事也很高兴，他就用一个简易的筒，把两块透镜装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望远镜。

1609年，发明望远镜的消息传到了意大利，伽利略知道了，就按此方法制作了一个放大3倍的望远镜。后又经过改进，使望远镜一下子放大20倍。他用此观察星星，居然可以观察到木星的圆面，看到了月球上高低不平的环形山。1610年，他又用放大30倍的天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的4颗卫星，看到金星的圆缺变化。

正因为是伽利略改进了望远镜的性能，又用来观察星星、月球、金星以及太阳等天体，并首次发表观察结果，因此确切地说，是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而那位汉斯？李波儿赛则是望远镜的发明人。

三国时期，有一个正直的文人叫卢毓（yù），在魏国做大官。

一次宫中选拔人才，官员们推荐了许多有名的人，魏国的皇帝说：“让卢毓来选人，我不要这些只有名声而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名声就像画在墙上的饼，不可以拿来吃。”

卢毓建议皇帝选拔和考试相结合。从此，皇帝根据个人的实际能力来任命官员。卢毓的方法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成语“画饼充饥”就来自于皇帝所说的话。一开始，它指有名声而没本领的人。后来，人们用它来比喻以不切实际的空想来满足自己的人。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我们学习了第五课《灰雀》，讲了列宁爱护鸟类、关心儿童的故事。文中讲列宁在养病期间喂养了三只小灰雀，每天去公园散步时给它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粒，列宁非常喜欢它们。直到有一天，列宁发现那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不见了，这时，他看见了一个小男孩，从小男孩吞吞吐吐的话语中，列宁猜到了是小男孩捉走了小灰雀。但是列宁并没有问小男孩，他相信小男孩是诚实的，他想给小男孩一个认错的机会。

我们应该学习列宁爱护鸟类、关心儿童的精神，学习小男孩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

苏轼是个悲剧人物。他重气节、有志向。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21岁那年中进士，没想到刚刚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之中。

苏轼做主簿、签判一类地方官的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苏轼反对“新法”。他写了几篇文章如《商鞅论》、《拟进士廷试策》，或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或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而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则是公开的全面攻击了。

王安石是敬重苏轼的，认为苏轼“乃当今奇才”。虽然，苏轼和他政见不同，但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他和苏轼的交情依旧。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新王安石的人不停地在打苏轼的小报告，在王安石的耳边添油加醋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三人成虎”，王安石便也有些相信了。待皇上问“可用苏轼时”，王安石说：“如果要推行新法，就不能重用苏轼”。苏轼呢，也感到京城难呆，便再三请求外调。之后几年，他做过通判杭州、密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待王安石罢相，追求高官厚禄的投机者越来越多地混入变法派。严肃的政治斗争部分地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报复。苏轼成了其中的不幸者。谏官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弹劾，他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过了七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虽未能完全消除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但又不满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旧党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于是又请外调。到宋哲宗执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难过，一贬再贬，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海南岛，后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

苏轼的过错：一是在于他敢讲真话，他自称“言必中当世之过”，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苏轼才华过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他对王安石有意见，对司马光有看法，那些伺空献媚取悦，以谋荣升的小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时机已到，或说苏轼非议新法、讥蔑王安石，或说苏轼不满旧党，痛骂司马光等等。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反映道：“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皇上将信将疑，命人查办，均无所得时，轰动一时的“苏案”才算了结。可惜，苏轼无辜蒙冤，闭门待罪，心有怨气而无可奈何。

苏轼才高德重，却不善走“钢丝”，那样为求活而求活，对他来说很难活着，就算勉强活着，也会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值得。

生命，有相同的开端和相同的归宿，不尽相同的是生命的过程。这其中，有崇高、有伟大、有卑劣、有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