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人郑成功造福于台湾人民的故事精选20篇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有个少年想成为少林寺最出色的弟子。他问大师：“我要多少年才能那么出色？”

大师回答说：“至少十年。”

少年说：“十年时间太长了。如果我付出，需要多长时间呢？”

大师回答说：“20年。”

少年又问：“如果我夜以继日地练习呢？”

大师回答说：“30年。”

少年灰心了，他不解地问大师：“为什么我每次说更加努力，你反而告诉我需要更长的时间呢？”

大师说：“当你一只眼睛只顾时，那么就只剩下一只眼睛去寻找道路了。”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瓦伦达效应”，是说美国一个叫瓦伦达的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在一次重大表演之前，不停地向他说：“这次太重要了，千万。”结果，瓦伦达在那次重大表演中失足身亡。只顾着朝目标奔去，反而会的步伐，甚至离成功越来越远。

秦海璐9岁时，因为爸妈下海经商，乏人照料，被狠心地“扔”进全托京剧戏校。

戏校苦哇。为了出一个“苗子”，基本采用“打为主，吼为辅”的训练方式。尤其秦海璐学的刀马旦——唱、念、做、打、舞、翻，样样得练好。承受的苦、累、痛，难以忍受，无法形容。

别的孩子周末，回家偎在父母怀里、撒娇、尽享呵护。秦海璐像只被遗弃的小鸟“无枝可依”。父母常常忙得几个月没空来看她。她心里涨满了委屈，用泪水抵抗、发泄。可是哭完了，没人心疼，一切还得照旧。于是，开始拧巴、较劲儿，玩命练功，老师让停也不停。就这样，将近7年的戏校生活，练就了她极强的心理承受力，且深谙：在这个世上，任何人都依靠不了，所有的苦、累和痛，只能自己化解。

17岁，秦海璐戏校毕业，进入北京中戏。身处姹紫嫣红，俊男美女之中，长相平平的她，既不自卑，也没压力。“因为7年的苦，都熬过来了，这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她坚定的、唯一的目标：拿张大学文凭，回家做白领，找一个好老公。班里的同学，有的想家想得泪汪汪，有的因拍广告、演戏，找不着感觉痛苦而哭。她没心没肺，悠哉淡定，兀自打发日子。直到大四。

那年，学校认定她是“能演戏的几个里最会演戏的一个”，让她参加电影《榴莲飘飘》的拍摄，她不干。“不想拍电影，只想当白领。”班主任“激将”说，你如果不试试，拿了中戏文凭就去当白领。人家会说，秦海璐不行。她一想，可不是，姐们儿不成名可以，但不能让别人说干这行不行，才改的行。不料，她这一“触电”，捧回了最佳新人、最佳女主角两个大奖。

都以为她会“乘风而上”，她却躲猫猫般匿迹三年，圆她的白领梦去了。舆论哗然，有说她自觉长相对不住观众，改行了，有说她受不住刻薄的言论，隐退了……各种“浮云”，她全然不顾，我行我素，心里窃笑：姐用实力证明过了，姐行!姐很行!你们爱咋说咋说。与姐无关。

然而，做演员是她命定的天职和强项，兜兜转转几年，她还是被“旋”进演艺圈，且不急不躁，凭着丰厚的底蕴和扎实的功底，声名鹊起，成为观众喜爱、褒赞和欣赏的实力派演员。

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里，12个走马灯似的相亲女，唯独她演的那个，让人印象深刻。媒体问她缘由，她说，喜剧也得认真演，而不是刻意去讨好、甚至胳肢观众，但也不能一水顺的认真。除了感觉，还得动脑子。掌握好发力点，收放自如。这是从小在戏台上的基础和累积。在舞台上，射灯跟着你转，你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开始，锣鼓点控制你，等你一点点有了节奏感之后，锣鼓点开始跟着你。这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是一个演员成长、磨炼、积淀、成熟的过程。所以，吃的苦，永远是人生的基础。非但演戏如此，人生亦是如此。

“综观演艺界，学戏出来的跟没有学过戏而当红的，截然不同。”学戏出来的，特别扎实，特别沉稳，不浮躁，懂得收敛低调。譬如何赛飞、徐帆、袁泉，不论生活、演戏，工作，还是为人处世，特朴实严谨，很少会出一些幺蛾子的事儿。因为，京剧传统的优良风格和谦谨意识，随着那些“苦”，日积月累，浸润到骨髓里去了，约束规范着人的言行、修为。

秦海璐出演话剧《四世同堂》里的大赤包。四川媒体评论她：“身材苗条，知性妩媚……”她莞尔：这都是“他们”对我的评价。跟我没关系。在我这个小小的圈子里，也许我有那么点儿知性。但出了这个圈子，比我有学问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别当回事儿。

多年来，她坚守原则：“演员是个‘感知’很强的职业。来不及感知生活，陀螺似的从一个剧组到另一个剧组，我不干!”这就是她的基础，风格、底蕴。

[名人执着的故事

以“药王”美称载入史册的孙思邈，是唐朝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少年时代，本来酷爱文学，立志写出流芳百世的文章。可后来突然发生的一场天灾人祸，使他改变了志向。

这一年，华原一带大旱，井水干涸，庄稼枯死，接着又瘟疫流行，许多村庄成了“无人乡”。孙思邈也染上了疫症，幸亏一位云游郎中路过此处，用几剂良药救了他的性命。这件事引起了孙思邈的深思。他想，在猖獗的瘟疫面前，自己的满腹诗书一点用也没有；两榜进士出身的华原县令也逃之夭夭，把十几万黎民百姓丢给了张着血盆大口的瘟神。相比之下，那云游郎中就显得高尚多了。于是，他决心抛却功名，做一个为天下黎民百姓赐药治病的好医生。

可时过不久，朝廷突然传下圣旨，急宣孙思邈进京，授官国子监博士。乡亲中有的暗暗替孙思邈高兴，说他进京当了大官，就能享一辈子富贵荣华了。谁知孙思邈却根本不把高官厚禄看在眼里。他向钦差施了一礼，辞谢道：“请钦差大人回复圣上，思邈不才，且弃文习医多时，不能应诏赴京……”

钦差笑着劝说道：“圣上知你能诗善赋，特命下官前来诏请。请不要过谦，马上随下官进京吧！”孙思邈还是再三推辞。钦差“刷”地变了脸，怒喝道：“不必多说。限你三日内进京面君，违了期限，以欺君论罪。”说罢，催马而去。

当天晚上，孙思邈辗转反侧，冥思苦想：三天之后我若还不赴京，朝廷必定不肯罢休。看来，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只有远走高飞、浪迹天涯了。

就这样，孙思邈毅然告辞慈母，离开了故乡。

翟永龄，是明朝中期一位小有名气的神童。他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整日以读诗书为乐。翟永龄在父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到七八岁时，写诗作文章就很有名气了。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动脑子，街坊邻居有了什么难以解决的事，只要让他遇上，保证一会儿就能想出办法来。时间一久，谁家有了难题，都愿意找他出个主意。这年，翟永龄只有十一岁。

他的母亲是个佛教徒，平时，每天都要烧香念佛，而且一念起来，就要从点一炷香开始念，直念到香烧完，才算完事；如果碰上逢年过节，那更是不得了，要设香案，烧纸钱，特别是烧香，要连烧三次，每次也要念三次佛，家中人没有不烦的，但谁也不敢吭声。

这一日，父亲把翟永龄叫到书房说：“你母亲终日这样念佛，有用处吗？”

翟永龄说：“有什么用处！只能是浪费时间，浪费钱财，还招人生厌，我心中早就烦了。”

父亲说：“你有法子让她不念吗？”

翟永龄道：“她脾气那么大，谁敢呀？你要敢的话，你就去制止呀！”

父亲笑着说：“别人家中的大事小事，只要作了难，你都能想出法来，难道自己家的事就没法了吗？”

翟永龄笑着说：“我不是没法，只是不忍心骗她。”

父亲道：“你不忍心骗她，‘佛’可忍心，不仅骗了她，还骗了咱们全家的钱财呢！”

翟永龄说：“那好吧，我这就去。”

翟永龄来到堂屋，见母亲正跪在佛像前，口中念念有词，便走上前去猛地大声喊道：“母亲！母亲！”

母亲没有理睬。照旧念佛不止。

翟永龄又一连大声喊了两次。

母亲这才一边念佛，一边说：“我听见了，什么事？”

翟永龄没有回答。

当母亲问他后，又继续念佛的时候，翟永龄又大声喊道：“母亲！母亲！母亲！”

连喊三声，喊得母亲心烦意乱，不由大怒，立即停下念佛，站起身来，回头对他责骂说：“烦死了，叫魂吗！我又不是聋子，你这么大喊大叫干什么？”

翟永龄见母亲生气，遂笑着解释说：“母亲，不必生气。我只叫了你几声，你就觉得烦死了；可你一天要念‘阿弥陀佛’几百遍，甚至上千遍，佛祖不是更烦吗？这样下去，佛祖烦到一定时候，就会发怒，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啊！”

母亲一听，有些害怕，急问：“怎么个不得了法？”

翟永龄说：“佛经上讲，如果教徒得罪了佛祖，活着要遭殃，死后去不了极乐世界！”

“啊！”母亲听后，吓得脸都变了色，从此再也不敢有事无事地念佛了。

孟子小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仉(zhǎng)氏守节。孟子家住的地方离墓地很近，他就学了些丧葬之类的事。孟母想：“这个地方不适合孩子居住。”就离开了，将家搬到街上，离杀猪宰羊的地方很近，孟子就学了些做买卖和屠宰的东西。孟母又想：“这个地方还是不适合孩子居住。”又将家搬到学宫旁边。

夏历每月初一这一天，官员进入文庙，行礼跪拜，揖(yī)让进退，孟子见了，一一记住。孟母想：“这才是适合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认为雕刻墓石的工作对身体有害，而摇身一变成为美国空军的杰出人物。一个怎么打都打不死，在25年间不畏任何危险向死亡挑战的男人——就是本篇故事的主人翁。他曾以会令人汗毛直竖的飞快速度驾驶跑车达200次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1918年一年内就击毁26架德军战斗机，而他自己在敌人猛烈炮火攻击下，未曾受到丝毫伤害。

他就是在一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勇出名的“无敌飞行队”指挥官——美国空军最杰出的人物艾迪。里肯贝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我担任澳洲空军杰出人物罗斯。史密斯爵士的秘书。史密斯爵士是第一位飞行到圣地耶路撒冷上空的人，同时也是首位绕行地球半周的人，其所获得的好评绝非任何人可比拟。艾迪。里肯贝克在人格上和史密斯先生十分相似，他们两人都是优秀的飞行家、勇敢的军人，在言谈及态度方面也都相当谦虚，看到他们的外表，实难以想像他们坐在机关枪前面，在空中夺取敌人生命的景象。

艾迪。里肯贝克在12岁之前，是个性情急躁、动作粗野的孩子，在当地的孩子间俨然以首领自居，经常领着一群小孩砸打路灯，几乎任何坏事都做尽了。但自他父亲逝世的那天起，少年艾迪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老头，“变成一个老头”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的。

父亲逝世之后，他自认应该负起维持一家生计的责任，于是毅然地办理退学，到一家玻璃工厂工作，工资是一小时五分钱，每天要工作12小时，而且为节省车费一角，早上走7哩的路到工厂去，晚上同样地再走7哩回家。他下定决心，不论生活多么困难，都要熬下去，绝不能被任何事击败。

但工厂的工作实在太单调无聊了，他一心向往当个艺术家，用线条和色彩表现出心中的意念，因此就到夜校学习绘画，并到石刻店工作，雕刻大理石的天使等;他父亲墓碑上的文字，事实上就是艾迪自己刻的。后来，有人告诉他，从事石刻工作是相当危险的——据说吸入大理石粉沫会导致肺病。“我可不想这么早就死去，因此想找一份比较安全的工作。”他如此说道。

14岁时的某天早上——也就是命运之神降临的那个早上——当他正走在人行道上时，突然有部汽车从他身旁经过，他吃惊地停住脚步，睁大眼睛看着这部汽车。在俄亥州哥伦布市的马路上，怎么会有这种会发出咕嘟咕嘟声音的怪物呢?对他而言，命运之神就是坐着这部汽车降临到他身上的，他的人生从此有了决定性的转变。

15岁时，他终于在修车厂找到一份工作，虽然名为修车厂，事实上只是以前的出租马车店改造而成，他就在这儿学得驾驶技术。后来，他在自家的后院盖了工作棚，用手制工具制造自己所设计的汽车。当哥伦布市出现汽车工厂之后，他每周都到那儿要求厂方雇用，但每次都遭拒绝，最后终于忍不住直接找工厂负责人：“老板，你大概不知道，从今天起你们已多了一个员工，我会替你们清扫肮脏的地面，也愿跑腿办各种杂事，而且还会保养各种工具。”老板听到他这番话，不禁吃惊地瞪大眼睛。

他丝毫不在乎薪水的多少，只是希望能够学习到更多东西，将此视为一个起步。当他得到这份工作之后，就报名参加函授学校，热心地学习机械工程学，等待机会来临。

后来他果然顺利地升级，首先担任工匠职务，然后升为主任，接着又成为助理技士、修护员、业务员，最后终于成为分公司的经理。他又开始着迷于速度及冒险，赛车生活的刺激兴奋和观众的欢呼喝彩，都令他难以忘怀，若要从事这项冒险行为，过去的自己势难胜任，于是开始纠正自己天生急躁的个性，尽量培养自制心，并暗下决心，不论遭逢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微笑。到后来，微笑竟成为他的注册商标。

赛车生活需要胆量，而且是钢铁般的胆量，他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从不抽烟，也不喝酒，每晚10点准时就寝，25岁时，他终于成为名赛车选手。

但有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他开车的30年期间，虽然行驶好几千万英里，却从未领过驾驶执照，即使现在，仍是无照驾驶者。许多人为了驾车平安，经常随身带着护身符，但他完全不信这一套，虽然有很多人送他兔掌、马蹄形物等据说能避邪的东西，但从未曾被派上用场。有一天，当他搭火车横越美国大陆时，干脆就把这些祈求驾车平安的护身符，从窗口扔到堪萨斯州的平原。当美国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时，艾迪。里肯贝克已是赛车界的偶像，他被分派到法国，担任潘生将军的司机。驾驶将军的座车并不适合他的冒险个性，他希望能直接参与战斗，于是申请担任战斗机的驾驶员。在18个月期间，他的功绩可谓美国空军之佼佼者，并从美、英、法三国获得许多勋章。

他把当时的经历详细地描述于一本厚达370页，情节极为紧凑的书中，若想一睹令人兴奋的空中激战，及死里逃生的惊险过程，你可以到图书馆找艾迪。里肯贝克这本名为《和特技航空队战斗》的书。在美国空军史上，从没有一本书如此令人兴奋着迷。

名人故事

巴斯卡尔和费马

更早些时候，法国有两个大数学家，一个叫做巴斯卡尔，一个叫做费马。

巴斯卡尔认识两个赌徒，这两个赌徒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说，他俩下赌金之后，约定谁先赢满5局，谁就获得全部赌金。赌了半天，

A赢了4局，

B赢了3局，时间很晚了，他们都不想再赌下去了。那么，这个钱应该怎么分？

是不是把钱分成7份，赢了4局的就拿4份，赢了3局的就拿3份呢？或者，因为最早说的是满5局，而谁也没达到，所以就一人分一半呢？

这两种分法都不对。正确的答案是：赢了4局的拿这个钱的3／4,赢了3局的拿这个钱的1／4。

为什么呢？假定他们俩再赌一局，或者

A赢，或者

B赢。若是

A赢满了5局，钱应该全归他；

A如果输了，即

A、

B各赢4局，这个钱应该对半分。现在，

A赢、输的可能性都是1／2,所以，他拿的钱应该是1／2×1＋1／2×1／2＝3／4,当然，

B就应该得1／4。

通过这次讨论，开始形成了概率论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数学期望。

在上述问题中，数学期望是一个平均值，就是对将来不确定的钱今天应该怎么算，这就要用

A赢输的概率1／2去乘上他可能得到的钱，再把它们加起来。

概率论从此就发展起来，今天已经成为应用非常广泛的一门学科。

马湘兰（1548—1604）明代女诗人、女画家。据《秦淮广记》载，她名守真，字湘兰，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娘”。她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着称。她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

马湘兰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当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接连三次为《马湘兰画兰长卷》题诗，共72句，记载在曹寅的《栋亭集》里。《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袭其韵”。在北京故宫的书画精品中也间杂着马氏的兰花册页，发着独异的光彩，她的绘画在国外一直被视为珍品。在文学上马氏亦颇具才华，曾撰有《湘兰子集》诗二卷。另有传奇剧本《三生传》剧本。已佚，《群音类选》中尚存若干曲文。马氏多才多艺，还通音律，擅歌舞，并能自编自导戏剧。在教坊中她所教的戏班，能演出“西厢记全本”，随其学技者，备得真传。

马氏生长于南京，自幼不幸沦落风尘，但她为人旷达，性望轻侠，常挥金以济少年。她的居处为秦淮胜处，慕名求访者甚多，与江南才子王稚登交谊甚笃，她给王稚登的书信收藏在《历代名媛书简》中。在王稚登70大寿时，马氏集资买船载歌妓数十人，前往苏州置酒祝寿，“宴饮累月，歌舞达旦”，归后一病不起，最后强撑沐浴以礼佛端坐而逝，年57岁。马氏死后葬在其宅第，今白鹭洲公园的碧峰寺附近。

在日本东京博物馆中，收藏着一幅中国明代的“墨兰图”，此画并非出自名家大师

之手，而是明神宗时期的秦淮名妓马湘兰所作，却被日本人视为珍品。“墨兰图”上题着这样一首诗：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偶然拈笔写幽姿，付与何人解护持？

一到移根须自惜，出山难比在山时。

马湘兰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画，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不但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而且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而她自己的品格，因受兰花的熏陶，也化成一种如兰的圣洁；她的一生，则象一株空谷幽兰，吐芳于世，却又遗世独立，痴心恋系情郎王稚登，终又未成婚嫁，正如题画诗中所述=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

马湘兰本名马守真，小字玄儿，因祖籍湘南，又酷爱兰花，所以常在画幅中题名

”湘兰子“，所写的两卷诗集，也命名为《湘兰集》，因而人们渐渐称她为马湘兰，真名反而被人淡忘了。谁也不了解马湘兰的身世底细，只听说她本是湘南一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至于为何只身流落到金陵，在秦淮河畔高张艳帜、卖笑为生，则不得而知。

当时的秦淮河一带，楼馆画舫林立，红粉佳人如云，是金陵的烟花柳巷之地。马湘兰算不上是个绝色美人，她纤眉细目，瘦弱如柳；却也皮肤白腻，娉娉婷婷。凭着她这只是中等的姿貌，能在步步美人的秦淮河畔崭露头角，主要得力于她清雅脱俗的气质和出类拔萃的才华。她除了能吟诗作画外，还善谈吐，与人交谈，音如莺啼，神态娇媚，依依善解人意，博古知今，每能引人入胜。就这样，她在秦淮河畔渐渐成为红人，门前宾客穿梭如织，而且多是些有身份，有教养的文雅客人。

靠着客人的馈赠，马湘兰也积蓄了一些钱财，便在秦淮河边盖了一座小楼，里面花石清幽，曲径回廊，处处植满兰花，命名为”幽兰馆“。马湘兰出则高车驷马，入则呼奴唤婢，虽为青楼女子，却有着贵妇人一般的气派。马湘兰是个仗义豁达的女性，自己挥金如土，左手来右手去，对别人也十分大方，曾周济过不少无钱应试的书生、横遭变故的商人以及附近的一些老弱贫困的人。

送张迎李、老友新客，她的生活看上去多姿多彩，热闹非凡；然而，在别人心目中，她究竟是一个飘若浮萍的烟花女子，以客人的身份，多是来去匆匆，少有深交者，所以马湘兰的内心深处其实是寂寞难言的。细雨轻寒的暮春午后，庭院寂寂，花落遍地，客人一时绝了踪影。马湘兰独对满院残春，平日里压在心底的孤寂之情涌了上来，结成一阕”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

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置身繁华之中，却独品落寞滋味，灯红酒绿的陪伴下，马湘春却绝少知心人儿；直到她二十四岁那年，认识了一位落魄才子——长洲秀才工稚登。相传王稚登四岁能作对，六岁善写擘窠大字，十岁能吟诗作赋，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嘉靖末年游仕到京师，成为大学士袁炜的宾客。因当时袁炜得罪了掌权的宰辅徐阶，王稚登受连累而未能受到朝廷重用；心灰意冷地回到江南故乡后，放浪形骸，整日里流连于酒楼花巷。

王稚登偶然来到”幽兰馆“，与马湘兰言谈之中，颇为投缘，深交之下，都叹相见太晚。于是，王稚登经常进出”幽兰馆“，与马湘兰煮酒欢谈，相携赏兰，十分惬意。

一天，王稚登向湘兰求画，湘兰点头应允，当即挥手为他画了一幅她最拿手的一叶兰。这种一叶兰图，是马湘兰独创的一种画兰法，仅以一抹斜叶，托着一朵兰花，最能体现出兰花清幽空灵的气韵来。画上还题了一首七言绝句：

一叶幽兰一箭花，孤单谁惜在天涯？

自从写入银笺里，不怕风寒雨又斜。

诗中描写了兰花的幽寂无依，其实是马湘兰在倾诉自己的心曲，并以试探的口吻，隐约表达了以身相许的心意。画毕一叶兰，马湘兰意犹未尽，又醮墨挥毫画了一副”断崖倒垂兰“，上面也题了诗：

绝壁悬崖喷异香，垂液空惹路人忙；

若非位置高千仞，难免朱门伴晚妆。

因马湘兰是欢场中人，最怕王稚登把她看成是一个水性杨花，并无真情的女子，所以特地作了这副图，表明自己决非路柳墙花，而似悬崖绝壁上的孤兰，非凡夫俗子所能一睹芳泽。

王稚登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明白马湘兰诗画中的情义，然而他却顾虑重重。他觉得自己三十七岁的人了，依然无位无职，前途茫茫，却壮志不灭，不知何时还要赴汤蹈火，拼搏一番，如此一来，便很难给马湘兰带来庇护和幸福。他深知湘兰是个明敏多情的女人，自己稍有不慎就可能伤害，甚至毁灭她，不如早早就不作什么承诺，交往起来还能轻松些。因此，王稚登故意装作不解诗中情怀，随意地收了画，客气地表示谢意。马湘兰只以为他是不愿意接受自己，暗自伤心不已。但她又无法忘却王稚登，于是两人仍象好朋友一样密切交往，再也没谈过嫁娶之事。

不久后，京都大学士赵志皋举荐王稚登参加编修国史工作，王稚登以为幸运降临，意气风发地准备登舟北上，去奔前程。心里还盘算着：等到在京城有所发展后，再回来接马湘兰同享此生幸福。马湘兰心情复杂地为他设宴饯行，她既为王稚登的离别而伤悲，又为他的得意而欢喜，悲喜交加，不知所以。王稚登稍稍透露了一些将来要与她共荣的心意，但马湘兰限于上次的隐伤，没敢接口把事情挑明，只是暗暗在心中种下了希望。辞行席上，马湘兰百般叮嘱，依依不舍，并即席赋了一首”仲春道中送别“诗相赠：

酒香衣袂许追随，何事东风送客悲？

溪路飞花偏细细，津亭垂柳故依依；

征帆俱与行人远，失侣心随落日迟；

满目流光君自归，莫教春色有差迟。

送走王稚登后，马湘兰竞然悄悄地闭门谢客，以期静待王郎仕途得意而归，自己也好相随左右，从此脱离这迎张送李的青楼生涯。独守寂寞，百无聊赖之际，马湘兰也曾想借酒消愁，举杯却慨然而叹：”自君之出矣，不共举琼扈；酒是消愁物，能消几个时？“

春去秋来，寒意渐浓，迟迟不见王郎的音讯，马湘兰却在”幽兰馆“中牵挂着他的冷暖，吟一首”秋闺曲“，聊寄情怀：

芙蓉露冷月微微，小陪风清鸿雁飞；

闻道玉门千万里，秋深何处寄寒衣。

不料这次王稚登进京并不得意，因宰辅徐阶手下一批文人的排挤，他虽然参加了编史工作，却尽派给他一些打杂的事，他忍气吞声，日子很不好过。勉强撑到岁末，看到实在无什么前程可言，索性收拾行装，铩羽而归。

王稚登回江南后，不愿再面对一片痴情的马湘兰，索性把家搬到了姑苏，以绝与马湘兰相守终生的念头。

两人虽不能成为同林鸟，马湘兰却依然是一往情深，打听到王稚登失意而归，连忙赶到姑苏去安慰王稚登。也许是两人那种朋友似的相知太深，反而无法结为夫妻，王稚登定居苏州后，马湘兰每隔一段时日，总要到姑苏住上几天，与王稚登畅叙心曲，却始终没有发展到嫁娶那一步。不知情的人都不理解他们那种特殊关系，只当他们兄妹之类的亲戚，许多人还把马湘兰误认为姑苏人氏。

岁月便在这种清淡如水的交往中流逝着，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三十余年。这三十年的日子，马湘兰除了偶尔去姑苏作客外，便是这样度过的”时时对萧竹，夜夜集诗篇，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年岁渐老，华颜日衰，门上宾客也愈来愈少，天天陪伴着马湘兰的是落寞和凄怆，正如她的一阕”鹊桥仙“词所记：

深院飘梧，高楼挂月，漫道双星践约，人间离合意难期。空对景，静占灵鹊，还

想停梭，此时相晤，可把别想诉却，瑶阶独立目微吟，睹瘦影凉风吹着。

就这样，马湘兰为王稚登付出了一生的真情，自己却象一朵幽兰，暗自饮泣，暗自吐芳。王稚登七十寿诞时，马湘兰抱病赶到姑苏，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宴会，宴会上，她重亮歌喉，为相恋三十余年的王郎高歌一曲，王稚登听得老泪纵横。在姑苏盘桓了两个月后，马湘兰返回金陵，已是心力交瘁，油残灯将熄。不久的一个午后，已有预感的马湘兰，仔细地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幽兰馆“的客厅中，悄悄地走完了她五十七岁的人生，临终前，她命仆人在她座椅四周，摆满了含幽吐芳的兰花。

茅盾（1896～1981），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文学巨匠，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散文。其中《子夜》《林家铺子》《白杨礼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他原名沈德鸿，茅盾是发表第一部小说《幻灭》时使用的笔名。

童年时代的茅盾，就表现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非凡的文学天赋。在上小学时，茅盾就爱看旧小说。他家屋后有一间堆放破烂的小屋，不知哪位叔祖在那里放了一板箱杂七杂八的书籍，其中就有《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之类的旧小说，茅盾找到了这些书，立即被其中动人情节吸引住了，他爱不释手，有空就偷偷翻看。过去，这些旧小说被称为闲书，父母一般是禁止自己的子女看的，认为那些书不是正经的学问，看了无用。茅盾的父亲主张搞实业，希望儿子将来学理工科，也不主张茅盾看这些闲书。但

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当他知道茅盾喜欢看旧小说时，并没有严厉禁止。他认为小孩子读读这些闲书，虽无大用，也可以弄通文理，所以，他又把一本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茅盾看。

9 岁的时候，有一次茅盾跟他的母亲一起到舅舅家去度夏。茅盾的舅舅是个中医，家里也有不少旧小说。茅盾在那里找到了《野叟曝言》，只花了三天半时间就读完了。这是清代的一部通俗小说，共一百五十四回，约一百万字，曾自称“天下第一奇书”。茅盾的舅舅知道他很短的时间就看完了《野叟曝言》，也很是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这种广泛的、大量的阅读，不仅提高了茅盾的文学素养，而且也在无形中培养了他的写作能力。在小学里，茅盾的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每次考试他总能得到奖品。特别是他的作文更是出名。有一年茅盾遇上了童年会考，他参加了这次隆重的考试。会考的作文题是《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很快就写了一篇四百多字的议论文，文章的最后一句是“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主持会考的老师对茅盾的文章大加称赞，并在最后一句上加了密圈，写了如下评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进入中学后，茅盾在名师的指导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作文水平也突飞猛进。在湖州中学读书时，他幸运地遇上了钱念劬先生。钱先生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作过外交官，通晓世界大事，学贯中西，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学问家。有一次钱先生让茅盾他们作文，却不出任何题目，他让学生们自己选题，任意写，很多学生对此作文茫然不知所措。茅盾却借鉴庄子《逍遥游》中的寓意，写了一篇五六百字的文章，题名《志在鸿鹄》。文中写了一只大鸟展翅高飞，在空中翱翔，嘲笑下边仰着脸看，无可奈何的猎人。这是一篇寓言，茅盾借对大鸟形象的描写，表现了自己的少年壮志。而且，文章的题目又与茅盾的名字德鸿暗暗相合，因此，茅盾也是借此自抒胸臆。这篇文章思想高远，想象丰富，形象生动。钱念劬先生很是赏识，写了如此批语：“是将来能为文者。”钱先生的预见没有错，茅盾以后果然成为著名文学家。

湖州中学还有个文学修养很高的杨笏斋老师。茅盾曾跟着他学习写骈体文。有一次茅盾写了篇题为《记梦》的骈文，写自己暑假回家，到外祖母家歇夏，外祖母家的宝姨乘机出了一副对联考他。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要他指明上下联的出处。他指出上联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下联出自列子《力命篇》。宝姨又问他：“这‘命’字易解，‘力’字指什么？”他答不上来，说去问妈妈。这时外祖母叫吃西瓜，宝姨拉着他便走，走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梦就惊醒了。文中写的这个梦虽很平常，但其中的考题却并不简单。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能写出这些内容，足见茅盾的知识十分渊博了。杨老师对这篇五百多字骈文也很欣赏，认为构思新颖，文字不俗。

从这些地方都可似看出，少年时代的茅盾不仅有着很高的天赋，而且有着远大志向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后来，茅盾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时曾说过：“如果有谁不觉得整个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学生。”

今天，我把自己所摘抄下来的名人故事看了一遍。张海迪1995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他本来有着一个幸福的童年，父母都很喜欢她。可是天有不测风云。5岁时，因病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

医生会诊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病情反复发作，5年中他被迫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取6快，最后高位截瘫。就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小姑娘，现在只能整天并我在床上了。看着小伙伴们高高兴兴地一起跳皮筋，高高兴兴地一起背着包上学校，张海迪幼弱的心灵，被痛苦压碎了。她狠狠地捶打着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悲伤地哭喊着：”妈妈，我要走路！我要上学！“这个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年轻姑娘从没进过学校，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自学知识，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专业课程。张海迪十五岁时随父母下方聊城莘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但她没有惧怕艰苦的生活，而是以乐观向上的情深奉献自己的青春。在那里她给村里小学的孩子们教书，并且克服种种困难学习医学知识，热心地为乡亲们针灸治病。在莘县期间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受到人们的热情赞誉。

我的感想是：张海迪虽然从小就没有上过学校，但是她没有因为种种困难打倒，而是毫不退缩地迈出通向成功的步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海迪的这种可贵的精神，永不退缩，坚持不懈，向成功之宝出发！

今天是新年的第二天，一片祥和的休假气息中，我对着车讯网总编辑一顿狂吼之后，开始写这份市场部布置的“作业”。

这份“作业”——介绍职场上的成功经验，多少让我心存忐忑。时至今日，虽然从职位上，我是车讯网CEO，也曾被冠以汽车互联网圈“铁娘子”之类的绰号，但距离“成功”两个字，我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在互联网的这条道路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朝圣者，一心向着罗马的方向前行。在这一路上，不曾奢望成功，只能靠信念拼搏且从未放弃信念。曾有一位我深深尊敬的互联网导师这样评价我：“中人之姿，中人之智。唯努力可取，其余泛泛。”自己深以为然。

如果一定要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吧，我承认我是个工作狂，或者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女魔头”。如果工作狂是一种病，我已经病入膏肓。在做记者时，怀孕7个多月还在采访飞行，坐月子期间还在同时发稿；刚刚接触网络的转型期，曾有半年时间坚持6点钟左右到公司；曾为了那些重大项目，持续一周平均睡两到三个小时……

当然，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创业者眼中，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对我而言，唯一的区别是把别人眼中的每一次打工，都当成自我的一次创业。我认真而努力地对待每一份工作。《杜拉拉升职记》中描述的各种激烈职场政治，我几乎都视而不见。为公司工作，站在公司的利益和角度看问题，是我一直没有改变过的初衷。记得早年在腾讯打工时，就腾讯汽车的发展问题，我直接在内部通讯系统上跟马化腾聊了半个小时。事后，有同事善意提醒：“你知道自己跟马化腾差多少层级吗？十二级。”自此，由衷地欣赏马化腾。他没有因为一个新人的孟浪而对意见置之不理，而是认真地沟通和倾听。这也让我学到，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人的平等和尊重要来自天然和本性。

或许正是由于我在公司政治上的“白痴”和鄙视导致我加倍工作狂起来。可以说，工作狂的冲动，并不来自于外在环境，而是根植于我的内心，在于我想改变自己和改变环境的渴望。很多全球经济学家形容中国时，都会用到一个词“thirsty”。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对于做成事情的渴望，通常会非常强烈。正是这份强烈的渴望，驱使我一路狂奔。“没有伞的孩子，只能一路奔跑”。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没有伞的孩子。没有骄人的学历，没有优越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智商，只有勤奋和努力，是我起点和支撑点。

因为工作狂，在管理风格上，我为人苛刻，锱铢必较，甚至脾气暴虐，强迫症一样的驱动自己和别人，曾经多次高喊“不疯狂，就死亡”。做我的直接下属，有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一些人因此而背弃了我，而另一些人却习惯与我为伍，接受我的“虐待”和疯狂。

自然，我并没有因为一部分人的背弃而停止工作狂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在职业的丛林里，我们最终只能选择价值观趋同的人。特别是在创业初期，统一的价值观会最大程度的降低沟通成本，提供快速成长的基本动力。从这一点上，我喜欢做个单细胞的动物，同时也喜欢和很多单细胞动物一起生存长大。

简单地说，职场是一个“噪音”工厂。这些噪音时常释放各种诱惑，各种纠结。（励志歌曲 ）属于我这类的单细胞动物+工作狂们只能听从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发自我们的内心：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成功是给予努力者的奖赏。

三个月前，蒙实力雄厚的资方信赖，我接手了车讯网，希望通过自己一如既往的工作狂状态把车讯网打造成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三个月来，车讯网明确了“精明买车明白用车”的方向，流量已经翻了三番，在清华大学汽车实验室展开的“拆车坊”已经推进，同时稳定了自己首次购车用户和享乐型白领的用户人群，接下来，会继续在团购、用车和移动方向持续发力。三个月的时间很短，工作狂还在继续，希望在三年后，车讯网能够达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成长为最值得信赖的汽车网站。路很长，工作狂们一直在路上。

在我曾经工作并喜爱的平面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总编辑沈颢的一句话被奉为经典：“我相信，总有一天，那些与生俱来的光荣和梦想会全部到达！”最后想说，这句话，是我这个工作狂的圣经，这些年来，它一直指引我向上生长。

在妻子的鼓励以及有责任服务社会的家族信念的指引下，米特·罗姆尼在46岁时决定跟随父亲的步伐投身政治。1994年，他向美国政界最有传奇性的名人之一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发起竞选挑战。

米特的父亲当时不以为然，劝说他等6个月后再参选。“我认为他应该更具知名度才行。”老罗姆尼说。但是说归说，时年87岁的老罗姆尼不可能置身事外，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马萨诸塞州给儿子打气。

竞选刚开始时，选情比较接近，但米特·罗姆尼最终还是输了。正像他今天参选总统被质疑一样，肯尼迪质疑他在贝恩工作期间提升了工作岗位的真实性。身为米特的父亲又兼竞选导师的老罗姆尼，于1995年7月2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1998年，他的母亲勒诺也在89岁高寿时过世。

竞选参议员失败后不久，罗姆尼受邀担任2002年冬季奥运会盐湖城组委会主席一职，当时组委会正受申办丑闻困扰。罗姆尼离开了在波士顿业务正火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上任冬奥会主席而不领一文薪水。当时身体欠佳的安，最近又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支持了罗姆尼的抉择。

正是这个职位，让罗姆尼广受注目。其间他削减预算、寻找新的赞助商，恢复了冬奥会的正面形象，被冠以“白色骑士”的绰号。

受冬奥会成功举办的鼓舞，罗姆尼再次在马萨诸塞州参与竞选，这次如愿以偿成功当选该州的州长。他任职期间平衡预算、提高收费，而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推出了覆盖没有保险的医疗改革。

因为目光瞄准了更高的职位，罗姆尼只担任了一任州长。离任一个月后，他荣归故里。2007年2月13日在他出生地密歇根州亨利·福特博物馆宣布：寻求竞逐美国总统职位。

“我总是想象某天回到密歇根。”罗姆尼说。当时安和五个儿子及孙子们围在他身边。“……我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回归，但是我今天回来了。谢谢你，密歇根。”

演讲台上的罗姆尼，从容不迫、富有成就感以及政治家的风度，让他在克兰中学的同学斯图尔特·怀特颇不习惯，与年少时扮警察搞恶作剧的印象相差甚远。但是，演讲完之后，热情的罗姆尼在听众中看到怀特，高声地叫起他的名字，大笑着向他挥手。怀特回忆说：“这与我记忆里的他的样子很像。”

从这次演讲时间算起，罗姆尼踏上竞逐美国总统的征途迄今已有五年多。最终结局如何?今年11月选举日就将揭晓。

半途而废是一个成语，形容半路上停下来不再前进。比喻做事有始无终。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些名人也有半途而废过。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他创立了有机化学。因此被称为“化学之父”。

李比希曾经试着把海藻烧成灰，用热水浸泡，再往里面通氯气，这样就能提取出海藻里面的碘。但是他发现，在剩余的残渣底部，沉淀着一层褐色的液体，收集起这些液体，会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

他重复做这个实验，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种液体是什么呢？李比希想，这些液体是通了氯气后得到的，说明氯气和海藻中的碘起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氯化碘。于是，他在盛着这些液体的瓶子上贴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氯化碘”。

几年后，晋中之窗李比希看到了一篇论文——《海藻中的新元素》，他屏着呼吸，细细地阅读，读完懊悔莫及。原来，论文的作者，法国的青年波拉德也做了和李比希同样的实验，也发现了那种褐色的液体。

和李比希不同的是，波拉德没有中止实验，他继续深入研究这褐色的液体有什么样的性质，与当时已经发现的元素有什么异同。最后，他判断，这是一种还未发现的新元素。波拉德为它起名“盐水”。

波拉德把自己的发现通知了巴黎科学院，科学院把这个新元素改名为“溴”。

春秋末年吴越战争中，吴王夫差为替父阖闾报仇，富国强兵，终于一战败越，本来已经要灭了越国了。却半途而废，后来放虎归山，自己则贪图享乐，不再励精图治。而越王勾践知耻后勇，卧薪尝胆，坚持不懈，终于20年一举灭吴，夫差身死国灭。

你知道第一部电话机是谁发明的吗？不错，是英国的科学家贝尔。

当贝尔宣布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电话机，轰动了当时的整个科学界。不料，就在贝尔申请这项发明专利后，科学家莱斯却向美国最高法院对贝尔提出控诉，声称电话机的发明权应该归他所有。

事关一项重大发明的发明权和当事人的名誉权，法院不得不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

并请有关科学家对贝尔和莱斯各自的申诉进行鉴定。

调查和鉴定结果证明，在贝尔之前，莱斯确实已研制成功一种利用电流进行传声的装置，这种装置能把声音传到1000米以外。但是这个装置仅能单向传送，不能双方互相交流。对此，莱斯确认不讳。于是：法院和科学家都断定，这种装置还不能被称为电话机。

贝尔面对法院和科学家调查组，也直言不讳，他曾借助过莱斯的实验。但他比莱斯更加细心，他发现了莱斯装置的不足。他将莱斯装置所用的间歇电流改变为连续的直流电，这就解决了话声短促多变的问题。

然后，他又将莱斯装置上的一颗螺丝往里拧了半圈，仅仅5丝米，于是话声就能互相传递了。仅仅这5丝米，就使电话机诞生了，这种结果使莱斯瞠目结舌，使科学家震惊万分。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法院最后判决是莱斯败诉，电话的发明权归贝尔。贝尔感到他利用了莱斯的实验，同意发明专利为他和莱斯共有。莱斯感慨地说：“我在离成功5丝米的地方失败了，我将终生记取这个教训。”他坚决拒绝与贝尔共享专利。

我们为贝尔的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坚持，多一份认真，多一份努力，最终获得成功而庆幸。我们为莱斯的少了一点耐心，少了一份坚持，少了一份认真，少了一份努力，最终半途而废，与成功失之交臂而深感遗憾。

是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有时失败与成功的距离仅在咫尺之间乃至毫厘之间。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人类每一努力的领域中，有些微小的差距，便把赢家与输家分别出来。

赢家之所以赢得这些微小的差距，往往不是决定于天才、资源或者脑子，而在于用心度的深浅。在探索的征途上，往往再多加一把劲，再多走一步路，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跃上成功之巅。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从小爱动脑的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20年代，他首先发现了我国存在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了地质力学的组织理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手艺协会主席。

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李仲揆。14岁那年，因他学业优异，被保送去日本学习。在填写出国护照时，他把岁数“十四”误填入姓名栏里。怎么办?李仲揆灵机一动，把“十”加几笔成了“李”字。一看，名叫“李四”，又太俗气了;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他最先叫“李四光”。

李四光小的时刻，家里很穷，兄弟姐妹7人，爷爷又卧床不起。父亲是教书老师，收入微薄，妈妈一人种田，日子很艰难。李四光排行老二，年岁很小，但十分懂事。他平时看到妈妈一人干活，心里惆怅，就千方百计帮助妈妈干活。天刚亮，他就起床，把水缸装得满满的;上山砍柴，总要挑得满满的才回家。

李四光从小爱动脑。他帮妈妈舂米，用脚踩踏板，人小踩不动，他动脑筋用绳子绑在石杵那一头的踏板上，当脚往下踩时，同时用手使劲拉绳子，这样石杵就动起来了。他和小友人去荷塘采藕，小伙伴大多嘻嘻哈哈，打闹取乐，半天只能采几节断藕带回家。而李四光精明能干，他先顺叶踩到藕，再用脚小心地探出藕的方向，然后依着它生长的方向一点点把泥踩去，收成一根根完整的鲜藕。

后来，李四光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官办小私塾。考试发榜，李四光名列第一，在小私塾，他用功攻读，刻苦钻研，成为小私塾一位优等生。14岁那年，他被学院保送到日本深造。在日本上大学时代，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立志寻求地质组织的奥秘。

几十年来，他在地质组织上悉心研究，提出了地质力学的组织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去搜索石油天然气资源、矿产，展望地震，开发地热，在中国地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小英雄雨来的故事

爸爸从集上卖苇席回来，同妈妈商量：“看见了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可，起码要上夜校。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以后闹个睁眼瞎。”

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房子很破。教夜课的是东庄私塾里的女先生，穿着青布裤褂，胖胖的，剪着短发。女先生走到黑板前面，屋里嗡嗡嗡嗡说话声音连忙终止了，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这是用土纸油印的，软鼓囊囊的。雨来怕揉坏了，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雨来”两个字。雨来把书放在腿上，掀开书。

女先生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大家就随着女先生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刻，门吱扭响了一声。雨来展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猝然这样妆扮起来了呢?

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会合，要一两个月才干回来。”雨来问爸爸说：“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被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这哪儿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民兵带到区上去会合。”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探问。”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干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

猝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彷佛要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雨来一骨碌下了炕，把书塞在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

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唔哩哇啦地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两眼楞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刻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

12岁的雨来使尽实力，才把缸挪回到原地。

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早年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院跑，面前喀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向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下。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面前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

屋子里也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军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说谎!”他陡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

雨来低头一看，原来适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柔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保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

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一切告诉我!适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军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望皮包里掏。雨来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糖块。

扁鼻子军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传说在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蒙恬带兵在外作战，他都要定期写战报呈送秦王。

当时，人们用竹签写字，很不方便，蘸了墨没写几下又要蘸。一天，蒙恬打猎时看见一只兔子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血迹，心中不由来了灵感。

他立刻剪下一些兔尾毛，插在竹管上，试着用它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蒙恬又试了几次，效果还是不行，于是随手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石坑里。有一天，他无意中看见了那支被自己扔掉的毛笔，捡起来后，他发现湿漉漉的兔毛变得更白了。

他将兔毛笔往墨盘里一蘸，兔尾竟变得非常“听话”，写起字来非常流畅。原来，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的油脂去掉了，变得柔顺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支毛笔。

“假如设计一座桥梁，小数点错一位可就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今天我扣你3/4的分数，就是扣你把小数点放错了地方。”1933年， 在一次随机的考测之后，区嘉炜教授这样开导卢嘉锡，他显然注意自己最喜欢的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对老师的评分有点想不通。

区教授教的是物理化学，平时挺喜欢考学生，评分也特别严格。这回出的考题中，有道题目特别难，全班只有卢嘉锡一个人做出来，可是因为他把答案的小数点写错了一位，那道题目教师只给了1/4 的分数。

如何才能避免把小数点放错地方呢？在理解了教师重扣的一片苦心之后， 卢嘉锡思索着。

从此以后，不论是考试还是做习题，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根据题意提出简单而又合理的物理模型，从而毛估一个答案的大致范围（数量级），如果计算的结果超出这个范围，就赶此仔细检查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过程。这种做法，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因偶然疏忽引起的差错。

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的卢嘉锡后来走上了献身科学的道路。发现，从事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进行“毛估”，或者说进行科学的猜想。不过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因为探索未知世界比起学习和掌握现成的知识要艰巨复杂得多。在形成科学上的毛估思想方面，他首先得益于留心揣摩他的导师、后来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化学奖与和平奖）的鲍林教授的思维方法。

那是1939年秋，在留英时导师萨格登教授的指点和推荐下，卢嘉锡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当时很有名气的结构化学家鲍林教授的身边。毫无疑问，探索物质和微观结构奥秘，正是这位不满24岁就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结构化学是一门在分子、原子层面上研究物质的微观结构及其与宏观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不过当时的研究手段还处在初级阶段，通常，科学家们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弄清楚某一物质的分子结构。卢嘉锡注意到，鲍林教授具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直观能力：只要给出某种物质的化学式，他往往就能通过毛估大体上想像出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鲍林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能令他的学生钦佩，但卢嘉锡关没有使自己仅仅停留在崇拜者的位置上。

鲍林教授靠的是一种“毛估”，我为什么就不能呢？在反复揣摩之后， 卢嘉锡领悟到：科学上的“毛估”需要有非凡的想像力，而这种想像力只能产生于那些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科研实践经验、训练有素而善于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规律的头脑，于是，他更加勤奋刻苦，孜孜以求。

1973年，国际学术界对固氮酶“活性中心”结构问题的研究还处在朦胧状态，当时的科学积累距离解开固氮酶晶体结构之谜还有相当一段路程。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卢嘉锡在组织开展一系列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原子簇”模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福州模型”。它的样子像网兜，因而又称之为“网兜模型”（后来又发展出“孪合双网兜”模型）。四年以后，国外才陆续提出“原子簇”的模型。

时至1992年，实际的固氮酶基本结构终于由美国人测定出来，先前各国学者所提出的种种设想都与这种实际测定的结构不尽相符。猜想与事实之间总是有些距离的，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结构方面基本模型之一──19年前卢嘉锡提出的模型，在“网兜”状结构方面基本上近似地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所具有的重要本质，他的“毛估”本领不能不让人由衷叹服！

长期的科研实践，使卢嘉锡特别重视毛估方法的运用，他常常告诫他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毛估比不估好！”他希望有幸献身科学的人们，在立题研究之初就能定性地提出比较合理的基本“结构模型”（通常表现为某种科学设想或假说），这对于正确地把握研究方向、避免走弯路是很有意义的。但他同时提醒大家：运用“毛估”需要有个科学的前提，那就是全面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否则，“未得其中三昧”，那毛估就可能变成“瞎估”。

“三昧”，古语指事物的诀要所在。其实，无论哪种科学方法，如果只会从形式上运用它，充其量不过是一名熟练的工匠；只有那些善于从本质上把握它的人才会成为大师。

爸爸从集上卖苇席回来，同妈妈商量：“看见了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起码要上夜校。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将来闹个睁眼瞎。”

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房子很破。教夜课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穿着青布裤褂，胖胖的，剪着短发。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屋里嗡嗡嗡嗡说话声音立刻停止了，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这是用土纸油印的，软鼓囊囊的。雨来怕揉坏了，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雨来”两个字。雨来把书放在腿上，翻开书。

女老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门吱扭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

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说：“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被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这哪儿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

忽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雨来一骨碌下了炕，把书塞在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

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唔哩哇啦地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两眼楞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

12岁的雨来使尽气力，才把缸挪回到原地。

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院跑，背后喀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下。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

屋子里也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軍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

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

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軍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望皮包里掏。雨来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糖块。

扁鼻子軍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瞪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軍官摇摇头。两个人唧唧咕咕说了一阵。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使劲把刀刀放回鞘里。

扁鼻子軍官压住肚里的火气，用手轻轻地拍着雨来的肩膀，说：“我最喜欢小孩。那个人，你看见没有？说呀！”

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向两边拉。雨来疼得直咧嘴。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在雨来的脸上打了两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咬着牙拧。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一拳。雨来打个趔趄，后退几步，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但立刻又被抓过来，肚子撞在炕沿上。

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

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红绸子，映在还乡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

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

“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

“有志不在年高。”

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钻儿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搬缸，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豆腐啦！卖豆腐啦！”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

可是雨来怎么还不见呢？他跑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沿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

李大叔脑袋轰的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一股劲儿地跟着人们向河沿跑。

到了河沿，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

大家呆呆地在河沿上立着。还乡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

在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道：“鬼子走了？”

“啊！”大家都高兴得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五岁时，父亲拿一只小罗盘给他玩，爱因斯坦捧着罗盘，见里面的指针转来转去，最后始终指向北方，他奇怪了，他把罗盘捧在胸前，把指针转一圈，又转一圈，不管怎么转，那根针总是指着北方。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捧着罗盘，默默地想：针四周什么都没有，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把针吸住了呢？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想，直到母亲喊他吃饭，他还站在那里思索。

秋天，爱因斯坦一家去郊游，当走进一片茂密的树林时，他却不见了，母亲到处找他，焦急地喊他，他却一个人在林间轻轻地穿行，一会儿摘下一片树叶，细心观察树叶的脉纹，一会儿观看阳光从树叶间透出的光斑，到了湖边，他就蹲下身来，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湖面上起伏的微波。当母亲好不容易找到他时，他正坐在地上，凝望着一队队忙忙碌碌来回穿梭的蚂蚁。“阿尔伯特”妈妈一把拉起小爱因斯坦的手，发现他呆的地方离她叫喊的地方很近，“你干吗不答应妈妈，让妈妈来回的跑。”“没有，妈妈我没听见。”小爱因斯坦说，妈妈只好微微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