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观后感（精彩20篇）

在比赛中捧回的一个又一个奖杯，大大增加了苏炳添的自信心，也让他更执著于短跑这条道路。

但是，教练说苏炳并添没有短跑运动员的天赋。

他个子只有172cm，短跑运动员最佳身高是180cm—195cm，当年中国另一飞人刘翔身高在189cm，短跑项目中，个子矮要失去许多先天优势。

再加上我国短跑事业相比其它国家而言，起步要晚一些，选择短跑作为终身事业的运动员少之又少，国际短跑赛事上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决赛。

年轻气盛的苏炳添偏偏不信这个邪，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短跑运动上创造出奇迹，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实力。

为了这个理想，苏炳添想去专业的体校进行学习和训练，但他去了几家体校，都因为他个子矮、年龄大被婉拒，现实将他打回原型。

刘翔从七岁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而想入体校的苏炳添，这时已经15岁了。

眼看苏炳添的田径之路就要画上句号，这时候他人生中的伯乐出现了。

中山体校教练宁德宝看中苏炳添的身体素质和爆发力，想把他收为麾下弟子。

宁教练费了好大劲才说服体校的领导，破格把苏炳添招进来，然而，训练刚刚开始不到半月，苏炳添就吵着要回家。

中学时的训练和现在专业体校的训练相比，从运动量、技术上都简单很多。

体校要求学生6点就要起床开始训练，一上午的高强度练习，在中午短暂午休后，下午还要接着练，苏炳添被体校辛苦的训练吓住了，他不想跑步了。

他叫来父母想要退学，父母也不忍他受苦，便要把他带回家，宁教练实在舍不得这个好苗子，苦口婆心地劝说苏炳添和他的家人。

苏炳添的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从宁教练的态度上，他们觉得是真心为孩子好，于是妈妈许诺给苏炳添100元零花钱，把他留在宁教练身边。

从此，苏炳添如开挂般，正式开启了属于他的“飞人时代”。

2020年是我们学生生涯以来，最为特殊的一个年份，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的生活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不仅出行需要随时佩戴口罩在个人卫生上更是明显的得到提升，时间飞速，转眼已到九月。，如今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新一年的《开学第一课》也是正式播出，而今年的主题：“少年强，中国强。”更是让我们感受到抗疫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

因为疫情，我们度过一个格外漫长的寒假，不仅要在家中上网课学习，出门也要带上口罩，使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改变。但随着祖国不断地抗击疫情，与钟南山爷爷的英明指导下，战胜了这令人民都为之恐惧的危险疫情。如今虽然疫情还未彻底的遏制，但我们也慢慢恢复之前的平静生活，同学们也返回校园之中，开启了新一学期的学习生活。

1944年，杨振宁在西南联大念完六年书后，教了一年中学，教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班上一个女学生，叫做杜致礼。那一年，杜致礼17岁，后来她成了杨振宁的太太。

杨振宁出国的时候，并没有跟杜致礼谈恋爱。但是对于她的美丽与大家闺秀的风范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年之后，杨振宁与杜致礼在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中不期而遇，两人竟然都有了“过电”的感觉。他们后来认为，这恐怕就是前生的`姻缘吧。

这场姻缘不仅给了杨杜两人终生的幸福，还意外地让天各一方，似乎永世不得相见的岳父岳母有了晚年14个春秋的团聚。成为国共战争史上一首黄昏的恋歌。

1948年底，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以赴刑场的心情上战场，兵败被俘，两次以砖头猛击头部，自杀未遂。蒋介石得此消息，也不免心恸垂泪。但不料想，杜将军进了共产党的监狱，几年之间，便彻底“赤化”，于1957年被第一批特赦释放。蒋介石颜面尽失，雷霆震怒，不准许杜的夫人曹秀清和子女出入台湾。曹秀清带着婆母和5个儿女在台北生活十分窘迫。为了兑现当年蒋介石手谕的许诺，曹秀清曾找过宋美龄、张群等人反映自己的处境，然而均未结果。

1957年，曹秀清突然接到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的信。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惦念着你们母子的安全。”曹秀清幡然领悟到“老朋友”就是令她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丈夫杜聿明。

曹秀清清楚，她只有取道美国才可能见到她的“老朋友”。于是她向台湾当局提出了要求去美国看望女儿的请求。但蒋介石却“关照”：“杜聿明的妻子儿女不得再离开台湾!”

1958年初的一天，宋美龄突然派车接曹秀清到士林官邱。见面时宋美龄握住她的手说：“杜夫人，恭喜你女婿获得了诺贝尔奖，你该去美国看看他呀!”曹秀清喜出望外。宋美龄接着说：“杜夫人，希望你从美国回来时，把杨振宁也带回台湾，让他协助蒋‘总统’反攻内地。”这时，蒋介石也走进屋内问：“孩子们怎样?你的身体可好?”

曹秀清沾了女婿的光，终于获准去美国探亲了，期限为半年，逾期不归，罚以巨款。为防不测，台湾不允许她带子女，还特意找了两个位置相当高的人作保。1959年，曹女士来到美国，再也没有返回台湾。

杜聿明获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妻子能来内地与他团圆。然而曹秀清却一直心存疑虑，丈夫以败将之身，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好日子?她不相信按丈夫的性格，他会真心留在内地。因此她写信给丈夫，劝他不要强求自己。当她终于明白丈夫铁心扎根内地并非权宜之计时，她于1963年10月回到了北京，甘愿与丈夫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临回国前，她听说内地物资比较匮乏，写信问丈夫需要什么?丈夫想知道能贮存食品的冰箱是什么样，于是杜夫人为其从美国带回了当年很奢侈的一件家用电器。血海硝烟中厮杀了大半生的杜聿明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们家因政治原因导致的夫妻隔绝，竟因为物理的原因，因为一项诺贝尔奖而化解消融。

“感动中国”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亲情的可贵，生活的美好，在自己心中培植了一种感恩情感，向身边的人发出真诚的问候和微笑，帮助我民们树立了真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了我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增强了社会责任感，提升了我们的思想素质。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到处洋溢着喜庆和欢乐，学校也给了我们许多吃的，我边看“感动中国”的电视，边吃零食。电视里有许多悲惨动人的情节，但是最令我感动的还是参加救援队的那位叔叔-----武文斌。

灾难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的灵魂;灾难是一把尺子，量出了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四川汶川8级大地震，象疯狂的恶魔，瞬间夺取了8万多人的生命，吞噬了无数的房屋。面对这样的灾难，20岁，30岁……在这些父母的眼里都是一些稚嫩的孩子，可他们却表现出常人所发挥不出的力量，武文斌就是其中一个。

地震发生前不久的一段时间，武文斌刚进部队。地震发生时，部队才让武文斌参加救援队。出发时，他与部队战士众志成城，参加到救援队中。到了目的地，他为了救别人，嘴里吐出了鲜血，但他还要坚持去救人，最后他病故了。通过观看《感动中国》，我感受到面对躲不过的灾害，我们悲痛，我们哀伤，可是我们更在灾难中奋起。我们心手相连，我们众志成城。那每一次落泪，每一次微笑，每一缕关注，都是抗击灾害的无穷力量。那灾害中的坚毅，悲痛中的自持、危难中的凛然向前，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

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只要关乎农民民生，千头万绪，无可不为。同时，作为村长助理，他不属于体制，不属于村干部班子，没有权力和队友。

秦玥飞2010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怀着改变中国农村的热望，他在2011年来到湖南成了名大学生村官，至今已经五年。

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同时也是一个被寄望会用先进理念给农村带来新变的城市青年、名校的大学生。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只要关乎农民民生，千头万绪，无可不为。同时，作为村长助理，他不属于体制，不属于村干部班子，没有权力和队友。

秦玥飞就像是一颗螺丝钉，在体制机器外滚动，零敲碎打，有单枪匹马的无力感，也有独当一面、不受缚于体制的自在。他试图改变环境，但环境也在雕琢这个年轻人，从打扮到言谈，甚至到观念。

对基层的民众和官员来说。秦玥飞是热忱、有礼貌的年轻人，是半个“干部”。人们对他既有招待远客的淳朴热情，也有对“当官的”一向有的冷眼揣度;既有对留洋高材生的好奇和卑怯，又有教他做人的架势、对境外势力的鄙薄。

秦玥飞得到了体制的表彰。人们记住了一个青年奋力击水的姿态，赞叹他所散发的正能量。但很少有人指出，环境改变甚少，秦玥飞仍然挣扎在缺乏权力、资源和队友的困境里。

有这样一些融入年轮的人，我们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从容，彷徨的时候，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坚定，怀疑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什么叫相信。_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颁奖盛典将于今晚(_年2月17日)20:00在CCTV-1综合频道播出，2月19日央视新闻频道21点30分重播。从2002到_，感动中国走过17个年头。时代在变，感动不变，人们对善的向往不变，对美好的渴望不变。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

如果问过去这十来年，中央电视台原创了哪些成功的电视品牌，我想《感动中国》一定可以名列前茅，甚至排名榜首。《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打造的一个“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的主旋律精神品牌栏目，多年来坚持鲜明的价值导向，彰显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从“感动中国”收获了什么

《感动中国》是一种呼应，它呼应的是人们心里本来就有的向善之心。《感动中国》的两个多小时，对于每个普通的观众来说，可能意味着无法被擦干的泪水，或者是心灵的一次净化。但对于这个社会与时代来说，《感动中国》的走红意味着什么?

诗人顾城曾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感动的同时，我们有时是不是也该有点儿愤怒。我们要做的和该做的事还很多，只有感动、愤怒都不够，我们必须擦干眼泪后行动，站到一个又一个曾经感动过我们的人身后，然后愤怒才会真正减少。

看感动中国，最吸引我们眼球的还有里面的颁奖词，这些颁奖词语言凝练，富有文采，魅力十足;精华浓缩，内涵丰富，短小精悍。我们读之，品之，手不释卷。我们仿写，撰写，受益匪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收获呢。

感动，真的有用吗?

感动，无用!是的，感动不能改变什么，行动才有用。很多像《感动中国》一样优秀的电视作品，都在传递一个思想——利他，是境界的利己。

每一年，《感动中国》的那些年度人物，都带来一种启示、一种力量。今晚，谁将让你落泪，谁将动你心魄。感动中国的典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行动起来才能凝聚力量，向上，更好，创造未来!

看了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1*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隐姓埋名30年的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有为报答战友深情，几十年守护天山筑路士兵墓园的老兵陈俊贵；有努力改变乡村面貌的基层好干部山西村官段爱平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年届90仍然坚持拾荒助学的山东老人——刘盛兰。

刘盛兰是位普通村民，年轻时在外打工，后来在一家企业作保管员。73岁的时候，老伴去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为了让自己老了无力行动时，身边会有一个照顾他的人，他开始了助学。这是老人的初衷。但后来，他助学的规模远远的超出了自己的想像。

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时起，73岁的他就将自己微薄的工资捐出去。而受捐助的学生，也逐渐从周边几个地市"扩张"到全国各地。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资助着50多名学生。

每天清早，刘盛兰起来弄点简单的饭菜，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去了，直到捡回一大堆破烂。他17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的连一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可捐资助学总计7万多元，资助了100多个学生。刘盛兰一直没进养老院，这样能拿到每年400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他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

刘盛兰唯一珍藏的是一个深蓝色布袋，里面装满了汇款单和回信。这么多年过去了，老人也不记得汇出去多少钱、收了多少封信。2013年8月，因为肾病，刘盛兰住进了医院，但他仍然惦记着捐资助学，担心汇款中断和没到位会断了孩子们的希望。得知老人住院，很多受资助的孩子回来看望他，照顾他。

还记得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视生命。一叠叠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应该思考答案。 是他让我感受到了崇仁厚德！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打造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品牌栏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本次评选投票到2017年1月5日23：:5截止。如果您被“宁波守塔人”的事迹感动，请登录央视网“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专题页面，为“宁波守塔人”投上宝贵的一票。

五代人守灯塔三位亲人献出生命!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浙东海域上，矗立着12座灯塔。这里留下了叶氏家族五代灯塔工的足迹。1883年白节山灯塔建成，渔民叶来荣带着一家老小上岛，成为中国第一代灯塔工，没想到，这一守就是一辈子。更让人意外的是，一百多年来，子子孙孙追随着他的脚步无怨无悔守护灯塔。五代人百年坚守三位亲人献出生命，灯塔依然亮着全国最佳灯塔工、全国劳动模范……故事的主人公叶中央是叶氏家族的第三代灯塔工，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他的名字。

75岁的叶中央头发花白，回忆起灯塔工的生活，叶老一下子变得健谈起来。1883年，白节山灯塔建成，渔民叶来荣成为中国第一代灯塔工。1944年，叶中央4岁。他和父亲叶阿岳一起生活在鱼腥脑灯塔上，那时候父亲已经是一名灯塔工。有一次刮台风，一艘补给船要进港避雨，父亲一头扎进狂风暴雨中去帮忙，结果一个海浪扑来，船被打翻，父亲被卷入大海。掩埋黑发人，祖父带着孙儿上了白节山，祖孙俩守着灯塔相依为命。叶中央在祖父熏陶下，爱上了灯塔。19岁那年，他成为一名新中国的灯塔工。1971年春节前夕，几名灯塔工打点行装准备回家过年，叶中央却自告奋勇留下来，写信让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到灯塔来过年，没想到等来的竟是噩耗。途中，小船不幸翻沉，除大女儿被人救起，年仅29岁的妻子和5岁的小女儿双双遇难。叶中央的妻女离世后，他本可以要求组织将他调离守塔一线，但最后叶中央只说“给我换一座塔吧”。这一回，他去了爷爷曾经守过的白节岛。叶静虎是叶中央唯一的儿子。

他本可以当一个合格称职的拖车司机。1982年，他接了父亲的班，成了白节山灯塔的一名灯塔工。孙子叶超群是个“90后”。2013年4月，大专毕业的他在爷爷和父亲的支持下，登上了位于宁波镇海口的七里屿灯塔。惊心动魄的一夜冒着12级台风，爬上塔顶排除故障“做我们这一行，经常会碰上海难，生离死别见得多了。”

小时候，叶中央就跟着爷爷在白节山灯塔值班，最早听到的一次海难就是“太平轮”沉没。“刚好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听爷爷说海上有一艘大船沉没了，就在驶离吴淞口不久，在灯塔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哭喊声，但越来越微弱，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

一早看到，海面上泛着油光。”叶中央说，后来得知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太平轮”沉没事件。他曾在舟山群岛最北端的花鸟灯塔守了3年，那里被称为“远东第一灯塔”。

“以前根本没有网络，有没有台风，只能靠听收音机。对灯塔工来说，碰上险风恶浪是常有的事，我们早就习惯了。”叶中央和记者回忆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有一年夏天，白节海峡遭逢12级台风，我们在灯塔值班。一阵电闪雷鸣过后，灯塔电器被击坏。灯塔失明，船舶随时都有触礁的危险。我冲入暗夜，匍匐着爬向塔顶。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让灯塔亮起来。最后，故障顺利排除。别看从值班室到灯塔只有100米的距离，但我足足爬了半小时。我们会在值班室和灯塔之间拴一根“安全绳”，抓着绳子爬行，稍有疏忽可能就被狂风吹落海里。“看得多了，就越觉得灯塔是不可或缺的。

在茫茫大海里，灯塔就是希望，就是家的方向。”叶中央说得很平静。无边无际的孤独一上灯塔就是11个月，只有海风只见海水叶超群，这个家族最年轻的守塔一员，仍在镇海坚守着传自父辈的这份灯塔情怀，“我刚踏上灯塔的时候，就倍感亲切，可能骨子里头就和灯塔有一种不解之缘吧。加上我性格比较内向，喜欢安静的地方。爷爷提议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新一代的灯塔工，生活不再像原来那样艰苦，电视机、电脑已经普及。

但白天看海浪，晚上看星光，孤独如影随形。刚到七里屿灯塔的那段日子，叶超群却有些不适应，“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整个岛上，走上一圈只要五六分钟。除了熟悉的几张面孔，只能听大海的声音。很难想象，爷爷一辈子呆在灯塔是怎么熬过来的。”记者注意到，叶超群用了一个字眼——熬。没错，那个年代的灯塔工要艰苦得多。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所需主要依靠补给船，每月一趟。如果碰上台风天，补给船来不了，他们只有挨饿的份。“有一次刮台风，补给船到不了。当时岛上只剩一个冬瓜，五个大男人就着一个大冬瓜，吃了整整一个多星期。”叶中央说，遇到紧急情况需要与外界联系，只能点烟，“有一次我发高烧，连着烧了三天，到后来整个人昏迷了。他们就在岛上放三把火求救，我算躲过一劫。”然而，最难熬的还是无边无际的孤独。

灯塔工要在孤岛上连续工作11个月才有20来天的休息，这11个月时间里，只有海风，只见海水，“唯一能解闷的就是抽烟，那时候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三包，现在落下了病根。”

(一)

支月英，女，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

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

(二)

李万君，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

2016年被中组部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为了在外国对我国高铁技术封锁面前实现“技术突围”，李万君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韧劲儿，一次又一次地试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核心试制数据，积极参与填补国内空白的几十种高速车、铁路客车、城铁车转向架焊接规范及操作方法，先后进行技术攻关100余项。

如今，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向架年产量超过9000个，比庞巴迪、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等世界三大轨道车辆制造巨头的总和还多。

2016年6月13日，《河南商报》在A02、A03版分别刊发《亮亮回家》《他用永远定格在29岁的生命圆了儿时那个维护世界和平的梦》《军中拼命三郎，家中孝顺儿子》三篇文章，讲述了申亮亮三次请命维和的事迹。曾经有一位正读高二的学生，在看了《河南商报》对申亮亮的报道后，在报纸的一侧，用小楷写上“你的梦想，我也在努力”字样，还特意把该篇报道剪裁下来，并过塑后悬挂在书桌前。他说，他要考取军校，向英雄学习。

2016年10月8日，《河南商报》A05版刊发文章《致敬!像王锋这样的英雄》。文章中说，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王锋舍生忘死，挺身而出，以三入火海勇敢救人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令人感动的英雄赞歌。有读者特意找到报道此事的记者询问捐款方式，还有读者自发到王锋的老家前去吊唁。

2016年10月16日，河南商报派记者到陈冬老家洛阳采访，对陈冬的事迹进行报道，除报道陈冬飞天成功外，还刊发《太空33天，陈冬如何度过》《陈冬今年回家过年，父亲要陪他去喝最爱的牛肉汤》《6年未见陈冬，哥哥希望他回来后能拍一张全家福》等多篇文章。记者在采访后感叹说，陈冬不但是河南人的骄傲，他的低调、执着，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20xx颁奖典礼》终于在20xx年2月1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

田惠萍：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

我无法责备这个父亲本身的残酷，但是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得人们对孩子做人没有了机会，让一个家庭被剥夺了生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没有社会服务、支援体系，所以人们会对生命感到绝望。

我们呼吁社会支援，给生命尊严和机会。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社会这种情况是应该的，我们就会责备孩子是错的，但孩子没有错，错的是社会。

弢弢刚被诊断时，那是很远的事情了，当时我没有社会支援，感到很绝望，后来我就想明白了：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放弃生命可耻，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可以毁掉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家长该怎么面对?我还是那八个字：

珍惜生命，享受生活。

对我来说，再绝望也不会去扼杀生命。生命之间没有差别，家长们要懂得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对生活的享受，践踏了另外一个生命，怎么活着都不是享受。

因为杨弢，我成了文明的VIP

我的杨弢今年整整三十岁，作为老一辈，我想说，有一个孤独症人在身边的生活真好，一点都没有艰难。

去年年底，我带他去西双版纳度假，下了飞机要上厕所，所有人都在排队，我带着弢弢就进了残障人士的专用厕所，不用排队。人们都看着我，心想，这人脑子怎么那么灵;我心想，我比你们更早地进入文明社会，这样的设施，本来就是为了生活更方便，为了生命更平等而建设的。我带着杨弢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些设施，登机走绿色通道，下飞机后坐头等舱的小巴，我可沾他的光了。

因为杨弢，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VIP，如果没有他，我在旅途中也顶多就是个P。

现在杨弢的一切就像普通游客一样，非常顺利，但我还是会例行跟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说好，没问题，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请说。

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

该干嘛干嘛

就是在做倡导

因为弢弢属于好养又好带的孩子，一直以来我们都很顺利，没有特别需要帮助，而我仍然会跟别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我只想通过这样做，让只要我们出现的地方，都会多一个人听到“自闭症”，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生活习惯。

我从来不把杨弢作为一个秘密，不会去隐瞒，也从没打算改变他，实际上是杨弢改变了我，只要我和杨弢还活着，我就会一直这么做。

我的生活就是在倡导杨弢，我可以带着他出现在任何公众场所，这本身就是在倡导。

倡导不是喊着口号去游行、发表文章，或者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也不要因为孩子自己就不度假、不旅行、生活就没有爱好了。

天没塌，地没陷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很多年前我还战战兢兢，但现在，我发现这个社会已经为文明做好了很多准备，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不要害怕，干嘛要躲着，没必要。

杨弢现在周一至周五在慧灵(注：北京一家障碍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周末回到家里跟我生活，就跟我当年上大学去了放假才回家一样。弢弢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电视、织毛衣，买菜做饭会朋友、读书旅行都行，跟身边人的生活一个样。

天没塌，地没陷，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不要认为有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自己的生活就变得特别不一样，我的成功就在于我和弢弢现在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我孩子甚至比不是自闭症的人生活得还普通。

我讨厌中国某些孤独症家长领域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为有这么个孩子感到丢人，会觉得因为孩子，自己从此没有权利感到快乐和骄傲。

很多人都说田惠萍不是人、是神，我说，我只是认认真真坚持做一个“人”，怎么就成了神?我成为神只能说明是国家的悲剧。

我们就是在普普通通地生活，我们对孩子会有的担忧和疑虑，都不是因为他是孤独症。

因为有盲人、聋哑人、我们的社会知道了要怎么做;因为人会老，我们知道了年龄大了以后社会需要有什么。我们当然也会想六十岁以后有一天走不动了怎么办，我母亲一直到七十之前都在说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可我和我哥哥没一个是自闭症啊，这是所有人都会有的一种担心，不是自闭症父母特有的。

谁都会老，这是种不定的因素，为什么非得说孩子是自闭症我们就要去考虑这件事?换句话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生老二，不就是害怕自己老吗，可是谁能保证老二将来就能养他?有几个中国人是为了爱才生孩子的?不都是因为害怕老了自己没人照顾吗?

我们对老了以后会如何产生恐惧，这是社会保障不健全造成的，跟有没有孩子、孩子是不是自闭症没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想到：只有社会保障才是生命安全和尊严的保证，不仅是自闭症，还有脑瘫、聋哑人、肢体障碍的孩子，如果没有社会支援，一样没有保证。

我们这些孩子，首先要暖和、吃饱、穿好、要快乐，要有事情做，干干净净，不会冷着饿着脏着，不会被人嘲笑愚弄。弢弢在慧灵，有人专门为他们工作，带他们出去，带着他们唱歌跳舞，享受生活，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学得不像自闭症是吗?凭什么他们一定要变呢?

目前，好像社会所有的服务都是在要改变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要变的是自己，所有想要彻底改变自闭症的人，最后一定会被自闭症打得头破血流。

如果因为想到以后怎么办，找不到答案，那现在就把孩子杀了，这合理吗?

是生命都有风险，谁能保证这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不会出意外?为什么要夸大到因为自闭症孩子可能会在将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多风险后患，让家长宁愿今天就杀死孩子，或者我自己去死?这他妈的什么鬼论调!

带来威胁的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不是自闭症，全部人都一样。

为什么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人就活不了?我就不信。

自己没有对生命活下去的力量，你抱怨谁?

你对得起自己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吗?

所有的悲剧都是人们在价值观上的一念之差。而我想说的是，是杨弢成就了我的人生，因为他，我想要让自己活得好，活得健康;因为他，我特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生命不待。

因此我早早就退休了，我不能等到将来有一天我怎么怎么了，再去干些什么，我觉得生命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去精彩，我现在就生活得有滋有味的。

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咱们自己开始，我们要告诉社会，生命当中所有东西都是精彩的，只要我们尊重它!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当时的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一)

申亮亮，29岁，生前系中国驻马里共和国维和工兵分队战士。

2016年6月1日，中国驻马里共和国维和部队遭遇恐怖袭击。一辆载有500多公斤炸药的汽车，驶入申亮亮所在维和部队的营区。当时，正负责营区2号岗哨警戒执勤任务的申亮亮立即发出预警信号，引导后方部队隐蔽。在汽车侧翻时，他本可以选择撤离现场，但他用生命中的最后37秒，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因为他的及时处置，500多公斤的炸药袭击，只一人牺牲。

这一人的牺牲把一位农村母亲的世界炸得粉碎。申亮亮的母亲杨秋花悲伤得无法站立，坐着轮椅到机场迎接儿子的遗体回国。追悼会上，哭成泪人的杨秋花在多人搀扶下走到儿子的灵柩前，摆上一支白花，用河南乡音大声而颤抖地说：“我的儿子，你为国争光了，我谢谢你!”

(二)

吕顺芳，女，64岁，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官林镇义庄村农民。

吕顺芳小时因家境贫困，年幼的妹妹被忍痛遗弃。为了圆母亲晚年骨肉团聚的心愿，她四处奔波寻找妹妹，然而直到母亲去世也未能如愿。寻亲路上，吕顺芳发现还有更多有着同样遭遇的家庭，她暗下决心：“我要帮天下父母寻找他们失散的儿女!”

2000年5月，吕顺芳在家中办起了“寻亲驿站”，先后接待了来自内蒙古、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14个省区的3000多名寻亲者。为帮人寻亲，吕顺芳辞去工作，几乎花光了家中的积蓄。14年来，吕顺芳帮助300多名寻亲者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亲人，使一个个离散多年的家庭破镜重圆，用爱心演绎着感人至深的人间真情。她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寻亲大姐”。

“虽然我自己的妹妹还没有找到。可是，想到有那么多的老人不再像我母亲那样抱憾，那么多的家庭能够骨肉团圆，我感到付出再多也是值得。”吕顺芳说，“不管有多大困难，我都会坚定而快乐地走下去。”

2月18日晚，下乡归来的张渠伟在忙碌一天后并未选择回家休息，而是来到了单位会议室观看节目。节目播出后，同事朋友的祝贺纷纷如期而至，而他本人却感到：“内心很平静。”

自20__年3月担任达州市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以来，张渠伟为渠县143802名(居四川省第二)贫困人口脱贫、130个贫困村脱贫和整县摘帽贡献了健康、智慧和热血。由于常年熬夜和超负荷工作，张渠伟还患上了严重的“耳石症”和“青光眼”，住院期间，他曾3次拔掉“输液管”偷偷回到了工作岗位。

最严重的时候，医生曾要求他立即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否则就有可能失明。可是他却说：“没时间住院啊，能不能先利用药物保守治疗?”带着3个月的药物，张渠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一桩一桩的工作让他分身乏术，连复查都是通过电话联系医院，让医生根据口述症状帮忙开药。

真情的付出也有了回报。据数据统计，渠县四年共减贫136610人，贫困发生率从12.1%降到0.6%，这一条扶贫之路，张渠伟走得辛苦，却依旧坚定。

“获此殊荣，我仅是扶贫战线的代表之一。”节目播出后，张渠伟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殊荣对他而言更多的是压力和责任。“唯有扎根扶贫一线，更加努力地工作和顽强地拼搏，为脱贫攻坚做出积极贡献!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张渠伟说。

今年的冬天，悄放枝头的蜡梅不是最美，银装素裹的大地不是最美，最美的是那一群群逆行者，他们挺拔的身影，是这个冬天最美的风景。

当新冠病毒悄无声息地伤害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可爱的白衣天使们，就成了这场没有硝烟战争中的无畏的战士。只要一声令下，他们马上集合，奔赴战场，展开了生与死的较量。

你们看，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已经认不出谁是谁了，于是防护服有了自己的名字。防护服一穿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一脱下就不能再穿了，于是他们就不喝水不吃饭，一刻不停地抢救病人。当他们脱下防护服和护目镜后，脸上那深深的印迹让人心疼，原本俊俏的脸庞，已是疲惫不堪，汗水已模糊了他们的样子，但是他们面对镜头，露出了美丽的笑容。当看到他们蹒跚离去的背影，我的泪水已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的疫情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于是，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马上请命，带着简单的行装，乘上大巴，坐上飞机，逆行而上，一齐来到了最危险的武汉。为了更好地投入战斗，姑娘们剪去了美丽的长发，于是有了今年最美的发型。“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本想今年回去的，但是我现在走不了，我的家人一定能够支持我的。”“疫情不等人，救人最重要，结婚可以晚一点，领证可以改一天，没事。”……一句句真诚质朴的话语，令人肃然起敬。有一个医务人员，在抢救病人时，得知了她母亲去世的消息，她回到休息室，泣不成声，朝着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三躬，随后擦干眼泪，拖着疲惫的身躯，又来到了病房。那一刻，我已泣不成声了。

这是一场战争，是战争就会有牺牲。在新闻报道中，我听到有一千多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有六人牺牲，这锥心的疼痛无以言表。他们是英雄，是新时代的英雄，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他们成了真正的天使，但愿他们一路走好!

今年春节，谁是最美丽的人?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们的白衣战士，是最美丽的人。他们逆行而上的坚定的背影，他们一封封请战书上铿锵有力的签名，他们虽已精疲力竭却仍无比亲切的笑容，构筑了今年冬天最美的风景，让人心酸心痛，又赞叹不已。

张桂梅在华坪中学任教过程中，时不时就会有女孩在课堂上消失，在家访之后她发现，这些十几岁的女孩都被家里嫁人了。2001年张桂梅担任儿童福利院院长，她发现一些健康的女孩被丢弃在福利院门口。这些经历让她萌生了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的想法，因为帮助一个女孩可以挽救三代人。于是从2002开始她四处奔走，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四处募捐，然而社会往往是现实的，用了5年时间仅筹到了1万元。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07年作为党的17大代表参加党代会期间，一名记者在她裤子的破洞上发现了她的愿望，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报道。从此她想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愿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政

府出资200万元创办了华坪女子高中。高中创办之后也不是一番风顺，条件艰苦，师资落后，多名老师因无法接受这个工作条件而辞职。剩下的老师在张桂梅的带领下，凭着作为共产党员的信念才坚持下来，并取得了不凡的成绩。

任何伟大的事业背后的过程都是艰难的，张桂梅甚至没有自己的生活，她说：“也不是不想有自己生活，只是一天做着做着，就把时间做没了。忘了，把生活忘了”。是什么支撑张桂梅走了下来?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道：“您觉得您这辈子的价值在哪?”，张桂梅回答：“不管怎么着，我救了一代人，不管是多还是少，毕竟她们后面走的比我好，比我幸福就足够了，这对我是最大的安慰”。我在这句话中找到了答案，就是她找到了人生的使命，是使命的力量支撑她坚持下来，并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做到了这一切。

使命是什么，在当代的企业管理中，使命、愿景、价值观是经常被提到的三个词汇，企业的使命就是你的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对于个人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找到自己使命的人和一个没有使命的人，能够做到的程度是绝对不一样的。张桂梅就是因为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也就有了支撑自己走下去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她可以不记荣辱，不记得失，真心诚意的为自己的使命去奋斗，进而取得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绩。

张桂梅的事迹给我了很大的启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疫情肆虐，国际形式波谲云诡，但所有的危机又都是机遇，从此时此刻起认真的梳理自己，挖掘自己的人生使命，并为自己的人生使命而奋斗。

在疫情之下，我们的党和政府表现出了强大的执政能力，以极快的速度控制住了疫情，是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唯一能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珍惜当下的大好环境，为了自己的人生使命而努力奋斗。张桂梅在采访中也提到：“我希望她们出来不需要感谢张桂梅，不需要感谢女子高中，我希望她们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就足够了”。这正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心声。

感动中国，感恩你我。爱传承，从没有终点，感恩前行，从不曾停歇。

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举行了，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人物感动着、感动着。

从2018年的春月起，十多年了，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我都坚持收看，认真地聆听着那些感人的故事，认真地品味着每一段颁奖词；十多年了，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段故事，成为我前行中最为重要的催化剂、推动器。

非常感谢中央电视台为我们带来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暨颁奖典礼”，这是一档让人们体味感动、仰望崇高、陶冶情操、培植精神、塑造灵魂的好节目。我一发现他，就把他当做一个滋养自己心灵、软化自己感情、培育并保持自己有一颗能感动的心的好节目；事实上，我的这个想法在观赏每一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都能得以实现。

至今还记得，2018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还在行进中，我就在感动中写下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评选之感动”，记录下对于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老师李桂林、陆建芬贤伉俪二人在天梯小学坚持十八年的感动。

每一次观赏“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都是我灵魂得以洗礼、升华的时刻，我自己很清楚：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崇高的伟大的灵魂，都有着一种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到心灵震撼的精神力量；这些崇高的灵魂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也是我这一辈子无法达到的；正如一位伟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人做的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仔细看看2018年“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中的“好人们”，那个不是做好人做好事十多年、几十年——陪聋哑儿子读书十六年的爱心妈妈陶艳波、帮助“发小”三十九年的陇海大院的哥们、默默捐款2018从不留真名的张纪清、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瘫痪父亲的孝女朱晓辉等等。

每一次观赏“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都是让我的心与情得以进一步软化、激发、培育和提升的好时刻；这些感动中国的人物的故事，让我的心更加温婉、温润，更能被感动、感化。至今，我还能有一颗似乎与年龄不符的能够感动的心；至今，我还有一些能够让自己骄傲的激情，我要感谢诸如“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之类的节目、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我会很好地珍惜这些人物、这些故事带给我的精神滋养、文化陶冶，我会继续努力地让自己有一颗能够感动的心，有一份能够有一定热度的激情，思考每一天、努力每一天、快乐每一天、享受每一天。

今天，我看了《感动中国》，那一幕幕感人的事迹、感人的创造、感人肺腑的场面让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让我敬佩的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何玥即将小学毕业，却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住院进行了第一次手术。9月初，病情突然复发二次入院，肿瘤已扩散至脑部组织。当听说自己的生命只剩三个月时，她决定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11月17日，小何玥脑死亡，父亲根据她的遗愿将她的两个肾和一个肝捐给了三个人。

在亲人眼里，何玥是个爱学习、有爱心的孩子。今年4月，做完手术第三天，她就回到学校上课了。她的家里满满一面墙都贴着她的“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08年汶川地震时，她硬逼着父母捐出了一个月的工钱。她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要父亲捐给更需要的人。

9月中旬，爸爸从广东打工回来，她第一句话就说：“爸爸，我想把自己的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她说，她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她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由于是何玥最后的心愿，亲戚们最终同意了何玥的想法，决定帮助她完成遗愿。

我以后也要向何玥学习，学习她做一个对社会有很大作用的、有爱心的人。

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而同时，走路的脚也更结实一分，就像是一次年度的充电，一个缺点的电池再度内心充实，于是，又可以支撑自己，也希望可以帮助别人。这，正是感动的一种力量……

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中国科技大学量子技术科研团队近日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十光子纠缠，再次刷新了光子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这也是今年该团队继发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后，再次创造世界纪录。尽管已经成为国际上量子领域的引领者，但潘建伟仍然十分谦逊。他说：“目前我们国家只有在一两个点走在世界的前列，还不敢说领先，量子技术要达到国际上广泛认可的领先还要花10~20年。”

鬼魅的超距作用

此前，八光子纪录同样由潘建伟院士带领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技术科研团队中陆朝阳、陈宇翱等研究组成员创造，并保持4年之久。该团队的“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去年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成为历史上获此殊荣最年轻的团队。

多粒子纠缠操纵作为量子信息处理基本能力的核心指标，能够系统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多个研究方向，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此次研究成果还将应用于大尺度量子信息技术。

“多光子纠缠”，顾名思义，就是让多个光子产生纠缠，这是利用光子做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计算的必要前提。量子力学中“纠缠”指的是多粒子的一种叠加态。当两个粒子发生纠缠，就会形成一个双粒子的叠加态，也就是一个“纠缠态”。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无论两个粒子相隔多远，纠缠态都可以存在，因此量子纠缠曾经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的超距作用”(spookyactionatadistance)，并以此来质疑量子力学的完备性(因为违反了他提出的“定域性”原理)。但是，后来每一次实验都证实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非定域的量子纠缠可以存在，定域性原理必须舍弃。

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文卓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解释时表示：“随着量子信息学的诞生，量子纠缠成为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的核心。”

十光子的意义

张文卓表示，针对量子信息处理尤其是光量子计算的需求，纠缠的光子数自然是越多越好。在实验上，光子纠缠需要对光子源产生的光子通过各种光学干涉的方法来获取，这就是“多光子纠缠”和“多光子干涉度量学”成为一个整体课题的原因。产生纠缠的光子数越多，干涉和测量的系统也就越复杂，实验难度也就越大。

把双光子干涉产生纠缠的方法层层累加，扩展到更多的光子，就可以形成更多光子的纠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开资料显示，潘建伟团队从2004年开始，一直保持着纠缠光子数的世界纪录。2004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五光子纠缠，2007年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六光子纠缠，2012年又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八光子纠缠，并且保持该纪录至今。

由于光子产生和光学干涉测量的概率都是随着光子数指数上升，所以每增加一个纠缠光子，光学干涉系统就要复杂一倍，纠缠的产生难度也会随着光子数指数上升。该团队以多光子纠缠技术为基础，在自由空间量子通信领域实现了世界首个百公里级的量子纠缠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在量子计算领域实现了世界上首个光量子Shor算法和拓扑量子纠错。

但“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学”这仅仅是潘建伟院士团队的一部分工作。2016年，该团队承担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的发射升空，将实现世界首个星地间的量子保密通信和量子隐形传态。同时，缘于该团队技术成果的世界首个量子保密通信主干网络“京沪干线”也将于明年初建成。

京沪干线在路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宇翱教授在12月24日的一场由潘建伟院士发起的“墨子沙龙”的科普活动上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京沪干线开通后就将进入实质性的运营阶段。“比起开通，商业化运营意义更为重大，好比造了大楼得要有人住进来才行。”陈宇翱说，“接下来就不是学校的项目了，京沪干线本来就是实用化的试点，发改委支持产业化就是希望建了以后有人愿意花钱来买。如果有银行愿意付钱来用，才能算是真正的成功。”

量子保密通信对于金融领域的意义重大，那么银行究竟愿意花多少钱来买?据陈宇翱介绍，目前北京到上海的不带保密功能的裸带宽均价是带宽2.5G每年1亿元人民币，而新的采用量子保密技术的宽带能够提供100G的加密带宽，按目前的均价来计算，价值约40亿，而这仅仅是一家银行需要支付的价格。

潘建伟院士在墨子沙龙上表示，他的团队在未来会带给中国和全世界更多的惊喜。他介绍了目前团队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精密测量等方面的进展。潘建伟说：“量子通信技术通过加密后要传输任务，是直接面向应用的。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首先追求极高的指标，首试完成后，除了完成量子密钥分发，还要完成量子力学的检验以及地星之间的量子隐形传态。虽然量子隐形传态是面向未来的，是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开始想起来了。”

潘建伟还介绍称，除了量子通信之外，他的团队还在进行量子精密测量的工作。他举例道：“例如直升机在大海上飞行时可以看到水底下的潜艇的活动。按照现在的技术水平，陀螺装在潜艇里，过一两周就要浮上水面接受天上的北斗卫星位置的校准，而如果使用量子测量，一百天的误差也只有几百米，不用浮上来，也就不容易被发现踪迹。”此外，量子的精密测量还将用于癌细胞早期的监测、原子钟时间的传输等等。

目前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国家都已经成立重大科研项目。在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团队已经和阿里巴巴合作成立了“中科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联合实验室”，在保持光量子计算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将大力推动我国量子计算整体研究水平。

此外，针对未来星地一体化网络的建设、是否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工程常务副总设计师、卫星总指挥、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王建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量子的很多科学技术难点在墨子号量子卫星中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科学卫星是做实验用的，后一步怎么做，一定要有应用。高轨同步卫星就是下一步的目标，在更高的轨道上量子通信的时间增加，真正实现实用化。虽然在更高轨道的量子通信的传输技术上肯定有难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出技术解决办法，结果在5~10年后就会揭晓。”

看了感动中国后，总觉得那些评选出来的人物都让人敬佩感动。在这个简单的却又内涵丰富的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不是那些耀眼的明星，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

在2014年的感动中国节目中，虽然感动我的人有十个，有……;有……;有……但是在这些人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讲述人物事迹……

还记得那撼动心灵的颁奖词(今年还有每个人7个字评价)：……

是他(她)让我感受到了……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震撼的感动事迹。

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平

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

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

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获“十大责任公民”

责任就是力量，责任改变中国。在1月15日举行的“责任中国——人民网2013年度评选”颁奖中，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郭小平当评为人民网2013年度“十大责任公民”。

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这个学校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所有的学生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从2004年的“爱心小课堂”发展到现在社会大力关注并给予关爱的红丝带学校，那些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2006年，为了解决艾滋病患者中学龄儿童的上学问题，临汾第三人民医院在“绿色港湾”创办了“红丝带小学”，为艾滋病患儿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11年12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学校取得合法办学资格，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

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也曾有人对红丝带学校提出质疑，认为建一个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本身是一种隔离政策，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可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建立专门的艾滋病儿童学校确实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如果没有这个学校，孩子们很可能就没有学上。这就是现实。”郭小平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郭小平曾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表态，他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红丝带这样的学校。 对于社会责任感，郭小平曾不止一次面对媒体解释，字里行间显得低调却充满着暖暖的真情。“别人说我有社会责任感，其实啥社会责任呀，我和孩子们在一起9年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你养活自己的孩子，那能叫社会责任感?说实话那也就是个‘情’字。”正因为对学生们有浓浓的感情和亲情，郭小平认为自己说什么也得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