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故事优秀20篇

嫦娥奔月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是在你们的印象中嫦娥是丑陋的，但是这个故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在我心中嫦娥是不想让丈夫求得的仙药落入他人手中，所以他便一口气吞了下去，飞到了天上去。

牛郎织女这个故事非常感人，里面包含着爱情和同情，重新重聚的一家人是美好的。

白蛇传说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道理：光明永远比黑暗厉害，因为青蛇是光明，法海是黑暗，法海是永远打不过青蛇的。

狼外婆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三姐妹的聪明才智，他们用才智打败了大灰狼。

梁山伯和祝英台用生命爱着对方，就算死了也要死在一块儿，他们用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我。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已经听了听了很多遍了这个故事就用他的本意解释了他的意思，从而让我对他更加了解了。

七兄弟真是神通广大，各有各的技能，就是玉皇大帝也管不住他们。

孟姜女和范喜良用生命爱着彼此，因为范喜良死了，所以孟姜女哭的把长城都哭倒了。

聪慧的巧姑想出的办法一个比一个好，就连地主也佩服了。徐文长真是比巧姑还聪明，就连伯父也拍手叫好；吕洞宾用自己的智慧救了人，这也告诉我：人只要是善良的，世间的所有事物也是美好的；张灶王用自己的善良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这里也告诉我一个道理：好人有好报；阿二这个行为真的可以用瞎猫碰上死耗子来形容，因为比较着急才做出这么好吃的饭，而且还流传了下来；这个小孩子用自己的口才逃过了一次打可以说他也是比较聪明的；人们因祸得福做出了更好听的乐器；谢端又一次向我证明了好人有好报这个成语的真谛，让我感受到了它的作用；真武祖师这个故事告诉我：做一件事要摸透他不能蜻蜓点水；鲁妹造伞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鲁妹的心灵手巧，也表现了中国子民的才能；明珠这个故事看出了玉龙和金凤对明珠的执着，就算明珠变成了西湖，他们也化作山守护着她；王敢和松梅用生命爱着彼此，也爱着宝参，就算死也要保护他；毕矮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填饱了肚子，还请别人吃了馄饨；大尖哥和水杜姐用生命给人们带来了光明，我们应该记住他们；钱员外和赵公明就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钱员外非常浪费，而赵公明非常节约；鲁班将错就错，这个办法又给柱子多了几分奇妙；西门豹疼爱她的子民为子民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华佗表现出了虚心好学的精神，然后才成了名医，雷老师经常说做人要老老实实，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才能有好报；苏东坡用自己的画技阻挡了一场“战争”的发生，这个故事向我证明了多才多艺的好处；因为坎吉喜欢吹牛，他被人捉弄了三次以后，终于改过来了。

高士其原名高仕锜，他从1935年起拿起笔来为当时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文章发表时均署名“高士其”。朋友们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

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正当高士其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高士其的姐姐突然因病去世，于是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瓶子破裂，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在学期间，被选为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年会代表，加入美国化学学会和公共卫生学会。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

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从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1935年到1937年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他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1938年2月，高士奇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毛主席祝贺并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生。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他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离开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底，到广西养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并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发表文章，并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幸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1944年，任科学食品研究所所长和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

1949年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全国科学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科学普及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先后担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儿童科学画库》和全国科学技术协会顾问，当选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全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主席、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士其以伤残之躯，撰写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和科普论文，2800余行科学诗，著书18本。主要有：《揭穿小人国的秘密》、《生命的起源》、《和传染病作斗争》、《我们的土壤妈妈》、《谈眼镜》、《炼钢的故事》、《高士其科学小品甲集》、《高士其科普创作选集》等。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外界评价

高士其是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半个世纪以来，高士其在全身瘫痪的情况下，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被亲切称为“高士其爷爷”。高士其逝世后，中组部确认他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命名为“高士其星”。

高士其先生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谱写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终身不懈地传播、普及科学文化的生命奇迹，给我们民族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高士其先生是科技工作者自觉肩负向人民群众传播科学的社会责任的杰出典范，科技工作者要以他为榜样，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纪念高士其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高士其科学精神座谈会，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评价

“通过高士其在科普创作，特别是为众多青少年读者创作及其在解放后，为我国科普事业所做的历史性贡献来看，他的确堪称我国科普界的一面旗帜，他把科学交给人民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一代科普人，不断前进。”——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赵立新

“高士其先生是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导师和引路人。当然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士其先生他是一位身残志坚的‘钢铁巨人’，也是一位在科普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一座灯塔，也是一生都献给我们国家科普、科学事业的一面旗帜。在高老的鼓励下，从1981年开始，我就开始了科普创作，在这种创作的过程当中，我经常想到高士其先生。30多年过去了，应该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国家领导人和部委一些领导，和全国的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我想，回顾这段科普创作的历史的话，我特别感谢高士其先生。”——中科院文联主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郭曰方

专心致志

Yi Qiu was known as the most famous expert at chess throughout the land.

Once he gave lessons on chess to two men. One of them was netpletely absorbed in

his teaching,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Yi Qiu while the other, who seemed to be

listening, had his mind on something else. In fact, he was having a fancy that a

swan was flying towards him and he had in his hands a bow and an arrow, ready to

shoot. As a result, though he was having the same lesson together with the first

man, yet he turned out a much inferior(差的，自卑的) pupil.

If one does not give single-hearted devotion to it, no skills will be

learned.

苏武牧羊

西汉时，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单于派汉朝叛使、被单于封为丁灵王的卫律前来诱降。卫律说："苏先生，我从前背叛汉朝归降匈奴，受到单于大恩，封我为丁灵王，拥有数万奴隶，马匹、牲畜漫山遍野。你今天投降了，明天也和我一样富贵，若白白地流血牺牲，又有谁知道你呢!"苏武怒斥道： "卫律，你身为汉民，不顾恩义，叛国投敌，你虽然能得逞于一时，最终却逃脱不了天地良心的审判。"

卫律见苏武不屈服，只得向单于报告。单于见苏武很有气节，十分钦佩，更想招降他。于是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里，不给饮食，苏武只得嚼雪止渴，用毡毛充饥。后来单于又将苏武移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逼迫他牧羊。北海在今苏联境内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苏武到了北海，匈奴停止了对他的食物供应，他只得觅野鼠掘草根充饥。在这荒漠上，除了丛生的野草，就是漫天的风雪，终年见不到一个人影。苏武抱着代表汉廷的旄节牧羊，无论坐卧行走都拿着汉节。岁月一天天流逝，节杆上缀的三重旄牛尾都落尽了。

十九年过去了，苏武历尽艰辛，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出使还是壮年，及至归国，头发胡须全白了。岁月改变了他的容颜，却改变不了他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歧路亡羊

杨子(即杨朱)是战国时一位学者。有一天他的邻居家跑丢了一只羊。邻人立刻率领亲戚朋友们去追寻，还来邀请杨朱的朴人一同去。

杨子不太情愿地说：“瞎!跑丢了一只羊，何必要这么多人去追寻呢?”

邻人解释说：“你不知道，那里的岔路太多了!”

过了一会儿，邻居带人回来了。杨子问道：“羊找到了吗?”

邻人说：“跑丢了。”

杨子又问：“这么多人怎么会找不到呢?”

邻人答道：“岔路之中又有岔路，我站在岔路口，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条路去找，所以就回来了。”

杨子听了这话，忽然神情忧愁，变了脸色，好长时间不说话，整天没有笑容。

他的门徒都感到奇怪，便向他请教说：“羊是不值钱的畜生，况且不是先生家的，您这样闷闷不乐，究竟是为什么呢?”

杨子陷在沉思之中，没有回答。门徒们还是摸不着头脑。

人们在生活中，不是也会遇到面临岔路无从选择的情形吗?

一、创建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

中国最早的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8月在东京创立的青山军事学校。

1900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动了庚子惠州起义后，革命风潮逐渐弥漫全国。当时，自费赴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有不少希望能够进入日本的陆军学校研习军旅。但由于清政府规定，凡投考外国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一切非公费生均不得投考日本的军事学校，并由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照会日本政府协助执行，因而一般人无法入日本的军事学校。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东京，感到革命需要军事人材，便请日本陆军少佐日野熊藏帮助，在东京附近的青山设立革命军事学校，以训练有志献身革命军事工作的留日青年学生，并聘请日本陆军上尉小室健次郎为助教。这就是中国第一所革命军事学校。主持军事训练工作的日野熊藏，是当时有名的军事学家，曾发明日本式盒子炮及木炮，因与孙中山先生互相研究南非洲波亚人的游击战术，遂成知己，助教小室健次郎亦系富有军事学识的专家，两人均属义务性质，不领工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习期间规定为八个月，所授科目有普通军事学、南非洲波亚式游击战术、夜袭战法及兵器制造学(重点学习制造盒子炮、木炮和火药)。其课程内容包含有阵地战、游击战及兵器制造三方面，课程精简扼要，切合实用。第一期招收的学生有李自重、黎勇锡、翁浩、刘维焘、饶景光、区金钧、卢牟泰等十四人。学生入学时需当众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可见这所革命军事学校的教学目的是很明确的。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因缺乏有效的思想教育措施，当孙中山先生于1903年9月26日离开东京赴檀香山后，学生之间即各树派别，意见分歧。经日野熊藏及小室健次郎两教员多方调处无效，遂于开办四个月后解散。

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虽然只办了四个月，对当时中国社会还是有影响的。如学生李自重，于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散后不久，即与史古愚(史坚如烈士之兄)等在香港创立光汉学校，在一般课程外，特别增设军事训练课程，以振奋中国学生的尚武精神。自光汉学校在香港首倡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全港学校翕然从风，香港雅丽西医书院及各着名中、小学校，咸先后聘请李自重及光汉学校学生为军事训练教员，使香港学生一度洗却文弱书生气质，振起雄健尚武精神。又如区金钧、卢牟泰在广东担任军事体操教员，黎勇锡随黄兴筹划1908年的钦州起义，刘维焘、饶景光于辛亥革命后在广东担任军职，无疑也会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在青山革命军事学校学到的军事知识，带入中国社会。

二、镇南关亲手炮击清军

1906年，孙中山自日本到越南，在河内金碧台街六十一号设立秘密机关，策划了几次武装起义。1907年的镇南关之役，便是其中孙中山亲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的一次。

1907年，孙中山先生任命熟悉镇南关一带情况的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李裕卿(镇南关附近之凭祥地方土司)为副，何五为支队长，招募勇悍善战的广西游勇为先锋队，计划袭取镇南关为根据地。

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八十余人，循山背间道向镇南关猛烈袭击，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夺获大小炮十四门，步枪四百多支。孙中山随即于同月4日率黄兴、胡汉民等亲临前线，慰劳战士，鼓舞士气，并与黄兴、黄明堂等坐镇镇北炮台，调度指挥，命令李裕卿守镇中炮台，何五守镇南炮台。

翌日，清政府严令清军陆荣廷部四千余人倾巢出动，要夺回三座炮台。孙中山率革命军固守炮台，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第一炮即命中六十余人，清军阵脚大乱。孙中山先生在战斗中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今日始得亲自发炮轰击清军。”

据守镇南关三座炮台的革命军，在孙中山先生亲临前线的鼓舞下，锐气倍增，以寡敌众，屡挫清军。清政府虽先后调派清军丁槐、龙济光等部增援，伤亡数百人，仍然不能越雷池半步。革命军坚守阵地，与清军血战七昼夜，直至弹药告罄，粮食不继，始忍痛撤退。时清军正向镇南关四面围攻，黄明堂率军殿后，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子回顾炮台上军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一人冒着清军炮火重登山巅，取回军旗。这位童子勇取军旗的英雄事迹，在镇南关起义的革命军中传为佳话。

三、孙中山先生爱儿童

孙中山先生平日为人题赠墨宝，喜欢写“博爱”二字。孙中山先生对“爱”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仁爱是中国的好道德，古人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博爱”也就是爱人民的意思。而爱儿童则是孙中山先生“博爱”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山先生爱儿童，一方面固然出于他“民胞物与”的高尚德性，而更重要的是本于他为解除人民被恶劣政治压迫的崇高理想。据康德黎(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的儿子堪勒斯康德黎的回忆，孙中山先生因奔走革命，流亡英国，居住在他家的时候，常常慈祥地爱抚着他的头发，有时还亲切地和他谈话，即使在和别人谈论问题或沉思苦索救国救民道理的时候也是这样。由于流亡国外，孙中山先生不能爱抚在清政府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儿童。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革命政府的临时大总统，他普爱天下儿童的素愿得到初步的施展。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提倡下，全国各地纷纷举办儿童教养院、儿童学校。为了鼓舞儿童教育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还于1912年为广东人民捐资创办，由女革命党人徐慕兰、邓慕芬、黄扶庸主持的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并亲笔题赠“幼吾幼”三个大字。这三个含意深远、语带劝勉的大字，不但勉励了当时广东女子教育院儿童部的工作人员，鼓舞了广大的儿童教养工作者，也抒发了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伟大胸怀。

由于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先生被迫于1912年4月1日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也和他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一起，由于政权的丧失而遭受挫折。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广州成立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宏愿同样获得了进一步的实现。那时，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不但陆续增建了一批小学和儿童教养院，还开办了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等培养儿童教育师资的专业学校。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一次演讲中，恳切地指出：“要使孩子们自出生至成人，都能受到国家的教育。为了提高儿童的文化知识，普及儿童教育，不仅要办小学，还要办平民学校，普及全体人民的教育，让成年人也知道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使父母们都能安心让孩子到学校里受教育。”可以想见他发展儿童教育事业的宏伟设想。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革命道路的曲折，孙中山先生要使全国儿童都能幸福地成长的理想，终孙中山先生之世都未能实现。

今天，中国已经是受到全世界人民尊敬的大国，中国儿童已经得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孙中山先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孙中山先生虽然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及身而见，但是孙中山先生素来是以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公仆自任的，只要人民能获得幸福，他个人能否及身而见，在孙中山先生自己来说，自然是无关紧要的。

四、孙中山先生与佛教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函复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中，没有简单地把佛教视为迷信活动，而是本着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同意它的“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和众生完全之幸福”的立会宗旨，肯定它“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在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同时，又指出“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预政治，而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以启导中国佛教徒认清守戒清修的正确道路。孙中山还将中华佛教总会申请立案的报告发交教育部存案，使它在法律上取得“社团法人”的地位。这些有关佛教问题的批示和处置，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问题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

孙中山对佛教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精辟见解，和对佛教徒的亲切关怀，博得广大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故当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下广州的时候，广东的佛教徒即推广东佛教总会(后改为中华佛教总会广东分会)会长铁禅领头，于1912年5月在广州六榕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孙中山携同家属和广东军政府大都督胡汉民等出席欢迎大会，并给广东佛教徒题赠了“平等、自由、博爱”六个大字，以勉励他们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属于临时宪法性质的最高法律)上有关宗教信仰的规定，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

孙中山还乘参加欢迎会之便，登上六榕寺的九级浮屠——花塔游览。他看到花塔从第二级起，每级都悬挂着四字的匾额一方。它们从第二级起，自下而上依次为“二仪高下”、“三光并耀”、“四表光被”，“五岳推尊”、“六合遥观”、“七星凌汉”、“八埏在望”、“九垓一览”。匾额对历史、艺术建筑来说，有着画龙点睛的妙用，而这八方匾额既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这座高耸入云的花塔各个层级的特色，又概括地体现了它那穿云插天、九垓一览的高昂气势，是不可多得的文艺杰作。把当年孙中山见过的这些匾额恢复过来，定能使这座中外驰名的佛教艺术建筑——花塔更加生色。

五、“与国同春”——孙中山先生勖勉报界人员的题字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中山先生因形势所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革命尚未成功，仍以国民一分子身份，周游各省，广事宣传，以期唤起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唤起群众上，孙中山对报界人士特别寄予深切的期望。1912年5月初，孙中山自福州抵达广州。广州、香港等地报界人士于5月4日联合假座东园(故址在今越秀南路，系一所具有文化公园性质的巨大庭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在欢迎会上致辞勖勉报界人士，恳切指出“舆论为事实之母，报界诸君又为舆论之母，望诸君认定宗旨，造成一健全之舆论。”时革命党人冯自由等在香港创办《大光报》，以广东全省(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内外各大城市为行销对象，孙中山特给它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勉励它为民主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而大造革命舆论，务求“与国同春”，也就是要与民主共和国共存共荣。孙中山在勖勉广州、香港报界人士的同时，为新创办的《大光报》题赠“与国同春”四个大字。

不少报界人士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刚正不阿，为巩固民主共和国而尽到应尽的责任。其中尤以《大光报》执着“与国同春”的精神持正义以抗强权，威武不屈，甚得读者好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爆发革命，成立社会主义政府，世界观感为之一新。《大光报》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已经登上世界舞台，适时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开展以“社会主义与中国”为中心的宣传活动，予读者以社会主义及劳工解放问题的新知识，颇能唤起社会各界人的注意，也受到孙中山赞许。

1920年1月，《大光报》发行年刊，孙中山应邀为之撰《大光年刊题词》，借报名“大光”立论，申述报刊对国家与人民责任。题词说：“……光明者，不外是使人认识实在，认识真理之工具。苟有工具而不用，或遗其实而鹜其名，则无益而有害。抑且以光明与人者，其功固大而责任亦重。苟挟其成心而以先入为主，则非光明主义，而祸患将由是而始。‘大光’之名吾固深喜之，而又望其能与人真实之知识，互助之精神，不负其名也。”这篇题词进一步发挥了“与国同春”的含义。

六、香港西医书院与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1887年开始在香港西医书院(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至1892年以各科考试均满一百分的成绩名列第一名毕业，获医科硕士学位。其毕业证书由教务长康德黎亲笔注明各科满分字样，并由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便臣于1892年7月23日亲自发给。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即于澳门、广州等地悬壶济世，成绩斐然，人咸誉为国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奠定了他坚实的医学专门知识的基础，同样奠定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分析研究的还不多。

香港西医书院系广东南海人何启按照英国大学医学院制度创办的医科专门学校。何启早年留学英国，得医学博士学位及大律师证书，回国后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兼执律师业务，又在香港西医书院教授医学、法律等科目，在报刊上发表过很多批判封建政制的论文，后来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活动，受他的影响不少。后来，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乙未广州起义，对外宣传和起草英文的宣言书，也得到其大力帮助。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学的科目：第一年有生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临床诊察。第二年有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病理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第三年以后，学科渐减，仅有法医学、公共卫生学、实用初级外科，但外科、产科的课时及内容均有所增加，特别偏重实习(见罗香林：《国父之大学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五年学习期间，所学的几乎尽为自然科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必须通过实习才能掌握的医学知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着重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教育，一方面使孙中山先生能够较完全地接受与封建思想对立的近代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锻炼了孙中山先生注重实践的精神，推动了孙中山先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知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一生注重实践，哪怕是阐发革命理论，也决不无的放矢，为理论而理论。把孙中山先生历年的着述、演讲与中国近代史联系起来观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先生发表的言论，总是针对革命的实际问题，或者为完成某一种实际任务而发。如孙中山先生于1918至1919年所写的《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说》，据他自己说是“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之大敌横梗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因而提出“知难行易”，鼓励人们努力去“行”，从实践中求知识。孙中山先生这种着重实践的思想，与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着重实践的科学训练，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选读的课外读物，对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所影响。据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同学关景良忆述：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生时代，最喜欢看《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后者尤感兴趣。1897年，孙中山先生写信给英国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说：“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于中学独好三代两汉之学，于西学雅癖达尔文之道”。《孙文学说》(知难行易)这部哲学名着，就是孙中山先生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过去所学习到的自然科学知识(主要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的科目)写成的。这部哲学名着阐述了世界的起源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历史的行程，不承认有任何来世的力量和上帝、神等的存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哲学名着中有关“知”、“行”关系的论证。孙中山先生在这部分的论证中，引用各种科学的发展过程，论证了“行”的作用，阐述了“行”在“知”先，“知”在“行”后，从实践中，也就是“行”中求得知识，运用知识考验实践，不断探求、不断进步的哲学原理。这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是他一生勇于抛弃过时的、旧的方案，探求和接受革命的、新的方案的认识论的根源。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所受的教育，对他的革命哲学思想的影响。

七、中山先生和中山装

中山装自1923年诞生迄今，五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男子最通行和喜欢穿着的服饰。

谁是中山装的创始人?他就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

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感到西装不但式样繁琐，穿着不便，又不大适应当时中国人民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中国原来的服装(对胸式短衫袴，大襟式长衫等)，既不能充分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在实用上也有类似西装的缺点。于是主张以当时在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上衣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以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这样一来，一件衣服上便兼有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作用，又将“企领文装”上衣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下面的两个明袋还裁制成可以随着放进物品多少而涨缩的“琴袋”式样。孙中山先生说，他这样改革衣袋，为的是要让衣袋放得进书本、笔记本等学习和工作的必需品，衣袋上再加上软盖，袋内的物品就不易丢失。孙中山先生设计的裤子是：前面开缝，用暗纽，左右各一大暗袋，前面一小暗袋(表袋)，右后臀部挖一暗袋，用软盖。这样的裤子穿着方便，随身必需品的携带也很适用。

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制中山装的助手名叫黄隆生，广东台山人，原在越南河内保罗巴脱街开设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孙中山先生到河内筹组兴中会，偶入其店购物，相与攀谈。黄隆生获悉当前顾客即为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大为倾倒，恳切要求参加兴中会，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随孙中山先生在大元帅府任事。孙中山先生设计中山装时，曾请他帮助和负责缝制，顺利地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

当中山先生穿上自己设计的、也是世界上第一套中山装时说：“这种服装好看、实用、方便、省钱，不像西装那样，除上衣、衬衣外，还要硬领，这些东西又多是进口的(当时这些东西多是从外国进口)，费事费钱。”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即使在服装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上，中山先生也是立足于从本国的实际条件来考虑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学习的。

中山装由于具备好看、实用、方便等优点，所以一经孙中山先生提倡，就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水草丰茂的沼泽地带，居住着一群白天鹅。它们以雪白的羽毛、高雅的姿态、嘹亮的歌声，获得周围人们的厚爱，白天鹅感到幸福与自豪。

一天，扑簌簌飞来几只黑天鹅。白天鹅群顿时出现了騷动，它们窃窃私语，这只生气地嘀咕，“啊呀，那不是乌鸦的颜色么？”另一只愤慨地表示，“黑得像木炭，太丢天鹅的丑了。”白天鹅们商量着如何驱赶黑天鹅，不再让它们在这一方露脸。

然而，闻讯赶来的人们，见到黑天鹅，无不欣喜欲狂，赞不绝口：

“黑天鹅，黑天鹅，多稀罕的品种，见到你们真是大开眼界。”

“雍容华贵，端庄秀丽，太可爱了。”……

白天鹅们开头是惊呆，继而是自卑，它们暗自叹息道：

“看来，人们十分看重黑天鹅，我们将一钱不值了。”

谁知，人们爽朗的话语清晰地传来：

“白天鹅，黑天鹅，黑白相间，交 相辉映，大自然蕴含着的美，多么令人心荡神驰呀！”

白天鹅感动极了，它们欢唱着迎向了黑天鹅；黑天鹅分外快乐，扑打着黑油油的双翅，高歌奔向白天鹅。

白天鹅和黑天鹅很快融合在一起，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远处，人们摄下了这难忘的瞬问。

苏惠，字若兰，武功人，约生于秦王苻坚永兴元年(公元357年)。当地百姓传说，若兰容貌秀丽，举止娴雅。她自小聪颖过人，三岁学画，四岁作诗，五岁抚琴，九岁便学会了织锦。十岁刚过，即可描龙绣凤，琴棋书画的神韵，全被她运用到了织锦之中。远近乡邻将她的超人之才，传成了神话。一些豪门望族上门求婚，均被谢绝。一日，逢法门寺庙会，巧遇一射飞雁、穿池鱼的英武少年，其为右将军窦真之孙，名叫窦滔，自幼习文练武，相貌不凡，若兰顿生爱慕之情。经人提亲，结成百年之好。

不料好景不长，窦滔因厌战不从军令，被革职发配到流沙(今甘肃敦煌)，后来遇到了歌妓赵阳台，娶作了偏房。这赵阳台，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娇媚可人，引得窦滔对她宠爱不已。后来，窦滔奉命出镇襄阳，本欲携妻妾同往，可苏蕙为赵妾之事赌气不从，窦滔只带着赵阳台赴任。

苏蕙独守长安空闺中，日子稍长，便感寂寞难耐。丈夫在身边时，不能感觉出他太多好处，现在一离开，思念之情却是刻骨铭心，不由得悔恨当初的负气。悔恨之余，她便用吟诗作文来排遣孤寂的时光。后突发奇想，又经反复推敲构思，将所写诗词编排整理暗藏在29行、29列的文字里。然后怀着满腔幽思、废寝忘食地把诗词织在八寸锦缎上。苏蕙把这副锦缎命名为《璇玑图》。璇玑，原意是指天上的北斗星，之所以取名璇玑是指这副图上的文字，排列象天上的星辰一样玄妙而有致，知之者可识，不知者望之茫然。其中更暗寓她对丈夫的恋情，就象星星一样深邃而不变。

《璇玑图》织好后，苏蕙派人送往襄阳交给窦滔。旁边的人见了这图，都不明其意，可窦滔捧着《璇玑图》，细细体味，竟完全读懂了妻子的一片深情。当即，窦滔派遣了人马，到长安接来了苏蕙。自此，夫妻恩爱偕老。

对于这幅《璇玑图》。苏若兰笑言：“徘徊宛转，自为语言，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唐武则天这么评价道：“五采相宜，莹心耀目。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名曰《璇玑图》。”《璇玑图》是回文诗中最长、最动人之作，堪称我国文学史上的奇葩。

《璇玑图》全诗29行，每行29字，共841字，顺读、回读、横读、斜读、交互读、蛇行读、退一字读、重一字读、间一句读、左右旋读，皆成诗章。《璇玑图》用五彩丝线织成，除了绚丽多彩外，主要还是便于阅读，后人抄录时，因为用墨不能复彩，所以，很难读下来。

武则天时，能读诗二百余首，但读法失传。后来，因原诗色彩脱落，迷其句读，均不过百首。宋元年间，起宗道人把《璇玑图》分解为七个分图，读诗达3572首。到了明朝，经史学家康万民研究出了正读、反读、倒数逐步退一字读等十二种读法后，可得五言、六言、七言诗4206首;每一首诗均悱恻幽怨，一往情深，令人为之动颜。乾隆四十六年，扶风知事熊家振撰修的扶风县志，言其读诗达9958首，此说恐有夸大成分。近日又有国外学者在大功率计算机上对《璇玑图》再次破译，竟得中国古诗词39827首，但此研究成果未正式公布。《璇玑图》宛转反复，相生不穷，可以说，这是人类在计算机发明之前，远古时代的一次电脑行为，是亿万个大脑细胞在亿万次的组合与分裂中间获得的一次空前绝后的智慧结晶。

苏若兰织《璇玑图》时，年仅二十三岁，才情之高，慧心之巧，堪称千古绝唱。

乐羊本是中山国的人，后来他投奔了魏国。为了表示对魏王的忠心，乐羊主动率领魏国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故国中山国。

中山国是个弱小国家，哪里抵挡得了魏国的进攻呢。当时，乐羊的儿子还留在中山国。中山国的人在魏国的猛烈进攻下，无计可施，君臣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以乐羊的儿子做筹码来要挟乐羊退兵，中山国把乐羊的儿子绑起来吊在城楼上，威胁乐羊。谁知乐羊全然不顾吊在城楼上的可怜巴巴的儿子，反而更加猛烈地攻城。

中山国的将士们都十分生气，没想到乐羊原来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之人，于是他们将乐羊的儿子杀了。中山国的人将乐羊的儿子烹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吃。

不料，乐羊面对此事仍毫不动心，一点怜子之心也没有，一丝悲伤之情也不见，反而将用儿子血肉做成的羹汤吃了个干净，然后率领着魏军向中山国发起了猛烈进攻。由于乐羊攻城态度坚决，不拿下中山国决不罢休。经过几番激战，中山国终于被乐羊所灭。

战争结束，魏国的疆域又开拓了一大片，乐羊为魏王立了大功。庆功会上，魏王给了乐羊很重的奖赏。事后，魏王便冷落了乐羊，不再信任他了。

有人不理解魏王，问魏王说：“乐羊为大王立了这样大的功劳，您为何如此疏远他呢?”

魏王摇摇头说：“一个为了向上爬而背叛一切的人，他连自己的故国、儿子都毫不顾惜，除了自己，他还会对谁忠诚呢?我怎么可以去亲近、信任这样一个危险的人呢?”

的确是这样，乐羊背叛自己的国家，连儿子的性命也不顾，不惜用儿子的生命和故国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禄，这样的人只应遭到唾弃。看来，聪明的魏王疏远乐羊是明智的。

故事发生在1958年。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纪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365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250亿公斤，几乎是上一年的10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因粮食的短缺，农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这一切，距今刚刚50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此次，凤凰卫视举办的“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进行网民调查，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4月6日)，有326票同意，反对票为零，所有跟帖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但是我总觉得，对于1958年的那几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一声道歉。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苦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列 子《列子·汤问篇》

列 子(公元前450-前375)，名列御寇，春秋末郑国人。

【经典寓言故事】

传说很早以前，在冀州的南面、河阳的北面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山高万丈，方圆有七百里。

在山的北面，住着一位叫愚公的老汉，年纪快九十岁了。他家的大门，正对着这两座大山，出门办事得绕着走，很不方便。愚公下定决心要把这两座大山挖掉。

有一天，他召集了全家老小，对他们说："这两座大山，挡住了我们的出路，咱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它挖掉，开出一条直通豫州的大道，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都很赞同，只有他的妻子提出了疑问。她说："像太行、王屋这么高大的山，挖出来的那些石头、泥土往哪里送呢?"

大家说："这好办，把泥土、石块扔到渤海边上就行了!再多也不愁没地方堆。"

第二天天刚亮，愚公就带领全家老小开始挖山。

他的邻居是个寡妇，她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儿子，刚刚换完奶牙，也蹦蹦跳跳地前来帮忙。

大家干得很起劲，一年四季很少回家休息。

黄河边上住着一个老汉，这人很精明，人们管他叫智叟。他看到愚公他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挖山运土不止，觉得很可笑，就去劝告愚公："你这个人可真傻，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天?用尽你的力气，也拔不了山上的几根草，怎么能搬动这么大的山呢?"

愚公深深地叹口气说："我看你这人自以为聪明，其实是顽固不化，还不如寡妇和小孩呢!不错，我是老了，活不几年了。可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这两座山却不会再长高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挖平呢!"

听了这些话，那个自以为聪明的智叟，再也无话可说了。

山神知道了这件事，害怕愚公一直挖下去，就去向上帝报告。老愚公的精神把上帝感动了，他就派两个大力神下凡，把两座大山背走，一座放到朔方东边，一座放到雍州南边。从此以后，冀州的南面，汉水的北面，就没有高山阻挡了。

【寓意】：

只要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决心，坚持不懈，奋斗不息，再大的困难也能够克服。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19岁参加红军，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艰苦长征。1936年底随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征战甘肃河西走廊，在永昌不幸被俘，厉尽磨难和艰辛后，在党组织的营救下脱险，后被送到党中央设在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并留在办事处工作，1937年和谢觉哉同志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结婚。是迄今仍健在的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为数不多的女红军之一，也是2006感动中国人物中的唯一女红军。

王定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副主任等职。1964年谢觉哉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后，调任谢觉哉秘书。离休后的王定国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984年参与创建了中国文物学会， 任副会长。1987年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90年任中国干部教育协会常务副主席。之后任司法部顾问、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王定国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由于她的出色工作成绩，被中央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党员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晚年的王定国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有《留在昨天的情思》、《后乐先忧斯世事•我的回忆》、《定国文存》等。

一个人在94岁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

吴孟超院士在这样的高龄，依然每周亲自主刀多台高难度的肝胆手术，坐堂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主持着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的日常事务，并亲自带教着多名研究生。

是什么力量，使这位年逾九旬的老科学家依然充溢如此的生机?

“朴素的报国心，伴随一生的选择。为人民服务，则是一生的信仰!”回想走过的人生路，从医73年、有着60年军龄和党龄的吴孟超说到：“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吴孟超老人执着地前行着。他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一个相貌、才情出众的少年，摆出美味佳肴来宴请客人。一个道人入坐不久，突然笑了起来，少年问他：「请问法师在笑什么？」

他回答：「我看到五万里外的山，山下有条河，有只顽皮的猴子掉入水中，所以忍不住笑了。」

少年知道他在吹嘘，也不说破，只让人在其它客人的碗上盛满各种好菜，却将饭盖在菜上端给他，因而他的碗中，只见饭不见菜。

这位道人看了，发脾气索性不吃了，少年问他为何不吃呢？他发怒瞪眼说：「碗里没菜，怎么吃？」

少年反问：「你看得见五万里外的猴子，怎不见眼前饭底下有菜呢？」

这位道人又羞又怒，赶紧跑了。

智慧小语：见远不见近，是一般人的通病。但是为了炫耀自己外在的能力，反而给别人知道自己内心的肤浅。爱炫耀的人实在应该好好反省！

按图索骥，按图像寻求良马，比喻做事拘泥教条，墨守成规。现在指顺着线索去寻找。索是寻找、觅求，骥是好马。

这个成语来源于《艺林伐山》，伯乐《相马经》有“隆颡(sang)蚨日，蹄如累曲”之语，其子执《马经》以求马。出见大蟾蜍，谓其父：“得一马，略与相同，但蹄不如累曲尔。”

【典故】

孙阳，春秋时秦国人，相传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相马专家，他一眼就能看出一匹马的好坏。因为传说伯乐是负责管理天上马匹的神，因此人们都把孙阳叫做伯乐。

据说，伯乐把自已丰富的识马经验，编写成一本《相马经》，在书上，他写了各种各样的千里马的特征，并画了不少插图，供人们作识马的参考。

伯乐有个儿子，智质很差，他看了父亲的《相马经》，也很想出去找千里马。他看到《相马经》上说：“千里马的主要特征是，高脑门，大眼睛，蹄子像摞起来的酒曲块”，便拿看书，往外走去，想试试自己的眼力。

走了不远，他看到一只大癞蛤蟆，忙捉回去告诉他父亲说：“我找到了匹好马，和你那本《相马经》上说的差不多，只是蹄子不像摞起来的酒曲块!”

伯乐看了看儿子手里的大癞蛤蟆，不由感到又好笑又好气，幽默地说：“这‘马’爱跳，没办法骑呀!”

非常讲究读书方法。他提倡博采众家，说：“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有拓宽思路，增长知识等好处。对于较难懂的必读书，他的看法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他还提倡在“泛览”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深入研究。在研究中，他主张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与实践相结合，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对看不懂的地方，他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到那个地方，那无论看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也明白了”。鲁迅十分重视运用“剪报”积累材料。曾说：“无论什么事，如果陆续收集资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有报道说，一个短跑选手最大的年龄限度为28岁，苏炳添参加2021年东京奥运会时已经32岁。

在2021年的国内比赛中，苏炳添发现，参赛名单上的运动员内，他是唯一的“80后”，在以“00后”为主力的赛场上，他的年龄有些突兀。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苏炳添在本该退役的年纪，坚持自己的夺冠梦想，用实力证明了，只要付出努力，一切都不晚!

“我觉得我还能跑”，苏炳添怀揣着这句话，一直跑进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比赛中，以9秒83 的成绩，成为亚洲第一位站在百米决战现场的黄种人，又一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这场让苏炳添封神的比赛后，他在网络平台发文：回头再看这场比赛，好多情绪都涌上心头，32岁了，当时外界有很多声音认为我的成绩很难再有突破……

然而，“超龄”苏炳添的名字成了中国优秀运动员的代名词，15岁开始练短跑，32岁才站上事业的巅峰，苏炳添庆幸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了毕生心血。

苏炳添提高0.01秒的成绩，用了近十年的时间，追梦的人，总会跑着与梦想相遇，没有天赋就靠努力创造奇迹。

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苏炳添说到：

当运动员不就是这样吗?到了一个高度，就想要另一个高度。

人生没有捷径，所有的成功都是要靠自己干出来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你最好的回报。

苏炳添用自己的实力打破黄种人无法进入田径短跑赛道的魔咒，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刷新纪录后，苏炳添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将身披红色铠甲，飞出亚洲、飞向世界!

2011年3月19日，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成都站，苏炳添在60米预赛中跑出6秒56的好成绩，将另一名广东运动员温永毅在2008年所创的6秒58全国纪录提高了0.02秒;决赛又以6秒59获得男子60米冠军。

4月24日，全国田径大奖赛系列赛肇庆站男子100米比赛中，苏炳添以10秒45夺冠。

7月8日，日本神户第19届亚洲田径锦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21的成绩夺得冠军，并达到奥运B标，10秒21也是亚锦赛100米历史上的第二个好成绩。

8月17日，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决赛，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

9月8日，在合肥奥体中心举行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苏炳添以10秒16(顺风0.7米/秒)的成绩打破了周伟创造的10秒17的全国纪录，并达到了奥运A标。

9月26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第12届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男子甲组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以10秒34的成绩夺冠，并打破赛会纪录。

大灾大难面前，一大批共产党员彰显出了不辞辛劳

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本色。为了给全国人民筑上一道安全的防护墙，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这其中包含着一对对父子

一对对夫妻一对对师生……他们是亲人，是人生伴侣，是战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们成为了战场上的最佳拍档。他们之中有医生护士，有公安干警，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自告奋勇组建起来的志愿服务队。他们冲锋在前，为打赢这场保卫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疫情推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党员志愿服务队搭建起了心与心的桥梁，用爱心温暖人心。”在这场疫情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志愿者，

90后志愿者华雨辰是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小学音乐教师。疫情发生后，她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她当过接送医务人员的司机，当过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当过搬运工，还是方舱医院的志愿播音员。在方舱医院，华雨辰通过播放音乐朗诵美文以及播报相关新闻，来平复患者的情绪。每一次，她都非常用心地去准备播报内容。她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最大的愿望就是患者能够早日出院，希望志愿者小伙伴都能平平安安的。我们一起相约，等到出门不用戴口罩的那一天，再重新认识彼此。

2月3日，武汉市发布志愿者招募公告后，党员李自然便第一时间报了名，随后被分配至医疗队的驻点酒店参与工作。他每天负责对人员进行体温监测一楼大厅的消杀负责物资的搬运工作，一天忙碌到晚上，他才发现全身已经湿透了。在被问到是否辛苦时，他说“疫情期间，在武汉的国企责任重大，同时，我作为基层党员，更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把后勤工作做好做实，让医疗队员们休息好，他们才能更专注投入到患者救治工作中去，比起医疗队员的辛苦，我这点辛苦不算什么!”

“你们街道人手够吗?是否需要志愿者?我作为党员也想出一份力!”党员杨叔飞同志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主动请缨到湖北荆州沙市区公园社区疫情防控阵营中去，自愿担任疫情防控期间的人员出行控制生活物资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夜晚冒着寒冬坚持值守，并积极提出了许多有利于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困难面前冲锋在前的品质与形象。

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抗战疫情的道路上，他们冲锋在前，伴随着恐惧，他们坚定信念像骑士一般保持着必胜的信念。他们用双手架起了老百姓的生命之桥，用双肩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楷模。用行动扛起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向他们致敬——可爱的斗士。

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 中国担当。

应当说，这次抗疫斗争，检验了我们党的组织力 领导力，检视了党员干部的向心力 战斗力，证明了全国人民的团结力 凝聚力，抗疫斗争让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担当更加熠熠生辉 炫彩夺目。

中国精神，彰显民族精神 时代精神，是兴国之魂

强国之魄。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紧密相连，都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共同构成了我们当今时代的中国精神。中国的抗疫斗争所展现的中国精神，充分蕴含了民族团结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包含了攻坚克难

砥砺前进的时代精神。应当说，中国精神是在这次突发重大疫情中迸发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民族集聚动员与感召效应的精神及其气象，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显示了重要的中国文化软实力。

中国力量，体现中国速度

中国效率，是胜利之源活力之泉。“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体现的是党领导的力量人民团结的力量，是上下同欲

团结一心的力量，是白衣执甲

各业驰援的力量，集体中展示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拥有上千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仅用十几天就建成，三个星期内建成16家方舱医院，大量医务人员

医疗设备防疫物资源源不断地集中到武汉和湖北，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疫情防控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行动能力，真正体现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如此，形成全社会的团结一致 协同高效，才有了抗击疫情的中国速度 中国规模 中国效率。应当说，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党员干部的英勇奋战

中国各族人民的英雄气概，共同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中国力量，是我们取得胜利 战胜困难的胜利之源 活力之泉。

中国担当，折射大国风范 大国情怀，是应有之义

无疆之爱。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大道不孤，大爱无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毫不犹豫投入抗疫国际合作，为全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充分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

扬正义 守道义”的大国形象 大国担当。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本着公开 透明

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主动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第一时间公布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最大能力将医疗物资运往全球各地，有力支持援助了全球疫情防控。人类是相互依存普遍联系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以大国风范

大国情怀，彰显大国担当，为世界抗疫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力量，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让中国精神

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发扬光大，熠熠生辉，广大党员干部就要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各种危险困难和挑战，强化斗争意识

增强斗争精神，百折不挠激流勇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