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大师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热门20篇】

最近看到一则报道：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飞机上接受意大利《机会》杂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最不能等待的事情是什么？”比尔·盖茨出人意料地回答说：“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

看到这则报道，我怦然心动!

“十一”长假，我毅然放弃自己小家的家务活，回到父亲身边陪伴他6天。父亲快70岁了，患心肌缺血、高血压，曾住院两次。自从母亲过世，他独自生活了7年，其中孤苦寂寞的滋味可想而知。可是他很乐观，用写作来排除苦闷，几年来在国内外发表、出版了300多万字的文学和翻译作品。母亲在世时也是作家，留下多本遗作。

父亲住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可是室内卫生太差劲了，满床满桌的报纸、杂志、手稿，卫生间的大便纸满地都是，钟点工都不肯来。见父亲如此惨不忍睹的生活环境，我潸然泪下。于是，我和弟弟突击了6天，彻底做了清洁卫生。家中变得像母亲在世时那样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父亲欣慰地笑了，说：“这样活着才有劲!只是把你们姐弟俩累坏了!”“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我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会把对母亲的爱全都加在您身上!”

在我和弟弟临走前，父亲从书柜里取出一沓剪报，不小心掉落一张，我捡起来一看，原来是父母亲合写的随笔，题目叫《当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都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们，请你们做儿女的理解，对我们要有一点耐心!不要嫌我们终日唠唠叨叨，前言不搭后语，其实都为你们好!

当我们吃饭时嘴漏，把饭菜与汤渍流在衣服上时，千万不要责怪我们!请想一想：当初我们是如何把着手给你们喂饭的。

当我们大小便失禁弄脏了衣裤时，不要埋怨我们迟钝，请想一想：你们小时候我们是如何为你们擦屎把尿的。

当我们说话时忽然忘了主题，请给我们一点回想的时间，让我们想一想再说。其实谈论什么并不重要，只要你们在旁边听我们说下去，我们就很满足了。

孝敬其实并非一定是物质和金钱不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时时牵挂着我们就行了。饭后给我们老两口端杯热茶，阳光灿烂的日子陪我们出门散散步，等你们结婚生了孩子，常回家看看我们，只要这些我们就开心了。

当你们看着我们渐渐变老，直到弯腰驼背、老眼昏花的时候，请不要悲伤，这是自然规律使然。要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当初我们引导你们走上人生之路，如今请陪伴我们走完最后的路。

我和弟弟读完父母语重心长的作品忍不住流下热泪……不禁想起比尔·盖茨的箴言：天下最不能等待的事情莫过于孝敬父母！趁父亲还健在赶紧孝敬吧!否则，我们做子女的将终身后悔!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明朝万历年间，绍兴城里新开了一家点心店，徐文长常常光顾。一次，店主央求他给写一块招牌，徐文长一挥而就，并嘱咐店主不得改动。谁知招牌一挂出来，立刻门庭若市，原来大名鼎鼎的徐文长竟然把“心”字中心的一点没有写，绍兴城的人都来看热闹，点心店的生意也就格外兴隆。

可是名声卖出去以后，店主就开始偷工减料，点心的质量每况愈下，生意也就渐渐不景气了。一天，一个顾客对店主说：“‘心’缺一点还叫‘心’吗？难怪生意不好！”店主于是用黑漆在“心”中间补了一点，可生意却并未好转，反而更加萧条了，店主摸不透个中奥妙，来请教徐文长。

徐文长说：“‘心’无一点，引人注目，又使人有空腹的感觉，来吃点心的人就多。加上一点，变成了个实心肚子，谁还要来吃？做生意不可过分贪心。现在你把‘心’上那个黑点改成红的，生意还会兴隆。

店主恍然大悟，照办了，果然灵验。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俗话说“哀莫大于心死，穷莫过于志穷”，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中外名人立志成才的故事，欢迎来参考！

1. 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人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2.（1）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2）王亚南绑在柱子上读书：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文翻译者王亚南，1933年乘船去欧洲。客轮行至红海，突然巨浪滔天，船摇晃得使人无法站稳。这时，戴着眼镜的王亚南，手上拿着一本书，走进餐厅，恳求服务员说：“请你把我绑在这根柱子上吧!”服务员以为他是怕自己被浪头甩到海里去，就照他的话，将王亚南牢牢地绑在柱子上。绑好后，王亚南翻开书，然后聚精会神地读起来。船上的外国人看见了，无不向他投来惊异的目光，连声赞叹说：“啊！中国人，真了不起！”

3.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然后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然后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4.施洋搓脚夜读：

二·七大罢工著名的工人领袖施洋，幼年家道贫寒，买不起灯油。村里有一座叫隆兴观的古庙，庙里点有一盏长明灯，他就在古庙里读书。冬季寒冷，脚冻得难受。然后起初他不时地站起来跺脚，后来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便削了一根圆滑的木棍，放在脚底下，一边读书一边来回用脚搓木棍，搓暖了脚，他又能安心读书了。

5.黄侃误把墨汁当小菜：

1915年，著名学者黄侃在北大主讲国学。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了馒头和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然后饿了便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了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笑他什么。

6.曹禺真读书假洗澡：

抗日战争期间，曹禺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一年夏天，然后有一次曹禺的家属准备了澡盆和热水，要他去洗澡，此时曹禺正在看书，爱不释手，一推再推，最后在家属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一手拿着毛巾，一手拿着书步入内室。一个钟头过去了，未见人出来，房内不时传出稀落的水响声，又一个钟头过去了，情况依旧。曹禺的家属顿生疑惑，推门一看，原来曹禺坐在澡盆里，一手拿着书看，另一只手拿着毛巾在有意无意地拍水。

7.张曜拜妻为师：

清代咸丰年间有个武官叫张曜，因苦战有功，被提拔为河南布政使。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常受朝臣歧视，御使刘毓楠说他“目不识丁”，因此改任他为总兵。张曜从此立志要好好读书，使自己能文能武。张曜想到自己的妻子很有文化，回到家要求妻子教他念书。妻子说：要教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行拜师之礼，恭恭敬敬地学。张曜满口应承，马上穿起朝服，让妻子坐在孔子牌位前，对她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此以后，凡公余时间，都由妻子教他读经史。每当妻子一摆老师的架子，他就躬身肃立听训，不敢稍有不敬。与此同时，他还请人刻了一方“目不识丁”的印章，经常佩在身上自警。几年之后，张曜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后来，他在山东做巡抚时，又有人参他“目不识丁”。他就上书请皇上面试。面试成绩使皇上和许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任上，筑河堤，修道路，开厂局，精制造，做了不少利国利民之事。因为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谥他为“勤果”。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主家里。

一天，庄园主从外面带回一把小斧子。他随意一放，就又出门去了。

庄园主有个不满十岁的小儿子，看到闪闪发光的斧子，非常喜爱。

究竟快不快呢？他想试试，于是拿着斧子，跑到了樱桃园。

他选中一棵小樱桃树，学着大人砍树的样子，挥动斧子用力砍下去。只听得“咔嚓”一声，小树拦腰折断了。

闯祸了，孩子赶忙把斧子送回原处，躲进屋里，忐忑不安地捧起一本书读了起来。

过了几个钟头，庄园主回来了。他走进樱桃园，发现最心爱的那棵樱桃树被砍断了，心疼欲裂，大发雷霆，并指使果农一定要把砍树者追查出来。

躲在屋里的孩子坐不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胆地走出来，低着头对父亲说：“爸爸，这棵樱桃树是我砍的。”

父亲问明情况，不但没有责备他，还把他搂在怀里，意味深长地说：“孩子，我为你的诚实高兴，要知道，做人首先要诚实，这比一百棵樱桃树还要宝贵。”

小读者，你知道这个诚实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吗？他叫乔治·华盛顿。长大后，他率领起义军，打败了英国殖民者，实现了美国的独立，当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现在美国的首都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乔治。费多是着名的法国戏剧家，特别擅长于写滑稽剧，《马克西姆家的姑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可是该剧在首场演出时却不被观众看好，但该剧演出时却深深打动了观众，剧院里的喝彩声此起彼落。费多那天晚上也在看戏，而且也和其他人一样大喊的叫。

“费多，你难道疯了吗？”朋友迷惑不解地问。

“没疯！”费多解释说，“只有这样我才听不见观众谩骂的声音，使自己不会因此而伤心难过。”

大衣

爱因斯坦成名之前，生活拮据，衣着随便。有一位朋友曾劝他说，应该添置一件大衣，否则难以进入社交界。他笑着答道：“我本来就默默无闻，就是穿得再漂亮也没有人会认识。”几年后，成了大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和从前一样，依然衣着简朴。那个朋友再次提醒他，快去做件像样的大衣，以便与自己的身份相符。他还是笑着回答说：“现在即使穿得更随便些，同样也会有人认识我。”

契约

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一生贫困，但却生性乐观。

一次，他与房东签订租房契约，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房客因为用火粗心大意，致使房子起火，必须赔偿15000卢布”。

克雷洛夫不但没有异议，而且在“15000”后再加上两个“0”。

“1500000卢布！”房东大为惊喜地喊道。

“先生，不要大惊小怪，”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反正赔不起。”

玩笑

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是比较解剖学的奠基人，对古生物学也很有研究。一天，他的学生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当时，居维叶正在工作室里忙于实验。突然，门被两只犄角顶了开来。一个怪兽随后冲了进来，张着血盆大口，獠牙又尖又长。居维叶听到声响，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做事了。

事后，学生们好奇地问道：“先生，您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这很简单，因为所有带蹄子的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他笑笑说。

松原泰道是日本的佛学大师,今年101岁。

65岁那年,他发表《般若心经入门》,因说法精妙,一举成名。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四方讲学,开专栏,年年推出新作,迄今著述超过130部,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个奇迹。

日本的和尚与我们有别,像松原泰道,他是龙源寺的住持,却能像俗人一般结婚、生子、吃肉、喝酒,百无禁忌地享受人生。原来,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允许和尚结婚,当时百废待兴,各种宗教空前活跃,清规戒律都取消了。

问到松原泰道此生的成就与作为,他说:“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五六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人生可分为两段:50岁前,是打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基本上是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职责也已完成,这才到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

在传记《我的航迹》一书里,松原泰道说,他平生所求,就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写别人看得懂的字”。在漫长的传教和写作生涯里,他悟出了“大道至简”的规则。

当日珍问他,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爽朗地笑起来:“哪有秘诀?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活这么久!”他的长寿并没有遗传因素,母亲在他3岁时病逝,父亲在他30岁那年也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小时候总是病怏怏的,到成年还是体弱多病,身体差到连参军入伍的资格都达不到。大学时,他还得了一场肾病,差点命丧黄泉。

这么一说,日珍越发好奇,进一步探询他的生活习惯。

于是,松原泰道娓娓讲述他每日的起居饮食细节:

每晚七八点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起床后对着佛像,盘腿念经一个小时。普通人即便不念经,学着坐禅也很好,坐禅可以加深思维,把自己的感觉磨得很尖很尖,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声息。

凌晨4点开始写作,到7点吃早餐,早餐一般就是一汤一菜一碗粥。早餐之后稍事休息,然后继续读书、写作。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吃一碗乌冬面,然后继续书斋生活。

傍晚5点晚饭,晚饭是一天最讲究的一餐,有鱼有肉有青菜,再喝一杯日本清酒,或者喝一小罐啤酒,偶尔会喝中国的绍兴酒(非常喜爱)。

晚上7点临睡前,再喝一小杯葡萄酒。

整天呆在书斋里,不运动,不下地劳动,不吃保健品,还喝酒、吃肉,松原泰道的长寿显得不可思议。也许,只能从精神层面寻找长寿依据。果然,他说,他一向看重精神养生法。

关于精神养生法的由来,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大学那年,他得了肾病,气息奄奄,却遇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医生。这位医生诚恳地对他说:“孩子,你太忧郁了,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导致的。我们能不能来个分工合作:外面的病由我来治,心里的病由你来治。”这番温暖人心的话鼓舞了他,他开始建立信心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肾病很快就好了。

这次康复给他一个强烈的启示:心态健康最重要!

去外地讲学,午间到一间餐厅吃了一个便当,便当里有一个装筷子、牙签的纸袋,上面印了一阕歌词:“见也难,别也难;有哭泣,有欢笑;时光像秋风匆匆吹过,一生只见了这一回。”当时,有三个艺妓表演这阕短歌,优美而感伤。第二年,他再去这个地方,已经见不到这三个人了,就像歌里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一切稍纵即逝,对人对物都要用心珍惜。

1954年,北海道有一所寺庙请他去讲经。临出发前,天气预报台风登陆,对方来电话通知他不要上船。于是他退了票,换乘另一艘船。没想到,原定的那一班船,果然被台风袭击,全船沉没,死了1200人。听说船上有一个美国牧师,自己有救生圈,看到一个女人怀抱孩子却没有救生圈时,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女人,女人和孩子获救,他却淹死了。

这场悲剧震撼灵魂。从那时起,松原泰道觉得,他的生命是别人给的,他要学着多舍少取,回馈他人,要“用忏悔和布施之心创造万物共生的世界”。

他的精神养生法就这样形成了。

精神养生法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勉强,不浪费,不懒惰。

不勉强,指的是不好高骛远,做脱离常规的事;不浪费,指的是珍惜时间、珍惜身边事物、珍惜他人的善意;不懒惰,指的是自己的事不能让别人去做,不管年龄多大,都要鼓足热情继续学习。中国有个名叫百丈的和尚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说得很有道理。

我问日珍这次拜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日珍说了两个字:感动。为什么?她说,她原以为,一位百岁老人会枯萎得如同核桃壳一般,没想到松原泰道的面容如此润泽、明朗,他的笑容如冬日阳光般温暖,话语间有一种与万物共生共荣的欣喜和感激。

近日,松原泰道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学习死亡》。他说,死亡就像不停地行走的钟,每一秒都存在,也许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写不完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总是半途终结的,我们只需尽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给苍天吧。他的座右铭是:终生学习,至死方休!

霍金是继牛顿和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被世人誉为“宇宙之王”。关于名人霍金的故事你了解多少？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名人霍金的故事，欢迎浏览。

霍金的故事【1】

科学家霍金小时候的学习能力似乎并不强，他很晚才学会阅读，上学后在班级里的成绩从来没有进过前10名，而且因为作业总是“很不整洁”，老师们觉 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同学们也把他当成了嘲弄的对象。在霍金12岁时，他班上有两个男孩子用一袋糖果打赌，说他永远不能成材，同学们还带有讽刺意味地 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因斯坦”。谁知，20多年后，当年毫不出众的小男孩真的成了物理界一位大师级人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随着年龄渐长，小霍金对万事万物如何运行开始感兴趣起来，他经常把东西拆散以追根究底，但在把它们恢复组装回去时，他却束手无策，不过，他 的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责罚他，他的父亲甚至给他担任起数学和物理学“教练”。在十三四岁时，霍金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兴趣，虽然中学物理学太容 易太浅显，显得特别枯燥，但他认为这是最基础的科学，有望解决人们从何处来和为何在这里的问题。从此，霍金开始了真正的科学探索。

凿壁借光【2】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 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 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 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 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 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宋濂的故事【3】

宋濂小时侯 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 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朝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 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 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不出发就会误会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 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到地称赞说道：“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20岁的年纪，今天的年轻人大多还在学业的门径处徘徊，闲暇时打打电脑游戏，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漫游。

而遥想当年，生于史官世家的司马迁，从10岁学习古文开始，就已身负书写历史的责任。20岁时，他迈出了自己名山事业的第一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不无自豪地谈及年轻时的这次壮举：“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的这次漫游，首先是通过“上会稽”和“窥九疑”向虞舜、夏禹表示敬意。按照古籍的记载，会稽和九疑，分别是舜、禹墓葬的所在。司马迁的文化访古之举，来源于他对《尚书》和《春秋》等古史的熟习。身居史官世家，司马迁能够看到当时一般人无法看到的典籍。据今人统计，《史记》中司马迁利用或见过的典籍，包括汉朝的皇家档案，有103种。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数字。司马迁是实实在在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身体力行者。在52万言的《史记》中，司马迁此次壮游的印记，不时出现在他对历史感慨的笔端。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特别提到自己曾南游到长沙郡，看到屈原自沉之处，想到其悲剧人生，不禁为之落泪。也是在楚国的旧地，他见到了当年春申君所拥有的富丽宫室。他南登庐山，观览大禹曾疏导过的九江。在会稽，司马迁详细了解了越王勾践的故事。此前，他已经在载籍中知道了吴越之地与中原的渊源关系。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求古史传说，以及被秦王朝焚灭了的古诸侯史记。

齐鲁之地，学术发达，是重要的文化中心。司马迁说自己看到孔子故里的车服礼器，流连忘返，于是专门在那里学习饮宴和射箭的礼仪。

至于司马迁说到的“厄困鄱、薛”，可能是他在那里碰上了不愉快的事儿。司马迁在写孟尝君时提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他认为，是因为战国时孟尝君广招宾客，鱼龙混杂，使当地风气大坏。到西汉时仍是如此。

秦汉之际群雄逐鹿，是司马迁实地考察的重点。在淮阴，当地人向他讲述了韩信年轻时的故事。当地人说起韩信少有大志，连他母亲的坟墓都建得与众不同。司马迁亲自去看，果然。

丰沛之地，汉初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均出身于此。刘邦曾为“沛公”，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都是当地人。司马迁到丰沛广问当地遗老，又参观了这些汉室名臣的故家所在。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口里，司马迁听到了这些风云人物的许多逸事。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这次壮游有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此行经地极广，则非常确实。王国维曾经专门研究过司马迁的出游路线，有趣的是，司马迁的行踪，与秦始皇南游东巡的路径，多有重合。是司马迁有意追寻秦皇的足迹，还是因为在当时中国的交通条件下，这是一条经典线路，我们同样不得而知。20岁壮游之后，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新开辟的巴蜀诸郡，又子承父业任太史令，侍从武帝出行，足迹几乎遍于全国。所以，在《史记》开篇的《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司马迁可以说是在漫游中寻找历史的现场感，为书写历史做准备。他的写作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评价说，“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甚至认为，《史记》的文笔好，也和司马迁的壮游有关，“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也。”

1812年，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出生在英国朴次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个嗜酒好赌的家伙，经常把能跳会唱的查尔斯带到酒馆里表演节目，以获得几个赏钱，这让查尔斯从小就领略到了领赏时那种没有尊严的感觉。他非常讨厌这种感觉。

8岁的时候，查尔斯上学了，可是才读到三年级，父亲就因为债务问题而锒铛入狱，查尔斯无奈沦为了一家鞋油作坊的学徒。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把手脚练得异常娴熟，老板就让他坐在门口表演以招揽生意，查尔斯在沮丧之余，想的最多的并不是逃回家，而是一定要努力学习知识，否则自己的命运可能就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

查尔斯想办法交了很多同龄朋友，并向他们讨要一些用过的旧书，有语文，有数学，也有科学，查尔斯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自学着，没有人教他生字，他就向别人请教，没人给他布置作业，他就自己给自己设置练习题、作文题……时间一天天过去，查尔斯发现自己特别喜欢写作文，还养成了每天写一篇小短文的习惯。

好运似乎也愿意偶尔眷顾一下肯努力的人！几年后，查尔斯的父亲出狱了，还从一个远房的亲戚那里继承到了一笔比较可观的遗产，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父亲似乎也愿意改过自新，把查尔斯送回了学校。老师给他做了测试，发现13岁的查尔斯居然已经达到直接进威灵顿学院读书的水平了！

进入威灵顿学院后，只用了两年时间，查尔斯就以优异的成绩从威灵顿学院毕业，而这时候，他的父亲却因为投资做生意亏光了家产，才15岁的查尔斯只能外出工作，进入报馆成了一名最年幼的记者。当时的英国正值社会转型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大批小资产者沦为贫困者，可报社的老板却让查尔斯每天都对资本主义歌功颂德，查尔斯非常同情那些忍冻挨饿的劳动人民，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去采访和探望他们，还为他们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

10年后，25岁的查尔斯把这些散文集中在一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博兹札记》。同年，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用精彩的文笔对法官、律师、法庭、议会等上流阶层作了深刻而无情的嘲讽。这两本书大受欢迎，查尔斯一下子成为了让上流社会闻之色变的现实主义大作家！报社老板非常生气，告诉他说如果肯用自己的文笔多歌颂资本主义，就给他很好的薪酬，否则就解雇他，查尔斯一听这话，索性辞职过起了自由创作的生活。

此后，查尔斯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写一点舞台剧卖给剧院，大多数时候，他都把精力用在为穷苦百姓说话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上，并先后完成了《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双城记》等数十部经典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在嘲讽上流社会的同时，号召穷苦百姓奋起反抗，而且笔墨简练完美，对人生哲理和社会现象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1870年，58岁的查尔斯因为患病而在自己简陋住所里离开人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他的手里依旧握着钢笔，桌子上是他那尚未完成的讽刺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查尔斯的人生境遇是凄苦的，他的精神却是饱满和无悔的，正如他的遗世名言所说：“一片用奋斗换来的面包，比一桌别人打赏给你的酒席要好吃得多。”

没错，这是一片面包的精神，更是查尔斯这个伟大作家的脊梁。也正因此，查尔斯的作品在此后数百年里都在全球被奉为经典，他本人甚至被后人们称为“召唤人们回到欢笑和仁爱中来的明灯”，就连马克思也敬称他为“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

他是一个平凡的维吾尔族汉子，外出务工，以卖烤羊肉串为生。然而，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却用辛苦积攒下的10多万元，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这个汉子，就是来自新疆的“草根慈善家”——阿里木。

阿里木是一个身材壮实的新疆汉子，生活十分简朴，20元的土布褂子，8元的布鞋，他一穿就是好几年。他喜欢吃水果，为了省钱，却总是挑快烂了的买，削掉坏的再吃。阿里木的饭食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经常是一个馕（或两个馒头）外加一杯水就能打发。

这样的生活，阿里木却过得很满足。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很不理解，阿里木反问：“有很多钱快乐吗？我不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才是物有所值。”

卖烤羊肉串的阿里木

“我读书不多，只会烤羊肉串，绝不能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和我一样。”

阿里木出生在新疆和静县的一个贫困家庭里，父亲是供销社职工，一家9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读到高二时，家里实在供不下去了，懂事的阿里木选择了辍学参军。

长大后，历经生活艰辛的阿里木十分尊重文化教育，他的心里存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人的命运。他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全部用作慈善。

据当地报纸不完全统计，10年来，阿里木卖烤羊肉30多万串，利润10多万元，其中近八成捐给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受他捐助的200多名孩子中，有10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阿里木和他资助的学生

“我喜欢卖羊肉串，我会继续卖我的羊肉串，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上学。”

如今，阿里木已经当上了“阿里木餐饮印象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他开始谋划，要帮助家乡的年轻人创业、安家，让正宗的新疆羊肉串香飘内地。他琢磨着，用10年时间，在他生活的贵州毕节市建一所学校，让那里的留守儿童接受好的教育。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十分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教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

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教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得好：“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是问号。”所以，要想在学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有好奇之心，善问之意。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十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十日打靶。打靶但就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就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就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十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十分个性，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就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就是偷的，二不就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十五岁。此时二十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搞笑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哲理：不论处在怎样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此时以孝为道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55岁的乌苏拉·皮耶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保姆，却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成为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的老板娘。

大众汽车老板娘：乌鸡变凤凰的传奇2010年秋天，巴黎天气渐凉，蔓延的寒意却被大众集团的派对拒之门外。乌苏拉·皮耶希终于对派对失去耐心了，她轻轻地拉了拉丈夫的袖子，然而他正在跟记者大谈遗嘱和孩子们。她的丈夫已经73岁高龄了，是执掌德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近20年的费迪兰德·皮耶希。

亿万富翁的妻子

丈夫没有让她等得太久。他转过身来看着乌苏拉：“我在给他们解释你的位置，你听到了吗？”乌苏拉可不想听这个，她说她想去用晚餐了。但这位大众的掌门人却回答：“打个赌吧，你离不开我的。”

这对亿万富翁夫妇就跟普通夫妻没什么两样——深情款款，十指相扣。

乌苏拉继续她的小动作，拉着费迪兰德的袖子。“乌苏琪。”老人用昵称唤她，“我只是在解释，你在基金会中拥有的一些决定权。”

乌苏拉微笑着说：“那是三四十年后的事情。”

费迪兰德做出创立基金会的决定，似乎正在给他自己和继承人之间造成某些隔阂。他将自己的股份转入了两个信托基金：费迪兰德·卡尔·阿尔法和费迪兰德·卡尔·贝塔。当他活着的时候，两个基金由他说了算;如果他去世了，必须由管理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以及他的12个孩子来共同管理。

费迪兰德说，建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所有与汽车品牌有关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外界的人看来，继承人对此没有热情是肯定的。有德国媒体报道说，一些继承人在考虑将父亲告上法庭，尤其是那些感觉备受冷落的非婚生孩子，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与合法的兄弟姐妹一样的待遇。但费迪兰德认为自己得到了“大多数继承人的支持”——至少有7个孩子支持这一决定。

同时，他指定了现任妻子乌苏拉在基金会中担任副主席。如果费迪兰德去世，乌苏拉不改嫁，她就将成为这两家基金会的主席。这位亿万富翁还决定，在今年4月19日的大众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力保妻子加入大众公司监事会。

看来，这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女人，极有可能掌管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给他平静的生活

在费迪兰德的生命中出现的时候，乌苏拉的身份还只是他孩子们的保姆。她可谓是继《音乐之声》女主角玛丽亚之后，第二个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奥地利保姆。

1956年，乌苏拉出生在奥地利的布劳瑙，长大后成为一位家庭教师。25岁时，她看到皮耶希家族在招聘家庭教师兼保姆，便拿到了这份工作。

在费迪兰德眼中，这是一个漂亮乐观的女孩，她与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我被她开朗、自然的气质吸引，没多久我俩就擦出了火花。”费迪兰德说，他喜欢跟乌苏拉在一起时那种平和的感觉，不像之前那种慌张焦虑的家庭关系——那时，费迪兰德正与表弟的妻子纠缠不清。

乌苏拉还是家庭教师时，与费迪兰德一家人在山上的小屋度过了圣诞节。费迪兰德喜欢在山上练习四驱车。当费迪兰德沉浸在对车的“感觉”中时，总兴致勃勃地对乌苏拉讲有关车的一切。“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回忆令乌苏拉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笑对人生，跟我一样，是个蠢家伙。”

两年后，他们在奥地利的沙尔丁登记结婚，并在1984年9月举行了简单低调的婚礼。一向刻板的费迪兰德还玩了一次浪漫，他把黑色的奥迪用200朵黄玫瑰装饰了一番。

就这样，乌苏拉嫁给了比自己大19岁、有9个孩子的费迪兰德，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家庭主妇。

费迪兰德有一个女儿——只比乌苏拉稍小一点——对她说：“你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呢？你是个这么快乐的人。”

这正是乌苏拉让费迪兰德着迷的地方：“我的乌苏拉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性格。在工作允许的情况下，我的情绪也会被她带动起来。”

只要不出差，费迪兰德就尽量与妻子在一起。乌苏拉还帮助费迪兰德克服了诵读困难症。费迪兰德说：“我也能像她那样读一些长文章了，还能找准什么是最重要的。”

费迪兰德毫不吝啬地在自传中提到她，写他教她开车，写与她一同去出海航行的生活点滴。

成长为女家长

乌苏拉在费迪兰德的生活中，一直是陪伴者和支持者的角色。

费迪兰德被称作是“含着汽车模型”出生的“富三代”，他的外公是保时捷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波尔舍，但费迪兰德不姓保时捷，他退出了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来到大众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1988年，费迪兰德是奥迪公司主管产品开发的副董事长，但他与当时的奥迪CEO沃尔夫冈·哈贝尔针锋相对。51岁的费迪兰德觉得自己已准备好接任奥迪公司董事长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事实上也是自己在经营这家公司。可哈贝尔的合同却延长了一年，这让他气得发狂。“我的总裁总不在公司内，他总是随身带着高尔夫球包。”

费迪兰德打算去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做工程师，在得知哈贝尔的合同延期的当天，他就写好了一封给董事会的信，但乌苏拉偷走了那封信。“如果你想去日本，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我都会跟你一起。”乌苏拉说，“但要在孩子出生以后。”当时乌苏拉已有身孕，孩子5个月后才会出生。乌苏拉的缓兵之计让费迪兰德冷静下来，他找到董事会，表示自己接下来9个月只管理研发，将其他事务交还给总裁。

3个月后，公司出现了赤字。费迪兰德最终留了下来，而乌苏拉的角色也在慢慢改变——她也开始涉足商海，甚至连大众集团的CEO马丁·文德恩也认为她是“最有权威的以及最有企业思维的女性之一”。

乌苏拉陪着丈夫出席各种公众场合，聚光灯下两人的手总是紧握在一起。虽然乌苏拉仍然保持着她乐观的笑容，但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保姆了，她变得更像一位大众集团的女家长，有着非常好的举止和社交技巧。

费迪兰德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基金会的事情，说他的方法是非常好的选择，乌苏拉说道：“孩子们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一点的。”费迪兰德看着自己的妻子，告诉旁人说，他的乌苏拉不像宝马的女继承人乔安娜·匡特，有点像弗里德·斯普林格——最初是阿克塞尔·斯普林格的家庭保姆，后来嫁给了他。在丈夫去世后，弗里德接管了阿克塞尔·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年盈利近29亿欧元。

乌苏拉马上机智地回答道：那是因为你对她们了解不多。

11点半后不久，这个汽车帝国的活动接近尾声，费迪兰德微笑着让妻子挽着他的胳膊，她的老花镜在红色缎带上晃来晃去，他们共同走向舞台前的楼梯，就像一对普通的夫妻那样，享受着巴黎的秋天。

宋时，张咏在成都，听说寇准当宰相的消息，告诉他的属官说： "寇准确是罕见的人才，可惜他的学问还不够。"这话很快传到了寇准耳里，他觉得张咏的话是有道理时。后来，寇准出任陕西，张咏恰好去官从成都回来，寇准供设帷帐，盛情款待。张咏将要回去，寇准亲自送到城郊，临别-德育名人小故事

时问道： "您有什么教导我吗?"张咏见寇准恭恭敬敬，尊重比自己职位低的人，心中暗暗赞赏。他说： "《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回到家里，找出《霍光传》认真研读起来。当读到"不学无术"一句，不禁笑了起来，恍然道： "这就是张咏说我的那句话了。"

想听物理的小故事吗？想用物理小故事记住名人吗？下面是小编为你搜集的关于物理名人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望远镜的发明

1608年6月的一天，伽利略听说，一个荷兰人把一片凸镜和一片凹镜放在一起，做了一个玩具，可把看见的东西放大。这一夜，伽利略坐在桌子前，蜡烛点了一支又一支，他反复思考着，琢磨着，为什么两个这样的镜片放在一起，就能起放大作用呢？?? 天亮了，伽利略决定自己动手做一个。他找来一段空管子，一头嵌了一片凸面镜，另一头嵌了一片凹面镜，一个小望远镜做成了。拿起来一看，可以把原来的物体放大三倍。伽利略没有满足，他进一步改进，又做了一个。他带着这个望远镜跑到海边，只见茫茫大海波涛翻滚，没有一条船。当他拿起了望远镜再看时，一条船正从远处向岸边驶来。实践证明，它可以放大八倍。

伽利略不断地改进着，不断地制造着，最后，他的望远镜可以将原物放大三十二倍。

一天晚上，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伽利略拿起自己的望远镜对准了月亮。咦，月亮并不是象几千年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光滑无瑕，那上面象地球一样，有高山、深谷，还有火山的裂痕呢！

二、自由落体运动

落体问题，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在伽利略之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认为，物体下落的快慢是不一样的。它的下落速度和它的重量成正比，物体越重，下落的速度越快。比如说，十公斤重的物体，下落的速度要比一公斤重的物体快十倍。

一千七百多年来，在书本里，在学校的讲台上，一直把这个违背自然规律的学说当作圣经来讲述，没有任何人敢去怀疑它。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提出过 “地球中心说”，它符合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其它学说也就得到了保护。

伽利略选择了比萨斜塔作试验场。有一天，他带了两个大小一样，但重量不等，一个重一百磅的实心铁球，一个重一磅的空心铁球，登上了五十多米高的斜塔。塔下，站满了前来观看的人。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讥笑他：“这个青年一定是疯了，让他胡闹去罢！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还会错吗！”

只见伽利略出现在塔顶，两手各拿一个铁球，大声喊道：“下面的人看清楚啦，铁球落下去了。”他把两手同时张开。人们看到，两个铁球平行下落，几乎同时落到了地面上。那些讽刺讥笑他的人目瞪口呆。

三、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一人在家中的果园中，由于边走路边思考问题，无意间撞到园中的苹果树，这时一个苹果正好砸在牛顿的头上。牛顿突然从问题中醒悟过来，捡起了苹果，这时他又陷入一个问题：为什么苹果会落到地上，而不是飘上天空。最终牛顿提出一个最简单的现象产生的举世定律：万有引力.

一天，保姆要出去，临走前叮嘱牛顿：“我有事，先出去下，肚子饿了去煮鸡蛋吃，我烧好水了。”保姆回来发现牛顿把一块怀表拿去煮了。而牛顿却在研究发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太投入一件事，该收手时就收手。

四、瓦特的故事

蒸汽机

18世纪中叶，英国格拉斯葛大学，有位名叫里德斯德的教授，一天晚上，他把瓦特约到自己的办公室，对瓦特说：“我知道你是个很聪明的机器修理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瓦特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呢？”

里德斯德教授说：“我的一套机器图纸被人偷去了。但是要按照图纸把这台机器造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偷图纸的人一定会来找你帮忙加工的。如果那人来找你，请你务必告诉我。”

就在这时，教授的一个青年助手，拎着一把水壶进来，给他俩每人沏了一杯咖啡。那位助手把水壶放在火炉上，关上门就出去了。教授起身走到门边，把门反锁了起来。

教授和瓦特边喝咖啡边谈着教授的图纸。渐渐地，瓦特觉得头昏脑胀，他估计是咖啡有问题，只觉得浑身无力，一会儿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当瓦特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他睁眼一看，里斯德教授已经死了，在教授的颈上有一枚五厘米长带有软木塞的针。瓦特支撑着爬起来去开门，却发现门是反锁着的，钥匙在教授的身上。瓦特回忆起昨晚的事，怀疑是那个助手干的。但那个助手出去了就再没有进来，教授颈上的针又是谁扎的呢？他盯着教授颈上的毒针和那软木塞仔细看了好一会，终于弄明白了：水蒸气在膨胀时，它的压力比水要大近千倍。那个助手把水壶放在火炉上时，就把插有毒针的软木塞堵在壶嘴上了，并且将壶嘴对准了教授的颈部。水烧开的时候，因壶嘴被软木塞子堵着，蒸汽的压力就不断增加，最后蒸汽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软木塞带着毒针喷射出去，射向了教授。

警察来了以后，瓦特谈了自己的想法。经过警察的侦破，凶手就是教授的助手。 后来，瓦特从水蒸气得到启发发明了蒸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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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从祖籍淮安来到东北，先在铁岭银州镇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到秋季，又插班考进奉天（今沈阳）东关模范学校。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既教经书，也教数理、外文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有一天，学校姓魏的校长给同学们上修身课。当讲到“立命”这一节时，老校长突然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啊？”有的学生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做官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一些家境贫穷的学生则回答：为挣钱，为吃穿，为改换门庭、不受欺侮而读书，等等。

老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连连摇头。最后问到周恩来：“你是怎样想的呢？”周恩来肃然起立，一板一眼地答道：“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铿锵有力、不同凡响的回答，使老校长为之一震。他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岁的周恩来，竟有如此宏图大志，高兴地称赞不已：“好，好哇！为中华之崛起！为中华之崛起！”接着，他又慷慨激昂地对全班同学说：“诸生们，听见了吗？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将江西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以纪念革命烈士赵博生。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沧县东慈庄。1924年冬入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团附升至军参谋长。期间赵博生受共产党人刘伯坚等的影响，于 1931年与在第26路军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取得联系，赵博生说：“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14日，赵博生同季振同、董振堂等率所部1.7万多名官兵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赵博生先后任红5军团14军、13军军长，军团参谋长、副总指挥。他率部参加赣州、漳州和南雄水口、建黎泰等战役战斗。每战他都亲临前线，屡建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8日，赵博生与敌人在激烈的肉搏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帝王，他常常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潜心练习书法。当时，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就在宫中任职，由于他精通古今，文章书法下笔如神，因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体中“戈”字最难写，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练习“戬”，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免得各位大臣看它的笑话，于是便故意将“戈”字空着不写，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

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进步，便拿着几幅作品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学士的字?”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始终含笑不语。这时，唐太宗有些焦急地问他:“是像还是不像，你怎样不说话”魏征连忙说道:“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唐太宗说道：“你直言无妨，朕恕你无罪。”这时魏征才奏道:“据臣看，其中只有戬’字右半边的戈’旁和虞学士写的一般无二，其余的均相去甚运”。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后，感叹不已，深深佩服魏征的眼力，从而也领悟学习书法来不得半点虚假，要想学有所成，务必痛下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