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赵一曼抗日女英雄小时候的故事【优秀20篇】

李腊梅，中共党员，今年34岁。现任陇南市武都区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

腊月廿九晚上，李腊梅和丈夫、两个孩子回到老家，他们打算这个春节好好陪陪家人，过个团圆年。大年三十，她在家里忙碌的间隙看了看手机，网上多了好多疫情新闻报道。作为一个新闻人，直觉告诉她这个事情恐怕不简单。她想，本打算春节假期停发的微信公众号——“陇南武都发布”肯定是停不了了。正值除夕，好多人都忙着准备过年，肯定顾不上看新闻，“我得把这些消息赶紧发出去，推送到群里，让大家都注意起来。”

由于老家网络不好，电脑不能用，工作没办法开展。李腊梅提出趁着村里封路之前回到城里去。家人说：“这会你们回去，菜也买不到，孩子带上也不安全。先缓几天再去吧。”可她说：“现在疫情防控每个人都在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得回去。”就这样，大年初一早上，李腊梅就返回了城里，开始了宣传工作。

其实，早在年前李腊梅就感冒了，加上她患有过敏性鼻炎，所以感冒一直不好，严重的时候耳鸣、剧烈头疼、整夜咳嗽，甚至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朋友都调侃她说：“你这是得了世纪感冒”。知道有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虽然确定自己没有接触史，但为了放心，一回到城里，她便去医院做了肺部CT，确定没问题后赶紧买了中药，回家一边隔离，一边工作。她对自己说：“我要赶紧好起来，这样才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疫情防疫宣传工作中去。”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在家里上班，却因为特殊时期的工作，让她变得比平时上班更加忙碌。从初一至今，她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卧室靠窗的那张电脑桌，每天的生活不是在编辑微信，就是在写新闻稿。

微信编辑工作和新闻稿件采写都是特别费脑的活，找素材、构思、整合，还要抢抓时效性。很多时候，不管她在吃饭还是在睡觉，只要发现有好的素材或者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信息，她总是第一时间打开电脑，编辑好，然后转发到群里。“关键时刻，我们就是应该有更多的担当，能让关注我们信息的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疫情走向、了解全民防控动态，让大家安心居家的同时做好防护措施。”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新闻敏锐性和使命感，由“陇南武都发布”公众号发布的《辟谣丨“武都全城红灯”和“同一个车厢里有30个人在武都下车……”是不实信息!》以及《你是密切接触者吗?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快来查!》等多条信息都获得了几万+的阅读量。而这些信息的编辑推送时间，都是凌晨。

“自查密切接触史的这条微信发出去我转发了所有的群。收到了好多人的感谢，都说来得太及时了。能让大家认可这份努力，我就很欣慰。好像又充满了能量，让我更加有信心继续为大家做好宣传服务。”李腊梅说。

参加疫情防控宣传报道以来，李腊梅累计编辑发布微信近百条、发稿100余条。其中《陇南武都：党员服务队田间助春耕》、《陇南武都：复工加把劲、防控不松劲》、《陇南武都：防疫生产两不误》、《甘肃陇南：夫妻并肩上“疫”线》等稿件先后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网、新甘肃客户端等多家重点媒体刊发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反响。

她说：“作为一名基层新闻宣传工作者，为大家传递更多的正能量，这是我应该做的。”

马云成熟了，近十年的“焦点生活”，过完42岁生日后，马云开始深沉，但依然遮挡不住那股子锐利和锋芒。

采访马云那天，天空下着淅沥的小雨。记者有幸领略了杭州西子湖的“风情万种”，心境一直延续到抵达马云办公室的那一刻。

下午两点半，马云刚刚送走来访的客人，宽大的办公桌上有些凌乱。马云的办公室不大，至少是记者采访过的大企业CEO中最小的一个：一桌、一椅、两个沙发、两米多长的鱼缸，组成了阿里巴巴的中枢神经和决策空间。

胡乱地吃了几口盒饭之后，马云从办公桌“跳转”到记者面前的椅子上，但跷起二郎腿的瘦小身躯不住地往下出溜儿，在背部即将触及靠背时又猛地蹦起来。在鱼缸前踱了几步之后，马云开始定气。看得出此时的他有些“紧张”，似乎眼前不仅是一次《新财经》的专访，而是在作着某种决策前的思考。

创业：蓝海与狼道

如果用动物来比喻创业型的企业家，狼是再适合不过的代言：敏锐的嗅觉、善于发现猎物、对目标绝不轻易放弃、群体作战。马云具备狼的所有特性，加上当年互联网的疯狂，马云成功了。

然而，互联网并非马云专长。1995年首次接触互联网的马云，是因为受浙江省交通厅委托，赴美国西雅图催债。长了见识的马云首先想到在网上为他的外文翻译社做广告，一试见效，翻译社轻易间得到了美国、日本等国际订单。初次尝到互联网的甜头，马云嗅到了金矿的诱人味道。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回国后，马云立即召集妻子和朋友，成立了其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产品叫做“中国黄页”。他把中国企业的资料集中起来，快递到美国，由设计者做好网页向全世界发布，利润则来自向国内企业收取的费用。

第二年，“中国黄页”的营业额不可思议地飙到700万元人民币，马云对互联网的热情也一发不可收拾。

1999年，阿里巴巴网站的创建让马云声名大噪。2003年，他又带领团队创办了个人拍卖网站——淘宝网。2004年，马云创办的“支付宝”成为全国最大的独立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2005年，阿里巴巴兼并全球最大站——雅虎在华的所有资产，在震动全球互联网业的同时，阿里巴巴也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

敏锐的嗅觉，果敢的决断，再加上拥有优良的团队，马云走向了辉煌。但成功后的他，反而变得异常谨慎：“再创业，我不会选择互联网。”

马云的理由很简单，“当边上的人都在做互联网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传统行业。当大家都在做传统企业的时候，你应该想想其他行业。千军过独木桥，再宽的路也很容易被踩死。”

错位经营企业才能避免竞争、赢得商机。狼拥有了充足的食物，也就有了高枕无忧的理由。马云的阿里巴巴已经占领了互联网大部分高端资源，具备了绝对的垄断优势。虽然他一再声称不介入传统行业，但阿里巴巴的线上业务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行业。

守业：整合雅虎中国

马云整合资源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在，他认为最要紧的不是整合资源，而是如何迅速抓住电子商务的高速成长，争取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和抢占市场。

2005年8月，阿里巴巴并购了雅虎中国，继续扩大其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份额，为此，马云经历了创业以来最难熬的时期。毕竟，雅虎来到中国七年，依然是一副不中不洋的样子，作为站内容却不宽泛，说是搜索引擎技术却不成熟。时隔七年，马云意在将雅虎重归搜索，其方略并不复杂：以最主流的概念——搜索为技术基础，结合娱乐等大众内容，尽可能获得普通用户。

马云首先“砍”掉了雅虎中国部分庞杂业务，主攻搜索，打出R

我不喜欢学成语，因为成语都是四个字，也不好理解。妈妈为此总生我气。

几天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成语故事》书，妈妈与你一起阅读此书，而且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你肯定会非常喜欢此书的，喜欢学成语的。今天妈妈抓我一起阅读《成语故事》书，翻开书妈妈给我一边读成语一边讲成语的故事，我发现里面有许多我没学过的成语和没有看过的故事。

让我难忘的是《专心致志》这一篇讲的是：两个人拜著名棋手弈秋为师，学棋的时候，认真地听讲，乙却心不在焉。结果，甲的棋艺越来越高，乙的棋艺还是一样。

弈秋语重声长地对两个学生说：“下棋如果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好的！”告诉我们做事要专心致至。

还有的故事是《愚公移山》的内容是：愚公家门前有两大座山挡着路，他决心把山平掉，另一个“聪明”的智叟笑他太傻，认为不能。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两座山终究会凿平。”后因感动天帝，所以天帝命大力神的两个儿子搬走两座山。比喻只要有毅力就可以成功。

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

没想到，我真的喜欢上了成语，原来每个成语都有一个精彩的世界啊！

张海迪生于1955年，小名玲玲，山东济南人。5岁因患脊髓管瘤，高位截瘫，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程，并获得了硕士学位。1983年张海迪走上创作文学的道路，后成为山东创作协会一级作家并且是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5岁时张海迪因患脊髓管瘤而不能上学，但她非常想学习，恨不得跳出病魔的“控制范围”。一天玲玲终于挎不住心中的渴望，她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话刚说完，妈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孩子，妈妈和爸爸会让你学到知识的!”玲玲不能上学，家里又请不起教师，妈妈爸爸下班后便亲自教她。

有一次，她感到非常疲倦，连作业都无力完成(家庭作业)，就对妈妈说：“这些作业我明天再做行吗?”妈妈却正重地对她说：“今天的事今天做完。”听了妈妈的话，玲玲明白到学习贵在坚持和自觉，绝不能拖拉。

学习知识的决心让这位钢铁战士傲视一切苦难，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海迪不但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能翻译许多长篇小说;不仅能够像其它人一样学习丰富的知识，还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给了无数奋进中的人以无尽的力量。

在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个像张海迪的人，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做一个生活强者!

黄庭坚，字鲁直，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名字是中过进士的父亲给他起的，“庭坚”是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有追慕古代大哲之意；以“鲁直”为字，是希望儿子像宋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事后证明，黄庭坚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宋哲宗时，在司马光的推荐下，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起居舍人，三年后出任宣州知州。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本《神宗实录》，给他惹上了麻烦。

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在章惇、蔡卞等人的带动下，所谓的“绍述派”开始清算“元祐派”，黄庭坚被诬蔑成元祐一党。负责审查的蔡卞在鸡蛋里挑骨头，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非谤。于是皇帝下诏，令他入京，等候受审。

《宋史·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次“文字狱”的审讯情况。经史官们反复考查核实，仅剩下32件琐碎的表述还有待查清，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的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熙宁年间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用它在河中挖掘泥沙，效果很差，劳民伤财，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面对气势汹汹的诘问，黄庭坚淡定地回答说：“那时我正在北都任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像儿戏一般。”整个庭审过程，他语气中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而且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最后连过堂的人都暗地里伸起了大拇指，称赞他胆气豪壮。

结果事实没有成为问题，态度倒成了最大的问题，他因此触怒了皇帝，被贬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

贬谪的诏书下达，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黄庭坚却神色自若，倒头便睡，睡得还格外地香。旁人看他喜形于色，好心地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即使被流放到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于是再被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黄庭坚淡然处之，只是一身正气的他对官场已不再抱有希望，他取别号“山谷道人”，将更多的精力寄托在诗歌、书法、禅学修养等雅好上。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多出一个在艺术领域纵横捭阖的大家。

黄庭坚在《书缯卷后》一文中，道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他说：“士大夫处世可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处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俗，俗了便无药可医。什么是不俗呢？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与普通人无异，然而临大事的时候，他的气节却不可剥夺，这就是不俗之人。

因为不俗，所以优秀，黄庭坚就是因此而为人所铭记吧。

没有不能成功的事，只有没浮出的思路。当你以自己的善良，抓住了人们乐于施善的心，就能在这善良的海洋中，让你的人生扬帆远航……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加之对金钱狂热追逐所产生的浮躁心态，许多人难免觉得郁闷。出生在安徽芜湖的张宁就特别痛苦：在大学谈了两年的女朋友嫌他工作不好，挣不了多少钱，与他分手了。

他的苦痛没处发泄，更让他抓狂。突然间，他想起了儿时看的童话故事《国王长着驴耳朵》，知道国王这一秘密的理发匠们，因按捺不住内心的传播欲，将秘密说了出来，结果是一个个被国王砍了头。后来来了一个年轻的理发匠，他不想被杀，可憋得实在难受。一天，他跑到森林里，对着一个树洞说出了心中的秘密，从而得以终年。

由这个树洞，张宁想到了互联网：要是网上有这么一个树洞就好了。这可是异想天开，他为有这个想法吃了一惊。有一天，他偶尔将这一想法向一位朋友说起时，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朋友王鲁昆说：这怎么不可能呢？

“那么就在网上建一个‘树洞网站’吧！”无比惊喜的张宁说。朋友正有创业的打算，2010年9月，两人投资5000元，打造的树洞网站正式上线。

他俩疯狂转发为树洞网做宣传的论坛帖子和微博信息，常常熬到凌晨两三点钟，尽管这样，但访问量仍低得可怜，没有谁来花钱做广告，网站也就难以为继。

王鲁昆说放弃了吧！可张宁说再坚持坚持。一天，张宁正在为这事纠结着，一筹莫展。不如先去打打球，放松放松。张宁来到球场，一脚将球踢出去，那球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掉进了一个树洞里。张宁心头不禁一动：他想到了向树洞灌水让球浮起来的故事，“我为什么只为用户提供一个单独的小间呢？用户既可以向树洞道出内心的秘密，独自发泄一番；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让用户以游客的身份发布消息，以引起共鸣，形成气氛”。他对王鲁昆说了这一想法，王鲁昆为之叫好。

张宁将前一种叫作“皮球落入树洞里”，把后一种叫作“让皮球浮上来”。

事情果然就有了转机。26岁的莉莉是广告公司的白领，工作一年后，单身的她悄悄爱上了男上司。经人介绍知道树洞网后，她以化名在开放的空间发了一个帖子，让“皮球”浮上水面。

有网友说：“你是飞机，却偏偏要上火车道，你不知道火车出轨后果会有多严重吗？”还有网友说：“你若想沦为令人不齿的小三，你就前进一步；你若想拥有一片栋梁之材的单身森林，就不要把自己吊死在本不该属于你的那棵树上，后退一步……”

网友们善意而充满智慧的留言，让她缠绕在心中的纠结一扫而光。人们开始赞扬树洞网，一个个好的口碑，也就引起更多人对网站的关注。

2011年6月，网站每天浏览量从营运之初的不足20人，猛增到2000多。如今，以微博功能为基础，有日记、相册、投票、活动，以及其他扩展功能的树洞网设有、“不能说的秘密”“该和好吗”“职场那些事儿”等，用这些标签就能搜索到相关内容。

时下，张宁正筹划着在网站上推出免费文艺作品阅读、小说下载业务等。2011年，树洞网盈利50万元，2012年盈利预计可突破100万元。

没有不能成功的事，只有没浮出的思路。当你以自己的善良，抓住了人们乐于施善的心，就能在这善良的海洋中，让你的人生扬帆远航……

澳大利亚开奥运会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发迹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然会去捧场。

在现场，默多克发现座位底下散落着一枚硬币，他站起身来，然后蹲下，捡起了那枚硬币，脸上带着微笑。

这则细节被媒体爆炒，但我只记住了默多克的微笑，拥有亿万资产的他却为捡到一枚硬币而微笑。

香港的记者曾问过亚太首富李嘉诚，“君以为一生之中，最快乐的赚钱一刻是何时？”李说：“开一间临街小店，忙碌终日，日落打烊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

李嘉诚的答案令记者措手不及。但这真是妙答啊，一点都不做作，谁都会对这样的快乐会心一笑。

快乐的标准是一根可以无限拉伸的橡皮筋，你的欲望越大，它拉得就越长，快乐的标准也就越高。默多克、李嘉诚是智慧的，把快乐的标准降下来，降到人人都拥有的境地，那就快乐了。

澳大利亚还有位华籍企业家谢英福，当时马来西亚有一家国营钢铁厂经营不景气，亏损高达1.5亿元。首相马哈迪找到他，请他担任公司总裁，他不假思索的答应了。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钢铁厂债重难还，生产设备落后，员工凝聚力涣散，这是一个巨大的洞，根本无法填平的洞。

但谢英福却坦然对媒体说：“当年我来到马来西亚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这个国家令我成功，现在我要报效这个国家，如果我失败了，那就等于损失了5元钱。”

年近六旬的谢英福从别墅里搬出来，住进了那家破败的钢铁厂，三年后，工厂起死回生，开始大量创造财富。

5元钱每个人都拥有，但当你拥有1万元、1百万元、1千万元的时候，还会以5元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快乐吗？

快乐像跳高，跳杆越低，我们就会越轻松，越无所畏惧。

孔融(公元153～208)，东汉文学家，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为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

东汉鲁国，有个名叫孔融的孩子，十分聪明，也非常懂事。孔融还有五个哥哥，一个小弟弟，兄弟七人相处得十分融洽。

有一天，孔融的妈妈买来许多梨，一盘梨子放在桌子上，哥哥们让孔融和最小的弟弟先拿。

孔融看了看盘子中的梨，发现梨子有大有小。他不挑好的，不拣大的，只拿了一只最小的梨子，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爸爸看见孔融的行为，心里很高兴，心想：别看这孩子刚刚四岁，却懂得应该把好的东西留给别人的道理呢。于是他故意问孔融：“盘子里这么多的梨，又让你先拿，你为什么不拿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

孔融回答说：“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应该留给哥哥吃。”

爸爸接着问道：“你弟弟不是比你还要小吗?照你这么说，他应该拿最小的一个才对呀?”

孔融说：“我比弟弟大，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小弟弟吃。”

爸爸听他这么说，哈哈大笑道：“好孩子，好孩子，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以后一定会很有出息。”

东汉末年，天下四分五裂，刘关张桃园结义之后，刘备广招贤能异士，于是便有了刘备三顾茅庐请隆中诸葛的故事，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青年时代躬耕于隆中，并苦读经书，熟悉历朝兴衰的历史，潜心钻研兵法。他常以春秋战国时的管仲、乐毅自比，是难得的一位将才、谋士，自称“卧龙”。善于网罗人才的刘备闻知，高兴地说：“我需要这样的人才!”并表示哪怕山高路远，行走不便，也非亲自去请他不可。

深冬的一天，刘备带着关羽、张飞，到隆中邀请诸葛亮。谁知诸葛亮恰好不在家，刘备只好扫兴而归。

刘备回到新野，不断派人到隆中打听诸葛亮何时在家。当打听到诸葛亮外出已经回到家时，刘备当即决定二请诸葛。这时，张飞不以为然地说：“一个平民百姓，派个武士把他叫来就得了，犯不着让你一再去请。”刘备说：“诸葛亮是当代大贤，怎么能随便派个人去叫他呢?你还是痛痛快快地跟我去吧。”刘备说服了张飞，叫上关羽，三人骑马直奔隆中而去。

这一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冷得实在教人难忍。张飞对着刘备大嚷：“我等何苦找此罪受!不如等天晴再说。”刘备却说：“贤弟，咱们冒此大风雪，不怕山高路远，去请诸葛，不正表明了我们的一片诚意吗?”三人继续往前赶路。不料，这一次刘备又未见到诸葛亮，只好写了一封信托诸葛亮的弟弟转交，说明来意，并表示择日再访。

第二年春天，刘备更衣备马，决定第三次去拜访诸葛亮。张飞、关羽竭力劝阻。关羽说：“我们两次相请，都未见到他，想必他徒有虚名，不敢前来相见。”张飞更是带着轻蔑的口吻说：“我们已仁至义尽，这次只需我一人前往，他如若不来，我就将他绑来见你。”刘备连忙说道：“不得无礼，没有诚意哪能请到贤人呢?”

刘备三人飞马直奔隆中，来到诸葛亮的草庐前。此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刘备唯恐打扰诸葛亮，不顾路途疲劳，屏声敛气地站在门外静候，直到诸葛亮醒来才敢求见。刘备见了诸葛亮，说道：“久慕先生大名，三次拜访，今日如愿，实是平生之大幸!”诸葛亮说：“蒙将军不弃，三顾茅庐，真叫我过意不去。亮年幼不才，恐怕让将军失望。”刘备却诚恳地说：“我不度德量力，想为天下伸张正义，振兴汉室。由于智术短浅，时至今日，尚未达到目的，望先生多多指教。”刘备谦虚的态度，诚恳的情意，使诸葛亮很受感动。于是诸葛亮终于答应了刘备的请求，怀着统一全国的政治抱负，离开了隆中茅庐，出任刘备的军师。他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20xx年9月初，由宁财神导演、编剧的《龙门镖局》展开新一轮播出浪潮之际，剧中女主角、盛秋月的饰演者袁咏仪接受了笔者的采访。利落短发、一身素黑衣服，没有化过妆面容却几无瑕疵，年过四十的袁咏仪，依然不负她“靓靓”的美称。

普通话说得很好，笑起来很大声，兴致一高就会和第一次见面的人勾肩搭背，看谁不顺眼也会立马指出来。笔者面前的袁咏仪，还有那个嚷嚷着“一刀斩到你桃花开”的盛秋月的影子。问现实中的她，和盛秋月是否有相似之处？袁咏仪沉静片刻后大笑：“我可是公认的绝世好妈妈！”顿了顿，她说，“但是，我刚当妈妈那阵，倒是也像盛秋月一样疯狂和彪悍。”

20xx年，袁咏仪生下了和张智霖的爱情结晶：儿子张慕童。经受十月怀胎的种种艰辛，而且还因此身材爆肥的袁咏仪，曾多次向张智霖抱怨高龄怀孕太辛苦，咬牙切齿说，孩子一生下来，她就马上减肥然后去拍戏。但儿子出生后不久，经纪人去医院看她，袁咏仪却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就是当妈妈，一分一秒也不会离开儿子，别想我给你挣钱了！”为了儿子无限期休假不再拍戏，袁咏仪差点和经纪人解约。

当然不演戏对袁咏仪来说没什么，因为张智霖答应会养她和儿子。只是，让张智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生下孩子后的袁咏仪性情大变，让他无法忍受，以至于主动提出了离婚。

虽然信心满满要带孩子、陪伴孩子长大，但生完孩子后，身材爆肥、天天待在家里足不出户的袁咏仪，变得特别敏感多疑，得了产后抑郁症。张智霖开玩笑说“你好肥”，换作以前，袁咏仪会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她却暴跳如雷，悲哀地想东想西，然后对张智霖抱怨：“我这么肥是为了什么？你怎么能嫌弃我？”诉苦、责骂、哭泣地闹腾半天，如果张智霖有半句反驳，她的坏情绪就会卷土重来。

袁咏仪是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在床上躺了一星期。让张智霖把孩子抱给她看，可他却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根本不敢抱。他对她解释道：“突然多出个孩子，我很不适应，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番话，自然又会遭到袁咏仪的一通责骂。她把儿子视为宝贝，可以一天一夜不睡觉地看着他。可老公却对自己说：孩子是“多出来”的，他很不适应！从那以后，张智霖只要说到“儿子”，袁咏仪会马上挤兑他：“是多出来的，你还是别管孩子好了！”

儿子一个多月大时，袁咏仪去冲奶，让张智霖把儿子从小床上抱起来。他踌躇了半天，弯腰去抱孩子，但一不小心，儿子却从襁褓里掉了出来，幸好小家伙掉在床上并无大碍。但袁咏仪却疯了似的跑过去，一把推开张智霖，然后抱起了儿子，说：“张智霖，你以后再也不能碰我的儿子了！”张智霖既委屈又惊讶：“儿子也是我的，再说我也没摔着他！”但袁咏仪手一挥对他说：“滚出去！”

她不仅不让张智霖碰儿子，双方的家人和朋友，谁也不能碰儿子。“直到有一天，我妈说我的世界里，好像再也装不下其他任何人了。装不下自己的父母没关系，但是不能把爱人完全踢出去。”可那时的袁咏仪根本不当回事，哪个女人做了母亲不是像她这样，疯狂地爱着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除了不让别人接触儿子，在教育问题上，袁咏仪也坚持自己的观念。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犯错后，妈妈会从书包里拿出所有的书，让她双手托书，平举15分钟；她贪玩看电视，妈妈就会让她背对电视，把她喜欢的节目开得很大声。母亲的这种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到袁咏仪对儿子的教育。儿子6个月大时，她已经安排他“上学”了，请了专门的家教，每天55分钟给儿子讲故事、放音乐。张智霖说：半岁的孩子就“上学”太夸张了。袁咏仪却坚持：“半岁的孩子也是人，我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男人，你不要管！”

从此，袁咏仪把张智霖从儿子的世界里完全排斥出去，也把他从自己心里踢了出去。儿子8个月大时，张智霖对袁咏仪说：“我们分手吧。你现在的样子让我害怕，而且，你已经不爱我了”。

“你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我不爱你，会和你恋爱那么多年，还为你生孩子吗？”袁咏仪歇斯底里，想起两人这些年走过的风风雨雨，哭得不能自抑。

袁咏仪与张智霖是香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1992年，两人在北京拍摄《边城浪子》，感情从戏里走到了戏外。恋爱多年一直感情甜蜜，袁咏仪认定了张智霖就是携手一辈子的人。但转眼两个人都30岁了，张智霖却从未提过结婚。袁咏仪忍不住，上演了“女求男”的戏码，2001年某天突然问张智霖：“我们俩谈了这么久的恋爱，是不是该结婚了？”张智霖想了想，说：“我不想结婚，哪里有时间结婚？”

这个回答让袁咏仪委屈尴尬，朋友见她很受伤，就建议她，好好想想，是否要离开这个不愿娶你的男人。她想了几天后，说：“离开他，我也未必会再恋爱，即使再恋爱了，也未必能结婚。那就再等等看吧。”但她并没有等太久。

因为袁咏仪并不知道，这一次她“求婚”时，张智霖其实正考虑结婚。当时他说没时间结，是想看看袁咏仪的失望表情。不久以后，她去新加坡探班，张智霖在浴缸里撒满了玫瑰花，然后突然拿出一个小盒子。袁咏仪激动地打开盒子，却发现里面只是一对珍珠耳环。失落可想而知，袁咏仪不情愿地说了“谢谢！”

张智霖问：“不开心吗？”袁咏仪不看他，说：“哪有。”“那这个可以吗？”他再次递来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枚戒指。“但他没有下跪，也没有求婚，他本来就是个一点都不懂得浪漫的男人。但有戒指就够了，况且他一直包容我的坏脾气，重要的是，他很帅！”担心自己嫁不掉的袁咏仪，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智霖的求婚。

不久，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的日子和结婚前没什么两样，两人都忙着事业，聚少离多，难得见上一面。但是每天，袁咏仪都会给张智霖打电话、发短信，叮咛、问候，诉说想念。两人在一起时，制造浪漫气氛或者小惊喜的，也多是袁咏仪。常常有人说，张智霖之所以一直逆生长，成为香港演艺圈的“不老神话”，是因为他有一个像妈妈宠着、爱着他的妻子。

但是为什么，当她做了母亲，就突然变成了一个眼中只有儿子，完全将丈夫置之度外的“疯狂”妈妈了呢？正是因为袁咏仪眼中只有儿子的疯狂和不可理喻，让张智霖对爱情产生了失望和畏惧。他提出“离婚”让袁咏仪震惊又难过，从相识到孩子出生，两人在一起携手走过了15年风风雨雨，期间袁咏仪提过分手。这一次，是张智霖头一次提出分手。

哭过之后，袁咏仪突然在心底问自己：“还爱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她当然还爱他。这个处处包容自己，每次她大吵大闹都在一旁沉默不语地看着她的男人，袁咏仪不想放手。想到这里，她把孩子托付给母亲，然后约张智霖出去坐坐。“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有很多问题，但是，你也有你的问题。我们从今天起，好好地一起解决我们的问题好吗？”袁咏仪说，她知道夫妻要维系感情，最重要的是沟通、理解和相互宽容。妈妈告诉过她：“只有好太太才能成为好母亲。”袁咏仪还对张智霖保证，从现在起，她会一一改正自己。

袁咏仪改变的第一步，是开始让家人接触儿子。她手把手地教依然还不敢抱孩子的张智霖，只要他有空，就拉他一起陪孩子玩。“只要你用对儿子说话的语气和我说话，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张智霖对她说。袁咏仪突然豁然开朗，把老公也当成孩子来对待，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在袁咏仪的悉心调教下，张智霖很快就会带孩子了，而且随着儿子一天天长大，牙牙学语、蹒跚学步，一天天地更像他，张智霖自己也变成了特别黏儿子的爸爸。孩子一岁半时，身材已经恢复到怀孕前状态的袁咏仪，趁张智霖休假在家的空当，接拍了电视剧《沧海一粟》。在横店拍了两个多星期，袁咏仪开始疯狂地想念儿子。剧组同事常听到她拍戏之余念叨“很快的很快的”，原来是在安慰自己：戏很快就拍完了，可以回家看儿子了。一个月后回到家，看儿子张开双臂朝自己跑过去，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袁咏仪的心都要化了。

那一刻，她突然问张智霖：“接下来，我可以不再拍戏，直到孩子不需要我吗？好戏年年都会有，孩子的童年却只有一次。”张智霖说：“但是，我希望你是个理智的妈妈，同时也不要忘记这个家还有个男人叫张智霖。”

袁咏仪的父亲是警官，从小对她和哥哥、姐姐都很严厉。所以她在儿子面前也是“严母”，做错事就惩罚、吃饭必须自己来而不能让大人喂、不能用哭闹要挟大人等等，决定做全职妈妈的袁咏仪给儿子列了很多规矩。

但是，张智霖对儿子却严格不起来。“儿子做错事了，我让他去教训，他会蹲下身来，轻声说：不能这样哦。我教训儿子时，提醒他配合一下，但结果是我对儿子发飙，他依然温柔地说：不能这样哦。”袁咏仪说，儿子一点都不怕爸爸，因为爸爸一点原则都没有。“比如我每周日都会替儿子安排，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做什么，我老公有时就说想带儿子去玩，儿子就问我能取消吗？我说不行，这是你早就答应妈妈要完成的责任，所以一定要去做。”

在儿子眼中，妈妈严格得让他畏惧，爸爸才是永远不发脾气的温暖港湾。所以，袁咏仪和张智霖吵架时，儿子总护着爸爸。但让她欣慰的是，儿子平常黏爸爸，但碰到害怕的事，总是第一个找妈妈。对儿子而言，妈妈就是保镖，是小小的他能找到安全感的保护伞。

听到家人和朋友夸赞儿子时还夸她：“你很了不起，培养出一个很好的儿子！”袁咏仪也会“谦虚”：“其实我老公也有付出，在教育儿子方面，他唱白脸我唱黑脸，他是慈父我是严母。没有他的付出，儿子不会这么优秀懂事！”

她一天天陪伴和见证儿子长大的同时，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做妈妈之前，袁咏仪的性子很直，对谁有意见就会直言不讳，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但现在的袁咏仪婉转、玲珑了许多。以前她喜欢到处旅行、购物，尤其喜欢买车，但做了母亲后，袁咏仪非常“抠门”。她不再喜欢购物，而是很有计划地存钱，为儿子将来留学、谈恋爱和结婚做准备。袁咏仪和很多普通妈妈一样，希望能为儿子多攒钱，让他的未来可以幸福无忧。

袁咏仪说，如果没有经历张智霖提出分手那件事，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做了母亲后，不能忘了身边还有个男人。为了不让张智霖吃醋，觉得自己被妻子忽视，每隔一段时间，袁咏仪都会专门“讨好”他：带他出去吃好吃的、给他买一样他早就想买的价值不菲的东西。而原来总觉得老公不浪漫，也不轻易被感动的袁咏仪，现在会觉得，张智霖开车带她和儿子去吃个大排档，也是很浪漫快乐的事。

在袁咏仪的精心陪伴和照顾下，慕童渐渐长大了。他开朗乐观、聪明礼貌，而且小小年纪就非常有爱心和责任心。比如袁咏仪曾叮嘱他：“和妈妈出去时，有人拍照你要用手挡着脸。因为拍照的叔叔都是坏人。”但是后来有人拍，小家伙却主动面对镜头，人家照完还说“叔叔拜拜！”他对妈妈说：“他们不是坏叔叔，他们都有对我说‘拜拜’。这世上没有那么多坏人！”从那以后，袁咏仪不再刻意让儿子躲避镜头，也不再为了儿子被拍和记者吵架。

转眼，儿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他开始不再那么黏妈妈，有时会因为要和朋友聚会而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我渐渐地显得多余了，和儿子也没有了之前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这让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可以重新做自己了。”袁咏仪说，在亲自为儿子物色了不错的小学后，她决定复出。

朋友说：“儿子成长中的最重要阶段，你都没有错过，是时候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了。”袁咏仪对经纪人说，接戏有两个条件：剧本好、喜剧。当了母亲后，不能再去接那种整天愁眉苦脸、哭哭啼啼的戏了，袁咏仪担心自己会把坏情绪带回家让儿子看到。她希望儿子看到妈妈演的戏是正面的、开心的，而等他慢慢长大了，完全看得懂电视和电影了，再考虑去接其他的角色。而这，也是袁咏仪最终接拍《龙门镖局》的主要原因。

《龙门镖局》热播时，慕童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在学校，他是公认的英俊聪明、善良又有爱心的孩子。袁咏仪欣慰地说：“我从没有想到我这个疯狂妈妈，会把儿子培养得善良和大气。而我作为妈妈的任务，也终于完成了大半。”

问现在的袁咏仪，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她脱口而出：“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不是，是和儿子、老公在一起的时光。”尽管，一家三口在一起时，儿子和老公常常会联合起来“对付”她。换成以前，袁咏仪肯定会委屈、落泪甚至大哭大闹。但现在，她觉得幸福满满。在她眼中，丈夫和儿子都是她的孩子。而一个人管两个“儿子”，像《龙门镖局》里的盛秋月一样，靠疯狂和发飙是做不来的。理智、智慧和耐心，是袁咏仪的“妈妈经”。

《龙门镖局》热播时，7岁的儿子慕童天天都会上网追着看。看完后他问妈妈：“妈妈你是不是很有名？你是不是拿过很多奖？”袁咏仪告诉他：“我和你爸爸，常常会去演某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形象出现，是我们饰演的某个人很有名，我们只不过从事了一份常常会上电视的职业。当然，妈妈也拿过一些奖，但是，你才是妈妈最好的奖杯！”

我之前曾一直相信一句话：男人只会变老，而不会变成熟。可是当这话放到入行15年的光良身上时，却好像变得无法成立……

从1995年开始的“无印良品”时代，到2001年单飞后的光良时代，时间在光良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苍老的痕迹。我想，他是那种不需要经历叛逆，就一下子成长起来的人，在处女座的小宇宙里，游走自如。无论年纪大小，都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及对未来的梦想。他是一个歌手，然而却很高兴桂纶镁称赞他的演技；他走在台前，却坚持自己撰写文案。人前，他如自己的歌一样温柔，而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适合什么、该坚持什么。因此，多少年来，他能一直保持着安静优雅的形象，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情歌，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即便是他自己即将进入四十岁的不惑之年，光良，这个温暖的处女座男人，也依然想为大家唱情歌。

【情歌就是我的定位】

2008年度音乐先锋榜上，光良一人凭借《右手边》独揽三项大奖，媒体都惊呼“童话”传奇再次上演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只是说明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需要情歌来抚慰心灵。如果真的要说，那情歌才算是人生中最美的童话，而这跟单身或者是已婚，没有任何关系，人们需要的是一种情感的出口。

因此才会有，每天不论是开车收听广播，还是在地铁上被大喇叭山寨手机刺激着神经，都有太多人唱着太多的情歌，悲到撕心裂肺，却又大多如同嚼蜡。然而光良强人之处，就是他写的一首首情歌，不论是给自己的《伤心地铁》、《第一次》、《若无其事》，还是为他人嫁衣之作比如《勇气》、《好久好久》，首首动听，首首必是KTV的热门曲。他常胜的武器很简单，因为他最懂情歌。“尽管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喜欢的东西也不同，但一首能打动人心的情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两方都会被感动。所以我在选歌的时候，会从两个角度去看，只有这个词双方都能有感觉，我才会选择。在我看来，歌词是有性别的。选什么样的情歌，怎么去演绎，是我一直会思考的事情。”“音乐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相信情歌是各种音乐风格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唱了那么多年歌曲，尤其在《童话》之后，我发现歌词非常重要，这是我现在对待情歌的态度。”曾经光良创作完一首曲子，等来填的词，用华丽的辞藻堆砌出催泪弹般的效果，却生硬得让光良毫无感觉。“如果歌词不能打动我，那么制作成演奏曲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唱出来呢？之所以说歌曲，既要有好的旋律，又必须搭配很棒的歌词以供人‘歌’。”

“以前我常常被问，是否要尝试新曲风。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种责任。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不要刻意去否定自己以及大家认同的东西。如果大家一想到情歌就会找来我的CD听，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好事情。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定位，有自己独特的气味，而情歌就是我的定位。”光良就这么“认了命”。

可如今的乐坛，周杰伦红起来，歌手们一窝蜂地唱中国风；《两只蝴蝶》大赚彩铃钱，促使一大批“动物歌曲”诞生；因为陈冠希，有人唱《很傻很天真》……投机是当下乐坛主流的行事风格，光良如此踏实彻底地安分守己，让他成为这个乐坛的“异类”。

【难搞只因够认真】

早有传言，光良在当年签约滚石时，与刘若英、五月天阿信并称滚石三大“难搞”艺人。光良却连连摇头道：“那都是公司想出来的噱头啦。”

“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主人，我们就是这个童话故事的作者，我们决定故事的结局……”如果你翻阅《童话》专辑的文案，便会发现文字下赫然签着光良的名字。其实早在这张专辑诞生之前，他就没和前东家滚石续约，恢复了自由身。变成独立制作人的光良，事无巨细地承担起包括创作、演唱、专辑制作的诸多工作。不仅和工作人员推敲宣传文案，创意企划、营销方案等我们看不到的唱片流程，光良也都一一参与。他成了“大管家”，做音乐人时，一心创作；计划销售又要综合专辑整体迎合度。正是这样，从《童话》开始，《约定》、《不会分离》，专辑一张比一张更加“光良化”。

聊到工作，光良就滔滔不绝起来，不仅向我们解说唱片销售中最麻烦的环节，还透露身边工作人员不好的习惯。“你这样还叫不难搞吗？”被将了一军，光良委婉一笑说：“不过是我对工作有要求，而每个要求都是为了能让工作更好。比如拍摄，我穿白色衣服时就需要更换背景，这样拍出来会比较自然，这就是要求。我发现有要求的人和有要求的人一起工作，才能做出好的成绩来。你可以把这当做难搞，也可以看做认真。我们是在做事情不是在搞人，如果什么要求都没有就最容易‘搞定’啦，因为这个人很快就可以休息啦。”也许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反而被传成难搞，光良很无奈：“这个行业有些人是来捣乱的，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行业的运作方式，就为了一时的利益做了很多‘超过’的事情。你没办法控制他人，但自己就要有一个底线。”

【一定要向前看】

在乐坛摸爬滚打十多年，光良的事业也如过山车般惊险刺激。“无印良品”时代，他和品冠分享着唾手可得的鲜花与掌声；分道扬镳，两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低谷，品冠没有找到合适的音乐定位，而光良则在理念上和公司产生了分歧。再出发时，光良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

尽管1970年出生的光良，即将进入所谓的不惑之年，但他对于自己的音乐事业倒是没有太多迷惑。“李宗盛大哥曾说过，这个行业不是比你能爬多高，而要看谁走得远。”不可否认此话带着他作为乐坛中坚力量的一份骄傲与自负，可他确实有这个资本。

光良说，这世界上幸运儿太少，他已经拥有很多，不要苛求。刚出道时，很多前辈站在他眼前像座座巨山；如今面对新人，他已是前辈。“这是好事情，每个环境都要有新鲜的声音才会进步。不可能大家一听几十年，只有一个歌手不停地唱。我不会觉得新人会对我造成威胁，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将我留下的作品磨灭。”

问光良还可以唱多久，话才出口便知有些愚蠢，有哪个歌手不渴望风生水起呢？光良的回答却没有那么程式化：“我不知道自己可以走多远。如果我还有音乐的想法，会一直做下去。但是要看还有没有听众想听。”他告诉自己，一直向前看，不要去猜下一秒会怎样，有些刺激生活更精彩。就像前不久举办的演唱会，以前每次都是他独唱《掌心》，在台湾那场品冠到场，于是光良临场即兴问他要不要合唱，圆了歌迷的梦，也验证了每次被问“无印良品”会不会重组，他总会说出的这令人玩味的四个字：“世事难料。”

14岁就辍学打工，他当过保安、清洁工、餐馆服务员等，尝尽人生冷暖。直到与相声结缘，在恩师郭德纲的栽培下，成长为“相声界阿甘”，人生才发生了转折。正因为自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所以岳云鹏对身边的人更加的看重。

德云社与旗下演员重新签约，岳云鹏选择了最长年限10年。有朋友劝他再考虑考虑，签那么长时间的约会吃亏的。岳云鹏摇了摇头说：“我认定了这辈子跟着他。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他救了我妈，给接到北京做手术。我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遇见这么多人，我觉得师父对我最好。”后来，在德云社的安排下，岳云鹏开始在影视上频频露脸，对此，岳云鹏表示自己做不了主：“我是公司的艺人，公司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没有任何权力否定这件事，师父指哪儿我打哪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昔日自己的妈妈病了，没钱的岳云鹏一筹不展，是师父在紧要关头出手相助。历经人间坎坷的岳云鹏，把师父关键时候的帮助视为天恩，给予对方万分的信任，甘愿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交于对方手中。一番坦诚的托付，打动了所有人。

家里太穷了，14岁的岳云鹏辍学后，去投奔在北京郊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的五姐。五姐为了帮他找工作，受尽了人们的白眼。五姐的生活条件也很苦，但为了照顾他，宁可自己过得更苦。五姐的爱，岳云鹏始终不忘，总说如果没有五姐就没有今天的他。自己条件好了，更是时刻不忘五姐，经常给五姐买这买那。结婚之前，岳云鹏很严肃地跟老婆说：“如果我们俩结婚了，你孝敬我的父母，这是最基本的，但我还有个五姐。你随便使唤我，对我不好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对我五姐有丝毫不对，我一定不容你，这日子不可能过下去。当然，这些不是我爱你的交换条件，但你只有爱我的家人，我才会更爱你！”

在和五姐相依为命那段时间，岳云鹏看到五姐不顾自己的苦日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于是在内心对五姐攒下了深厚感激，并因此念念不忘去回报对方，甚至对那个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他也是把五姐放在比她更高的位置。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写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苦尽甘来的岳云鹏心里装的都是五姐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敦厚与真诚。

《五环之歌》让不听相声的人也知道了岳云鹏，岳云鹏也记不清究竟唱了多少遍，一想到这首歌，他都有想吐的感觉。可尽管这样，岳云鹏知道，来看节目的观众，总会有没听过自己唱这首歌的，而且这些人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挣钱也不容易。只要大伙想听，我总要把这首歌唱第N+1遍，而且始终像唱第一遍那样真心、投入，让大家觉得花的钱值，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五环之歌》成了每场必唱的保留曲目，看到大家高兴了，岳云鹏脸上也露出特有的笑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深知柴米油盐贵，所以对每一分钱的付出都要掂量再三。正因如此，岳云鹏深知挣钱不易，理解花钱看戏的观众心中所想，不忍心让他们花了钱却失望而回，于是才甘愿自己倒胃口，也要把《五环之歌》一遍一遍唱下去。爱因斯坦曾说：“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岳云鹏把观众的快乐视为自己的快乐，难能可贵。

在困苦生活的磨砺中，岳云鹏在成长和成熟的同时，也日益丰富和提升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懂得投桃报李、以心换心，甚至是舍己为人、不计私利。所以与人交往中，岳云鹏的这些情操受到大家的欢迎和称赞。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阿甘”，可不要放过哦。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他的两卷日记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观察某类民国文人经济状况的一个绝好样本。简而言之，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典当、寄卖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朱希望能卖120元，但少年仅肯给50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读到这些愤激无奈之辞，最令人心酸。

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记中大叹苦经。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不过哭穷归哭穷，另一个事实却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贫穷的同侪们，在困厄中坚守知识者岗位，维持西南联大弦歌不绝，育才无数，在云贵高原上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个人笔耕不辍，遗著煌煌五百万字。有人戏称中国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华园后两年，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不治身亡。次年毛泽东热烈表彰了他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说他“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因此死后哀荣，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识分子表率。“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出身于官商家庭。1910 年留学美国，1917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经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等职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本新诗集；1917 年1 月他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此文标志着“五四”文学革命拉开了序幕。

胡适的父亲胡传曾经担任清廷的“淞沪厘卡总巡”，后调台湾，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病逝于厦门。胡适自小跟着母亲在绩溪老家，母亲是一位普通农家的女子，但也略通诗文，她经常教儿子背诵古典诗词，并且为他请了旧学根底很深的老师。胡适在故乡接受了 9 年的旧式教育，其间广泛接触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更由于通过阅读大量的明清白话小说，受到了运用白话文的训练，从而也确立了他的文学兴趣。

14 岁这一年，胡适曾经随三哥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他不懂上海话，又未曾开笔写文章，所以就被编到五班，那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了。有一次，国文老师在讲解“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文时，随口说这是《左传》上的话。来上海已经有 6 个星期了，胡适已大略能听懂上海话，他知道老师讲错了。等到老师讲完后，他轻轻地走到老师的讲桌跟前，低声对他说：“老师，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老学究感到十分惊讶，他把花镜向上推了推，“对呀，我刚才是信口说错了。”

他把胡适拉到身边又一次上下打量眼前这位一身乡下打扮的学生，心里不由得暗暗惊叹。他又仔细询问了胡适读过那些书，背了多少东西，胡适都一一回答了。老师又问了他会不会对对子，会不会写文章，胡适当即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完成后，老师更是惊呆了。一篇文章洋洋洒洒，满纸文辞锦绣。他第二大就被升到第二班去了。

在上海，十几岁的胡适还曾主编了《竟业旬报》（白话报刊），他积极称赞维新，也有一定反清革命倾向。15 岁这年，他就发表了自己编写的白话

小说《真如岛》。19 岁那年，胡适赴京参加“庚款”留美考试。试题中有一道“对对子”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这下可难坏了许多考生，一个个抓耳挠腮答不出，胡适却游刃有余，轻轻松松走出了考场。批卷的时候老师看到他答的对子是“胡适之”，不禁拍案惊绝。这一次他的语文成绩是第一名，但是理科成绩却最差，在成绩过关的考生中，他的总分是最后一名。当年 9月份，他踏上了赴美的旅程。

当今红透整个亚洲的人气天王周杰伦，高中毕业后，曾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由于他的钢琴弹得很好，又会谱曲，餐馆老板发现后，就安排他做琴师，专门为客人现场弹奏钢琴。

沉默寡言的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弹好钢琴，尽管他工作很勤奋，老板却一直对他不咸不淡，从没有给他额外的奖励。

这天，餐厅里格外热闹，一位客人包了半个场子举办生日party。场内喧闹声、叫喊声、杯盘相撞声不绝于耳，周杰伦却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弹奏自己谱写的曲子，悠扬的曲调弥漫在餐厅的每个角落。突然，一个人用酒杯使劲敲打他的琴盖:“小伙子，今天我过生日，你能弹奏一首欢快的曲子助兴吗？就《月光下的夜晚》吧。”一股酒气扑面而来，周杰伦知道这家伙喝了不少，但既然客人提了要求，自己也不好拒绝，于是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翻开乐谱，准备演奏这首《月光下的夜晚》。可还没等他敲响第一个音符，另一个客人又东倒西歪地走了上来，大声嚷道:“我今天喝多了，心里很烦躁，你给我弹个刺激点儿的行吗？”见周杰伦有点儿犹豫，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啪”地甩了过来，说：“弹个刺激的，钱就归你了。”过生日的客人见状勃然大怒，也从包里掏出一大沓钞票，挥舞着对周杰伦说:“凭什么呀，不就是钱嘛，你要是按我说的做，多少钱都行。”周杰伦左右为难，哭笑不得，两位客人却剑拔弩张，争执不下，一场“武斗”似乎不可避免。

紧张的气氛也影响到双方台下的朋友，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有的人甚至激动地挽起了胳膊，场面眼看就要失控了。餐馆老板吓得面如土色，赶紧跑过来一会儿安慰这个，一会儿给那个赔不是，可任凭如何调解都无济于事，不知所措的老板只好盯着周杰伦看。

年轻的周杰伦也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过机智的他反应非常灵敏，马上微笑着说:“两位老板都想听我的演奏，我非常荣幸，但这钱是绝对不能收的。”说着他拿起钱分别装回了两人的口袋。见两个人的情绪略微缓和了一些，周杰伦灵机一动，接着说：“今天难得大家都很开心，不如我们做个游戏吧。现在我来弹奏几首乐曲，由你们来猜曲目，谁猜对得多，我就听谁的，怎么样？”两人一听这主意还比较公平，更重要的是都有了台阶下，于是欣然同意。游戏开始，聪明的周杰伦先弹了一首柔和的轻音乐，有意让过生日的客人猜中了，接着又弹了一首高亢的交响乐，另一位喝醉的客人也轻易猜中了。几曲下来，双方你来我往早忘记了到底谁猜中的多，反而在台下阵阵掌声的刺激下，伴着音乐相互对唱起来，餐厅里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舒缓下来。一场点唱风波就这样平息了，餐馆老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激地望着周杰伦，不禁对这个看似腼腆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不久，周杰伦就涨了工资。

乔治·西蒙·欧姆生于德国埃尔兰根城，父亲是锁匠。父亲自学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知识，并教给少年时期的欧姆，唤起了欧姆对科学的兴趣。16岁时他进入埃尔兰根大学研究数学、物理与哲学，由于经济困难，中途缀学，到1813年才完成博士学业。欧姆是一个很有天分和科学抱负的人，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由于缺少资料和仪器，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他在孤独与困难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自己动手制作仪器。

欧姆对导线中的电流进行了研究。他从傅立叶发现的热传导规律受到启发，导热杆中两点间的热流正比于这两点间的温度差。因而欧姆认为，电流现象与此相似，猜想导线中两点之间的电流也许正比于它们之间的某种驱动力，即现在所称的电动势。欧姆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开始他用伏打电堆作电源，但是因为电流不稳定，效果不好。

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建议改用温差电池作电源，从而保证了电流的稳定性。但是如何测量电流的大小，这在当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开始，欧姆利用电流的热效应，用热胀冷缩的方法来测量电流，但这种方法难以得到精确的结果。后来他把奥斯特关于电流磁效应的发现和库仑扭秤结合起来，巧妙地设计了一个电流扭秤，用一根扭丝悬挂一磁针，让通电导线和磁针都沿子午线方向平行放置；再用铋和铜温差电池，一端浸在沸水中，另一端浸在碎冰中，并用两个水银槽作电极，与铜线相连。当导线中通过电流时，磁针的偏转角与导线中的电流成正比。他将实验结果于1826年发表。

1827年欧姆又在《电路的数学研究》一书中，把他的实验规律总结成如下公式：Ｓ＝γE。式中S表示电流；E表示电动力，即导线两端的电势差，γ为导线对电流的传导率，其倒数即为电阻。

欧姆定律发现初期，许多物理学家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发现，并遭到怀疑和尖锐的批评。研究成果被忽视，经济极其困难，使欧姆精神抑郁。直到1841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最高荣誉的科普利金牌，才引起德国科学界的重视。

欧姆在自己的许多着作里还证明了：电阻与导体的长度成正比，与导体的横截面积和传导性成反比；在稳定电流的情况下，电荷不仅在导体的表面上，而且在导体的整个截面上运动。

人们为纪念他，将测量电阻的物理量单位以欧姆的姓氏命名。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古往今来，英雄豪士多善饮酒，宋朝大文豪苏东坡在政治上屡经坎坷，却能始终不改其乐，除了修养与文学造诣以外，据说也得益于“薄薄酒”。

苏东坡的薄薄酒就是“微醺”，即有一定的酒意，但决不是烂醉如泥，故有陶然之乐，而无昏狂之弊。这样饮酒是可以收到“行气血、舒经脉”效果的。

苏东坡饮酒虽然很少沉醉，但他却掌握了极好的醒酒药，准备随时帮助朋友。《苏东坡集》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明他醒酒药的来历：

苏东坡的同乡揭颖臣得了一种饮食倍增、小便频数的病，许多医生都说是“消渴”(糖尿病)，多年不能治愈，自认为没有希望了。苏东坡介绍一个名叫张肱的医生替他治疗，张肱认为揭患的不是消渴，而是慢性酒精中毒。酒性本热，因此欢喜饮水，饮水多，症状似消渴而不是消渴。于是用醒酒药治疗，多年不愈的疾病竟就此痊愈了。从此，张肱的醒酒药，也就成了苏东坡的醒酒药。

苏东坡的醒酒药是什么呢?就是中药枳椇子。

人生的许多梦想，不是都会开花结果。可是如果坚持不懈，说不定会有奇迹出现。

对英国女孩儿克莱尔来说，这是无法预料的奇迹。所以在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发表的演讲稿震惊了全英国民众。他们发现表面看上去木讷无趣、一本正经的首相竟然可以讲出如此幽默风趣的话来。

毫无疑问，出色的演讲帮助卡梅伦获得成功。在首相每一场精彩演讲的背后，都有一支精良的幕后团队负责撰写演讲稿。而这个幕后团队可谓是卡梅伦成为政治明星的“秘密武器”。就在英国民众纷纷猜测这篇演讲稿究竟出自首相官邸哪位经验老到的政客之手时，一位年轻的黑发女孩儿，占据了英国各大媒体头版头条。卡梅伦在接受采访时解开了谜团，“她是我的御用演讲稿撰写者克莱尔！通常，我称她‘冰激凌女孩儿’”。

30岁的克莱尔，已经在首相官邸工作4年，是卡梅伦亲信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捉刀者。熟悉克莱尔的人都说，她是卡梅伦的“喉舌”，是这个在岌岌可危中坐上首相宝座的领导者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还能微笑以对的重要原因。卡梅伦曾经玩笑般地说：“克莱尔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同伴、止痛药和肚子里的蛔虫。”

17岁那年，克莱尔考入英国著名的常青藤大学南安普顿大学服装设计专业。克莱尔出生在一个兼容并包的家庭。祖母喜爱珠宝，祖父热爱诗歌，母亲钟情于服装设计，而父亲热爱自由闲适的生活。克莱尔说，家人教会她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每种可能都需要你付出汗水。

“我想成为服装设计师，是为了完成母亲的夙愿。”克莱尔说，“但父亲却觉得，人生不是只有唯一的路可走。只要高兴，推着小车沿街卖冰激凌也未尝不可！”克莱尔热爱体验不同的工作，她觉得这样可以获取更多的养分和能量。克莱尔利用周末和假期，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冰激凌。给孩子们递上一支巧克力冰激凌时，看着他们天真单纯的笑脸，克莱尔发现快乐原来可以如此简单直接。

克莱尔从小耳濡目染，深受祖父的影响热爱诗歌。祖父告诉她：“如果能做一个靠卖冰激凌养活自己，同时又有钱买布料为自己设计衣服的诗人，那可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啊！”她试着去体验祖父所希望的那种生活。那些驮着笨重的冰激凌冷冻箱，在大学校园内外一边叫卖一边吟诗的燥热日子；那些因为下雨或者天冷而卖不完冰激凌，一边吃着冰激凌一边酝酿着到底在某个句子里是用“融化”好，还是“魔术一般逃遁”更到位的日子；那些疯狂地写诗并不停地获奖，却没时间用来恋爱的日子；那些悄悄流逝的，卖冰激凌、设计服装又写诗的日子……克莱尔说，这些闪亮的日子，都将成为促成她最终梦想的阶梯。

大学毕业那年，克莱尔21岁，用大学4年卖冰激凌和写诗挣的钱，在英国萨里郡的吉尔福德成立了服饰公司。她开始着力于设计珠宝，并将第一款作品送给了祖母。

祖母问她：“克莱尔，你喜欢生活吗？”克莱尔想了想说：“我很享受，但不仅于此。”大学毕业那天，克莱尔加入了保守党，而她的理想，是想用冰激凌一般爽滑的文字，和那双在珠宝上作画的手，为这个国家的进步有所付出。她开始边工作边为保守党议员约翰·海斯打零工，干点收发邮件、整理办公室的活儿。2005年，克莱尔央求海斯引荐，主动为伦敦市长竞选人鲍里斯·约翰逊撰写演讲稿。当那篇脍炙人口的演讲稿，帮助约翰逊获得市长职位后，克莱尔的朋友开始向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引荐她。

经过四轮面试，这个觉得卖冰激凌和写诗一样重要、设计珠宝和为大人物写演讲稿同样有意思的女孩儿，最终获得了卡梅伦的赏识，进入了他的智囊团。卡梅伦允许她继续卖冰激凌、参加诗歌比赛和设计珠宝。他不要求她必须住在唐宁街。克莱尔不用坐班，只有在忙碌时，她才频繁出入卡梅伦的办公室。她说，她讨厌那些没有感情，又不敢有所冒犯的演讲稿，要言之有物，简短利落，而且直指人心。

这个被首相府戏谑为“卖冰激凌的小诗人”的姑娘，用她那冰激凌一般甜腻温顺，又如珠宝一般精致动人的词语、句子和文章，彻底征服了卡梅伦和英国民众。2009年参加首相竞选时，卡梅伦甚至对克莱尔说：“冰激凌女孩儿，这个时候，你的笔至关重要。”2010年5月，卡梅伦成功当选英国首相。但是那天，克莱尔却悄然回到家，安静地过自己的小生活……在她的个人网页上，克莱尔这样写道：卖冰激凌，也写点诗，工作地点在萨里郡。

克莱尔说：“梦想很炫美，却必须脚踏实地去实现。”那些交织着甜腻和奢华，枯燥和疯狂的种种梦想，它们如此和谐又紧密地被克莱尔拥抱着，像馥郁的玫瑰花被她抱得满怀，那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迷人！

肖全和他们这一代：自然而骄傲地老去

作者:梁静

“你好，我是肖全，拍照的。”

见到陌生人，肖全一般这样自我介绍。摄影师、艺术家什么的，太造作，不好。肖全说，他喜欢自然、自在，他拍的人，都那样。

“我当然也是，讨厌造作。”

以前留长发的时候，肖全有好多女粉丝，而且是会为他尖叫的那种。现在，还是帅的，看不出今年56岁了，唯一会破功的，是他的眼角。

那上面，布满皱纹。一条条褶，又长又深，在眼睛四周延伸，就像老树的根。肖全的姐姐说，这叫“万丈深渊”。“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是拍照的，不停眨眼，眨了几十年，就变这样了。”

肖全一眨眼，眼角的褶，果然更深了。

这是褶，也是时间隧道，里面埋着，肖全的40年。

1976年，肖全17岁，拍了第一张照片。他用一台借来的相机，在成都家里，对着坐在庭子里看报纸的奶奶邹桂莲，按了一张。

1980年，肖全21岁，用爸爸寄给他的180元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花了169元，那时每月人均工资也就四五十元。当时在海军航空兵部当兵的肖全，扛着相机，骑着自信车，拍家乡成都。

1986年，肖全27岁，不当兵了，常和成都文艺圈的人混在一起，抽烟、喝酒。钟鸣、翟永明、何多苓、易知难等等都挺熟的。这群人，长得好看，都挺臭美的，肖全喜欢帮他们拍照。

某天，肖全在钟鸣办的《象罔》中看到一张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在照片里，垂暮之年的庞德，拄着手杖，立于石桥，目光坚毅沧桑，形如雕像，下面是一段文字——“理解来得太迟了。一切都是那么艰难，那么徒劳，我不再工作，我什么也不想做。”视线与照片接触的那一瞬间，肖全被击中了。“我也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拍这样的照片。”

这一个只有十秒不到就产生的念头，肖全整整花了十年去完成。

在这十年里，肖全在全国各地漂泊，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他常常接到电话：“×××在哪儿哪儿，你拍不拍？”“拍！”不说废话，肖全扛起摄影包就走。

1996年，肖全37岁，《我们这一代》第一版出了，组成这本摄影书的，是一个个现在已经被供在神台上的“文艺偶像”：北岛、顾城、三毛、崔健、杨丽萍、张艺谋……20年前，在肖全的取景框里，这些人还不是神，他们仍不脱青涩，仍不免轻狂。他们埋头干着自己的事，哪怕明天就没米下锅了。在这一点上，肖全觉得，他们都一样。

“你如果问我他们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们是普通人，只不过他们都有一样技能，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愿意用它去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感悟。”

崔健的长征

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老崔的粉，包括肖全。在暗房里晒照片的时候，肖全喜欢放《一无所有》。他把喇叭调到最大，让老崔的嗓音充斥整个暗房，冲进浸泡着的底片中。“从听到老崔的第一首歌开始，我心里就想，歌还能这么唱啊。”

1990年春天，崔健来成都了，来搞演唱会的，叫“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肖全去了。他看到素不相识的人手挽着手，在老崔的歌中排山倒海地摇着、唱着、哭着，他眼睛里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演唱会结束以后，肖全陪着崔健去电视台取录像带。在电视台门口，有一堵被拆掉一半的旧墙，在它背后是水泥组成的TV的V字。看到这个奇妙的组合，肖全心动了。“这感觉像长征。”他把崔健叫下车，崔健想了想，下来了，站在墙前，换了好几个姿势。

肖全操起机器，按了21次快门。一分钟后，他知道，一幅好照片刚刚已经诞生了。

诗人与那些花儿

1986年12月，正值中国朦胧诗兴起，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北岛、顾城、舒婷都到了。肖全跟着拍了全程。在这些照片中，他特别喜欢那张在望江公园竹林拍的大合照，大伙都笑了，谢烨还躲在顾城的后面，羞答答地牵着舒婷的手。

在回去的车上，北岛带着大家唱《三套车》，唱得很大声，就连外面都能听到，大家都特别过瘾。北岛唱着唱着忘词了，大家又笑作一团。“那时候的快乐，就那么简单。”其实当时，大家的生活并不好，在北京，大家每天都在想着吃什么最便宜，早上起晚一点，不吃早餐，饿醒了就看看通讯录今天该去哪里蹭饭了。诗歌节，他们收到100块的“舞台演出费”，顾城激动了，他说，成都人太好了，他不走了，他还要开讲座。

肖全在酒店房间给他和谢烨拍了好多照片。顾城说，我最喜欢拍照了，我的这顶帽子，是一个美国老太太送的。

回到北京后，顾城给肖全寄了一本诗集《黑眼睛》，并留下两行字：“那些花儿已经走远了。给肖全。”

这是肖全与顾城的最后一次接触。

之后，那些花儿，就走远了。

多么倔强的女人

1990年9月21日，肖全和成都的其他记者，敲开了三毛在锦江宾馆的门。这是一个极其少见的女人！肖全想到了杜拉斯。三毛翻了肖全带来的像集，摇起头来：“不行啊，你给他们拍得这么好，你得给我拍才行。”

前不久央视的《东方之子》栏目对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进行了一次专访，丁教授面对记者紧追不舍的一个简单问题，连续几个“不知道”，令人感慨。

记者提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您对自己每一个人生阶段都有很明确的选择。比方说小时候对科学、对科学家感兴趣；大学的时候，就锁定了要研究物理；然后每做一个实验也是力排众议，自己坚持下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每一次选择都能这么坚定和正确呢？”这位记者想要获得的答案谁心里都明白，因为在已经太多的名人访谈中，这样的问题显然都是为对方作秀进行的铺垫。然而，丁肇中的回答却是：“不知道，可能比较侥幸吧！”

记者不死心，又追问道：“在这里面没有必然么？”丁肇中依然回答：“那我就不知道了。”记者还是不死心：“怎么才能让自己今天的选择在日后想起来不会后悔？”丁肇中依然回答：“因为我还没有后悔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记者无奈：“我发现在咱们谈话过程中，您说得最多一个词就是‘我不知道’。”丁肇中这次作了正面回答：“是！不知道的，你是绝对不能说知道的，我们那里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的你不要猜。”

丁肇中的严谨态度，的确是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步。然而，这就是作为科学大家的丁肇中，他认为不知道的就一定要回答“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