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赵一曼抗日女英雄小时候的故事【精彩20篇】

美国姑娘凯奇林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她的脸上有一块大得出奇的胎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块胎记逐渐变大，颜色也不断加深，胎记上还附着一些让人厌恶的毛发。很多人劝她去医院将胎记去掉，但都被凯奇林回绝了。虽然这块看起来让人生厌的胎记给凯奇林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她自己对此却毫不介意，反而把这块胎记当作与众不同的独特标签，因此每天生活得阳光自信。一路下来，凯奇林不仅实现了作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的梦想，还找到一个兼具才气与长相的男朋友。

凯奇林的父母都是佛罗里达州的普通教师，她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哥哥，当她的母亲怀她的时候，全家人都十分高兴。很快，凯奇林在一家州立医院出生了，样貌很可爱，不过她脸上一块非常大的胎记让父母倍感焦虑。随着小凯奇林慢慢长大，她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考虑到她脸上的胎记，建议先陪她去医院去掉胎记，然后再去上学。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小凯奇林拒绝去掉这块胎记，因为她不认为自己脸上的胎记有什么可丢脸的。

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第一天去上学的时候，小凯奇林在父母的帮助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刚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在父母的陪同下去了学校。当她走进校门的时候，很多小朋友盯着她看，有的议论纷纷，有些还捂着小脸偷偷地笑；不过小凯奇林毫不介意他们的看法，气势汹汹地走向了自己的教室。走到教室门口，别过父母后，小凯奇林在父母疼爱又有几分担忧的眼神中走进了教室。这次，她同样受到了很多小朋友惊异的目光和嘲笑，不过她依然自信十足地走向了自己的座位。看到自己的女儿并没有因为其他人的看法而垂头丧气，原本有些担心的父母放心地回去了。

去学校的头一个月里，班上老是有些调皮的小男孩故意逗弄小凯奇林，不过性格活泼开朗的凯奇林很快便征服了班上的同学，连那些以前逗弄她的小男孩都愿意和她成为好朋友。就这样，小凯奇林愉快地度过了整个小学时代。当她去读中学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她面前，这次很多人还是劝她去医院把脸上的胎记去掉，不过凯奇林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脸上的胎记不会给她丢脸，反而是她人生中不可多得的闪光点。凭借自己开朗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质，凯奇林又一次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在学校生活得顺风顺水。

由于成绩优异，凯奇林成功考取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美国戏剧学院。在整个大学期间，凯奇林认真刻苦地学习舞蹈和表演。一晃，几年的大学时光悄然流逝，凯奇林自信满满地去找工作。这一次她同样因为脸上巨大胎记的缘故而备受挫折，很多公司给她开出的条件就是必须去做整容，将胎记去掉，否则他们拒绝录用她。不过她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几番努力后，凯奇林的执着和坚持最终打动了她现在的老板，成功地当上一名专业舞蹈演员。

凯奇林的自信是由内向外的，她并没有因为自己脸上的瑕疵而逃避和悲观，她甚至没有将自己脸上的胎记当作瑕疵，所以她生活得开开心心而又自信满满。有些时候，你或许认为上帝给了你一副烂牌，但只要你认真经营，或许会打出不一样的精彩。

今天，我看了《绍兴名人故事》，其中的一篇“看白书”，让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

“看白书”讲的是古代王充十八岁那年到洛阳求学时，看到了讲授经文的班彪知识渊博，讲学时广征博引，思想开阔，常常令自己感到才疏学浅，所以下决心以苦读来充实自己。因为家境贫寒，没钱买书，于是他每天去书铺“看白书”。后来被店主感动，有了好书主动向他介绍，偌大京城，俨然成了王充免费的图书馆。后来王充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巨著《论衡》一书。

看完这个故事让我感到很惭愧，想想自己，只要我想学习，妈妈哪本书不会给我买？而我呢，多余的时间总是出去玩，不肯多学点知识，总让妈妈生气。而王充在“看白书”的情况下，却成为了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如果不是靠他的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哪来这样的成就呢！！！我生长在这样的好时代，如果现在还不好好学习，那么长大后就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没有用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有所改进了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最近，我看了《中外名人故事》，从中又认识了许多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艺术家、经济学家。比如才能全面的科学家张衡，他在天文、历法、文学、地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一个罕见的全才式人物。

张衡生活在东汉时期，他发明的地动仪整整领先了欧洲1000多年，他还发明了可以测定风向的候风仪，可以自己运行的自行车，能够自己飞的木鸟；在数学方面，他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在地理方面，他绘制的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几百年；在艺术领域，除了写文章外，他还擅长绘画，是东汉时六大画家之一。

我还从中吸取了一些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思想，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时时提醒我要有志气，又要刻苦努力和团结人。看了这本书，我还收获了许多知识呢！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世界人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人类就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各国都涌现出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了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可贵精神。本报今起开设“全球抗疫进行时”专栏，讲述各国人民在抗疫中同舟共济、风雨共担的暖心故事。

“他们很了不起”

4月16日，就读于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印度留学生奥迪，参加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志愿服务培训。接下来，他将为无症状感染者中的外国人提供帮助。“作为外国人，我特别能理解这些感染者在隔离期间的感受。希望通过英语沟通，更好地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并让他们对新冠病毒有更深入了解。”奥迪说。

抗疫期间，奥迪就读的南方医科大学多名师生奔赴一线。“武汉疫情严重时，学校的老师和朋友奔赴抗疫一线，开展医疗支援。他们的故事让我很感动，他们很了不起。”奥迪说。

在疫情暴发初期，迪奥曾想过回印度，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了学校，并成为一名校内志愿者，一周工作两次，每次3小时，主要是为进出图书馆、宿舍楼等地的人员测量体温。

很多留学生像奥迪一样选择留下，学校及时给他们普及防疫知识、发放防疫物资，让他们感到温暖和安心。“我们觉得有责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知心朋友，守望相助”

疫情发生后，在北京语言大学读博士的哈萨克斯坦姑娘嘉娜尔正在家乡阿拉木图。“我希望能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恰好看到有朋友在转发中国防疫翻译小语种志愿者的招募信息，就报名参加了。”

嘉娜尔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志愿服务要翻译的却是医学材料，刚开始遇到不少困难。“不熟悉医学词汇是最主要的挑战。另外，即使同一个意思，汉语和哈萨克语的表达并不相同。比如汉语中的‘有痰’，哈萨克语一般说‘口干’，这就会造成翻译困难。”嘉娜尔说。

“哈萨克斯坦诗人阿拜曾说：‘知心朋友，守望相助’。我们要团结起来，才能战胜病毒。”嘉娜尔说。

“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看到武汉人民与疫情对抗的新闻，我很难过。”北京大学燕京学堂2018级学生宫崎一騎曾到武汉游览。在他眼中，武汉美丽多彩;疫情带来的阴霾催生了他的一个心愿：“我想告诉大家武汉平时的样子。”

于是，宫崎一騎开始制作《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视频。在视频中，武汉的颜色是多样的。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鳞次栉比的高楼、干净整洁的街道……缤纷的色彩，让这座融汇现代气息和古老文化的城市更加吸引人。他说，面对突发的疫情，偏见并不可取，正视疫情并共同战胜它才是最重要的。

配发英文和日文双语字幕的视频完成后，宫崎一騎将其上传到中外社交媒体。视频得到的反馈非常积极，有的观众表示“刷新了对武汉的印象”;有的观众希望“疫情结束后能到武汉旅游”……

防疫期间，宫崎一騎选择了留下来。“对中国及世界来说，这都是非常特殊的时刻，我希望能见证这一切，并分享自己的观察及思考。”宫崎一騎说。

席慕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每换一次环境，孤独便增加一重，她只好通过写诗来抒发重重寂寞。在无边的黑夜里，席慕蓉经常会梦见回家，却总在刚推开家门的瞬间醒来。

幸好，她遇到了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子，为她孤独的心开启了一扇光亮的窗。

席慕蓉和刘海北相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中心。

在几次聚会中，席慕蓉发现刘海北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善良。他会为猫做舒适的窝，会送落单的女孩回家。他常陪席幕蓉打乒乓球，而且总会有风度地输给她几分。

某晚在月光下告别后，当刘海北的背影渐行渐远，席慕蓉的内心涌起淡淡的忧伤，那种情愫被她化为美妙的诗行：“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上天没有辜负她的期盼，给了他们相爱的契机。

一个周末，刘海北患了重感冒，卧床不起。席慕蓉亲自下厨，精心地为他熬了一锅粥。这个温柔的举动让整个男生宿舍都沸腾了!

两个人在欧洲学业结束时，都渴望回台湾。长辈们起初都不理解，最终被他们一封封家书感动，同意他们回台湾发展。两个人牵手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微笑、欢呼，向注视他们的人大声说：“我们要回家，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台湾后，他们没有选择繁华的闹市生活，而是在乡下住了整整10年。从小到大，漂泊已久的席慕蓉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这么久。他们种下很多槭树，春天时一片葱绿，到了深秋一片全红，在孩子熟睡后，两人会携手散步。这个世上最美好的事，不过是有一个人能如此地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正如她诗中所写道的：“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

内心安宁的席慕蓉再也不在夜梦里惊醒，开始有了梦寐以求的熟睡。夏日的清晨，在孩子稚嫩的歌声伴着清脆的鸟鸣中醒来，席慕蓉听见丈夫正悄声跟孩子们说：“小声一点儿!妈妈还在睡觉。”

刘海北永远比席慕蓉早起一刻，亲手做美味的食物来填充她的胃。刘海北也永远是席慕蓉诗歌的第一个读者，虽然不懂诗歌，却给她尊重和理解。甚至当席慕蓉出名后，一些人开始尊称他为“席先生”，刘海北总是微笑着纠正道：“鄙姓刘。”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如此的胸襟和气度，他还干脆写了一篇《家有名妻》发在刊物上，幽默的笔调使它被广泛转载。

在生大女儿慈儿时，席慕蓉遭遇了难产。竭尽全力生下孩子后，她有了短暂的昏迷。恍惚中，她感受到了熟悉的拥抱。刘海北轻轻地抱着她，不断低唤她的名字。突然之间，这个从不落泪的坚强汉子开始哭泣，并在她耳边喃喃道：“再也不生了!以后再也不要生了!”

光阴似水流逝。他们也携手从葱绿的青春走到花甲之年。09年丈夫刘海北因病去世，爱却在席幕蓉心中永存。半年后，席慕蓉会带着《追寻梦土》等两本新书走进《悦读会》栏目。她在节目中流着泪说，先生刘北海是她苦苦追求而来的，然而半年前先生因病离开了她，“我觉得他是我最大的支持者，我有今天，一直都是他在我的后面，他对我很宽谅、很大度。所以他过世后，半年多了我以为我不会哭，我本来也觉得可以蒙混过关，结果还是过不了关。如果要讲的话，我就是说我想谢谢他。也许思念之时，也还是忍不住饱含泪水地低吟着：“愿天长地久/你永是我的伴侣/我是你生生世世/温柔的妻。”

时间或许早已流转，而关于爱的诗句却永远年轻。每一个人的生命，总会因另外一个人而变得丰盈;每一个流浪的灵魂，总会因为相爱而变得安宁。人生最美妙的事，真的是：不过是有一个人能如此地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她还是幸福的。

郭守敬是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他十五岁那年，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武安天宁寺的和尚，法名子聪。此人深通天文、地理、算数和音律等多种学问，与郭守敬的父亲郭荣交情极深。

这天，两位老朋友坐到一起，又认真切磋起学问来了。子聪拿出一幅莲花漏的拓片，兴致勃勃地介绍道：“这是天圣莲花漏，宋仁宗天圣九年由燕肃创制而成，因其主要器皿都采用莲花、莲蓬和莲叶的形状，故名‘莲花漏’。

此漏设计精巧，计时甚准。可惜由于战乱，已经失传。我在一节被人打折的石碑上，偶然拓得此图，反复思索，不解其中奥秘。”

子聪的话，郭守敬一字不落地全听到了。他心想，自己虽然早就懂得了利用漏壶滴水计时的道理，也见到过不少玲珑精巧的漏壶。但这种别具一格的莲花漏，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

想到这里，他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便壮着胆子对子聪说：“师父，这莲花漏的拓片请借我半月，一饱眼福。”

子聪深知郭守敬是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便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半个月后，子聪来郭家取莲花漏拓片，一进堂屋，郭守敬就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嗓门高高地说：“师父，我摸到一些门道了。”接着，就头头是道他讲起莲花漏各部分的结构和用途，只说得子聪频频点头，啧啧赞叹：“善哉，贤侄真是神童!”

站在一旁的郭荣却直摆手说：“哪是什么神童!你走后，他整日厮守这图，又是写，又是画，还弄了些字针摆弄来摆弄去，瞧，才几天光景，他就人瘦一圈啦!”

子聪听了，更是感动，当即表示，愿带郭守敬去武安紫金山学经深造。

第二天，少年郭守敬胸怀壮志，离开了可爱的故乡。

命运对于五岁的张海迪来说，并不公平甚至是很残忍的，在五岁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无忧无虑的玩耍，不开心了埋进妈妈的怀里，苦恼这个时候的张海迪被确诊为脊髓血管瘤。她小小年纪不得不以轮椅作为代步的工具，在一次手术后坐轮椅都成了奢望，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这样的小海迪依然保持着坚强乐观的情绪，她的床边有一个大的立柜柜子上镶嵌了正面的镜子。张海迪就利用镜子来躺在床上看书，通过顽强的执着她自学成功了小学初中甚至高中的课本。张海迪并不满足当前的状况，当时英语渐渐显露头角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语言。张海迪就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天一定要背十个单词如果完不成任务，她就狠狠地咬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作为惩罚。有一次她从医院做检查回来已经累得虚脱眼皮子都要抬不起来了，但是她依旧没忘记这个任务强撑着精神背完了十个单词。

张海迪终于拿下了英语，不但学会了英语还成功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海外的书籍。当她被家人用轮椅推着到出版社，她捧着厚厚的翻译稿呈现给编辑的时候，出版社的所有人都被张海迪顽强不屈服于命运的作弄所感动了。

但是张海迪并没有满足于现在的成就，她继续翻阅各种翻译的相关的书籍为国内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来自国外优秀的精神食粮。张海迪的一生是丰富跌宕的，也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代表。

1) 沈括上山看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谈》。

2)唐伯虎潜心学画。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3)玄奘苦学佛法。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4)孔子不耻下问:

春秋时代，孔子被人们尊为“圣人”，他有弟子二千，大家都向他请教学问。他的《论语》是千百年来的传世之作。

孔子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虚心好学，肯向一切人，包括向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学习，叫“不耻下问”

5)陆羽弃佛从文。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在祖国的大地上，一个瘫痪女孩谱写的高昂生命之歌，震撼了亿万青年的心灵，人们从她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使自己情操变得更加高尚。她是谁？她就是八十年代的新雷锋--张海迪。

命运向张海迪挑战。五岁时，她就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张海迪的命运是很不幸的，可是在党和人民的抚育、关怀和帮助下，她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她满腔热情地帮助周围的青年学习、工作和进步，使他们奋起革命精神，在工作中做出贡献。她在高考预选中得四百三十六分而不能跨进校门，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进了大学，她自己不能进工厂劳动，到边疆保卫祖国，却鼓励和帮助别的青年成为先进生产者、战斗英雄。

这是一个奇迹吗？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样一个不会走路的女孩生活得如此坚强呢？是她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道德信念的驱使。她说过：“只要我活着，就要为人民服务。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林毅夫成为62年以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事实上，他是地道的台湾本省人，当年曾是台湾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泅渡”回大陆。随后他的人生经历也传奇般的被改变，事业如是，姻缘亦如是。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数日后，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继任者？世行为挑选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成立了一个小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员，他并不是以个人身份发出邀请。

“我感到惊喜。”林毅夫说，“世行是最重要的国际发展机构，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最高的公共职务，一般是大师级的学者担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完全没有想过！”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多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军官林正谊，驻防在金门最前线。

回来是一种理性选择

1952年，林毅夫生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于陆军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随即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第二年考上国防公费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1978年获政大企管硕士，随即返回军中。

由于他先后从军校和政治大学毕业，林正谊成了军中宠儿。蒋经国专门接见他，并嘱人关照。随后，他被派往金门，担任陆军上尉连长，负责接待外宾参观第一线连的任务。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更名为“林毅夫”。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个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一切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一位北大学生回忆，林毅夫有一次谈及当年时曾说，“当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对岸。再待在台湾，内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今天林毅夫以这样的句子，解释当年的抉择，“得失之间并没有那么难。”

但也有另一种盛传的说法

在第一线连，林毅夫经常悄悄地收听大陆电台，对祖国大陆充满了无限向往。然而，台湾海峡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国思想”无法实现。

当时，上尉林正谊曾听人说，金东题旅部某连有一名搜索排长，曾成功泅水到对岸。当时这名排长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说要下海学游泳，泅水的当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绿豆汤，第二天一早对岸就广播，宣布那名排长“起义归来”。这个故事给了林毅夫极大的启发。

林身材高大健壮，平素爱打篮球，且技术超群。按照当时盛传的说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时分，林毅夫“假传演习命令”，下达宵禁令，由连传令兵通知沿海岗哨，不准驻防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点名后走出营房；若发现有人下海游泳，严禁开枪射杀，以让游泳者顺利泅水“叛逃”对岸；即使听到枪声，也不准一探究竟。其实，那个“游泳者”不是别人，正是下达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着膀子，整晚都身着短裤，以打篮球消磨时间。随后，他悄悄地抱着两只篮球下了海，依靠篮球的浮力，加上强健的体魄，沉浮之间，他顺利到达祖国大陆。

他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或许是巧合，他回来后的两个月里，两项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变革先后出现——1979年6月15日，万里在安徽凤阳县农村考察，肯定了当地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尝试；7月15日，争论不休中，邓小平决定“不争论”，宣布设立深圳等四个特区。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依然不平常。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则在第二年来到中国。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人们回忆，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为生涩：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着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破镜重圆在他乡

林毅夫失踪时，已是一个三岁儿子的父亲，妻子陈云英腹中又身怀六甲。

陈云英与林毅夫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学联谊会上，当时陈云英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他们一见如故，后来两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触和沟通。尽管双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陈云英从林毅夫的言谈中，觉得林毅夫是个关怀民众、胸襟宽广的人，内心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陈云英总有一种“他就是我”的感觉。

1975年，陈云英毕业后，林毅夫送给她的毕业礼物是一套中国锦绣河山画册。陈云英很快即与林毅夫结婚，第二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陈云英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语文。一天下课回到家里，林毅夫给陈云英端来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身边，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可能要像王宝钏一样，苦守寒窑十八年……”陈云英以为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里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见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舒尔茨的邀请，让林毅夫于1982年，赴美留学。踏上美利坚国土地后，林毅夫立即通知在台湾的妻子来美国相见。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消息，陈云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过了两个托福考试，准备赴美读硕士。当陈云英辗转赶到美国见到丈夫时，两人抱头痛哭。

夫妻两人在一起仅仅几天，却又要分别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陈云英则到华盛顿大学读教育，两地相距甚远，很难经常见面。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一双儿女，仍然留在台湾，要半年后才能接来美国。相聚的喜悦很快就被思念儿女的愁苦所压倒。陈云英上课之余，常常望着儿女的照片发呆，也常常泪水涟涟，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当中。孩子太小，认字很少，她就剪贴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画，经过加工，写些简单的汉字和拼音，让孩子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妈从美国的来信。

半年后，一家4口终于在美国团聚了。陈云英从小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深知相夫教子为本职之一。于是她一边读书，一边抚育孩子。经常是陈云英一边两手按着打字机键盘做作业，一边把头转向孩子大叫：“别吵了，妈妈要读书。”陈云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一年半时间得到了特殊教育硕士学位的。她再读博士时，没办法时时照顾孩子了，只好把他们反锁在家里，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无奈中陈云英只好嘱咐孩子：“妈妈不在家时，无论谁叫门都不要开，有人来电话，你们千万不要说妈妈不在家，就说妈妈在睡觉。”直到现在，她在美国的朋友还说：“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老在睡觉。”就连陈云英的导师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勤奋的中国学生怎么老睡觉？

在美国的4年中，陈云英多次都是刚给孩子做完饭，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蓝天和阳光的工夫都没有，就接着跑进教室，身上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中国炒菜味。她最终坚持下来了，拿到了两个博士学位。

1987年，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工作一年后，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陈云英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第8天，也追随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称的陈云英，多次受到国家教育部及残联的表彰，还被推选为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她多次与林毅夫一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人们称为“议政夫妻”。

如今，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大儿子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女承父业，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选为台湾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陈云英就跟丈夫开起了玩笑：你的经济学专业是研究怎么让人富起来，我的专业是让富起来的人怎么把钱花到该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最早回国参与中国现实经济政策研究，并没有担心研究现实政策问题会‘弄脏’名校毕业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卢锋形容说。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于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定信心”位于十六字总要求之首，贯穿抗疫始终。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信心”二字，为大家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在困难面前，乐观自信比黄金还珍贵。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始终坚信只要从容不迫、信心如磐，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就没有越不过的坎。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突然、来势汹汹，恰逢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前后，大规模人员流动使得疫情短时间快速蔓延，中国人民在疫情笼罩下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平静祥和的生活一夜之间被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恶魔打破，难免引发人民群众的心理恐慌和焦虑不安，但党中央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部署作出后，全国人民迅速定下心神，抱着必胜信念从容不迫地投入到抗疫斗争中。一时间，无论是身处疫情救治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坚守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无论是居家自我防护的健康公民，还是因感染而入院治疗的患病同胞，大家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传递信心、加油鼓劲。护目镜下坚毅专注的笃定眼神，互联网上暖心提气的跟帖留言，新闻镜头里受访者的胜利手势，方舱医院里优美的广场舞姿……乐观坚强自信成为疫情阴影下中国人民最强大的免疫力。人民群众自觉保持抗疫必胜的坚定信念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增强对国家有力有效防范化解境外疫情输入风险的充分信心，把积极乐观的好情绪转化为做好每一个防控细节的催化剂，不因疫情防控形势好转而盲目乐观，坚持做好疫情期间个人心理调适，充分彰显了从容不迫、信心如磐的新时代乐观精神。

乐观自信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伟大力量。进入新时代，摆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更加需要我们大力发扬从容不迫、信心如磐的伟大精神，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壮志雄心继续奋斗，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为美国的独立立下过汗马功劳。

亚当斯在接替华盛顿就任总统时，美国正面临着与法国关系破裂的危险。到了1797年底，两国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交战前夕。

常识告诉亚当斯，要打胜仗，必须要有得力的统帅指挥。有很多人劝他亲自统帅军队，但他认为自己并不具有军事上的特别才能。思来想去，他认为华盛顿才是惟一能够唤起美国军魂、团结全美人民的统帅。最后，他下定决心请华盛顿出山。

亚当斯的亲信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这样势必对亚当斯的威望和地位造成威胁。

千军容易得，一帅最难求。亚当斯毫不动摇，认为国家的利益和命运高于一切。他授权汉尼尔顿立即给华盛顿写了一封信，请求华盛顿再次担当大陆军总司令，指挥美军打败入侵者。

与此同时，又亲自给华盛顿写了封信。信中诚恳地写到：“当我想到万不得已而要组织一支军队时，我就把握不准到底是该起用老一辈将领，还是起用一批新人，为此我不得不随时要向你求教。如果你允许，我们必须借用你的大名去动员民众，因为你的名字要胜过一支军队。”

华盛顿接到信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立刻肩负重任。幸运的是，就在华盛顿准备率军出征的前夕，亚当斯终于通过外交斡旋的途径同法国达成了和解。

这件事被美国人民传为佳话，亚当斯的正直与豁达也被广为传诵。后来，有位著名的记者采访他，问到：“您为什么不怕华盛顿复出会再次唤起人民对他的崇敬和留恋，进而威胁您的威望和地位?为什么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

亚当斯开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先给这位著名记者讲了自己少年时的一件往事。

“年幼的时候，父亲要我学拉丁文。那玩意儿真无聊，我恨得牙痒痒。因此，我对父亲说，我不喜欢拉丁文，能不能换个事情做?”

“好啊!约翰，”父亲说，“你去挖水沟好啦，牧场需要一条灌溉渠道。”

于是，亚当斯真的到牧场去挖水沟。可是，拿惯笔的人，拿不惯锹。那天晚上，他就后悔了，整个身子疲惫不堪。只是他的傲气不减，不愿意认错。于是，他咬紧牙关又挖了一天。傍晚时，他只好承认：“疲惫压倒了我的傲气。”他终于回到了学拉丁文的课堂上。

在以后的岁月里，亚当斯一直记着从挖水沟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必须承认人有所长，也有所短;人有所能，也有所不能。认为自己样样都行，实际上恰恰是自己的不自量力。

亚当斯深有体会地说：“真正出色的领导者，绝非事必躬亲，而是知人善任，特别是敢于起用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如果高层领导者事无巨细，一律包揽，那只能成为费力不讨好的勤杂工式的领导者。”

正是因为亚当斯知人善任，才能凭借众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凭借那些比自己更优秀的人才，一步一步地攀登上了成功的巅峰。

杨根思，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战斗英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江苏省泰兴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当过童工。1944年2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被誉为“爆破大王”，被评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全国战斗英雄”称号。

1942年，杨根思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了基干队。1943年，区干部在羊货郎店召开秘密会议，放哨的杨根思发现了敌情，用手榴弹炸跑了敌人，保证了区干部安全转移。1944年2月，杨根思正式加入新四军，成为老一团一营3连的一名战士。1944年2月22日，参军后的杨根思首次参与作战，他用长矛刺进了敌人的心脏，并缴获了第一杆枪。1945年6月上旬，在浙江，国民党军已占领新登、临安两城，并兵分3路向孝丰城进逼，杨根思奋勇当先，用两枚手榴弹炸掉敌人重机枪扼守的哨口，为新四军开辟了进攻道路。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分割围歼咸镜南道美军战斗中，时任志愿军某部连长的杨根思，奉命带1个排扼守下碣隅里外围1071.1高地东南小高岭，负责切断美军南逃退路。29日，号称“王牌”军的美军陆战第1师开始向小高岭进攻，他率领全排顽强抗击，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当投完手榴弹，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的危急关头，他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纵身冲向敌群，英勇捐躯。

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杨根思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2009年9月，杨根思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杨根思是中华人民的英雄!他用他的鲜血和不怕死的精神赢来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李阳祖籍山西，出生于祖国大西北的新疆乌鲁木齐。其父母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志愿支援边疆建设。李阳中学的学习状况不很理想，高三期间因对学习失去信心曾几欲退学，自新疆实验中学勉强考入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大学一二年级李阳多次补考英语。

为了彻底改变英语学习失败的窘况，李阳开始奋起一博，他摒弃了偏重语法训练和阅读训练的传统，另辟蹊径，从口语突破，并独创性将考试题变成了朗朗上口的句子，然后脱口而出。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努力，李阳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一举获得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李阳，绝对是高中学生学习英语的榜样。基础差不要紧，笨鸟先飞嘛，关键是我们要引导学生树立起学好英语的自信心：人家可以讲一口流利、纯正、地道的英语，我们也一定能！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小到大，我们会经历很多身份，获得很多标签。小时候，我们是子女、学生、花朵……长大了，我们成了80后、父母……2012年，我得到了一个新标签：中国好舌头。

中国的成语很有意思，关于口才的成语大多略带贬义，比如巧舌如簧、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口吐莲花算是少有的褒扬，但也有那么点儿难登大雅之堂的感觉。由此可见，对于口才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通常被设定成伪善之人的特性。而历史也的确如此，往往是越有名的说客死得越惨，就算他能靠一张嘴化干戈为玉帛，抑或一兵不发而战胜对方，最终也无法用这张嘴救自己的命。

所以，当我被人称为“中国好舌头”时，总觉得背后生风，冷汗津津。

意外获封好舌头

当我把《中国好声音》里那段原本两分半时长的广告像开机关枪似的“打”出去时，并不觉得多么有成就感，受过专业训练的人都能做到，我只是在电视上做了一件他们没机会做或者干脆不需要做的事。

可能有不少人觉得我在无奈“炫技”，因为我在那个舞台只是充当报幕员，本没什么“戏份儿”，因此非要自己弄出点儿彩来，否则这主持做得太委屈。如果看完我为何要那么快地讲完广告，这种想法可能就不会再有了。

《中国好声音》的广告处理方式，算是节目组有意为之。原本的广告合约中，这段广告的时长有两分多钟。计划里，我像以往其他节目一样，插播一句“不好意思，我又出现了，我要念段广告，大家正好趁机去上洗手间”之类的话就好，等我对着摄像机念完，去洗手间的观众们也都归位了，大家继续录节目。

但后来，因为节目时间的缘故，广告词中的标准讲法被临时改变。如果念一段广告能省去一分半，念10段广告就能省15分钟！多出来的时间，就能卖别的广告，或者为一个选手多争取一两分钟的出镜时间。电视节目就是这么争分夺秒。

我记得很清楚，第三集节目播出的当天，我把录好的广告片段递交上去，www.5aigushi.com不到半个小时就被退了回来。同事告诉我：“这样不行，得再录一遍，录一遍快的。”

我问：“那要多快？”

他回答得很无厘头：“有多快就录多快！”

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想了想，跟他说：“要不我先试一遍，你看看行不行？”然后，我就跟念绕口令似的来了遍很迅猛的，同事录完之后冲我点点头说：“挺好的，就这样吧，不用再来了。”说完，就拿着试录的片子去交差。我心想，念这么快字幕怕是都跟不上了，谁能听明白啊？

可是没过一会儿，同事又大汗淋漓地跑过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华少，还得再快点儿！”

“还要快？”

“对，只给你一分钟……”

两分半钟的广告要压缩到一分钟里，还要清楚地念出来，并不是说无法做到，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有这样的功力。我当时心里不踏实，是因为完全想像不出播出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就这样，有了后来大家在《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看到的“超速广告”。录完之后，在第三集播出当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我知道大家讨厌广告，最起码我尽力了，希望大家谅解。”

牛顿每天除抽出少量的时间锻炼身体外，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房里度过的。一次，在书房中，他一边思考着问题，一边在煮鸡蛋。苦苦地思索，简直使他痴呆。突然，锅里的水沸腾了，赶忙掀锅一看，“啊！”他惊叫起来，锅里煮的却是一块怀表。原来他考虑问题时竟心不在焉地随手把怀表当做鸡蛋放在锅里了。

还有一次，牛顿邀请一位朋友到他家吃午饭。他研究科学入了迷，把这件事忘掉了。他的佣人照例只准备了牛顿个人吃的午饭。临近中午，客人应邀而来。客人看见牛顿正在埋头计算问题，桌上、床上摆着稿纸、书籍。看到这种情形，客人没有打搅牛顿，见桌上摆着饭菜，以为是给他准备的，便坐下吃了起来。吃完后就悄悄地走了。当牛顿把题计算完了，走到餐桌旁准备吃午

饭时，看见盘子里吃过的鸡骨头，恍然大悟地说：“我以为我没有吃饭呢，我还是吃了。”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并不关重要，不过表明了牛顿是一个怎样沉思默想，不修边幅，虚己敛容的人，他对科学极度的专心，总是想着星辰的旋转，宇宙的变化，而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现代著名书画家，在我国画坛上，素有“北齐南张”之说，即南有张大千，北有齐白石。齐白石属大器晚成者，他9岁学作木工，一直是位木匠，二十几岁才学雕刻，然后学画，37岁才跟王湘绮学诗文、学书法，最后终成一代大师。

据说，齐白石在湘潭黎威圣家作工时，见其兄弟二人皆好刻 印章，他便求授方法，黎氏不理。有一天，齐白石又去请求，黎威圣正在抽水烟，便和他开玩笑说：“你能把这水烟袋里的水喝干，我就教你。”齐白石果然皱眉把水烟袋中又臭又辣的脏水喝干了。黎威圣大为惊讶，为他的至诚感动，于是尽心传授齐白石的篆刻治印方法，几年之后，齐白石习成绝艺。齐白石脾气怪僻，他住在北京赶车胡同时，并不欢迎生客来访，客厅门口常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了北京，齐白石来不及转移，但他很有气节，根本不依附日伪军。日本人听说他是大画家，派人来求他画画，他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 “中外官员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他还有个怪癣，对家里的一切东西，都由自己保管，一步一锁，数十年如一日。他的腰上老是挂着一串串的钥匙，象个管家婆一般。所以，有人说齐白石“身上驮着半斤铜”。

齐白石曾画有一张“不倒翁”的画，配诗嘲笑道：“乌纱白帽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陶行知——四糖故事

陶行知有这样一则教育学生的故事：有一个男生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被校长陶行知发现制止后，命令他放学时到校长室去。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男生早已等着挨训了。可是陶行知却笑着掏出一颗糖果送给他，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男生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高兴地又掏出第二颗糖果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我不让你打人时，你立即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男生惊讶地看着陶行知。这时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颗糖果塞到男生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男生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同学……”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颗糖果递过来，说：“为你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没有多的糖果了，我们的谈话也可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