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级名人故事作文【合集20篇】

杨澜带有传奇色彩的成功人生，无疑令许多人羡慕不已，就连圈内的很多知名记者也对她说：“你真是太幸运了！你能采访到那么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我们却根本没有这些机会。”

前不久，在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杨澜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

她说，其实她的采访也是从基层做起，从一个区长开始的。如果区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去采访市长；如果市长没采访好，就不可能采访部长；等部长采访好了，然后才可以设想如何采访副总理、总理、总统。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来中国访问，只停留两天，只接受了一个采访，那就是杨澜的采访。应该说，作为民间的传媒机构，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她很好奇地问其随行人员：“卡西亚诺夫总理为什么会接受我的采访？”

随行人员说：“因为在我们来中国之前，你曾采访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副总理回国后认真地告诉卡西亚诺夫总理：‘如果你去中国，应该接受杨澜的采访，因为她提的问题很有水平。’”

杨澜当然不是借此来炫耀自己，而是要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更多的年轻朋友：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对你今后的成长产生影响；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给人们留下烙印，千万不可小看人们之间的口口相传。

一般来讲，一个大学毕业生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思想：我一定要做一项很有分量、很有意义和很有兴趣的工作。其实，根本不用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可以顺其自然地先做一些看上去“大材小用”的工作，甚至完全是事务性的工作。如果你能把这些工作做得比别人好，不需要等很久，就可能有机会去做更大的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感到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只是怨天尤人，什么事情都不做，那只能是有害无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会关注一个人做事的结果。所以，只要在某一方面，坚持凡事比别人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

不错，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好评；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机会；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发展；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幸运；坚持凡事做得好一点，就可能有令人羡慕的人生。

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海迪姐姐的故事》，这本书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海迪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她一直都生活得很快乐。不幸的是，在她五岁那年，患上了“骨髓血管瘤”，患上这种病，就等于一生都站不起来了，因为这是严重的高位截瘫。这对海迪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可这场病并没有让海迪放弃她的理想。她每天在家里学习，自学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并攻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她还自信针灸医术为百姓免费治疗。又自学英、日、德等外语，还自学修理无线电。1982 年海迪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3年开始，她翻译并创作出版了多部作品。她曾到日本、韩国、德国游学访问，长期关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最后她当上了残联主席。

“身残志不残”这句话说得好，海迪就是这样。命运对她如此残酷，病痛和残疾始终伴随着她，但海迪从来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在顽强拼搏。她努力学习知识，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和人民做贡献，不求回报。面对困难，她百折不挠，以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感染身边的人。树立坚定的信念，追求伟大的理想。“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这就是张海迪的信念！大家想一想，张海迪残疾，还能做出那么多贡献，我们都很健康，难道就不能创造出一番好事业吗？所以，让我们向张海迪学习吧！努力拼搏，实现自己的理想！

冯玉祥买肉敬父的故事

国将领冯玉祥出身贫寒，二岁就入伍当了兵。

那时，部队里一般逢三、五日领饷，五、日打靶。打靶可是件苦事，不管严冬酷暑，刮风下雨，在地上一伏就是半天。冯玉祥的父亲冯有茂心疼玉祥年龄小，身板差，每逢打靶的日子，总要给他几个小钱，让他买两个烧饼补补身子。

玉祥虽说接过了钱，可心里老是犯嘀咕：家中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何况前些天父亲又坠马摔伤了右腿，正需改善饮食，好好调养。这钱，怎能自己享用呢？于是，他把父亲给的钱都攒了起来，再加上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一点饷金，凑足二四个钱，到肉铺买了二斤猪肉，送回家中。

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发现锅里炖着香喷喷的猪肉，分奇怪，就问站在锅灶前的玉祥：“孩子，这肉是从哪儿来的？”

玉祥笑着说：“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吃吧！”

可正直憨厚的有茂老汉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没办法，玉祥只好如实讲了。

冯有茂听罢，顿时一阵心酸，眼泪夺眶而出。

这事发生在1897年，那年冯玉祥刚满五岁。二年后，他仍没忘记此事，还专门写了一首有趣的打油诗呢！

“肥肉二斤买回家，手自炖熟奉吾父。家贫得肉良非易，老父食之儿蹈舞。”

感悟：

不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下，都不能忘记父母给予我们的爱，以孝为道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

托尔斯泰的忍耐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拥有无数崇拜者，他的话甚至被奉为至理名言，而除了名誉、地位，他和他的夫人还共同拥有丰厚的财产和可爱的孩子。看起来，没有任何人的婚姻能比他们的更美满了。

但是托尔斯泰渐渐对自己所谓高尚的写作感到厌恶，他改写小文章，宣传和平，呼吁消灭贫困，还将自己的地产赠送给别人，追求简朴清苦的生活。然而妻子一如既往地挥金如土，追求虚荣奢侈结交社会名流，并且对丈夫的慷慨和善行十分恼火。托尔斯泰要放弃他的所有版税，她却希望丈夫所写的着作都变成金钱。一旦托尔斯泰反对，她就立即发狂咆哮，在地上打滚，甚至拿出片要吞下去声言自杀，或跑到井边做跳井状威胁丈夫。

有几次托尔斯泰都决定再也不见妻子，可每到这时，妻子会跑过来抱住丈夫的双膝，求他再次朗读五十年前在日记中赞美她美貌与他们爱情的语句。托尔斯泰读到那些话，总是会心软。

但是，妻子的依然如故终于让托尔斯泰再也不能忍受。在1910年10月的一个风雪之夜，82岁的托尔斯泰独自离家出走了。11天以后，托尔斯泰患了肝炎，死在一个车站里。

哲理：人生中往往一件小事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的，为别人推开一扇门就是给自己留下一条路。相同的，一个充满人性温暖的小故事，也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励志哲理故事及感悟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人被国王请到宫中，做了国师。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口头禅，那就是：“这很好啊，是件好事。”

一天，国王的小手指头不小心被砸掉了。疼痛难忍的国王问老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止痛，老人又把那句口头禅搬了出来，他告诉国王说：“尊敬的陛下，请您大声地念；这很好啊，是件好事，您的伤痛就会减轻许多。”

国王听了勃然大怒道：“寡人的手都这样了，你还说是好事！我现在把你关进监狱里去，看你还说不说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当卫兵押老人进监狱时，他还在重复那句话：“这很好啊，进监狱也是件好事啊。”

后来，国王和大臣们去打猎，不幸被土著居民捉住了，打算把他们做祭祀品。但是根据当地规矩，肢体不全的人是不能做祭祀品的，于是国王被释放了。

回来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老人给放了，而且对他大加赞赏，然后问道：“我少了手指头是好事已经被证实了，那你被关了这么久，难道也是好事吗？”

“当然。”老人答道，“如果不是在监狱里，我肯定要陪您去打猎，那么现在我一定被杀掉了。”智慧老人摇了摇他健全的双手说。

感悟：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福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只要能以乐观的眼光去看，每一朵乌云背后都会有阳光存在。

琼瑶， 1938年生， 原名陈喆，笔名凤凰、心如，是湖南省衡阳人，后为台湾着名女作家，作品深受大陆读者喜爱。

琼瑶的父母对儿女管教很严格。她除了在父母的指导下读书识字以外，还兼顾照看弟弟、做家务等工作。妈妈一有时间就给她讲故事，讲嫦娥、讲七仙女下凡到人间洗澡的传说， 教她背唐诗。李白的诗是她最喜爱的， 如“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等。

８岁时， 她进了上海市第１６ 区国民小学读书。由於母亲的早期教育，对语文有着特殊天赋的琼瑶，在上学的第一天就能一字不漏地通读整本国文课文，使教师大为惊讶。

同学们也纷纷向她投去赞佩的目光。为了更好地培养这个出众的学生，老师课外总要给她增加学习任务，对她要求得格外严格。而琼瑶每次总能出色地完成作业， 成绩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学校有个墙报栏。有一天经过报栏时，她看到了一个题目叫《小狍的自述》的作文， 文章中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流畅感人的语言深深地吸引了她。回家后， 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一种强烈的、遏制不住的写作欲望撞击着她的心扉。年仅８岁的她， 急切地铺开作文簿， 一气呵成写完了一篇充满纯真感情的作文《我的母亲》。从此以后， 她坚持练习写作。９ 岁的时候， 她在上海《大公报》副刊儿童版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可怜的小青》， 这是她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１６ 岁时， 她又以她母亲的字“心如”为笔名， 写成小说《云影》， 在当时台湾最有名的《晨光》杂志上刊登。

从此以后， 琼瑶一发而不可收拾。强烈的创作兴趣使她又写成了《窗外》、《匆匆、太匆匆》、《穿紫衣的女人》等４０ 多部小说， 成为世界多产作家之一。她的原着已有４９ 部被改编成电影。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在《世说新语》的字里行间，魏晋名士对浙东山水赞羡不已。流风所及，有唐三百年，无数文人骚客踏歌而来，其中不乏如卢照邻、骆宾王、宋之问、贺知章、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等诗坛翘楚。他们自钱塘江，经浙东运河过绍兴、上虞，再溯剡溪，经嵊州、新昌，至石梁而登天台山，徜徉山水，击节高歌，为后世留下了近两千首唐诗，形成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唐诗之路。

江山无处不风流，为什么唐代诗人独独钟情于浙东山水呢?除却峰隆峻、潭壑镜彻，物产丰厚、足食足兵，佛国香城、仙源道踪诸因素之外，真正吸引唐代诗人流连忘返的是对魏晋名士的追慕情怀。

“夫有非常之境，然后有非常之人栖焉。”魏晋是士族统治的时代。东晋以后，王、谢、何、庾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浙东一带抢置田业，经营山居，隐逸于斯，待时而出。尤其是王、谢家族位居士族之冠，书法艺术以琅邪王家为优，诗歌文学以陈郡谢家为先。他们纵意丘壑，优游林泉，探究玄理，率性自适，此时，山水不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而成为思想和情感的寄托。王羲之修兰亭，诗书俱在，名垂青史;谢灵运伐山开径，行吟泽畔，传颂千古……所有这些，足以让大唐才俊接踵而至，寻幽访古，以开拓新的诗歌题材和文学境界。

在杜甫晚年的《壮游》诗中写道：“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唐代诗人之于浙东，不仅是佳山胜水的游赏，而且是对魏晋风度与名士风尚的敬拜与追慕之旅。不管是仕途的失意，还是精神的彷徨，都会在对前人足迹的踏寻和凭吊中，使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丰富和浸润。因此，我们说这是一条承载着诗意和精神求索的文化之路。

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的家境是清贫的。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都曾与困苦的境遇作过顽强的斗争。牛顿少年时代的境遇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 牛顿一六四二年出生在英国一个普通农民的家里。在牛顿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他两岁那年改嫁了。当牛顿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继父不幸故去了，母亲回到家乡，牛顿被迫休学回家，帮助母亲种田过日子。母亲想培养他独立谋生，要他经营农产品的买卖。 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学校啊！他伤心地哭闹了几次，母亲始终没有回心转意，最后只得违心地按母亲的意愿去学习经商。每天一早，他跟一个老仆人到十几里外的大镇子去做买卖。牛顿非常不喜欢经商，把一切事务都交托老仆人经办，自己却偷偷跑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时光渐渐流逝，牛顿越发对经商感到厌恶，心里所喜欢的只是读书。后来，牛顿索性不去镇里营商了，仅嘱老仆人独去。怕家里人发觉，他每天与老仆人一同出去，到半路停下，在一个篱笆下读书。每当下午老仆人归来时，再一同回家。 这样，日复一日，篱笆下的读书生活倒也其乐无穷。一天，他正在篱笆下兴致勃勃地读书，赶巧被过路的舅舅看见。舅舅一看这个情景，很是生气，大声责骂他不务正业；把牛顿的书抢了过来。舅舅一看他所读的是数学书，上面画着种种记号，心里受到感动。舅舅一把抱住牛顿，激动地说：“孩子，就按你的志向发展吧，你的正道应该是读书。” 回到家里后，舅舅竭力劝说牛顿的母亲，让牛顿弃商就学。在舅舅的帮助下，牛顿如愿以偿地复学了。

康有为曾是炒房高手

中国传统文人，通常羞言金钱，以“铜臭味”鄙视之。故不少优秀的文人墨客，都不事生产，不谙经营之道。但也有例外，既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又具备超人的经济头脑，懂得理财。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对房地产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好几次牛刀小试，便获利不菲。其点子之准，下手之稳，就算现在的炒房高手，也自愧不如。

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其间得到了许多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这是他得以周游列国的重要经济保障。但他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赚了不少钱，特别是在房地产上屡有斩获。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他访问墨西哥，受到当地隆重接待。当时墨西哥城正在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敏锐地意识到电车轨道经过的地方，必将成为人气旺盛的商业圈，地价必定随之飙升，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赚钱的机会，便大量购置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没过多少日子，这些地价果然上扬了好几倍，他轻轻松松获得了10多万银元的赢利。

应该说梁启超也是赚钱的好手，早在1898年就以“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方式向海外华侨集资，在上海创办“广智书局”和“新民丛报社”。他凭借自己的知识资源，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一年收益上万银元。当时康有为因逃避清政府追杀而避居印度吉大岭，经济陷于窘境，他得知后马上汇出1800银元，资助康有为。

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康有为在墨西哥的房地产上狠赚了一笔之时，梁启超的“广智书局”却陷入亏损的窘境，康有为得知后马上写信询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元。”康有为立即汇出5000银元：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元，给梁启超在澳门的家属1000银元，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1000银元。出手之阔绰，堪与当今那些房地产老板媲美。“康梁”在政治上结为同盟早已美名远扬，在经济上互相施以援手，也传为佳话。

康有为晚年经济状况非常富裕。1913年康有为55岁那年结束流亡生涯回国，广东政府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发官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资本贵在积累与增长，康有为非常清楚这一点，通过炒房地产来获利，依然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于1914年6月定居上海，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8年。这期间他看到上海房地产的升值潜力巨大，便马上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入地皮。没过多久，上海的地皮飞涨，康有为又大赚了一笔。接着他又投资交通干线附近的房产，同样获利颇丰。

1921年，康有为在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十分豪华。晚年时他还在别处修建、购买了3座别墅，分别为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的“天游园”。“一天园”占地30余亩，历时4年才建成。“莹园”建成后转让给别人，属于短线投资项目。青岛的“天游园”原来是总督楼，康有为购买后加以改扩建，他的生命最后终结于此。

在寒假期间，我读了《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这本书，里面讲了许多名人的故事，深受我的喜爱。还有我们曾经学过的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等人的故事。

其中，我最喜欢弗朗西斯·培根。

培根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者，是认识到科学和技术能改变世界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那时的女王伊丽莎白非常喜欢他，他出版了许多有关法律的书。在他18 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去世了，使他和宫廷疏远了。1618 年，因培根严重触犯了法律，把他赶下了政治舞台。1626 年，他在雪地里做了一次冷冻试验之后，由于受寒而病倒，不久便去逝了。

啊！培根，多么伟大的哲学家啊！为了试验而失去了生命，他对科学的执着让我敬佩，让我难以忘怀。

我现在非常喜欢看《128 位世界名人故事》，因为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那些名人和他们的故事。正像培根说的那样：用伟人的事迹来激励孩子，远胜于一切教育！

我的家就像一个温暖的大花园，爸爸妈妈是花园里的主干，我和弟弟是两片花瓣儿。

提起那件事，我就伤心，那一次妈妈正在给四岁的弟弟洗澡，忽然发现，弟弟的胸口有一个必较深的凹陷，当时妈妈没有在意。一个月过去了，妈妈发现弟弟的凹陷比以前深了一点点，星期一妈妈带弟弟去医院检查。

拍完片子后，医生说：“这个孩子需要做手术”，这时妈妈惊呆了，痛苦的掉着眼泪回去，爸爸回来了，妈妈准备告诉爸爸，我想：“爸爸知道了会不会更加痛苦”，妈妈沉默不语，爸爸回来了，妈妈告诉了爸爸，爸爸第二天去买机票，早晨我告别了父母回到老家，虽然那时我很坚强，但还是哭了，父母走了我好好学习，家庭作业认真完成，几天后，爸爸妈妈回来了，爸爸去校门口等我放学，爸爸那时当全班同学的面把我抱了起来，到车上亲了我一下，当时，我感到比吃了蜜还甜，那时我感受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这就是一个温暖的大花园，花瓣病了根不顾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画家。他非常重视画人点睛的技巧。古书记载说，他曾给人家画扇面，扇面上是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像，但都没有点上眼珠，就把画给了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说：“怎么能点上眼珠呢?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顾恺之这种传神点睛的艺术造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的结果。顾恺之从小死了母亲，稍长大一点，他每天缠着父亲追问母亲的长相。父亲被儿子的情思所感动，便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母亲的长相和衣着。顾恺之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八岁那年，他忽然向父亲要笔墨，说要给母亲画张像。父亲说，你连母亲的样儿都没见过，怎么画呢?小恺之说：“我就凭您 说的画，一天画不像画两天，两天画不像画三天，一定要画像了为止。”

于是，顾恺之每天都在精心作画，画好了就给父亲看，看了以后再改。

渐渐地，母亲的像居然有几分相象了，但就是眼睛画不好。顾恺之便继续用心琢磨，一年过去 了，两年过去了，这天，顾恺之把再次画成的母亲像给父亲看，父亲竟然看呆了，说：“像了，像了，太像了，眼睛特别像呀!”

名人事迹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自号文山，江西吉水人，宝佑进士后为官。1276年，出使元营被扣，后在京口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逃。

1278年兵败被俘，元军欲诱降，文天祥书《过零丁洋》以明志。后解至大都（今北京），元世祖劝其出仕，又被拒绝。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英勇就义。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不仅气势如虹，而且技巧圆熟，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不朽之作。

从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成为必将永远流传的名句。

1920年，张澜担任四川省长。一次奉命前往北京，身边只有两个随从。走到秦岭，遇到当地有名的土匪王三村。他见7张澜就下马说，张省长，我们是来接你的，要护送你过去。张澜知道他是打家劫舍的王三村之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三村说，因为你是为老百姓的省长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被推选为共和国副主席。周恩来素知张澜节俭，因为开国大典，特意拨了一笔服装费，希望他能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张澜婉言谢绝：“国家的钱，即人民的钱，我怎么可以用来做了长袍穿在自己身上？但总理的考虑是对的，我将保证着新装与民同庆。”他自己出钱，赶制了一件布长衫，罩在旧棉衫之外。这就是我们在熟悉的《开国大典》那幅油画上看到的张澜的形象。

国家给他分配了一套规格很高的大四合院，孙女张梅颖说，当时政府对知名民主人士优待有加，张澜级别最高，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待遇，可是他拒绝了，只住在马匹厂胡同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在这里，他的小脚夫人刘慧征亲自劳作，种了一些家常蔬菜。张澜的女儿张茂延在文章中回忆说：“父亲在解放前，没有带回来足够养家的钱，母亲一直习惯于起早贪黑地劳动来补贴家用。”

没人知道马匹厂胡同那所不起眼的房子里住着国家副主席。张梅颖说：“他就看中这个了，又小又破的二层搂，不要大房子。生活特别简单，根本不许子女们跟他一块儿住。凡结婚的，必须出去住。任何人不许坐他的车，我只坐过他一次车，是1954年国庆节的晚上去天安门看烟花。我的祖母一直务农，表老（张澜）一去世，她马上回四川。”

1955年，张澜病逝于北京。张梅颖说：“表老去世后，有关领导去我家看我奶奶，表老唯一的一个小破箱子里头，装的就是补丁衣裳和袜子，他看了眼泪都掉下来了。表老给我们留下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做事、做官。”

张澜晚年作《四勉·一戒》：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是其一生的立德准则。

李泉清回忆录《打鱼》

(李泉清)

那天，刚吃完午饭，韩光臣打来电话:“哎，老三，吃了没?打鱼去?”

“吃了，中啊，现在就走啊?”

“走啊”

“好，我在晒着被子，我拿了被子，马上过去”

挂了电话，收拾好被子，穿上袄，出了门。

老远就看到韩光臣在道门口外，停着摩托车在等着我。

“上哪弄了辆摩托车?以前没见你骑过。”我问。

“去年他姨夫给我的，我说是我那摩托车坏了，捞不着去打鱼了，他说正好他那摩托车不骑了，没地方放，叫我骑。”

“这车还挺新，还是125，好车啊!”

“车还很好，他买来没骑几天，买了轿车，不骑了，天天在家扔着。”

“好使啊不?”我问

“很好使，就是难启动点儿，电瓶坏了，得用脚蹬，很难启动，没有二十脚起不来”

“电启动的?换上块新电瓶啊!”

“待两天着，”韩光臣一面说着，一面不停地蹬着启动杆。

终于，启动起来了。

韩光臣开车有些猛，随他的脾气，莽莽撞撞的。加上125车速又太快，风“呼呼”地从耳边飞过。

“慢点儿，开这么快咋?”我有些害怕。

“这还算快?这才跑多少啊?我自己一个人，像前面那些车，我超着当玩”

“不行，不行，慢着点儿，限速，限速40”

我劝阻他。

“好好，限速40”，他答应着，把车速减了下来。

过了牛头村不远，不再是几年前的样子了，以前是正直往北走的，现在却往西拐弯了。

“哎，路改了?”我问。

“早改了，这不是上大西环嘛!你天天在家里闷着，不出门，这都不知道!”

“自从修了大西环，没开到过这里”

跑在大西环上，感觉一切都很陌生。

以前去寇家坞，都是从牛头村一直往北走，没岔路，现在一改道，迷路了。不知道哪儿哪儿了。

车子三拐两拐，来到双皇城水库。

终于明白过来了。

双皇城水库，以前我还是来过的。

位置坐标渐渐清晰起来。

“这不是，南边是寇家坞，那是小寇家坞，那是李家坞”，韩光臣指画着。

“我知道了，来到这里我就知道了，双皇城水库，我以前来过，不过，自从修了以后我还没来过”

就他妈的二十来里路，居然还给弄懵了，丢人!

停好车，韩光臣换上雨裤，提着网进了水库周围的围挡里，我提着水桶跟了进去。

“不让进啊?”我问。

“这不用铁栅栏围着嘛，不让打，偷着”

“你以前常来啊?”

“来过几次，碰到有人来撵，就赶紧走”

头一网下去，居然就打了一条。鱼不大，大约有十来公分。不过，我俩都很兴奋。开门红嘛!

“这是什么鱼?”我问。

“梭鱼，这里净梭鱼，没别的”

韩光臣在前面抡网，我在后面跟着。

接下来一连好几网，都是空的。

“今天风大，天冷，鱼不出来”韩光臣说。

“哄哄它，用砖哄哄它?”我提议。

“别，一哄都把它吓跑了，更没了，梭鱼跑得很快”

又是一连几网，还是没有。

继续往前赶。

“前面好像有雨群，你看前边，”韩光臣冲着前面嘟囔。

悄悄走近。

“哗”，鱼网像个张开的大伞，渐渐沉入水中。

韩光臣一边轻轻拖拽，一边轻轻抖动着鱼网。

“哎!有!”我看到一条白色的鱼渐渐露出水面。

“哎，好几条!”我惊喜。

“打着鱼群了!”韩光臣咧着嘴，喜得合不拢了，“这会还差不多。”

他从网里往外摘，我往水桶里放。

一条，两条，三条，……

十八条。

好吉利的数字。

“这一网还中，就算是不打了也中了，”韩光臣满脸喜悦。

后来又打了几网，只打了一条。

起大风了，地上的碱土和杂草被卷上了天空，胡乱地飞舞，电线被刮得“呼呼”直响，挺吓人的。

“不打了，回家”韩光臣说。

收拾好家什，往回赶。

一路上，风越刮越大，摩托车都感觉有些摇晃，不大走辙了，天很冷，扶着摩托车的手都冻僵了。

七十多年前，老舍先生在北京西直门内南草厂胡同的一所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学习刻苦，待人诚恳，同学们都爱接近他。有个名叫高煜年的满族同学，更是和他形影不离。

这一年初春，东风劲吹，气候干燥，古城的上空，几乎每天都飘满了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风筝。一天，国文老师孙焕文触景生情，出了一个《说纸鸢》（纸鸢即风筝）的作文题，让同学们当日写完。

老舍文思敏捷，词汇丰富，不一会儿就写好了。可小高却仍在那儿紧锁眉头，苦思冥想。老舍等得不耐烦了，便走到小高面前，悄悄地说：“让我给你起个头吧！快点交卷，咱们好去放风筝。”小高一听，眉眼顿开，连声说：“你真好！够朋友！”

第二天国文课上，孙老师显得特别高兴。他眉飞色舞地对学生们说：“这次作文，不少同学大有进步，尤其是高煜年同学的文章，破题得体，先获吾心。”接着，情不自禁地高声朗诵起来：“纸鸢之为物，起风而畏雨，以纸为衣，以竹为骨，以线索之，飘荡空中……”

老舍和小高望着老师那副被陶醉的神态，止不住偷偷笑了起来。孙老师发现后，奇怪地问道：“你们两个笑什么？难道我读错了吗？”“孙老师，您没读错，不过……”“不过什么？”孙老师追问下去。

这时，老舍和小高四目勾留，深感自己不该弄虚作假，欺骗老师，便把真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从此，老舍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直到临终之前，一直保持着笃诚坦率的品德。

一年只穿一双破鞋子一件破衣服也是世界上最自信最骄傲的人!千万不要因为物质贫困而自卑!精神贫困最可怕!下面是自信成功的名人小故事，欢迎参考阅读！

1、斯坦尼夫斯基的姐姐

俄国著名戏剧家斯坦尼夫斯基，有一次在排演一出话剧的时候，女主角突然因故不能演出了，斯坦尼夫斯基实在找不到人，只好叫他的大姐担任这个角色。他的大姐以前只是一个服装道具管理员，现在突然出演主角，便产生了自卑胆怯的心理，演得极差，引起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烦躁和不满。

一次，他突然停下排练，说：“这场戏是全剧的关键;如果女主角仍然演得这样差劲儿，整个戏就不能再往下排了!”这时全场寂然，他的大姐久久没有说话。突然，她抬起头来说：“排练!”一扫以前的自卑、羞怯和拘谨，演得非常自信，非常真实。斯坦尼斯拉斯夫基高兴地说：“我们又拥有了一位新的表演艺术家。”

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的故事，为什么同一个人前后有天壤之别呢?这就是自卑与自信的差异。

2、小泽征尔的故事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音乐指挥家，一次他去欧洲参加指挥大赛，决赛时，他被安排在最后。评委交给他一张乐谱，小泽征尔稍做准备便全神贯注地指挥起来。突然，他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一点不和谐，开始他以为是演奏错了，就指挥乐队停下来重奏，但仍觉得不自然，他感到乐谱确实有问题。可是，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权威人士都声明乐谱不会有问题，是他的错觉。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界权威，他不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但是，他考虑再三，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大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的声音刚落，评判席上那些评委们立即站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以试探指挥家们在发现错误而权威人士不承认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因为，只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真正称得上是世界一流音乐指挥家，在三名选手中，只有小泽征尔相信自己而不附和权威们的意见，从而获得了这次世界音乐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自信是一种力量，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应该微笑地，平静地面对人生，有了自信，生活便有了希望。“天生我材必有用”，哪怕命运之神一次次把我们捉弄，只要拥有自信，拥有一颗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心，成功迟早会属于你的。当然，自信也要有分寸，否则，过分自信，就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那么必然会导致失败。

3、故事讨论要点

世界科学领域本来应该拥有更多的牛顿、爱迪生、达尔文和爱因斯坦，世界文坛本来也应该拥有更多的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和狄更斯。然而，许许多多本来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人都被埋没了，被什么埋没的?自卑!

因为自卑，就没有勇气选择奋斗的目标;因为自卑，在事业上就不敢出人头地;因为自卑就失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因为自卑，就得过且过，，随波逐流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卑就是自我埋没、自我葬送、自我扼杀!一个人要想写下我悔的青春，要想写出人生瑰丽的诗篇，就要摆脱自卑的困扰，点亮自信的明灯!

我国受人尊敬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出生时曾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她是女孩。读书时又受到男同学的歧视;一次期末考试，男同学冲着她趾高气扬地说：“你们女同学能考及格就不简单了!”林巧稚毫不示弱地答道：“女同学怎么样?你们得100分，我们也要100分!”在自信心的鞭策下，她刻苦攻读，那次考试果然得了第一名。

居里夫人说过：“我们应该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活着的人总要照常工作。”正是自信，支持她在经受了失恋、丧夫、社会上的流言蜚语等打击之后，两次荣获了诺贝尔奖，为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我所说的自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自信来自对祖国灿烂明天的信念。我们是时代乐章的一个音符，是祖国海洋里的一滴水。所以我们面对任何挫折或不辛，都不应该悲观颓废，都不应绝望彷徨。

同学们，走出自卑的峡谷，点亮自信的明灯吧!我们大家都应成为学习的强者，生活的强者。我们的生命将因此而闪烁瑰丽的光彩。

心走到哪里，人就会去哪里，因为我们都是跟着心走的！

一位哲人单身时，和几个朋友一起住在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看他总是乐呵呵的，有人问他：“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有什么可高兴的？”哲人说：“朋友们住在一起，随时可以交流思想、交流感情，难道这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都成了家，先后搬了出去，屋内只剩下他一个人，但他每天仍非常快乐。又有人问他：“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有什么好高兴的？”他说：“我有很多书哇。每一本书都是一位老师，和这些老师在一起，随时请教怎不令人高兴？”

几年后，这位哲人成了家，搬进大楼，住一层，仍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有人便问：“你住这样的房子还能快乐吗？”哲人说：“一楼有多好啊！进门就是家，搬东西很方便，朋友来访很方便……特别让我满意的是，可以在空地上养花、种草。这些乐趣真好呀！“

又过了一年，这位哲人把一层让给一位家里有偏瘫老人的朋友，自己搬到楼房的最高层，而这位哲人仍是快快乐乐的。朋友问他：“先生，住顶楼有哪些好处？”他说：“好处多着呢！每天上下楼几次，有利于身体健康;看书、写文章光线好;没有人在头顶上干扰，白天黑夜都安静。”

柏拉图说：“决定一个人心情的，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

历史是一面时间铸就的筛子，在暴风骤雨后，留下的都是一个个忠心爱国的壮士身躯，他们把热血奉献于了祖国大地，浸染了每个爱国者的心灵，他们用智慧与勇气给我们铺垫了美好的今天，他们在用生命铸造辉煌。

我想，自古至今那些为保卫国家而英勇牺牲的人，他们并不是有着一副美丽动人的外表而是有着一颗赤热的红心，为了祖国的安定，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用生命去冲锋，这样的他们应该是最美的。

因为忠勇爱国，梁维亚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当他投第一营前队当兵时，他已经坚定了报国的步伐，参加武昌起义更加涌动了他那颗赤心，而后的他自告奋勇，指挥进攻兵工厂的部队。沪军都督陈其美发现他勇于任事便派他赴苏州活动。苏州同志以梁维亚新从武昌来，派他住说苏抚程德全，他手按枪柄大声喊出他内心的狂热：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公素识时务，只有应天顺人，方为上策。事毕回沪，他又被会为敢死团营长。他肩负着使命，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英勇抗敌。1913年起他又开始参加反袁活动，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从不言弃，一直对祖国忠心耽耽，直到北伐战争，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把自己与国家系以一起，时刻视解救国家危难为己任，这样忠勇的革命战士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然而，爱国者不仅仅只有那位革命战士。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涌出了以屈子厚为首的有志青年，他们成立救国团，谋图以武力反帝、反清，但未能付诸行动。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最初的信念，救国刻不容缓。他先以兴汉排满，伸张民权为旨召集同学组织质学会，后来又旨在保全中国自立权，创建新自立国建立了一支自立军，在各个重要地区起事。屈子厚先后创立的组织的主旨皆不同，但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出发，都是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加快中华复兴。在1908年他们起义没能成功，他改变计划，从此开始教育事业，可在当时的那种黑暗昏庸的社会背景下，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魔掌。

时间划破我们的脸颊，历史沧桑，多少不知名的英雄为了保家卫国，用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那么多忠勇的人们，感谢你们的大无畏。岁月总是经不起磨炼，这种忠勇的精神在漫漫长河中逐渐流失。现代文明社会并不是不需要这种精神而是太需要，但却无法得到满足，社会要进步，中国要富强，就请唤回这种可贵的精神吧！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好老公”。

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

“吊丝”战士，很单纯

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

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

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

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

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

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

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

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

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

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

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

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

“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

被抛弃，却不放弃

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

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

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xx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

“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xx的爱情故事。

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

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

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

死角之后，便是光明

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

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

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

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

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

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

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

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

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

《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

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成功是什么？是一份坚守，是一份执着。孙秋苹正是在向成功不断攀爬的人，柔弱的外表、理性的下是对自己不断的向往与追求，在“年龄有限，追求无限”这种信念的支持下，她不断诠释着自己对成功的理解。

从一名幼师失业，到为谋生成为洗碗工，从负债20万起步到出百万资产，她依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开始一步步奔赴“一场成功的盛宴”。

失掉幼师“饭碗”干起洗碗工

孙秋苹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和那个时期的大多数人一样，她平凡而又普通。

高中毕业后，她就到了一家企业幼儿园做幼师工作。但是1996年年末，这家企业却忽然通知她由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好，幼儿园解散了。

当时毫无准备的她“蒙了”，生活一下变得空虚起来。而在她失业不久之后，丈夫也下岗了，家里顿时没有了经济来源，而还在上学，为了生活，怎么办？只能另外找一份工作。

她说，那个时候，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但现在回想起过去她对那一段生活同样也心存感激，正是在洗碗中，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1997年到2001年，孙秋苹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长春一家宾馆的日本料理店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成了一名洗碗工，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500元的收入。

一年就当上前厅

至今，她仍然能记得到料理店刷碗的第一天她所学到的第一句日语。

“把洗完的盘子都拿过来。”在上班的第一天早上，厨师长——日本人金田三郎用日语给她分配着工作。

柳公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小时候，他和几个小伙伴举办了一次书会。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写了不少毛笔字。

这时，一个卖豆腐的老人看到了柳公权写的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几个字，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便皱了皱眉头，说：这字写得并不好，好像我的豆腐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小公权听到这话，很不高兴地说：有本事，你也写几个字让我看看！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不敢！我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字。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就到华京城去看看吧。

第二天，小公权五更天就起床了，并独自去了华京城。一进华京城，他就看见一棵大槐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只见一个没有双臂的黑瘦老头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纸，右脚夹笔，正在挥洒自如地写对联，而且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的人们阵阵喝彩。

看到此情景，小公权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面前，说：我愿意拜您为师，请您告诉我写字的秘诀！老人慌忙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人，生来没手，只得靠脚巧混生活，怎么能为人师表呢？小公权苦苦哀求，老人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写了几个字：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记在心，从此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经过苦练，柳公权终于成了闻名天下的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