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钱唐湖春行》翻译及创作背景经典20篇

《采薇》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有关《采薇》这一首诗的背景，历来众说纷纭。据毛序为：“《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礹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实，真正的经典，无一例外都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它曾经如此真切细微地属于一个人，但又如此博大深厚地属于每一个人。所以，纵然这首诗背后的那一场战争的烽烟早已在历史里淡去，而这首由戍边战士唱出来的苍凉的歌谣却依然能被每一个人编织进自己的生命里，让人们在这条民歌的河流里看见时间，也看到自己的身影。所以面对《采薇》，与其观世，不如观思;与其感受历史，不如感受生命。

作者创作《简·爱》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的头号工业大国，但英国妇女的地位并因此而得到改变，依然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女子的生存目标就是要嫁入豪门，即便不能生在富贵人家，也要努力通过婚姻获得财富和地位，女性职业的惟一选择是当个好妻子、好母亲。以作家为职业的女性会被认为是违背了正当女性气质，会受到男性的激烈攻击，从夏洛蒂姐妹的作品当初都假托男性化的笔名一事，可以想见当时的女性作家面临着怎样的困境。而《简·爱》就是在这一被动的背景下写成的。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05年)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

杜牧生活的晚唐时代，唐王朝以做大厦将倾之势，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一点点的侵蚀着这个巨人的身体。

而另一方面，宪宗当政后，醉心于自己平淮西等一点点成就，飘飘然的做起了长生不老的春秋大梦，一心事佛，韩愈上《谏佛骨表》、险些丢了性命。宪宗被太监杀死后，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杜牧这年来到江南(江苏江阴)，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委婉的劝诫。后来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这是一首素负盛誉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题为《江南春》。

李白游泾县(在今安徽省)桃花潭时，附近贾村的汪伦经常用自己酿的美酒款待李白，两人便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历代出版的《李白集》、《唐诗三百首》、《全唐诗》注解，都认定汪伦是李白游历泾县时遇到的一个普通村民，这个观点一直延续至今，今人安徽学者汪光泽和李子龙先后研读了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确知“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知名士”，与李白、王维等人关系很好，经常以诗文往来赠答。开元天宝年间，汪伦为泾县令，李白“往候之，款洽不忍别”(详见《李白学刊》第二辑李子龙《关于汪伦其人》)。按此诗或为汪伦已闲居桃花潭时，李白来访所作。李白于天宝十三载(754年)自广陵、金陵至宣城，则此诗当不早于此前。

另据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唐天宝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大诗人李白南下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阳家，欣喜万分，写信给李白：“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而往。到了泾县，李白问汪伦桃园酒家在什么地方，汪伦回答说：“桃花是潭水的名字，并无桃花。万家是店主人姓万，并没有万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

李白要走的那天，汪伦送给李白名马八匹、绸缎十捆，派仆人给他送到船上。在家中设宴送别之后，李白登上了停在桃花潭上的小船，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李白回头一看，只见汪伦和许多村民一起在岸上踏步唱歌为自己送行。主人的深情厚谊，古朴的送客形式，使李白十分感动。他立即铺纸研墨，写下此诗给汪伦。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钟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由於反对势力的攻击，他几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这首诗写於熙宁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

《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也有争议，虽然都认为写于王安石晚期，但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后所作;②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时所作;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时所作。

周代的祖居之地 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 生民》、《公刘》、《 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 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9]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奥威尔的一生及写作都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他坦然承认“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为何写作》)。奥威尔时常流露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特点，经常凭冲动行事，他的一生在政治上也有过曲折的发展道路，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政治观，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

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他从小可以说是个帝国主义者，小学时，他写过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歌，从著名的伊顿中学毕业后，更是当上了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但是短暂的警察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对者，让他毅然辞去这份薪水不薄的工作。

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了几年后，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良知出发，对社会公正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奥威尔写作《动物农场》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西班牙内战和 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

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农场》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

《小王子》这部童话虽然只是作者在3个月一气呵成的作品，但却有着深刻的创作背景，是作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生活和情感的积累，是厚积薄发的产物。它不仅是一部给孩子看的童话，更是哲理与思考的“结晶”，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2]

圣埃克苏佩里这位外人眼中的硬汉子却有着敏感细腻的内心和忧郁柔曼的个性。作者创作《小王子》时已过不惑之年，几次人生大的起伏之后，逐渐走向成熟。从空军退役后，无论是平淡无聊的推销员工作还是开辟新航线的惊险刺激，无论是空中邮局繁重危险的飞行任务，还是几次与死神的失之交臂，都成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宝贵人生财富。虽然《小王子》本身只是一部童话，但却深藏人生的哲理，作者的笔法深入浅出，较以往作品，对人生看的更透彻，是冷静的对人生的思考，包含着浓厚的象征意义，这就是《小王子》的特定背景之一。[3]

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也是作者对自己婚姻的反思，他的妻子康苏罗就是主人公小王子身处异乡时时牵挂的玫瑰原形。安东尼借由这篇童话故事倾吐令人沮丧的婚姻问题，以及外遇的空虚感。自从作者1931年与康苏罗结为伉俪后，因为两个人性格上差异较大，曾一度陷入婚姻危机，《小王子》这篇童话中强调了爱与责任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对待婚姻的态度。虽然后来两人之间矛盾激化，但他仍然认为他对妻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漂流在外，却时时惦记那朵玫瑰，正是作者赴美寻求慰藉后，对康苏罗无时无刻的牵挂。

造成这部书的不同还和当时的二战背景有关：《小王子》创作于1942年，出版于1943年，当时正是二战最关键的时刻。1940年法国战败，随着欧战开始，圣埃克苏佩里曾应征入伍，参加空军侦察行动，目睹法国空军大溃败。维希政府与希特勒签订停战协定后，他复员沉没彷徨了一段时间，辗转北非、葡萄牙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的两年期间，他与母亲的通信联系几乎完全阻绝。他认为，童年是盼望奇迹、追求温情、充满梦想的时代，对比之下，大人死气沉沉、权欲心重、虚荣肤浅。“大人应该以孩子为榜样”。于是作者选取了一个孩子看世界的角度，用孩子的童真、好奇心、和想更多了解这个世界的欲望来给成人讲故事，尤其是给那些“童心未泯”的成人讲，让他们借小王子的想象力暂时忘记属于大人世界的欲望，飞回童年，并反思现实生活，发现人生的真谛。

小王子的形象中也有着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作者笔下流露出对社会一些丑恶现象尖刻的讽刺和批判，这是作者此间心情的宣泄。作者复员后，因法军溃败而对法国的政治家们完全失望，只身远渡美国，想从那里找到救国的希望，可政党间的斗争、社会现实的黑暗一样令他失望。刚到达美国的圣·埃克苏佩里认为贝当政府要求停战，是为了获得一个喘息机会，他不愿在美国谴责它，重要的是伺机反攻，他不论行动还是感情上都是抗战派。但是戴高乐派中一些头面人物在法国危机时抢先逃到美国，如今隔岸空喊抗战，特别对曾做出牺牲，而今在非洲忍辱负重、不知所从的法国军队频频攻击，使圣埃克苏佩里非常厌恶。此外戴高乐对待法国其他抗战力量的用心和做法也叫他十分怀疑。由于他是名人，维希派要拉拢他，达不到目的就造谣中伤他;戴高乐派见他迟迟不参加他们的阵营，就怀疑他。圣·埃克苏佩里主张“法国高于一切”，要两派摒弃前嫌，共同对敌，却受到双方的夹攻。在美国度过的2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1941年12月，美国向法西斯国家宣战，加入二战，这使圣埃克苏佩里又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了美国的帮助，一定会打败法西斯的侵略，一定会解放法国。他激动的说：“这是结束的开始，美国不得不应战，我们要赢了。”[4] 小王子世界的美与丑，也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美好向往，表明作者也看到了希望。最后从作品中小王子与狐狸、玫瑰、飞行员的关系来看，表现了一种美好的追求真挚友谊和博大情怀的理想，有着唯美的情感境界，在圣埃克苏佩里这复杂心情的体现下，才有了《小王子》一书这样的写作风格和主人公性格。

冰心作为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她的诗名是和《繁星》、《春水》连在一起的。《繁星》共由164首小诗组成，《春水》由182首小诗组成，主要发表于1922年的《晨报副刊》上，小诗均无单独标题，只按序号编排。1923年两组诗歌先后结集，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冰心的小说和散文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众多的赞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文坛新秀具有诗人的天份。而她自己立意做诗，还是因为受到了《晨报副刊》的记者孙伏园的鼓励。他把冰心一篇饶有诗趣的杂感，分行放在诗栏里，使冰心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打开自己心中文栏与诗栏的界线，专门做起了诗人，用诗的形式来探索人生。

冰心在后来回忆了自己当初写诗时的情景。在她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课上课下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也把自己随时随地的杂感和回忆写上去，日子多了，数量也就相当可观。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但这三五行背后，总有些与亲身经历有关的事，看到这些字，便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舍不得丢掉。

这时她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 郑振铎译的 泰戈尔的《 飞鸟集》连载，都是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她心里一动，觉得自己记在笔记本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录出来。在抄的时候，她选择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命名为《繁星》。

当时的许多评论家也认为，冰心受了泰戈尔的影响。但也许说她在泰戈尔的启示下，发现了自己的诗才更准确些，真正的源头还在于她自己那些“零碎的思想”。

郑振铎的看法更全面一些，他认为，除了泰戈尔以外，冰心还受到了古典诗词上绝句、小令的影响。冰心10岁的时候就读了《论语》、唐诗，“发疯似的爱了诗”，看诗韵，学对对联，还在课外做了两首七绝，执拗地送给先生“改削改削”，深厚的诗词功底是她成功地创作小诗的原因之一。另外当年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流传极广，对冰心的影响也不少。

《繁星》和《春水》是冰心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灵光闪动的汇合，里面包含着她对生命真谛的认识和理解，包含着丰硕的哲理。捕捉灵感的闪光，凝成短诗，这就是《繁星》和《春水》。后来在《晨报》的“新文艺”栏发表,并结集为《繁星》和《春水》于1923年先后出版。这 300余首无标题的格言式自由体小诗，以自然和谐的音调，抒写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人生哲理的思索，歌颂母爱、人类之爱和大自然，篇幅短小，文笔清丽，意蕴隽永，显示了女作家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在“五四”新诗坛上别具一格,很有影响。被茅盾称为：“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

台湾诗人席慕蓉的这首《一棵开花的树》深受海内外读者喜爱。这是一首女孩子写给男孩子的情诗吗?2007年12月22日，在福建参加“海峡诗会”的席慕蓉披露了作品的创作经过，她说，这是“写给自然界的一首情诗”。

席慕蓉说，在她看来，生命是不断的经过、经过、经过，她写的东西都是在生命现场里所得到的触动，尽管有些触动要等到一二十年后才恍然大悟。

为了解释自己在生命现场里的触动，席慕蓉讲述了《一棵开花的树》的创作过程。她回忆说，当时自己在台湾新竹师范学院教书。5月份有一次坐火车经过苗栗的山间，火车不断从山洞间进出。当火车从一个很长的山洞出来以后，她无意间回头朝山洞后面的山地上张望，看到高高的山坡上有一棵油桐开满了白色的花。“那时候我差点叫起来，我想怎么有这样一棵树，这么慎重地把自己全部开满了花，看不到绿色的叶子，像华盖一样地站在山坡上。可是，我刚要仔细看的时候，火车一转弯，树就看不见了。” 就是这棵真实地存在于席慕蓉生命现场里的油桐，让她念念不忘。她心想，正如海是蓝给自己看一样，花当然也是慎重地开给它自己的，但是，如果没有自己那一回头的机缘，树上的花儿是不是就会纷纷凋零?这促使她写下了《一棵开花的树》。

席慕蓉说：“这是我写给自然界的一首情诗。我在生命现场遇见了一棵开花的树，我在替它发声。”至于有些人把作品解读成“女孩子站在那里等男孩子看她”的情诗，她表示“有点犹疑”。但她同时声明，诗人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因为读者的解释也有权威性。

《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

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做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

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

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创作于1936-1937年10月期间。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的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骆驼祥子》就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

整部小说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艺术地概括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到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惨一生。

热情选择了祥子原来具有的善良朴实，热爱劳动的美好品质，愤怒地揭露和声讨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小说还有力地说明了在旧社会仅凭个人奋斗发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旧中国个体劳动者的悲惨命运。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骆驼祥子》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旧北京为背景。祥子所处的时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

《骆驼祥子》中的背景世界是黑暗的、畸形的、失衡的中国旧社会，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祥子只是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但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贫穷又剥夺了他们手头仅有的可怜的自由。

1936年，老舍的一位山东大学朋友谈起他雇佣车夫的经历与见闻：一位车夫买了“洋车”不久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受穷。当时老舍觉得该题材可以写成一部小说。新文学诞生以来，胡适、鲁迅等作家都先后写过人力车夫，但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以俯视的姿态表达对车夫的同情，并未深入其内心和灵魂深处去体味车夫的人生。老舍因出身贫苦市民家庭，从小就与下层民众接触，对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有着较深入的了解，这一切都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提供了材料来源。

老舍的朋友随后又说起另外一个车夫的故事，他被军队抓去了，哪知转祸为福，乘着军队转移之际牵回三匹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老舍决定把骆驼与车夫结合到一起，用骆驼引出主人公祥子的出场。老舍把祥子放到了自己熟悉的北平。

1936 年的春夏，老舍痴迷地搜集材料，不断润色祥子的形象。山东大学闹了学潮，老舍辞去教职，专心地投入到《骆驼祥子》的写作中。1937年1月，小说在《宇宙风》连载。

《破窑赋》是北宋大臣吕蒙正的作品。相传此赋是作者为了劝诫太子而创作的。作者以自己从贫苦到富贵的经历，并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起伏命运，来说明一种自然循环的人生思想。

吕蒙正(944或946—1011)，北宋大臣。字圣功，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公元977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科状元。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再著作郎，入值史馆。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拜左补阙，知制诰。后任参知政事。公元988年(端拱元年)，拜为宰相。为人质厚宽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不允者，必不强力推行。与开国元老赵普同在相位，关系极为融洽。公元991年(淳化二年)，贬为吏部尚书。两年后复以本官入相。公元995年(至道元年)，再度罢相。真宗即位，任命吕蒙正为左仆射。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第三次登上相位。后封莱国公，授太子太师。不久，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卒谥文穆，赠中书令。

创作背景

吕蒙正出身贫寒，深刻体会穷人的苦难，所以读书勤奋、工作勤奋、爱民勤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寇准一起在破窑读书，体会了人间冷暖，后来，做了宰相，更体会到人心的宠辱。所以他写了一段《破窑赋》。

《破窑赋》系吕蒙正之《劝世章》，又称《寒窑赋》。由于受传统观影响太深，有人认为吕蒙正的思想过于保守消极，因此吕蒙正的许多文章典籍都已失落，而在《吕文穆公传》中这首破窑赋被看作是吕蒙正的经典之作。相传当初是为教化太子而作此文的。吕蒙正曾三次入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当时太子(后来的宋真宗)青春年少，目中无人，没有哪个太师敢当面教训太子。吕蒙正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告诫太子。于是写了这篇《破窑赋》。这篇文章，虽然内容短小，但是却包含了无穷智慧，聪明的太子一下子就懂得其中的道理。据说太子读过此文后，一改常态，常虚心向他人请教。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 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 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 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

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 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 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 《围 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 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 《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 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 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 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 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 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 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 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 “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 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 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 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 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 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 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 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 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 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 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 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 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谁的青春不迷茫》是30岁的刘同回看自己北漂十年的成长岁月。如同大多数人一样，作者刘同一样有着不知所谓的过去，一样黑暗迷茫撞破头的青春期，几场没有结果的恋爱。他说觉得孤独就对了，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我曾谈过一段恋爱，分手理由是因为我不够有钱。后来我拼命赚钱，却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人。我曾被同事排挤，因为我不懂规矩。后来我懂了规矩，但再也不会用这个理由去刁难新同事。我一直和父母抗争，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不那么好。后来我过得越来越好，我才知道他们只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这些年，我一直在试着了解：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更完整的自己，于是他把自己写了下来，写进了书中，于是创作出了青年励志小说《谁的青春不迷茫》。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是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一个导火索。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尼摩船长这个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高大形象，赋予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

创作小说之初，凡尔纳和出版商赫泽尔(Piere-Jules Hetzel)之间就书中的主人公鹦鹉螺号船长尼摩的特征展开了一场争论。赫泽尔认为该把尼摩描写成为奴隶贩卖交易的死敌，为他对某些海上船只的无情攻击提供清晰而理想的辩护。但凡尔纳却希望尼摩是位波兰人，他永不宽恕地把仇恨直指向俄国沙皇(他曾血腥镇压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不过赫泽尔担心他引起外交上的分歧，使该书在有利可图的俄国市场上遭禁。最后，作者和出版商逐渐相互妥协了，他们认为尼摩的真正动机应当弄得模棱两可才有吸引力，尼摩应当被大致定位为自由的拥护者和反压迫的复仇者。 在《神秘岛》中，这才公布他是印度达卡王子。

这首诗是李白青年时期出蜀至荆门时赠别家乡而作，这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具体作年有多种说法，主要有三种：一说作于开元十二年(724年)，二说作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三说作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根据郁贤皓的说法，李白是在开元十二年(724年)辞亲远游。诗人从“五岁诵六甲”起，直至远渡荆门，一向在四川生活，读书于戴天山上，游览峨眉，隐居青城，对蜀中的山山水水怀有深挚的感情，这次离别家乡，发青溪，向三峡，下渝州，渡荆门，轻舟东下，意欲“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这是诗人第一次离开故乡开始漫游全国，准备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这首《题临安邸》系南宋淳熙时士人林升所作，此为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舍墙壁上，是一首古代的“墙头诗”，疑原无题，此题为后人所加。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当政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赵构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终焉之志，于是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商人，在以屈辱换得苟安之下，大修楼堂馆所，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第，壮大这“帝王之居”，并大肆歌舞享乐，沉沦于奢侈糜烂的腐朽生活中，致西湖有“销金锅”之号。几十年中，把临时苟安的杭州当作北宋的汴州(今河南开封)，成了这班寄生虫们的安乐窝。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

此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当作于婚后不久。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而现代词学家王仲闻编著的《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提出了不同意见：“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而李清照之父称为李翁，一似不知其名者，尤见芜陋。《琅嬛记》乃伪书，不足据。”

根据李清照带有自传性的《金石录后序》所言，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嫁与赵明诚，婚后伉俪之情甚笃，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后其父李格非在党争中蒙冤，李清照亦受到株连，被迫还乡，与丈夫时有别离。这不免勾起她的许多思念之情，写下了多首词篇，这首《一剪梅》是其中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