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钱唐湖春行》翻译及创作背景汇编19篇

1902年4月，鲁迅22岁，他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去日本留学，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1904年9月，转赴仙台，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藤野先生这时正在该校任解剖学教授。鲁迅在此认识了这位日本学者，并且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友谊。在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下，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民抱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但藤野先生并不如此，他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毫不歧视，倍加爱护，并以自己的高尚品质给鲁迅以极大的影响。

这篇散文写于1926年10月12日，当时作者鲁迅正遭受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从北京南下，来到厦门大学任教，作者作此文予以怀念藤野先生，此文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

《秋兴八首》是唐大历元年(766)秋杜甫在夔州时所作的一组七言律诗，因秋而感发诗兴，故曰“秋兴”。杜甫自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弃官，至当时已历七载，战乱频仍，国无宁日，人无定所，当此秋风萧瑟之时，不免触景生情。因此写下这组诗。

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广德元年(763)始告结束，而吐蕃、回纥乘虚而入，藩镇拥兵割据，战乱时起，唐王朝难以复兴了。此时，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生活失去凭依，遂沿江东下，滞留夔州。诗人晚年多病，知交零落，壮志难酬，心境非常寂寞抑郁。

周代的祖居之地 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 生民》、《公刘》、《 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 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 [9]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 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

杜牧生活的晚唐时代，唐王朝以做大厦将倾之势，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一点点的侵蚀着这个巨人的身体。

而另一方面，宪宗当政后，醉心于自己平淮西等一点点成就，飘飘然的做起了长生不老的春秋大梦，一心事佛，韩愈上《谏佛骨表》、险些丢了性命。宪宗被太监杀死后，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杜牧这年来到江南(江苏江阴)，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委婉的劝诫。后来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这是一首素负盛誉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题为《江南春》。

冰心作为五四时代的著名诗人，她的诗名是和《繁星》、《春水》连在一起的。《繁星》共由164首小诗组成，《春水》由182首小诗组成，主要发表于1922年的《晨报副刊》上，小诗均无单独标题，只按序号编排。1923年两组诗歌先后结集，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新潮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冰心的小说和散文已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众多的赞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个文坛新秀具有诗人的天份。而她自己立意做诗，还是因为受到了《晨报副刊》的记者孙伏园的鼓励。他把冰心一篇饶有诗趣的杂感，分行放在诗栏里，使冰心受到极大鼓舞，决心打开自己心中文栏与诗栏的界线，专门做起了诗人，用诗的形式来探索人生。

冰心在后来回忆了自己当初写诗时的情景。在她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课上课下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遇到自己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也把自己随时随地的杂感和回忆写上去，日子多了，数量也就相当可观。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但这三五行背后，总有些与亲身经历有关的事，看到这些字，便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舍不得丢掉。

这时她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 郑振铎译的 泰戈尔的《 飞鸟集》连载，都是充满诗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她心里一动，觉得自己记在笔记本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录出来。在抄的时候，她选择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命名为《繁星》。

当时的许多评论家也认为，冰心受了泰戈尔的影响。但也许说她在泰戈尔的启示下，发现了自己的诗才更准确些，真正的源头还在于她自己那些“零碎的思想”。

郑振铎的看法更全面一些，他认为，除了泰戈尔以外，冰心还受到了古典诗词上绝句、小令的影响。冰心10岁的时候就读了《论语》、唐诗，“发疯似的爱了诗”，看诗韵，学对对联，还在课外做了两首七绝，执拗地送给先生“改削改削”，深厚的诗词功底是她成功地创作小诗的原因之一。另外当年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俳句，流传极广，对冰心的影响也不少。

《繁星》和《春水》是冰心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灵光闪动的汇合，里面包含着她对生命真谛的认识和理解，包含着丰硕的哲理。捕捉灵感的闪光，凝成短诗，这就是《繁星》和《春水》。后来在《晨报》的“新文艺”栏发表,并结集为《繁星》和《春水》于1923年先后出版。这 300余首无标题的格言式自由体小诗，以自然和谐的音调，抒写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人生哲理的思索，歌颂母爱、人类之爱和大自然，篇幅短小，文笔清丽，意蕴隽永，显示了女作家特有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意识，在“五四”新诗坛上别具一格,很有影响。被茅盾称为：“一片冰心安在,千秋童稚永存。”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是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一个导火索。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尼摩船长这个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高大形象，赋予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

创作小说之初，凡尔纳和出版商赫泽尔(Piere-Jules Hetzel)之间就书中的主人公鹦鹉螺号船长尼摩的特征展开了一场争论。赫泽尔认为该把尼摩描写成为奴隶贩卖交易的死敌，为他对某些海上船只的无情攻击提供清晰而理想的辩护。但凡尔纳却希望尼摩是位波兰人，他永不宽恕地把仇恨直指向俄国沙皇(他曾血腥镇压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不过赫泽尔担心他引起外交上的分歧，使该书在有利可图的俄国市场上遭禁。最后，作者和出版商逐渐相互妥协了，他们认为尼摩的真正动机应当弄得模棱两可才有吸引力，尼摩应当被大致定位为自由的拥护者和反压迫的复仇者。 在《神秘岛》中，这才公布他是印度达卡王子。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 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 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 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

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 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 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 《围 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 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 《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 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 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 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 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 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 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 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 “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 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 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 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 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 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 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 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 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 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 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 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 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创作于1936-1937年10月期间。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的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骆驼祥子》就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

整部小说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艺术地概括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到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惨一生。

热情选择了祥子原来具有的善良朴实，热爱劳动的美好品质，愤怒地揭露和声讨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小说还有力地说明了在旧社会仅凭个人奋斗发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旧中国个体劳动者的悲惨命运。

这首词当作于作者失意闲居信州(今江西上饶)之时。辛弃疾二十一岁时，就在家乡历城(今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当过许多地方的长官。他安定民生，训练军队，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闲居近二十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天，辛弃疾与陈亮在铅山瓢泉会见，即第二次“鹅湖之会”。陈亮为人才气豪迈，议论纵横。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他先后写了《中兴五论》和《上孝宗皇帝书》，积极主张抗战，因而遭到投降派的打击。这次他到铅山访辛弃疾，留十日。别后辛弃疾写《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寄给他，他和了一首;以后又用同一词牌反复唱和。这首《破阵子》大约也是作于这一时期。

《历代诗余》卷一百十八引《古今词话》：“陈亮过稼轩，纵谈天下事。亮夜思幼安素严重，恐为所忌，窃乘其厩马以去。幼安赋《破阵子》词寄之。”

这首《题临安邸》系南宋淳熙时士人林升所作，此为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舍墙壁上，是一首古代的“墙头诗”，疑原无题，此题为后人所加。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中原国土全被金人侵占。赵构逃到江南，在临安即位，史称南宋。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当政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赵构第二次回到杭州，这水光山色冠绝东南的“人间天堂”被他看中了，有终焉之志，于是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商人，在以屈辱换得苟安之下，大修楼堂馆所，建明堂，修太庙，宫殿楼观一时兴起，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第，壮大这“帝王之居”，并大肆歌舞享乐，沉沦于奢侈糜烂的腐朽生活中，致西湖有“销金锅”之号。几十年中，把临时苟安的杭州当作北宋的汴州(今河南开封)，成了这班寄生虫们的安乐窝。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现实而作的。

此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当作于婚后不久。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而现代词学家王仲闻编著的《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提出了不同意见：“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而李清照之父称为李翁，一似不知其名者，尤见芜陋。《琅嬛记》乃伪书，不足据。”

根据李清照带有自传性的《金石录后序》所言，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嫁与赵明诚，婚后伉俪之情甚笃，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后其父李格非在党争中蒙冤，李清照亦受到株连，被迫还乡，与丈夫时有别离。这不免勾起她的许多思念之情，写下了多首词篇，这首《一剪梅》是其中的代表作。

《三国演义》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其一是关于三国史事的历史文献;其二是民间不断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民间创作。一方面是上千年所积累和深化的史学家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和评价，另一方面是历朝历代民间三国传说的不断演化丰富，它们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5]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多年战乱后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期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安禄山)史(史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他在由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篇不朽的诗作。

吴承恩生活在明代的中后期，历经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五个朝代。明朝中后期的社会情况与开国之初有很大的不同，政治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并日趋尖锐 ;思想文化上启蒙思想兴起，人性解放思潮高涨，市民文学日益蓬勃发展，小说和戏曲创作进入一个全面繁荣兴盛的时期。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因唐太宗贞观元年(627)，25岁的和尚玄奘天竺(印度)徒步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伟大大文学巨著。

《小王子》这部童话虽然只是作者在3个月一气呵成的作品，但却有着深刻的创作背景，是作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生活和情感的积累，是厚积薄发的产物。它不仅是一部给孩子看的童话，更是哲理与思考的“结晶”，充满了对人生的感悟。[2]

圣埃克苏佩里这位外人眼中的硬汉子却有着敏感细腻的内心和忧郁柔曼的个性。作者创作《小王子》时已过不惑之年，几次人生大的起伏之后，逐渐走向成熟。从空军退役后，无论是平淡无聊的推销员工作还是开辟新航线的惊险刺激，无论是空中邮局繁重危险的飞行任务，还是几次与死神的失之交臂，都成了圣埃克苏佩里的宝贵人生财富。虽然《小王子》本身只是一部童话，但却深藏人生的哲理，作者的笔法深入浅出，较以往作品，对人生看的更透彻，是冷静的对人生的思考，包含着浓厚的象征意义，这就是《小王子》的特定背景之一。[3]

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也是作者对自己婚姻的反思，他的妻子康苏罗就是主人公小王子身处异乡时时牵挂的玫瑰原形。安东尼借由这篇童话故事倾吐令人沮丧的婚姻问题，以及外遇的空虚感。自从作者1931年与康苏罗结为伉俪后，因为两个人性格上差异较大，曾一度陷入婚姻危机，《小王子》这篇童话中强调了爱与责任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对待婚姻的态度。虽然后来两人之间矛盾激化，但他仍然认为他对妻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小王子离开自己的星球漂流在外，却时时惦记那朵玫瑰，正是作者赴美寻求慰藉后，对康苏罗无时无刻的牵挂。

造成这部书的不同还和当时的二战背景有关：《小王子》创作于1942年，出版于1943年，当时正是二战最关键的时刻。1940年法国战败，随着欧战开始，圣埃克苏佩里曾应征入伍，参加空军侦察行动，目睹法国空军大溃败。维希政府与希特勒签订停战协定后，他复员沉没彷徨了一段时间，辗转北非、葡萄牙来到了美国。在美国的两年期间，他与母亲的通信联系几乎完全阻绝。他认为，童年是盼望奇迹、追求温情、充满梦想的时代，对比之下，大人死气沉沉、权欲心重、虚荣肤浅。“大人应该以孩子为榜样”。于是作者选取了一个孩子看世界的角度，用孩子的童真、好奇心、和想更多了解这个世界的欲望来给成人讲故事，尤其是给那些“童心未泯”的成人讲，让他们借小王子的想象力暂时忘记属于大人世界的欲望，飞回童年，并反思现实生活，发现人生的真谛。

小王子的形象中也有着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作者笔下流露出对社会一些丑恶现象尖刻的讽刺和批判，这是作者此间心情的宣泄。作者复员后，因法军溃败而对法国的政治家们完全失望，只身远渡美国，想从那里找到救国的希望，可政党间的斗争、社会现实的黑暗一样令他失望。刚到达美国的圣·埃克苏佩里认为贝当政府要求停战，是为了获得一个喘息机会，他不愿在美国谴责它，重要的是伺机反攻，他不论行动还是感情上都是抗战派。但是戴高乐派中一些头面人物在法国危机时抢先逃到美国，如今隔岸空喊抗战，特别对曾做出牺牲，而今在非洲忍辱负重、不知所从的法国军队频频攻击，使圣埃克苏佩里非常厌恶。此外戴高乐对待法国其他抗战力量的用心和做法也叫他十分怀疑。由于他是名人，维希派要拉拢他，达不到目的就造谣中伤他;戴高乐派见他迟迟不参加他们的阵营，就怀疑他。圣·埃克苏佩里主张“法国高于一切”，要两派摒弃前嫌，共同对敌，却受到双方的夹攻。在美国度过的28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1941年12月，美国向法西斯国家宣战，加入二战，这使圣埃克苏佩里又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了美国的帮助，一定会打败法西斯的侵略，一定会解放法国。他激动的说：“这是结束的开始，美国不得不应战，我们要赢了。”[4] 小王子世界的美与丑，也寄托了作者对现实的美好向往，表明作者也看到了希望。最后从作品中小王子与狐狸、玫瑰、飞行员的关系来看，表现了一种美好的追求真挚友谊和博大情怀的理想，有着唯美的情感境界，在圣埃克苏佩里这复杂心情的体现下，才有了《小王子》一书这样的写作风格和主人公性格。

《水浒》是一部在人民群众上百年集体创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创作出来的伟大作品。

南宋时，梁山英雄故事流传甚广。当时的画家、文学家龚开的《宋江36人赞并序》称：宋江等36人的故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

《水浒》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

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

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除了李逵、武松、鲁智深、阮小七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

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的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画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义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

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108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做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

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

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9]

刻画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刻画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

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10]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11] 、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小说取材

《水浒》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

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12]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受招安平方腊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这部优秀的古典名著《水浒》。《水浒》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13]

书名由来

《水浒》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四大名著之一。该书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作者是施耐庵，而书名却是罗贯中所起。

二、全书是施耐庵一人所著。

三、此书是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共同写的。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

《破窑赋》是北宋大臣吕蒙正的作品。相传此赋是作者为了劝诫太子而创作的。作者以自己从贫苦到富贵的经历，并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起伏命运，来说明一种自然循环的人生思想。

吕蒙正(944或946—1011)，北宋大臣。字圣功，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公元977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科状元。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再著作郎，入值史馆。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拜左补阙，知制诰。后任参知政事。公元988年(端拱元年)，拜为宰相。为人质厚宽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不允者，必不强力推行。与开国元老赵普同在相位，关系极为融洽。公元991年(淳化二年)，贬为吏部尚书。两年后复以本官入相。公元995年(至道元年)，再度罢相。真宗即位，任命吕蒙正为左仆射。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第三次登上相位。后封莱国公，授太子太师。不久，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卒谥文穆，赠中书令。

创作背景

吕蒙正出身贫寒，深刻体会穷人的苦难，所以读书勤奋、工作勤奋、爱民勤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寇准一起在破窑读书，体会了人间冷暖，后来，做了宰相，更体会到人心的宠辱。所以他写了一段《破窑赋》。

《破窑赋》系吕蒙正之《劝世章》，又称《寒窑赋》。由于受传统观影响太深，有人认为吕蒙正的思想过于保守消极，因此吕蒙正的许多文章典籍都已失落，而在《吕文穆公传》中这首破窑赋被看作是吕蒙正的经典之作。相传当初是为教化太子而作此文的。吕蒙正曾三次入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当时太子(后来的宋真宗)青春年少，目中无人，没有哪个太师敢当面教训太子。吕蒙正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告诫太子。于是写了这篇《破窑赋》。这篇文章，虽然内容短小，但是却包含了无穷智慧，聪明的太子一下子就懂得其中的道理。据说太子读过此文后，一改常态，常虚心向他人请教。

这首词是1936年2月，毛泽东率军从陕北瓦窑堡出发，准备进入黄河进入山西西部的时候。在袁家沟登山观雪景后作的，1936年10月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胜利到达抗日前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年底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7日。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会上决定渡过黄河东征。1936年2月，毛泽东便亲自率领红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到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途经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时，适逢大雪。面对着雪花纷飞的壮丽河山，联系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毛泽东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诗篇，词中以咏雪起兴，赞美祖国的江山，评论祖国的历史，歌颂祖国的今天，憧憬祖国的未来。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赠给柳亚子先生。1945年10月14日《雪》公开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引起轰动。一时间重庆的骚人墨客，纷纷填词唱和，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据说想要填出超过这一首词的。据大致统计，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国内报刊发表《沁园春》和词30余首，无出其右者。由此可看出此词真可谓冠绝千古。

《谁的青春不迷茫》是30岁的刘同回看自己北漂十年的成长岁月。如同大多数人一样，作者刘同一样有着不知所谓的过去，一样黑暗迷茫撞破头的青春期，几场没有结果的恋爱。他说觉得孤独就对了，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我曾谈过一段恋爱，分手理由是因为我不够有钱。后来我拼命赚钱，却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个人。我曾被同事排挤，因为我不懂规矩。后来我懂了规矩，但再也不会用这个理由去刁难新同事。我一直和父母抗争，因为他们一直觉得我不那么好。后来我过得越来越好，我才知道他们只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这些年，我一直在试着了解：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更完整的自己，于是他把自己写了下来，写进了书中，于是创作出了青年励志小说《谁的青春不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