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钱唐湖春行》翻译及创作背景经典20篇

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安禄山)史(史思明)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20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今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春，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离开洛阳，历经新安、石壕、潼关，夜宿晓行，风尘仆仆，赶往华州任所。所经之处，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这引起诗人感情上的强烈震动。他在由新安县西行途中，投宿石壕村，遇到吏卒深夜捉人，于是就其所见所闻，写成这篇不朽的诗作。

晋陵即今江苏常州，唐代属江南东道毗陵郡。陆丞，作者的友人，不详其名，时在晋陵任县丞。杜审言在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中进士后，仕途失意，一直充任县丞、县尉之类小官。大约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前后，他到江阴县任职。此时他宦游已近二十年，诗名甚高，却仍然远离京洛，在江阴这个小县当小官，心情很不高兴。

在江阴县任职时，杜审言与陆某是同郡邻县的僚友。他们同游唱和，可能即在其时。陆某原唱应为《早春游望》，内容已不可知。此诗是杜审言为唱和而作。

《骆驼祥子》小说，以20世纪20年代的旧北京为背景。祥子所处的时代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

《骆驼祥子》中的背景世界是黑暗的、畸形的、失衡的中国旧社会，人民过着贫苦的生活，祥子只是广大劳苦大众的代表。他们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但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贫穷又剥夺了他们手头仅有的可怜的自由。

1936年，老舍的一位山东大学朋友谈起他雇佣车夫的经历与见闻：一位车夫买了“洋车”不久又卖掉，如此三起三落，最后还是受穷。当时老舍觉得该题材可以写成一部小说。新文学诞生以来，胡适、鲁迅等作家都先后写过人力车夫，但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以俯视的姿态表达对车夫的同情，并未深入其内心和灵魂深处去体味车夫的人生。老舍因出身贫苦市民家庭，从小就与下层民众接触，对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有着较深入的了解，这一切都为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提供了材料来源。

老舍的朋友随后又说起另外一个车夫的故事，他被军队抓去了，哪知转祸为福，乘着军队转移之际牵回三匹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老舍决定把骆驼与车夫结合到一起，用骆驼引出主人公祥子的出场。老舍把祥子放到了自己熟悉的北平。

1936 年的春夏，老舍痴迷地搜集材料，不断润色祥子的形象。山东大学闹了学潮，老舍辞去教职，专心地投入到《骆驼祥子》的写作中。1937年1月，小说在《宇宙风》连载。

这首词是1936年2月，毛泽东率军从陕北瓦窑堡出发，准备进入黄河进入山西西部的时候。在袁家沟登山观雪景后作的，1936年10月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胜利到达抗日前线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年底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7日。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会上决定渡过黄河东征。1936年2月，毛泽东便亲自率领红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到华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途经陕北清涧县袁家沟时，适逢大雪。面对着雪花纷飞的壮丽河山，联系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毛泽东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这首气势磅礴、雄浑豪放的诗篇，词中以咏雪起兴，赞美祖国的江山，评论祖国的历史，歌颂祖国的今天，憧憬祖国的未来。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赠给柳亚子先生。1945年10月14日《雪》公开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引起轰动。一时间重庆的骚人墨客，纷纷填词唱和，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据说想要填出超过这一首词的。据大致统计，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国内报刊发表《沁园春》和词30余首，无出其右者。由此可看出此词真可谓冠绝千古。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天，那时杜甫52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衡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杜甫是一个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当时正流落在四川。他听闻消息后，欣喜若狂，恨不得马上回到和平、安定的家乡。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 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 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 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

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 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 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 《围 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 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 《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 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 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 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 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 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 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 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 “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 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 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 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 篇》。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 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 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03年出版 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 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 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 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 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 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长篇代表作，创作于1936-1937年10月期间。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的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骆驼祥子》就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

整部小说以祥子买车的三起三落为情节发展的中心线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旧社会人力车夫的苦难生活，艺术地概括了祥子从充满希望，到挣扎苦斗，直到精神崩溃，走向堕落的悲惨一生。

热情选择了祥子原来具有的善良朴实，热爱劳动的美好品质，愤怒地揭露和声讨把祥子逼进堕落深渊的黑暗社会，小说还有力地说明了在旧社会仅凭个人奋斗发家，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反映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旧中国个体劳动者的悲惨命运。

奥威尔的一生及写作都与政治紧密相联，在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时，他坦然承认“过去的全部十年中，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政治性写作变成一种艺术”(《我为何写作》)。奥威尔时常流露出一种政治上的幼稚特点，经常凭冲动行事，他的一生在政治上也有过曲折的发展道路，会根据自己的认识修正自己政治观，所依据的是自己的良知。

出生在殖民地小官员家庭的他从小可以说是个帝国主义者，小学时，他写过充满帝国主义色彩的诗歌，从著名的伊顿中学毕业后，更是当上了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殖民地警察，但是短暂的警察生涯把他变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反对者，让他毅然辞去这份薪水不薄的工作。

在社会底层和接近底层的状况下生活了几年后，最终他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仍对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保留自己的看法，并不惮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从良知出发，对社会公正有着执著追求的人，用他的传记作者杰弗里·迈耶斯的话来总结就是：“奥威尔在一个人心浮动、信仰不再的时代写作，为社会正义斗争过，并且相信最根本的，是要拥有个人及政治上的正直品质。”

奥威尔写作《动物农场》以及后来的《一九八四》并非偶然，1937年，他从西班牙内战战场归来，让他的写作有了新目标。(“西班牙内战和 1936年至1937年间所发生的事改变了态势，此后我就知道我的立场如何。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奥威尔1936年底去西班牙参战，本来是为了保卫共和政府所代表的民主政体，却目睹了左派内部的生死斗争。

奥威尔死里逃生从西班牙回来，对苏联所控制的西班牙共和派表面上代表进步、民主，却进行政治及人身迫害、思想控制的种种做法感到愤慨，后来也写了不少文章来揭露。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西方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抱以希望时，奥威尔通过自身经历以及对苏联的大清洗等一系列事件的了解，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之本质有了自己的判断。以童话形式写成的《动物农场》便是这种思想推动下的产物。

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是凡尔纳创作《海底两万里》的一个导火索。他在小说中塑造了尼摩船长这个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高大形象，赋予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批判。

创作小说之初，凡尔纳和出版商赫泽尔(Piere-Jules Hetzel)之间就书中的主人公鹦鹉螺号船长尼摩的特征展开了一场争论。赫泽尔认为该把尼摩描写成为奴隶贩卖交易的死敌，为他对某些海上船只的无情攻击提供清晰而理想的辩护。但凡尔纳却希望尼摩是位波兰人，他永不宽恕地把仇恨直指向俄国沙皇(他曾血腥镇压了一场波兰人的起义)。不过赫泽尔担心他引起外交上的分歧，使该书在有利可图的俄国市场上遭禁。最后，作者和出版商逐渐相互妥协了，他们认为尼摩的真正动机应当弄得模棱两可才有吸引力，尼摩应当被大致定位为自由的拥护者和反压迫的复仇者。 在《神秘岛》中，这才公布他是印度达卡王子。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05年)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

这首词当作于作者失意闲居信州(今江西上饶)之时。辛弃疾二十一岁时，就在家乡历城(今山东济南)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当过许多地方的长官。他安定民生，训练军队，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闲居近二十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天，辛弃疾与陈亮在铅山瓢泉会见，即第二次“鹅湖之会”。陈亮为人才气豪迈，议论纵横。自称能够“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他先后写了《中兴五论》和《上孝宗皇帝书》，积极主张抗战，因而遭到投降派的打击。这次他到铅山访辛弃疾，留十日。别后辛弃疾写《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词寄给他，他和了一首;以后又用同一词牌反复唱和。这首《破阵子》大约也是作于这一时期。

《历代诗余》卷一百十八引《古今词话》：“陈亮过稼轩，纵谈天下事。亮夜思幼安素严重，恐为所忌，窃乘其厩马以去。幼安赋《破阵子》词寄之。”

天宝十五年，唐玄宗采纳了新任宰相房礯等人的建议，传下“制置”的诏旨，将四个儿子分置四方，对叛军造成分进合围的态势。不料太子李亨却在此诏命之前已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县)自行接了帝位登基，改年号为至德元年，尊奉玄宗为太上皇。玄宗得知虽心中不乐，但一来年岁已高，二来考虑到自己在位上引发了叛乱，心中内疚，面对既成的事实也就没有追究。然而永王李縕，正当盛年，身强力壮，雄心勃勃，对太子李亨擅自称帝，心存不满，便没有奉旨入蜀，反而移师江夏，继续扩充军队，召募人才，以便与肃宗李亨分庭抗礼。李白也因此不幸受骗，入其幕府，而后被捕下狱，终被流放夜郎。这是后话。且说李白此时因其妻思弟心切，欲上豫章看望弟弟，遂离开宣城，到距豫章很近的庐山隐居。庐山乃天下名山，景色秀丽无双，李白观察日九，爱之深切，写下不少诗篇赞美庐山美景。《望庐山瀑布》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杜牧生活的晚唐时代，唐王朝以做大厦将倾之势，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一点点的侵蚀着这个巨人的身体。

而另一方面，宪宗当政后，醉心于自己平淮西等一点点成就，飘飘然的做起了长生不老的春秋大梦，一心事佛，韩愈上《谏佛骨表》、险些丢了性命。宪宗被太监杀死后，后继的穆宗、敬宗、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杜牧这年来到江南(江苏江阴)，不禁想起当年南朝、尤其是梁朝事佛的虔诚，到头来是一场空，不仅没有求得长生，反而误国害民。既是咏史怀古，也是对唐王朝统治者委婉的劝诫。后来武宗发动会昌灭佛，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矛盾。

这是一首素负盛誉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故题为《江南春》。

这是辛弃疾中年时代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辛弃疾在南宋做到封疆大吏，但他英伟磊落的议论和果断干练的作风，特别是力主抗战恢复的政治主张，却遭到同僚的嫉恨和最高统治阶层的打击。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辛弃疾因受奸臣排挤，被免罢官，回到上饶带湖家居，并在此生活了近十五年，过着投闲置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也有过短暂的出仕经历，但以在上饶居住为多，在此留下了不少词作。这首词即为其中之一。

小说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为背景，在文中多次出现“泡沫经济”一词。小说开始时的案发地是一座废弃的烂尾楼，这正让人联想起当时日本经济的衰落和萧条。泡沫经济的破灭，大批企业倒闭，致使失业率骤增，据社会学家统计，这一时期日本近1/3的人口是失业者，家庭背负巨额债务，经济从巅峰跌人谷底，挥金如土的日本人开始体会到金钱的重要性。为了生存、为了“安全感”，金钱成为凌驾于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与人之间最宝贵情感之上的东西，人性在金钱的追逐中迷失，个人本位主义、社会无罪感等大行其道。当泡沫经济压得人喘不过气时，日本又相继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沙林毒气杀人等重大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日本社会学家普遍认为，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日本安全神话”从此破灭，日本人普遍感到了对个人、亲友的安全上的威胁，社会秩序隐藏下的精神道德危机显现出来，“日本社会产生了影响范围更广、更深刻的‘信任危机’，并迅速波及各个领域”。雪穗和亮司爱情悲剧的源头是家庭的冷漠、社会的冷酷导致的人性扭曲，是雪穗和亮司儿时的不幸让“恨”的种子在心中滋长，结出“恶”的花朵并不断蔓延而不可遏制。

《破窑赋》是北宋大臣吕蒙正的作品。相传此赋是作者为了劝诫太子而创作的。作者以自己从贫苦到富贵的经历，并列举了历史上诸多名人的起伏命运，来说明一种自然循环的人生思想。

吕蒙正(944或946—1011)，北宋大臣。字圣功，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公元977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科状元。授将作监丞，通判升州。再著作郎，入值史馆。公元980年(太平兴国五年)，拜左补阙，知制诰。后任参知政事。公元988年(端拱元年)，拜为宰相。为人质厚宽简，素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不允者，必不强力推行。与开国元老赵普同在相位，关系极为融洽。公元991年(淳化二年)，贬为吏部尚书。两年后复以本官入相。公元995年(至道元年)，再度罢相。真宗即位，任命吕蒙正为左仆射。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第三次登上相位。后封莱国公，授太子太师。不久，因病辞官，回归故里。卒谥文穆，赠中书令。

创作背景

吕蒙正出身贫寒，深刻体会穷人的苦难，所以读书勤奋、工作勤奋、爱民勤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寇准一起在破窑读书，体会了人间冷暖，后来，做了宰相，更体会到人心的宠辱。所以他写了一段《破窑赋》。

《破窑赋》系吕蒙正之《劝世章》，又称《寒窑赋》。由于受传统观影响太深，有人认为吕蒙正的思想过于保守消极，因此吕蒙正的许多文章典籍都已失落，而在《吕文穆公传》中这首破窑赋被看作是吕蒙正的经典之作。相传当初是为教化太子而作此文的。吕蒙正曾三次入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当时太子(后来的宋真宗)青春年少，目中无人，没有哪个太师敢当面教训太子。吕蒙正决定写一篇文章，来告诫太子。于是写了这篇《破窑赋》。这篇文章，虽然内容短小，但是却包含了无穷智慧，聪明的太子一下子就懂得其中的道理。据说太子读过此文后，一改常态，常虚心向他人请教。

此词是李清照前期的作品，当作于婚后不久。题名为元人伊世珍作的《琅嬛记》引《外传》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而现代词学家王仲闻编著的《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提出了不同意见：“清照适赵明诚时，两家俱在东京，明诚正为太学生，无负笈远游事。此则所云，显非事实。而李清照之父称为李翁，一似不知其名者，尤见芜陋。《琅嬛记》乃伪书，不足据。”

根据李清照带有自传性的《金石录后序》所言，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嫁与赵明诚，婚后伉俪之情甚笃，有共同的兴趣爱好。而后其父李格非在党争中蒙冤，李清照亦受到株连，被迫还乡，与丈夫时有别离。这不免勾起她的许多思念之情，写下了多首词篇，这首《一剪梅》是其中的代表作。

宋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今江苏南京)，王安石是在那里长大的，对钟山有着深厚的感情。[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宰相)，开始推行变法。由於反对势力的攻击，他几次被迫辞去宰相的职务。这首诗写於熙宁八年(1075)二月，正是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进京之时。

《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长期以来也有争议，虽然都认为写于王安石晚期，但具体的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①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召自江宁府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瓜洲后所作;②神宗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自京还金陵;途经瓜洲时所作;③神宗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第二次拜相;自江宁赴京途经瓜洲时所作。

《三国演义》的素材主要来源于两个途径：其一是关于三国史事的历史文献;其二是民间不断流传的三国故事和民间创作。一方面是上千年所积累和深化的史学家对三国历史的叙述和评价，另一方面是历朝历代民间三国传说的不断演化丰富，它们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5]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多年战乱后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期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采薇》是出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的一篇。历代注者关于它的写作年代说法不一。但据它的内容和其它历史记载的考订大约是周宣王时代的作品的可能性大些。周代北方的猃狁(即后来的匈奴)已十分强悍，经常入侵中原，给当时北方人民生活带来不少灾难。历史上有不少周天子派兵戍守边外和命将士出兵打败猃狁的记载。从《采薇》的内容看，当是将士戍役劳还时之作。诗中唱出从军将士的艰辛生活和思归的情怀。

有关《采薇》这一首诗的背景，历来众说纷纭。据毛序为：“《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礹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其实，真正的经典，无一例外都有着穿越时空的魅力。它曾经如此真切细微地属于一个人，但又如此博大深厚地属于每一个人。所以，纵然这首诗背后的那一场战争的烽烟早已在历史里淡去，而这首由戍边战士唱出来的苍凉的歌谣却依然能被每一个人编织进自己的生命里，让人们在这条民歌的河流里看见时间，也看到自己的身影。所以面对《采薇》，与其观世，不如观思;与其感受历史，不如感受生命。

《匆匆》写于1922年3月，恰逢“五四”运动落潮期。 当时的“五四” 知识青年忙于救国，忙于追求进步;他们备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压迫， 却没有停止追求进步的脚步;他们苦恼、彷徨， 却在冷静的沉思后， 继续追赶人生的路。“五四”运动落潮期的现实情况让朱自清失望，但作者在彷徨中并不甘心于沉沦。朱自清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著地探寻与追求。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它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一文中的内容)朱自清依托春景激发内心情感，借助想象释怀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