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林肯的幽默故事汇集20篇

卓别麟能编，能导，能演，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影人。有一次，他召开影片摄制会议，一只苍蝇在他四周绕着圈子飞。起初他用手打几下，没有打到，就要了一个苍蝇拍。会议进行中，他就握着苍蝇拍，摆出打苍蝇的姿态，眼睛狠狠地望着那苍蝇。可是打了三次，都没有打到。后来苍蝇就在他面前的桌上，他慢慢地拿起苍蝇拍，正要作死命一击时，忽然放下手中武器，让苍蝇飞走。旁边在座的人看了，就说：为什么你不把它打死？这位谐星耸了耸肩，说：这只不是方才那只！

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非常珍惜时间。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

鲁迅确实惜时如命，他把别人喝咖啡、谈空天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鲁迅还以各种形式来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与工作。在北京时，他的卧室兼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集录我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的两句诗，上联是"望崦嵫而勿迫"（看见太阳落山了还不心里焦急），下联为"恐鹈鹕之先鸣"(怕的是一年又去，报春的杜鹃又早早啼叫)。书房墙上还挂着一张鲁迅最崇敬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照片。

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鲁迅用这朝夕相处的对联与照片督促自己抓紧时间。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惜时如命的精神，鲁迅在他56岁的生命旅途中，广泛涉及到自然、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一生著译一千多万字，留给后人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家都知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个歇后语吧，可你们知道吕洞宾的故事吗？

相传吕洞宾是山西人，为人善良，刚正不阿。八仙之中，吕洞宾名声最响。因为他行踪不定，经常在人间济世度人，上到达官贵人，下到乞丐娼妓，都有受过他点化的。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他飞升后，家乡百姓为他修建了吕公祠，以示纪念。

北宋时，有一年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疟疾流行，有位卖菜的老婆婆，子孙都染上了疟疾。一天，有位道人过来，老婆婆招呼他喝茶，礼数周到，并叹息说：家中子孙都病，先生能否施治呢？道士说：明天早晨等我来。第二天清晨老婆婆便等在那里，道士给他一个纱袋，包着一丸药，说：发病时让他拿着这药，病自然会好。一丸可以治疗百人，超过一百人，便没有效验了。老婆婆照他的话做，子孙病好之后，又拿来治疗邻居，共治好百人之多。超过百人，药便没有效验。老婆婆将纱袋拆开，里边没有药，只有张纸条，写着吕洞宾三个字。

湖北鄂城某镇有一位贫穷的妇女，向来患有风瘫症，每天爬着来到桥上乞讨。一天，遇见一位道士经过，问起她来，贫妇回说：丈夫死了，还有位八十岁的婆婆，每天来这儿讨些钱米供养婆婆。道人听后，便将棕拂尘一头递过去，说：拉着拂尘起身试试看。妇人牵着拂尘，果然站了起来。又说：你且试着跟我走。妇人跟着走了几步，瘫病竟全部消失，恢复了行走能力，忙拜谢说：先生住在哪里？我们可以登门道谢。道士说：我住在某人家的楼上。妇人回到家，婆婆十分惊异。问起缘故，知道遇上好人。第二天，找到那家人楼上，并没有道士，一抬头，见到吕洞宾画像，与昨天碰到的道人一模一样，才知是吕洞宾救治。

吕洞宾类似的故事极多。说法不一，但不论什么版本，都说吕洞宾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神仙。这就是我们山西的名人——吕洞宾。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他曾经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成为第一个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棋手，打破了“日本九段不可战胜”的神话。他亲创的“中国流”布局，现今仍流行于世界棋坛。这是他为众人熟知的一面——“棋王”。

他身患胃癌，在病床上与癌症斗争32年，并完成自传名作《超越自我》。这是他的另一面——“抗癌斗士”。

他就是“围棋教父”陈祖德。

2011年，陈祖德患胰腺癌并再次接受手术，在病房坚持撰写《中国围棋古谱精解大系》一书。2012年11月1日，病魔还是无情地将他带走，享年68岁。

傅嘉，清朝著名学者，广东人，出生于公元1745年。

傅嘉自幼聪明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六岁时便学会了联诗作对，到七岁去学校读书时，在文学上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可是，他只念了一年书，由于母亲去世，家中贫困，他也就退学了。在他退学之后，仍不忘读书，常在上山砍柴和干活的空间，挤时间读书。

有一天，他听说朝廷派了个叫李调元的进士到广东任学政。傅嘉早就知道李调元是个有名的才子，小时候就以“叔嫂联对”而闻名乡里。于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便想见识见识这位名人的才华。

几天后，傅嘉打听到李调元每日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便在路的正中央用三块石头垒成一座石桥，然后守候在那里。不一会儿，李调元坐着轿子来了。

轿夫来到“石桥”跟前，一脚便把石头踢到了路的一边。这下，傅嘉可不干了，上前拦住轿夫，指责他不该把他的“石桥”拆掉。轿夫则说傅嘉不应该在路中央摆石头玩，妨碍行走。轿夫和傅嘉各说各的理，声音越来越大，争吵起来。

李调元在轿中听了，也觉着这孩子太不讲理，于是便走下轿来，准备劝说几句，叫他让开算了。

不料，他刚一下轿，傅嘉竟一扫刚才的怒气，上前深施一礼说：“您就是新来的李大人吧！听说您从小就以联诗作对很有名气，在下很是敬慕，今以‘石桥’拦轿，就是想和大人联上一对，不知大人能否赐教？”

李调元一听，心中就乐了，天底下竟有这样求联对的！不过，他一向以联诗作对为乐趣，今又见傅嘉出语不凡，满脸稚气，很像自己当年向三嫂讨粽子时的那副神态，不由十分欢喜；于是，也想考考他是否有自己当年那种才气，便高兴地对他说：“那你就先出上联吧！”

傅嘉不假思索，顺手指着被轿夫踢倒的“石桥”，写出上联：踢倒磊桥三块石。

按说，上联中的“磊”字应该用“垒”字，可他竟写上了三个“石”字的“磊”，和后面的“三块石”相接，使得李调元难以应对，想了足有半个时辰，也未想出合适的语句来，便有些难堪地提出回去再想，明日一定答复。傅嘉同意了。

李调元回到家中，愁眉不展，他的妻子见了，便问根由。当李调元把途中一个孩子求他联对的事说出后，妻子竟笑着说：“咳，这有何难？”

于是，她拿过剪刀，把绣花用的纸剪出一个“出”字，然后从中间剪成两个“山”字说：剪开出字两重山。

李调元一听，“出”和“磊”相对，“两重山”和“三块石”相对，不由得连连称妙。

第二天一早，李调元又坐轿来到原处，见傅嘉已等在那里，便把下联说了出来。

可傅嘉听了，却微微一笑说：“这下联对得的确很妙，但我想并非出自李大人之手。”

李调元吃惊地问道：“你这是从何谈起？”

傅嘉又笑着回答说：“想大人堂堂男子，不用‘劈’字和‘砍’字，怎么想起来用个‘剪’字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联定是李夫人对的。”

李调元听后，十分钦佩傅嘉惊人的聪敏才智，不但承认了夫人对下联的事实，而且专门来到傅嘉的家中，送上俸银二百两，一再嘱咐他的父亲要好好供傅嘉读书。

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国王.也称为腓特烈二世，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腓特烈大帝拥有一支巨人卫队，由于这些人个子极高，要想找到同样高大的人补充卫队是很困难的，况且腓特烈大帝还立下规矩：不会语的人不能进入巨人卫队。这样一来，负责挑选卫兵的侍卫长就更加难办了，他有时只好选择-些个子够高而不会说德语的人，教他们一些德语，以便回答国王的简单提问。

腓特烈大帝经常检阅守卫城堡的士兵，他每次都要向他所见的卫兵问这样三个问题：

“你多大年纪?”

“你到我的卫队多久了?”

“你对这里的伙食条件是否都是满意的?”

因此，侍卫长首先要教会不会讲德语的新兵怎样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天，国王同一个新兵谈话时，把问题的顺序换了一下。他首先问：“你到我的卫队多久了?”

那个年轻的卫兵立即答道：“报告陛下，二十年。”

腓特烈十分惊讶，接着问：“那么你多大年纪?”

“报告陛下，六个月。”

国王听后非常生气，问道：“到底我们两个谁是傻瓜?”

卫兵很有礼貌地回答，“报陛下，都是。”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名人故事是以历史上名人的事迹激励儿童，鼓励他们学习名人的精神品质和美德。名人故事对儿童具有正面的榜样作用。

名人故事要求真实。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有的作者则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有适当的虚构；甚至还有的作者认为，语言本身有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名人故事中的“虚构”，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实的不足。名人故事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写作，即作家是在某人“成名”之后，他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被大家认识之后，才向前溯源，勾勒出他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因此，名人故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想象来填补。如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杨正润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找到史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引自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由名人故事的文学性决定的。名人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不同于历史，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名人故事所需要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人的精神特质或性格特点。作家不能罗列这位名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而是选取最打动人的、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映名人的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在搜集名人的故事素材后，要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艺术创作过程。例如，名人故事中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也无必要完全还原当时的“原话”，作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另外，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常常是儿童，这就需要这些故事是儿童也能理解或接受的。所以，名人故事常常也以名人的童年的故事为主，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些故事在创作时，语言要符合儿童接受的实际情况，用词用句都要有所考虑。这里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只要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而不用追求全部细节的真实。那种要求故事机械地、照相式地阐释事件的“真实”，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

当然，名人故事创作中的“虚构”要有限度。名人故事的“虚构”，要建立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程度也不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一些人物传奇、或名人的佚闻趣事，常常无从考证，虚构性更强。例如，民间流传的关于红军将领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有广泛的接受度，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似无过分追究“真实性”的必要。

作者:白岩松

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问我，说现在的社会不良现象都是凭父亲，有关系，看相貌等等。我就问他，凭父亲，起码还得有父亲，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带大我们哥俩。我们在内蒙古偏远的地方长大，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不也走到了今天吗?

我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的现象，我告诉你，信那些该信的东西，因为它能改变你。因为如果你要信那些你没法不愤怒的事情，它只能害了你。

没有一代的青春是容易的。青春如果没有了奋斗，没有了挣扎，没有了希望，没有了绝望，还叫什么青春?

说青春美好的人，全部是在回忆的时候下的定义。正在经历的人，没有几个人说过青春美好，除非你喊空洞的口号。

但是青春最美好的就是充满着所有的希望、绝望。有太阳的时候，你都觉得天昏地暗，因为心情不好;有的时候下着大雨，你只想穿着背心到大雨中狂奔，因为你很开心，这就是青春。到了中年不可以了，到了老年也许又可以了。

青春可以犯错，因为有无数的时间可以改，而我已经不可以了，40多岁的人，一定要减少犯错误，因为你改的机会不多了。

我在内蒙古的老家做演讲，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问我，白老师，你坐在主席台，我在最后一排，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你那个位置呢?我说，老弟，角度不同，在我的位置上，你在第一排，你有无数条路可以走到这儿来，我再也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到你那儿去了。是我该羡慕你，还是你该羡慕我呢?怎么样过你此时此刻的青春?

史铁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大哥，2010年的12月31日，离他的60岁还有几个小时，他走了。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当时四肢健全的时候，可以随地奔跑的时候，抱怨周围的环境如何的糟糕，突然瘫痪了，坐在了轮椅上。坐在轮椅上的时候，抱怨我怎么坐在了轮椅上，不能行动了，怀念当初可以行走、可以奔跑的日子，他才知道那个时候多么的阳光灿烂。

又过了几年，坐不踏实了，长褥疮，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出现，突然开始怀念前两年可以安稳地坐在轮椅上的时光，那么的不痛苦，那么的风清日朗。又过了几年，尿毒症，开始怀念当初有褥疮，但是依然可以坐在轮椅上的时光。又过一些年，要透析了，不断的透析，一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还是怀念刚尿毒症的那会儿时光。

所以史铁生说生命中永远有一个“更”。为什么不去珍惜呢?大学中为了未来忧虑，失去了美好的四年，你值吗?如果我们要为未来忧虑的话，你拥有一辈子的机会，难道你会为了你的未来，一辈子地忧虑吗?

爱你现在的时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较什么劲呢?未来的还没有来，你焦虑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吗?真正的恐惧不是血肉横飞的画面，真正的恐惧是调动你的想象力，把你自己吓着了。

最高明的恐怖片导演，都高明于此，调动你自己的想象力吓唬你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恐惧就是如此，都是你自己的想象把自己吓着了。可是有科学家调查，你所忧虑的事情，只有10%最后变成了现实。这个数据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你付出了100%的忧虑，其中有90%是瞎耽误工夫，明天的事交给明天。

而且生命中有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如果你真的过好了每一天，明天还不错。如果你安安稳稳地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

青春该怎么过，校园的时光怎么过?不计后果地过。

但是请注意，我说的不计后果，没有让你违法，在法律、各种限制条件内，别那么功利地计后果，为了后果而过。如果我们的大学生涯非常功利的话，你反而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有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痛，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悲惨。我从功利的角度告诉你，你越在乎过程，你越拥有一个完满的过程，你的结局越有可能不错。

顾恺之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画家。他非常重视画人点睛的技巧。古书记载说，他曾给人家画扇面，扇面上是魏晋名士阮籍、嵇康的像，但都没有点上眼珠，就把画给了人家。扇子的主人问他为什么不画上眼珠，他郑重其事地说：“怎么能点上眼珠呢?点了就要说话，变成活人了。”

顾恺之这种传神点睛的艺术造诣，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他几十年刻苦学习的结果。顾恺之从小死了母亲，稍长大一点，他每天缠着父亲追问母亲的长相。父亲被儿子的情思所感动，便不厌其详地叙述了母亲的长相和衣着。顾恺之把这一切都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海里。八岁那年，他忽然向父亲要笔墨，说要给母亲画张像。父亲说，你连母亲的样儿都没见过，怎么画呢?小恺之说：“我就凭您 说的画，一天画不像画两天，两天画不像画三天，一定要画像了为止。”

于是，顾恺之每天都在精心作画，画好了就给父亲看，看了以后再改。

渐渐地，母亲的像居然有几分相象了，但就是眼睛画不好。顾恺之便继续用心琢磨，一年过去 了，两年过去了，这天，顾恺之把再次画成的母亲像给父亲看，父亲竟然看呆了，说：“像了，像了，太像了，眼睛特别像呀!”

行家们说，钢琴大师克迪是最权威的莫扎特诠释者之一。他在上海的演奏是排在一个美妙的晚上。他的那份专注神情，就像在精心挑选珠宝。他的手指在划动“珠宝”时，发出了那么悦耳的声音。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鼓掌的观众行礼时，观众早已疯了。他们拼命鼓掌，希望再一次将他拖入加弹。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彬彬有礼的克迪还会献出他更好的音乐。然而，他一次次返回台上，一次次立于钢琴旁边，一次次行礼。他以最有礼貌的温柔方式，没有加弹任何一个曲目。观众费解了。这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不肯加弹的钢琴大师。

不媚俗，坚持音乐精神，坚持高品质的纯粹的追求，构成了克迪的独特的音乐品位和精神高度。即使是加弹，他也不肯！

翻阅1975年的《加拿大表演艺术》杂志，可以看到一篇题为《安东·克迪挑战名声》的评论文章。今天，他已经赢得了这种挑战：不管媒体如何冷嘲热讽，他就是不与大牌的唱片公司签约。并且，他宁可在加拿大北方的小型音乐节演奏，也不愿去萨尔斯堡或者英国的“Proms”音乐节。他就是如此清高，如此超然而脱俗。

他还有更绝的细节。他常常去一个叫做曼尼托巴的小镇上演出。那个小镇在加拿大最偏远的地区，交通也不便利，也不会有专门的车来拉钢琴。但是，他却宁肯将钢琴装到运货的粗糙大卡车上，在弯曲的山路上一摇一晃，逶迤而行。那个小镇才1500人，而出席他的音乐会的却有750人。他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只为了尊重这750人。他是为音乐为真音乐而生的。

据载，他有一次专程去了一个地方演出，那里是查罗德皇后岛。他去那里演奏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听过他的录音，便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来她的小镇演出。而老太太以为他这么知名的钢琴家不会来的，永远不会来的。但是，她想不到他一接到她的信，就真的来了。这个老太太面对他的演奏，很久不敢相信眼前的真实。

钱钟书是我国著名的大作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9年夏，钱钟书高中毕业，报考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就在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道道数学题看起来像天书一样，他几乎都不会做，但迫不得已，就硬着头皮做了几道题，也不知对错。

发榜的时候，钱钟书看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按照清华大学的招生规定，只要有一门课程不及格，就不予录取。他的数学考得这么差，应当说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可是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都是满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英文、中文成绩俱佳，高出一般考生一大截，就决定打破常规，破格录取。

正是罗家伦的这一次破例，成就了学贯中西的一代学者。

关于苏凡的名人故事阅读1500字中篇

“我最喜欢的电影是《阿甘正传》，它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人生就是一个奇迹，凡事需要尽力，但不要太苛求。”苏凡说。是的，只要肯努力，平凡的生命，也会有不平凡的人生。

成长与蜕变

苏凡从小就是个安静的孩子，不爱说话，不常露面，再加上成绩不好，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特点，他几乎是班里最“沉默”的孩子。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际遇，没准在哪一个路口你就能踏出改变人生的一步，而苏凡的这一步，是从高中时看过《阿甘正传》后开始的。电影主人公阿甘的智商只有75，但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生命的执着，对生活的热望，对信念的坚定，他用双脚跑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用双手缔造了自己的传奇，他的故事似乎是冥冥之中对苏凡的一个指引，帮助苏凡描绘出了不一样的人生色彩。

进入大学以后，苏凡成为学生会主席，做英语协会会长，是电台主持人……一改以前的沉默，苏凡变得开朗积极起来，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做一名英语教师。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就像“傻子”阿甘拥有跑步的天赋一样，再平凡的人也会拥有异于常人的优点，在学校电台主持双语节目的时候，苏凡发现自己对英语有一定天赋和浓厚兴趣。（励志一生）于是，他抓住了这一优势并潜心修炼起来。“我的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小学级别’的本科，也许这在一般人看来起点很低，但正是这个看似不够优越的环境给了我更多个人空间，大学四年我是在自己喜爱的英语世界中度过的。”吃饭时他会看英语书，把英语知识当做营养“吃进肚子”消化掉；睡觉时他塞上耳机听英文歌，在睡眠状态下让潜意识也接受英语的熏陶；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唯有他独坐桌前苦读英语语法，苦背英语字典，映衬着窗外欢声笑语的是他朗朗的读书声……

把个人优势转化为职业优势

“发现你的优势，并淋漓尽致地发挥它，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经过四年的学习和积累，苏凡这个进校门前英语水平几乎为零的人，在走出校园时已是名副其实的“英语达人”。就如同阿甘凭借着一双腿开始了“一生的奔跑”——苏凡凭借英语的优势走上了教育之路，并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和价值。

苏凡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央教育电视台的“开口ABC”栏目组做主讲教师，按说能拥有这样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苏凡应该很满足才对，但苏凡却说：“我想拥有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人生。”于是他想到了新东方，这个朝气蓬勃，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地方。凭着优秀的英语水平和出色的表现，他顺利成为了新东方EliteLearning精英英语的一名教师，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生活。

时至今日，年轻的苏凡已有八年的教龄，上到六十多岁的老人，下到几岁的儿童都曾是他的学员。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他教了一位年龄很大的学员——63岁的老奶奶。一头的白发和布满皱纹的脸，却掩盖不住老人那双对英语学习充满热忱的眼睛，这让苏凡明白在知识面前没有年龄的划分。老人住在北京的远郊区，每次上课都要花4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但她从来都没有因为路途遥远和身体原因而放弃过，每天都按时上课，每节课都认真听、仔细记，甚至比其他学员都学得起劲。这位老人的学习态度也影响着班上的其他学员以及苏凡本人，“她学习时的认真劲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感到了身为教师的光荣和重大责任，也更加坚定了我做好一名教师的决心。”

为了做好一名教师，为了教好每一位学员，苏凡可以每天早上5点开始与学员们一起晨读，而且这一读就是一年，每天都坚持不懈；他会在凌晨1点还接到学员求助英语问题的电话，无论一天的工作多么艰辛疲惫，他都一一细致解答，尽职尽责；他更是学员的心理咨询师，是他们最信任的朋友，成长中的快乐与苦恼也许学员们不会告诉父母，不讲给同学，但一定会说给他听。

好老师也是“好朋友”

“记得我教过的一个6岁小学员，她很内向，有些孤僻，总不愿意与别人玩。我在课下就特别注重与她交流，给她鼓励。我感触最深的是，即使是小孩子也是需要被尊重和信任的。”后来，在苏凡的引导下小女孩变得开朗了很多，而且总是“粘”着他，课间会找“苏凡哥哥”玩，活动的时候总要拉着“苏凡哥哥”的手才可以……在他教完那期课程的时候，小女孩甚至哭着喊着不愿让他离开。

相比小学员来说，苏凡会与高中或大学年龄段的学员有着更多的“交集”。踢球、唱歌，一起去旅游……苏凡就像是学员们的“孩子王”，带领着学员们挥洒着青春的激昂与色彩。在球场上没有人把他当成老师，而是一个球技稍逊的队长——这个“大龄儿童”往往还踢不到半场就已经体力不支了，于是只好退下阵来坐在一旁擦汗喘粗气。听到这，我不由得暗自窃笑：原来他这个精力充沛的人也会有嫌累的时候，他却话锋一转：“我这个队长也许进不了几个球，但我是团队的‘精神领袖’啊！只要我在场，我们队就很少输过。”苏凡“豪情万丈”地说。

在我眼中，苏凡朴实的外表下是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他稳重而不死板，激情而不张扬，温和而不怯弱。他并没有什么非凡之举，甚至不是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但他用自己的真心和热心关怀着每一个学员，用自己的热心和诚心去做好每一件事。因为热爱着教育行业，所以他坚定地走下去，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功，赢得了无数学员的信任和肯定。就如同阿甘用跑步丈量人生，他用三尺讲台在点滴中筑起自己的辉煌。

格林尼亚生于法国西北的瑟堡，父亲是一家造船厂的老板，整天忙于发财，对子女溺爱有余，管教不足。格林尼亚从小游手好闲，整天浪迹街头，不把学习放在心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子哥。由于长相英俊，花钱出手大方，格林尼亚在情场上春风得意，总能讨得异性的欢心，把一个个漂亮的姑娘吸引到身边。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拥有金钱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一切，相貌堂堂也未必就能赢得尊重。在一次午宴上，格林尼亚走到出众的美女波多丽面前逗情。与以往每次都获得美人心相反的是，他不但没有赢得波多丽的欢心，反而遭到了一番奚落：“请你走远一点，我就讨厌像你这样的公子哥在眼前晃荡！”

一句充满蔑视的话，如同一把匕首捅在心头。他长期以来呈休眠状的羞耻心一下子惊醒过来。格林尼亚陡然意识到：家庭的富有并非个人的荣耀，要赢得真正的尊重，有赖于用努力去争取。排遣着无边的懊恼和悔恨，他甩掉一身自以为潇洒的轻浮，打起精神走上一条有追求的路。

这年格林尼亚21岁，为了摆脱家庭溺爱带来的松懈，他决定换一个生活的环境，遂留下一封书信表明心迹说：“请不要打听我的下落，相信通过刻苦学习，我一定会干出些成就来的。”

格林尼亚由瑟堡来到里昂，两年修完耽误的全部课程，取得里昂大学插班就读的资格。投入校园的生活，他倍加珍视来之不易的机会，引起了化学权威巴尔的注意。在名师的指点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很快就发明了格氏试剂，被学校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一消息轰动了法国，也让格林尼亚的父亲备觉欣慰。

又付出四年的辛劳，格林尼亚取得了卓越的成绩，1912年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波多丽得知这一喜讯，在病榻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封贺信：“我永远敬爱你！”就这么一句话，让格林尼亚激动万分。他永远感激这位美女当初对他近乎侮辱的训斥。

里约奥运会，奶奶级选手丘索维金娜又登场了。

41岁。七次参加奥运会。这在20岁就被称为“老将”的体操界，真心是个绝无仅有的神话。

丘索维金娜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时，她如今的对手大部分都还没出生。

而她为儿子而战的故事，更是感动过全世界。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作文素材里认识她的。他们背诵过她的传奇经历，甚至在中考或高考作文里写过她。

所以，当她鲜活地出现在今天的奥运赛场上，奔跑、腾空、旋转，无数网友都震惊了：天呐，她居然还在！

是的。她还在。而且依然强大。

丘索维金娜出生于乌兹别克斯坦。7岁开始体操训练，16岁就在世锦赛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17岁，她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了女子体操团体比赛的金牌。

乌兹别克斯坦训练条件比较滞后，几乎是体操的荒漠，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丘索维金娜一个人在支撑乌兹别克斯坦的体操门面。

虽然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但丘索维金娜从1993年到2006年，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70块奖牌。

当年见过她的记者至今仍记得，她当年“很漂亮，很可爱。”“身材矮小，但有力，跳马尤其出色，像个弹簧一样。”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21岁的丘索维金娜曾经功成身退，结婚生子。

她老公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名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也参加过奥运会。

做了几年幸福小女人后，丘索维金娜的平静生活戛然而止：她三岁的儿子患上了白血病。

噩梦开始。

作为一个妈妈，她当然要竭尽全力去救儿子的命。可之前做运动员的那点积蓄，完全不足以支撑十几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她选择复出。因为她能赚钱的手段，只有体操。她老公则放弃了热爱的摔跤运动，在家照顾儿子。

26岁，丘索维金娜朝重回赛场，并朝着全能型发展，艰苦训练，到处比赛。

有时候，她会在一场巡回赛中参加全部女子项目的比赛，而不是专注于一两项，她说，“一枚世锦赛金牌等于3000欧元的奖金，这是我唯一的办法”。

她参加所有比赛的理由，都是为了钱。对于这一点，她从不回避。她不敢生病、不敢受伤、不敢休息、不敢懈怠，不停地比赛。赢得奖金，为孩子治病，是她生活的全部。

因为儿子的病，在乌兹别克斯坦得不到很好的治疗，丘索维金娜辗转带他去了德国医院。这回治疗费用更高。夫妻俩卖掉了小公寓和汽车，四处筹钱，依然付不起。

为了拿到更多奖金，丘索维金娜加入了德国国籍，为德国征战。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丘索维金娜为德国斩获了一枚宝贵的跳马银牌。就在那一次，很多中国人认识了她。

而三个月后，她在又一次国际比赛中，不幸跟腱断裂。这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伤害。当时所有人都推测，这名33岁的老将一定是要退役了。

让人意外的是，2011年，她再次出征。并在两场国际比赛中，都获得跳马银牌。面对世人的惊叹，她平静地说：“只要儿子还没病愈，我就要一直坚持下去。他就是我的动力。”

这句“你未痊愈，我不敢老”，曾让无数人瞬间泪目。幸运的是，在这位英雄妈妈的全力以赴下，孩子的病大为好转，如今已经不必接受治疗，只需要每年去医院做个检查就好。

不必再为儿子奔命，但丘索维金娜依然没有离开体操赛场。她重新回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继续着她热爱的体操事业。

她状态依然很好。现在，她终于可以纯粹为自己而战了。

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在赛场上，身边的对手，都是跟她儿子同龄的小姑娘。她显得有点另类。她不漂亮了。皮肤松弛，皱纹显露，腰肢略粗。

但是，这又怎样？她说，“我不觉得我老，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十八岁。”“年轻的对手不会给我压力，她们有压力才对，因为我有经验。”

她应该是本届奥运会上，最值得敬佩的选手。她的人生，是个大写的赞。我们给她多少掌声和敬意都不为过。

也许你跟我一样，喜欢说“我老了”。

二十岁想学钢琴，会说，我老了，手指僵硬，学不了了。

三十岁没结婚，就很焦虑，想着自己这么老，一定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四十岁要换工作，也不敢——一把年纪了，难道要跟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吗？

五十岁想创业，更胆怯。心里再悸动，也还是放弃了——这么老了，还是别瞎折腾了。

因为自己设定的“老”，我们不知错过了多少美好。看看丘索维金娜，也许你会对横亘在自己心头的“老”，有一个新的认识。

其实，你未必真的老。你只是缺少一个足够强大的动力，足够盛大的热爱，足够强韧的坚持。

“我老了”，只是你对人生懈怠的借口。

或许，我们更该像丘索维金娜那样，对自己和世界说：我不服。我想再试一次。我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身体里，可能也藏着洪荒之力。

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必将有所不同。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名人故事：鲁迅读书的故事》的文章，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鲁迅小的时候，爱买书，爱看书，爱抄书，把书看作宝贝一样。

还在进“三味书屋”前，他在自己的启蒙老师——一位远房叔祖父那里看了不带图的书。这位老师曾经告诉他，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怪物……可惜一时找不到了。这么一部有趣的书，可把鲁迅吸引住了。他念念不忘，梦寐以求，把他的保姆长妈妈也感动了。长妈妈不识字，她探亲回来时，就设法给鲁迅买回了这部书。一见面，长妈妈把一包书递给鲁迅，高兴地说：“哥儿，有画的《山海经》，我给你买来了!”

一听这消息，鲁迅欣喜若狂，赶紧把书接过来，打开纸包看了起来。

这是鲁迅最初得到的心爱的书。后来，识字渐渐多起来了，他就自己攒钱买书。过年，鲁迅得到压岁钱后，总是舍不得花，攒起来买书看。

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而且还喜欢抄书，他抄过很多书。显然，抄书使他得益匪浅。他的记忆力那么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切相连的。

鲁迅小时候对书籍特别爱护。他买回书来，一定要仔细检查，发现有污迹，或者装订有问题，一定要到书店去调换。有些线装书，很容易脱线，他就自己动手改换封面，重新装订。

看书的时候，他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看看手指脏不脏。脏桌子上是不放书的，脏手是不翻书的。他最恨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一刮，使书角翘起来，再捏住它翻页的习惯。他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只箱子，把各种各样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箱子里还放了樟脑丸，防止虫蛀。

鲁迅小时候养成的爱书如宝的好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读过的书浩如烟海。他购置的书，仅据《鲁迅日记》上的“书账统计”，从1912年至1939年，就有九千多册。他收藏的书，总是捆扎得井井有条。鲁迅一生清贫，最大的财产，就是他的这些宝贵的藏书了。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原名周树人，英年早逝，他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自幼聪颖勤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的一所着名的私塾，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老师学习，在那里攻读诗书近五年。鲁迅的坐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使他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他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私塾里的寿镜吾老师，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难鲁迅留下深赢得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的继续前进。

【导语】求职，是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来向企事业单位寻求为其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的一种过程。下面关于名人求职故事分享，希望可以帮到您!

李咏：处变不惊

1991年7月，李咏刚从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就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招聘考试。面试当天，中央电视台把内部的闭路电视全部开通，台里所有人都能看到面试现场的画面，考场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初出茅庐的李咏有点儿慌，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随着面试的进行，他逐渐适应了这种场面。

当时正打海湾战争，考官问海湾战争参战国都有哪些国家？李咏搜肠刮肚说了一些，惟独少了伊拉克，台下马上就有人质问，李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联合国正制裁呢，那是‘敌’国呀！”一句话让台下的人全乐了，李咏由此给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顺利地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为日后成为综艺节目“一哥”奠定了基础。

毕福剑：不落窠臼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福剑从部队退伍到地方后，曾有一段时间在家待业。一天，他在街头看到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招生的广告，便抱着“玩一把”的心态花4元钱报了名。之后，他参加了导演系组织的集体面试。考官给毕福剑所在的6人小组出的小品题目是《公共汽车站》，要求在5分钟之内设计构思，3分钟表演完毕。6人中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主动做了临时头目，组织牵头落实了剧情，并给其他人分配角色：司机、售票员、逃票者、劝架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没有给毕福剑分配角色。小品表演的场面很热闹：车到站，逃票青年要下车，被售票员死死拽住，并告知司机不要开车门，以防逃票者逃跑……毕福剑只是在一旁看热闹。

3分钟的表演时间很快结束，考官愣是没看明白毕福剑演什么角色，便问他：“你在小品中演什么角色？”毕福剑回答说：“我演的是观众。有司机、有售票员、有逃票的，没观众可不行。”凭借不落俗套的回答，毕福剑顺利进入了复试，从而最终被导演系录取。

没想到近千名应聘者只有他笑到了最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毕福剑感叹道：“我做梦也想不到这么幸运的事会落到我头上。当初我若知道最终只招一人，打死我也不敢报名啊！”

刘忠学2000元车费找到好工作

临近毕业的时候，我校许多同学躺在屋子里睡大觉，也有的同学苦于经济困难，不愿四处奔走，只是放任自流地听天由命。

刘忠学，湖北人，我校机械学院毕业生。他是当时的机械学院记者站站长，经常请我去给小记者们传授新闻写作知识。这个学生脑瓜灵活，我平日里闲聊中的许多话他都一一牢记在心。毕业的时候，他借了不少钱用于跑全国各地的人才市场。后来听他说，他去过重庆、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深入到用人单位求职。因为他口才好，具有相当的文字水平，重庆的一家部队科研单位和北京清华大学一家企业都看好他。后来，他权衡利弊，还是选择了离他老家较近的湖北省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那里做报纸编辑工作。当他的工作定下来之后，很感慨地对我说：“都说工作不好找，你不去找当然不好找了。我光火车票就花了2000多远，其实很多用人单位还愁找不到合适的人呢。”

田雨死缠硬泡进了一家研究所

田雨，也是机械学院学生，和我关系很近，经常到我家里玩。这个孩子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实在的很。毕业的时候，我为他笨嘴拙舌的样子担心，怕他气质、形象欠佳，找不到好工作。没想到，由于他的韧性，竟然也会心想事成。

当时天津市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到我们学校招聘，等田雨知道消息的时候，人家名额已经招满了。记得当时我为此事还很着急。可是后来田雨告诉我，他被录用了，我奇怪，问怎么录用的？他说：“人家是招满了，我怎么说也不行。可是我不死心，就跑到人家单位软磨硬泡，他们被我的执着感动了，就请示了领导，愣是增加了一个名额，把我录用了。”看着孩子喜笑颜开的样子，我这个当老师的别提多高兴了。

著名元曲专家王学奇教授九十岁了，还在工作着。前不久，我登门求教，看到他的案头摊放着《宋元明清曲辞通释》书稿，旁边是高及天花板的卡片箱，里面是他数十年辛勤搜集整理的资料，其中的每一个小抽屉都可以形成数篇论文和一部专著。王老告诉我：“这部书出版好几年了，需要修订，我要再补充一百万字。”

“一百万字”！王老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助手帮忙，完全要靠手一笔一画地写，这对于我们壮年人来说，尚是畏途，何况是一位九十岁的老人呢？但王老却表现得自信而轻松，他说：“明年就可以出书了，到时送你一部。”

不久，王老在一封复信中，示以他仿照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做的一首《自嘲铭》：

钱不求多，够用就行。名不在高，务实是崇。我虽愚鲁，不甘认命。下定治学心，笑对斥责声，迈开两条腿，一路向前冲。可怜半世纪，扑个空！如今两鬓斑斑，枉叹一事无成。幸喜傻气在，还想战一程，唯乏经验敢复命。

王老的退休金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他的生活依然十分节俭，他不雇保姆，不请小时工，买菜、发信，都是自己动手。他的钱大多都买了书。他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放满了书，除了书，似乎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潜心治学者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王老屡遭批判、指责，但坦然面对，终于闯过重重关口，取得了丰硕成果。

他的《元曲释词》、《元曲选校注》和上面提到的《宋元明清曲辞通释》在学界颇负盛誉。最近，他又主编了《笠翁传奇十种校注》，达150万字，对清代李渔的剧作做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在治学上，王老主张单篇论文和成本著作结合进行，即“两条腿”走路，认为这样做可以互相促进。对此，王老也戏称为“轻、重工业并举”。

提起维克多·格林尼亚教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格氏试剂。无论哪一本有机化学课本或化学史里，都有关于格林尼亚的名字和格氏试剂的论述。但是，你可知道这位伟大的发明者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

1871年5月6日，维克多·格林尼亚出生在法国瑟尔堡的一个有名望的资本家家庭。他的父亲经营一家船舶制造厂，有着万贯资财。在格林尼亚青少年时代，由于家境的优裕，加上父母的溺爱和娇生惯养，使他在瑟尔堡整天游荡，盛气凌人。他没有理想，没有志气，根本不把学业放在心上，整天梦想能当上一位王公贵人。由于他长相英俊，瑟尔堡年轻美貌的姑娘都愿意和他谈情说爱。也就在这时，他受到了沉重的一击。

一次午宴，刚从巴黎来瑟尔堡的波多丽女伯爵竟然毫不客气地对他说：“请站远一点。我最讨厌被你这样的花花公子挡住我的视线!”这句话，如同针尖一般刺着了他的心。他猛然醒悟了，开始悔恨过去，自我反省，产生了羞愧和苦涩之感。从此，他发奋学习，发誓要追回过去浪费掉的时间。当他21岁时，他离开了曾使他堕落的家庭，并留下一封信，上面写道：“请不要探寻我的下落，容我刻苦努力地学习，我相信自己将来会创造出一些成就来的。”

他来到里昂，拜路易·波韦尔为师，经过两年刻苦学习，终于补上了过去所开设的全部课程，进入里昂大学插班就读。

在大学期间，他刻苦学习的态度赢得了有机化学的权威菲利普·巴尔的器重。在巴尔的指导下，他把老师所有著名的化学实验重新做了一遍，并准确地纠正了巴尔的一些错误和疏忽之处。终于，在这些大量的平凡实验中，格氏试剂诞生了。

格林尼亚一旦打开了科学的大门，他的科学成果就像泉水般地涌出来。基于他的伟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1912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此时，他突然收到波多丽女伯爵的贺信，信中只有寥寥一语：“我永远敬爱你!”

司马光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也是当时了不起大学问家。流传千古、影响深远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就是他编写出来。

司马光小时候在私塾里上学时候，总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他甚至觉得自己比别人记忆力差。为了训练自己记忆力，他常常要花比别人多两三倍时间去记忆和背诵书上东西。每当老师讲完书上东西，其他同学读了一会儿就能背诵，于是纷纷跑出去玩耍了。司马光却一个人留在学堂里，关上窗户，继续认真地朗读和背诵，直到读得滚瓜烂熟，合上书本，能背得一字也不差，才肯肯罢休。

他还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比如骑马赶路时候，或者夜里不能入睡时候，一面默诵，一面思考文章内容。久而久之，他不仅对所学内容能够记诵，而且记忆力也越来越好，少时所学东西，竟至终身不忘。由于他从小学习一丝不苟，勤奋用力，为他后来著书立说奠定了很坚实基础。

司马光一生坚持不懈地埋头学习、写作，往往忘记饥渴寒暑。他住地方，除了书本，只有非常简单摆设：一个板床、一条粗布被子、一个圆木做枕头。

为什么要用圆木做枕头呢？原来是这样，司马光常常读书到很晚，他读书读累了，就会睡一会儿，可是人睡觉时候是要翻身，当他翻身时候，枕头就会滚到一边，这时他头自己会碰到木板上，这样一振动，人也就醒了。于是，他就马上披衣下来，点上蜡烛，接着读书。后来他把那个圆木枕头看成是有思想东西，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就是凭着这种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精神，司马光和他助手，花了整整19年时间，编成了《资治通鉴》这本历史巨著。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黄庭坚，字鲁直，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名字是中过进士的父亲给他起的，“庭坚”是上古时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八恺”之一，有追慕古代大哲之意；以“鲁直”为字，是希望儿子像宋真宗时的直臣鲁宗道那样，刚直忠正。事后证明，黄庭坚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宋哲宗时，在司马光的推荐下，黄庭坚被召为校书郎，负责撰修《神宗实录》。因为工作出色，被提拔为起居舍人，三年后出任宣州知州。只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本《神宗实录》，给他惹上了麻烦。

北宋中期以后，朋党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后，在章惇、蔡卞等人的带动下，所谓的“绍述派”开始清算“元祐派”，黄庭坚被诬蔑成元祐一党。负责审查的蔡卞在鸡蛋里挑骨头，从《神宗实录》里搜罗出了千余条内容，认为是对神宗的非谤。于是皇帝下诏，令他入京，等候受审。

《宋史·黄庭坚传》里记载了这次“文字狱”的审讯情况。经史官们反复考查核实，仅剩下32件琐碎的表述还有待查清，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的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熙宁年间太监李公义设计制造的一种疏浚河道的工具，用它在河中挖掘泥沙，效果很差，劳民伤财，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面对气势汹汹的诘问，黄庭坚淡定地回答说：“那时我正在北都任职，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像儿戏一般。”整个庭审过程，他语气中没有丝毫忏悔之意，而且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最后连过堂的人都暗地里伸起了大拇指，称赞他胆气豪壮。

结果事实没有成为问题，态度倒成了最大的问题，他因此触怒了皇帝，被贬涪州别驾，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

贬谪的诏书下达，左右的人都哭泣起来，黄庭坚却神色自若，倒头便睡，睡得还格外地香。旁人看他喜形于色，好心地提醒他说：“黔州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是什么原因？”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即使被流放到了大西南，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于是再被移至戎州（今四川宜宾）。黄庭坚淡然处之，只是一身正气的他对官场已不再抱有希望，他取别号“山谷道人”，将更多的精力寄托在诗歌、书法、禅学修养等雅好上。从此，中国的历史上，少了一位为民请命的清官，多出一个在艺术领域纵横捭阖的大家。

黄庭坚在《书缯卷后》一文中，道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准则，他说：“士大夫处世可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事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意思是说，一个人处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俗，俗了便无药可医。什么是不俗呢？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与普通人无异，然而临大事的时候，他的气节却不可剥夺，这就是不俗之人。

因为不俗，所以优秀，黄庭坚就是因此而为人所铭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