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林肯的幽默故事(经典20篇)

济阳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抓住一根大的麻杆大声呼救。有个渔夫闻声而致。商人急忙喊：“我是济阳最大的富翁，你若能救我，给你100两金子”。待被救上岸后，商人却翻脸不认帐了。他只给了渔夫10两金子。渔夫责怪他不守信，出尔反尔。富翁说：“你一个打渔的，一生都挣不了几个钱，突然得十两金子还不满足吗？”淦夫只得怏怏而去。不料想后来那富翁又一次在原地翻船了。有人欲救，那个曾被他骗过的淦夫说：“他就是那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于是商人淹死了。商人两次翻船而遇同一淦夫是偶然的，但商人的不得好报却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一个人若不守信，便会失去他人对他的信任。所以，一旦他处于困境，便没有人再愿意出手相救。失信于人者，一旦遭难，只有坐以待毙。

怀素，我国唐代伟大的书法家，尤以草书著名。怀素，原名钱藏真，出生于公元726年，长沙人。后来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他的法名。

据史料记载，怀素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位学者，精于儒术，喜欢书、画。怀素四岁的时候，父亲在学习上对他要求严格，每天要他读四篇经文，写一篇文章，练三篇书法。他对父亲布置的学习任务都能提前完成，尤对练字感兴趣。父亲规定他每天写三篇，他竟写七八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还要抽出一定的时间阅读课外书籍。但不知是何原因，在课外阅读中，他对佛经产生了很大兴趣，一读起来就彻夜不眠。到七八岁的时候，他便常去附近寺院听和尚讲经。寺内禅师见他眉目清秀，性格稳重，似与佛家有缘，便叫到跟前询问，方知他自幼喜读佛经，很是高兴。于是，这禅师到小藏真家中游说，小藏真的父亲动了心，便同意小藏真入了佛门。这年，小藏真年仅九岁。

小藏真出家后，法名为怀素。他在学习佛经方面更是刻苦，受到禅师的称赞。禅师也是个书法爱好者。每当禅师练字的时候，他便站立一旁观看，还不时称赞禅师哪个字写得好，写绝了。禅师发现，小怀素指出的几个写得好的字，正是禅师反复练习的字，这表明他是个行家。于是，禅师便让怀素也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怀素没有拒绝，提笔便写了起来。禅师一看，不由得大为惊奇，感到怀素年龄虽小，字却写得很有功底，而且很有发展前途，于是便支持怀素练字，并把自己多年收藏的有关资料拿给他看。

怀素出家后，既能研读佛经，又能学习书法，真是如鱼得水，十分高兴。当时，禅师为了支持他练习书法，便给了他一些纸张，但两三天就被他写完了。他自己没钱去买，又不好意思向禅师要，于是便找来一块木板，刨光，在上面擦了写，写了擦，结果时间一长连木板也磨透了。

有一年夏季的一天，他去寺外游玩，见到一棵大芭蕉树，叶子又宽又大，便折下一片练字，发现效果不错，便在院子里栽了多棵，随用随折。过了一些时间，他发现芭蕉叶干了也不会折断，像纸一样更好用，就把芭蕉叶折下一些晒干存放起来，不仅四季能用，而且外出时也可带着。他把用过的废芭蕉叶、废笔，都扔在了院内的一个墙脚下。时间一久，光用过的废毛笔就积了一大堆，他在上面盖上土，埋起来，就像个小坟堆一样。后来被禅师发现了，不知道里面埋的是什么，待扒开一看，竟都是怀素用过的废毛笔。禅师心里很受感动，又让人依旧用土埋好，并为其取名叫“笔冢”。

一天，当时的大诗人、大书法家贺知章路过此地，听说有个叫怀素的小和尚很有才华，练字入了迷，也有很大成绩，便想去看望他。禅师听说后，赶紧迎出庙门。

贺知章看了怀素写的字后，激动地说：“这孩子年龄这么小，字写得就这么好，真是难得啊！”

随后，禅师又领他来到怀素埋废笔的地方，挖开让他看了看。贺知章望着“笔冢”，想了又想，尔后又亲自将它重新埋好，更加感慨地当着怀素的面对禅师说：“真是太难为他了。‘笔冢’这个名字起得好。小怀素若能继续苦练下去，我相信一定会超过前人的！”

从此，“笔冢”也就随着怀素的名字被传开了。

蒙哥马利是英国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盟军军事指挥官，入选“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并以50年的军旅生涯而成为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

蒙哥马利是一位谨慎、彻底的战略家。他不打无准备之仗，在部属中享有极高威信。

蒙哥马利精通驭兵之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充满硝烟的前线，英国官兵时常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将领，察看地形，指点部署，与官兵交谈，有时还亲切地拍拍士兵的肩膀。士兵们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名将领，因为这位将领戴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军帽。别的将领和士兵的军帽都只镶嵌一只帽徽，而这名将领的军帽，却镶嵌着两只帽徽，一只是将军标志的帽徽，一只是装甲兵标志的帽徽。

士兵们互相一打听，原来此人是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元帅亲临一线，让士兵们又兴奋又感动，士气大振。蒙哥马利元帅为什么要戴两只帽徽的军帽，大家又好奇地猜测起来。有的说元帅喜欢标新立异，故意猎奇;有的说元帅是以此显示自己特别重视装甲兵的用途。随着猜测的传播，士兵们深刻地记住了元帅，深刻地记住了元帅亲临前线的场景。

后来，还是蒙哥马利本人揭开了军帽带两只帽徽的秘密。原来，蒙哥马利元帅是出于具有实际价值的动机，才戴这样的帽子的。他认为，一个统帅人物要在部队中具有威信和感召力，就必须使下级官兵经常能够在前线看到他。这种认识来自于蒙哥马利的亲身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蒙哥马利担任排长和上尉参谋，一直让他深感遗憾的是，他从未见过自己部队的总司令。蒙哥马利认为这是英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蒙哥马利戴这顶镶有两只帽徽的特殊军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部队官兵能够经常看到他，并记住他。他说：“各部队官兵看到这顶帽子，就知道我来了，就知道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关切，就知道我不只是坐在安全的后方，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我是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两只帽徽的小小军帽，成为了蒙哥马利元帅的象征，成为了元帅深入一线与士兵携手并肩的标志，成为了鼓舞士气提振军心的旗帜。

沈从文的故事，不一定在大家身上都发生过；但类似的事情呢？朋友们读了这个故事，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着名作家，他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的一农户家庭。小时候，沈从文特别喜欢看木偶戏，常常因为看戏入迷而耽误了读书。

有一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里溜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一直看到太阳落山，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学校。这时，同学都已放学回家了。

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第二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师的一番话，使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此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着名的作家。

这不是黑道故事，是我在农村插队时吃肥肉的故事。

那年头，中国的最大特色就是折腾。农村自不能例外，每逢冬季农闲，从生产队往上，层层兴修水利，农民叫扒河；而公社及至县里组织的大工程，叫扒大河。往往是前任书记开渠，后任书记便筑堤，所以年年不得消停。扒大河很苦，指标是硬的，通常每人每天两方土，不是从河底取土挑到河岸上，就是从平地取土挑到堤顶上，非强劳动力不能胜任。至于风雪交加、天寒地冻之类，都不在话下了。如我辈之无依无靠的知青，年年争着去扒大河当民工，并非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好了世界观，而是扒大河不用自带口粮，一天三顿全吃公家的，节省下一冬的吃食，可以留着开春后填肚子。物质决定意识，口粮短缺决定了我们的奋不顾身。

扒大河工地上，不但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而且工程胜利结束时，还有一顿大肉作为庆功宴，这就归到我们的正题上来了。总在头十天前，民工们就开始兴奋，收工后躺在窝棚里馋涎欲滴地讨论，今年的这顿肉，会是“四寸膘”还是“五寸膘”，也就是肥肉，农民叫白肉，厚度起码得在四寸以上。熬了一年的肚皮，早已没有半点油水，非此不能杀馋。然后便是催促火头军，趁早到公社食品站去看好猪，生怕肥膘肉让别人抢了去。其实伙夫同样心急，天天吃晚饭时都会向大家汇报，今年杀的猪，毛重几何、膘厚几寸。

终于有一天，伙夫把肉背回来了，所有人都围上去，看、摸、掂、嗅，叉开手指量，四寸五还是四寸八地计较，性急的索性伸出舌头去舔一口，冰碴子把舌头划出血痕，还自以为捞到了油水。本队的看饱了，还要派代表溜到邻队的伙房里去，与人家的肉做比较。得胜的一方，在工地上可以自豪地取笑对方，从白肉的厚薄，攀扯到对方的工程进度、个人的气力大小，直至性能力的高低。失利的一方，不免要埋怨本队的伙夫技不如人，明年怎么也不能再用他，并赌咒发誓，明年的白肉，一定不能再输给别的队。总之，肉还没吃进嘴，精神上的享受已经丰富多彩了。

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比过年还要激动人心的时刻。须知过年是吃自己的，而现在是吃公家的，公私不能不分明。傍晚时分，整个工地上都弥漫着猪肉的浓香，人人都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之中。验工结束了，工具收拢了，行装打好了，天色黑尽了，只等吃完肉就可以上路回家了，吃肉的庆典也就开始了。全队十几个民工，人手一双长竹筷、一只大海碗，在桌边团团围定。伙夫将煮好的肉连肉带汤地盛在一只大瓦盆里，端到桌子中间放好。闪烁的煤油灯下，切成巴掌大的白肉，油光闪亮，浮在汤面上，微微旋动，虽是寒冬腊月，也可见热气腾起。

队长放开喉咙大声吼：“看好了？”

众人齐声应和：“看好了！”

重复三遍，队长一声令下：“吹灯！”伙夫“噗”地吹熄了煤油灯。

灯熄就是无声的信号。十几双筷子一起插进了肉盆。只听得噼噼啪啪、叮叮当当、稀里哗啦，也就三分钟的时间，便只剩下筷子刮过瓦盆底的嘶啦声了。那是意犹未尽、心有不甘的人在继续奋斗。待到一切都静了下来，队长才开始问：“都吃好了？”话音里带着心满意足的慵懒。

七零八落的声音回复：“好了。”

“上灯！”

煤油灯点亮，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落向盆里，大伙都不相信黑地里能把肉块捞得那么干净。但事实胜过雄辩，盆里确实只剩下了清溜溜的油汤。

每个人都表示自己吃得十分痛快，至少大家的嘴唇上都有油光。这就是黑吃的妙处了。如果是在明处，你快了我慢了，你多了我少了，必然生出矛盾，埋下怨怼，公家花了钱还落不了好；就是让队长去分，也会有大小、厚薄、轻重的计较，免不了抱怨他偏心。当时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而绝对平均是神仙也难办到的。这顿庆功宴要想吃得皆大欢喜，黑吃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汤足饭饱之后，嘴闲下来了，民工们会忍不住夸口炫耀，说自己吃了几块又几块，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吃得少。因为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你吃少了，吃不到，只能说明你无能。而按他们报出的数量，肯定远远多于队里所买的那块肉。

当然，黑吃也是有技巧的，初次参加的人，一块肉都吃不到也是常事。这技巧就是，下手的时候，筷子一定要平着伸进汤盆，因为肥肉都浮在汤面上，一挑就是几块；如果直着筷子插下去，就很难夹住油滑的肥肉。一经点破，相信大家都能明白。

我肯把这个技巧透露给大家，是相信那个时代绝不会再回来，藏着这屠龙之技，也无用武之地了。

人，缘何能在众生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唯一具有复杂思想、规则语言的生命存在，描写名人的智慧小故事有哪些？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冰制输油管——妙法解难题

日本南极探险队第一次准备在南极过冬，便设法用运输船把汽油运到越冬基地。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实地操作中发现输油管的长度根本不够。也一下子找不出另外备用和可以替代使用的管子。再从日本运来，那时间需要近两个月。怎么办?这下子把所有队员给难住了。

这时候，队长突然提出一个很奇特的设想，他说：“我们用冰来做管子吧。冰在南极是最丰富的东西，但怎样使冰变成管状呢?很多人还是糊里糊涂的。队长又说，我们不是有医疗用的绷带吗?就把它缠在已有铁管上，上面淋上水让它结成冰，然后拔出铁管，这不就成了冰管子了吗，然后把它们一节一节连起来，要多长就有多长。”

队长的聪明之处在于，以已知的东西为参照，将许多毫无关系的要素组合起来，再制造出新的物件。

爱迪生测灯泡——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方法

阿普顿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对带他一起工作但没有大学文凭的爱迪生有点瞧不起。有一次，爱迪生让他测算一只梨形灯泡的容积。于是，他拿起灯泡，测出了它的直径高度，然后加以计算。但是灯泡不具有规则形状，它像球形，又不完全是球形;像圆柱体，又不完全是圆柱体，计算很复杂，即使是近似处理，也很繁琐。阿普顿画了草图，在好几张白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算式，也没算出来。正忙于实验的爱迪生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阿普顿报告结果，他走过来一看，便忍不住笑了起来，“你还是换种方法算吧!”只见爱迪生略一沉思，快步取来一大杯水，轻轻地往阿普顿刚才反复测算的灯泡里倒满了水，然后把水倒进量筒，几秒钟就量出了水的体积，当然也就等于算出了玻璃灯泡的容积。这时，羞红了脸的阿普顿傻呆呆地站在一旁，恨不得找条地缝钻下去。

炒毛栗子——治理国家有法可循

辽圣宗是辽国的一代明君。登位后，曾巡视天下。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一个叫萧朴的臣子把自己的领地治理得非常好，就叫过来询问其施政经验。可萧朴却非常谦恭地说：“我哪里有什么经验啊!臣下到这里之后，只不过学会了炒毛栗子。臣下刚来的时候，发现这里盛产毛栗子，就在同一个锅里炒，却发现了一个问题：小的炒熟了，大的还生着，而当大的炒熟了的时候，小的又炒煳了。后来臣下就把大的小的分开炒，只要火候掌握得好，大小毛栗子都能炒得一样香甜可口。所以，臣下办任何事情，就像炒毛栗子一样，既注意层次，又注意火候。除此之外，臣下再无其他的能耐了。”辽圣宗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炒的哪里是什么毛栗子，分明是在教寡人如何治国啊!”后来，辽圣宗就把萧朴调到自己身边，发现他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能做得恰到好处，不久就把他升到了宰相的位置。

萧朴的比喻，犹如一盏闪耀着光辉的智慧之灯，表面上是说自己只学会了炒毛栗子，可“炒毛栗子”的哲学中，却深藏着治国的真谛。国中有这样的智者，哪会不让充满雄心壮志的辽圣宗看到希望呢?

福特谨慎捐款——金钱的价值在于使用的方法

汽车大王福特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他却很少捐款。他顽固地认为，金钱的价值并不在于多寡，而在于使用方法。他最担心的就是捐款经常会落到不善于运用它们的人手里。有一次，乔治亚州的马沙·贝蒂校长为了扩建学校来请求福特捐款，福特拒绝了她。

贝蒂就说：那么就请捐给我一袋花生种子吧。于是福特买了一袋花生种子送给了她。福特后来就忘了这件事情。没想到一年以后，贝蒂女士又上门了，交给了他 600 美元。原来学生们播种了当初的那一袋子花生种子，这就是一年的收获。福特什么都没说，立即拿出了 600 万美元交给了贝蒂。

福特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太轻易得来的金钱往往很难让受施者感受到金钱后面潜隐着的苦与智;我更赞赏贝蒂对点滴施与的至高的尊重，她带领孩子们撒播下的其实是足以证明他们有能力领受他人恩惠的资格。

英国政府的困惑——妙法挽救生命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很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尽可能地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是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 3 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 12% ，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 424 个犯人死了 158 个，死亡率高达 37% 。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都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 1% 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胡佛入圈套——沟通也需要方法

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赫伯特·胡佛，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政见，也很讨厌记者无休止的纠缠。在胡佛就任总统之前，他坐火车外出考察时和随行的记者同坐在一节车厢里。有位记者想探寻胡佛的政见，他想了很多办法，但这位未来的总统却一言不发。失望、沮丧的情绪笼罩着这位专门探听政界要人言论的记者。

这时，奔驰的火车窗外出现了一片新开垦的土地。这位记者灵机一动，故意自言自语地说：“想不到这里还是用锄头开垦土地呢!”

“胡说!”坐在一旁沉默得可怕的胡佛终于开腔了，“这里早就用现代化的办法来代替那乱垦滥伐了!”跟着便大谈起垦殖问题来。

就这样，这位记者终于如愿以偿，满载而归了。不久，《胡佛谈美国农业垦殖问题》的消息就见报了。

永远的遗憾l878年，l8岁的泰戈尔准备到英国留学，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加尔各答，来到了孟买。经兄长介绍，泰戈尔住进—位医生的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个与泰戈尔年纪相仿的姑娘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俗习惯和各国风人俗。她与泰戈尔—见如故，把他当做—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原来，泰戈尔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肖达米妮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l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了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泰戈尔独自躲在房间想心事，就千方百计地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肖达米妮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泰戈尔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你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他安下心来了。

在安娜姑娘精心的帮助和辅导下，泰戈尔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的心头萌发了。“—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它在泰戈尔的记忆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8O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泰戈尔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好没有表示丝毫的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情人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从加尔各答寄给她—本（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他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办的）。她收到了这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了谢意，说：“这首诗拉宾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虽然，这种短暂的爱情插曲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愉快地写诗，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的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地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有—天，她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有—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首咏景诗，安娜称赞地说：“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歌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了—个苦涩的果子。

就在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姑娘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个水泡。

……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了，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躬，深情地说道：“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泰戈尔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了，对方是—个比她大2O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l88O年，诗人回到了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泰戈尔后悔极了，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点男子汉的勇气，大胆地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直怀念着她，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来到安娜的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他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体。”

迷人的安娜给诗人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的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泰戈尔—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的婚姻l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泰戈尔家族尽管在财产、学问和道德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是个“低等婆罗门”，那些以高种姓自诩的婆罗门是不愿意和他们联姻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只能局限在那些居住在吉夏兰小城镇上的比拉利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中。在那儿，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个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lO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泰戈尔默许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孝子。

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平常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他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慧妻室。

l883年9月ll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证明。纳莉妮的名字—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l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夫妻俩相亲相爱。—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侧，贝莉和贝皮（即女儿贝拉和儿子罗梯德拉纳特）睡在你的身旁。

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夫妻间感情之深，由此可见—斑。

然而，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l9O2年ll月23日辞世。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父亲给我妈妈穿上—双拖鞋。父亲心里的平衡，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沉浮、痛苦和惶惑而被破坏过，任何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内心的平静，不管它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后来儿子证实，他的父亲“……以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肉体的折磨。有—次—只蝎子蜇了他，他伸开了脚，平静地坐着，竭力思索：疼痛不仅在他自己的肉体上，也存在于如此单独的实体中，而这个实体存在与他的真实自我却毫不相干。这种实践的成功赋予他—生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作斗争的力量。”

尽管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对她的爱做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个爱情的婚姻。当妻子第—次进入他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她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是那么年幼，以至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ll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纯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她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幸好，在那种场合下，她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她—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块块美味的馅饼？”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佣职业看护。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样，他这次悲痛的感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些评论家表示了遗憾，认为在这些哀诗里缺乏足够的激情，但他们也许真的很幼稚。泰戈尔的真挚感情则强烈地表现在那种痛切感上———种无法补偿而又每天感受到的损失，吞噬着他整个身心。这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

他从妻子那儿获得了礼物，而她却在获得他的礼物之前就归天了。现在他唯—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所取得的礼物，奉献给上帝：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切。

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

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如今他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见到她了。

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叠信札。她把这看作—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乞求，对她的回忆有条不紊地织入他的生活，正如她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样……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在喜玛拉雅山的另一端，那个叫印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披着神奇、美丽、甚至不可探测的面纱。印度曾是我们的“西天”，是中国人朝圣取经的地方，是信佛者和幻想者灵魂超脱的天堂。

可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诞生出多少优秀的人物!但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泰戈尔。而在这两个伟人中，泰戈尔仿佛对我们更接近，更具体，更有独特的魅力。

“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尊敬。”这是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印度的时候，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写的题词。这也是泰戈尔一生的写照。

1861年，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阶级家庭。父亲是印度有点名气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他有6个哥哥，有的献身于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的则为社会改良而奔波。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加入了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一个活动中心。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他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泰戈尔8岁就开始做诗，17岁时发表了叙事诗《诗人的故事》。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读过法律，但在这段时间，他却把主要时间用在了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上。回国后，泰戈尔主张把印度古老的文化与西欧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在此过程中，他写就了许多作品，它们包括有《暮歌》、《晨歌》等，内容多是抒发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描述绚丽的大自然。1886年，他出版了诗集《新月集》。泰戈尔早期的诗作纯朴、自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创了一代新诗风。

1890年，泰戈尔接管了父亲的庄园，移居到了乡村。他经常泛舟河上，饱览美丽的湖光山色，广泛接触了农村社会，亲眼看到了英国殖民者和地主的专横暴虐，深切同情农民的苦难。他写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真挚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苦难生活，塑造了贫穷而质朴的劳动者形象，控诉、揭露了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制度。1901年，泰戈尔离开了庄园，到桑地尼克丹创办了一所学校。他抱着改造社会的目的，亲自授课，满腔热忱地希望年轻的一代能继承印度的民族文化，献身于农村的改造。1921年，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国际大学。

泰戈尔积极参加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1905年，他在加尔各答唱着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参加反英示威游行，并发表演说，痛斥英国的殖民统治罪行。1919年，为了抗议英国殖民主义者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他写信给英国总督，宣布放弃英国授予他的男爵称号。

泰戈尔不倦地寻求着印度的民族独立之路。他周游列国，考察各国的情况，以求能够学到一些对民族独立有用的经验。他到过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苏联，还于1924年到过中国。他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说：“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深深地为中国文化所吸引，并不无深情地说：“我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个中国人。”

泰戈尔的一生主要从事的活动就是文艺创作。他的诗在印度是家传户颂的，被称为印度的“诗圣”。1913年，他发表了诗集《吉檀迦利》，表达了诗人与神交流自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炽热感情。后来，他因为这本诗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东方作家。泰戈尔其他的着作，如《飞鸟集》、《园丁集》等也深受人们的爱戴。泰戈尔的诗格调清新，意境深远，语言流畅，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而且富有哲理。除了诗作外，泰戈尔还写有小说，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戈拉》、《沉船》等。

泰戈尔的创作生涯长达60多年。他多才多艺，一生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长中篇小说、30多部散文作品、20多种剧本、100多篇短篇小说。它还能绘画作曲，一生绘了1500多幅画，创作了两千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1950年被定为印度的国歌。

大诗人庞德在听另一位大诗人叶芝朗诵泰戈尔诗歌时惊呼：这是为“一位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刻。几乎所有批评家和诗坛巨子都尊称他为大师。

林语堂以幽默著称，他一生应邀做过无数次的讲演，但是他最反感的一点就是他人未经事先安排，临时要他即席讲演。他认为一场讲演要获得真正的成功，不管是主办方还是讲演者都要事先做好安排。

有一次，林语堂被邀请到一所大学参观。参观后，与师生们共进午餐。这时，这所大学的校长认为林语堂好不容易来一趟他们学校，应该趁机让林语堂给学生们做个讲演，同时也是奉承林语堂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便再三邀请林语堂对同学即席讲话。林语堂觉得很突然，因为这个没在事先安排的计划内，他说这是强人所难，可是师生们实在太热情了，他不好再推脱了，于是走上讲台。他简单地说了几句问候语后，就说：“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古罗马时代，有一个帝王暴虐成性，喜欢那些血腥的角斗的场面。他看腻了动物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角斗，就把人丢进斗兽场，看着猛兽把人吃掉。这一天，国王又把一个人丢进了兽栏里。此人虽然长得很矮小，却十分有勇气，当老虎向他走来时，只见他镇定地对着老虎耳语一番，老虎便默默地离开了。国王很惊讶，又放了一头狮子进去。此人依旧对着狮子的耳边说话，之后狮子如老虎一样也悄悄地离开了。这时国王再也忍不住好奇了，便把此人放出来，问他：“你到底有什么魔力，对狮子、老虎说了几句话就能让它们都不吃你？”此人回答说：“回陛下，我并没有什么魔力，我只是告诉它们，吃我可以，但是吃过以后，你要做一场讲演。”一席话让学生们哄堂大笑，一旁的校长却窘得不知所措，真是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林语堂认为一场成功的讲演，惟有经过事前充分的准备，内容才会充实。对于一个如林语堂这么擅长讲演的学者，他都不做没有预备的讲演，可见事前准备工作的重要。

正因为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才更应该讲究办事效率。如若事前计划，做一个预见，势必对于所要做的事情的结果能有一个了解，如若所投入的时间无法得到所希望的效果，那么可以节省做这件事的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宏观的掌握，岂不白浪费了好多的时间吗？

有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大家都懂得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做事情前制定一些计划，做一些准备，并不会影响事情的进度，反而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做好做快。

凡事有预备，有预见，有计划，看明白了再做，要瞅准机会，及时果断出击，生活才不会偏离轨道太远。临时抱佛脚，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纰漏，就会处于被动地位，把事情搞砸。

这是一篇有关于爱因斯坦勤学好问的故事的文章，由成功励志网收集整理

爱因斯坦(1879―1955)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00年毕业于苏黎世工业大学并入瑞士籍，1940年入美国籍，在物理学多个领域均有重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因物理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之一，他创立的相对论的观念和方法，对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改变世界”的重大意义。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巨子的童年时代，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喜欢郊游，经常兴高采烈地带着全家人到野外去游玩。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象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

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亲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

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幼小孩子所提出的貌似可笑无知的问题，原来出自对未知世界的强烈求知欲。爱因斯坦那被人误认为平庸低能的小脑瓜里，充满了对这个陌生世界的苦思冥想、百思不解，几乎没有安宁的时候。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

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

“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

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呢。

爱因斯坦的童年本来就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如今有了罗盘这个有趣的伙伴，他整天精神恍惚，越发沉默不语，父母还以为这次他是真的病了呢。

这件有关罗盘的童年往事，给爱因斯坦留下深深的印象，甚至在许多年后，他还常津津有味地回忆。

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爱因斯坦依然显得十分木讷，动作迟缓呆笨。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差，每次被老师叫起来背诵课文，便呆头呆脑一句也念不出来。同学们私下里都嘲笑他，认为他是一个“差劲的落伍生”。爱因斯坦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他虽然很愚笨，然而却很善良、虔诚，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实头”。

6岁时，爱因斯坦迷上音乐，开始学习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音乐曾一度使他着迷。然而，练习小提琴时机械、重复的弓法和指法又令心生厌倦。就这样，小爱因斯坦以平淡无奇开始了小学生活，又以平淡无奇而结束。此时的小爱因斯坦与同龄人相比，不仅没有超长之处，反而多几分笨拙。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的最大的业余爱好。

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ab2+bc2=ad2，并满脸神秘地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爱因斯坦的眼界逐渐开阔，能使他产生兴趣的事物也变得越来越复杂。12岁时，爱因斯坦得到一本硬皮精装的几何教科书。他怀着兴奋神秘而又略带恐惧敬畏的心情把书翻开，从头一页欧几里德的第一条定理读起，越看越入迷，竟然一口气把全读完，深深为几何定理的精密、明确和严整所折服。对一些定理，他反复地进行琢磨和思考，有时还尝试着撇开已有的论证方法，另辟蹊径，自己来重新证明，爱因斯坦总会高兴得欣喜若狂，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发现真理的巨大快乐。

爱因斯坦幼年时代的好奇心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他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不久，他又自学了高等数学，中学里的老师已不是他的对手。当他的同学们还在全等三角形中跋涉时，小爱因斯坦已经遨游在微积分的天地里了。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着，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就这样，爱因斯坦15岁那年就失学了，连毕业证都没有拿到。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

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16岁那年，又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占据了他的头脑：假如某种光的接收器，比如：人的眼睛或者是摄影机，跟随在光的后面，用光速飞奔，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形呢?他把问题捕捉住，记在本子上。但正确的答案又去哪里寻找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又为自己设置了一个新的难题、新的挑战。

正是这个令爱因斯坦日思夜想的高难问题，孕育了未来相对论的神奇萌芽。也许，这可以看作是小爱因斯坦向科学堡垒发起的第一次勇敢进攻。

小爱因斯坦日后之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与他的家庭是分不开的。他生长在无忧无虑的家庭环境中，父母对他是十分宽容的。他的父母在他的成长道路上所扮演的就是保护他的气质与性格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当爱因斯坦的“天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显得很笨拙的时候，他的母亲很着急，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一无所成，而他的父亲则说道：“不用把此放在心上，孩子只是不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及学校机械的教学罢了。等他长大了，了解了周围的一切后，就可以顺利适应了。”父母没有将他视“弱智儿”，没有因为功课不好、被学校开除而责打他，而是给他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成长与发展。

1895年的秋天，16岁的爱因斯坦离开了亲人，独自登上开往苏黎世的列车，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

爸爸从集上卖苇席回来，同妈妈商量：“看见了区上的工作同志，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起码要上夜校。叫雨来上夜校吧。要不，将来闹个睁眼瞎。”

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房子很破。教夜课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穿着青布裤褂，胖胖的，剪着短发。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屋里嗡嗡嗡嗡说话声音立刻停止了，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这是用土纸油印的，软鼓囊囊的。雨来怕揉坏了，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包了个书皮，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地写了“雨来”两个字。雨来把书放在腿上，翻开书。

女老师斜着身子，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字，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齐声轻轻地念起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有一天，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背不到一半，他就睡着了。

不知什么时候，门吱扭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黑影。妈妈划了根火柴，点着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子回来了。他肩上披着子弹袋，腰里插着手榴弹，背上还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爸爸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来了呢？

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要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说：“爸爸，远不远？”爸爸把手伸进被里，摸着雨来光溜溜的脊背，说：“这哪儿有准呢？说远就远，说近就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告诉他舅舅，就说区上说的，叫他赶快把村里民兵带到区上去集合。”妈妈问：“区上在哪儿？”爸爸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着，说：“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

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门哐啷响了一下，就听见爸爸走出去的脚步声。不大一会儿，什么也听不见了，只从街上传来一两声狗叫。

第二天，吃过早饭，妈妈就到东庄去，临走说晚上才能回来。过了晌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看家，不能到外面去，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包着的识字课本。

忽然听见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把屋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窗户纸哗啦哗啦响。

雨来一骨碌下了炕，把书塞在怀里就往外跑，刚要迈门槛，进来一个人，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他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

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唔哩哇啦地叫。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的缸搬开。雨来两眼楞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

12岁的雨来使尽气力，才把缸挪回到原地。

雨来刚到堂屋，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院跑，背后喀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朝后院跑去。只听见子弹向他头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把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下。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

鬼子把前后院都翻遍了。

屋子里也遭了劫难，连枕头都给刺刀挑破了。炕沿上坐着个鬼子軍官，两眼红红的，用中国话问雨来，说：“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他突然望着雨来的胸脯，张着嘴，眼睛睁得圆圆的。

雨来低头一看，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

鬼子露出满口金牙，做了个鬼脸，温和地对雨来说：“不要害怕！小孩，皇军是爱护的！”说着，就叫人给他松绑。

雨来把手放下来，觉得胳膊发麻发痛，扁鼻子軍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说：“这本书谁给你的，没有关系，我不问了。别的话要统统告诉我！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把书扔在地上，伸手望皮包里掏。雨来心里想：“掏什么呢？找刀子？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只见他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糖块。

扁鼻子軍官把糖往雨来手里一塞，说：“吃！你吃！你得说出来，他在什么地方？”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说：“这个，金的，也给你！”

雨来没有接他的糖，也没有回答他。

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瞪着眼睛要向雨来头上劈。扁鼻子軍官摇摇头。两个人唧唧咕咕说了一阵。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使劲把刀刀放回鞘里。

扁鼻子軍官压住肚里的火气，用手轻轻地拍着雨来的肩膀，说：“我最喜欢小孩。那个人，你看见没有？说呀！”

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他向前弓着身子，伸出两只大手。啊！那双手就像鹰的爪子，扭着雨来的两只耳朵，向两边拉。雨来疼得直咧嘴。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在雨来的脸上打了两巴掌，又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咬着牙拧。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了一拳。雨来打个趔趄，后退几步，后脑勺正碰在柜板上，但立刻又被抓过来，肚子撞在炕沿上。

雨来半天才喘过气来，脑袋里像有一窝蜂，嗡嗡地叫。他两眼直冒金花，鼻子流着血。一滴一滴的血滴下来，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

鬼子打得累了，雨来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

扁鼻子軍官气得暴跳起来，嗷嗷地叫：“枪毙，枪毙！拉出去，拉出去！”

太阳已经落下去。蓝蓝的天上飘着的浮云像一块一块红绸子，映在还乡河上，像开了一大朵一大朵鸡冠花。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

芦花村里的人听到河沿上响了几枪。老人们含着泪，说：

“雨来是个好孩子！死得可惜！”

“有志不在年高。”

芦花村的孩子们，雨来的好朋友铁头和三钻儿几个人，听到枪声都呜呜地哭了。

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等了好久，不见雨来来搬缸，就往另一个出口走。他试探着推开洞口的石板，扒开苇叶，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处也不见动静。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喝：“豆腐啦！卖豆腐啦！”这是芦花村的暗号，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

可是雨来怎么还不见呢？他跑到街上，看见许多人往河沿跑，一打听，才知道雨来被鬼子打死在河里了。

李大叔脑袋轰的一声，眼泪就流下来了。他一股劲儿地跟着人们向河沿跑。

到了河沿，别说尸首，连一滴血也没看见。

大家呆呆地在河沿上立着。还乡河静静的，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去。虫子在草窝里叫着。不知谁说：“也许鬼子把雨来扔在河里，冲走了！”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突然铁头叫起来：“啊！雨来！雨来！”

在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雨来还是像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扒着芦苇，向岸上的人问道：“鬼子走了？”

“啊！”大家都高兴得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

原来枪响以前，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一头扎到河里去。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叶锦添是个很难界定的人。二十多年来。他游走在古典与前卫之间，带着一份恣意妄为的轻狂，创造了多部堪称风华绝代的经典作品。他穿最简单的黑白素色，谈笑间总是温文尔雅，脑子里却装满天马行空的奇思异想。从服装设计、电影美学到视觉艺术，合作过的都是大导演，拿过的都是大奖项，他不停游走于各个领域却又总能得心应手。2010年，他担任造型设计总监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热播，奇才叶锦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1957年，叶锦添出生在香港的一个穷苦家庭。那时候，他和兄妹、父母和七八户人家挤在一个大房子中，一家人拥有的空间就是夹层的上下木板，没有隔墙，只有用围帐划清的界线。

多年后，回忆起童年，叶锦添的脸上仍带着微笑：“智慧是被生活逼出来的。童年时我没有发表意见的习惯，只是喜欢想象，个性比较自闭，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大人们照旧为生活忙碌，他们不能了解，这个看上去闷闷的男孩子缘何会那么狂热地喜欢黑色和红色，在叶锦添的解读中，那是悲观的颜色。

家里五个孩子，叶锦添排行老四。从小他就比较喜欢奇特的东西，漫画也喜欢特别一点的。那时，同样喜欢画画的哥哥一度成了他的偶像，跟着哥哥，他开始画画和摄影。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他都消磨在收集和绘制连环画中了。

“穷人有穷人的世界，当你真正穷的时候，确实也不知道和别人有什么分别。我从小就养成了一种盲目高傲的性格，总是会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对我不利的事情都充满了防范。我很容易会架起一道装饰性的围墙使自己看起来独特和出众。穷也穷得有型有格，虽然口袋里身无分文，但开口都是最贵的和最有品位的东西，无论怎么样都要去最好的咖啡厅，就是喜欢那种气氛。”

父母担心儿子会走上穷画家的人生之路，坚决反对他画画。为此，叶锦添和父母爆发了长达几个月的冲突，直到他多年后站上奥斯卡的领奖台，他与父母的矛盾纠结才算消除。作为妥协，1982年，叶锦添考入香港理工学院摄影专业，毕业后去了电影双周刊《曝光人物》当摄影师。

在美术方面，叶锦添没有接受过太多正统训练，但却不妨碍他越画越有名。后来在香港本地的一次美术大赛中，他得了几项大奖。也正是因为这些天马行空的画作，他被香港电影“怪才”徐克一眼相中。1986年，吴宇森筹拍电影《英雄本色》，徐克是这部戏的监制。在徐克的力荐下，29岁的叶锦添成为该片的执行美术。在这部电影中，叶锦添为周润发做出了一个风靡一时的经典造型“小马哥”——牙签、西装、风衣和光可鉴人的发型，轰动全港。

毫无疑问，23年前与徐克的初次邂逅让《英雄本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那仅仅只是他踏入影坛后的第一份工作。与此同时，叶锦添还经常以双重身份穿梭于不同的摄制组，在做美术指导的同时，还兼在报纸上开设摄影专栏。此后与关锦鹏合作的《胭脂扣》更是彻底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催生了叶锦添内心对于电影，从工作到喜爱再到痴迷的疯狂历程。

出于对西方艺术的喜爱，1987年，30岁的叶锦添背起行囊，凭着一口不流利的英语走遍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葡萄牙到东南边的希腊爱琴海，再到东北边的南斯拉夫，他度过了一个年轻艺术苦旅者最难忘的悠游时光：一身旧军衣，十足的探险队造型。白天吃着面包，赶赴博物馆、美术馆，晚上则落脚小旅馆和青年旅社。睡不了几个小时，又兴致勃勃地出发，寻找新的视野。在每天每分每秒中，说不尽的经验，已潜入了身体的记忆里。旅行让叶锦添找到了同类，“看着毕加索、凡·高他们的画，我就感觉像自己画的，因为他要表达的就是我想表达的，里面有我自己的感觉。”

在现实与理想中把玩平衡

回到香港的叶锦添满怀希望，准备在电影上大显身手，哪知“机会屈指可数，生活穷困潦倒”。不仅日子穷得叮当响，而且甚至一年里也没一部戏可拍，有时连午餐都吃不上。前途在哪里？艺术是什么？叶锦添进入了事业的低谷期，心情郁闷。

就在这个时期，叶锦添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到处找来老杂志和旧书，发疯般地研究起京剧脸谱，看京剧装扮，琢磨京剧戏服甩袖，企图在尝试恢复一种传统美感的同时，融入个人的经历和眼光。

真正翻身是在1993年。电影《诱僧》剃光了影星陈冲的眉和发，反倒成就了叶锦添。他拿到了生平第一个大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奖。这是他事业的重要转折点。

艳丽妖娆的《诱僧》使他结识了该片男主角吴兴国。叶锦添信手拈来的几幅设计图被吴兴国一眼瞧中：“不错嘛，愿不愿意跟我去台湾？”由此，叶锦添加盟吴兴国经营的当代传奇剧场。舞台让叶锦添的想象力得到更淋漓尽致的宣泄，惊艳至今的《楼兰女》由此诞生。

“这些戏服，极尽繁复又华美艳丽，全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凤冠代表婚礼、假花代表死亡、链条代表枷锁、利剑象征复仇、海藻意喻生殖，剧情每一步发展和人物内心的活动变化，我都尽量用这些服装的符号外化出来。1993年《楼兰女》在台湾首演，一炮打响，很多年轻人都来了，连那些老一代的人，也好奇地来看我们在搞什么新的东西。”

当第一次看到演员穿着他设计的衣服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叶锦添被震住了。“吴兴国让我懂得舞台演员身上的魔力。演员可以将你想象的感觉找出来，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你在他身上找到了这个力量，你就能让他演的形象立起来。《楼兰女》的服装设计使我在台湾红起来，并引起国际关注。可以说，吴兴国对我艺术的成功影响最大。”

自此以后，叶锦添好运不断，他转型做了7年的舞台剧，担任了四十多部戏剧的服装造型设计、道具、舞台设计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大到唐宋的建筑，小到衣服袖口，这对他日后的设计影响很深。

2000年，是叶锦添事业上的转折年。这一年，他的名字与一部叫《卧虎藏龙》的电影紧密相连。2001年的奥斯卡之夜，当相貌平平、服饰简约的叶锦添带着他惯有的斯文和腼腆走上领奖台，从著名影星凯瑟琳·泽塔·琼斯手中收获了万众瞩目的小金人时，这个第一位在奥斯卡奖台上得到认可的中国电影人，创造了，一段与艺术、信念、历史三者交融的奇迹。

丰富的灵感源于积累

叶锦添的服装作品不仅而貌丰富，并且跨足各种艺术形式，包括电影、舞蹈歌剧、戏剧、戏曲、传统乐舞、音乐剧场等。而他的创作灵感，到底从何而来？

答案很简单，厚积薄发。叶锦添的书架足以让每一个爱书人又羡又妒。上白天文，下至地理，早自远古神话，近到当代艺术，种类涵盖诗歌小说、建筑戏曲因为工作需要，他还特别收藏题材偏门的书，他甚至专门到日本去寻找有关城堡设计的书，研究攻守双方的战斗，城堡每个地方的功能。“事实上某些领域内的专业书籍，在我的工作中也用得到。例如做船的书，拍《赤壁》时要做船，我们要计算浮力，研究船怎么压在水面上，这牵扯到整个设计的可能性，需要很多专业知识。”

从艺术的道路一路走来，叶锦添也从读书人变成一个著作颇丰的作者，从《繁花》、《流白》到《神思陌路》，他笑言自己与书是“共生关系”：“很多人看书是为了丰富自己写作的天空，我不是，我看什么有感觉都会去做。”他看文字，便制造文字；他看技术，便制造技术；他看影像，便制造影像；他读书，自己也写书。

醉心艺术，但叶锦添的日子并不宁静。多年来，从《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无极》、《夜宴》、《赤壁》，到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叶锦添的服装造型一直备受争议。对此，处于争议旋涡中心的叶锦添很坦然：“我一直在强调，不论谁设计新版《红楼梦》，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会被批评。真正的艺术应该是单纯的、纯粹的。我处于精英文化的尖端，为了满足那些每天看很多世界艺术品的人，必须走得更快。艺术是整体的，现在只是一个过渡期，我相信，观众一定会喜欢我们耗费了大量心血做出来的作品的。”

叶锦添表示，无论是荣誉还是责难，今后仍会有很多，但他不会为之所动，因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比如我现在很喜欢写东西，写自己每天的心情。多年的艺术工作，让我有很多积累，我会一本本把它写出来。我想，这不是贪心，而是自在。我想努力做出一点乐趣来，尽量享受不一样的人生。”

冲动是魔鬼。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也深受冲动之害。大名鼎鼎的岳飞就是其中一个。

岳飞刚从军的时候，才二十四岁，他在军营里担任了从七品的下级军官一职。当时恰逢靖康事变，宋钦宗和宋徽宗都被金人抓走，宋高宗赵构率领着宰相黄潜善与副元帅汪伯彦慌张地向南逃去，这让一心想要报效祖国的岳飞很是着急。他不顾自己职位低下，给赵构写信道：“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一干人等畏敌如虎，只知一味拥着皇上南逃，不堪当此大任，还请皇上御驾回京，亲率六军将士北伐，恢复中原。”谁知此信到了黄潜善手里，幸亏黄潜善并没有和他计较，只是把他开除了军籍。

一心报国的他投奔了河北招抚使张所，张所将他安排在属下都统制王彦手下。这一日，王彦的部队与金军在石门山对峙。谨慎的王彦见金军气势宏大，所以按兵不动。岳飞当众指责王彦说：“敌人就在对面，你却不迎战，你这分明就是想要投降金军的意思。”王彦依然不出战，愤怒的岳飞于是率领自己的部队直接去跟金军交战。虽然打了胜仗，但是他的轻举妄动招来金军的围攻，而且祸及王彦，王彦的整个部队被金军打得七零八落。

第一次上书皇上，年少气盛的岳飞并没有意识到冲动给自己带来的灾祸，但是这一次，他的冲动却连累了整个部队，因此被命令推出辕门斩首，幸亏遇到了一直赏识他的宗泽，允许他戴罪立功，岳飞才幸免于难。

吸取这两次教训后，岳飞学会了培养自己的修为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后来成家有了子女，岳飞也始终教育他们以自律为本。

宋朝时有一条规定是“任子恩例”。也就是说，父辈的官衔越高、战绩越多，子女享受的福利就越多。岳飞是朝廷第一大将军，他的战绩自然是当朝第一，但他却从来不申报自己的功绩，因此他的子女也不能享受福利。

宰相张浚过意不去，说：“全国上下的官员子女都因为父辈的荣耀而享受福利，相比之下，岳将军这样做虽然廉洁有加，但对您的子女们却很不公平。”

岳飞摇摇头说：“身为一个父亲，我首先要教会孩子们的是自律和淡泊。只有这样，才不会让他们产生冲动急躁、急功近利的思想。”岳飞不但不让子女们随便享受特权，而且还要求他们每天做完功课后就下地劳作，以培养他们俭朴、自立的生活习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岳飞在知道自己冲动这一缺点后，努力改正缺点，冷静自律，最终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将军。

艾萨克·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于1642年圣诞节出生在英格兰伍尔斯索蒲村，这一年正值伽利略与世长辞。和穆xxx一样，牛顿也是一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的牛顿就显示出巨大的力学天赋。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小手。他聪明伶俐，但对功课却总是粗心大意，在学校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十几岁时，母亲让他辍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象样的农民。幸亏他的母亲被说服了，她相信了儿子的主要天赋不在于务农，而是另有所为。十八岁的牛顿进入剑桥大学后，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很快就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他在21到27岁期间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是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该世纪初期望远镜的发明，使天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都极力劝告所有欧洲的科学家，再不要依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要亲自做观察和实验。培根和笛卡尔的倡导为伟大的伽俐略所实践。他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所做的天文观测给天文学带来了革命，他的力学试验建立了现在人称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和发现行星绕日运动定律的约翰尼斯·开普勒都为科学领域提供了新的基本知识，而且纯科学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但还无法证明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当科学被运用到技术领域时，就会使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发生革命。

虽然哥白尼和伽俐略澄清了古代科学中的一些错误观念，为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作出了贡献，但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定律来把这些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发现变成可以做科学预测的统一学说。是艾萨克·牛顿提出了这种统一的学说，从而使现代科学进入了它一直所遵循的航程。

牛顿一般不愿意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早在1669年他就在他的大多数着作里对基本概念作了系统的阐述，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在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出来。他公布的第一个发现是有关光的性质的一项突破性的贡献。牛顿经过一系列认真的试验，发现普通光是彩虹所有的不同色光的混合光。他还对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的结果做了认真的分析，根据这两个定律，1668年他设计并真正制造出了第一台反射望远镜，如今大多数天文台都使用这类望远镜。牛顿29岁时把他的这些发现及其许多其他光学试验结果呈交给英国皇家学会。

仅就光学方面的成就或许就可以使他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数学或力学方面的成就来，那就相形见绌了。他对数学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积分，这一成就可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做出的，这一发明是当代数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仅是许多现今数学学说产生的种子，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没有这一工具现代科学在随后就不会取得进展。如果牛顿仅仅发明了积分而别无所获，也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排到相当高的名次。

但是牛顿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力学方面，力学是研究物体运动的科学。伽俐略发明了第一运动定律，这一定律描述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的情形。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物体都受外力作用，力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物体怎样运动。牛顿提出的最着名的第二运动定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定律可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经典物理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他的第二定律（其数学表达式为F＝ma）可表述为：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即速度变化率），与作用在该物体上的合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除了这两个定律外，牛顿又提出了着名的第三运动定律（这定律可表述为，有作用力即外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且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他的科学定律中最着名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四条定律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所有的宏观力学体系都可以利用这一体系来加以研究和预测，从单摆的振动到行星绕日在其轨道上运动都用得上。牛顿不仅提出了这些力学定律，而且还利用积分这一数学工具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基本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牛顿定律可以而且已被用来解决极其广泛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问题。牛顿在世时，他的定律的最有戏剧性的应用是在天文学领域里。他在这个领域里也处于领先地位。168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通常只称作《原理》），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并说明如何利用这些定律来准确预测行星绕日的运动。牛顿的这一壮举圆满地解决了动力天文学的主要问题，即准确预测星体和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因此牛顿常被认为是所有的天文学家之魁。

应该怎样评价牛顿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呢？如果我们翻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就会看到提到牛顿及其定律和发现的条目比任何其他一个科学家都要多（也许多二到三倍）。况且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对牛顿的评价。莱布尼兹决不是牛顿的朋友而是与他进行过唇枪齿剑之争的对手，他写道：“从有世以来，到牛顿所处的时代，他在数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占了整个的绝大部分。”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道：“《原理》一书比任何其他天才的作品都出类拔革。”拉格朗日常说牛顿是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厄恩斯特·马赫在1901年写道：“自从牛顿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顿力学在演绎上、形式上和数学上的进展。”这也许说出了牛顿的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他发现科学是一门由孤立的事实和定律构成的杂学，它能描述一些现象，但只能预测几种现象，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这个体系能解释大量的物理现象，能用来做准确的预测。

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把牛顿所有的发明都一一包罗进来，因此他的小发明就其本身来看虽然也是重要的成就，但这里只好忽略不提了。牛顿对热力学（对热的研究）和声学（对声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他发现了数学中的二项式定理；他第一次对星体起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现在读者虽然会认定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但是仍然会提出为什么把牛顿排在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华盛顿这样重大的政治人物以及如耶稣·基督和乔达摩·佛伦这样重大的宗教人物之前呢？我自己的观点是：尽管政治变化是重大的，但仍有理由认为在亚历山大之死前后1000年间的大多数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就主要的日常活动而论，大多数人在公元前后3000年间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过去的500年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与1500年的人们相比，我们的吃喝穿戴有了变化，我们的娱乐活动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科学发现不仅仅使技术和经济发生了革命，而且使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科学革命使人类所有的活动方式均有变化。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才被列入本册。牛顿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家，而且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在任何一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册上，他名列前茅是当之无愧的。

1727年，牛顿这颗巨星陨落了，他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是被赐予这种荣誉的第一位科学家。

文公重耳是春秋五霸中的一位，他四十三岁那年遭陷害被迫逃出晋国，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掌握了政权。重耳即位后，对跟随他流亡的文武大臣分别封官赐赏，功劳大的封采邑，功劳小的也尊爵位，可偏偏忘掉了一个人，这人就是介子推。介子推在重耳流亡期间一直跟随着重耳。当年重耳流亡路经卫国时，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又找不到吃的，介子推便忍痛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给重耳煮汤吃。功劳这样大的人，重耳怎么会给忘记了呢?

原来，介子推在和重耳一块回到晋国都城绛都后，只朝见过一次重耳，以后便托病在家，编织草鞋，伺候老母。重耳封赏功臣时，别人都整天缠着重耳争赏赐，介子推却躲得远远的。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曾劝他去见做了国君的重耳，介子推厌恶争功夺禄，他对母亲说："晋文公得晋，是上天的意思。现在有的人争权夺利，真不知羞耻。我不敢贪天之功为已有，既不想官，又不想利，去见他干什么呢?我甘愿终身编织草鞋，奉养老母。"母亲见儿子态度这样坚决，品德这样高尚，便不再说什么了。母子二人商量了一下，介子推便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境内)，发誓终身隐居此地，再不出山。

后来，重耳经人提醒，想起了介子推，就派人四处寻找。得悉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后，又亲自带人上绵山寻找。许多人找了好几天也没发现一点儿踪影。于是，有人建议用放火烧山的办法把介子推引出来，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放火烧山。但介子推和他母亲始终没有出来。火灭后才发现他们母子二人死在一棵大树下，重耳十分伤感，下令在绵山为介子推建立祠庙，并传旨：把绵山之田收来的钱粮，统统作为介子推的供祭之用。

烧山那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前一天。后来，老百姓为了思念介子推，每年清明节前一天都禁烟止火，只吃冷食。久而久之，相沿成俗，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有人说一个历史的瞬间，也许就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轨迹。那么一个古代名将的死会改变什么呢？蒙恬作为秦帝国著名的战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仅在战场上帮助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彻底打败了不断骚扰中原的匈奴，而且在他的主持下，修建了现今我们眼中的万里长城，开辟了当时规模空前的秦直道。

这样一个功勋卓越、才华出众的战将，却没有想到，在他的背后一直隐藏着一个与他对立的集团，在秦始皇病死后，蒙恬在他们的阴谋策划下无辜惨死。这个集团篡夺了秦帝国的政权，也改写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唐朝皇帝唐太宗，于贞观某日对臣僚说：“朕欲上比尧舜，不使冤案现于本朝。各位不妨说说，古代哪一将相死得最冤？”当时在场的有丞相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徵等人，或答“白起”（战国时秦将）；或说“伍子胥”（春秋时吴将）。听罢臣僚们的议论，太宗摇摇头说：“朕观最冤的是蒙恬。”

德国施特凡·阿尔丁格从小性格倔强。高中毕业时他一心想考化工学院，而母亲坚持让他考文学系将来当个作家。争执不下，他一生气便离家出走。在外流浪两天，口袋中的马克花光。第三天他饿得两眼冒金星。无奈站在卖“热狗”的摊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新出炉的“热狗”，垂涎欲滴。卖“热狗”的大娘看透他的心思：“想吃热狗吧？给你两个……”

他接过“热狗”，变成狼吞虎咽的老饕餮。大娘从家里端来一杯饮料递给正在打嗝的阿尔丁格：“小伙子，喝杯饮料，我就住在摊后面的旦丁街１８号。是离家出走吧？”阿尔丁格点点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和母亲吵架，我想学化学，她非叫我学文学不可，一赌气我就……”

大娘语重心长地说：“我给你两个热狗、一杯饮料，你就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母亲给你十八九年的物质和情感的关爱，你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却狠心地离开她！她会十分伤心的。”

阿尔丁格回到家中，投入母亲怀抱痛哭一场。他万万没想到：母亲同意了他报考化工学院。

他大学毕业时，母亲患了肝硬化腹水。他查资料到处求医。医生说，目前全世界大约有１６０万人患有肝脏疾病。对于你母亲这种严重肝病患者，生存的唯一可能就是采用器官移植。但这很困难，一则是很难找到捐献的、与患者有亲和力的器官；二则费用也过于昂贵。阿尔丁格跪求医生：“我给母亲移半个肝吧！求求您！”

“傻话！你母亲需要换整个肝脏，一命换一命有何价值？”

不久，母亲去世了。临终前握住儿子的手说：“我从医生那里得知，你和你父亲都恳求用你们的肝脏移植给我！我死而无怨！孩子，你能不能发明一种肝脏透析机，像肾脏做透析那样，滤出肝脏中的病毒。”阿尔丁格跪在母亲床下，挥泪发誓：“儿子一定完成您的重托！您放心吧！”

阿尔丁格为实现母亲的遗愿，考入罗斯托克市医疗设备研究所，刻苦钻研用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肝脏透析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３１岁时与物理学家瓦尔特·格里克同罗斯托克市的医学家合作研制成功“Ｍａｒｓ”（玛斯）分子吸附循环系统——肝脏透析机。

阿尔丁格从《罗斯托克报》看到一则惊人的《征肝启事》：萨比娜老人患严重肝病，有献肝脏者及掌握相关信息者请与旦丁街１８号联系。后面还有电话号码。

阿尔丁格立即想起１２年前讨热狗的往事，驱车前往萨比娜老人的家中。只见老人面色蜡黄，静静地躺在床上，她的女儿叫醒她：“有人看您来了！”阿尔丁格走过去：“老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叫阿尔丁格，在我最困难时您老帮助过我！我可以给您献出半个肝脏！”老人坐起来：“谢谢！千万使不得！听女儿说有人发明了什么透析机，可以不换肝脏，你能找到这位先生吗？”“我就是发明透析机者之一，我已为您请好医生住院治疗！”老人又惊又喜：“你真是位有心人！天下的大好人！”

朋友跟我说起小雯时，我立刻想起了小雯长长的头发和甜美的笑容。“挺文静的一个小姑娘。”我对朋友说。“文静？”朋友哈哈大笑起来，“等会见到她你就不会再这样说了。”当小雯走进来时，我确实大吃了一惊。

眼前的小雯变得黑瘦，却显得更加健康，一头秀丽的长发被齐耳短发所取代，曾经衣袂飘飘的裙子也换成了帅气干练的赛车服。小雯笑着自我介绍：“姐，我从幼儿园辞职了。现在正在接受摩托车越野赛的培训，下周开始比赛。”“怎么会突然想起参加这个呢？”我很不解。小雯认真地说：“这个想法可不是心血来潮。”

小雯说，她从小就是个假小子，常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爬树、上墙，特别喜欢体育运动。但她的父母却很不喜欢，他们认为，女孩子就应该有女孩子的样子，要稳重大方、秀气文静，最好穿裙子、留长发。于是，在母亲的刻意改造下，小雯变成了父母想要的样子，做了父母最喜欢的教师工作。

原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可是有一天晚上，小雯梦见了自己骑着摩托车英姿飒爽地驰骋在赛场上。醒来后，她依然回味在梦境中激动不已。她拿起床头的摩托车模型，细细摩挲，突然想起了年少时那段驰骋在赛场上的岁月，那才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呀！

一直以来，小雯都觉得世界太无趣，工作太无趣，可现在，她突然觉得是自己没有按照有趣的活法来生活。也就是在那个瞬间，小雯决定要找回最纯的快乐和最真的自己，只有这样，她才会对生活充满热情，才会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朋友小俊是城市里的一名白领，工作压力很大，薪水也不是太多。但每个周末，小俊总会失联两天，当我追问她失联的原因时，她的双眼在瞬间闪出了亮晶晶的光芒：“我去学唱京剧了。”小俊的回答简直让我大跌眼镜，在生活压力如此紧张的环境下，她还有这种闲情雅致？小俊却是满脸的向往和憧憬：“我三姨是唱京剧的，打小我就喜欢跟她学唱戏，唱念做打、一招一式，都充满了魅力。虽然父母不同意我学唱戏，但我一直偷偷练着基本功呢！”说着，小俊轻松地给我演示了一个劈横叉的动作。

我不解地问：“你学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呀？”小俊笑了：“有用无用真的很重要吗？我只是想让自己目前平淡无味的生活过得更有趣一些，我不希望老了以后，只剩下后悔和遗憾。”

想起小雯和小俊，我突然有了无限感慨。人到中年的我们总是有太多的遗憾和无奈，我们总是抱怨世界太无趣，生活太枯燥。我们做着不喜欢的事情，浪费着美好的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勇气去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其实，无趣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还没有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到有趣的活法。

大概是2011年元旦之后，我在香港机场的书店看到了一本书，名叫《新自然主义的家》。无意间翻到其中一页图片，那个家的设计让我心里“哇哦”了一下。我站了三五分钟，就看了这一张图。我很少会对一个东西喜欢到用“哇哦”来形容，但对这个房子我是有点儿迷上了，里面每样东西都是我想要的。

就为了一张图片，我把那本厚厚的书买回了家。

一年后，为考察一个项目，我去了巴西。有朋友偶然带我去了三个地方，说都是一位叫亚瑟·凯撒斯（ArthurCasas）的著名建筑师设计的，他是巴西排前三名的建筑师，明年的米兰世博会的某个馆也是他的作品。

这三个地方中有一处是我朋友的家，那种简约的美让我惊呆了。要知道简约是最难做的，复杂工艺可以靠很多东西去修饰，但简约的设计最难修饰，比如都是原色木头，但打磨和质地上，稍稍的差别，品质感都会差很多。还有一处是里约热内卢海边的旧楼，平均层高大概才2.2米，伸手就能碰到天花板，却设计得让人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压抑，当时就觉得这位叫亚瑟的设计师真棒。

后来一个朋友要做一个项目，我就强烈推荐亚瑟。我很贸然地给亚瑟写电邮、打电话去邀请，2012年5月，他应邀来中国商谈这个项目。他做工作汇报时，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新自然主义的家》里那个房子的设计者！我的DreamHouse竟然就是他的家。

更幸运的是，第二次去巴西时我终于有机会去了那所房子。

他的房子没有想象中大，大概300平方米，但所有的窗户都是可以打开的。大的玻璃墙推起来虽然重，但非常好推，当整面墙都打开，你坐在一个两面畅通的房子里，四周环抱着绿树，天气又好，你想想那是什么感觉？！那种空气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亚瑟并不是异类，他只是巴西设计师中最典型的代表。精细的简约、完全融入的自然主义，这两个是巴西设计师最主要的特征，在他身上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他的厉害不止于此。陪他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就让我学了不少招。比如他去看一个房子时，最先进去的是厨房。他说一个家的厨房太重要了，做得好的甚至可以是这个家的活动中心。他很高，一米八五以上，每次一进厨房，就像上帝一样伸开双臂，开始左右比画，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操作时，如何取碗放盆，如何切菜码盘。

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喜欢每天晚上睡觉前看户型图，现在我的脑袋是3D的。你给我一个户型图，我可以完全凭想象在脑中造出一个立体的空间。

心动得太久，手就会发痒。去年底工作室装修，我决定自己来做设计师。当然有一个国内的设计师朋友帮我，比如说哪儿打梁，哪儿装灯，这种细节我不懂，但我画了那个房子。亚瑟教会我的第一点，就是要分出你需要的功能，于是除了常规的财务室和会议室，我还设计了有水台的吧台、有小沙发床的休息室，特别是我为自己选择了一处开放的公共空间，而不是独立的办公室，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建成之后，看着这个工作室，我在很多地方都感觉到亚瑟的影子。想到几年前第一次看到亚瑟那张图的情形，感觉生活真是太奇妙了。

忘了是谁说的，哲学的最高境界是美学。于是乎，我为这个装修的小嗜好，找到些许深度的支点。也奇怪，我怎么就从一个包控衣服控，成了装修控呢？友人解答，家居是自己享受，时装是穿给别人看，说明你是一个注重自我感受胜过别人评判的人。原来，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个女汉子。

霍金跟母亲关系很好，其母住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霍金经常去探望她。霍金还跟自己的女儿合着了几本宇宙探险的科普书，他女儿已成为着名作家。

简的出现对霍金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跟霍金一起面对病魔，令霍金摆脱绝望，并让他重新获得对生活和工作的信心。

1965年，简(Jane)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霍金。简恩服侍、照顾霍金25年之久，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看护他，推着轮椅带他到各地旅行，还要照顾几个孩子、操持其它家务。25年的时间，她看着他从默默无闻的研究生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1990年，霍金与妻子简离婚。对于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媒体曾有不同的猜测，而按照英国人迈克尔·怀特和约翰·葛瑞本合着的《霍金传》的说法，他们离婚的最主要原因，还是跟霍金的科学研究有关。因为他的研究，霍金从早期的不可知论者变成了一名极端的无神论者，他以自己的无边界理论完全排除了上帝的概念。然而，简却是一名虔诚的教徒，上帝是她的精神支柱之一，正是有这样的信仰才让简在这20多年间肩负起了照顾霍金的重担。但也有一种说法是霍金跟自己的一个女护士伊莱恩走得越来越近，从而冷落了简，这名女护士后来成了霍金的第二任妻子。

1995年迎娶私人看护伊莱恩(Elaine Mason)。2004年初，英国有媒体指霍金遭到第二任妻子虐打，消息轰动全球。2004年1月，霍金透过剑桥大学两度发表声明，指责有关消息失实，并表示“我全心坚决驳斥说我遭到虐待的说法。媒体的报道纯属虚构，有人散播这样不实的消息，令我感到失望。”简(Jane)写有《霍金：前妻回忆录》(上)(下)。

然而，外界传出霍金身上出现多处神秘伤痕，手腕骨折，脸部和嘴唇有很深的切口，同年3月，英国警方正式向霍金问询，了解有关情况，并查问部分霍金前护士索取资料，但由于霍金并未合作，英国警方最终未能起诉任何人。

早在2000年，警方亦曾对霍金的意外受伤感到怀疑，但霍金当时拒绝配合，令调查终止。霍金的女儿露西·霍金在访问中曾说，约2000年已发现父亲身上有伤痕，但是父亲说是他不小心自己弄伤的，她未有在意。

2006年10月19日，64岁的斯蒂芬·霍金正在与第二任妻子伊莱恩办理离婚手续，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11年，至今未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