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的故事简介【精选20篇】

【注音】yī sǐ yī shēng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廷尉翟公为人豪爽,喜欢结交天下有识之士,因此家中宾客很多,因而有人嫉妒进谗言,汉武帝罢免了他的官职。平时门上的常客不上门了,而且绕道而行。后来翟公官复原职,那些人又回来,翟公在门上写道:“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出处】太史公曰: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史记·汲郑列传》

【解释】指有关生死的关键时刻。

【用法】作宾语、定语;指两极变化

【成语举例】情知白日不可私,一死一生何足算。 唐·王翰《相和歌辞·蛾眉怨》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相传，北宋年间，苏轼因诽谤朝政被贬到汝州，任团练使。初到汝州，看到这里到处穷山恶水，苏轼自恃才高，很瞧不起那里的文武官员，经常闭门谢客。

一日，他在衙门里觉得闷，便独自溯汝河而上去游云梦山。踏着两山夹峙树林生的林间小径过了紫逻口，穿过水流哗哗的汝河桥，随着熙熙攘攘笑语喧哗的滚滚人流，苏轼走到云梦山下。只见一座寺院依山而建，钟楼巍巍桃角飞檐，宝塔俏丽，屹立寺中，在绿树掩映下，云梦寺深藏不露，古朴静雅。苏轼顿时悟道，这样一个人间仙境，又是鬼谷讲学授徒的地方，必有文海高僧，若能暗访出来，也算是一个他乡知已了。

于是他折下一银树枝当拐杖，化装成一个土老冒儿走进寺院。这时已近中午，睛空万里，骄阳似火，苏轼走了半日口喝难耐，便走在寺内讨口茶喝。他看见寺内一个小和尚手拿鸡毛帚子正在大殿里给香案扫尘，苏轼忽发异想，先试试这云梦寺的小和尚有多少才智，不就知道寺内高僧的智慧之水有多深了吗?于是，他大大洋洋踱进大殿，在香案前正襟危坐，还没顾上说口渴，谁知那小和尚一看见他，忙停下手里活计，双手一合施一礼说：“阿弥佗佛，请施主暂在殿内消汗，贫僧马上去取茶伺候，并且一定给施主送上您点要的杜仲名茶。”

小和尚退出大殿去了，苏轼坐在香案前惊得目瞪口呆。一会儿，一壶泡得浓香扑鼻的杜仲茶献了上来，苏轼静坐在大殿里品茶，仍不理解小和尚是如何一眼就看出了他心中所求，苏轼还敢去和云梦高僧高谈阔论吗?他顿时泄了气，喝完茶以后，他连身份也没敢亮出来，忙匆匆随着进香的人流去观党云梦仙境，然后便直出云梦山去了。

苏轼回到汝州，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不服气，难道这汝州还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还真有文比孔丘、武赛子龙的能人，他遍览群书熟知云梦古今，又搜肠刮肚拟出《咏云梦》诗八道，便再赴云梦山想与云梦僧一决高低。

这天，苏轼穿戴整齐官袍官衣，领着大小随从12人，前夹后拥又赴云梦山。走到寺院门前，只见一座云梦寺张灯结彩，十几个僧人分列寺门两旁，两幅长幡由两个小僧人举着列在队前，苏轼抬头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学士游云梦鬼谷生辉，

练使赋佳作汝河增光。”

苏轼大吃一惊，急步上前与云梦众僧一阵寒喧，急步走入大殿，只见殿内一张八仙桌上摆着十二只茶杯，还为他另备一张香案，放着文房四宝，很明显，云梦寺早有准备等待他来挥笔赋诗呢?

苏轼十分吃惊，当云梦寺主持请苏轼挥毫命笔的时候，苏轼一定要让云梦僧说出他们神算的奥秘，小和尚笑着说：“那天你手柱拐杖为木，风尘仆仆为土，就是一个仁字;你头顶草帽，两手甩开，两腿夹杖巍巍而立不是一个“茶”字吗?我就知道先生是向我求杜仲茶!“苏轼说：“那么今天呢?”

云梦寺主持说：“今天知晓你要登云梦山就更没有什么秘密了。云梦山之颠有御药园，御药园上有观天台，在台上天尚可观，练使官样打扮而来，我远远已从观天镜里看见了你，并且山上早有传闻，苏学士荣任汝州团练使，我们自然应有所准备，为练使接风了。”

苏轼闻听后惊愕不已，他想，自己饱读诗书，在当朝皇帝面前尚敢舞文弄墨，而在云梦山里竟被一个小和尚猜得入木三分。老主持在观天台窥视知我要来不算什么高悟，但出家之人竟对我这么了解，早有所备不得不使苏轼十二分地佩服。于是苏轼顿时诗兴大发，挥笔写道：“汝河河清清，云梦梦长长，鬼谷谷渊渊，古今难思量!”

从此以后，苏轼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学问再高天外有天。他更加苦读万卷书，认真做学问，写出了不少名篇佳作，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苏轼是个悲剧人物。他重气节、有志向。博通经史，关心时事，以图强国。21岁那年中进士，没想到刚刚踏入仕途，便卷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之中。

苏轼做主簿、签判一类地方官的时候，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苏轼反对“新法”。他写了几篇文章如《商鞅论》、《拟进士廷试策》，或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或是借题发挥，旁敲侧击，而在《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中则是公开的全面攻击了。

王安石是敬重苏轼的，认为苏轼“乃当今奇才”。虽然，苏轼和他政见不同，但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他和苏轼的交情依旧。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新王安石的人不停地在打苏轼的小报告，在王安石的耳边添油加醋地“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三人成虎”，王安石便也有些相信了。待皇上问“可用苏轼时”，王安石说：“如果要推行新法，就不能重用苏轼”。苏轼呢，也感到京城难呆，便再三请求外调。之后几年，他做过通判杭州、密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待王安石罢相，追求高官厚禄的投机者越来越多地混入变法派。严肃的政治斗争部分地变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报复。苏轼成了其中的不幸者。谏官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弹劾，他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过了七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虽未能完全消除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但又不满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旧党中的一些人便把他看作第二个王安石，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于是又请外调。到宋哲宗执政、新党再度上台，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难过，一贬再贬，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海南岛，后死在遇赦北归的途中。

苏轼的过错：一是在于他敢讲真话，他自称“言必中当世之过”，说自己作文“皆欲酌古以御今，有意乎济世之实用”。他钦慕屈原、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二是小人作怪。苏轼才华过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非之”。他对王安石有意见，对司马光有看法，那些伺空献媚取悦，以谋荣升的小人们看得清清楚楚。等到时机已到，或说苏轼非议新法、讥蔑王安石，或说苏轼不满旧党，痛骂司马光等等。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反映道：“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皇上将信将疑，命人查办，均无所得时，轰动一时的“苏案”才算了结。可惜，苏轼无辜蒙冤，闭门待罪，心有怨气而无可奈何。

苏轼才高德重，却不善走“钢丝”，那样为求活而求活，对他来说很难活着，就算勉强活着，也会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值得。

生命，有相同的开端和相同的归宿，不尽相同的是生命的过程。这其中，有崇高、有伟大、有卑劣、有渺少……

海伦·凯勒，美国著名的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在十九个月时因患急性胃充血、脑充血而被夺去视力和听力。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海伦凯勒故事简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海伦·凯勒（1880年6月27日至1968年6月1日），19世纪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享年88岁。87年生活在无声、无光的世界中。在十九个月时因患脑充血和胃充血而导致双目失明，双耳失聪。她完成了一系列著作，并致力于为残疾人造福，建立慈善机构，1964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次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二十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之一。主要著作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的生活》《再塑生命》等。她的《再塑生命》节选进人教版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节选进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苏教版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第九课和上海版语文教材六年级第九课，北师大版六年级下册《伟大的日子》。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海伦·凯勒的代表作。该书的前半部分主要写了海伦变成盲聋人后的生活，后半部分则介绍了海伦的求学生涯。同时也介绍她体会不同的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她的慈善活动等等。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此外，本书中收录的《我的人生故事》是海伦·凯勒的自传性作品，被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刚满周岁那年，一天傍晚，母亲趁太阳西下以前，放了一盆热水为海伦·凯勒擦洗身子。可是，当母亲自浴盆把海伦·凯勒抱了起来，放在膝盖上，正想拿条大毛巾替她包裹身子的时候，海伦凯勒的目光，突然被地板上摇晃不定的树影给吸引了过去。她好奇地看著，看得很入神，眼珠子动也不动一下，而且还忍不住伸长小手扑了过去，好像非得揪住它不可。

当时，母亲虽然已经注意到海伦·凯勒的眼神，但是看在母亲的眼里，树影不过是平常又自然的现象，没什麼好大惊小怪的。所以，她万万没有想到海伦凯勒会使出这麼原劲儿往前倾，结果不小心一溜手，竟让海伦·凯勒滑倒在地，哇哇大哭个不停。母亲知道女儿受了惊吓，飞快地将海伦·凯勒搂进怀里，连哄带骗了好一阵子，海伦·凯勒才安静了下来。

事隔不久，母亲一个人静静回想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她发现海伦凯勒的观察力似乎特别灵敏。通常一个周岁大的婴儿，应该是懵懵懂懂的，对什么事情都没有企图深入了解的倾向，可是海伦凯勒却别有细腻的之思，甚至於想用自己的肢体去感受变化的奇妙。当然，跟大人比起来，海伦凯勒的表现并不成熟，如果跟其他的婴孩相比，可就不能不算特殊了。而为人父母的，能幸运地生下一个天赋优异的小孩，当然是得意洋洋啰！每逢亲朋好友到家里做客，不谈起女儿也就罢了，一旦话题转到海伦凯勒身上，母亲心满意足的喜悦，就会自然而然地从言谈中流露了出来。

但是这份喜悦到底能持续多久呢？当父母亲正兴高采烈畅谈海伦凯勒美好未来的当儿，海伦凯勒却莫名其妙生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不但夺走了父母心中的希望，更使海伦凯勒变成一个看不见、也听不见的小女孩，而且她脾气更暴躁起来！

可怜的海伦凯勒，该如何去面对一个没有光线，没有声音的世界呢？这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通常教育一个五官健全的孩子，已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更何况海伦凯勒又瞎又聋！也许，父母亲他们可以猜测、也可以想像海伦凯勒的心情，但是他们绝对无法体会，就如同海伦凯勒无法体会正常人的生活一样，他们真的无从体会。

起先，父母亲采用实验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虽然他们失败过无数次，但是日子久了，也摸索出不少要领，他们除了被动地猜想海伦凯勒的比手画脚，有时也教导海伦凯勒凭藉肢体动作，表达喜怒哀乐。

另外，海伦凯勒也学习运用触觉去感受周遭的事事物物。就这样一点一的累积，四、五年以后，大凡孩子们用眼睛、耳朵能感受的，海伦凯勒都能以触摸的方式领略。只是父母亲不是残障教育的专家，所以海伦凯勒学到的肢体语言，只有父母才看得懂，至于外人可就很难说了。

向来关心女儿的父母亲，也一直挂心这个问题，尤其他们想到自己终有年老体衰的一天，到时候要是海伦凯勒仍然不能跟外人沟通，那海伦凯勒往后的遭遇，将是非常悲惨的。於是，在海伦凯勒七岁那年，他们从外地请来一位受过专门训练的莎利文老师。

莎利文老师跟海伦凯勒很投缘，她们认识没有几天就相处融洽，而且海伦凯勒还从莎利文老师那里学会了认字。

一天，老师在海伦凯勒的手心写了「水」这个字，海伦凯勒不知怎麼搞的，总是没法子记下来。老师知道海伦凯勒的困难处在哪儿，她带著海伦凯勒走到喷水池边，要海伦凯勒把小手放在喷水孔下，让清凉的泉水溅溢在海伦凯勒的手上。接著，莎利文老师又在海伦凯勒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字，从此海伦凯勒就牢牢记住了，再也不会搞不清楚。海伦后来回忆说：“不知怎的，语言的秘密突然被揭开了，我终于知道水就是流过我手心的一种物质。这个喝的字唤醒了我的灵魂，给我以光明、希望、快乐。

不过，莎利文老师认为，光是懂得认字而说不出话来，仍然不方便沟通。可是，从小又聋又瞎的海伦凯勒，一来听不见别人说话的声音，二来看不见别人说话的嘴型，所以，尽管她不是不能说话的哑巴，却也没法子说话。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莎利文老师替海伦凯勒找了一位专家，教导她利用双手去感受别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鼻腔吸气、吐气的不同，来学习发音。当然，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过，海伦凯勒还是做到了。 盲人作家海伦凯勒，除了突破官能障碍学会说话，更奉献自己的一生，四处为残障人士演讲，鼓励他们肯定自己，立志做一个残而不废的人。海伦凯勒这份爱心，不但给予残障人士十足的信心，更激起各国人士正视残障福利，纷纷设立服务机构，辅助他们健康快乐的过生活。

海伦·凯勒的散文代表作《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此外，本书中收录的《我的人生故事》是海伦·凯勒的本自传性作品，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

1968年，海伦88岁去世，她把所有终生致力服务残障人士的事迹，传遍全世界。她写了很多书，她的故事还拍成了电影。莎利文老师把最珍贵的爱给了她，她又把爱散播给所有不幸的人，带给他们希望。死后，因为她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并且各地人民都开展了纪念她的活动。

海伦。凯勒，自幼因病成为盲聋哑人，但她自强不息，克服巨大的困难读完大学。一生写了十几部作品，同时致力于救助伤残儿童、保护妇女权益和争取种族平等的社会活动。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她的事迹曾两次被拍成电影。

爱是什么？是黑夜的星光，是酷暑的清泉，是天上的彩虹，是寒冬的火苗，是全心全意的奉献，是弥漫一生的执着。暑假里，我幸运地读到了一本好书，叫《影响孩子一生的真情故事》，让我受益无穷。这本书徐徐道出人间无处不在的真情，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

其中一个故事情节深深地刻在我心中，它叫《所有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它讲了一栋居民楼着火了，有一位母亲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从三楼楼顶跳了下来，跳下时，她头部向下，肚子朝上，孩子保住了，而她的头部重重地撞到了地上，鲜血直流，生命危在旦夕，可她却艰难地笑了起来，说：“快送我去医院，我腹中的孩子还能活。”我被这位母亲无私的爱深深地感动了。

母爱是多么伟大！记得有一次，那时候下着倾盆大雨，我忘了带雨衣到学校，可雨丝毫没有小一点的意思，全部的同学都被家长接走了，就只剩我一个人，我急得都快要哭了。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向我走来，“妈妈！”我激动地喊起来。我急忙跑到妈妈前面，抓住了她，妈妈摸摸我的头，和我一起回家，可雨伞太小了，妈妈为了不让我淋湿把雨伞向我这边靠。我没有淋湿，可妈妈却因为被雨淋湿而感冒了。

啊！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她们不管做什么，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成长的道路上，爱无处不在，我们不要匆匆而过，要适时驻足，要感受一下爱的美好。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这豪迈雄放的词，出自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的词一经出现，就一扫北宋词坛一百多年的靡丽风气，开创了一代新词风。他创立的宋词豪放派，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方式和内容，打开了宋词健康发展的新局面，使词终于成为一种与诗一样流芳百世的文学体裁。

苏轼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还是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后人把他们父子三人合称为“三苏”。

苏轼二十一岁那年，和弟弟苏辙进京考试，结果两人同时考中了进士。

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他一心想选拔一些有才能的读书人。他在试卷中看到一篇论文，题目是《刑赏忠厚论》，写得非常精彩。他本想把这个考生定为头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写的，怕别人说长道短，就定为第二名。直到发榜以后，他方才知道原来这篇论文是眉山来的应试青年苏轼写的。

苏轼考取以后，去拜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与他交谈了好一会儿，更加喜欢这个才华横溢、气度不凡的青年了。事后，他感叹地对人说：“苏轼这青年可说是善于读书，善于用书了，将来他的文章一定独步天下。”又说：“我应该赶快退避，让他出人头地。”“出人头地”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人们听到了欧阳修这番话，开头很不服气。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轼的诗文，不得不信服了。

苏轼考上进士以后，开始做官了。王安石变法期间，他接连两次上书朝廷，认为变法有问题。当时，正是王安石当政。苏轼不愿留在京城，就请求去外地做官。

苏轼为官，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曾在徐州、湖州、杭州等地当过地方官。每到一地，他总要为当地百姓办一些好事。

他在徐州的时候，黄河在澶州决口，洪水滔天，淹了很多州县。大水很快冲到了徐州，徐州百姓慌了手脚，富人纷纷出城逃命。苏轼担心富人一跑，民心动摇，就对富人说：“有我太守在，决不让洪水进城!”

把人心安定以后，苏轼请官兵一道抗洪，筑了一道长堤。大雨日夜不停，洪水不断上涨。苏轼在城头搭了一间小屋，日夜住在里面，指挥抗洪，即使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回家探望。他派官吏分段防守，终于保住了徐州城。

他在杭州的时候，发现西湖淤塞。他奏报朝廷，疏浚西湖。他用了二十万民工，深挖河床，用挖出的泥，筑成一条长堤，这就是著名的苏堤。

长堤筑成了，苏轼又命人在堤上种植芙蓉、杨柳。这一来，西湖的景色更美了，简直像一幅图画。他曾写了一首诗，形容西湖在晴雨两种不同天气中所表现的不同风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首诗第一句写晴时的水，第二句写雨后的山，写出了晴雨时的不同景色。三、四两句把古代美女西施(西子)来比西湖，说不管她如何打扮，总是那么美丽动人。这首优美的小诗，历来被认为是歌咏西湖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以后，人们又把西湖称为“西子湖”了。

苏轼一生做了四十来年的官，在朝廷中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但他在政治上始终不怎么得意，经常遭到排挤打击。他曾经多次被贬官。有一回，他还遭人诬陷，被押到京城，在大牢中关了上百天。他在晚年还被贬逐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他在那里住了三四年，好不容易恢复官职，迁还内地，第二年(公元1101年)，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就在常州病死了。

苏轼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文豪。前面说到，他的文章名列“唐宋八大家”。当时，欧阳修非常赞赏他的文章。宋神宗尤其爱读他的文章，进餐时，侍奉的人送上饭菜，神宗却读得忘了用餐，口中还连声称赞说：“天下奇才!天下奇才!”那时的读书人对他崇拜得不得了，把他的文章作为学习的范本。他们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

苏轼一生留下了四千多首诗。他诗思敏捷，诗写得又快又好。有一回，他从老家去京城，坐船沿江东下，途中诗兴勃发，一下子写了四十多首。他的不少诗作都很出色，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富有哲理，已成为人们传诵的名句。

苏轼还是个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我国古代楷书最重要的流派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等，在宋代，最著名的书法家有“苏(轼)、黄(山谷)、米(芾)、蔡(襄)”，苏轼都列名其中。直到现在，还有人写他的书体。

苏轼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他善于画枯木怪石，自成一体，传世的不过两三幅，已都是稀世奇珍了。他自己评价他的画说，有一幅《寒林竹石》，“已入神品”。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苏轼还通晓医药学。后人把他这方面的论著和大科学家沈括的医药书合在一起出版，称为《苏沈良方》。

苏轼可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

有一位女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匈牙利的年轻作家。

女作家衣着简朴，沉默寡言，态度谦虚。男作家不知道她是谁，他认为她只是一位不入流的作家而已。

于是，他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

"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

"是的，先生。"

"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呢?是否能让我拜读一两部?"

"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

男作家更加证明自己的判断了。

他说："你也是写小说的，那么我们算是同行了，我已经出版了339部小说了，请问你出版了几部?"

"我只写了一部。"

男作家有些鄙夷，问："噢，你只写了一部小说。那能否告诉我这本小说叫什么名字?"。

"《飘》。"女作家平静地说。那位狂妄的男作家顿时目瞪口呆。

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的一生只写了一本小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她的名字。而那位自称出版了339部小说的作家的名字，已经无从考查了。

导语：苏东坡的诗词创作丰富，其情感生活也很丰富，下面是苏轼的三段爱情故事介绍，欢迎参考！

苏轼是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自号东坡居士。他在词方面的造诣很高，提起宋词就绝对要提苏轼。在苏轼之前，宋词的风格多为柔媚婉约的，但是苏轼的出现，将宋词的抒情功能进一步的扩大，留下了许多的不朽诗篇。有才华的文人总是不缺乏爱慕者，苏轼的一生中有三个女人，分别是王弗、王闰之和王朝云。

王弗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苏轼终身难忘的一个女人。王弗和苏轼生活了十一个年头，在她死后，苏轼仍旧常常回忆起她，他甚至在王弗墓穴所在的山头种植了上万颗松树。松树万古长青，正如苏轼对王弗的爱一样，亘古不变，生生世世的陪伴着王弗。苏轼有一首著名的词《江城子》就是为王弗所做，至今仍被人们奉做悼亡词的代表之作，而那时距离王弗去世已经有了十年。

生活不能总是一成不变，人都要朝前看。苏轼在王弗去世后，娶了比自己小11岁的王闰之，而王闰之的另一层身份是王弗的堂妹。之后王闰之陪伴着苏轼度过了十一年，陪伴苏轼去往黄州惠州儋州，这其中的辛苦或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苏轼的第三个女人名叫王朝云，是被苏轼从侍妾扶正的，苏轼曾经为王朝云写了很多首词；王朝云也陪伴苏轼度过了他最倒霉的那段时间，足以看出她对苏轼的深情厚谊。又是一个十一年后，王朝云也离苏轼而去；自此，苏轼再也没有续弦。

《让孩子一生感动的勤学故事》这本书是吉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包含了很多勤学的小故事，每次我都读的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这本书的每一个小故事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道理，比如《张溥抄七遍书》张溥是明朝时期的一位学者，他小时候的记忆力很差，老师检查学生温书情况时，总以为他贪玩儿没做功课，就非常生气，罚他回去把文章抄十遍。晚上他认真的把文章抄了十遍。但是，他只顾着抄书，还是忘记背文章了，老师让背诵的时候，他只好硬着头皮背诵，没想到他竟流利的把文章背了出来。这令他感到很奇怪，难道抄十遍就会背吗？他决定晚上再试试。当晚，他先读了几遍文章，接着便开始抄写。他边抄边记诵，每抄完一遍就大声朗读一遍，抄到第五遍的时候，他已经能复述全文了，抄到第七遍的时候，他不仅能熟练背诵，还领会了文章的含义。张溥高兴极了，他终于找到了加强记忆的方法。长大后，他做了大学问家徐光启的弟子，仍坚持用这种抄书记诵的笨方法刻苦学习，为了勉励自己，他还把自己的书斋村称为“七录书斋”。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读书时以为只需要动动脑，不需要动手，这是不对的。常言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偷不得半点懒，有些知识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领会。还有《顾炎武马背上读书》从顾炎武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他读破万卷书的刻苦精神，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读书方法：第一，他读书重视思考，随时记录自己的心得；第二，他读书并非读死书，而是结合实际随时核对校正。《竺可桢逛北海公园》竺可桢为了研究气象和气候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每天坚持观察天气变化，做观察日记。其实不仅科学工作需要持之以恒，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也是什么都学不成的。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的勤学故事，我越是认真地读，越会发现，学习要靠长期的坚持和积累，正是点点滴滴的努力缔造了成功者的灿烂人生。

导语：苏轼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他的文字，以及政绩。下面是关于苏轼任职杭州的故事，欢迎阅读！

公元1070年，修复六井工程刚刚开工，苏东坡就被调离杭州。这一走，连苏东坡自己也没有想到，十六年后的公元1086年，五十四岁的他又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十六年前疏浚西湖的愿望又一次被他提了出来，当时的西湖情况十分糟糕，湖面因杂草淤塞而大面积缩小，面临湮废的边缘。杭州的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人民生活和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西湖一旦湮废，不但沿湖的千顷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而且西湖本身的鱼虾菱藕等水生物也将完全丧失。当时，杭州是全国酿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西湖一废，酿酒业必定无以为继，朝廷也将失去巨额酒业税源。另外，杭州当时有茆山和盐桥两条运河，它们纵贯南北，都和江南运河相沟通，是杭州城市的交通命脉。在湖水充沛的时期，它们以西湖为水源，不仅河道通畅无淤，而且河水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所取用。但随着湖水的枯竭，运河就不得不依靠钱塘江水，结果是咸潮倒灌，沿河斥卤，而且大量泥沙会随着咸潮淤入运河，使运河每隔三年五载就必须疏浚，其耗费十分巨大。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湖的湮废，杭州城居民将陷于咸水和苦水之中，百姓生存都成问题。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威胁，具有城市建设发展远见的苏东坡作出了全面整治西湖和兴修杭州水系的计划，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深挖。苏东坡下令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景深之处，建立了石塔三座，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又把疏浚出来的大量淤泥，在湖中建筑了一条沟通西湖南北岸的长堤，堤上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于是，六桥烟柳的景色，使西湖平添了无限妍媚。西湖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于是又在运河与西湖沟通之处建筑闸堰，使纵贯城市中心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与江潮隔绝，而使城市东郊的茆山运河专受江潮，两河互不干扰，做到了潮不入市。与此同时，苏东坡还征用士兵及民工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六井通，西湖畅，清水遍全城。

杭州因西湖之水而成为北宋规模空前的城邦，跃居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描写杭州的富庶是“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苏东坡在杭州为官两任，两次为官都整治西湖，兴建水利，繁荣城市，造福百姓。后人怀念苏东坡，把西湖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更是引人入胜的西湖佳景。

文/张雨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就来写一写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人——张海迪。

说她熟悉，那是因为她是我们山东人，就住在济南，离我们不算太远，我们很早就听过她的故事并且爸爸妈妈小时候也听过她的故事；说她陌生，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见过她。

海迪阿姨的事迹我以前听过，但是并没有全面了解。读了她多事迹后我才全面的了解。在海迪阿姨五岁那年，灾难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天，她正在幼儿园里做游戏，忽然觉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爸爸妈妈把她送进医院，医生们反复检查后得出诊断——脊髓血管瘤。这种病会使人高位瘫痪，一生都会站不起来。但是，可怕的病魔并没有使幼小的海迪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她几次要求上学，都因为各种原因被一所所学校拒绝。学校进不去，她就在床上铺开了课本。同时，她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和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努力锻炼身体，认真学习。经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和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读了她的事迹，我想到了我，我拥有一个好的身体、优越的学习环境，还有那么多的好老师，每天耐心细致的教会我许多的知识。可是我却没有海迪阿姨的那种坚韧不拔、勤奋学习的精神，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更多的知识，取得好的成绩。

陈奇涵1897年8月24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五里亭乡坝南(又名竹坝)村。1909年入兴国县城背街陈家祠的“五四制”北汇小学堂读高小。1913年毕业后考入赣州府中学(后改为“江西省立第四中学”)，这是赣南仅有的三所省立重点中学之一。陈奇涵在该校苦读四年，中学毕业后，因无钱升大学，返回家乡。

陈奇涵读中、小学的10余年间，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新旧思潮急剧交锋的动荡时期。他深切认定，要使祖国外不受强虏欺侮，内不遭官僚压榨，就必须立志改革，发奋图强。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1918年秋，陈奇涵邀了十多位学友和乡友，会集于兴国县城赤勘小学内，座谈教育救国。与会者都是热血青年，凭着书生意气，各抒己见，感慨不已。

他经过一番筹划和思索提议说：“我们就取‘君子忧道不忧贫’之意，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创办一所‘忧道小学’，怎么样?”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创办一所平民学校，取名“忧道小学”。大家怀着教育救国之心，为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学生教育培养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分子，为民权、自主、民生自由而奋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和激励下，面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和横征暴敛，兴国一批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在彷徨中觉醒。陈奇涵终于醒悟到：“教育救国”这条路是行不通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要救国救民，只有另辟路径。同年6月，陈奇涵怀揣1斤蚕丝(变卖作路费)、百余元钱，只身南下广东，投考云南讲武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学堂学习。同年参加逐桂出粤之战。1921年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军广西。陈奇涵又随赣军征战三个月，占领了南宁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迫使陆荣廷仓皇出逃，最终平定广西，统一两广。陈奇涵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由候差员提升为排长。

1922年5月，陈奇涵参加第一次北伐战争。两年后，陈奇涵脱离赣军，在广州受聘为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区队长。1925年初，陈奇涵转入黄埔军校。他先担任该校第三期学生总队第一大队第三队上尉连长，后担任少校政治大队长(营长)。这个时期是陈奇涵一生的转折时期。

陈奇涵自到黄埔军校，便开始有计划地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每逢星期日，他还去东皋大道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恽代英等同志的政治专题报告。在黄埔军校，陈奇涵直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人生观，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他立志为民众谋解放，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军校的一个进步团体组织。陈奇涵在此结识了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并积极参加该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和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斗争。1925年2月，经陈赓、许继慎介绍，陈奇涵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奇涵在黄埔军校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在对学生进行军政训练的同时，自己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参加东征、平叛等一系列战斗中，经受了战斗洗礼，成长为坚强的革命军人。

1926年3月20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并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迫使共产党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有预谋地挑起“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有恃无恐，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活动的《整理党务案》。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屈从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使《整理党务案》得以通过。此后，蒋介石相继窃取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独揽党政军大权，使国民党右派在组织上占了绝对优势。

珠江之畔风云突变，中国革命处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陈奇涵此刻也面临着人生的重要抉择。此时，他已是黄埔军校少校军官，如果脱离势单力薄的共产党，留在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内，则待遇丰厚不言而喻，飞黄腾达也指日可待。但陈奇涵不改初衷，毅然保留共产党员的党籍，宁愿丢掉高官厚禄，而去承担清贫和风险。他秘密接受党的指示，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总政治部留守处主任孙睿明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共产党员，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的名义，准备离开黄埔军校，返回故乡。

1926年9月，在陈奇涵的带领下胡灿、肖以佐等十余人陆续返回老家兴国，各自利用合法身份，深入到各个乡镇，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筹备建立兴国党组织。由他们亲自创办的忧道小学，成为他们宣传革命的场所和党的秘密联络点。

9月17日，陈奇涵等在平川中学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兴国县支部干事会。在会上，胡灿提出建议，陈奇涵在家乡的目标大，而且经常奔波于赣南、赣东各地指导工作，所以暂时隐蔽身份比较适宜。他的建议得到同志们的赞同。会上决定由胡灿任书记，凌甫东任组织委员，肖以佐任宣传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兴国建立组织的开始，也是赣南最早成立的几个县级党组织之一。至1927年春，全县已发展党员100名，下辖十八个党小组。

1927年1月，朱德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由武汉赴南昌，转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朱德，利用以前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干部，以便在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同时，指示陈奇涵利用本人在江西的声望和工作基础，配合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军官教育团组建后，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归属中央军委和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该团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和党的负责人(支部书记)。陈奇涵还直接指挥一个营，协助朱德在南昌城内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培养军事骨干。并负责以密码直接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保持联系。直至南昌起义前，党中央的电报指示都是经过陈奇涵的密码本译出的。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公然发表演讲，叫嚣：“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并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赣州“三•六惨案”，杀害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这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的前奏，是他放出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第一枪。

3月30日，朱德、陈奇涵指挥军官教育团，配合南昌工人武装纠察队，包围了驻牛行车站的蒋介石的宪兵团留守处，收缴了其枪械，活捉了该团副团长关麟征及其下属全部人员。4月，朱德和陈奇涵率领军官教育团及一部分警察，以“剿匪”为名离开南昌，进入赣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镇压反动派及其武装。朱德、陈奇涵到达临川后，接见了各公法团体负责人，召开公法团体会议，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情况后，决心为民除害，并在临川县政府召开了剿匪会议，研究与布置开展剿匪工作。

朱德、陈奇涵率军官教育团在赣东的临川、崇仁、宜黄、乐安、金溪、东乡、进贤等地打击土匪与反动地主武装。在清剿中采用“剿抚兼施，各个击破”的策略，实行“先投降者免罪，顽固逃窜者严惩”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奉朱德指示，陈奇涵率领814团加入起义军行列，在抚州配合起义军在南昌的行动。经过4小时激战，起义军全歼守敌3000余人，胜利占领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按照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部署，退出南昌，向广州进发。起义军撤离南昌后，革命势力受到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白色恐怖笼罩江西。奉命留在抚州的814团因内部反动势力哗变，陈奇涵被迫离开抚州，经吉安返回兴国。回到兴国后，陈奇涵主持召开了“羊山会议”，这是中共兴国党组织从遭受挫折到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羊山会议”后，中共兴国支部改为中共兴国特别支部，陈奇涵任军事部长。

1928年4月，中共赣西特委委员、赣西工农革命军第7纵队党代表曾炳春，带领该纵队到兴国进行游击活动，与中共兴国党组织负责人陈奇涵、肖芳全、李明兰等人取得联系，他们秘密地在兴国冰心洞的清静观召开了一次中共兴国区委扩大会议。不久，陈奇涵、曾炳春首先领导了崇贤农民暴动，揭开了兴国武装暴动的序幕。

兴国暴动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群众运动，也是兴国前所未有的一次革命武装暴动。革命红旗第一次在兴国城的上空飘扬。从此，兴国的革命由秘密走向公开，使得许多反革命分子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甚至跑到赣州、南昌长期“避难”，不敢回来。1929年2月，红2团、红4团第二次攻占兴国县城，摧毁了兴国的反动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兴国的封建势力，为兴国红色政权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陈奇涵作为兴国暴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兴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在吉安陂头成立，朱德兼校长，毛泽东兼党代表，陈奇涵任教育长。不久，红4军离开吉安，李文林改任校长兼政委，金万帮任校委书记，陈奇涵仍为教育长，具体负责学校的军政训练与日常教学工作。这个学校为部队培训了一批优秀的红军指挥员与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教育经验。陈奇涵调到第三分校后，转入了正规红军。从此，他一直没有离开部队。

1932年1月，陈奇涵率领红3军第9师在于都北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在于都、宁都等地消灭地主武装，攻下兴国、于都、赣县的马安上宝土围，歼敌五、六百人，缴枪三百余支，在于都北区基础上成立胜利县。3月12日，由于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一军团，下达了《关于重编红一、三、五军团的训令》，以红四军和红五军团之红十五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陈奇涵任参谋长兼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4月2日，红一军团由长汀以东的馆前、新桥地区移至长汀，准备东征。陈奇涵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情和地形，为毛泽东、朱德决策龙岩战斗提供可靠的情报和建议，并一举攻占闽西重镇龙岩，歼敌两个团，为进攻漳州创造了有利条件。11日，陈奇涵出席了毛泽东在龙岩主持召开的红一军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并草拟了“漳州作战计划”。20日，参与指挥了红一军团攻打漳州战役，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占领了漳州。打开漳州后，陈奇涵又协助军团长布置红一军团短时间分兵闽南，将部队分散在漳州及其周围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大红军、筹备粮款。

此次东征，开辟了闽南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苏区，使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基本得到稳定。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1月，红一军团在黎川三都整编，陈奇涵因负伤治疗，调离红一军团。3月，陈奇涵伤愈出院后，调任江西军区兼赣东北战区指挥部参谋长，协助军区总指挥陈毅、政委李富春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陈奇涵祸从天降。在反对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受到株连。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从上海抵达红都瑞金，从此，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贯彻。2月中旬，“左”倾错误领导者首先在福建苏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当时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作法。因此，他遭到打击，政治、组织上受到处分，被撤职。其后，福建省一大批领导干部也遭到错误批判斗争。这些遭批斗和撤职的干部，都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好同志。

2月下旬，“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如法炮制，在江西掀起了一场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江西苏区一大批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有丰富斗争经验、敢于公开抵制和反对王明“左”倾错误的党政军干部受到打击或被牵连。刚出任江西军区参谋长的陈奇涵也莫名其妙地受到株连。

邓、毛、谢、古四人，在中央苏区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因而被划为一个“小派别”，受到王明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陈奇涵与他们4人比较熟悉。1932年陈奇涵负伤住院期间，拿出自己的补助，请同在一起住院的邓小平、毛泽覃吃了一顿饭，这件事情，在反“江西罗明路线”开始后，竟成了打击陈奇涵的借口。1933年冬，陈奇涵终被莫须有的罪名撤消了江西军区参谋长职务。

1934年春，陈奇涵从江西军区兼西路军参谋长一下子降职到红军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当科长，在部长罗荣桓的领导下，负责扩红工作。

陈奇涵在错误的党内斗争面前，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和态度。在政治原则问题上，陈奇涵不惧“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压力，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从不妥协让步，在组织纪律上，他服从分配。虽然身处逆境，蒙受冤屈，但仍顾全大局，做到受打击而不屈服，被撤职也不灰心，对党的事业始终满怀信心，继续任劳任怨地为扩大红军而努力工作。

1934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组建教导师的决定。教导师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掩护党中央和军委机关，保障其安全。新组建的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8月间，调陈奇涵任教导师作战科长，参与教导师的组建工作。9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的形势不断恶化。瑞金以北的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东部敌军已开始向根据地中心长汀发动进攻;南部敌军已进抵会昌一带。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此时，毛泽东、彭德怀提出主力红军应冲破敌人的堡垒封锁，出击外线，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脱离其堡垒，相机歼灭之，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建议。

陈奇涵由于懂工兵技术，临时被抽调去于都河架桥，准备长征。10月10日，陈奇涵赶回教导师，红军指战员离别瑞金，开始了长征。在漫长的长征道路上，陈奇涵不仅要与战士一样长途行军，而且在行军途中，还要随时观察部队行军秩序，检查各团掉队人员。到宿营地后，他仍不能休息，还要派人侦察地形，寻找向导、派出警戒;接着，他还要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发出当日口令，写出宿营报告，派人送达上级司令部。本来这是他担任部队首长时，由参谋来完成的工作。但是现在他是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即便如此他也没有丝毫的怨气，而是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着。

1935年1月，红军抢渡天险乌江，陈奇涵负责指挥架桥行动，保证了飞渡乌江天险的胜利。红军渡过乌江，接着进占遵义，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示要起用受王明路线打击排挤的干部，陈奇涵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入侵，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1935年12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实现中国共产党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1936年1月19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东征抗日和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东征分左右两个纵队行动，红一军团为左翼纵队;红十五军团为右翼纵队。陈奇涵以军团副参谋长身份参加指挥红七十八师进行东征战役。经过75天的东征作战，我军共歼敌13000多人，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扩大红军8000余人。在山西二十多个县的农村发动了群众，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征的战尘尚未洗去，陈奇涵又奉命踏上了西征的征途。1936年5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西北革命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西征战役。

此时已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的陈奇涵，亲自率领红七十八师，一路高歌猛进，在西征两个月时间里，与红一军团其它各部协同作战，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多人，解放了环县、同心等多座城镇，开辟了纵横800多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7年初，陈奇涵被调入抗大第二期学习。抗大是1月20日开学，至8月毕业，历时7个月。陈奇涵被编入第二期大学部第一大队。

陈奇涵在抗大学习热情和自觉性非常高，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每天上课之外，还抓紧时间自己阅读、研究问题。通过半年的学习，陈奇涵在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指挥、领导艺术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提高。他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掌握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抗大第二期大学部学员奉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份，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10月，毛泽东电令成立绥德警备区，任命陈奇涵为警备司令。

1938年3月，陈奇涵以“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的战术，击退了日军1个旅团向宋家川、军渡等地的数次进攻。陈奇涵在率领警备区军民二年的反顽抗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和成绩，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赞扬他们“保卫了延安的东北大门”。1939年，陈奇涵调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接到新任命的陈奇涵，虽然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三军、红四军、红一军团、江西军区和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务，对参谋工作轻车熟路，但他仍然感到这次到军委工作的担子之重，决心不辜负中央信任，更好地完成协助军委领导指挥全局作战的工作。不久，陈奇涵又同时兼任了延安卫戌司令、防空司令、总交通司令等职。

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抗日军事政治骨干，1941年1月，陈奇涵奉命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陈奇涵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精神，运用第一期办校的工作经验，根据第二期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对于八路军各部队来的学员队和知识分子学员队分别制定不同的教育计划，教学上做了不同安排，并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中心，以德育为重点，利用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水平的参谋人员、俄文翻译、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为我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2年2月，陈奇涵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他任高级学习班第三党支部书记。延安整风运动中，陈奇涵召集在延安的赣籍老红军，进一步回顾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赣西南、赣东及兴国等地党的历史经验，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党史资料。中央军委还为陈奇涵1933年受撤职处分的问题，于1942年3月正式做出书面结论：“对陈奇涵同志的撤职处分，是当时干部政策的错误，应予正式撤消其撤职处分。”至此，陈奇涵的八年之冤，得以昭雪。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奇涵当选为“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在会议上，陈奇涵列举了许多历史事例，阐述了“左”倾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同意王明进入中央委员会。会后，他又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再一次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对陈奇涵坚持真理，疾恶如仇的品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告投降，9月3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

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急忙调兵遣将，把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多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其目的就是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内战，以建立国民党独裁政权。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各战略要地，在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夺取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后，把抢占战略要地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具有战略上的优势地位，能否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陈奇涵奉命率干部队奔赴东北。但因途中生病，病情日趋严重，很难继续前行。中央考虑陈奇涵的身体状况，暂不去东北，留在冀热辽，担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1947年3月30日，为加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将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下辖热河军区、冀热察军区和冀东军区。自5月中旬开始，陈奇涵参与指挥了东北民主联军向东北国民党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连续作战50天，收复了大片土地，先后攻克城镇42座，进一步扩大了解放区。7月，陈奇涵接上级指示，调离冀察热辽军区，前往东满。9月，东北局任命陈奇涵为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与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一起领导东满军区的工作。上任不久，陈奇涵领导部队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战役。

东北我军在夏季攻势后就地进行了休整，并编组了新的部队。野战军除将辽吉纵队改编为第七纵队外，又以冀察热辽军区6个独立旅及东北民主联军与周保中、陈奇涵领导的东满军区所辖的3个独立师，分别合并组成了第八，第九、第十等3个纵队。至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辖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人。为贯彻执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规定的任务，配合关内我军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于9月14日发起了秋季攻势。

陈奇涵协助周保中率领东满军区部队配合我军第六纵队在中长路一带对敌作战。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围歼吉林之敌，引敌分散于四平以南和以北地区和长春以东地区，以便各个击破。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令第六纵队以奔袭方法，围歼吉林外围松花江两岸口前、九站等处之敌，以免敌逃回吉林。令第二十九师主力担任围歼棋盘街、江密峰之敌，并抽一个团配合东满军区部队，归陈奇涵指挥，担任围歼乌拉街之敌。15日，陈奇涵率部占领了乌拉街、棋盘街，全歼该地敌人。17日至18日，陈奇涵等又率部配合六纵占领了桦皮厂、九站、口前等地，肃清了吉林外围之敌。

东北敌军遭受我军秋季攻势打击后，被迫退缩于中长路长春至大石桥和北宁路沈阳至山海关段的各主要城镇。物资供应缺乏，处境更加困难。而我军在秋季攻势后，进行了短期休整，部队士气旺盛，全军总兵力达73万人。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利用江面结冰，便于机动兵力的有利条件，集中全部主力，发起冬季攻势。

1947年12月，冬季攻势发起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东满军区部队在吉长线活动，钳制吉林、长春之敌。31日，在陈奇涵等领导下，东满军区部队奔袭长春、二道河子东的杨家店地区，给敌以沉重打击。

为了加强部队统一指挥，促进我军正规化，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改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陈奇涵所在的东满军区也改为吉林军区。3月，陈奇涵率领吉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松花江前线指挥所参加围攻吉林和长春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消南满军区，所辖地区和部队分别改为安东军区和辽南军区。陈奇涵被调任辽南军区司令员。从此，陈奇涵离开东满，转战辽南。

陈奇涵一到辽南军区，就领导辽南军区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1948年6月初，根据东北局精简整编，缩小机构，充实连队，以求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前为原则，陈奇涵对军区进行第一次整编。7月，辽南军区改为辽宁军区，陈奇涵仍任司令员，8月初，针对当时辽宁军区部队庞大，武器缺少，对敌游击战争困难的情况，陈奇涵对辽宁军区进行了第二次整编。经过两次整编，提高了辽宁军区部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大规模战斗中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奠定了基础。

为保障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的顺利进行，陈奇涵还率领辽宁军区部队抢修铁路、公路、桥梁、恢复交通运输。到1948年8月中旬，基本上使辽南地区交通得以畅通，保证了战争中的军运。同时，他还在辽南设立兵站，医院、供应站，保障战役中物资供应和伤员救护。这些工作，在整个战役期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后，全军已有12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60余万人，加上机关、地方部队，总兵力达103万人。东北地区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我军同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上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陈奇涵率辽宁军区部队协助主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

辽沈战役后，陈奇涵立即投入到辽宁省的恢复工作。刚解放的辽宁还极不稳定，土匪残兵还不时对我人民进行骚扰，国民党特务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陈奇涵率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于11月中旬肃清了规模较大的残兵土匪，使社会秩序得以安定。

1948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委成立。陈奇涵等7人为省委常委。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关内挺进，12月25日，中央军委电令，任命陈奇涵为东北军区参谋长。

陈奇涵离开了辽宁军区，赴任东北军区，一方面组织东北军区各部队，进行战斗总结，开展军政训练，肃清残余匪徒，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做好大军南下的准备。同时，抓紧东北军区机关的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

他还对东北军区的参谋工作做了改进：创办军事杂志，以统一部队的军事思想;举办参谋学校，全面培养参谋干部;参谋人员与指挥人员由下而上的加以交流，以便充实参谋人员作战经验及实际工作经验。

陈奇涵还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有关军队建设与战略、战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他特别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特别是政治教育。在战术技术上，他提出了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他还对部队的编制、后勤、卫生等工作都提出了良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被采纳，对东北军区的建设，乃至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3月1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中央军委命其向中南进军。这时，陈奇涵奉中央军委之命，调离东北，随第四野战军主力挥戈南下，解放江西。4月初，陈奇涵奉中央军委命令，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要他立即准备南下，组建江西军区，并出任江西军区司令员。6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宣告成立，陈奇涵任省委常委。6月25日，江西军区正式成立，陈奇涵任司令员，陈正人任政委。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直接同美国军队作战。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对兵员的需要，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进行了两次扩兵。共扩大新兵77350多人，这些新兵除一部分补充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大部分经教育训练后，组建了11个团又4个营，编制成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前线。此外，江西军区还征召了14700名转业军人归队，编成5个团，分别调拨给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随时准备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熟练军事技术的战士送上前线，陈奇涵领导江西军区部队开展了以美国侵略军为作战对象的军政大练兵。在6个月的军政大训练中，陈奇涵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实际情况，凭借自己训练部队的丰富经验，亲自指导制定训练计划，提出切实可行的训练措施，进行严肃认真的训练。

江西军区的这次军政大练兵，是在革命胜利后比较安定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陈奇涵的高度重视和充分准备，训前对组织领导、训练方法、步骤作了明确规定，特别强调了教养一致和统一训练作风，共轮训7820名干部和骨干，全面系统地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1954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统一管理全军军事审判工作。基于陈奇涵资历深，威望高，廉明公正，熟悉军事法律，中央军委暨毛泽东主席于2月28日发布任命书，任命陈奇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庭长。

同年夏天，陈奇涵来到北京走马上任。军委管理局分配他一家住到西四北头条一座四合院里。他家在这里一住就是40多年。他到京不久，就去北戴河向军委领导汇报军事法院的工作。

一天吃过晚饭后，陈奇涵去海滨散步，迎面走来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志，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从延安分别后，这是第一次见面”，周恩来说：“听说你去搞军法工作了，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他们和陈奇涵一起坐在海滨的藤椅上，开怀畅谈起来。

我军的军法工作，从建军之初就有，但没有全军统一的军队法院(庭)。红军时期有的部队称“军队审判所”，抗战以后称“军法处(科)”，实际上多数军区和部队把它放在保卫部，全军的总政治部也设有“军法处”。现在要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必须建立一个全军统一的军队审判机构。

军事法庭是军事法院的前身，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单位。陈奇涵来时，一切俱空。与其说是调陈奇涵来上任，不如说是调他来筹备。他身边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从头做起。经过他的努力，军委把一处院子拨归军事法庭。院内有一幢二层楼房作办公用房。

陈奇涵为筹备军事法庭，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法庭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上，放在考虑法庭的工作方针、任务、内容、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他叫人翻译有关苏军军事法院方面的资料，又派人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我国有关历史资料，结合我军历史上的审判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与想法。1954年8月25日，陈奇涵向中央军委作《军事法庭的建立与工作》的报告。并得到中央军委对军事法庭工作方针的第一个明确批示：“目前，制法为主，习法为次”。陈奇涵根据这一批示，为开创我国军法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我国军法战线上的奠基人。

1954年9月，陈奇涵当选为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以后召开的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奇涵继续当选为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55年1月，陈奇涵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根据军事法院编制人员少的情况，陈奇涵对军事法院内部的机构设置，主张精干高效。由于陈奇涵对各处、室的职能分工规定明确，也就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办事效率较高。在定编制、定机构的同时，陈奇涵就抓军事法院的班子和各级军事法院干部的配备。

1955年9月，陈奇涵被授予上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功绩，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这是我国军法战线上的第一位上将，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军法上将。

1956年9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奇涵作为军队系统选出的八大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不久，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协助董必武抓全国政法工作。1957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陈奇涵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法院领导的分工上，他分管军事法院系统的工作，同时还担任军事法院院长职务。

从50年代末期开始，陈奇涵的身体每况愈下，战争时期染下的重疾风湿性关节炎时而复发，犯病时疼痛万分，不能行走。心脑血管疾病也向他袭来。但是，陈奇涵在疾病面前始终保持乐观情绪。在此后二十余年时间里，他始终惦记着人民，惦记着工作，惦记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英名将永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上光耀千秋。

1889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在湖北黄冈县的四龙山镇。因为他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父亲给他起名叫李仲揆。

少年时的李仲揆，刻苦学习，成绩一直优秀。1902年，14岁的李仲揆听说省城办了一所官费的高等小学堂，凡是学习好的都可以去报考;特别是听说那里不学“四书五经”，而是教授国文、算学，成绩优秀者还能出国留学。因此，李仲揆终于说服了父母，带着借来的几个盘费，徒步到省城报考。

李仲揆办理了报考手续，买了一张报名单。是由于太兴奋，太紧张?还是没见过世面?李仲揆提笔在姓名栏中端端正正写下了“十四”二字，而不是“李仲揆”。

“糟糕!”他差点叫起来，“怎么能把年龄当成自己的名字呢!”

无论怎样后悔，也已经晚了。重新买一张报名单吧，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多了，何况还要住宿、吃饭。

李仲揆双眼注视着“十四”二字，一簇思维的火花在幼小的头脑中迸发出来。他重新提起笔，把“十”字改成“李”字，然而，这“四”字与“仲”字的笔划和字形却相差太大，确实是难以改成。难道还能改叫“李四”不行!不真成了人们平时说到不相干的人而代用的“张三”、“李四”了吗!

第一次离家出门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他急得鼻子尖都渗出了汗珠。忽然，眼睛一亮，瞥见大厅正中挂着一块横匾，上面刻着“光报四表”四个大字，李仲揆急中生智，在“四”字的下面，加上了一个“光”字.

“李四光”!李仲揆端详着自己起的新名字，心里充满了胜利者的喜悦：好!四面光明，光照四方，前途大有希望!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南路高等小学堂。从此，李四光便“取代”了李仲揆。他那富有战斗性和科学精神的一生，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光照四方!

年轻的李四光，曾被派往日本学造船，派往英国改学地质，取得了地质学硕士学位。他不为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工作所动，学成后毅然回国了。

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为祖国赢得的第一荣誉，就是发现了中国内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以大量的实据，推翻了那些国内外学术权威认为在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理论，为我国进行地质研究，奠定了真实可靠的理论基矗

李四光热爱地质科学，从事科学研究，一向是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严格的，连走路，也要学生练好基本功。他经常对学生说，搞地质经常到野外去工作，脚步就是测量土地、计算岩石的尺子，要求迈出的每一步的距离都要相等，并且要记住自己每一步的步长。

李四光要求学生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养成了一个习惯，走路不紧不慢，步子大小相等，迈一步就是0.85米。不论到哪儿，他仿佛老在度量距离。

李四光搞科研，每天总是要到街上路灯通明时分，才骑着自行车回家;爱人总是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吃饭。繁忙时，李四光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只得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竟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尔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悄悄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哪!”李四光听到孩子叫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李四光晚年仍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冒着动脉瘤破裂的危险，多次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5月2日，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派自己的保健医生赶到医院，一直守护在手术室旁，随时将李四光的病情和抢救措施向周恩来报告，直到李四光停止呼吸。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办公厅的主要军代表说，中央决定追悼会上一律不致悼词，有关负责同志就没有安排准备悼词。

5月2日，周恩来赶来参加追悼会，发现没有准备悼词，非常生气，严厉批评有关负责同志。周恩来沉痛地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以此代致悼词。李林在信中反映了她父亲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以及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李四光在地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和对我国地质事业的重大贡献，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导语：苏轼的第一任妻子，就是王弗，让我们了解一下她和苏轼的爱情故事吧！

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时期、其他家族一样，眉山苏家的女人向来都是有姓无名的，苏洵十分钟爱自己的女儿，也不过取名八娘，显然在按排行顺序而定;而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祖母史夫人，甚至是苏辙的夫人史氏，全都有姓无名，至多被称为苏史氏、苏程氏。可是陪伴苏轼一生的三个女人全有名字：王弗、王闰之、王朝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奇迹的出现，首先要从王弗开始。

王弗与苏轼结识之后，就成了终日不去的伴读。出身小户人家的王弗不仅知书达理，出乎苏轼意料之处的是，她对诗书非常熟悉，而且记性极佳，有时连苏轼都赶不上。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细心的读者应能看出，苏轼这里并没有说王弗陪他读书是在新婚之后。“其始”应为刚认识时，“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也不知是在苏家还是王家，抑或是在苏轼读书的山寺之中?小户人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从轼官于凤翔，轼有所为于外，君未尝不问知其详。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轼者相语也。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将死之岁，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

王弗对苏轼的不良行为，经常予以制止。苏轼曾回忆道：

某官于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轼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发也。”轼愧而止。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先夫人不发宿藏》

由于受到欧阳修编《集古录》和刘敞到处挖掘青铜器的影响，苏轼在凤翔时，有一阵子喜欢收藏文物，至于道人炼丹之事，更是自小迷恋。王弗借婆婆的话，劝戒夫君停止乱挖掘的行为，让苏轼十分惭愧。由此可见，王弗在苏轼心目中，不仅是个贤妻良母，有时还是自己行为的监督人。二人如果仅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生硬结合，依苏轼天马由缰似的个性，决不会容忍他所不爱的人干涉他的事务，更不会让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可是王弗对他的规劝，他不仅听从了，而且终生铭记在心。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两心相属之情。

这时我们再回到前面说过的苏轼与陈季常一起在正月二十日去“女王城”禅院“招魂”之事。也许苏轼在口头上会调笑陈季常，说他家中有个终日怒吼的“狮王”，可陈季常心里也明白，王弗在世之日，苏轼何尝不把她当“女王”看待?如今由王闰之和王朝云组成的港湾固然温暖，但王弗所能给苏轼的规劝乃至针砭却永远消失了。像苏轼这样“毛糙”的人，永远都需要好女人来“打磨”，也许这一点，才是他心灵上最大的失落。

定情之地：永生难忘短松冈

下边要重点谈谈“短松冈”了。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如果“短松冈”指王弗的墓地，那它就与前面的“千里孤坟”相重复。这首词副题为“乙卯正月二十四日记梦”，梦中出现的主景是王弗再度出现在“小轩窗”里。前面已提孤坟，若是清明时节，或亡妻祭日，那以孤坟为主，后面再次照应，还有些道理。这首词既不是以凭吊“孤坟”为主，作者就没有必要在短短的六十八字中再次使用。

苏轼少年时确曾跟随祖父耕田、放牧、种树，他的祖父苏序死于庆历七年(1047)，当时苏轼十二岁，这才是“少年时”的确指。苏洵等人于“八年二月葬于眉山县修文乡安道里先茔之侧”(曾枣庄《苏洵评传》后附苏洵年谱)，那里才是真正的“东冈”。而“二月”也是种松的大好季节。至于王弗的坟地，苏轼明言在“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里可龙里先君夫人墓之西北八步。”(《亡妻王氏墓志铭》)“眉之东北”，与他“少年种松”的东冈在年代、方位、植树时间上都不相符。

苏轼在著名的《东坡》诗中还说：“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稍稍留心，便可算出，从苏轼祖父苏序之死到在密州梦到王弗，时间已过了二十八年。苏轼少年时所种的松树二十八年后若还是“短松”，那他选的树种也太差了，或者说眉山的水土太糟了!

当然，苏轼诗里也曾载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送贾讷倅眉》)。老翁泉才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王弗就葬在其侧不远，可那里水源十分丰富，按照苏轼“十年斫松”的理论，到这时也决不会是“短松冈”。

二十多年前，我去拜谒这两座墓时，发现老苏先生和程夫人的墓，周围全是香樟，王弗的墓在西北角，整个墓地之上，竟无一棵松树。

寻访山边老农，得到的回答是：祖祖辈辈人都在说，苏坟从来都种香樟，松树会生毛毛虫，有钱的人家哪会在墓地种松?香樟树从不生虫，而且名贵，乡里人都说，有了这些香樟，苏家子孙才芳名远扬的①!

也许有人会说，九百多年前当地情景不是这样，苏坟边的松树在“文革”期间被眉山愚公大肆造田时砍伐了。那么，让我们看看苏洵当初在给程夫人(也给自己)寻找墓地时，当地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

请看苏洵的《老翁井铭》：

丁酉岁，余卜葬亡妻，得武阳安镇之山。山之所从来甚高大壮伟，其末分而为两股，回转环抱，有泉坌然出于两山之间，而北附右股之下，畜为大井，可以日饮百余家。卜者曰吉，是在葬书为神之居。盖水之行常与山俱，山止而泉冽，则山之精气势力自远而至者，皆畜于此而不去，是以可葬无害。他日乃问泉旁之民，皆曰是为老翁井。问其所以为名之由，曰：往岁十年，山空月明，天地开霁，则常有老人苍颜白发，偃息于泉上，就之则隐而入于泉，莫可见。盖其相传以为如此者久矣。

“高大壮伟”之山，汩汩流出之泉，这是神仙居住场所，谁能看出“短松冈”的影子?

《万古风流苏东坡》第1卷《人望》问世之后，有关苏轼与王弗自主恋爱的描写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2002年夏，我赴河南郏县参加第十三届国际苏轼研究会，一位来自成都的记者找到我的房间(对不起这位记者，他当时没给我名片，因此忘记了他的大名)，告诉我说，他就是眉山青神人，算作王弗同乡。他郑重其事地说，青神确实有个王家庄，在王家庄通往中岩山的途中，确实有个山冈，上面全是乱石，松树只能在石缝中生存，自古迄今，这些树一直只有数尺高，是个名符其实的“短松冈”。

三年之后，我到王弗老家青神县和苏轼读书的中岩寺之间，按照那位记者提供的线索再次寻访，发现许多地方都是短松林立的山冈，究竟与苏轼词中的“短松冈”是不是类似，读者看了便会自己做出结论。

从语义学的角度分析，“年年”是每一年之意，却不是“时时刻刻”。这两个字连用，带有明显的周年、周期色彩。“朝朝暮暮落复开，岁岁年年红以翠”，这是卢照邻《同崔少监同作双槿树赋》的雅辞;“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刘希夷《白头吟》中的名句;二者都是以花的荣枯作为周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年年望月”的意象，更符合当时苏轼的心情。这里的“年年”，分明在描述一种周期性的纪念日。

王弗病逝那天是十年前的五月二十八，归葬眉山之日是九年前闰六月二十九，而苏轼这回是“正月二十日记梦”，与那两个日子毫无关系。那个令他们年年断肠的“明月夜”只能是他们定情之时，而“短松冈”分明是他们的定情之地。

如前所述，王方是小户人家，小户人家之女悄悄外出，那是常有的事。如果十七八岁的苏轼将王弗带到他六年前种的松树林里，或者去祖父坟前讲讲老人家当年如何砸菩萨、救灾民的义侠之举，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松龄六年左右，不是“短松冈”又是什么?

那轮皎洁的明月，恰是青年男女情爱的见证。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苏轼简介的内容，欢迎查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

苏轼生于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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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卡耐基（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和成功学大师）

“他不是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

小时候的卡耐基是个公认的坏男孩。他9岁那年，父亲把继母娶进了门。当时他们父子俩居住在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一个小市镇，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小的农场，家里非常穷，吃不饱穿不暖，而继母则来自较好的家庭。

父亲一边向她介绍卡耐基一边说：“亲爱的，请注意这个全郡最坏的男孩，他简直让我头痛死了，说不定他会在明天清晨之前就拿石头扔你，或做出什么别的坏事，总之他会让你防不胜防。”

出乎卡耐基意料的是，继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头看着他，接着又看着丈夫说：“你错了，他不是全郡最坏的男孩，而是最聪明但还没找到发泄热忱的地方的男孩。”继母的一席话说得卡耐基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几乎快要滚落下来，因为在此之前，从来都没有人称赞过他聪明，父亲、邻居、老师都认定他是坏男孩。

就凭着这句话，他和继母开始建立友情；也正是这句话，成为激励他的动力，使他日后创造了“成功的28项黄金法则”，帮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走向成功和致富的康庄大道。

沃尔特·克朗凯特（享誉全美的知名主持人、记者，被誉为美国“主持人之父”和“全美最受信任的人”。）

“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从孩提时开始，克朗凯特就对新闻颇感兴趣。14岁那年，他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一名小记者。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

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由于当日有一场同学聚会，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就交了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问该问的问题，也没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弗雷德说了一句让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的这番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直至2009年7月17日在纽约家中病逝，享年92岁。在美国新闻史上，克朗凯特是一个忠实履行新闻职业精神的传奇人物。

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美国布朗大学前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

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6岁那年，母亲便因病离世了，是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她无法让格雷戈里安过上富裕的生活，却给予了他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里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时常告诫他：“孩子，有两件事你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美丽，也可以失去健康和财富，但决不能失去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

祖母的这番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从中吸取了足够的动力，用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一步一个台阶地迈向人生高地，1989年他当选布朗大学校长，1997年当选卡内基基金会主席。

威廉·奥斯勒（加拿大医生、学者，是“他所在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医学界大人物之一”）

“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1871年春天，加拿大蒙特瑞综合医院的医科学生奥斯勒的生活中充满了忧虑，他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担心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儿去，怎样才能开业，怎样才能过活。

一天，他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对他的人生产生了莫大影响的一句话。此后，他创建了全世界知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成为牛津大学医学院的钦定讲座教授—这是在大英帝国学医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被英国皇帝册封为爵士。他死后，整整两大卷书厚达1466页的篇幅记述了他的一生。

奥斯勒在1871年春天看到的那句话是由着名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里所写的：“最重要的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42年后，一个郁金香开满校园的夜晚，奥斯勒在耶鲁大学发表了演说，他忠告耶鲁的学子，要以耶稣的祷词来开始每天的人生：“我们今天需要的粮食，请今天赐给我们。”他在讲演中强调，为明天做最好的打算，就是对今天的工作投入全部的心智和热情，这是你赢得未来惟一有效的方法。

斯科特·汉密尔顿（美国前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现为着名体育评论员）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

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受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他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是1981年——1984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滑连续四届冠军和1984年第14届冬奥会冠军。

退役后，他创立了Stars on Ice世界花样滑冰明星表演团，并成为着名体育评论员，经常参与美国cBS电视台和nBc电视台花样滑冰节目的解说。

托妮·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

由于幼时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后，莫里森都要到一户富人家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孩子，听着，你并不在那里生活，你生活在这里—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所以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她从父亲的那番话里领悟到了四条人生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读了《张海迪的故事》后，我不由得对她长生了敬佩之情。我认为：张海迪不仅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

海迪小的时候，是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她样样都行，让爸爸妈妈天天笑得合不拢嘴。可是在她五岁那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小女孩身上，她的身体2/3失去了知觉，我也对她惋惜难过。但小时候的海迪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坚强的面对困难，以她最甜、最美的微笑面对生活、面对未来。并没有被命运所折服，我为她这种坚强不屈，不肯低头折节的精神而骄傲、自豪。

海迪从小就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好学生，虽然学校不收她入学，但是好学的她，自己学习、自己钻研、自己学习医术，并且成了当地有名的小医生，她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大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也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呢，也得到了海迪更多的帮助，她利用空闲时间给大家补课，有很多人因此考上了大学。她所做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佩服，她的这种乐于奉献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海迪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她读了成千上万册的书，还会几个国家的语言，并且翻译了几十本外著。我觉得：我们和海迪相比，她太伟大了，而我们太渺小了。

生活的前景是光明的，生活的路程也是严峻的。让我们跟随着绚丽的朝霞，向着理想的太阳飞翔吧!

第一眼见到茶妈妈杜春峄，觉得她真年轻，完全看不出她已经六十多岁了。她穿戴着布朗族的传统服饰，站在茶树林小路旁的一棵树下，双手交叠在身前，面带笑容，朝每一个前来参加茶祖祭祀的客人道一句：欢迎。

我从她面前经过，故意放慢脚步，忍不住抬头多看她两眼。她发觉了，偏头冲我笑笑，亲切又朴实。她个子很高，皮肤是高原女人常见的黝黑。我注意到她放在身前的双手，那是一双常年劳作的手，一点也不像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

三月份的时候，知道我在收集关于云南手作人的故事，朋友便问我，要不要跟他去一趟普洱，带我去见一位做了一辈子茶的老人。

我喜欢喝茶，但对制茶一点也不了解。我对茶的最初记忆来自我的外婆，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走很远的山路去茶园摘茶叶。天未亮就要出发。外婆说，清晨露水下的茶叶最嫩最好。茶叶采摘后，外婆当天就会将它们都放在一个大木盆里，用双脚使劲儿踩啊踩，然后晾晒干。那是最简易的制茶方式，朴实得没有一点花哨，但做出来的春茶挺香的，外公很爱喝。

因为这一点遥远记忆里的茶香，我随朋友去了普洱澜沧，飞机转机又乘几小时大巴，只为见一见这个一辈子与茶相伴的茶妈妈。

杜妈妈从十六岁开始就在澜沧景迈山上学习怎么制茶，一做就是四十多年，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到古茶公司的负责人，几十年的变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但其间的艰辛却鲜为人知。我从朋友发来的关于她的采访报道里了解了一些，但谈及那些波折与艰辛，她都只是寥寥数语。她似乎更愿意与人分享她的古茶园，古茶树，茶香，茶艺。

景迈山上有大片的茶园，山上居住着布朗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族民们靠山吃山，古茶园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珍宝，因此祭奠茶祖仪式世代传承了下来。茶妈妈每年都会亲自主持这场盛会，见她站在路口亲迎远道而来观礼的茶友，朋友悄悄跟我讲，她一点架子都没有哦!我说，你听听，大家都叫她什么?不是杜总，而是茶妈妈!亲切又贴切。

她把这片高原深山上的古茶园当成自己的孩子，也当成家。她不是茶商，而是茶人。她能清楚地记得景迈山有多少棵古茶树，也能清楚地知道，熟茶发酵时，应该洒多少水、开多大窗、盖多厚的被子。直至现在，她年纪大了，依旧会亲自去茶园采摘茶叶，制茶。

她拥有一颗匠心。

祭茶祖仪式那一整天她都很忙，我只有短暂的与她面对面聊天的机会。

我问她，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梦想?心中毕生追求?

她看着我，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伟大，我只是喜欢茶。我在这片古茶园中长大，我为茶投入了青春年华，但它也回报了我永远年轻的心态与活力。

她说，你问我在困难黑暗的时期以什么来支撑着坚持这么久?因为这是我必须做的事，当一件事情成为你生命中心甘情愿的必须时，再多艰辛，你心里也会涌起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你往前走。

我们常常说着坚持，可坚持却是最难的一件事，更何况几十年如一日，仅靠一点喜爱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强大且坚韧的心。

心守一事，一生专注。有这样的态度，不管做任何事，在任何领域，都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早就听父亲讲过张海迪姐姐的故事，今天阅读完《张海迪的故事》这本书后，我真正明白了“身残志坚，顽强拼搏”的含义。

张海迪五岁时患脊骨骨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家里自学完中学课程。十五岁，便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地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的英语小说，还当过无线修理工。《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讲述的就是张海迪的故事。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从非凡和毅力学习和工作，谱写了一曲生命的赞歌。

看到这位与疾病顽强搏斗的身残志坚的女性，我不由得想起街头乞讨为生的健壮的青年，想起整日麻将虚度光阴的人们。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却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勤劳勇敢的志向。平时，有些人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作为没有取得成就的理由。但是和张海迪相比，这些借口是多么微不足道呀！

遇到困难不退缩，这就是张海迪。做困难面前的强者，这是张海迪给我的启示。这本书真是影响我一生的书，我将以海迪精神为目标，勇敢向前，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

导语：万死一生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该词成语故事及解释，欢迎查阅，谢谢。

【汉字书写】：万死一生

【汉语注音】：wàn sǐ yī shēng

【成语出处】：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

【成语语法】：联合式;作谓语;突出了经历多次死之考验而幸存下来。

【万死一生的意思】：万死：一万次死。死的可能极大，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活的希望极小，只有一线生的希望，形容处境极度危险。

【万死一生的近义词】：死里逃生、九死一生;

【万死一生的反义词】：稳如泰山;

【万死一生的故事】

隋朝末年，李渊奉旨镇压起义军，李世民那时十八岁便参加作战。李渊虽是隋朝的官，但并非亲信，隋炀帝杨广还派人监视他。李世民开诚布公地劝父亲：“现今盗贼无处不在，您能讨得尽吗?讨不尽还是有罪的。”李世民怂恿父亲起兵。李渊终于在太原起兵，立国号为唐，从镇压起义军转而利用起义军。隋炀帝这时已被宇文化及等谋杀。从此唐军展开了统一中国的战争。李世民手下都是出身低微的人，像尉迟敬德(铁匠)、秦叔宝(小吏)、张亮(农民)，有的是教授生徒的儒生，也有赫赫有名的文士，还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李世民和这些人出生人死，身经百战。李世民曾说，这些人跟随我奋不顾身地打仗，非常艰苦，逃出万死，而遇一生。“万死一生”就是后人把此话演化成的成语。

【万死一生例句】

南宋.文天祥《集杜诗.诗之二序》：“公万死一生，备经艰难，竟得脱。”

宋.陆游《晚泊》诗：“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身游万死一生地，路入千峰百嶂中。”

清.陈天华《狮子吼》第二回：“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

【万死一生造句】

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在那种万死一生的情况之下把他救下来。

作为道合志同革命党人，大家在危如累卵的境地都要有万死一生的准备，但也不要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