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最新19篇】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在退休政策方面做出了战略性安排，即“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几年前，我国社保主管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开始着手关于延迟退休的研究。经媒体曝光之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微博、网站、社交平台上反对的声音层出不穷，有媒体报道90%以上网民反对延迟退休。

相对于先前的“一边倒”的反对声音，这次社会舆论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民间讨论、舆论媒体更加客观、理性，从之前的极力反对到现在更多的理性思考。这主要得益于经过几轮的社会大讨论，人们越来越认可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龄也应相应延长。

延迟退休为保护养老负担代际公平

延迟退休年龄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基金压力，但绝不是主要或唯一原因。根据目前讨论的“渐进式”方案，最早2022年开始实施，并且每年增加6个月。相比于其他改革方案，如国有资产转移、提高投资收益率等，这一措施从时间和幅度来讲都是非常保守的。

实际上，延迟退休的主要动因是出于对养老负担代际公平的保护。即如果退休年龄不调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龄赡养率将会急速恶化，这必将增加工作一代人的负担，从而造成代际之间的负担不公平和不可持续。在这里，“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也是为了通过优化人口结构，来提高代际公平。

延迟退休为防范未来我国劳动力短缺

当下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13年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首次出现下降，而这种趋势将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很快我们将担心劳动力短缺，而不是劳动力过剩。

当然，目前我国仍有较大的就业压力，如每年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鉴此，《建议》提出的“渐进式”模式能够很好的应对并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的方案提出先从企业单位女职工开始提高退休年龄，然后是机关事业单位女员工，最后是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男职工，预计2043年全国统一退休年龄为64岁，即将近30年后实施与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相同的退休年龄标准。

所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不仅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近期可能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为防范未来我国劳动力的短缺作了重要准备。

应出台配套政策从源头消除劳动者忧虑

政策制定者和不少学者在解释延迟退休时，一个常用的观点是大多数人口老龄化国家都在推行退休年龄延迟政策。但有网友认为，这是在“选择性”借鉴国际经验。在关注国际延退政策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我国劳动者在带薪假期、劳动强度、工作环境等方面都与成熟国家相差甚远。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劳动者，特别是蓝领劳动者普遍不支持延退政策。因此，我国在推行延迟退休年龄时，应该积极推行相关配套政策安排，如切实落实带薪假期制度，努力提高工作条件等，进而从源头上消除劳动者的忧虑。

退休年龄延迟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作了“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战略性、前瞻性部署。主管部门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研究、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时一定要坚持《建议》所提倡的“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原则，引导广大劳动者积极参与到具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只有这样，才能为将来政策的实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进而确保此项改革在我国的顺利推进。

从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状况等情况看，我国面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等，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从现实和国际情况看，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因而各国在推进延迟退休年龄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借鉴。

一是做好政策引导。各国在延迟退休年龄中，因退休年龄调整涉及各方利益，都曾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绝大多数国家采取先将改革草案公之于众，广泛征求意见，经反复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法案。同时，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增强政策实施的社会认可度和适应性，以给民众和相关利益群体留下调整和转换的适当适应期。

二是小步慢走。这是国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普遍做法，即用较长的时间来逐步达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目标。尽管节奏有快有慢，但总体上是逐步推进。我国也应参照每年延迟几个月的办法，用较长的时期逐步达到目标。同时，宜从目前退休年龄较低的群体(如女职工)起步。

三是提前谋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案制定、舆论宣传、沟通协调、公布方案、应急预案、择机实施、评估反馈、修正完善等多个环节，应尽早规划具体方案，综合考虑劳动力供求和老龄化程度等因素，兼顾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城乡居民的情况，择机实施。同时，还应考虑部分特殊群体，如工作和生活在自然条件艰苦地区预期寿命较低的人群，可考虑有差别的政策。

四是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如针对中老年人就业难的问题，制定适当扶持政策，鼓励各类用人单位吸纳中老年人就业，引导中老年人就业和创业。

五是利益引导。如通过税收调节提前退休人员返聘的收入;养老金的待遇水平与退休年龄挂钩，即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待遇水平有相应的提高等措施，鼓励人们自愿选择延迟退休等。

2015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连日来，两会会场上，透露了不少重点改革的“时间表”，包括2020年之前有望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7年有望推出延迟退休具体方案，力争年内出台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今年上半年有望出台出租车改革方案。此外，备受关注的国企改革系列实施方案、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也是出台在即。

除了上述改革方案出台的“时间表”，此次两会期间还明确了一些改革具体实施的“时间表”，譬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养老金并轨今年将进入正式实行阶段。

——渐进式延迟退休具体方案有望2017年推出

人社部部长尹蔚民10日在记者会上透露了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的时间表：希望2015年制定方案，2016年报经中央同意，并向社会征求意见，2017年正式推出具体方案。

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后，官方首次对该项改革给出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据尹蔚民介绍，延迟退休将按照“小步徐趋、渐进到位”的节奏，也就是说，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达到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公布后，延迟退休并不会立即实施，而是“至少要在5年以后”。

——2020年之前有望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在中国现行的18个税种中，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税这3个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近日表示，“如果这次大会能够通过这部立法法，今后就要加快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步伐，以后凡是开征新税的，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收法律;凡是要对现行税收条例进行修改的，一般都要上升为法律;其他的税收条例，要区别轻重缓急，逐步地上升为法律。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也表示，“三中全会要求，要贯彻税收法定原则，时间表总体上来说是要求在2020年基本完成所有的改革任务，或者说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全都完成。那么，税收法定是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按我的理解，在2020年以前应当完成。”

——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力争2015年出台

在10日的记者会上，尹蔚民被问及养老金收支平衡这一问题时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确实需要综合施策、长短结合、多管齐下。在尹蔚民看来，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他说，“按照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实行全国统筹以后，我们可以在全国的范围内调剂余缺、分散风险。全国统筹方案力争在2015年出台。”

可以预期，实现全国统筹后，制度不够规范统一、基金规模效应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等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将大大方便人员地区间的流动。

——出租车改革方案有望今年上半年出台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近日向媒体透露，出租车改革已经进入重要阶段，交通运输部已先后进行了三轮论证，初步指导意见已有大体轮廓。两会结束后，交通运输部将进行第四轮调研，并听取公众的意见，改革方案最快有望于今年上半年出台。

对于目前发展火热的专车市场，杨传堂表示，正在制定指导意见，今年肯定要出台。据其透露，以后专车也将会有指导价。

——国企改革系列实施方案不久将面世

除了上述正在制定的方案，已酝酿多时的国企改革方案出台在即。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7日在列席全国政协经济界别一场联组会议时透露，“国企改革是今年工作的要点，现在正在有计划地推进，可以期待今年的国企改革系列实施方案不久后将与社会见面。”

穆虹还透露，国务院已专门成立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亲自挂帅”。

——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即将出台

“加快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也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9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即将出台。

据透露，电力体制改革将重点解决五大问题，包括形成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逐步打破垄断、有序放开竞争性业务等。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很快就会颁布”

作为国家层面的一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将迎来顶层设计。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河北参与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这个纲要很快就会颁布。

此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研究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今年正式实施

除了上述改革方案出台的“时间表”，此次两会期间还明确了一些改革具体实施的“时间表”。

尹蔚民10日指出，经过中央批准，今年全国县以下机关都要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

当前，中国有720多万公务员，60%分布在县以下机关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工作任务繁重。但是由于县以下机关机构规格比较低，所以基层公务员晋升难、待遇低的矛盾比较突出。随着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实行，基层公务员可实现“不升职也能涨工资”。

——养老金并轨今年之内落实

国务院1月发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养老金并轨今年也将进入落地阶段。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接受采访时表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始缴纳养老金还需一个过程，但今年之内肯定要落实。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明确了不少时间表，包括今年再解决6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要全部淘汰，等等。

更多热门文章分享阅读:

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据资料显示，根据现行规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制度的初衷，是社会医疗保险要体现互助共济。退休职工一般患病较多，而退休后收入低医疗负担较重，考虑到退休人员在以前的工作期间，已经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不需缴费。同时，这一设计也可以均衡企业负担， 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附：《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原文(作者：财政部部长楼继伟)

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

■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

■ 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杠杆率较高等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国企改革，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难题，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规范推进，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为核心，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与受职业教育的劳动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按科技要素实现价值回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补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应围绕大中城市圈发展紧凑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建立重点城市圈;以省会城市为辐射，培育发展若干城市带;以县(市)城区为中心，带动发展中小城镇群。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改革升级农业补贴政策，减少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国内其他粮食需求缺口，实施土地休耕轮作、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修复，扩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释放更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

12月2日社科院发布一份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报告还建议，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中新网 12月2日)

上述社科院提出延迟退休方案，从基本的轮廓和方向来看，应该说还是大致靠谱、合理的。不仅符合此前人社部提出的“小步慢走”的“渐进”要求，而且也符合目前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体现了“女先男后、女快男慢”原则，同时，方案建议的“引入弹性机制”，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呼应了此前舆论对于“弹性退休机制”的普遍呼吁。

但进一步现实操作的角度，上述延迟退休方案，尤其其中的“弹性退休机制”，仍显得过于粗略笼统，还需进一步的全面细化公平设计。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在“延迟退休”与“弹性退休”之间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结合，笔者以为，除了强调“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还需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更加全面细化的“挂钩”设计。

比如，按照“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公平原则，“弹性延迟退休”应与“缴费年限”实现更紧密挂钩。很明显，一个职工究竟在什么时候退休才更加合理，简单机械的“一刀切”退休年龄，并不应该是唯一和最重要标准，而真正更重要的标准实际上应该是：其累计的社保缴费年限。如一个农民工15岁外出打工参加社保，到65岁时已累计缴费已50年;而另一个职工40多岁才加纳社保，65岁时才累计缴费20多年，让我们按同样的标准延迟退休，显然非常不公平，既无法充分体现“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原则，也无法激励职工积极参加社保。因此，“累计社保缴费年限”理应成为“弹性延迟退休”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如不妨规定：一个职工只要累计缴费达到40年，无论其当时具体年龄是多少，均可以选择退休;累计缴费达到35年、且同时年满60岁，也可自主选择退休;而只有累计缴费不足35年，才需延迟退休至65岁。

同时，除了“缴费年限”，考虑到我国不同职工群体工作状况、劳动强度和风险的巨大差距，笔者以为，“弹性延迟退休”也应与不同的职业特征、工种之间实现挂钩。如一个主要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且劳动风险很大的建筑工人，与一个主要从事脑力劳动、长年坐办公室的机关工作人员，均一刀切地“延迟退休至65岁”，就并不公平合理。

当然，要想更好实现上述这些“弹性延迟退休”设计，除了“延迟退休”本身，从“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角度，还需要其他一些进一步的配套细化公平设计。比如，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尽快改变现行严重缺乏激励性的“大社会统筹+小个人账户”社保账户模式。众所周知，依据该模式，职工养老缴费(工资的28%)中的绝大部分(20%)都是要通过社会统筹“充公”的，只有8%的个人账户部分，才真正属于是个人。这也就是说，一个职工如果不到退休年龄便去世，其缴纳的社保费只有少部分可退还个人。这样的社保账户设计显然无法激励人们“多缴长缴”，也很难说服人们主动接受“延迟退休”。这诚如有专家指出的，“去世后养老金‘充公’，会削弱社保制度的激励性，对于早逝的人也不公平”，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曾强调，“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就是灾难”。

“老年群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动力资源，该政策属于延迟退休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提法是大势所趋。”9月20日，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实行的是强制退休制度，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就需要离开工作岗位，这对仍有工作能力的人才来说是一种浪费。

全国老龄办曾发布数据表示，我国60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已达2.15亿，约占总人口的15.76%，从2015年到2035年间，老年人口将增加到4.18亿人，我国将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

抚养比近7年最低

民政部数据表明，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总人口的14.9%，同时，中国未来20年平均每年增1000万老年人，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将达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将超过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但与老龄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状况相悖的是，我国的退休年龄却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但根据人社部的数据，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而大多数国家退休都在65岁左右。同时，从企业退休职工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平均每个工作日要为24800人办理退休手续，几乎秒针每跳动一下差不多就有一人退休。

老龄人口增加，在职人员减少，一增一减之间，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职工抚养比的下降。人社部最新发布的2015年社保报告显示：我国养老保险抚养比继续下降，不到三个人需要“养”一位老人，为7年来最低水平;其中，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企业养老保险抚养比(参保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数的比值)分别为1.79、1.53和1.33。

“这种情况下，推动延迟退休、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刻不容缓。”董登新称。

9月20日，北京一位法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法官，每办理一个案子都需要收集大量资料和信息，经验都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积累起来的，算是属于越老越值钱的那类职业，但我们的退休制度参照公务员，一旦退休，我们则不能再参与法院案件的审理活动。”

我国现行的强行退休制度是1978年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当时中国的人均寿命为68岁，但据世卫组织发布的《2016世界卫生统计》表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人均寿命已达76.1岁，接近发达国家人均寿命78岁左右的水平，而上海、北京人均寿命甚至超过80岁。

会不会抢年轻人饭碗?

老年人延长了退休年龄，进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那么，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年轻人该何去何从?

早在2013年，人社部就已对外征求延迟退休方案，当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的方案中就已针对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有所涉及，方案希望在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解决相应人员向专项服务业转型的工作。

“二者之间并不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就会抢年轻人饭碗的想法，是一个最大的误区。”董登新表示，中国50岁到59岁之间的女性人口有8600万人，其中，机关事业单位的女性为600万人，也就是说，有8000万女性在50岁就已经退休，但就我国的现状而言，社区服务类岗位恰恰是最薄弱的方面，如果将这8000万健康女性充实到中国的社区和社会服务中去，对我们整个养老产业的提升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动力资源。

在董登新看来，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时期，创造新的岗位和就业机会确实很难，但信息化服务时代，就业岗位的创造是无极限的，老年人力资源将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其实，就目前来看，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从供给侧的角度来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各种各样的需求正在不断地增长。比如，许多地方的社区养老、医疗服务机构建设供不应求，今后对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公寓等各类服务机构、设施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需求巨大。

对此，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也曾明确表示，人社部用了大量数据进行多方面分析和研究论证，结论是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影响有限。

延退拉动GDP

不管“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提法有多少人反对，遭到多少人吐槽，它的实施确是有着现实意义。

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达到峰值，当时是9.25亿人，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1年下降345万。据可靠的数据分析，到203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会出现大幅下降的过程，平均以每年760万人的速度减少。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会由2030年的8.3亿降到 7亿左右。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下降意味着劳动供给量趋于下降，进而减缓经济增长速度。

9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发布了一份《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报告，该报告提道：“人口红利”正在加速衰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

报告同时明确表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显着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特别是政策实施的前五期，每期(5年)可带来的城市劳动力供给增长200万-300万人，拉动GDP增长超过0.5个百分点，这能够有效地缓解工作年龄人口下降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9月22日，上述报告执笔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劳动力供给层面，未来中老年人群体仍然有很大的挖据潜力。特别是城市劳动群体，如果能够通过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等政策，充分挖掘潜力巨大的“夕阳红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由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更多热门文章：

近日有媒体报道，延迟退休政策启动后，会按照人群进行划分，其中55岁退休的女干部、女白领有可能是第一批执行延迟退休的人群。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由于现行的退休政策中，不同人群的退休年龄不一样，启动延迟退休政策后，可以按人群分先后，也可以不分先后，但要实现最终的退休年龄的目标，节奏就会有快慢。

“如果同时启动，那么现在退休年龄早的步子要快一点，退休年龄晚的步子要慢一点，这样最后才能统一到一个退休年龄。”苏海南表示，具体如何操作，需要等中央制订的方案出来后才知道。

对于有媒体报道从人社部相关制定设计人士处了解到改革将从女干部开始启动，苏海南认为，从女干部起步，女干部肯定没意见，身体也能承受得起，社会上也不反对，应该说这是最好的选择，更能够取得共识，遭到的阻力也最小。

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文章《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文章提出，要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据资料显示，根据现行规定，退休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制度的初衷，是社会医疗保险要体现互助共济。退休职工一般患病较多，而退休后收入低医疗负担较重，考虑到退休人员在以前的工作期间，已经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不需缴费。同时，这一设计也可以均衡企业负担，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以下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全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难题，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规范推进，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为核心，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与受职业教育的劳动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按科技要素实现价值回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补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应围绕大中城市圈发展紧凑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建立重点城市圈;以省会城市为辐射，培育发展若干城市带;以县(市)城区为中心，带动发展中小城镇群。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改革升级农业补贴政策，减少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国内其他粮食需求缺口，实施土地休耕轮作、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修复，扩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释放更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

延迟退休先解决三个“同龄”退休

建议提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专家解读：

据悉，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我国养老保险方面的重要改革措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是8000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显然是不合理的。为加强我国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人社部将推出以小步慢走的、分节奏的延迟退休政策。

延迟退休方案的实施背景是因为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每年新增的青年劳动力人数在减少，导致劳动力雇佣成本在增加。但是现在对延迟退休方案还存在争议，认为延迟退休并无助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只会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更加偏大。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鄢圣文表示，十三五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就是要解决三个“同龄”退休的问题，那就是男女同龄退休、身份同龄退休和区域同龄退休。同时，还要考虑四个方面的平衡机制，首先是劳动者收支平衡的机制，5年的工作劳动力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要让付出的人觉得自己没有亏;其次，是社保基金账户的平衡;第三，就业的平衡，就业是民生之本，现在新增就业压力本来就比较大，如果延迟退休导致新增就业岗位减少，就会出现对延迟退休的抵制，因此相关部门要对就业压力进行测算。此外，要设立养老保险“普惠制”的目标，逐渐解决在养老保险身份、男女上的差别，达到普惠制并保障人们的退休权。

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政策有无时间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10日在记者会上说，争取今年完成方案制定，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后年正式推出。在方案推出至少五年后，才会进行再渐进式实施。

尹蔚民说，延迟退休方案的制定会充分考虑到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使方案更周到，为各方面所接受：一是会根据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和劳动力状况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二是将“小步徐趋、渐进到位”，每年只延长几个月的退休时间，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三是会有社会预告，给大家心理预期。

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政策有无时间表?尹蔚民说，争取今年完成方案制定，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后征求社会意见，后年正式推出。方案推出至少五年后，再渐进式实施。

他说，这项政策的提出主要针对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偏低的实际情况。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当时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6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数量、结构和预期寿命都发生巨大变化，有必要对退休年龄作出调整。

对于延迟退休提出的方案是：

第一，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

第二，从2020年开始，1960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和居民推迟6个月领取养老金，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男性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

新的退休规定

1.基本工资工人按照工人资格定：10年工龄2000元，15年工龄2300元，20年工龄2500元，25年工龄2800元，30 年工龄3000元，40年工龄3500。(随国民经济增长)

2.工龄工资(含工龄)：每年30元，随着工龄增长。工龄工资的实行这不仅是对老工人的照顾问题，更重要的是鼓励终身从是工人，有利于工人队伍的建设和工人队伍的稳定。

3.工作工资：

补贴按照实际按劳取酬原则;主要是鼓励工人多干活，特别是年轻工人精力充沛，他们多劳动多生产，

并得到应有的报酬，不仅是心理的安慰，也是对他们的鼓励。

4、绩效工资：月份和年奖金(取代职称工资)。这部分奖金，只能占工资的10%左右。大家推荐竞比实绩，每年年奖金，不终身制。每个工人积极努力年年有希望。主要是激励工作出成效，优质优得，不仅要激励多工作，更要激励劳动人民。

5、特优津贴：全体工人公认的特别优秀工人，无名额限制，县市以上部门高标准考核认定，象领国务院津贴领县/市政府津贴，不终身制。主要是对那些在劳动工作在有特殊研究成果，并得到很好的推广，可根据影响范围的大小确定等级，或者说是以国家及，省级，地市、县确定不同的标准，使那些有才华的工人得到应有的报酬，真正起到激励作用。

6、工人的退休金：按工龄，每工作一年100元。依此类推工龄10年的退休金是1000元。参加工作20年的退休金是2000元，参加工作30年的退休金是3000元，工龄40年的退休金是4000元。不分高级工，中级工，还是普通工人。退休金一律平等。公务员也要不分职位高低一律平等。和工人的退休金一样。三年以内执行完成-。

7、养老保险：一般要交满15年，到退休的时候才能终生享受养老金,所以想拿养老金的人请务必在自己退休前15年就开始交。如果到退休年龄交养老保险不满15年,那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国家会把你个人帐户上存的8%的养老金全部退给你。那单位给你交的21%到哪里去了?国家把单位为你交的21%的钱全部划到国家的养老统筹基金里了。

【建议摘编】 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坚持精算平衡,完善筹资机制,分清政府、企业、个人等的责任。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社会保险体系。

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加强风险管理,提高投资回报率。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展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

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大病慢性病医疗费用;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坚持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

【点评】 “大病保险的全面实施能有效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铭来说。一边是健全社保网络实现应保尽保,一边是降低人们的就医用药费用,建议中提出的种种做法直击“看病贵”问题,让人们的健康生活更有保障。

李忠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这是立足我国国情，深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举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在按照中央要求，对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方案过程中，会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意见和看法，综合平衡。

总的考虑是，根据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劳动力状况，把握调整的节点和节奏，“小步慢走，渐进到位”，即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同时提前向社会预告，给公众以心理预期。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制定这个方案，将适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报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李忠说。

法定退休年龄是一项重要的社会经济政策。一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进程、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财政和社会保障财务状况等因素。总结各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历史变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逐步提高。各国或地区在延迟退休年龄时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用较长的时间实现既定目标。如美国在1983年修订《社会保障法案》时提出到2025年将职工的正常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直到20年后的2003年才正式开始实施，并明确提出计划用22年的时间完成从65岁提高到67岁的目标。

二是谨慎实施，小步慢行。各国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都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小步慢行，逐步过渡。如德国2006年通过法律，从 2012到 2029 年之间逐步将退休年龄延长至 67 岁，采取的办法是前 12 年每年延长一个月，后6年每年延长两个月。

三是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如日本计划将退休年龄从55岁延长至65岁，采取了分步实施策略：1986?年，日本《老年劳动法修正案》正式确定60?岁的退休目标，1994年将女性退休年龄从58岁延迟到60岁;2000年又提出将退休年龄从60岁逐步提高到65岁，并且采取男性从2013年开始到2025年完成，女性从2018年开始到2030年完成。再如意大利于1992年、1995年、2004年共3次调整退休年龄。

四是政策较为缓和柔性。如意大利在1995年和2004年采取弹性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主要是通过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来提高退休年龄：1995年的政策规定，参保人员只要缴费满35年，则可选择在57岁至65岁间的任一年龄提前退休，选择有效期截至2035年;2004年提出男职工提前退休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养老保险缴费满35年并且达到最低年龄标准(2008年的最低年龄标准为60岁、2010年为61岁、2014年为62岁)。

五是打出组合拳，形成确保延迟退休年龄的合力。许多国家在出台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如严格控制提前退休，对提前退休者只能领取部分养老金等，如西班牙2009年1月通过的养老保险改革议案规定：年满65岁并且已缴纳养老保险38.5年者，或年满67岁已缴纳养老保险37年者才能获得全额养老金。

六是依法推进。国外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一般是由政府提出法案，议会审议通过，以法律的形式公布实施。

2016年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署名文章中，明确提及，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说，这意味着，退休人员或许仍须缴纳职工医保，我国退休人员过去一直享有的优惠政策将不再存在。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今后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基本理念、重大举措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我们要切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化解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重构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5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全国居民收入增长继续快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呈现勃勃生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任务艰巨。亟待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一般经济规律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前者主要包括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后者是指扣除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贡献后，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要素使用效率等其他因素的改进与革新带来的产出增加，反映了各生产要素的综合利用效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发展早期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这是因为无论任何国家，生产要素总量是相对有限的，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受要素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制约，依靠增加要素投入数量推动经济增长总会遭遇瓶颈，经济增长、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提高最终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将会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我国过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重要因素。据有关机构测算，1982—2010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1.5%。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导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核心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发展动力顺利转换。

二、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近年来，我国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抓住和利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仍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稳定增长。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预计“十三五”时期继续减少1000万人以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减。人口老龄化加剧，2014年末老龄化率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用工短缺，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年均增长13.2%，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3.5%，高于同期劳动生产率(按现价计算)年均增长11.1%的水平，劳动力成本增长已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政策刺激下投资大幅增长，资本边际产出效率明显降低。从2008年到现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资已经显著上升。投资回报率低，直接影响了企业投资意愿。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设备投资占比不断下降，从2008年的23.5%降至2014年的19.4%，土木建筑类投资上升，2014年占比已达2/3，增加投资更多依赖政府和房地产投资。再加上前些年我国产业链基本以土木建筑类投资为核心来布局，也造成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杠杆率较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杠杆率迅速上升。尽管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我国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与2008年相比有较大幅度提高。这种状况不利于企业稳定发展、推进技术创新、迈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尽管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还不到40%，但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存在局部风险。

一些制度机制抑制资源配置效率。一些领域垄断和行业准入壁垒依然存在，企业缺乏退出机制，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高技能和创新人才不足。劳动合同法一些规定有待完善，加上户籍制度的共同限制，影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创业。仍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规定使得审批手续繁杂，征地拆迁难，投资项目落地慢。农村土地改革滞后也使得土地缺乏流动性。这些体制机制矛盾造成交易成本过高，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影响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

在“三期叠加”阶段，针对上述结构性问题，我国正在持续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关键性体制机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释放潜在生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加快结构性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潜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难题，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发展、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更多热门文章推荐参考：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价格改革，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价格信号，为结构优化和自主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加快推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企业破产退出制度。进一步简政放权，放开市场准入，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市场力量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国企改革。规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推行国有企业去行政化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和混合所有制发展，抓紧处置僵尸企业，允许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企业破产关闭，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改革。全面推进落实财税改革方案，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以及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深化利率和汇率改革。允许实体企业、财务公司等组建不同规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尽快修复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大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引导各地规范推进，更好地吸引社会资本，提高投资效率。

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完善个人账户、坚持精算平衡为核心，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更加透明易懂的收付制度，在此前提下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快发展补充养老保险，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和劳动力素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人口转入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适时调整完善劳动合同法，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促进劳动力在地区、行业、企业之间自由流动，完善劳资双方公平决定劳动者报酬的机制。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企业、社会办学作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建立健全与受职业教育的劳动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政府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鼓励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市场，按科技要素实现价值回报。创新财政支持方式，引入后补助机制，通过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进入技术创新领域。支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关键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创建知名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尽快修改国有和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相关规定，助推投资项目落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实行地票制，农民宅基地还耕后，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变为资本，可携带入城投资创业，既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既有利于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也有利于进城农民安居创业。

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这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应围绕大中城市圈发展紧凑型城市，增加城市密度，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以发展大城市为核心，建立重点城市圈;以省会城市为辐射，培育发展若干城市带;以县(市)城区为中心，带动发展中小城镇群。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改革升级农业补贴政策，减少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国内其他粮食需求缺口，实施土地休耕轮作、农业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修复，扩大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释放更多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部门。

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胡晓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争取后年正式推出，方案推出至少5年后，再渐进式实施，每年只会延长几个月。年内有望完成方案制定。

尹蔚民称，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平衡面临巨大压力。我国从2013年开始，16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4.9%，是3个人养1个人。而延迟退休政策可以一举数得，但还需要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养老金缺口有多大，会 不会出现收不抵支或账面亏空?尹蔚民昨天表示，目前养老保险都收大于支，但未来面临巨大压力，因此要加大扩面征缴力度，目前符合条件的还有近2亿的人没有参保。

退休年龄是否延长

我国目前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繁重体力劳动和其他有害健康工种并在这类岗位工作达到规定年限的职工，男性年满55周岁、女性年满45周岁退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暂时不会调整退休年龄。有关部门目前只是在研究一些“延迟退休”的建议，不代表现行退休年龄规定即将更改。

2015关于退休年龄和退休工资的最新规定有哪些?

网络传：中央关于退休年龄延5用10已敲定，备受关注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步伐渐行渐明朗，关于2015新的退休年龄和退休工资规定详情如下：

一、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

二、从2020年开始，1960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和居民推迟6个月领取养老金，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男性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

延迟退休的原因是什么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逐步减少

2012年首次出现劳动力资源总量绝对下降的现象，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0.6个百分点。

二、老龄化高峰加速到来

截至2013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4.9%，总数超过2亿，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10%。到2020年，60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将接近19.3%，65岁以上占总人口的比例将接近13%。劳动力资源与老年人口的比值，2007年为6.85∶1，2012年后急降至4.83∶1。

三、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大

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1，即3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变为2∶1。

四、 早退休是人力资源巨大浪费

许多专业技术岗位(医生、教师、科研人员等)，五六十岁正是经验丰富、技艺纯熟的阶段，而且这种高端人力资源的替代弹性较低。

延迟退休：落实方案箭在弦上，弹性适度亟待细化

新闻背景：人社部数据显示，2015年底，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变为2.87：1，即不到3个工作人口就要供养1名退休者，而2011年为3.08：1。“十三五”规划明确，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去年两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也表示，延迟退休方案会按照相关程序批准后向社会征求意见，完善后再推出。

专家点评：清华大学教授杨燕绥表示，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延迟退休政策涉及亿万民众，公众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公布方案，充分征求社会意见。政策设计要小步慢走，同时有适度弹性，符合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

舒圣祥

延迟退休该如何推行?12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12月2日新华网)

虽然备受社会争议，但是延迟退休俨然已成“必然趋势”，剩下的似乎只有操作层面的细节探究。一方面，养老金去年收不抵支的的省份多达22个，照此计算十几年后就有可能用光结余，延迟退休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弥补养老金缺口;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已成看得见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全面二孩还是延迟退休，或许都是应对的一步棋。正因为如此，无论民意反馈如何，延迟退休的推出都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人社部的定调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社科院的绿皮书则给出了详细的“小步慢走”时间表。倘若真的按照这个时间表推行延迟退休，不难计算出一个有趣的数字：第一批真正“享受”延迟退休待遇的人，将生于1980年。众所周知，自诩“被坑一代”的80后，之前已经有了多个“第一批”历史：第一批成为独生子女、第一批开始大学收费、第一批取消毕业分配、第一批取消单位分房……只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批开始延迟退休。

全面二孩放开后，因为即将面对史上仅有的“上有4老、下有2孩”局面，80后在网上吐槽“我只想说，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80后真是“被坑的一代”吗》的文章指出，“那些抱怨与吐槽既不真实，也无碍于命运的展开，80后大可对此不屑一顾。”甭管这些吐槽是否足以概括80后的真实处境，但他们在改革进程中确实扮演过很多的“试验品”与“过渡品”角色，类似角色带给人的沉重感觉并不虚假。

当然，延迟退休如果真的又是80后“先享”，真正的问题倒不在于“专坑一代人”，而在于没有合适的道理。延迟退休就算需要过渡，真的需要过渡30年的时间吗?这既不符合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急迫，也不符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用意。如果是要“温水煮青蛙”的话，那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慢慢煮沸延迟退休的“温水”，也只会加剧“青蛙”的痛感而不会是越来越麻木。

无论如何，站在“青蛙”的视角，“温水煮青蛙”必然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是理性的公民，决策者没必要视之为糊涂的青蛙。所以，延迟退休首先需要通过人大来明确“到底要不要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没必要花30年的漫长时间来“小步慢走”，相反“长痛不如短痛”，即便要过渡，也不应该超过十年。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改革，不能用钝刀子割肉，80后理当“没资格”第一批延迟退休。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等机构12月2日在北京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

从应对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角度来说，的确有必要尽早推行延迟退休，但也有很多因素不利于早日推行。比如，公众对延迟退休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不高，我们的经济转型有可能会带来就业压力。尽管有关方面一再宣称“延长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但到今天为止，大多数人仍未能接受这一做法。在相关新闻跟帖中，多数网友明确反对延迟退休。只有说服多数人接受，这项改革的效果才能显现。人社部之所以提出，在推出方案5年后才渐进式予以实施，这或许是因为共识尚未形成，延迟退休缺乏民意基础。从推出方案到正式实施的这几年间，实际上是一个“缓冲期”，以化解公众反对情绪。应该说，这种“缓冲期”的安排是合理的。

不少人反对延迟退休，既是从利己角度考虑，也是因为应对老龄化还有很多选项，比如划转国资充实养老基金、拓宽养老金投资渠道、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仓促推行延迟退休，并不利于有效化解分歧。只有拿出有力论据来证明延迟退休很有必要，才能为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如果说，一个国家就业岗位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老年人延迟退休就会占据部分就业岗位，毕业生、年轻人必然就业压力增大。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人社部设此“缓冲期”，或许也考虑到了经济转型与就业问题。那么，如果从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是否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呢?又是否会对我们经济的平稳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损害呢?

在人社部已明确延迟退休时间表的情况下，“2018年开始延迟退休”这样的专家建议未必会被采纳。但这也提醒我们，某些建议似乎有意忽视了公众情绪。很显然，只有官意与民意达成一致，延迟退休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还有一点需要慎重考虑的是，改革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阻力。要化解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阻力，不能简单、急躁，而要有耐心有诚意去面对这些困难。反对延迟退休的公众也不是不讲理，关键在于如何去说倾听、吸纳民意，从而制定更为恰当的政策推行方案。如果充分考虑公众权益，比如推行更具弹性的政策，把选择权交给公众，反对意见必然大幅减少。

延退方案必须以不产生新的不公平因素、不损害产业竞争力、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推行延退的背后，要有公共财政、养老制度等相关改革的协调推进。

2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16》。该报告建议，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改革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时，取消女干部和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第二步，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同时达到65岁。这一方案，引起广泛关注。

延迟退休，是应对社会养老负担加剧和人口红利衰竭的选择。此外，去年养老金首次出现当期收支赤字，隐形债务规模持续扩大，进一步凸显了推行延迟退休的迫切性。

但是，延迟退休，毕竟是涉及所有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以什么样的节奏和方式推进延退，需要反复斟酌。

社科院的这份延退方案，既强调以65岁为延迟退休的统一基准点，以满足增加按劳动力供给、减轻养老负担的目标，同时提出引入弹性机制，愿意早点退休的人，可以通过牺牲部分养老待遇的方式换取早点退休，或通过晚点退休的方式获得更多养老金，以此应对不同的养老需求。这一方案设计看上去既可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又可尊重个人的退休需求，但在操作层面上很可能会出现种种“意外”。

首先，设定延退基准年龄必须考虑人力资源能否得到合理分配的问题，而方案对此没有涉及。比如，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通常需要教育程度更高、更有能力跟踪行业发展趋势的年轻工作者。假如一味刚性要求到65岁退休，那么相关就业岗位就只能被知识结构相对陈旧的老年工作者占据，造成替代率过低的问题，导致人力资源错配。

其次，设定延退基准年龄必须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差异。在目前的产业结构下，从事体力工作的占比仍然相当大，这部分劳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创造价值的能力将逐渐下降，统一到65岁退休尽管能够开发老年劳动资源，减少许多专业技术岗位人力资本的浪费情况，但对于更多的非专业技术岗位而言，存在能否胜任、能否创造应有价值的问题。

再次，该方案引入弹性机制的建议，尽管有助于避免一刀切引发的一些弊端，但无法避免引发新的养老待遇不公问题。有观点认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者更愿意延迟退休，这样既可延长社会认同感，还能多领取养老金。而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者则未必愿意延退。这就意味着，“牺牲”部分养老待遇的将主要是非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这等于造就了不同的退休门槛。

这些疑问提醒我们，一刀切式的延迟退休方案不可取。延退方案必须以不产生新的不公平因素、不损害产业竞争力、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推行延退的背后，要有公共财政、养老制度等相关改革的协调推进。如此，延退才可能取得共识，政府、企业、个人才能各得其便。

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形势与政策论文：我国财政形势的问题探讨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过去了。地球村里的变化日新月异，生在当代，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岂能做那四角的书柜?抛掉陈旧的观念，拥抱外面精彩的世界，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当今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

(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

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绩，这突出表现在增长速度加快，并初步呈现出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各地区加快发展的积极性高涨，许多指标均创近几年新高。但是，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除了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有所抬头，还有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如有的地区对加快经济发展的热情很高，对可能引发的经济过热警惕性不够;对加大投资力度研究得多，对启动消费需求考虑得少;对发展城市经济的对策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少;对增加经济总量比较关心，对调整经济结构关注较少;对经济发展态势的正面效应认识充分，对可能产生的负面滞后效应估计不足。这些新的情况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二、从头几个月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

1、增长加快，首季度GDP增长9.9%，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这也是1997年以来最快的增长。

2、结构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加快调整，高技术产生迅猛发展，电信、物流、咨询、社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

3、效益提高，前三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94%，全国财政收入增长37%。

4、物价回升，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增长0.5%，尤其是一些先导性价格指数上升颇为明显，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甚至上涨了5.5%。

今年以来的好形势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同时，对于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必须高度重视。

1、“非典”已经对旅游、航空、餐饮、外贸和利用外资等方面带来较大冲击，对国内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显露，如果持续时间较长，还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2、一些行业出现投资过热的苗头。如房地产投资增长偏快，结构不合理。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34.9%，大大高于去年全年增长21.9%的水平。又如，冶金、建材纺织、汽车等行业发展持续升温，带动了原材料、燃料等价格上扬。一些重工业产品尤其是高耗能产品增速明显超常，加剧了一些地方电力供应紧张的矛盾。 钢铁工业投资在去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一季度又猛增153.7%，而且新增产能中相当一部分档次低、污染重、能耗高;电解铝生产能力的扩张严重超过市场需求;国家明令禁止的立窑水泥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纺织行业投资增长65.8%;汽车生产增长54%。个别地方在政府保护下盲目发展汽车项目，汽车行业规模小、布局散和自主开发能力弱的矛盾突出。由于某些行业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一旦市场需求变化，势必加大金融风险。

3、重复建设问题依然很严重，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是部分行业重复建设回潮。一些地方不顾国家禁令和市场供求情况，新建了一批钢铁、水泥、玻璃、铁合金、电解铝等项目。国家花费很大力气关掉的一些小煤矿、小钢铁、小水泥、小玻璃等企业又死灰复燃，部分已被淘汰压缩的过剩生产能力重新投入生产。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问题。据了解，不少城市都已经或计划投资上百亿元生产半导体材料。这些项目建成后，生产能力将大大超过目前国内市场需求量和可能出口的数量。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光缆建设也出现了严重重复建设，国家公用通信网资源大量闲置。

三是基础设施的重复、超前建设。一些地区机场布点过于稠密，建成后不能得到充分利用。沿海、沿江新建扩建大型深水泊位码头成风，吞吐能力严重闲置。一些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地方花费巨资修建的高速公路，车流量稀少，难以得到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将进一步加剧一般加工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矛盾，延缓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进程。

4、消费增长仍较缓慢。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8%。然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尽如人意，与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增长相比较，消费需求增长略显缓慢。今年1至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9.2%，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比1月份下降0.8个百分点，比GDP增长低0.9个百分点，比投资增长低18.6个百分点，比出口增长低24.3个百分点。今年前3个月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呈现下降走势，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比1月份下降0.1个百分点。由此看来，消费需求没有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

5、部分生产要素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比如，一些地区电力供应紧张。近年来，电力需求增速持续走高， 继2001年增长9.2% 之后，2002年又增长 11.7%，今年一季度进一步增长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