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2021论据【热门20篇】

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在观看2015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结束之后，我参加了“与身边好人”见面、采访活动。见面会上，有一位看起来很普通的老人，他长着一张布满皱纹黝黑的脸、微微眯起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特别是一双长满老茧皱裂的大手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磨刀老人”吴锦泉。

虽然吴爷爷已经年过八旬，是一名老党员，已有51年的党龄了。他每天走街串巷靠磨一把把刀挣来的钱过日子。当他在广播里听到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孩子们都没有学校了，就毫不犹豫地将辛辛苦苦磨刀攒的1000多元硬币捐给了灾区。可是他生活朴素到了极点，衣服鞋子也是别人穿旧了要扔掉的，捡回来，洗洗再穿!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后，吴爷爷为灾区同胞捐赠数千元磨刀所得的事迹被传为佳话，感染着千千万万的人。当吴爷爷听到讲到这儿时，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在接受小记者们采访时说，“因为我是党员，我要对得起我的誓言。”“我很富裕，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没钱的痛苦，所以我要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我，吴爷爷真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2011年3月，在中国文明网“中国好人榜”评选中，吴爷爷入选“助人为乐”模范典型。在得知入选的消息后，吴爷爷谦虚地说：“我做得太少，自已的能力十分有限。但是只要还磨得动刀，挣得点钱，我就要坚持做点好事，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吴爷爷那倾其所有，乐于助人的精神让人深受感动，那坚持不懈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那一个个平凡的故事，感染着千千万万的人。正是因为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像吴爷爷这样的共产党员，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我们现在就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做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

看了《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后，我 几乎可以泪流满面了，一个个感动人物，一件件感动的事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

一个总为他人着想，又十分仔细细心、批改文件时总是一丝不苟，他对科学的热爱，他就是——朱光亚。他2011年逝世。他对以前充满遗憾 ，对未来充满向往。当我看到朱光亚的一幕情景之后，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一直流着。

一个肝胆医生 ，不畏手术的风险，执意的来策划手术计划。当一个女孩 生命 垂危时，众多医生都不敢为她医治，而他却不管如何都要试试，进行了9个小时的手术终于结束了，女孩已经好了起来；他还常常为别人着想，为病人们摆鞋怕病人晚上下地时找不到鞋……他就是吴孟超，把病人当做是自己 的亲人 一般对待，而且他要求的手术费是十分便宜的。

刘伟对未来的向往，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击破了他面前所存在的困难。他这种向往使他有了自己的天空 。最后用脚弹出了一首首优美 动人的钢琴曲。

这三个人物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们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感动人物。不论是残疾人还是四肢完好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为别人所着想、为他人创造美好 的未来：这是吴孟超和朱光亚。而刘伟是为了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坚持 不懈闯出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想 。

29歲的海軍航母艦載戰鬥機一級飛行員張超，今年4月27日在駕駛殲-15飛機進行陸基模擬艦訓練時，突遇飛機故障，不幸殉職。現場視頻和飛參數據顯示，從12時59分11.6秒發現故障到59分16秒跳傘，短短4.4秒時間裡，張超竭盡全力推操縱桿，制止機頭上揚。

海軍某艦載機訓練基地的艦載機飛行員張超，在4月27日中午駕駛殲-15戰鬥機準備執行陸基模擬艦訓練。這是當天最後一架次飛行，同一批次的四架戰機已經有三架順利陸。儀器顯示，張超的這次陸也十分完美。前一架次陸的飛行員艾群此時正在滑向機庫，他在耳機裡聽到，最後一架飛機已經平穩降落了。

事故來得沒有一點預兆，12時59分12秒，無線電裡突然傳來故障報警。飛機瞬間出現了電傳故障，電傳故障屬於操縱系統故障，通俗地說，就像在開車的過程中方向盤突然失靈了。接下來發生的這一幕，讓包括艾群在內的所有人猝不及防：機頭急速上仰，飛機瞬間離開地面，衝了出去。

錯失跳傘最佳時機

「跳傘!跳傘!跳傘!」12時59分17秒，也就是發出故障報警信號四秒多後，塔台指揮員連發三聲命令，幾乎在指揮員下達命令的同一瞬間，張超從座艙彈射出來。由於彈射高度太低，角度不好，主傘無法打開，座椅也沒有分離，張超從空中重重落下，掉在了跑道邊的草地上。

飛參記錄表明，從戰機報警到跳傘離機的4.4秒裡，張超的動作只有一個，那就是全力推桿到底，制止機頭上揚。殲-15戰機系統高度集成，發生電傳故障，第一時間跳傘才是最佳選擇。但在生死關頭，張超卻為避免戰機損毀作出了最後的努力。經過調查，事故的最後定論是飛機裝備的原因。短短4.4秒，生死一瞬，張超首先選擇了「推桿」，拚盡全力挽救飛機。正是這個選擇，讓他錯過了跳傘自救的最佳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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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潘建伟院士及同事陆朝阳、陈宇翱等近期在量子信息科研领域再获重大突破，他们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制备了综合性能最优的纠缠光子源，首次成功实现“十光子纠缠”，再次刷新了光子纠缠态制备的世界纪录。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日前以“编辑推荐”的形式发表了该成果，美国物理学会网站和英国《自然》杂志“研究亮点”栏目也进行了报道。

多粒子纠缠操纵作为量子信息处理基本能力的核心指标，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学界角逐的焦点。操纵的纠缠光子数目越多，量子信息处理能力就会指数级增长，但同时实验实现的难度也急剧增加。

多年来，潘建伟和同事瞄准这一战略目标，一直保持着多光子纠缠态的世界纪录，他们分别于2004年、2007年、2012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对五光子、六光子、八光子纠缠的操纵，并系统性地应用于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多个研究方向，如今年我国发射的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实验卫星。

自2012年潘建伟小组实现八光子纠缠后，他们成功地将该技术应用于拓扑量子纠错和百公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相关成果入选了《自然》杂志年度十大科技亮点。

近期，潘建伟小组利用两种不同的技术途径制备了收集效率、保真度和光子全同性三个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脉冲纠缠光子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十光子纯纠缠和可提纯纠缠态的实验制备和严格验证。

据了解，这一突破表明我国继续引领国际多光子纠缠和干涉度量研究，研究成果将可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和实用化量子计算等大尺度量子信息技术

“报告首长，我也有梦。我能说两句吗?”村民王淑芳中途插话。主持会议的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断了发言，将话筒递给了她。之后，主持人又问还有谁要发言，另外的代表便也开始一一发言，谈自己对中国梦的理解。这是20135月7号上午“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的现场。“插话”村民王淑芳等10名来自北京的基层代表，在“计划外”发言，向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内的70余位与会者，阐述自己的中国梦。

“我能说两句吗”

贾立群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医生。4月4日下午，他接到来自宣传部门的电话，问是否方便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梦”的座谈会。同时受邀的，还有另外9名基层群众代表。

贾立群说，按照议程，会议并没有安排他们十位“草根”发言。

昨天上午，会议按照既定议程进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中央电视台台长胡占凡先后发言，他们介绍了本部门在宣传“中国梦”上的工作安排，还有其他四位典型代表发言。

之后，刘云山讲话。

两个小时的座谈会即将进入尾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开始作总结发言：“今天的座谈会开得很好……”

“我能不能说两句?”从会场一侧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来自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帽山村的王淑芳”。

王淑芳早就想举手，但一直没找到机会。眼看会议就要结束，她举着手站了起来，“报告首长，我也有梦”。

帽山村是北京最偏远的山村。在王淑芳看来，自己跋涉几百里、赶了3个多小时来参加这个会，不能不发言。

王淑芳的请求得到许可。刘奇葆中断发言，让她“说梦”。

邀请领导坐炕头

王淑芳一点没怯场，说起话来，像在炕头上拉家常。

“我是农村来的妇女，没有华丽的语言，我想实实在在说两句。”王淑芳说，今天好不容易看到了真的首长，原来都是在电视里看。

刘云山笑着打趣道：“原来看的都是‘假冒’的。”会场的气氛一下轻松了起来。

见王淑芳一直站着，刘云山请她坐下说。王淑芳说，“没事儿，坐着说话憋气。”

王淑芳急于表达。她的梦想是让更多的人快乐。

17年前，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帽山村很多人打麻将消磨时间。王淑芳则坐在炕头上写她的小品，然后到各个村演出。2010年，她参加了北京市百姓宣讲团，她的“炕头文化”开始传得更远。去年，王淑芳组成了家庭宣讲团，儿子、儿媳和小孙女也参与进来。

见领导兴致很高，王淑芳又提了两个小“梦想”：一个是想和首长合个影，一个是想请首长抽时间到北部山区走一走。“坐到我们的炕头上，我就不叫你首长了，就可以称兄道弟了”。

“我的梦想可以实现吗?”王淑芳追问。

“可以可以。”刘云山笑着回答。

“你的事迹我知道”

王淑芳讲完后，刘奇葆又问还有没有人要发言，于是又有另9名基层代表抢着发了言。这样，发言的人数从8人，一下涨到了18人。

首钢技术研究院刘宏，曾是名仓库管理员，现在是电焊领域高级焊工。她带着5名博士、10名硕士，攻克了不少焊接工艺难题，在首钢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刘宏的梦想是多培养蓝领工人，加大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实现钢铁强国之梦。具体而言，她的中国梦，就是拥有最先进的焊接工艺。

叶嘉莹是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90多岁高龄的她仍坚持讲学，还捐出3500多万元支持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她用一生培养了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人才。《感动中国》颁奖辞这样描述叶嘉莹：

桃李天下，传承一家

你发掘诗歌的秘密

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

转蓬万里，情牵华夏

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

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

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

如何理解这位耄耋老人成为感动中国人物呢?窃以为可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学习的楷模。叶嘉莹三四岁时，父母就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

专攻古典文学专业。生活的艰苦，家庭的变故，没有让她放弃读书，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二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不遗余力。近二十多年来，叶嘉莹应邀到几十所大学讲学，同时应社会各团体的邀请，举行了数次颇有影响的古典诗词专题讲演，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正如当代红学家冯其庸所说：“叶先生是属于我们现代的。叶先生不仅精于传统的诗词学，而且能治中西文化学识于一炉，因为时代和条件使然，所以叶先生的学识又与我的两位老师(王瑗仲、钱仲联)有所不同，叶先生是更切近我们时代的一位大师，她的学术成就也确实赢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

三是她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叶嘉莹先生多次向南开大学捐款，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实现了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捐出毕生积蓄的诺言。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正是先生学术人生的追求。一个学人对待金钱的崇高境界，足以令世人为之动容。

学者也是劳动者，也可以感动中国。这启示我们：一个知识分子的伟大、无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长期的淘洗、磨砺、熏陶中形成的。是诗词，带她走过人生欢乐与无常;是诗词，伴她一路而来，承载了她一生所向……可以说，中国古诗词中美好的精神养分，古代诗人高迈的性格和豪放的爱国情怀，给予她丰厚而绵长的滋养，让她变得那样心灵纯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正在于此。

诚如先生说过：“我平生经过离乱，个人的悲苦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是在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希望把光明传下去，所以是要见天孙织锦成，我希望这个莲花是凋零了，花也零落了，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诚哉斯言!先生有大爱，这大爱将激励更多的学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今天，我观看了“2015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我看了之后，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朱敏才，孙丽娜夫妇和“炎黄”张纪清。

朱敏才，是中国外交官一位风度翩翩的一位官员，他在地球奔波，工作期间到了不少的城市。等到他退休后，人们以为朱敏才会回到北京，像老人一样与老伴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在一个特殊的机遇后，朱敏才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与老伴孙丽娜一起当起了一名乡村教师。他们一起在教师这个岗位坚持了十年，期间帮助了许多孩子，他们的出现，使许多孩子改变了命运。但是，在这个时候，朱敏才老师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他得了脑出血，倒在了教学的路上。幸运的是，在妻子和学生们的期待下，朱老师战胜了死神，可他清醒后，却还惦记着上课。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感动中国给予朱老师和孙老师五个字：为霞尚满天。是啊，他们宁愿为了乡村里的小孩子能学习，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他们宁愿住在丑陋的房屋，也不愿住豪华的房子……他们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让更多山区孩子走出大山，取得好成就!

在某个城市里，“炎黄”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人的名称，但大家却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常常出钱资助幼儿园、敬老院等机构。他使用“炎黄”这个名称来掩盖自己，自己却默默地资助他人。他的真名叫张纪涛。他与妻子住在一栋普通的房子中，他在暗地默默将自己的钱毫不吝啬地捐出，张老人一生也不知道捐赠多少人，多少个机构了。感动中国给予了他五个字：涓涓见沧海。

我看完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以及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佩。如果没有这些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不求自身幸福，只求他人幸福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希望。这些伟大的人，我敬佩你们!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8日揭晓。科学家孙家栋、潘建伟榜上有名。

这10个人分别是：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孙家栋、三进火海舍己救人的王锋、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36年的支月英、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扎根农村的秦玥飞、训练中壮烈牺牲的舰载机飞行员张超、在平凡岗位上创造非凡业绩的电焊工李万军、让众多患者挺直脊梁的好医生梁益建、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平、量子通信的领跑者潘建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此外，“感动中国”还向中国女排特别致敬。

其中87岁的孙家栋是中科院院士、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是中国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46岁的潘建伟是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2016年8月16日，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这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正是潘建伟。

“孙景坤同志在朝鲜守备战斗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这不仅是个人的光荣，全军的光荣，也是人民的光荣，祖国的光荣……”在已通体泛黄的“报功书”上，几句铿锵有力的褒扬之词，开启了那一段尘封的历史——

1948年，孙景坤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多次立功受奖;1950年，他赴朝作战，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先后荣立一、三等功，回国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5年他复员回乡，深藏功名服务百姓，甘于清贫、坚守初心。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村的老复员军人孙景坤，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

“这是一等功奖章，这是三等功奖章……”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山城村，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整洁的书桌上摆放着96岁的老英雄孙景坤的军功章。

孙景坤的故事，得从72年前的1948年说起。

那年1月，24岁的孙景坤告别新婚妻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40军119师357团参加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长沙、海南岛等战役，屡立战功。

在解放四平的战斗中，孙景坤是机枪手，是敌人火力重点打击对象，密集的子弹袭来，如今他的身上仍留有不少伤疤。由于表现出色，1948年，孙景坤于战地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刚从海南战场撤回的孙景坤，立即随部队集结安东(现辽宁丹东)待命。

“保卫和平，保卫胜利果实!”10月的一天，命令终于下来了，孙景坤随部队一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2年10月27日中午时分，孙景坤所在部队坚守上甘岭161高地，在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后，部队伤亡惨重，161高地三面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之下，增援部队很难上去。当时担任副排长的孙景坤带领9名战士，带着8箱手榴弹、两箱子弹，从敌人火力死角突上阵地。在击退敌人疯狂反扑中，孙景坤击毙数十名敌人，和最后剩下的3名战友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赶来支援的战友找到了昏迷的孙景坤。

1953年，孙景坤荣获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同年，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孙景坤受到了亲切接见。

“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

硝烟散去，孙景坤将奋斗的“战场”转至亟待脱贫的家乡。1955年，孙景坤复员，他主动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将各种功绩证明悄悄收藏起来，决定回乡务农。再次成为农民的孙景坤感慨地说：“当过兵的我与之前不同了，从火线入党那天起，我更坚定了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事业中去。”

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孙景坤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辛勤劳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回乡后的第3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很快，踏实肯干的孙景坤当上了山城村生产队队长。“别小看这个职务，这需要极好的口碑和信任。”山城村党支部书记邱大鹏告诉记者，那会儿，村民们并不知道他曾立下赫赫战功，可大家觉得，他是党员，上过战场，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孙景坤没有辜负村民们的期待，他带领乡亲走合作化道路，大力发展粮菜生产和乡村建设，用几年的时间栽下大量的松树和板栗树，改变了家乡的面貌。

山城村有一条河，常年洪水泛滥、侵蚀土地。从战场上走来的孙景坤没有一丝退缩，他带领乡亲一起挡河造田，改造了100多亩耕地，建起了简易大坝。山城村妇女主任刘玉慧回忆，虽说是简易坝，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了防洪的作用，守住了农田，保住了集体财产。

后来，村里有人问他：“老孙，你本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福，为啥还这么拼命干?”孙景坤却说：“为民干事，一刻也不能等。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交给祖国和人民了。”1971年，他还把19岁的大儿子送去参军。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多年来，孙景坤始终将功勋荣誉压在箱底，从未向别人提及，更没有因此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一直靠参加生产劳动获得收入，就连儿女也只知道父亲是一位老兵、上过战场，仅此而已。孙景坤的大女儿孙美丽说：“有一次，同村的人拿着一本小册子，说这书上说的英雄不是老孙头吗?我们才逐渐知道父亲那些年在战场上经历了什么。”

孙美丽不理解父亲为什么对家里人很“抠”，“小时候家里连4块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按说我爸是生产队队长，只要开个介绍信，学费就可以免了，可他坚决不给开”。后来，当地电信局招一批话务员，选中了孙美丽。孙景坤得知后，硬是把她的名额让给了别人。“他在生产队当了20多年队长，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把机会让给别人。”随着年岁渐长，孙美丽慢慢读懂了老人的想法：当年和父亲一起参军的10个伙伴，活着回来的只有3个人。经历过生死的父亲，总想回馈社会更多，“他更多是在替战友活着”。

孙景坤的日子过得清贫，可他依旧坚持吃苦在前、不改本色。在家乡担任村干部期间，他处处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实干担当、积极作为。为了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1984年，他组织村民成立共同致富小组、扶贫致富小组。

几十年来，孙景坤严格按规定数额报销药费，从没向组织提过特殊要求。“我最怀念牺牲在战场的战友”“我的战友就牺牲在我跟前，和战友相比，我还活着，已经很幸福了……”孙景坤说。

今天，我观看了“201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我看了之后，心里深受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吴锦泉。

2010年8月9日，吴锦泉收听广播时得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将磨刀挣来的硬币凑上1000元钱送给红十字会捐给灾区。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吴锦泉得知此消息后，将两年来走街串巷替人磨刀挣下的1966.2元辛苦钱，通过红十字会捐给灾区。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累计捐款37000多元钱。吴锦泉，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五星村一名普通村民，如今年过八旬，仅靠磨刀为生，生活并不富裕，老两口还住在三间破旧的瓦房里，但他关心社会，为村里修桥补路，去福利院看望孤儿，将自己的辛苦钱毫无保留地捐献出来。

我看完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以及对这些伟大人物的敬佩。如果没有这些默默为社会奉献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舍己为人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不求自身幸福，只求他人幸福的人，我们的社会将没有了生机，没有了希望。这些伟大的人，我敬佩你们!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2018颁奖典礼》终于在2018年2月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感动了华夏儿女。这些人在平凡不同的岗位上，他们坚守着一个信念，“爱祖国，爱他人。”这种爱在他们的坚守中不是一年，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是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爱。

他们虽然很辛苦、很累，但是他们却充满着微笑来到颁奖典礼舞台上。他们给国家、社会、他人带来多么大的正能量。观后心理暖烘烘的。热乎乎的。想一想自己、看一看周围很多人，有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在这些人的事迹面前，真应该好好想一想今后怎么活着。

看着这些感动中国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介绍，看后我非常感动，心情有些澎湃也有些激动，眼泪也是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他们的事迹值得我去学习和深思。正是有了他们舍己为人的无私奉献精神，才使我们现在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世界上母爱是最伟大最无私的，母亲默默的付出只为能够让孩子过的更好，她从未想过你能回报她点什么，她的一生都在为你担忧和操劳，从来不会抱怨“累”，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妈妈我爱你！

看了今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又想到了“感动中国”十几年来伴随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人们，他们崇高的人格，为国为民的伟大理想和让人泪不能止的事迹都让我感到我如此渺小，我需要做的还有许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有“感动中国”精神和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富强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一定笔直又开阔，是一条光明大道！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曾于1986-1988年公派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闭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

自闭症比原来更流行了?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表了最新的全美8岁儿童自闭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自闭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个”。这种制造恐慌的论调让不少激进的民众染上了日渐盛行的“化学恐惧症”，将自闭症和“毒素”或其他无关问题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不过找到了更好更精确的识别方法。这只是对自闭症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标准和分类不断完善的结果。

56岁的田惠萍站在讲台，瘦瘦的。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站在台前的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座过程中不时穿插进去的“故事”带着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开始反思。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当然，你如果是个“圈外人”，那对她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更感兴趣，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来源于她和儿子弢弢的真实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邀请，她从北京来到昆明，开展主题讲座。讲座设在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讲座开始时，全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讲座活动很少见，以前的讲座，大多是自闭症人家长会有兴趣。”蒙多贝负责人李孝峰说，现场来了近100人，除了家长，还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

“自闭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样可以五彩斑斓”

在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田惠萍带着弢弢一起参加，当主持人与田惠萍“面对面”细数生活种种的时候，本来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干脆脱掉鞋子，睡到了现场的沙发上。

对于母亲和主持人的谈话内容，弢弢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虽然所有谈话基本都是围绕弢弢展开。

田惠萍的儿子弢弢，今年28岁，是个自闭症人。

每次谈到儿子弢弢，田惠萍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口吻都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弢弢最棒了。”这几乎是田惠萍每次谈及弢弢，都会脱口而出的话。

该上班就上班，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该到各国参加研讨会议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现并未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样拥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许多自闭症家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样没落下。当然，这样的结果得益于田惠萍从小对弢弢的训练。而这些训练，从最简单的不乱丢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卫生问题，田惠萍始终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训练，直到弢弢把它变成习惯。“自闭症人的生活，自闭症家庭的生活，同样也可以五彩斑斓”，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能让很多家长明白，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家长们，认清事实吧，自闭症目前无药可治”

站在讲台上的田惠萍，更愿意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获知的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今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身为自闭症的家长或自闭症服务的提供者，田惠萍觉得首要任务就是对有关自闭症的基本概念、词汇和术语要弄明白，搞清楚，因为这是认识孩子、理解孩子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是盲目的”

获悉儿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个自闭症人跟着。可是，这并未令她烦恼。该过怎样的生活照样过，该享受怎样的人生照样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和大半辈子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田惠萍说。

很多自闭症人家长总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闭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么都不学，什么都学不会。那家长，你为孩子学习了什么?

自闭症有很多分类，可因为专业知识的缺失，很多家长，甚至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法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或个案，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闭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里开展家长培训，都会进行关于“你的孩子属于哪个自闭症类型”的测试，可结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这也恰好说明了目前中国面对自闭症领域的状态：因为信息的缺失，传递性不够，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孤独症是盲目的。

“自闭症领域，很少有人说真话”

田惠萍介绍，欧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不管孩子健康与否，从出生开始，就能享受社会保障中的医疗、失业、养老三大义务保险。在美国，虽然是自愿参保，但如果是残疾人，也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诊断为发育障碍，也就是说终生残障，那从诊断之日起，你的孩子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就开始全面启动。家庭不用出一分钱。可是，这样的社会保障，目前在中国还享受不到”田惠萍说。

所以，在中国，身为自闭症家长就要付出其他国家的家长绝对不会付出的高昂代价，要放弃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全身心扑到自闭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而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性，因为他们很多时间就是家长获取正确信息的源头。“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长不愿意接受，也要告诉他。”田惠萍说，事实上，就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

“家长之所以在里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闭症这里成为无头苍蝇，就是因为很少，或者说没有听到真话。而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来告诉他们这些真话。”田惠萍说，目前自闭症的领域最让人的无奈的现实是，说真话的人太少。

“逼一个凯纳人说话，只会把他逼疯”

虽然统称自闭症，但自闭症还分为很多亚类型。比如，绝大多数的凯纳自闭症不选择有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如果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是凯纳自闭症，家长或康复工作人员每天教孩子学发声，“那孩子长大后，除了被逼疯没有别的后果”。

是阿斯伯格障碍的孩子，这样的自闭症人早期的言语发展和使用不像凯纳那般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判断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国，典型的混淆就是凯纳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发展个案放到凯纳自闭症上。比如说，用训练阿斯伯格发声的方法训练凯纳自闭症，结果往往会导致，凯纳自闭症无路可走。

所以，为孩子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家长和康复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孩子的将来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议，康复工作者的个案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要冷静并警觉，分辨个案是凯纳还是阿斯伯格，观察孩子的表现，在不同的个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轻易把个案的表现，套用在其他个案身上。

自闭症有不同的亚类型，但是缺乏硬性数据。判断自闭症不能通过验血或者其他途径知道，只能通过专业领域的人，通过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来进行软观察，并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正因为如此，自闭症的误诊率也很高，临床上也曾出现过有些孩子某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被误诊为自闭症，后来好了。但这不足以成为治疗自闭症的个案。

每个自闭症发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个类型的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成长发育过程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一个孩子的个案不能轻易复制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炎黄，是人类的始祖，带动了整个华夏族的发展与千古文明。我们身边总有隐姓埋名捐助社会的公益人士，他们默默为社会付出。

最终有一天，我们认识了一位公益人士，他叫炎黄，他叫张纪清。这位老人用二十七年投身于公益，他来自江阴，用一个人的文明撑起了整座城市的文明。

一位老人在江阴市某银行正起身离开，却晕倒在地上。被好心人送进医院。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了三张汇款单，汇款人的名字，叫炎黄。那天，那个被江阴人寻找了27年的好心人的身份终于解开。老人的名字叫张纪清。

“这不是什么大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张纪清老人在感动中国里与主持人这样说。张纪清老人也没有预料到会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解开隐藏了二十七年的身份之谜。原本老人打算把这个秘密保守一辈子，连最亲近的子女都不会透露。在张纪清老人眼中，他做的这些都是小事，助人为乐、济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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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年，祝塘镇都会收到“炎黄”的汇款，而汇款地址却是五花八门，寻找后发现地址都是假的。想寻找这位好心人的人们也只能失望而归。“我要的不是名，是心!”这便是张纪清老人的初衷，老人想尽各种办潜伏”，不愿以恩人自居。

看着电视屏幕中的老人为了自己的那份行善之心，从原本的祝塘首富到现在住在七十平米的房子里与老伴靠养老金生活，从二十七年前寄出的第一笔捐款到二十七年后的如今，老人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是炎黄的子孙，因为我们有济贫帮困的文明。

感动中国，有多人用自己的辛勤付出，无悔奉献只为给子女、社会、身边的人带去一份未来，一份温暖，一份快乐。感动中国，虽然隔着屏幕，但感动中国的夜晚有多少人为荧幕中那些感动人心的事迹所流泪。感动中国，我们的身边又有谁跟他们一样在默默付出。只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许能跟他们一样，我们同样是炎黄子孙，我们同样有传承千古的文明。

感动中国，也许我们能感动未来。

中央宣传部26日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赵志全的先进事迹。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偏远地区工作，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理每一起司法案件，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先后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赵志全生前是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他一生致力于振兴民族医药，坚持改革创业，注重科技创新，勇担社会责任，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建设成现代化制药集团公司，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作出了突出贡献，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近一段时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赵志全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赵志全身上，生动体现了信念坚定、心系群众、爱岗敬业、顽强拼搏的高尚情操，他们堪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新时期基层共产党人的楷模。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向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赵志全等优秀共产党员学习，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遵循和动力，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看了感动中国，觉得那些人，为人们奉献根本就不曾想得到什么回报，他们有一种大爱世人的心。

1986年，梁益建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重庆一家中医医院工作，其间，又到第三军医大学等全国著名医科大学进修学习了6年。为了更进一步研究各类脊椎疾病，2003年，他考取了重庆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两年后经人推荐，受北美脊椎协会主席、世界脊椎重建协会主席、纽约州立大学、上洲医科大学脊柱外科中心汉森袁教授邀请，去美国做了访问学者，学习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2008年，回国后的梁益建被派到盐源县泸沽湖地区支援，遇见伍才立，用自己10多年的深厚累积将他从生活的绝境中拯救出来。

多年来，梁益建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亲自主刀挽救上千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的生命，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面对经济条件不好的病人，梁益建不仅处处为病人节省费用，还常常自掏腰包捐款，并且组织募捐，让病人尽快得到治疗。除了身体的痛苦，患者还要饱受心灵的折磨，梁益建希望通过治疗，让患者重拾信心，开始全新的生活。

现在，梁益建还建立了一个50人的治疗团队，囊括功能神经、康复、呼吸、心内、营养、麻醉等多个科室，能全方位为患者解决所有问题。成立一个国家级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治医疗中心，这是他的目标。“很多脊柱畸形患者都有四处奔波求医的经历，身心俱疲，如果有一个尖端的医疗中心，患者少跑路少受苦，早日康复，这是我的梦想。”梁益建表示。

王兰兰，女，50岁，昆明爱心食堂创办人，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幸福家园小区“爱心食堂”负责人。

十年前，王兰兰女儿因病去世，她一度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但发现女儿“我要成为一名慈善家”的遗愿后，她化悲痛为力量，从此她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王兰兰下岗后靠政府低保补助和打零工为生，但她相信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的事。

2012年，王兰兰发现身边小区内有很多独居老人，吃饭是一大难题，有了开办爱心食堂的想法。爱心食堂每天向老人提供午餐和晚餐，每餐3元，有的老人连这个价格也承受不了，他们就免费。

三年来，爱心食堂为6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提供中餐和晚餐，每餐有一荤两素一汤，每餐收3元钱，按当地物价，实际每餐成本5.5元，差额部分均来源于社会资助。2015年，爱心食堂运转困难，这个小区的8位大姐也加入到爱心食堂的义工队伍，她们没有工资，和王兰兰一起免费为老人们做饭、洗衣、陪护。周边学校、部分公益组织也会定期组织志愿者前来食堂帮忙，为食堂义工减轻部分工作负担。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昨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静静的看完《感动中国》，看完栏目，心中突然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引起我久久的思索。是什么样的情怀使他们造就了如此浩瀚宏阔的精神世界?走进他们，叩问自我，在感动中找寻本真。

1992年，儿子的一次意外走失，让张宝艳、秦艳友夫妇体会到了走失孩子后的焦急，此后他们开始关注寻亲信息，并尝试为丢失孩子的父母提供帮助。2007年，夫妇二人建起“宝贝回家寻子网”，帮助家长们寻找孩子。为了运营好网站，张宝艳辞去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DNA数据库为侦破案件、帮被拐儿童准确找到亲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成立8年来，“宝贝回家寻子网”不断壮大，志愿者发展到15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照亮宝贝回家路的一支中坚力量。目前，“宝贝回家”寻子网是唯一与公安部打拐办合作的全国性寻子网站，截至2015年11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帮助超过1200个被拐及走失的孩子寻找到亲人。

用心去看世界，浮沉过后，去发现细节的感动!

中哈边境新疆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黄昏，是一种空旷而孤寂的美。

当橙红色的日轮坠向辽阔的地平线，草原深处的凉意渐浓，黑夜张口吞噬大地，形影相吊的白杨昂首坚挺，流连淡淡的夕照。

踏着彩霞的余辉，草原的牧民们挥鞭赶着牛羊，从萨尔布拉克草原毗邻边境线的春秋牧场迁移到别处的夏季牧场。

一望无垠的草原只剩下了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100多只羊。守边了半个多世纪，这位有着32年党龄的老党员习惯了孤独的生活。

用木条插上了羊圈的门，魏德友回到自己居住的土房，一骨碌躺到了床上。门外羊圈里时不时传来一两声低吟。除此之外，草原寂寂，四野悄悄。

流动的岗哨

萨尔布拉克草原地势平缓，边境线缺少天然屏障。除了哨点的边防军队，护边员的巡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牧民们搬走后，草原变成了“无人区”，发生偷越境的概率相对较大。塔城裕民县边防大队政委叶尔那说。

魏德友是主动选择留下来的。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

每天的清晨或傍晚，魏德友要来回走8公里的牧道去边境线，看有没有人员经过的痕迹，到牧民留下的房子查看情况。

几个月前，3个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往边境方向走，魏德友扯着嗓子、一路小跑，在铁丝网跟前截住了他们，劝他们离开。

半个多世纪来，魏德友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千余人次，堵截临界牲畜万余只，未发生1起涉外事件。

“这是我和战友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要守到自己动不了的那一天。”魏德友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边境最危险的工作就是放牧。魏德友说，他和守边牧民坚持通过放牧的方式捍卫领土，与手握钢枪的外国士兵面对面也不曾后退。

1973年，魏德友骑马沿着没有边境设施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发现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等到飞机离开后，他在盘旋区域内寻觅可疑迹象，发现两串朝向境内的脚印，向连队汇报展开地毯式搜索，最终可疑的人退回到边境线以外。

年逾古稀的魏德友仍没有“退休”的想法。有一次巡边遭遇暴风雪，迷失方向的他被困5个多小时。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危，央求他回家养老，但一直没能说动。

魏德友的妻子刘京好告诉记者，对边境，魏德友有割舍不下的感情，一天不到边境看看，就感觉少了点东西。

“现在走了，以前不就白守了”，魏德友说完向着羊群小跑一阵，像是示意记者：自己身体还硬朗得很。

50台收音机

魏德友脖子上总挂着1台黑色收音机。这是两年前赶集的时候花80块钱买的。收音机掉漆的地方锈迹斑斑，坑坑洼洼的摔打痕迹记录着岁月的磨砺。

对这个不抽烟不喝酒的老人来说，收音机是除妻子刘京好之外的另一个“老婆”——放羊的时候，巡边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机子不会离身。

“除了睡觉，其他时候都开着。”草原上信号不稳定，只能搜到4个台，但有新闻、能听歌，魏德友已经知足了。

草原风大夹带着沙土，收音机特别容易坏。从1964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六一团兵二连屯垦守边至今，魏德友整整用坏了50台收音机。

记新疆老党员魏德友的护边生涯：西陲戍边半世纪 我伴寂寞守繁华

资料图：听收音机是魏德友老两口唯一的消遣方式。

年代不同的50台收音机，是魏德友52年守边历史的见证。

1964年，24岁的魏德友响应号召，从北京军区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30多名战友远赴万里之外的茫茫戈壁屯垦戍边。

紧接着，他从老家接来刘京好，在边境安下了家，养育了儿女。

半个多世纪以来，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

几十年来，老两口很少外出，想孙子孙女了，就让他们过来住上几天。

他可以过得更好

孤零零矗立在草原的土坯房，就是魏德友简陋的家。

用报纸糊的“天花板”已经泛黄，1张木头桌子歪扭地立在坑洼的泥土地面上，家里只有4张凳子，来人多了只能坐床上。

房子里没有通常照明电。窗台前6伏功率的太阳能发电机每天只供两个灯泡的简单照明和手机充电;除了收音机和手电筒，房里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夫妇俩吃的米面需要小女儿翻越几十公里牧道才能送进来，喝的是门口井里打出来又咸又苦的盐碱水。

十年如一日，魏德友和老伴就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而原本，他们可以过比这好得多的生活。

从兵团退休的时候，魏德友每月能领到将近3000元的退休工资，加上妻子刘京好的2000元，足够老两口安享晚年。

魏德友在连队有1套房子，但至今他也没有去住过1天。

前几年，刘京好感染了布鲁式杆菌。这种寄生在生羊肉的病菌发作起来会导致发高烧、浑身疼痛。刘京好时常要到城里的医院住院，留下老伴一个孤零零守边。

魏德友在连队放过牛羊、喂过猪，退休后还替别人打工代牧过。魏德友的手一次粉碎草料的时候被卷进了机器里，拔出来后10个手指头都血肉模糊，露出了白骨，右手食指只剩下了半根。

艰苦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从未让魏德友退缩过。“只有守在这里，心里才踏实。”这个信念一直植根在这名老党员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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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布拉克的兵团人家

魏德友，九师一六一团退休职工。今年(2014年)74 岁的他，与妻子刘京好常年居住在裕民县额敏河畔的萨尔布拉克(中国、哈萨克斯坦边境中国第173号界碑向东5 公里处)，放牧巡边。粗略算来，1964 年至今，他在边境线走了18 万公里，堵截数万牲畜越境，劝返上千临界人员，责任区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一

10 月1 日清晨，萨尔布拉克飘起了大雨。中等身材、略显黑瘦的魏德友，穿上雨衣，背着望远镜、收音机，拿起羊鞭，从土屋里走出来。

满头白发的妻子叮嘱他：“越是天气不好，越要警惕坏人在边境搞破坏，更要注意安全，听见没!”

“知道了!你一个人在家也要小心，有情况别忘了及时给边防站打电话。”牙齿没剩几颗、张口透风的丈夫也提醒妻子。

雨雾里，只见一位腰不弯、背不驼的老人，赶着一群羊缓缓行走。他不时站在高坡上举起望远镜观察。走走停停，在不知不觉中走出了十多公里。夕阳拱出云雾时，他才赶着羊群往回走。

当他回到土屋旁，妻子赶紧吆喝着羊群进圈，牧犬从旮旯里蹿出来，摇头摆尾地跟着主人爬上屋后山坡，陪他完成当天最后的一项工作——到后山坡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魏德友以“放羊就是巡逻”的方式，向兵团60 华诞献礼。

月牙在星空缓缓升起，土屋周围寂静空荡。

在微弱的灯光下，魏德友夫妻俩面对面坐着，收听收音机里播出的新闻。

第二天是重阳节。可对这对老夫妻来说，除多了儿孙们电话问候外，一切将照旧。

我问魏德友，这样做到底图了个啥。他说：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兵团职工，只是在放牧中顺便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刘京好略带埋怨地接茬了：“你呀!一头扎进兵二连50 年没挪窝。

以前，这是咱一六一团的地界，守边、护边没得说。后来，这里划给地方当牧场了，兵二连没了，咱们都变成了外来户，现在却成了这里唯一的人家。别人退休后，都到城里住楼房、打牌下棋，过悠闲日子，你倒好，74 岁了还当护边员!”

二

魏德友的戍边情结，与刘京好所提及的兵二连密不可分。

50 年前，24 岁的魏德友与30 多名北京军区集体转业军人，风尘仆仆地走进一六一团兵二连，一个地名叫作别尔齐的地方。

当时的连长张万台说的话魏德友到现在都还记得：“1962 年，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导致成千上万的边民在‘有边无防’的状态下，裹挟牛羊，从咱们这一带逃往苏联。兵团派武装民兵第一时间在此地建立哨所、执勤点。我们新组建的兵二连，来到这里执行‘代耕、代牧、代管’任务，就是为屯垦戍边而来，就要用‘南泥湾精神’创建新家园。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

钟爱戎装的魏德友听了这番话心里也好受多了，他舍不得这身军装，“兵团人永远是一个兵”，他庆幸自己选择了兵团。这之后，他还从山东老家把扎着大辫子的刘京好接到别尔齐的地窝子里结婚成家，使艰苦的日子有了许多温情。

从此，“家住路尽头，种地是站岗，放牧是巡逻”成了魏德友日常生活的写照。他与兵二连的干部职工一起，每天放牧巡逻，与战友一起在辖区西巴里坤、萨尔布拉克、额敏河南畔，构筑了长达20 公里移动的界碑，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魏德友神色凝重地回忆说：“1969 年，边境事件频发。我参加了一六一团‘ 铁牛队’行动，在塔斯提河南岸紧握钢枪与苏军对峙了三天三夜。在萨尔布拉克巡逻，不时与苏军擦肩而过，时时都能闻到火药味。一六一团人就是以这种方式冲在边境争议区最前沿。”

那个时期，边防斗争最激烈、最危险的工作要数放牧了。魏德友请缨到萨尔布拉克担任了牛群组组长，拖儿带女地住进了萨尔布拉克小溪旁的半地窝子里。

“搬来的那年，大女儿不足三岁，儿子还在吃奶，我央求他说，萨尔布拉克冬天封路，雨天道路泥泞湿滑，孩子又太小了，能不能不去!可他一口回绝说，不行!这事没商量!实在不行你留在连队，我一个人去!”刘京好边说边无奈地摆手摇头。

一年冬天的一天，天空飘着雪花。魏德友身背七九式步枪，骑马在沿着没有标记的争议区放牛。忽然，听到一阵轰鸣声，抬头看见一架飞机在上空盘旋。他迅速隐蔽观察，气温只有零下30 多摄氏度，魏德友趴在雪地里一动也不动，死死地盯着盘旋的飞机，他心想，如果飞机胆敢向境内飞越就用枪射击，可飞机绕了好多圈又飞走了。他立即在飞机盘旋区寻觅可疑迹象，结果发现了几串大脚印。他快马加鞭地向连队奔驰，报告这一情况。通讯员吹响了民兵集结号，连长率民兵对可疑区域进行地毯式搜索直至天亮。

兵二连戍守的边防线上，到处都留下了魏德友放牛巡逻的足迹。他经常劝返临界人员，受到团场、连队的表彰，生产连年上光荣榜。他入了党，还被九师党委授予劳动模范称号。这也是他人生最风光的时期。

三

1981 年兵团恢复建制以后，兵二连所属地交给了裕民县管辖。由此，兵二连百余户人家、300余口老少，分批陆续撤离了屯垦戍边20 年、“绿荫环绕，瓜果飘香”的家园。1984 年，一六一团牛群被拍卖，魏德友也要从兵二连搬迁至别的连队工作了。他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停薪留职，买了3头牛、20 只羊，在全团率先发展养殖业。说到底，他就是不愿离开兵二连。

说来也巧，时任辖区边防站连长的白松找到魏德友说：“老朋友，你既然决定不走了，我想把用于改善战士生活的羊群交给你。还有，牧民搬走后这里成了荒凉的无人区，即便是牧民搬回来，牛马羊在没有边境设施的状况下易造成涉外事件。你有戍边经验，请你当护边员，行不?”

魏德友一口应承下来。没想到，他为堵截临界牲畜而损失惨重。在一个深夜，牧犬汪汪叫，魏德友穿衣起来，发现羊群已被赶出羊圈，打着手电收拢竟然少了36 只。还有一个雾天，有人趁魏德友不备冲散羊群，又丢了80 只羊。夫妻俩把孩子反锁在家里，在狼嚎声声的山野里寻找，结果在山坳里找到了惨不忍睹的羊尸。其中，边防站的羊也丢了30 只，他掏钱买羊补上。

妻子哭着说：“咱们还是搬家吧!”“哭什么?

越是这样越不走，哪怕是一只羊都没有了，我也要守在这里。”他坚定地说。

后来，白松连长把边境前沿的一片区域指定为魏德友的放牧巡边区域，配发了“义务护边员”

袖章和一架望远镜。从此，魏德友只要在责任区兜一圈行程就不会低于15 公里。

魏德友在放牧巡边中，几次差点丢掉性命。

一次，猛烈的暴风雪吹得天昏地暗，致使他迷失了方向。生死攸关，他以常规判断，顺西风移动兴许有一线存活的希望。于是，他赶着羊群在风雪中艰难前行，寒风刺透皮大衣，衣服被冻得像盔甲般越来越重。天黑了，风雪依旧，眼看筋疲力尽了，他看见了微弱的亮光。幸亏口袋里装了一把应急电筒，他竭力地向亮光方向不停闪光，边防官兵才把他给救了。

四魏德友为边防站放羊15 年，没有要一分钱的放牧费。边防站官兵看魏德友居住的半地窝子眼瞅着就要坍塌了，老兵复员前，为他家盖了一幢新土房。这里也被官兵称之为边防站的“夫妻哨所”。

更让人感慨的是，兵二连原来的党支部早在1984 年被撤并了，而魏德友几十年里没落下一分钱党费，有时托人代缴，有时亲自到30 公里外的团组织科缴纳。过不上组织生活，他就到边防站与兵娃娃们一起学习，更多的是从收音机里聆听党的声音。他说：“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努力做一个与党员身份相符的人。”

按说，魏德友完全可以雇人放牧落得个轻松。刘京好说：“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是他放心不下这里，他老说，万一边境有个风吹草动这辈子就算白守了。每天不去溜一圈，不拿望远镜望一望，睡觉都不会踏实!”

古稀之年，身体的毛病也多了起来。前年，魏德友突发轻微脑梗，妻子雇人临时放牧，把他送进了医院救治。没两天妻子被他赶回家。他也像丢了魂一样，病情稍有好转就坚决要求出院了。魏德友有老胃病，犯病时疼起来有时在地上打滚。

为治病，夫妻俩常从收音机里获得“保健品”的信息，花了不少积蓄邮购，还说“效果不错”。孩子们埋怨，辛苦钱都撂进去了，还犟着不走，图个啥啊!

儿女们央求父母回山东安享晚年。魏德友拒绝说：“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等干不动了再说吧!”

前年，女儿魏霞在团部为他们买了楼房，魏德友说：“等哪一天身体真的不行了再搬家吧!”

无奈，魏霞决定从山东回来。她说：“哪怕是我去萨尔布拉克接他们的班，放牧守边，延续他们的念想，也要让父母到城里养老!”

2003 年仲夏，中、哈两国边境界桩、围栏、国防公路等设施在魏德友眼皮底下贯通。兵二连人曾舍身捍卫的争议地界尘埃落定。魏德友成为兵二连唯一见证这一庄严时刻的人。他激动地抚摸着中国第173 号界碑，流下了悲情的泪水。

如今，在萨尔布拉克，就剩下了魏德友一家人。30 多年来，魏德友再苦再难也没有向组织申请过一次照顾，有的人已经淡忘兵二连了，甚至忘掉了那里还住着一户兵团人家。魏德友告诉我，时间久了，他已经习惯了孤独与寂寞，有马灯、收音机、牧犬、牛羊陪伴着，也不觉得空虚。

他的话是那样质朴：“留在萨尔布拉克，守牛羊是守住生活希望，守边防是留住心中念想。”(兵团日报 管述军)

评论：有一种崇高叫坚守

从放牛戍边到放羊戍边，50 年，行走18 万公里，堵截数万牲畜越境，劝返上千临界人员，责任区未发生一起涉外事件，这就是九师一六一团职工魏德友人生中的重要“清单”。

而在无声的数字背后，是魏德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对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精神高地的默默坚守，是魏德友作为一名兵团人对老兵精神、兵团精神的有力传承。

坚守一辈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魏德友50年的戍边生涯中，且不说艰苦无比的自然环境，紧张异常的边境形势，数次经历的生死考验，仅仅那种空旷无比的孤独和寂寞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而这不正是魏德友的伟大之处吗?

远行的人常常是孤独的，但那孤独并非就是苦痛。如果那远方的路是属于自己的，路边的树是自己栽下的，目的地是自己内心向往的，那么远行者就会甘之如饴、锲而不舍、风雨兼程。

尽管一路坎坷，但如果再次选择，相信魏德友也仍会毅然选择坚守，走上义无反顾的戍边之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镌刻着对祖国的忠诚，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对屯垦戍边事业的热爱。

在社会转型期，价值世界的变动与阵痛，使得传唱已久的忠诚之歌，出现了一些变调和杂音。比如，在利己主义者眼里，“忠诚”成了“傻瓜”“无能”的代名词;在利益交换的逻辑中，“忠诚”被视为过时无用的老古董。

同时，一些人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忠诚抛到一边，把个人利益、个人地位、个人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价值观的错乱，导致行为的变异，那些变了味的“忠诚”，只会让人更加浮躁、更加凌乱、更加迷惘。

然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你不守望，我不守望，国家的边关谁来守防?如果你不奉献，我不奉献、人民的幸福谁来谋求?要是你不担当，我不担当，社会的责任谁来肩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只有拥有更多的仗剑扶犁者、忠诚奉献者、流血流汗者，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充满希望。

兵团人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极具感召力的英雄群体。60 年来，为了新疆的发展稳定，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为了祖国的安全统一，他们坚守脚下的土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奉献不休、战斗不止。

而今，新疆严峻复杂的稳定形势，召唤着兵团人坚持国家利益就是兵团利益、新疆大局就是兵团大局，召唤着兵团人担当起维稳戍边的神圣使命，召唤着兵团人充分发挥“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的功能、作用。

一句话，形势和使命召唤着兵团人更好地坚守、更好地担当，从而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应有贡献。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辈子很短，用它来求取物质的享受和个人的利益，生命如随水而逝的落花，留不下一丝痕迹;而把个人的奋斗融入国家的大局、人民的利益，就会在后人的追忆中延续生命，在岁月深处写下崇高。

或许，这就是魏德友这个普通人身上的不普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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