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哪些故事至少举例三个故事的题目我知道(合集20篇)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80年前，两万五千里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写就了中国共产党人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80年间，长征虽已远去但长征精神却在时代中淬火升华，激励着中华儿女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长征保留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镌刻下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需要长征精神的引领和传承，使其成为民族自强奋进的不竭动力。

长征，不仅是爬雪山过草地的代称，更是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一切、英勇向前的红军战士串联起的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从长征中走来的老红军，已然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

即日起，本报记者将寻访健在的老红军，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讲述的长征故事，感念老一辈革命家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学习他们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

“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从江西赣州市兴国县城向北驱车3公里左右，有一处村庄依山傍水、林木茂盛，这里就是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苏区模范乡、诞生了《长冈乡调查》的长冈乡。

从乡间的小路进入长冈乡的长冈村，距离村口不远有一处农家小院。记者一走进堂屋，身着灰土布做的红军服的钟发镇老人坐在木板凳上，笑着向我们挥手，瘦削、精神矍铄，慈祥的微笑，还有每一道记录着岁月的皱纹。

时间仿佛定格，因为此刻96岁老人的笑容，和84年前那个雀跃着加入红军的12岁小男孩的笑容一样纯真、质朴。

从招呼兵到宣传员

小小少年也是红军战士

钟发镇1920年出生在长冈乡长冈村。1932年，钟发镇只有12岁，正在长冈列宁小学读书。一天，村里有个14岁的同班同学要去参加红军，途中碰上了钟发镇，便鼓动他一起去当红军。钟发镇早就想加入红军，就跟着小伙伴一路小跑到招兵的地方。到招兵的地方一对照墙上的身高刻度线，钟发镇还不足步枪高，招兵的干部劝他回家去，他却缠着要当红军。招兵的干部拗不过这个可爱的“小老表”，就说：“那你就去当招呼兵吧。”

招呼兵，就是红军医院的预备卫生兵。报名参加红军的第二天，钟发镇被送到了兴国县后方医院，照护伤员一年多后，被调到瑞金做了半年医护员，1934年又被派到于都的第一后方医院。当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中央苏区根据地不断缩小，中央红军被迫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钟发镇又被分配到红五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

“红军宣传员比野战部队还要辛苦。” 过夹金山，钟发镇老人至今印象深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部队是白天登山，宣传队却是每人背一竹筒姜汤，半夜开始登山，在沿途险要处留下来，待野战部队上来时进行宣传，鼓舞士气。野战部队通过以后，宣传队留在后面收容掉队的官兵。钟发镇说，他当时仅14岁，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

拉着战马尾巴过草地

一直跟着队伍走

长征征途非常艰辛，随时面临着敌人追兵的威胁。特别是在突破湘江、乌江防线时，必须抢在国民党部队到来之前限时通过。为此，部队准备了三天三夜的干粮，钟发镇一夜未合眼。饿了，就咬几口玉米;渴了，就喝几口路边积蓄的雨水。

“过泸定桥对我是个艰难的考验。泸定桥太高，桥下水太急，湍急的水声震耳欲聋，一站到桥面上，铁索桥就晃个不停。力气大的战士扶着桥栏杆向前移动过河，可我个子小，两边碗口粗的13根护栏，我抓不牢。但我不能退缩，要勇敢地渡过河，不能因为我个人耽误了红军的胜利。我吓得心扑通直跳，只好闭上眼睛，趴在先头部队铺好的木板上，像蜗牛一样爬着过了桥。”钟发镇滔滔不绝地讲起往事，说到激动之处，老人还不停地做起了匍匐的手势。老人为自己当时的“灵机一动”感到十分骄傲，“趴着‘飞夺’泸定桥，恐怕我是第一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跟上队伍。”

讲述完过泸定桥的经历，钟发镇老人沉默良久。随后，他喃喃地告诉记者，他永远忘不了那些冲锋在最前端，抓着铁索一点一点向对岸逼近的战友们，没有他们，他根本无法借助木板过桥。如今，老人经常要儿子用轮椅推着他到兴国烈士陵园去祭拜那些长眠在此的战友们，“他们没有看到今天的好日子啊!”

后来的长征路途更为艰苦，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在钟发镇的记忆里，有一次过草地时，一条30米宽的河挡住了去路，红军们一个个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过了河。“但我年纪太小过不去，是拉着军长孙玉清的战马尾巴，被拖过了河。”老人说，“不管困难多大，从来没有掉过队，要一直跟着红军走，跟着共产党走。”

同一种信念给人的力量是惊人地相似。邓小平晚年时，对于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问题，他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走出了壮怀激烈的长征两万五千里;跟着走，走出了壮志凌云的纵横十余省;跟着走，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壮丽史诗。

红军战士是最光荣的身份

人生没白活

钟发镇后来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译电员。在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了国民党的近两万骑兵。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他被编入红三十军。1938年至1941年在甘肃祁连山打游击，1941年3月在打游击时被国民党马匪俘虏，同年4月脱险回家务农。上世纪70年代，钟发镇老人为恢复自己的红军身份而奔走，1973年他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特别回忆了他担任红三十军译电员时翻译“西安事变”电报的过程。最后经调查核实，江西民政部门落实了钟发镇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回顾这一生，钟发镇告诉记者，他最值得的人生记忆就是参加红军那几年，特别是走过长征。红军战士是他最光荣的身份。“虽然吃了苦，遇了险，但人生没白活!”

交谈间，热情的钟发镇老人时不时地会突然中断聊天，招呼记者吃家里人准备好的水果，这个如孩童般开朗的老人，焕发着赣南正午阳光的温暖。钟发镇的小重孙一蹦一跳地进来，天真烂漫地向来客们“炫耀”堂屋墙上自己的一张张奖状。

钟发镇充满爱意地注视着钟家的第四代人。这对相差近90岁的曾祖孙，定格成了这个农家小院最美的画面——一幅有关战斗、奉献与成长的画卷。

我们来到大雪山下。当地的老百姓把大雪山叫做“神山”，意思是说除了“神仙”，就连鸟也飞不过去。还有的说，有一年天旱，人们抬着菩萨上山求雨，事先没有吃斋，“神仙”一怒，把人都扣下了，一个也没下来。我们不信什么“神仙”，但也感到大雪山有点神秘可怕。

毛主席知道了这情况，教育大家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这些话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军团首长也向我们讲明了雪山的情况。

出发前，上级规定每人要准备两双鞋，把脚保护好，而且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

我除了脚上的烂草鞋，就剩一双拴在皮带上的“量天尺”了。我把它解下来，用手掂量着，心头涌起很多感想。一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流行的山歌在耳旁萦绕着。

送得哥哥前线去，

做双鞋子赠送你。

鞋上绣了七个字：

红色政权万万岁。

想起这首山歌，也就想到我们离开老根据地时的情形。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十分难过，舍不得离开那里的亲如骨肉的人民群众。老乡们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我们要出发，清早就抬着各种慰劳品来送别。一位老大爷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红军鞋”塞给我。这是双非常结实的布鞋，鞋帮上绣着“慰劳红军战士”“杀寇立功”的字句。他嘴角抽动了半天才说：“孩子，带上这双鞋吧!这鞋一到红军的脚上，那就成了“量天尺”了，地再广，山再高，你们也能把它“量”完。”我看着老大爷，看着手里的鞋，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那以后，这双鞋就挂在我的腰间，成为我最好的伙伴;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它常常鼓舞着我奋勇前进，去消灭敌人。

记得在离开江西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我的脚负伤了，当时既没有医药，也没有担架，我只得每天拖着负了伤的脚，艰难地走着。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第一次从腰间解下“量天尺”，穿在脚上。鞋底软绵绵的，特别舒服。一穿上它，就想起了老根据地人民的希望，也就忘了伤痛。不久伤好了，我的鞋底也磨去不少，舍不得再穿，就又把它包起来挂在腰上。

打遵义，我们连担任攻城任务。打得正有劲，我突然感到腰部有些疼痛。仔细一看，原来从远处射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鞋子，紧挨在腰骨旁的皮肤上。要不是这双鞋，这颗子弹一定够我受的。同志们都替我高兴，说这双鞋真是“救命鞋”。没有负伤，我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又很惋惜，因为鞋子被穿了个窟窿。以后，我就更加珍惜它。

现在要过大雪山了，我拿着鞋又想起那位老大爷说的话，心里充满了力量。是的，老根据地人民做的鞋是“量天尺”。我们就是用这个“尺”。从瑞金一步一步“量”到四川来的。今天我们又要用它来“量”这座连鸟也飞不过去的大雪山了。www.gs5000.cn

天蒙蒙亮，我们就开始爬山。朝上望望，只见云雾蒙蒙，山顶直插云霄。再往上走，天气突然变了，狂风吼叫，雪花飘飘。我是江西人，很少看到下大雪，起先，东瞧瞧，西望望，倒觉得蛮有趣。谁知越向上爬，地势越陡，天气也越发变坏了。狂风夹着鸡蛋那样大的冰雹，吹打在我们只穿一件夹衣的身上，真象刀刮的一样。我看雪的兴致早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只觉得呼吸紧迫，浑身无力，只要稍微一松劲，脚就抬不起来了，但又不敢坐下来休息。我亲眼看见有三个同志作下来抱在一起想暖和一下，但他们再也没有站起来。我暗地里留着眼泪，怀念着被大雪吞没的同志，心里十分难受。我是个炮兵，肩上扛着四十五斤重的迫击炮筒，走起来就更难了。我踏着前面象雪梯似的脚印，一步一步往前移，脚被雪冰得失去了知觉，曾几次跌倒。每倒下，看到脚上的“量天尺”，心里就感到一股热劲，好象有许多老根据地的老乡扶起我，在背后推着我前进。

终于爬过了雪山。我坐在山根下的一棵树旁边，低头看看那双“量天尺”，沾满了冰泥，脏得不成样子，真有点心痛。幸好除了子弹打的那个洞以外，别处还没有破，我赶忙把它脱下来，磕掉泥巴，又挂在腰上。文/江耀辉，选自1975年10月17日《解放军报》，有改动。

这个暑假，我读了这么一本令人感动的书——《长征路上的故事》!看着那书上的字句，我不由地想起那场景：二万五千大军在泥泞的草地中行走，饿了，就挖野草充饥，渴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泪水在眼眶内打转。

这本书讲述了二万五千个红军过雪山、爬草地、渡大河——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胜利——的故事。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保卫祖国，用鲜血和生命抒写了不畏强暴、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所感动。在生活中，我像一位“小皇帝”，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干，仿佛我是一块玉，“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碰了”，正因为这样我被宠坏了，晚上不敢自己去上厕所，睡觉要妈妈陪。从今天起，我要学习红军们的精神，坦然地面对一切的挫折。

读了这本书，我被红军们互帮互助的行为所折服，如今，人与人之间竟争激烈，更需要这种“互帮互助”的红军精神，社会才能进步。

读了这本书，我受益非浅。红军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不惜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我要以他为榜样，刻苦学习，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来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沈洋感慨地说：“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用笔和镜头弘扬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刘洋说：“这次采访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河南大地的淳朴乡情和发展活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网络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宣传好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好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大家不忘初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了解历史、知悉社会，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国情，才能在现代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体会到时代的脉搏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人认为精神是飘渺的，但其实精神物化在我们身边，在前人的足迹里，在后代的传承中。青年人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一种精神指引，与时代同行，与长征精神同在。

长征永远在路上。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现在这无忧无虑的生活?是谁让我们拥有了温馨的家庭?那就是为了和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

《开国将帅在长征路上的故事》这本书用生动的语言，刻画出红军战士在长征的路途中翻越了千年不化的冰山雪岭，征服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的艰难险阻。最后终于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在长征的路途中，他们穿着破旧的草鞋，吃完了带的干粮后，便拔些野菜煮了吃。仍然不能保证一日三餐。

其中有一个小故事，红军在途中把干粮全吃完了，野菜也找不到了，他们饿极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任弼时一眼瞥见李少清身上的手枪背带，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身上背的牛皮带不是也可以吃吗?”说完便拿来一把小刀，将牛皮带每隔一寸割一刀，共割下了8块，在找些树枝点起火，亲自烧起来，煮了一个时辰，差不多可以吃了。任弼时带头吃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还风趣的说：“这东西很有味道。”其余的人也先后吃起，他们觉得这办法真行，于是都吃了起来，暂时解决了一段时间的粮荒。

看，红军战士的生活是多么的艰苦啊!竟到了如此的地步，再看看我们，现在吃香的喝辣的，无忧无虑的过着幸福的生活。记得有一次，我因为零食吃多了，不愿意多吃饭，就瞒着妈妈偷偷把剩饭倒了，现在想起来，我感到万分惭愧。

记得书中还曾说到：王平带领着队伍要打败敌军，他们有着坚决的口号：“哪怕打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不一会儿，敌人发起了进攻，三连开始和他们打了起来，接着，一营、二营、也开起了火，激战了四个多小时，虽然有许多同志都英勇牺牲了，但红军战士们却打垮了敌人一个多旅。在王平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时，敌人的一发子弹击中了王平的手。他一回头，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勺擦过，擦破了头皮，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回头，子弹就将打中他的前额!多危险呀!差一点就和其他老将一起上路了。

红军战士就是这么的勇敢机智，为了救国救民，不管面对多少的坎坎坷坷，他们都是那么勇往直前，从不退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我们现在的新生活。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会勤俭节约，好好学习，认真听课，为建设伟大的祖国奉献出自己的光和热!

：

“哎哟!痛啊妈妈”还没有睁开眼就被老妈拉了起来，“今天又不用上学，干嘛那么早把我叫醒。”看着老爸老妈整装待发，就觉得不幸将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我们今天要去‘长征’!快穿好衣服，准备出发!”爸爸倒是兴致勃勃地。狂晕!长征?搞什么名堂啊!

穿好衣服，老爸故意清了清嗓子，站到讲台上(桌子)，大声宣布：“现在，我们的‘长征’计划开始!由我宣布‘长征’路线!”说着，老爸掏出一张纸，展开一看……老天!这是什么东东?一张路线图?画得也太不像了吧!

过了老半天，终于出发了，呵呵!我们三人一路说说笑笑，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上。奇怪，怎么走哪条路都绕回了亭子呢?难道……我们迷路了?!不会吧。可是，现在每条可以走的路都走了，不，还有一条，但好不是人走的……唉，事到如今，只好试试了!妈呀!这是人走的还是牛走的，竟如此坎坷?“哎呀，会不会半路窜出一只老虎?”我左看看右看看说。“嘿嘿，那没关系，我们就来一个武松打虎!”晕，老爸竟然还懂得开玩笑?

什……什么?走……走了那么久，竟然又绕回了文……文曾路。老天爷!谁来救救我!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八万红军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突围北上，开始了“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长征。

在长征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红军将领的母亲，当她看到战士们吃的是清水煮的树皮、草根，外加一段牛皮带时，她落泪了。她把自己要饭讨来的生芋头全部倒进了锅里。就这，竟成了战士们难得的一顿美餐。“牛皮带三尺长，草地荒地好干粮，熬汤煮菜被有味，端给妈妈来品尝。”老妈妈听着战士们自编自唱的《牛皮腰带歌》，挂满泪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还有一次在过草地时，一位在战斗中刚刚入党的警卫员，为了抢救陷入沼泽的文件箱，献出了年仅18岁的生命。当他渐渐沉下去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一块银圆，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党费。长征中，这样的事情几乎天天都有，然而队伍每天都在顽强向前，向前……

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在枪林弹雨，雪山草地之间打不烂，拖不垮的硬骨头精神，这就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与诱惑，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大无畏精神!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民族又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长征。虽然再没有雪山和草地，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历史和时代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一种更为长期、更为严峻的考验。它表面上看起来并非那么艰难、那么壮烈，但要取得胜利，却是相当不易的。

同学们，当你沉溺在网络游戏，失去自我的时候;当你留恋于武打小说，不思进取的时候;当你吃着肯德基，喝着沃尔玛，为超女疯狂的时候……想一想长征吧，想一想70年前的那些人和事。如果说当年所面临的是推倒三座大山，建立民主政权的话，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则是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使我们的祖国阔步迈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这关系到当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哪一位华夏子孙的命运!这也是一次充满艰辛的长征，这是时代赋予我们青少年的新的长征!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接过长征精神的光辉旗帜，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报国之行，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让我们重踏长征路，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去追寻金色的理想，追寻明媚的春光，去追寻火红的太阳!

出征的队伍绵亘十几里，风萧马嘶秋冷，红军将士们行色悲壮。每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线，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战斗队减员严重，而担架队却越来越长，任务也随之越来越艰巨。一个清瘦干练的姑娘穿梭在队伍里，像踩着风火轮似的，跑前跑后，安排抬担架的、照顾负伤的。这是她的职责，她是担架队队长。

据说她是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参加红军的，英子这个名字也是当兵后她自己取的。

20岁的她,已参加红军4年、入党3年麻利、果断、机智、勇敢的作风常让人忘了她是个姑娘。因此在长征前她受领了队长一职。临危受命，意味的不再是权力，而是用性命兑现所有的责任。困难、问题、危险，接踵而来。

担架不够用，伤员有增无减!有的担架员受伤了，雇来的民工逃跑了。十几个担架被扔在路上，重伤员血污模糊地躺着，较轻一点的伤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呻吟。触目的情景让她心如刀绞，血直往头上冲。年轻的队长杏眼瞪圆，咬着嘴唇，狠狠地说：“背也要背着走!”她对担架员的任务进行了分配，尽力找回逃走的民工，尽量安顿好每个伤员。

可安排到最后，再也匀不出担架和人来抬一个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了。看着前方的路，看着奄奄一息的小战士，英子决定背着他走。队员们反对，劝她留下这个伤员。

因为矮小、单薄的她看上去实在不堪重负，而且这个伤员伤势太重。可英子看着四周的荒山野岭，说：“丢下他，不就等于让他死吗。

决不能!”于是，再没有多说什么，她背着他在崎岖泥泞的路上，迈开了沉重的步子……伤员的手无力地搭在她的肩上，微弱地声音说：“放——下——我，放——下——我吧……”英子充耳不闻，薄薄的嘴唇坚强地抿起。是奇迹吗?弱小的她，背着比她高、比她重的战士，翻山越岭，竟然走过了许多路程。

而受伤的战士，也顽强地抗争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居然开始好转!一路辛苦，一路历险，一路化险为夷。担架队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而英子却越来越瘦，她总是将少得可怜的食物分给担架员和伤员;她也越来越弱，她总是将金贵的盐和水送进战友的嘴里……

队伍来到山里的一座小桥时，仿佛春天正好等在这里，娇嫩的小花与新绿扑面而来。劳顿不堪的战士们愣了一下，然后，都恍然大悟似地停下脚步，深呼吸……

那个重伤的战士已经可以拄着棍子走了，也许是受了这美景的鼓励，他走到英子队长面前，说：“队长，我要编个花环给你!”英子笑了，那开心而生动的笑脸让人想起她也只是个孩子，她点点头回答：“嗯，好。”可接着又故意板起脸说：“但是，你现在还需要休息。”这是她一生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给伤员舀水喝，她坠到了桥下的河水里。她坠落的声音那么小，她甚至没有挣扎，就顺水飘去……一去七十年!白云苍狗，世事变迁。很多事情改变了，但有些故事永远不会褪色。

就像此刻——一个垂暮老人，站在小桥边，凝视远方。山青水碧、草青花艳，和平的阳光照耀大地。

他的眼睛湿润了，半晌才说：“不一样了，但又一点都没有变。”过了许久、许久，老人又开口说：“如果英子队长多吃一点东西，可能就能坚持下去，可能就……”老人缓缓地在草地上采来缤纷的野花，用颤抖的手认真地编起一个花环，轻轻挂在桥头……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当贺自珍胜利地走出了草地，赤着双脚踏上坚实的土地的时候，她禁不住两行热泪顺着双颊流了下来。这是欢乐的眼泪，她和她的战友们，终于战胜了草地。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红军先头部队已经消灭了胡宗南的部队，队伍再往前走，到达班佑，就可以补充到粮食，并且有宿营地了。贺自珍高兴得同战友们抱在一起，热烈地跳起来。

在班佑，贺自珍痛痛快快地把身上、头上的泥垢洗了洗，头发也剪短了，人显得利索多了。由于缴获到布匹，红军发动当地居民赶制了一批军衣，分给了各个连队。军衣数量很少，只能够发给最需要的少数人。休养连的同志们看到贺自珍的衣服实在太破烂了，就分给她一套。贺自珍坚决不肯收下，而把原来的衣服补了补，洗干净，又穿上了。她说：“同志们也都很困难，让别人先换吧，我还可以凑合再穿一段儿。”

在休养连的同志陆续都换上了新军衣以后，贺自珍才脱下她那补丁摞补丁的衣衫。在长征途中，贺自珍从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地位而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她总是把自己看作是红军中普通的一员。

贺自珍有兄弟姊妹5 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贺先园，弟弟贺敏仁。哥哥和她很早就参加革命，小妹先园被敌人杀害了，贺怡和贺敏仁后来也参加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她的父母逃离永新的时候，贺敏仁很小，寄养在舅母家里。13岁就追随哥哥姐姐参加革命，在黄公略领导的游击第三纵队当战士。第三纵队扩大为红六军，他在红军中当了个小司号兵。他像姐姐贺自珍一样，长得十分标志，人们开玩笑地把他的名字“敏仁”叫做“美人”，小伙子聪明伶俐，但是有点自由散漫，有点骄傲自大，还可能有点因姐姐的身份而觉得高人一等，因而同周围的人相处得不十分好。

长征的时候，他在一个团当司号兵。他年纪小，政治觉悟比较低，忍受不了长征路上的艰苦，肚子饿时，爱发个牢骚。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居住地区毛儿盖后，再三明令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民族政策。

这时，有人报告说，贺敏仁违反纪律，擅自进入喇嘛庙，私自拿去了一千多个花边(银元)。于是，师部把刚刚17岁的贺敏仁五花大绑起来，要枪毙他。这时，贺敏仁才如梦方醒，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贺敏仁说这是冤枉，他只拿了百十个铜板。他哭喊着，也悔恨不已。同时他恳求同他一起参军的一个永新老乡，替他写封信给姐姐贺自珍，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他姐姐救他一命。贺敏仁严重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快在部队传开了，大家非常气愤。有的说：“贺敏仁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拿藏民的钱财，破坏我军纪律!给红军抹黑。”有的说“他不配做红军战士!”“真是害群之马，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有的建议斗争他，有的主张开除他的军籍。师政委接到报告后，大发雷霆：“三令五申要严守纪律，遵守群众纪律，他竟然充耳不闻，明目张胆地破坏纪律，必须严肃处理!”师领导决定严肃军纪，枪毙贺敏仁。命令下达后，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和政委为这事伤透了脑筋。贺敏仁擅自闯入喇嘛庙，拿走藏民的钱，对红军的纪律置若罔闻，明知故犯，不严惩就不能维护红军铁的纪律。但是他年龄小，又是贺子珍的亲弟弟、毛泽东的小舅子，还是谨慎处理为好。于是就对师政委说：“贺敏仁罪不容诛，但他是毛泽东的妻弟，还是……”师政委一听就火了，打断他的话说：“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的战士，这是红军铁的纪律!难道他是毛泽东的妻弟就可以徇私情、从轻发落吗?王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团政委连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他是毛泽东的亲属，毛泽东一向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很严，我们建议还是发个电报给毛泽东，听听他的意见，这样比较稳妥。”“说得有道理。”师政委点了点头：“那就发个电报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发份电报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给电池充上电，电充不足还是发不出。给毛泽东的电报三拖两拖，延误了不少时间，好不容易才发出去。

师领导等急了，这样的事应该及时处理，如果处理晚了，就会在少数民族中、在部队里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再等了!”师政委对大家说，“现在要紧的是维护部队铁的纪律，坚决制止可能再发生的损坏群众利益的行为。如果军纪不严，乱拿群众东西，怎么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这还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吗?这与国党军队还有什么区别?”停了一会，他又继续说：“我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更需要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最后他下令：“立即执行!”

军法如山。贺敏仁被处决的时候，痛哭流涕，高声呼喊：“冤枉啊冤枉，我只拿了百十个铜板……大哥大姐，你们在哪儿!快来救我啊……”他要那个永新老乡写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写哩……贺敏仁的叫冤可能是对的，因为长征路上的最强壮的民工，也很难一个人挑走1000多个银元，而贺敏仁身体单薄、年龄又小，怎么能拿走那么多银元呢?但他确确实实拿了藏民的铜板，触犯了红军铁的纪律。

结果，军委指示缓期执行的电报回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毛泽东始终没有收到处决贺敏仁的电报，也没有接到任何其他形式有关处决贺敏仁的报告，他对贺敏仁被杀一事毫无所知。一个多月后，消息传到了贺子珍耳里，她很震惊，又很伤心，偷偷地痛哭了一场。

对于这件事，红军中一时传说纷纷。有人认为是对的，应该严肃军纪，不徇私情;有人认为这是有意的陷害，故意打击贺自珍和毛泽东。贺自珍知道这件事后，很伤心。她想，是不是有人故意同她和毛泽东过不去，拿自己的弟弟开刀呢?但她控制住自己，客观地对这件事情作了调查。她了解到，弟弟贺敏仁的错误是严重的，但的确没有拿那么多钱，也不可能拿那么多钱。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况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同他一起的战士反映，他是拿了一两块钱。因为拿的是铜板，一百个铜板也就值一元钱。对他有意见的人故意夸大了，而领导也没有做任何调查，不等中央批复，就采取了行动。她把了解的情况，如实向军委和毛泽东反映了，但她没有干预这件事的处理，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采取任何报复性的行动。

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贺自珍态度很平静。她说：“我们一家革命，小妹仙圆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小弟敏仁竟死于自己人之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平时，当然可以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战争，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能干扰毛泽东对军队指挥工作的进行。即使是有人有意的陷害，我也要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也要用红军的纪律严格要求自己的亲人。”

贺子珍强抑内心的悲痛，没有告诉毛泽东，怕分了毛泽东的心，因为那时红军正处在危难时刻，革命太需要他了…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忽进忽退，牵着蒋介石的鼻子四处兜圈子，弄得蒋军晕头转向。但同时，在红军队伍中也有不少官兵想不通。红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打仗不多，走路不少，因此，不满和牢骚开始出现。这种不满情绪，基层官兵有之，高级干部也有之。其中，林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

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达会理后，林彪突然在军团部当众给彭德怀打电话：“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在场的聂荣臻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林彪听不进劝告，起草了一封给三人军事小组(即王家祥、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要求毛、周、朱下台。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毛、周、朱领导会失败，你下台吧!”

他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被聂拒绝：“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来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反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是毛主席一手把你提拔起来的。”尽管这封信遭多方反对，但林彪还是设法递了上去。

广大红军将士的苦，毛泽东是知道的。其实，毛泽东比一般官兵更加辛苦劳累，他不仅要同全军指战员一起艰苦跋涉，还要费尽心机运筹帷幄，将红军带出蒋介石的重重包围之中。此外，还要忍受妻伤子别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亲手提拔的林彪居然要唱对台戏，甚至要威胁自己的指挥权，这使毛泽东极为难过和恼怒。史称的中共会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

1935年5月12日，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脚的铁场，中央决定立即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档案馆仍保留一份通知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林彪、聂荣臻“于今午14时到铁场”参加会议的通知。

洛甫(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敌情仍十分严重，一定要坚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朱德、王家祥、洛甫、彭德怀等人在会上对林彪提出了批评。

彭德怀说：“遵义会议才改变了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很不妥当的，特别出提出让我来干，更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更是严厉：“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期，直接跟敌人硬拼是不行的。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也是很有好处的。”

会议决定要维护遵义会议的决议，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并要林彪认识自己的错误。会理风波平息了，毛泽东在全军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但是，林彪本人并不服气，思想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尽管表面上低头认输，但在以后的战争中，包括辽沈战役初期，林彪还与毛泽东对着干。直到最后妄图篡党夺权，自取灭亡。

1.博古李德在长征前夜想甩掉毛泽东的故事

王新兰，1924年出生于四川宣汉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叔叔王维舟是着名的中共早期党员。在叔叔的影响下，王新兰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先后加入共产党。王新兰7岁时，因为人小，不易引起白匪注意，党组织常让她传递秘密文件。

1933年红四军入四川，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他任军长。当时王新兰只有9岁，虽然年幼，但在家人的熏陶下，也领悟了不少革命道理。红军要长征了，家里只留下王新兰和多病的母亲。看到王新兰终日如坐针毡的样子，15岁的姐姐、红军女战士王新国看出了妹妹的心事，知道她希望跟着红军一起走。于是，在姐姐王新国的鼓励下，王新兰鼓足勇气报名参加红军。

深明大义的母亲对此感到特别欣慰，只是担心王新兰年龄太小，红军不收。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徐立清接待了她们。当他见到王新兰扎着两个羊角辫、个头还没有步枪高时，便微笑着问：“你这么小能干什么?”

王新兰惟恐红军首长把自己看小了，便大着嗓门说：“我什么都能干!”

徐主任见她率真的样子，哈哈大笑：“哦?什么都能干?那就说说你能干些什么。”

“好!”听首长话有松口，王新兰的劲头更足了：“我会写字，会跳舞，会吹奏，还会唱歌!”说着她还用手在地下写了几个字让徐立清看。

这时，姐姐王新国也在旁边帮腔：“首长，您就收下我妹妹吧!您别看她年龄小，可她已经为党工作好几年了。”她如数家珍般把王新兰几年来为党传递情报的事讲给徐立清。徐立清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专心听王新国说完，徐立清转而对王新兰说：“小妹妹，不是红军不要你，只是你的年龄太小了……”

一听又没希望了，王新兰发起了小孩脾气：“小?小怎么了?哪个天生会打仗，还不是一点点学起来的。我虽然年龄小，可学东西还快呢!”

看王新兰参军的决心很大，徐立清最终同意了：“好吧，那你明天就过来吧!”王新兰当即兴奋得跳了起来。随着一声“是”，王新兰拉着姐姐就往外跑。徐立清突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她们喊：“你妈妈同意吗?”“早就同意啦!”一句愉快的回答从门外飘了进来。

几兄妹把母亲托付给地方苏维埃组织后，第二天一大早，王新兰就到红四军报到了。王新国被分配到红四军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工作，王新兰则安排在委员会下属的宣传队当宣传员。一到宣传队，姊妹俩就开始编演节目、书写标语。长征路上，王新兰和战友一起穿山越岭，爬冰卧雪，无论吃多少苦，受多大罪，从不叫苦叫累，也从不掉队。

不过，王新兰确实太小了，爬雪山，她是靠拉着马尾巴才攀上去的;过草地，她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趴在红军大哥哥的肩膀上。尽管这样，王新兰只要有机会，就会立在风口、站在路边，为战友们送歌献舞，加油鼓劲。

小红军王新兰愣是用稚嫩的双脚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随同大部队胜利到达陕北。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有一位商人在南非用不菲的价格买下了一块罕见的钻石，这块钻石晶莹剔透，大如蛋黄。但美中不足的是，钻石中间有一道裂纹。商人带着心爱的钻石来找一位著名的钻石切割师帮忙。那位切割师看过钻石后大加赞赏，说：“这块钻石虽然有一道裂纹，但完全可以切割成两块，而且切割完后，每一块钻石的价值都会超过原来这块。但问题是，一旦切割失败，这块钻石就会四分五裂，而破碎成很多小块钻石后，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一文不值。我不想冒这个风险，所以我无法帮您。”

后来商人经商时，相继又去了几个国家，遍访了多位钻石切割师，但都同样遭到了拒绝。商人的一个朋友得知情况后，推荐他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找一位老切割师，据说这位切割大师技艺了得，手法精湛，经验特别丰富。商人来到阿姆斯特丹，找到了那位大师。

大师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了一番钻石后，开始给商人讲解切割时可能带来的风险。商人打断大师说，这些已经有人给他讲过无数次了，他早就清楚了。但让商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大师并没有拒绝，表示愿意帮忙，并且马上报出了服务费用。商人同意了报价。这时，大师叫过来一个看上去非常年轻的小徒弟。这个小徒弟在他们交谈时一直远远地坐在自己的操作台前，背对着他们忙自己手里的工作。

小徒弟接过那块钻石，按照师傅的吩咐，抡起手里的小锤一下子就把那块价值连城的钻石击成了两块，然后看也没看，把钻石递还给师傅，又去接着做自己的工作去了。

商人惊讶得目瞪口呆，问大师：“他在您这儿工作很长时间了吗?”

“没有，才三天。但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块钻石的价值，所以手才不会发抖，动作也准确果断。”

[人物档案李布德，四川营山人。1918年6月出生，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战士、文书等职。参加过平津、太原战役、抗美援朝等。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1936年2月，我在红九军当文书，虽然只有16岁，但已参加红军三年多了，经历过很多生死考验，但第三次过草地前翻越"万年雪山"党岭山，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党岭山位于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主峰海拔54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漫卷，时而暴雨倾注。当地群众中说：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胆，难以再生还。先头部队白天翻越党岭山时，因狂风暴雪袭击，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决定夜间行军。这天，我们来到党岭山脚下，只见山势悬崖叠峭，冰封雪锁，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黄昏时分，部队出发了。我们连行进在大部队中间，连长在前头带队，我跟着指导员断后。队伍借着残月微光，踩着前面趟出的冰雪路，一个紧跟一个，踏着蜿蜒崎岖的雪路向上摸索行进。开始行军时，大家情绪还十分活跃，又说又笑，行军速度较快，掉队的也少。越往上爬，积雪越厚，天气越冷，空气也越稀薄，人的体力消耗越大。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战士，一瘸一拐，一步一喘，慢慢掉下队来，停在路旁。指导员赶忙上前去对他说，来，我搀着你走，停下来就会冻死的!随即，从这位小战士身上摘下长枪，背在自己肩上，扶着他继续前进。

夜越来越深，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战士们个个都变成了雪人，整个队形好似一条银蛇，在雪山上缓缓移动。又有一个战士掉队了，指导员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咬咬牙，再努把力，坚持就是胜利。说着，又要帮这位战士背枪。指导员身上已经扛着两支长枪了，不能把他累垮啊。我抢上前去，把枪拿过来，背在了自己身上。枪虽不重，但当时我年小体弱，而且又累又饿，多背一杆枪，顿时感到眼冒金星，每迈一步都像要用出全身的力气。这时，突然听到指导员说：小李，抓住马尾巴。话音未落，马尾巴就递到我手里，我紧紧抓住马尾巴，踩着马蹄印，跄跄踉踉走了一段，人借马力，才缓过劲来。

越往上爬，山势越陡，道路越滑，好多战士的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甚至走一步跌一跤。有的战士摔进了深谷，有的战士滑入了雪坑，还有的战士硬挺挺冻死在路旁。接近山顶时，战士小张突然摔倒在雪地里，不省人事，指导员急忙把他抱在怀中，伸手一摸，浑身冰凉，赶快拿了床棉被盖在他身上。

一会儿小张苏醒过来，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焦急的脸庞，气息微弱地说：指导员，你们走吧，别让我连累了队伍。指导员紧紧抱着小张的脸，哽咽地说：别说傻话，我们就是抬也要把你抬下山。大家互相搀扶着艰难地站立起来，又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就这样，我们战胜了严寒、饥饿和死亡威胁，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党岭山。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红军长征虽然过去了八十年了，但是那些在长征途中发生的感人故事，励志故事依旧历历在目。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经历。红军指挥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了粮还可以挖野菜吃，而走在部队后面的则连野菜都找不到。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垫后，他眼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因为饥饿而昏倒在地，根本没有力气，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发时就一直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又驮器材，每天骡子的身上都像堆了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会抚摸着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来些给骡子吃。

而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就打算把自己的坐骑杀掉，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他把饲养员喊了过来，问道：“总共还有多少头牲口?”老饲养员回答道：“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彭德怀命令道：“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老饲养员急了：“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了?”几个警卫员听到后也急忙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不能杀呀!”彭德怀深情地望着栓在不远处的大黑骡子，然后平静的说：“部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掉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让更多的人走出草地。”然后老饲养员流着泪对彭德怀说：“别的可以杀，但是大黑骡子一定得留下，因为它立过功。”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对警卫员说：“传我的命令，让张副官负责杀骡子!”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因为没有人忍心开枪。20多分钟后，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就在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许多生机。但是彭德怀却没喝一口肉汤。在这漫漫征途中，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

长征精神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即便条件艰苦，也要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在学习和生活中，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但我们不可能因为挫折就放弃人生，不能因为烦恼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而应该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最终会取得人生的胜利，创造辉煌。

一支乐曲，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一首诗词，细细品读，才能感悟其中的意境；一段历史，细细冥思，才能悟得里面的精髓。

每当开学的时候，老师都会放《开学第一课》给大家看，让大家对新的学期抱有全新的奋斗目标，能够快乐的成长。2017年热播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长征精神。我们看了整整两节课。每次看到触动心弦的片段。我都会暗自流泪。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高龄老红军，他们一一诉说着他们的长征故事。虽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但是看他们精神抖擞的走上讲台的气势，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他们为了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五角星上，五角星带着他们的名字飘荡在空中，融入我们的心海。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的荣光，无比的幸福和骄傲。每位老红军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记得。有一位老人讲到他年轻时，他跟着大部队去打仗，一路上就穿着草鞋，甚至有的时候还赤着脚，他的脚被地上的石子顶破了，但他没有放弃前进。有一次他们经过黄河时遭到敌人的埋伏，他随着他的包袱一起掉入河里，在湍急的河里，他一直在寻找他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两节干电池，当他摸到黄金和大米时，叹了一口气，又继续寻找，直到找回干电池，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可见，在当时，条件是何等艰苦，资源是何等的匮乏。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是参军年龄最小的人，她一出生就参与了长征，他父亲把她带在身边，每当她哭泣时，大家都会很高兴地说：“太好了，这孩子还活着。”但与此同时，士兵们也担心队伍因她的哭声而暴露。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次贺龙的部队遭到袭击，他们父女被迫分开，庆幸的是一个军医救了这个婴儿，从此贺龙就决定把它揣在自己怀里，这样就不会把她弄丢了。后来，在一次大战中，贺龙骑着马冲向敌人，脑子里全是杀敌之类的，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儿，就这样再次把女儿给弄丢了，等到战争结束后，贺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顿时脸色苍白，心急如焚，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草丛里发现了她，贺龙曾说过：“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能保护，又如何去保卫祖国。”

这一个个感人的长征故事被老红军们述说着，而我，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之一。这次胜利体现了红军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下面是小编收集的2017高考作文素材积累：长征故事飞夺泸定桥，希望对你们有用!

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四团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况下，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进，一昼夜奔袭竟达120公里，终于在5月29日凌晨6时许按时到达泸定桥西岸。创造了人类行军史的奇迹!下面是语文网整理的具体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