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哪些故事至少举例三个故事的题目我知道精选19篇

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无比的沉重啊!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

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

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文珍老人。由于患脑萎缩等疾病，老人开口说话已非常困难，很多事情记不起来了。但只言片语中，流露的都是对党无限的忠诚。

王文珍三岁丧母，五岁丧父，跟着奶奶讨过饭，给人做过童养媳，给地主做过长工，受尽苦难。13岁逃出山寨，投靠红军，结束了噩梦般的生活。她参加的是红军宣传队，队里近200人，全是十四五岁的孩子。王文珍每天排练节目，快乐得像一只回林的百灵鸟。“多亏加入了红军，否则早就饿死了。”

不久她参加红军妇女独立团，成为团里有名的“小神枪手”。1934年5月上旬，50多公里外开来国民党杂牌军的2个营约800人。经过大半夜急行军，已提升为排长的王文珍一马当先冲上阵地，独立团旗开得胜，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王文珍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副连长。战斗后不久，敌人纠集了近六千装备精良的部队报复，战斗异常激烈。王文珍所在的一连负责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激战中她额头中弹，鲜血如注，就是没下火线。

1934年10月，15岁的王文珍伤还没痊愈，就随着独立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跟着过了两次草地。提到翻越夹金山时，王文珍唏嘘不已，“那么多人牺牲了，心里痛”!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风雪漫卷，红军饥寒交迫，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王文珍喘着粗气爬上雪山后，累得再也走不动了，一头倒在一个大雪块旁，发现雪块里露出一截军装。她拨开积雪一看，是两个冻僵了的红军战士，背靠背坐着。看着战友的遗体，大家都泪水直流。

过草地更艰险，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也怪，一会儿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一会儿漫天飞雪，冰雹骤降。先头部队把能吃的野菜基本吃光，走在后面的独立团只能靠挖草根、喝水维持生命。一次宿营后，王文珍去挖野菜，不远处的一个小水塘一片葱绿，连忙奔过去。没想到是个绿色的陷阱，淤泥很快就没过了大腿。她急忙向外爬，越爬陷得越深。情急之中她摘下八角帽一边挥动一边呼喊，战友们赶来了，几根绑腿连接起来扔给王文珍，把她救了上来。

长征胜利后，王文珍换了好几次工作。每一次调动，她都愉快接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身为副营职干部的她被调动到偏僻的滨海农场当指导员，有人以为她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劝她找组织重新分配。她没去，“跟组织不能谈价还价”，把名利看得非常淡。由于在战争年代被打断过两根腰骨，身上旧伤经常发作，她怕花单位钱，不肯到省里大医院做检查。家里人硬架着到路边等车去医院，路过的领导要把轿车让给她，王文珍说什么也不肯。1982年从企业离休后，人还没闲。单位有谁病了，她一定会去看望，小两口吵架她会去劝说，邻居闹矛盾她会去调解。职工的孩子上学路不好走，她拄着拐杖到有关部门去找，被大伙称为“名誉居委会主任”。

王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要把地位、职务、待遇什么的，看淡一些。这样，才不浮，烦恼也会少，老人呢，不能躺在功劳本上睡大觉，有一分热要发一分光。这样，才对得起过去牺牲的人。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长征五号首发成功，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是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关键一步。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2017高考素材：长征五号首发成功背后的故事，欢迎阅读。

2016年11月3日，中国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塔架前，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静静矗立

“……5、4、3、2、1，点火!”随着01指挥员按下点火按钮，火箭在山呼海啸的轰响中，喷射出耀眼的白色尾焰拔地而起，冲上云霄。3公里外的参观点，响起了一阵阵热烈欢呼声，“成功了!成功了!”发射场的航天工作者们激动地握手，拥抱，轻轻拭去从眼角滑落脸颊的泪水。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从2009年9月开工奠基、2014年11月基本建成，到今年6月25日圆满完成长征七号首飞任务，11月3日圆满完成长征五号首飞任务，这座满足了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需求的航天发射场，在牢记使命、铁血担当的航天人的无私奉献下，铸就了中国航天的座座丰碑。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点火发射前夕，记者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探寻火箭呼啸升空的炫目尾焰背后的故事，走近这些忠诚奉献的航天战士，致敬他们在中华民族筑梦路上的坚守。

一条路，一段航天情——

“参与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南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喜心怀……”提起海南，椰林、海浪、碧空、阳光，旖旎的自然风光让远方的客人陶醉不已。但有一群航天人，他们用心血和汗水在文昌这座琼北古驿筑航天之梦。

11月初，北方气温骤降至零下，平均气温二十五度的海南岛内依然随处可见葱郁的椰林。走进文昌航天发射场场区，记者立刻注意到有一条主干道通向508指挥控制中心，路牌上的标注显示这条路的名字是“航天路”。不仅如此，“问天路、长征路、星光路、嫦娥路、北斗路”……这一条条连接着发射场区内的长征七号、长征五号火箭固定勤务塔、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火箭水平转载准备厂房、地面站、科研试验协作楼等建筑的道路都拥有散发着诗意美丽的名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路名都是2014年6月场区建设完成后，面向所有发射场航天人征集，从2000多个创意中选出的。

星光路是为了纪念征地移民搬迁的龙楼镇星光村全体村民的无私奉献，长征路的寓意是发射场内的航天人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每一条路，都是一个个故事，都是一段段航天情。

很多当年文昌发射场的建设和创业的航天人最近专程回来，只为看一看火箭在这块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腾空而起。“实在无法回来的同事，都强烈要求我们在现场录下长征五号发射的小视频发给他们看。”区内警卫和消防工作的负责人伍刚告诉记者。邻近火箭发射的日期，伍刚和他的同事们愈加绷紧了弦，8个人一岗24小时值班，同时负责4个岗哨。警戒换岗时，换下来的人有时要马上补充到应急小分队里，“一个人掰成两块用”。

计划部的李彦彬昨天刚完成总检查测试，因为在发射场内淋了一场暴雨，喉咙还有些沙哑。与发射场内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同，在酷热难耐的海南，李彦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袖衣服。“我们需要长时间在户外进行质量控制和监督，穿短袖的话很容易晒脱皮。”火箭发射前有60天的任务周期，期间李彦彬原本有三、四次调休机会，但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一点不后悔：“我是一个航天人，能参与长征七号、长征五号两型火箭发射是我一生的荣耀。”

艰苦创业，无悔建设——

“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颗颗螺钉连着航天事业，小小按钮维系民族尊严”。这是发射场人人熟知的航天格言，也是全体航天人矢志航天的忠诚写照。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支箭、万人一颗星，火箭的华丽升空靠的是千千万万的航天人在数以万计的环节中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飞天梦想，是在荆棘与汗水中起航的。2007年，党中央高瞻远瞩——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场。2011年10月，航天人们千里辗转奔赴海南。

“看，这就是发射塔架的所在地。”计划部助理周江指着照片中的一片荒野，激动地说。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周江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了。“夏天太热了，地面最高温度超过45度。”“被蠓虫咬了不能挠，一挠皮肤溃烂一片。”发射场负责保卫工作的李寒剑还告诉记者他们总结出的许多“经验”：“走夜路必须带手电筒以避开毒蛇。在房间里放雄黄，保持房间的干燥、除湿，也能有效避免虫蛇蚊蝇。”

扎下根来的航天人很快适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吹响“扎根海岛”的嘹亮号角。没有宿舍就住民房，没有办公室就修建简易板房，食堂太小就分批吃饭，没有会议室就在仓库开会……“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周江说。随着一次次“大会战”、“突击战”、“攻坚战”，一个个工程从图纸变成现实，航天人在文昌建设出了新的航天奇迹。

在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内，能看到一群身穿橘红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他们就是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支吊装团队。担任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吊装”01指挥员张再经告诉记者，火箭吊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火箭进场并经过水平测试后，将通过吊装工作将各级火箭和助推器垂直组装成一个整体，以便后续垂直测试、转运及加注发射等任务的顺利开展。由于工程结构原因，坐在操作间里的行吊操作手无法亲眼观测吊钩的位置和产品的状态，他的一切操作都要以吊装指挥员的哨音、指挥旗语和口令为准。吊装团队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性训练，来一遍遍强化整个团队的默契程度。“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没有人说苦，也没有人说累”张再经这样描述吊装团队每天的工作。

长征五号火箭从进场到组装，再到转运，直至最后发射成功后的撤场，离不开发射场的特装车司机。2016年9月，长征五号火箭分散在8个超大超长集装箱中，经由海运从天津港运至海南文昌清澜港。特装车司机朱尚尚和同事于金伟的任务就是分别驾驶1号和2号火箭运输车，将最大的两个火箭箭体集装箱从码头运至发射场区。特种装备车辆装满燃料后车重达150吨，时速必须控制在每小时5公里以内，封闭驾驶室由于防爆要求，没有安装空调，“从码头到场区的一个半小时，驾驶室温度至少40度，到达目的地后，全身湿透了。”记者在场区内见到了特种车辆，车身宽6米左右，足足占据两个车道，下方有56个轮胎，整个车远看就像一个巨型平板车。“接下来，我们还要保障载荷转场，液氧、液氮、液氢拉运，火箭集装箱运输等任务圆满完成!”朱尚尚自信地说。

不忘初心，使命托举——

“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火箭发射的万众瞩目时刻，亿万中国人都会在电视、网络、广播上听到一个口令：“……5、4、3、2、1，点火!”它出自火箭发射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火箭能否“顺利发射、准时发射、安全发射、成功发射、圆满发射”得以实现的关键。刚刚于6月25日担任长征七号火箭发射01指挥员的王光义回想起当时发射的场景，“不到火箭成功发射那一刻，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放松。”

胡旭东是长征五号火箭首飞任务的01指挥员。长征五号火箭演练任务期间，在泄回液氢对接二级氢排连接器时，突发重大故障，氢箱测压管与箭上连接处氢气泄漏，氢浓度报警仪瞬时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随时可能发生爆炸危险。胡旭东没有丝毫的迟疑、果断决策应急处置，与一线参试人员连续奋战40多个小时，成功处置这一重大故障问题，完成氢加排连接器脱落二次对接，创造了世界航天奇迹。“这期间没有吃一口饭、没有休息一分钟，直到故障排除、危险解除，我们才松了口气。”胡旭东和他的同事们始终把航天人的使命装在胸膛。

在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前，记者见到了空调及供气保障团队的负责人刘思。每次任务来临，该团队都是发射场最忙碌的单位之一。交谈中，他的眼神不时瞅着前方，回过头去，集中控制台上显示的一条流量曲线突然上升。“液氮泵频率增大至45赫兹，注意观察压力。”刘思给操作手下口令。

进入发射场技术区冷冻站，这里发出的噪音超乎想象，90分贝的噪音超过人正常承受的范围。9月的海南中午日照强烈，呆在冷冻站的值班室里，依旧可以感觉到热意。“虽然长期为中央空调提供冷源，但是冷冻站的机房却没有空调。“长征五号首飞任务来临后，冷冻站为了维护空调冷水系统，24小时上班，人机不离。”冷冻站岗位负责人王西虎告诉记者。

采访时，有通报“文昌至龙楼某段光缆中断，请组织抢修!”皮肤黝黑的李荣斌拎起工具箱，带领抢修分队迅速奔向抢修车，在光电缆岗位工作了18年的李荣斌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这样的抢修了。

习近平主席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当火箭冲上云霄，飞向太空时，人们应该铭记：火箭的腾飞，离不开千千万万把岗位当战位、视使命如生命的默默奉献的航天人。他们是平凡的，却因逐梦而卓越。航天人将忠诚、使命与担当融进血脉，用实际行动践行航天梦想，弘扬航天精神，走好航天人的长征路。

早在上小学时，我在课本上就读到了红军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等许多故事，还有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对长征的论述，有些课文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下来。从此，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和打倒反动派，不怕艰难困苦，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就深深铭记在心中。那时，国民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学生学习条件极为非常艰苦，常常吃粮咽菜，穿戴破旧不堪，写字没有纸和笔，只能用石板、石笔代替。在这种环境下，老师经常教导我们向红军学习，战胜困难，学好知识，将来才能当好革命接班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红军精神，走红军道路，长大要当红军那样的人”逐渐成为我的理想信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里老人看到许多烈士家庭，都知道战争的残酷，当兵打仗必然有牺牲，不愿意让孩子去当兵。1970年，国际形势紧张，准备打仗气氛浓厚，我正好到了应征年龄，为了保家卫国，埂是说服了父母亲，毅然带头报名参军。就在入伍的同一天，我入了党，实现了当兵、入党的梦想。

红军是解放军的前身，当上光荣的解放军，就要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弘扬红军长征的精神，成为一名好兵。因此，在部队里，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新兵训练结束后，我首先下到最苦最累的炊事班，当起了“火头兵”，除做饭外，还争着喂猪、种菜，一天到晚有使不完的劲。在野营拉练途中，我抢着背锅和炊具，每到一地，与炊事战友们支起锅就做饭，为连队做好生活保障，被部队树为毛主席著作标兵。之后，无论是教育训练，还是到农场生产，特别是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我都以红军为榜样，不怕苦累，不畏困难，积极走在前面。在战斗中锻炼成长，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被提为军官，为国防建设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

1996年，我调到县公安局担任副局长后，曾分管过政工、法制、信访、巡警、国保、内保、消防、交警、纪检、监察、督察和下乡包村等项工作。公安工作繁忙人所共知，遇到大型活动安保工作和突发性任务，经常昼夜连轴转，“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我一直以老红军为榜样，恪尽职守，认真负责，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不忘初心，对党忠诚是我始终奉行的政治立场。多年来，我始终对党怀着深厚感情，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忘红军长征精神，不忘入党时的誓言，尤其在历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我都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党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地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从从未动摇对党的信念。

2012年退休以来，虽然组织上没有安排工作任务，但我没有歇脚松劲，自我加压，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克服年龄大、身体多病等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公安宣传报道工作，写出了大量正能量稿件，为公安事业和社会继续奉献“余热”。今年7月19日，我县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我觉得在抗洪救灾中不能掉队缺席，于是在灾后一个多月里，我一上张村、汪里、二去小作、辛庄、三进贵泉、三台头等灾区采访，每天加班加点写稿、发稿，在全国各级媒体刊发抗洪救灾正能量原创件稿件200多篇次，及时报道了公安民警和社会团体抗洪救灾的情况，宣扬了一批抗洪先进典型。同时，通过及时真实的报道，刹住了网络谣言风，保障了抗洪救灾、恢复重建的顺利进行。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我已到花甲之年，今后还要继续弘扬传承红军长征精神，将爱党为民、艰苦奋斗作为永恒的信仰，不忘初心，为社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尽些义务，以实际行动书写人生晚年的篇章。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这些天，电视上正在热播《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部纪录片。看着这部纪录片，我又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叫做《长征》的电影。长征，这个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怎么被歌颂都不为过。《长征》这部电影主要讲了一个名叫王瑞的小孩从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优秀勇敢的红军战士的故事。

整部影片让人看来热血沸腾，其中有几个细节场景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影片中，我最难忘的是红军们过湘江时，遇到了敌军飞机的狂轰乱炸。炸弹一枚枚的投入水中，溅起了几丈高的水花。炸弹一枚枚的射在房屋上，炸倒了一座有一座房子。残存的几面颓墙上，几十个伤员已经牺牲，他们浑身是血，衣服已经如乞丐服般破烂不堪。

还有一个镜头就是在著名的飞夺泸定桥时，红军们在无法想象的十几根铁索上艰难地攀爬，同时还要不停的地躲避对面的敌人的枪林弹雨，让人看得心都纠起来了。影片的主人公王瑞的好几位亲人和几名胜似亲人的战友，都牺牲在了长征途中。或者正是在长征中经历了这么多，王瑞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

这部影片，同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一样，令人内心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长征精神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和文化的象征。他们克服了千难万险，最终取得了胜利。而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又有什么资格去抱怨生活呢?让我们铭记党的奋斗历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努力工作，积极进取，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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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书橱里一直静悄悄地躺着一本《红军长征的故事》。它是怎么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我一见这书名就想过：这些老掉牙的故事肯定没有我喜欢的童话故事有意思……所以，我一直不愿意碰它。

在妈妈一次次的“软磨硬泡”下，我终于一篇一篇地往下读，最平淡最朴实的语言简单直白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中，我被深深地吸引了：

战地英雄故事中，贺子珍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与机枪扫射下，不顾生命危险从安全的隐蔽处冲出掩护伤员，头部、上身、四肢被17块弹片击中。由于没有麻醉药，医生在给她做手术时，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

一袋干粮故事中，13岁的小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因照顾伤员自己的干粮袋被河水冲走。为了让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她没告诉战友，拔了许多野菜将挎包塞得鼓鼓的装作干粮。后来她的身体不行了，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争着分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家的温暖……

现在的我无法体会红军战士当年真实的生活，我只有努力地想象着红军战士：穿着单衣草鞋爬雪山;啃着野菜树皮过草地;面对死亡他们无畏无惧;面对艰险他们一往无前;面对困难他们坚毅忍耐;面对战友、同志和亲人他们又体贴关爱、无私奉献……我的心一次又一次被深深震撼，久久不能平静……

儿时，伴着月色，听灶火噼里啪啦的声音和外婆爱讲的那些故事，是我童年里温暖而又美好的记忆。

那段时光让人难以忘怀。直到现在，我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外婆说到她最尊敬的毛主席时总是挺起胸膛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外婆也说到建国初，人们在那个饥饿年代的混沌岁月时，总忍不住抬起粗砺、干裂的手，抹去眼角的泪花。我因为从未经历，也无法体会，但这些故事如同家常便饭，充实着我和外婆在一起的日子。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故事，那个小男孩不畏艰难，与红军战士们一起长征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外婆和我一样大时，从她的外祖母口中听到的。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帮助过许多人家，这个小男孩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便立志加入红军。每天傍晚喂完家里仅有的那头猪，他就去村口的石墩处等着，盼着，希望哪天红军再路过时能带上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数过了多少的日落。

终于，在他十六岁那年，又有一批红军路过村子，男孩急切地跑过去，生怕错过了这次机会。他冲到红军队伍的前头，途中还打了几个趔趄，在大家疑惑不解的目光中，男孩目光坚定地望着最前头的连长道：“长官，让俺加入你们吧。”怕连长拒绝又赶忙说道，“俺很能吃苦的，平常家里的柴火都是俺一个人上山砍，再背下来。”连长在他希冀的目光中艰难说道：“小同志啊，你太小了，要不就再等几年吧。等长大了，你再加入我们吧！”“不！我等这一天好久了，我已经长大了……”

在男孩万般请求下，连长允许他加入了红军。男孩从家里飞快收拾好衣物就出来了，他怕慢一秒队伍就先走了。

行军速度很快。刚开始大家见他年龄小便多加照顾，可后面，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苦，大家都无心顾虑其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男孩从未落后过，更甚者，他每次都紧跟在排头的连长身后，最多也不过落下三四米。

夜晚，大家抵不住困意入睡时，男孩才会脱下鞋子。他鞋子早就破了，他在鞋里垫了一块硬纸片，纸片和他的脚粘在了一起，分离开后，只见纸片上满是血渍。值班的战友看了，又是心酸又是惊讶，谁能想得到这样一个弱小的男孩子，在受这么重的伤之后，一声不吭，走得还比他们这些久经风沙的人快。大家对男孩的态度逐渐开始变了，刚开始大家怜惜他，可如今队伍上下无不佩服他，大家开始赞扬这个男孩。男孩也从未放慢一丝步伐。一路走来，他竟真没抱怨过一句。

后来，男孩当了首长，也带领着队伍战斗，战士们无人不佩服他。

从小，我便敬佩奶奶口中的这个男孩，却是莫名佩服。渐渐长大，接触这个社会，我明白了我敬佩的是他的意志力。在这个不吃苦也能勉强生活的社会，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恒心，耐心，和谦虚。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成功，不吃苦，怎能成长呢？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介石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www.gs5000.cn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介石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很多路，很多事，经历过才知道。很多泪，不是白流的。你可能正处于人生的转折点，分岔路口，你一次一次的徘徊……“人性的弱点——我们都太过逞强。”

对于生活来说，学生需要努力学习，成人需要拼搏工作，而相较于老年人来说，剩下的光阴就是幸福抑或平凡的短暂岁月。赤脚来，空手去，这是人生必经的日子。平凡的人趋于平淡，从一开始，他们就是默默无闻的，认真学习，努力工作，认为得到的一点点荣誉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回报。而那些追求最高点的人却截然不同。他们一出生就注定是不平凡的，他们或许是富二代，或许是人才，或许是天赋异禀的人，或许是幸运儿。他们的出生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期待，他们一路走来，或许没经历过什么疼痛，或许背景雄厚，或许拥有那么多的掌声，那么好的资历……可能一切生来就属于他们。

但即使那样，又如何?我们出生同一片土地，我们成长同一片宇宙，我们的血脉相连，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你要相信，你是无可替代的，最好的自己。岁月会成就最好的你。很多东西，不是不属于你，而是还未来到。一个人可以走万条路，也可以只有一条路甚至无路可走，到最后的最后，未来的未来，在你自己手里把握。就像雨后彩虹，试着回馈自然的微笑。请相信，时代是属于奋斗的你我，只有自信才是你创造一切的源动力。很多事，尝试着去做吧。

可能，你会遇到很多磨难，朋友的背叛，上司的解雇，房东的扫地出门，家人的反对，内心的犹豫……但其实，相比你的梦想，那都不算什么。在最美的时光，在最好的年纪，你有没有打算选择逃避。在看过那么多部影视剧，阅览过那么多本书后，突然发现，人必须要有梦想，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可能你是追星族，可能你是超级学霸，可能你是CEO……但是，你理解幸福的定义吗?你知道，幸福感该怎么形容吗。

有一个人，他生活的很穷苦，每天做着最苦最累的工作。但，他的妻子却漂亮贤惠。

有一次，她的妻子参加同学聚会，很多的老同学开着宝马，奔驰，穿着华丽富贵，谈吐彬彬。唯有她，一身朴素的过时的衣裳，她的身旁，站着她那长相丑陋，衣衫褴褛的丈夫。他们从三轮车上走下来，一路上，他们互相搀扶，笑容洋溢，远处的灯光，照着他们高昂的背影，空气里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当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被震惊了。但他们看到以前他们视为女神的校花竟沦落为村姑时，他们的脸上，更多的是不可思议。女人没有说话，一旁的议论声不绝于耳。“这还是当年的那个她吗?”，“黄脸婆一个了。”，“她的眼光怎么会这么差啊……”。女人慢步走上舞台，一路上，她没有松开过那个男人的手。她拿起话筒，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我拥有幸福的生活。我有一个每天爱我的丈夫，我们每天都是情人节。我生病的时候，他会日日夜夜陪在身旁，喂我吃药，给我讲故事……他会带我去海边，带我去找贝壳，他会每天轻吻我的额头，他会每天带着我一起收破烂，他会在下雨的时候用衣服挡在我的身前，他会给我做我最爱吃的饭菜，他知道我有头通病，会为了我认真学习按摩，他会每天准时回家……他没有财富，也没有相貌，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很爱我，他不会甜言蜜语，但他会用双手撑起我们的小家，他会用他的双脚为我四处奔波，他会用他的双眼诉说我们的爱情。我没有世界最好的生活，但我拥有无可替代的爱情，我拥有了幸福感，拥有了一切。”话音落下，全程哗然，掌声雷动，她和丈夫久久凝望着，幸福感弥漫着……

很多时候，梦想教会我们努力追寻最好的生活，但回过头，你会发现，你最初想得到的幸福已经慢慢远去，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很多事，会错过，很多路，走过才懂，很多东西，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所以，现在起，希望现在的你，乐观生活，珍惜所拥有的，只有真正爱你的，真正不离不弃的，才是你一辈子都不可割舍的幸福感。

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共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不仅处于中国革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与此恰成反比的是毛泽东，他艰苦创建了中国第一块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带出了第一支最强的工农红军，又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安身地和保护神，得到的回报却是正过着自己一生中挨批最狠、受压最重因而最倒霉、最憋气的日子。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的总头头，早已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至多是个党内的“统战对象”。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他这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国民党又特恨最怕他这个“匪首”、“贼酋”，才给了他一个“加里宁”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在博古、李德当权执政时，他只能挂在一边呆着，即使偶尔被通知来参加中央的某个会议，也常常是陪坐末位看人家“唱戏”。但是他并未真的完全沉默，李德回忆说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引起谣传，说毛泽东向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认为毛泽东正在行使韬晦之计。结果毛泽东越是不动声色，博古等却越是不敢大意。因此博古等人见到毛泽东就有点发憷，总不愿他在自己近旁身后呆着，还一度想使其“调虎离山”。

就在毛泽东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中央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真实性“照顾”一下毛泽东，给他一次出国“待遇”，让他到苏联治病疗养去，把这个“不安定因素”送得远远的，免得总是在跟前使人防不胜防。假如毛泽东去了外国，放在王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眼皮底下“监护”起来，就成了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不仅再也翻不了天，还可能将他“改造”一番，从此“皈依”国际路线，博古和李德对自己的设计十分满意，为此与国际执委会积极联系力图办成此事。也许莫斯科没有搞清他们的意图(有些话事实上也不能见诸文字)，或者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竟没有接受博古、李德的“好意”。国际执委会复电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使他们别有所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遵照国院指示，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此事一经暴露，从警卫员与供给处的人到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干部们，都议论纷纷和批评反对这种做法，一致认为毛泽东应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随军转移。有的负责干部和领导同志也正式提出意见为毛泽东说情，提出如将毛泽东留下，由于他的名望和影响，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将不好交代。面对这些意见和呼声，博古倒并不怎么动心，有一点却触动和提醒了他。人们认为毛泽东应走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是他白手起家一手创建的，现在把他丢下未免有点太不“仗义”了。博古忽然从中悟到，毛泽东既然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打出一块天地，现在他经验更丰富了，党羽也更丰满了，不是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吗?把毛泽东留在他“起家”和“发家”的地方，不等于是“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了吗?与其如此，不如还是将毛泽东管束起来，留在自己的股掌之中，就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

他把自己的新想法对李德说了，李德连声说好，认为他有战略眼光。他们以虚心接受意见为名取得了周恩来、洛甫的支持，毅然决定收回成命，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批准他随军转移。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发疟疾，“摆子”一来就得躺倒，博古又特批他享受重伤员王稼祥同样待遇，让他发病时可以躺在担架上作业病号随队行军。当人们为博古终于高抬贵手深感中央领导“圣明”时，作也为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了毛泽东的后路而暗自庆不已。

不过毛泽东并非安分安静之人，他一获准参加转移，却给博古等的决策方案提出修改意见，并使博古、李德只得又采纳改变，按照他们原来的计划，中央机关的一些老同志和王稼祥这样的伤员病号，加上一些体弱甚至有孕的女同志以及后补的毛泽东等人，全部“下放插队“分散到各个军团去随军行动，以免拖累中央机关。毛泽东认为此议不妥，说各个军团都是作战部队，必须格外机动灵活地轻装前进，如果队伍中带了些老弱残兵，必将影响大军行动，到时候既要冲锋打仗，又要照顾老弱，就不能两全了。他提出既然随中央转移的还有大量物资辎重运输大队，不如也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号仍跟中央一起走，他们集中在一起也更便于照应可保安全。博古他们正想将毛泽东放在自己直接监管的视线之内，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插队”很不放心，博古他们也就顺水推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收回成命，改变原有决定，成立了一个全部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号称“特殊连队”的休养连，跟在中央机关后面行动。又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一起随中央与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真的放在他们能“照应”到的视线之内。只是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和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并且让他和妻子贺子珍各在一队，分别行动，正怀孕的贺子珍参加“特殊连队”行军，毛泽东则坐担架跟着中央。

1.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如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成了另一个样子。”

这的确很值得人们深思：若是毛泽东真的落得瞿秋白、何波衡同样的命运，还会有后来的遵义会议及长征胜利吗?再若被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果然东山再起了，历史又将如何呢?似乎可以说博古那次改变决定，实际上也是一个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抉择，应该被认为是为中国革命以及毛泽东本人做了件大好事。

为了这次空前规模的“战略转移，在他们那并不粗壮厚实的肩膀上压的重担早已竟尽全力和超负荷了，才20多岁的博古和30多岁的李德，似乎全都变成了“老头子”。他们在反复考虑多方论证后将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了改编整顿和组合，中央及军委领导机构和机关后勤人员等等，编成了两个行动纵队，一个代号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任司令;另一个代号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任司令。毛泽东奉命编进“红星纵队”的二队，其妻贺子珍则分在“红章纵队”的休养连里，使夫妇二人两“队”分居了。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行军，看起来是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其实是萧月华同他的矛盾日益加深，巴不得离他远远的。当时其他不少领导人也都夫妇分开，各跟各队分别行军，女同志们大都在休养连里。

按照李德的运筹策划，他将战斗力量最强的第一、第三两个军团分别担任为转移大军闯关开路的左、右前锋，第八、第九两个军团则分列其后以护卫两翼。又命令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五军团殿后压阵，以掩护前行的各个机关与部队。所有这些部队组了人墙式的甬道，中间走着的是号称“红星”、“红章”的两个中央纵队，他们前后左右都有红军作战部队防卫护送，当时在五军团的刘伯承将这种转移方式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各路红军是“抬”的。李德后来说，转移初期的全部人马，“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

对于转移时机和出发日期的确定，也曾颇费苦心。李德回述说：

8月计划预定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日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

根据各种情报消息，李德判断蒋介石很可能发现了红军的突围意图，又因第七军团的北上先遣抗日和第六军团的突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敌人已经有所察觉并提高了警惕，正在一些地段增加了兵力堡垒，加强了封锁包围和防卫，并且可能提前向苏区发动又一次大规模进攻。据李德记述：

在九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主攻部队的确同时行动起来了。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做出相应的修改。

也就在这时，红军在南线与陈济棠的粤军秘密协议停战借路，对方可以为红军转移让出一条大道。于是李德和博古等就将转移出发的日期基本确定在10月中上旬内。

李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情况诽谤党的领导，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没有为长征做好充分的政治上的准备。”

这里，李德故意没提自己，把明明是他的“功劳”全推到别人身上。不过这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缺一不可的作用与分量。

那些日子里，博古和周恩来更频繁地来到“独立房子”，不断紧张地计议讨论着各项事宜。他们三人不必通过翻译，李德让伍修权连续催问总参的各种报告，特别是负责作战的一局的战况战报、敌我兵力部署和调动情况，专管情报侦察的二局报送的最新敌情动态之类，还有后勤系统供给部、卫生部等在物资供应和医疗救护诸方面的情况简报，各个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都得迅速一一报来。所有报告都得先经过伍修权，由他一件件向李德口头报告，其中重要的还得马上译成俄文供他随时查阅参考。李德还不时指定某个部队或某个机关负责人向单独汇报，他也分别向他们做出指示答复。每天李德休息了，伍修权还得守着电话，一有新的情况或来了电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就随时敲门进屋，向李德及时报告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的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像以前一样，他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

尽管他们那一夜交谈了许多问题，其实只有这部分内容才是项英对李德以及博古“临别赠言”的核心问题。

“太上皇”再高明终究是“外来户”，“一把手”权虽大却是个“儿童团”，项英不仅在年龄、资历上都超过他们，更一直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第一线上左打右防纵横捭阖久经磨练，特别是曾同毛泽东直接打了多年交道，所以他才在这最后时刻提醒和警告这两位赏识并重用自己的最高领导，以示自己对他们的最大忠诚。并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早已不止一次，连李德也说项英这次所言有的“像以前一样”，可见他们在背后这样议论商讨怎样对付毛泽东，已是“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了。可是，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疑虑竟不以为然。李德回忆说：“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证明，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

虽然直到几十年后李德也坚决否认这次大转移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甚至是“整个国家的迁移”，还坚持说“这次行动决不是什么‘移民’，或者像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整个国家的迁移’，也不像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这次行动，是一次经过长期周密的军事行动。”

可惜当时的情况和后来的事实却不是他说的这样。一直同他们“对着干”的毛泽东一直认为，长征并不是红军主动的转移，而是被迫的撒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反对所谓‘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得到了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所有亲历过伟大长征即李德所谓的战略转移的老战士更永世难忘，他们最初是怎么被迫撤离自己参加艰苦创业和多年浴血奋战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这样记述自己告别苏区初上长征路时的所见所思：

一军团的部队，是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帮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身为红军高级将领的聂帅，当时的心情并不像李德所说的项英那样“非常乐观”，尽管他正率领着比项英手下那些地方武装更强大的“一对完整的军队”，当时心情却如此沉重凄切。普通干部战士和苏区乡亲群众会如何呢?有“诗”为证。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上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居悉自动能消?

在这些歌声中，多少骨肉亲人连心母子和恩爱夫妻，经受着生离死别的伤痛摧残，今日分手后，走了的一路艰险谁知能否生还?留下的眼看变天命运更是难测!

博古和李德是不会也不愿听到、看到和想到这些的，但是这一切恰恰是他们造成的。在他们笔下、口中十分简单甚至轻松的“转移”两个字，带来的将是千万人头落地，到处血流成河，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啊!

1.有关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仍有不少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血战独树镇”一仗就有百余名将士英勇献身。从泌阳县烈士陵园到独树镇七里岗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念碑，一座座纪念碑、一块块墓地，都在默默诉说着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也正是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也让我爱国、爱党的信念更加坚定，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意志更加坚强。

沈洋感慨地说：“我们要以先烈为榜样，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用笔和镜头弘扬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刘洋说：“这次采访让我深刻感受到了河南大地的淳朴乡情和发展活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网络媒体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深入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宣传好红军长征的伟大历程，讲好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大家不忘初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了解历史、知悉社会，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国情，才能在现代化建设和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体会到时代的脉搏和应该承担的责任。有人认为精神是飘渺的，但其实精神物化在我们身边，在前人的足迹里，在后代的传承中。青年人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一种精神指引，与时代同行，与长征精神同在。

长征永远在路上。

曾经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传奇将军,88岁的王定烈老人至今仍喜欢在家里穿草鞋。他难以忘怀六七十年前的那些往事。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

“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着马刀冲了上来。“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着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于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着了。“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着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着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沿着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着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着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着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着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着。

长征是一部史诗般的过程，在枪林弹雨中激发出无数的精神，让人铭记。我大小的时候，接受了革命教育，通过老师和课本，我晓得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节吸引，也初初地感知一点红军的英勇和战争的悲壮。长大后，经历了读书考试、基层工作，很少接触革命战争年代的史实，也很少人谈及。只有不经意的网上浏览，或有长征的讯息跃入眼帘，也激化脑海。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八十多年前，几万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浴血奋战的红军将士，有着怎样的一种精神呀?又有着怎样坚韧的意志呢?

带着求知和探究的心，在平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注意收集长征的纪实文章，逐渐地，我了解和加深了认识，被英勇的红军大无畏精神所感染，回想当下，革命战争年代奠定的根基，不禁感怀英烈的精神永存。长征所显现的“乐于吃苦，不惧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勇于战斗，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重于求实，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善于团结，顾全大局的集体主义”，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尤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瓶颈时刻，面临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难，我们怎么做?是瞻前顾后、止步不前?还是迎着困难，锐意进取?是不是要继承长征精神，越是艰苦越向前呢?不言而喻，我们当秉承长征精神，勇往直前，度过难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再继而在建国一百年现实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的攸关所在。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朱德挑粮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围剿。”这是一首反映朱德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与当地军民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的歌谣。

1928年冬日的一天，天刚麻麻亮，朱德军长又带领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龙市挑粮。

这天，朱军长像往日一样精神饱满，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下山去。来到龙市，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40多岁了。他头戴斗笠，挑着满满一担粮和年轻的战士们一道走着。大家想：朱军长晚上忙着思考作战大计，白天还要挑粮，这可会累坏他。他们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

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说，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怎么办?最后大家叫一个机灵的小战士把朱军长的扁担“偷”来藏起来了。战士们认为这样朱军长可以休息了。那知道朱军长砍来一根大毛竹，用柴刀做了一根又大又扎实的扁担，并上写上“朱德记”三个大字，从此，他的扁担再也没人“偷”了。战士们看到朱军长大步流星走在山路上，满脸是汗，军装湿透了，扁担压得弯弯，感动不已。这时，山道上响起一阵阵歌声：

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朱军长带头挑粮上井冈;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消灭白狗子，分田又分粮;保卫根据地，人民得安康……

鲁道夫勃沙特，中文名为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在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了中国的基本情况。勃沙特听了之后，开始神往中国。为了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受教会派遣，勃沙特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露茜在安顺参加完祈祷后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红6军团相遇，在无意之中闯进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列。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对勃沙特夫妇在中国的活动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即便如此，红军对他们也是礼遇有加。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由木板拼起来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此后，勃沙特一直随红军部队行进。在这期间，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贺龙、萧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人。其中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萧克军团长。

勃沙特与萧克相识，是源于一张地图。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与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教堂里，红军缴获了一张约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乏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但是，由于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法文，没有人能够看懂，这可急坏了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谁能够解燃眉之急呢?萧克顿时想起了会说一点汉语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立刻派人把勃沙特请到军团司令部，帮助把地图上的法文译成中文。

在方桌前，在豆大的洋蜡烛光下，萧克小心地摊开了地图，用手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翻译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两人边讲边比划，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地名而且是红6军团预定行动地区的详细地名全部译完时，已经是三更天了。后来，就是用这张地图，萧克与王震选择了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的方向。勃沙特当时没有意识到他翻译这张地图有什么重要意义，而萧克将军却始终忘不了这件事情。他后来回忆说，红6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是这张地图，使得双方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此后，勃沙特跟随红2、红6军团到了湘西，开始了艰苦的远征。虽然彼此信仰不同，但勃沙特从中国的这些红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怕流血牺牲的献身精神，感悟到理想与信仰对人类巨大的引导作用。勃沙特尤其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虽然红军生活条件恶劣，但他们都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在部队开始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红2、红6军团进逼昆明，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多端，军团领导决定让传教士勃沙特离开部队，前往昆明。军团长萧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设宴为勃沙特饯行。萧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命人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叮嘱他如何前往昆明。勃沙特的长征自此结束。

勃沙特这位西方传教士同长征红军不期而遇，并随红2、红6军团生活了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队伍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开始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并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通过演讲等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的真实情况。

1936年11月，当红2、6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长征目击记》(又名《抑制的手》)，已经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这本书当时在国外颇受欢迎，多次出版。在书中，勃沙特称赞中国的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高度评价红军长征时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红军长征的历史。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抑制的手》早已问世一年多了。直至1978年，薄复礼又应出版商之约，在原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进了他从1922年来到中国到离开中国的经历，再次成书出版，并更名为《指导的手》。

1940年，勃沙特再次回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教友们回忆说，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

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为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搜集素材。在采访萧克将军时，萧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还郑重委托索尔兹伯里寻找勃沙特并代致问候。此事一经披露，寻找勃沙特的工作就成了各界注意的焦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萧克与勃沙特在长征途中分别50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满头银发的勃沙特已90岁高龄，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相当好。在记者要求下，勃沙特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讲述了他和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他感慨万千地说：“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记得红军和敌人打仗时，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不懈地向前挺进，一直向前挺进了两万五千里。红军在长征途中饿了就吃野草、皮带;渴了，只要身边有河，他们就喝河水。我想：他们的生存条件比我们要艰苦的多得多，没有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哪有人还能咽得下皮带、野草呢?我门这叫生在富中不知富呀!他们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奋不顾身，和敌人拼搏起来。红军们的勇敢令人感动!

在漫长长征的战斗中，最让我感动的就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强渡大渡河成功后，国民党就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泸定桥，企图把红军的队伍切开，但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用两天的时间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赶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到达。而后续红军部队组织了二十多名勇士的突击队，由于桥板被日寇拆除，所以攀着只剩下铁链的大铁链，冒着对面桥头堡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他们的身下大渡河水流湍急，一旦失手或受伤落入水中则必死无疑。但勇士们仍然冒着密集的炮火，奋不顾身，勇敢顽强的向前冲，一个掉下去了，下一个冲上来，受伤的战士在要掉下去那一刻还在向敌人射击。

他们知道他们只能前进，在他们身后有毛主席，有党中央，有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最后剩下的勇士们冲破了敌人在桥头堡的火墙，冲进了泸定城，和后续上来的红军战士一起彻底消灭了国民党的部队。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的企图。为长征的胜利大下了坚实的基础。

爬雪山，过草地，上刀山，下火海，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哇!其中，《金色的鱼钩》最感人。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红军进入了茫茫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像死神的魔爪一般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有营养呢?班长眼看着他们日夜消瘦了下去，整日整夜地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鲜嫩肥美的鱼跃出水面，顿时水花四溅。班长突然灵机一动：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状，钓起鱼来，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可口的鱼，喝上了鱼汤。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茫茫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动得泪流满面。班长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难道这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班长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成为祖国的栋梁，成为祖国的希望，因为建设祖国的重任不久将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80年，光辉岁月弹指挥间;8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中国像一条巨龙，屹立于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