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感人的故事通用20篇

周恩来12岁那年，因家里贫困，只好离开苏北老家，跟伯父到沈阳去读书。

伯父带他下火车时，指着一片繁华的市区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说理啊!”周恩来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伯父沉重地说：“中华不振啊!”

周恩来一直想着伯父的话，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块地方，中国人却不能去?他偏要进去看个究竟。

一个星期天，他约了一个好朋友，一起到租界地去了。

这里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楼房样子奇特。街上的行人中，中国人很少。忽然，从前面传来喧嚷声，他俩跑过去看。在巡警局门前，一个衣衫褴褛的妇女，正在向两个穿黑制服的中国巡警哭诉，旁边还站着两个趾高气扬的洋人。他俩听了一阵就明白了，这位妇女的丈夫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但不扣住洋人，还说中国人妨碍了交通。周围的中国人都忿忿不平，心怀正义感的周恩来拉着同学上前质问巡警：“为什么不制裁洋人?”巡警气势汹汹地说：“小孩子懂什么?这是治外法权的规定!”说完走进巡警局，砰的一声把门死死关上。

从租界地回来，周恩来心情很沉重，他常常站在窗前向租界地方向远远地望着，沉思着。

一次，校长来给大家上课，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读书?”有的说：“为明礼而读书。”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有的说：“为父母而读书。”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的时候，他清晰有力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校长震惊了，他没料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这样大的志气。

周恩来在沈阳读小学的三年中，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的作文曾被送到省里，作为小学生的模范作文，还被编进两本书里。

15岁那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考进天津南开中学。那时，伯父的生活也很困难，他就利用节假日，给学校抄写材料，挣一点钱来做饭费。生活虽清苦，但他的学习愿望却很强烈。他在课上认真听讲，课外阅读大量书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全校师生都很敬重他，说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为了奖励他，宣布免去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个免费生。

周恩来在青少年时期，为中华之崛起努力读书。以后，也是为了这个目标，他忘我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

一看到下雨天，我就会想到我的同学，想起令我感动的事。

放学前，下起了滴滴小雨。可谁料等到放学了，毛毛小雨下起了倾盆大雨。狂风呼啸。我的心情也像天空一样，阴暗了许多。

我心想:“完了，完了。我没有带伞，也没有带钱，爸爸妈妈又在上班，我可怎么回家呀?”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走出校园，我真是羡慕。就在这时，我的同学陈锦衣看到了我，对我说:“马义畅同学，你怎么不走呀?”我慢慢吞吞的说:“我……我没有带伞。”陈锦衣便大方的说:“没事，我今天虽然只带了一把伞，但是你上次帮助了我，我这次也帮你一回。”说罢，便把雨伞递给了我，慢慢的走了。

我拿着雨伞，眼泪滴了下来。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着伞，那伞好几次都被挂翻了。

我回到家，想起了同学借我的伞眼泪有一次滴了下来。

第二天，我把伞还给了那位同学。

这件事使我终身难忘，也有这么好的一位同学而感到快乐!

李明忙碌地工作几个月，获得两个礼拜休假，他计划去观光胜地。出发前，他打电话把计划告诉他妈妈，妈妈希望他能和自己聊聊天，可李明说已经约了朋友，没时间。

李明开车时想起今天是妈妈生日，就到一家花店，订了鲜花，让花店给妈妈送去。正好店里有个小男孩也在给妈妈买生日鲜花，可没带够钱。李明为小男孩凑足了花钱。

李明开车绕过一个山坡时，看见那个小男孩跪在一个墓碑前，刚才买的那束鲜花放在碑座上。小男孩对李明说：“先生，我妈妈喜欢我给她的花。谢谢你，先生。”

李明一下愣住了，随即调转车头，回到花店，叫老板不要帮他送花了，他自己去送。

小男孩的行为不仅感动了李明，而且感动了我。小男孩的妈妈不在人世了，可他在妈妈过生日的时候，还去妈妈的墓地上献一束鲜花，可见他多爱妈妈呀!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我们都爱他们，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行动把自己的爱表达出来。一切除了有心，还要有行动。记住墓碑前的那束鲜花，趁一切还来得及!

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细心善良的男孩，我会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而且懂得尊老爱幼、将心比心，做了很多让人感动的事。

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虽然天黑的早，但路上还有不少行人。我走在回家的路上，阵阵寒风吹来，让人冷得发颤。这时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撞倒了我前面的一位老爷爷，但是肇事者没有下车搀扶，而是逃得无影无踪。我毫不犹豫的跑过去扶起老爷爷。这时，有好多人围了上来，有些人还以为是我把老人撞倒的，便振振有词地教育起我来。有的说：“你是哪个学校的，走路这么不小心？”有的说：“你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还有的说：“你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让你父母负责。”……

一声声指责，弄得我一头雾水，我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热。但是，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帮助老人。于是，我没有急于向他们解释，因为我觉得周围的人只会指责我，而不是真心实意地关心这位老人，只会在一旁说个没完没了，没有一个人主动上前帮我扶起老人。这样想想，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默不作声的用力扶起老爷爷，帮他拍去身上的尘土，拿出手帕，把他手指上的血迹擦去。这时老爷爷缓过气来，环视周围的人，正准备向他们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时，我急忙说：“老爷爷，我们回家吧！”周围的人看到老爷爷没什么大碍，也就纷纷走开了。我一直把老爷爷小心地扶回了家后，自己才回家。

走在回家的那条熟悉的路上，清凉的风仿佛在向我诉说，路边的树仿佛在向我点头，脚下的路仿佛也在向我喝彩。我的心里感到暖融融的。

这样感人的事还有很多，因为我懂得主动关心周围的人和事，懂得尊老爱幼、将心比心。

一天，我在街上玩，看到一只母狗在一只公狗身边叫喊，那只公狗已永远的闭上眼睛。我不知道母狗在哭什么，便去问了问几位路人。

我看到一位姐姐在狗的旁边，便去问了问那个姐姐，姐姐她也不知道，只是觉得母狗和公狗可怜极了就来看一看。我失望极了，就在这时我看到隔了一条马路的对面，有一位叔叔对母狗和公狗指指点点的，我想这位叔叔一定知道点什么，我就走过去问那位叔叔，叔叔说，我刚经过这时，就看到一辆大客车奔驰而去，随后便听的了一声惨叫，我转过身后看到公狗已经血流不止了， 在公狗身边又多了一只母狗。

我想；公狗可能是母狗的丈夫，也可能是母狗的儿子，所以母狗才那么伤心吧。动物之间的情谊是美好的，就像人一样。

[动物感人的故事作文100字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村里有一位王奶奶，今年六十多岁了，唯一的儿子长年在外工作，家里的家务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同村还有个乖巧的女孩叫凤儿，经常来王奶奶家做家务。

有一天，凤儿来王奶奶家里做家务，凤儿一进门就说：“王奶奶我来帮您做家务。”“凤儿，你不用帮奶奶，奶奶自己可以的。”王奶奶说。凤儿又说：奶奶你都六十几岁了，你还是去休息一会吧！“那好吧，你可以帮我洗一下衣服。”奶奶说。凤儿跑到洗衣服的桌子前，拿起衣服，使劲地刷起了衣服，凤儿满头大汗，非常累，可是洗的也如此干净，衣服还有一种洗衣液的香气。

王奶奶看到辛苦帮自己做家务的凤儿，王奶奶心里很感动。她轻轻地走过去，张开双手把凤儿抱住了。“真的太谢谢你了，孩子，你的帮助让我觉得很幸福！”王奶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凤儿轻轻拍着王奶奶的后背安慰她说：“王奶奶，我现在可是少先队员了，我要乐于助人，而且您一个人生活，什么也不方便，以后我会经常来看您的。”她们两个人就这样抱着，心也在一起跳动。竹笑上的被子在滴滴答答滴水，好像是在为凤儿勤掌呢！

这时，旁边的王大叔看了说；“虽然不是亲人，但真的比亲人还亲啊！”

有人说，最动听的语言从来不是我爱你，最长情的告白是我陪伴你。是的，下面的故事就是关于陪伴的感人故事。快来看看吧。

相遇

她和他相遇在那个冬日的午后。阳光暖暖地洒满大地，万物都贪婪地吮吸难得的晴天。她走出庭院，那个依偎在白桦林边的小庭院，深深地凝眸，回味飘雪的时节，她嫣然地笑笑。不料他从庭院旁走过，眼睛立刻捕捉到了这个灿烂而甜美的笑容，并且深深地在他的心中铸成了永不融化的冰凌。他有一种感觉，她就是今生唯一的知己，共度一生的属于他自己的红颜。没错，他爱上了她。她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个特别的值得回味的眼神，她朝他望过去，那一刻她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血液也好象不再循环，他有着这样迷人的双眼以及高挺的鼻梁。她沉醉了。

战争与离别

是的。他和她终于成为了相守的伴侣。他每天会出去做一些农活，她则在家做一些家务。日子简单而富有情趣，他和她始终不觉得腻。享受这样的生活，对他或者她，何尝不是一种甜蜜?

一天她正煮中餐。一声轰隆隆的爆炸响彻山谷。她觉得很不安，因为这正是战争的前兆。然而村长规定了，凡是青年男子，都要参军，去抵抗侵略行为。她要离开他了吗?不，她不想。

他慌慌张张地躲回家。许久才定神下来。她的不安再次蔓延整个心头，忧伤的神情侵蚀着她原本美好的面容。他凝视着她，认真地说，我要参军了，我要去前线打仗了。

这正是她所担心的。战争是残酷的，生死更是痛苦的。多么美好的日子像无数的流星，虽然美满却很短暂，虽然灿烂却飘渺，触手而不可及。战争是苦的，但是她愿意用自己美满的生活换取更多家庭更加美满的生活。于是，她经过无数的心里斗争之后，转过身，强装笑容地对他说，我支持你，你去吧。

这是他意料之外的。他原以为妻子会大哭大闹，然后不许他出门什么的。可是眼前的这位女子，好像是天使，有无比宽阔的胸襟和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包容了这世界上所有苦难。他望着今生最爱的女子，跪下来，亲吻她的手，你不要担心，我一定会回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要等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她的眼睛湿润了。不知道这句话是否见证永恒，但她愿意相信，她愿意等候，不管多久，甚至天荒地老……

等候，守望

就这样，他走了，上前线。坚持一个礼拜写信回家，告诉她他的转移地址。她每天做完了农活和必要的家务，就来到庭院边的白桦林，静静地等候，守望。虽然家书如同归鸿，地址也一次比一次远，但她仍然希望她在白桦林的尽头看到一个高大而壮实的身影，然后他漫漫走近，脸上洋溢幸福的喜悦，微笑着走到她的面前，然后给她最温暖的拥抱。她甜蜜地想着，想是一个童话故事的情节，王子和公主经过重重磨难，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她何尝不希望呢?

又是一年寒冬。天上簌簌地飘雪，纷纷扬扬，天空连哭泣都这样伤感。她依旧静静地等候，静静地思念。远方的他，是否常常想到她，常常想到白桦林，常常想到他们的约定。想到这里，她就会微笑，因为她相信，他会的。阴霾的天空竟然有鸽子在飞翔。她非常关注战争的动态，不如说她更关注牺牲者的数目或者名单。她觉得她的他一定会为她好好地活，是的，一定的。

忽然村长急至，村长告诉她他已经阵亡，希望她节哀顺便。说着又跑去告诉另一家。

……

此刻她的心情是怎样的?请允许我说，怨恨，着急，不信……太多太多情感汇聚，她的眉头颦蹙起来……他不再回来了吗?不再和他一起看春花秋月了吗?不再和她数白桦数了吗?不再和她撕守一生了吗?

毁

事实已经证明了。她的他不回来了。

她始终是不相信的。她说他一定会回来，在那片白桦林。他只是迷失在远方。所以她依旧天天地等，痴痴地等。他会回来，他会回来……

天空依然阴霾一然有鸽子在飞翔。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她年轻的他，消失在白桦林。

尾声

她已经是白发苍苍，秀丽不再，青春不再。她没有孩子，是的，始终没有。她过了孤独的一辈子。他的音容笑貌是她唯一开心的理由。回忆往事，她总喜欢露出淡淡的笑，虽然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甜美，但她还是静静地怀恋着她的爱人。睡觉前她爱唱他教给她的歌，白桦林。然后又想起他，两行浊泪落下，十年生死两茫茫，她的年华在等待中葬送了，她的青春在白桦林里埋葬了。但是她心中的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英俊，那样迷人。永远，永远不变。就像白桦林，永远，永远的青翠。

在死的时候，她喃喃地说，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失了约，因为你已经在白桦林等我了，只是相遇

要坚持，否则就会向剪断了的毛衣一样，全部都是徒劳。

六十一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在这支铁流劲旅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30名红军女战士。她们的非凡经历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伟大。

1935年10月的一天，我们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离开了革命红都瑞金，离开了那深深依恋的土地和人民。我们噙泪而别，踟蹰而行，一步三回头，深情地凝望那为之流血牺牲、奋斗多年的根据地。

刚出发时，我和王泉媛、钟月林、危秀英、陈慧清、李桂英、刘彩香等几名女同志分在卫生部。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蔡畅等是一些首长的夫人，她们另在一起。共计有30名女同志。当时叫战略转移，卫生部带的物品较多，有药箱、担架，连X光机也带出来了，行动非常的迟缓。由于我们转移属隐蔽行动，白天不能走，只能夜间行进。天公也不作美，连下阴雨，衣服湿透，道路泥泞，常常摔倒，只能在泥水里连滚带爬。走了一个多月，来到了湘桂边境。由于战事频仍，伤员越来越多，我又被调到担架连任政治战士，负责抬运和照顾伤员。

一次，我们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遇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一个抬担架的民夫吓跑了。我看到一副担架孤零零地放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而担架上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不能扔下伤员。我忘记了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就走。山很陡，我只得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但不能停下，落下队伍是很危险的。下了山之后，我却再也支持不住了，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荒天野地，去哪里找男人?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在长征路上，像我一样抬担架的，还有好几个女同志。

照顾伤员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缺医少药，一些伤员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治。我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精心地护理伤员，帮他们擦洗伤口，换药，喂饭。一些伤轻的，拄着拐棍自己还能走一段，有的重伤员，根本就离不开担架。如钟赤兵同志，原是一位很优秀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条腿，他非常顽强，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的肢。周恩来副主席指示我们，一定要将他抬走。钟赤兵同志是我们抬着走完长征的。伤员同志除了要忍受伤痛的折磨，还常常忍饥挨饿。我们除了要护理伤员，还要筹措粮食。有时筹不到粮食就得饿肚子。

在长征中，我们女同志还要克服生理上带来的麻烦。爱美是女性的天性，由于连连征战，我们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一到宿营地，有空就捉虱子。我们嫌麻烦，干脆剪成光头。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红军战士偷偷将我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取笑我们。长征途中，有几个女同志还经受了分娩的痛苦和磨难。周子昆的爱人曾玉是第一个遭受这种不幸的女性。她是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的共产党员，曾随毛主席、朱德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江西苏区时就已怀孕，长征出发时本没有她，她是怀着身孕偷着追上红军长征队伍的。一路上，我们精心照护着她。翻越老山界时，我见她走路很吃力，就搀扶着她爬山。爬过山不久，她就生产了。没有吃的，我们就采来豌豆苗熬汤给她喝。蔡畅大姐知道后，把自己仅剩的一点小麦面拿来放在豌豆苗里一起熬面糊糊给她们母子喝。在长征路上生产分娩的还有贺子珍、陈慧清。而最遭难的要数贺子珍大姐了。她生产后不久又遇到了一次空袭。那天傍晚，我们正在一个树林里休息，敌机来了，我们赶忙跑到路边的沟里躲避，一颗炸弹正好落在贺大姐身边爆炸，贺大姐倒在血泊里。我当时离她只有一米多远，赶忙跑过去，只见贺大姐遍体鳞伤，脸色苍白，不省人事，我们赶快组织抢救。这时，毛泽东同志赶来了，他俯下身，深情地注视着妻子。我们在一旁不禁落了泪。毛主席把他自己的担架留下来，给贺子珍同志用。事后我们得知，贺子珍大姐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后来去世，脑颅里仍残留着几块弹片。邓颖超大姐在江西苏区时就患有肺病，身体极度虚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苦。吴仲廉同志是一双小脚，爬山走路从不落后，真不敢想象她是怎样用一双小脚走完二万五千里的。

长征路上，我们与千千万万的红军一样，爬雪山，过草地，冒酷暑，趟江河;啖草根，嚼树皮，历尽艰辛，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只见满山遍地全是雪，连棵借力爬山的草都没有，常常走一步退两步。山上空气稀薄，憋得脸发青，我亲眼看见一个个战士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下山时，我再也坚持不住了，往地上一躺，滚到了半山腰，才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路。过草地也如此，千里草地就像一块大“魔毯”，一时乌云翻滚，一时又大雨倾盆，好像随时要把我们吞没似的。草底下是一片终年不干的积水，河沟交错，泥潭深不可测，水像生了一层红锈一样，散发着腐臭气味。走路得寻着草根，要不然陷进泥潭，很快就把你吞没。我们在草地上摇摇晃晃地走了一个星期，才走出了草地。

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令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的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面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的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尾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的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道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的答应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黎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中念到:“五月二十二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手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读到这里，我为红军长征的壮举而自豪。

“‘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无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个口令就是许义华的五叔许庸远过草地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初冬的下午，许义华背着砍来的山柴往家走。忽然，大哥许书生从后面赶上来，兴奋地说：“我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我两件衣服呢!”许书生说着，递给许义华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许义华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的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他都15岁了，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就在这一年，许义华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1月，他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许义华回忆说：“爬大雪山时，才到半山腰，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号骑，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弹药。在艰苦的翻越中，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过草地更是艰苦。每当忆起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许义华都心痛不已。他说：“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病号，一个趔趄陷入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那匹马，我们拉断了缰绳也没救起来。我们班的唐宏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

五叔许庸远是许义华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许义华说：“五叔见到我时，总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快到草地‘上海’———阿坝了，我不知吃什么中了毒，疼得直不起腰，每走一步都头晕目眩，非常吃力。

正在这时，看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袄，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不要紧，我能赶上队伍……’我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便催我，‘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快赶队伍去牎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

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一回头慢慢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阵冰雹劈头盖脸落下来，砸在头上、身上生疼。我想起五叔，急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

我把他扶起靠在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只见一摞纸的第一页上留着五叔的笔迹：‘今日口令……’”

往日的硝烟已经退去，但是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许义华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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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一句“谁把钱丢了”的声音在261路公交车上上演。很快一位年轻小伙说：“我丢的，一共175元，一张100、2张20元、3张10元、一张5元”……。

6月20日早上7:20左右，公交车261路行驶在西高新区唐延路段时，车内的一段情景让所有乘客无不拍手称好。一位50余岁的农民工模样的男士刚坐在一个座位上，发现车座位下面丢落着一沓人民币，他捡起后迅速在车内喊：“谁把钱丢了”。很快有人跟着也说：“我丢的，一共175元，一张100、2张20元、3张10元、一张5元”。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位捡钱的男士把钱交给了丢钱的年轻男子。接过钱后，那位年轻男子说：“谢谢!谢谢!这钱要是丢了，我今天不但没有吃饭的钱，晚上就更没有回家的车费了”……。车还在行驶，车内很多乘客纷纷开口称赞：真了不起，一个在外打工靠吃苦力挣钱养家糊口的农民工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真伟大。就这样被这个场面的精神感动着车内的所有乘客，车内拥挤的场景也开始消失了，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就是你的文明精神感动我，我用我的文明让大家更和谐。

捡钱这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却让很多乘客看到了农民工的伟大，看到了农民工纯朴的那拾金不昧的精神，这一行为也会使我文明、西安文明，我美丽、西安更美丽的形象语得以实现。

一支乐曲，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其中蕴含的情感；一首诗词，细细品读，才能感悟其中的意境；一段历史，细细冥思，才能悟得里面的精髓。

每当开学的时候，老师都会放《开学第一课》给大家看，让大家对新的学期抱有全新的奋斗目标，能够快乐的成长。2017年热播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长征精神。我们看了整整两节课。每次看到触动心弦的片段。我都会暗自流泪。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几个穿着整齐军装的高龄老红军，他们一一诉说着他们的长征故事。虽说他们的年龄已经很大，但是看他们精神抖擞的走上讲台的气势，一点也不比当年差。他们为了祖国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当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五角星上，五角星带着他们的名字飘荡在空中，融入我们的心海。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比的荣光，无比的幸福和骄傲。每位老红军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记得。有一位老人讲到他年轻时，他跟着大部队去打仗，一路上就穿着草鞋，甚至有的时候还赤着脚，他的脚被地上的石子顶破了，但他没有放弃前进。有一次他们经过黄河时遭到敌人的埋伏，他随着他的包袱一起掉入河里，在湍急的河里，他一直在寻找他认为比他生命还重要的两节干电池，当他摸到黄金和大米时，叹了一口气，又继续寻找，直到找回干电池，他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可见，在当时，条件是何等艰苦，资源是何等的匮乏。

除此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因为她是参军年龄最小的人，她一出生就参与了长征，他父亲把她带在身边，每当她哭泣时，大家都会很高兴地说：“太好了，这孩子还活着。”但与此同时，士兵们也担心队伍因她的哭声而暴露。他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次贺龙的部队遭到袭击，他们父女被迫分开，庆幸的是一个军医救了这个婴儿，从此贺龙就决定把它揣在自己怀里，这样就不会把她弄丢了。后来，在一次大战中，贺龙骑着马冲向敌人，脑子里全是杀敌之类的，早已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儿，就这样再次把女儿给弄丢了，等到战争结束后，贺龙才发现女儿不见了，顿时脸色苍白，心急如焚，他们到处寻找，终于在一个草丛里发现了她，贺龙曾说过：“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儿女都不能保护，又如何去保卫祖国。”

这一个个感人的长征故事被老红军们述说着，而我，早已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1.发生在长征路上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世人尊称为 “乐圣”。今天小编就来分享贝多芬作品背后感人的故事,希望读者喜欢。

贝多芬作品背后感人的故事

“英雄年代”的开始

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生于莱茵河畔距法国不远的小城—波恩。他出生于夫拉芒家族，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祖父叫鲁特维克，是波恩宫廷乐团的乐长，父亲是一个宫廷男高音歌手。他的母亲是一个女佣，一个厨子的女儿。贝多芬自幼便已显露出他的音乐天才，父亲急于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像莫扎特那样的神童，从小就逼着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八岁时他已开始在音乐会上表演并尝试作曲，但是，他在这段时期中所受的音乐教育一直是非常零乱和没有系统的。

贝多芬生活道路非常坎坷，晚年失聪;他从1796年26岁时开始便已感到听觉日渐衰弱，但直到1801年，当他确信自己的耳疾无法医治时，才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他的朋友。但是，他对艺术的爱和对生活的爱战胜了他个人的苦痛和绝望--苦难变成了他的创作力量的源泉。在这样一个精神危机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贝多芬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他开始创作他的乐观主义的第三“英雄”交响曲。“英雄”交响曲标志着贝多芬的精神的转机，同时也标志着他创作的“英雄年代”的开始。

《月光曲》与《命运交响曲》

艰苦童年，爱情失败，疾病缠身，贫困交加，孤独寂寞充斥着贝多芬的一生。但他不屈不挠，敢与命运，与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作斗争也许正是这些挫折造就了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师。在悠悠音乐史中，贝多芬是顶天立地的，他不仅是作曲家，也是艺术家、思想家。第九交响曲中的合唱《欢乐颂》，更成为人类团结的颂歌。他成功的做了正常人做不到的事，每次听贝多芬的《英雄》、《命运》交响曲及第九交响曲等名曲，都情不自禁为之动容，随着旋律的起伏而感动震撼不已。

他著名的《月光曲》，传说是这样谱成的：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行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近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啊!我只听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就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却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来。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完了，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多深哪!您，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

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来，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穷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弹起琴键来。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着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时间洒遍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朝着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他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异常安静的脸上，照着她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的景象在月光照耀下的波涛汹涌的大海。

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从音乐中清醒过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工夫，把刚才弹的《月光曲》记录了下来。月光的柔和光明让贝多芬冥想、沉思、安静。贝多芬就是这样灵感丰富，超脱于自然。

他的《命运交响曲》是惊心动魄的。一支《命运交响曲》，诉说的就是一个顽强的生命力，从黑暗悲苦的深渊中走出来，迎向命运不可驱避的威力，而最后奏出的还是人类得胜的凯歌。《命运交响曲》作于1805至1808年。贝多芬在1808年11月写给他的朋友韦格勒的信中，就已经说出：“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把我完全压倒。”通过斗争战胜命运，是贝多芬一贯的创作思想。《命运交响曲》所表现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虽然耳聋后的贝多芬曾一度将自己形容为“上帝最可怜的造物”。但他清楚他的意志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他在笔记薄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好，我的天才最终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就在这一年里，整个的人应该显现出来了。”可见，贝多芬就像《命运交响曲》表达的一样，他并没有放弃，他要通过斗争战胜命运。

英雄交响曲

英雄交响曲中的贝多芬向往着自由、平等、博爱。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拥护者。在他的心目中，拿破仑是摧毁专制制度、实现共和理想的英雄。当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从学生李斯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叫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现在他也要践踏人权，以逞其个人的野心了。他将骑在众人头上，成为一个暴君。”说着，走向桌子，把写给拿破仑的献词一撕为二，扔在地板上，不许别人把它拾起来。过了许多日子，贝多芬的气愤才渐渐平下来，并允许把这部作品公之于世。1806年10月总谱出版时，标题页上印着： 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从此，《第三交响曲》就被称为“英雄交响曲”。

看过他画像的人，都不禁从那逆立的乱发，令人震慑的目光推断其性格：孤僻冷峻，愤世嫉俗。而事实上不然。他慈悲，热烈，比任何人都热爱自然，渴望与人交往，热爱世界和人类。整个的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如此热烈、慈悲的胸怀，只为了人类的欢乐、自由与平等!

我们熟知的《欢乐颂》其实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乐章。贝多芬几乎花了大半生的时间来酝酿、来筹划。旋律跌宕起伏，时而压抑、时而悲壮，我们似乎看到的是勇士们不断冲击关口，前赴后继企盼胜利的景象。激情澎湃的唱词和急速雄壮的旋律，《欢乐颂》唱出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渴望。欣赏的人们得到的是无与伦比的奋进力量和精神支柱。乐章的最后，这种气氛被表现到了极致，整部作品在无比光明、无比辉煌的情景下结束。

贝多芬的音乐

人生的不幸遭遇，让贝多芬转而用音乐来表达自己心中复杂的情感，从而创造出多部旷世佳作。贝多芬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伟大作曲家之一，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那巨人般的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它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可以用"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获得胜利"加以概括。他的作品了既壮丽宏伟又极朴实鲜明，它的音乐内容丰富，同时又易于为听众所理解和接受。贝多芬的音乐激励着人们，鼓舞着人们的斗志。

心是静的，音乐呈现的也就是静的;心是不安的，音乐呈现的也就是不安定的，心是颓废的，音乐呈现的也就是颓废的，心是忧伤的，音乐呈现的也是忧伤的。

贝多芬的音乐让人振奋，贝多芬的精神更让人敬重，坚强不屈、乐观、激进、热爱生活、不拘小节、不受束缚、随性、独立、安静。

贝多芬他那高贵的品格，善忍的德行，升华的灵魂，以及稀世的人生价值亘古永存!贝多芬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去勇攀知识高峰，共创辉煌人生!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救护人员不顾危险去救援，当然在救援过程中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我就给大家讲几个故事。

救授人员在救援过程中发现一名中学生，她还活着，救援人员马上进行救援，那女中学生说了一句话：“我醒来时听见有人在说话，我就连忙喊救命，听不见了我就停下来休息，我知道你们会来救我的，我还活着我很高兴!”说完还微微一笑。

还有一名镇长，他的儿子也被埋在废墟之中，但他却不救儿子，而是救别人，最终他儿子死在了破墟之中，难到他不想救自己的儿子吗?其实他不是不想，而是首先想到别人。

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还有很多，它让我的泪水常常模糊视线，而我们少年儿童该做些什么呢?唯有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因为出生18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她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因为战争，她被寄养11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女承父业，她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之一。

贺捷生(1935—)，贺龙的大女儿，母亲是蹇先任。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军旅作家，少将军衔。

1935年11月，贺龙打了个大胜仗，王震将军发来贺电，上面写的是：“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后大笑不止。后来萧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以下是贺捷生的自述。

80年前，外国学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革命的媒介。80年后，“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湖南站活动中，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跟着采访团重走长征路，记录新长征故事，见证中国沧桑巨变。

中国日报美籍记者Tyler在北京工作5年，他选修中国历史，但对长征了解并不多。“长征很艰苦，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低潮期，毛泽东在长征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Tyler对长征的印象。

这次采访活动地点主要在湖南湘西、怀化、张家界等地。“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期待什么，我从没有来过中国这些贫困的地方。”正如Tyler在他的稿子里面写到，不了解长征的他，第一次来到中国贫困区。

随着采访行程的推进，他看到许多贫困山区修起了水泥路，建起了洋房，一个个家庭脱离了贫困，Tyler说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在十八洞村，龙德成老太太拉着tlyer的手，跟他讲脱贫故事，Tyler觉得特别感动。

“老太太住在这样封闭的大山里，本身就是很艰难的人生，在这种条件下还很乐观，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Tyler觉得自己对长征精神有了新的理解，长征精神就是中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中国人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一定会做到，经历地震等灾难都能挺过去。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这种坚韧的精神，但在中国人身上，这种坚韧达到了极致。”Tyler说，长征的先烈们，为了理想，为了生存，那么艰苦的条件也没放弃，最后完成目标。

Tyler很期待中国的扶贫政策，比如发放小额贷款给村民，教村民养殖技术。“跟长征一样，脱贫也是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费很多人力、财力、物力。”他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把脱贫比喻成新长征。

“多传递一些正能量。”Tyler希望自己有机会深入群众去了解在这场脱贫新长征路上的发生故事，并把他铭记在心，像斯诺那样写书。

一九四五年秋天，红军进入了草地。由于三个小同志得了肠胃病的关系，所以指导员就让炊事班长照顾他们。

三个病号一天只走了二十里路，到了宿营地，班长就到处挖草根，和着青稞面给他们做饭。不到半个月，青稞面全吃光了。饥饿威胁着他们。虽然班长到处找野草、挖树根，可光吃这些怎么能吃饱呢?

班长眼看着他们瘦了下去，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 有一天，班长在河边洗衣服，忽然看见了一条鱼跃出水面，他急忙找出一根缝衣针，弯成了个钩，让三个同志吃上了新鲜的鱼，喝上了鱼汤。

可有一位小同志注意到在他们吃鱼的时候，班长从来不吃东西。后来，这位小同志发现班长在吃他们吃剩下的食物，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

眼看就要走出草地了，班长却饿晕过去了，三个小同志急忙去钓鱼，做汤，可班长还是为了他们而牺牲了。

关于母爱的感人故事之最伟大的母爱

5月13日下午，都江堰河边一处坍塌的民宅，数十救援人员在奋力挖掘，寻找存活的伤者。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场景出现:一名年轻的妈妈双手怀抱着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婴儿蜷缩在废墟中，她低着头，上衣向上掀起，已经失去了呼吸，怀里的女婴依然惬意地含着母亲的乳头，吮吸着，红扑扑的小脸与母亲粘满灰尘的双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救援人员小心地将女婴抱起，离开母亲的乳头时，她立刻哭闹起来，看到女婴的反应，在场者无不掩面。

无法想象，一个死去的妈妈还在为自己的孩子喂奶，从母亲抱孩子的姿势可以看出，她是很刻意地在保护自己的孩子，或许就是在临死前，她把乳头放进了女儿的嘴里。此时此刻，每个人无法抑制自己悲恸。

当你承受不住外界的种种压力时，母亲为你撑起一片天空，为你遮风挡雨，至死也呵护在孩子们的身旁，这就是天底下最伟大的爱——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