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感人的故事通用20篇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自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今天止，已经整整80年了。回顾过去，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它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是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一块伟大的基石。

由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全国青少年集邮教育实践活动，于2016年5月13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会议中心正式启动。随后将在5月至10月以红军长征经过的江西、湖北、广西、湖南、贵州、河南、云南、广东、四川、福建、宁夏、重庆、甘肃、青海、陕西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主线，通过开展集邮展览、邮集制作、书信、演讲比赛等集邮教育实践活动，再次抒写长征史歌。

中国邮政于5月13日当天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同时举办“邮票上的长征”主题展览、以长征为主题的“艺品流动美术馆”、2016年江西省集邮展览启动、“长征精神和集邮文化”名家论坛等活动，现场还将组织“关爱革命老区下一代”爱心包裹捐赠活动。同时，在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将同步开启“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长征活动专栏和集邮品专区，展示此次巡回活动的展览情况，并提供长征巡回活动省的长征邮品预订和实寄。

此次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一套一枚，面值80分，售价1.2元;将选取15个巡回省具有代表性的红军长征纪念图片印制在该明信片背面，在每一巡回展活动省首站对外发布;并于10月22日发布汇总15枚巡回展明信片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本册式明信片一册。在整个长征巡回活动期间，中国邮政还会将陆续安排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和纪念邮票等。

弘扬长征魂，同筑中国梦!让我们时刻牢记于心，用长征精神不断鞭策自己，让长征精神一代传一代。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五千年的历史潮流。1898年3月5日，一代的开国元勋应运而生，周恩来正传承了这历史的发展，以读书爱国，爱国读书为宗旨。当12岁的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时，周恩来与书香、与爱国便开始了不解情缘。

1910年春天，十二岁的周恩来进银冈书院读书。那天修身课上，魏校长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请问诸生为什么读书?”同学们踊跃回答，有的说：“为做官而读书。”也有的说：“为挣钱而读书。”“为明理而读书”还有个同学说：“为了帮助父母记帐。”原来他的父亲是个商人。魏校长问周恩来：“你呢，为什么读书?”周恩来站了起来，清晰而将定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铿锵有力的话语，博得了魏校长的喝彩：“好啊!为中华之崛起!有志者当效周生啊!”少年周恩来在那时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要想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就要振兴中华。读书，就要以振兴中华为目标。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学精神激励自己。每天，他完成作业后，就博览群书。他一边读，一边摘录名言警句，还写读书心得。他常常读到深夜，大地沉沉地入睡了，他还在书海里遨游。少年周恩来就胸怀中华，放眼世界。他的作文经常联系国家和国际大事。有一次，他看了白人资本家贩卖黑人孩子的《汤姆和琼斯的故事》，为黑人孩子的悲惨遭遇而流下热泪，同时对资本家的罪行而义愤填膺。于是，他带领同学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黑人孩子。倾吐了发自肺腑的怜悯和同情;一封写给白人资本家，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与抗议。在政治生涯中，他也严格要求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站在时代的前列。读书，就要以紧跟时代为要求。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但周恩来认为如果只是东一点，西一点，这叫作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算不得学问。周恩来提出：“读书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读书，就要以“求精不求多”为原则。

1919年留学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这些正是那些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在为他日后投身爱国运动、吸收进步思想打下可基奠!读书，就要以贡献祖国为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日理万机，但周恩来一直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发扬“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刻苦读书精神，“要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用于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587天，谈话227次，会见外宾56次，开会32次，而他几乎天天看书，依旧如邓小平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读书，就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履践。

周恩来总理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他用一生实践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让我们也像周总理一样，发出“为中华之昌盛而读书”的青春誓言，开启别样的书香缘与爱国情!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周恩来总理居住在中南海西花厅，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彪叛逃苏联却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让周总理难堪。周恩来总理却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又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周恩来轻松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恼怒成羞：“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恩来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一句驳得苏联大使哑口无言。

故事发生时间：1935年6月 地点：夹金山。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颤栗。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让神灵都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的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

"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

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及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唱着跳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同志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的侵袭，"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

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

有人突然发现，队伍里不见了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干部休养连的战士们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山坡上，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困乏时坐在雪地里，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

所有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铺在雪地上。它像女战士快乐的微笑，舒展在茫茫雪地中。仰首望去，峰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70年前，那许许多多美丽的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波澜壮阔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红毛衣欣喜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今天我读了一本杂志，名字叫《意林》。杂志中有一个故事非常感人。它写的是有一对夫妻要离婚，在法庭上，法官问这对夫妻的孩子想跟谁一起生活。妈妈心里想：孩子一定会跟我过，因为他爸爸经常不回家，男孩跟爸爸没什么感情。可是男孩选择了爸爸，他说爸爸有钱，妈妈哭得肝肠寸断。但妈妈转念一想，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也许有一天孩子会回到我的身边。妈妈每天孤零零的生活，每天依旧早出晚归的卖水果。有一天，妈妈收到一张汇款单，汇款人是“我爱你”，而且每月都能收到一张汇款单。后来妈妈收到一封信，是男孩写的。他在信中告诉妈妈当初没择妈妈，是想减轻妈妈的负担，从来没有抛弃妈妈的念头，他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爱妈妈———离开。他把爸爸给的零花钱全都攒下来寄给妈妈，他不想让妈妈再早出晚归的卖水果了。妈妈捧着信泪流满面。看到这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想到了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好》。歌词中写到：“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男孩为了妈妈，宁可像根草，宁可离开妈妈的怀抱。我为这个男孩的孝心所感动，我也要像他那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爱我的妈妈。我想给我的妈妈说一句话：“我永远爱你，我就是有无数个嘴巴，也说不完我对你的爱!”

人与动物之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下面我来给你讲一件感动人的故事.

最近我看了一本电影，叫：《忠犬八公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大学教授帕克在小镇的车站上偶遇一只可怜的小秋田犬，它孤苦无依的身影引起他的怜悯，将它暂时寄养在家里，虽然妻子极力反对，并想尽办法要把它送走，但看到丈夫和女儿对它无微不至照顾和由衷喜爱，终于决定让它成为家庭一员。这只小秋田犬来自日本，并且项圈上写着“八”，代表幸运，于是帕克为它取名“八公”。八公陪着帕克全家一起成长，从小狗渐渐变成庞然大物。

八公每天准时陪伴帕克上班，傍晚五点准时出现在火车站门口迎接帕克下班。在小镇车站的站长，卖热狗的小贩，附近商店的老板娘的眼中这都是已是习以为常的画面，周围的人都很喜欢八公，看到帕克从车站出来叫出那一声熟悉的“Hachi”，八公兴奋地扑上前去撒娇的样子，已经成了车站每天上演的画面。然而，有一天当帕克和往常一样去上班的时候，八公突然反常对着他叫，帕克教授却没能理解八公的意思，八公最终无力挽回一切，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主人离去。。。就在那一天，帕克在大学演讲时突然倒下，他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再也没有回到车站。后来，帕克的女儿带走了八公，希望八公能和她好好生活。然而，八公却一次次从家里逃出来去了车站，一直守在那里等待着，无论严寒酷暑，每天傍晚五点，八公都来到火车站里等候、凝视……第二天、第三天……春夏秋冬，一直等到自己变老变弱，等了整整十年。

直到八公最后死去，它始终如一，它在死前看见了帕克从车站中走出，亲切地对它说：hey!Hachi。一如十年前，八公满足地缓缓闭上了双眼。欣赏完这部电影，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电影里的八公用一生来等待它的主人，直到死去也没有放弃。狗是最通人性的，它的要求很低，只要你对它好，它就会忠诚地对你。虽然狗也许不是你的全部，而对于你的狗，你就是它的全部。动物也是有感情的，尽管它没有复杂的思维能力，可有时候我愿意相信动物也会思考。我想其他的生命也一样，善待生命，生命自然会善待你。希望每个养宠物的人都能心存一份感动，更加真诚地对待你的宠物，因为他们只有你。

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 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身处童年的我们，有许多难以忘怀的事情，它们如漫漫天空的星辰，如蓝蓝大海的水滴……每一件都是让人受益匪浅的。我也有一件难以忘怀的事，它如黑夜中的一座明亮的灯塔，照亮我迷茫的双眼，混沌的童心。

那是个雨天，铺天盖地的大雨如一面面纱，让眼前的所有变得朦朦胧胧，我艰难地顶着小伞，在白茫茫的雨中快步往家走。这时，不幸的事儿发生了，只听“啪”的一声，一个井盖在暴雨的“掩护”下把我绊了个“狗啃泥”，我那不争气的“金豆子”掉了下来，雨点也乘虚而入，把我浇了个透。

就在我无助的坐在地上时，一个老爷爷拿了个杆子一边摸索一边朝我这边慢慢地靠近，他竟是个盲人！我见他浑身湿透，赶忙忍痛拿起伞给他挡雨，他和蔼地说：“是摔倒了吗？你是不是被一个井盖绊倒的？来，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不要有人再被绊倒了。”难道这个老爷爷是街道管理员？我扶着他慢慢移到井盖边，在我们俩的合作下，井盖终于乖乖的回了“家”。

原来老爷爷是这附近的居民，前几天听人说这儿有个井盖被移开了，下大雨了，他怕路人看不到被绊倒，所以才冒雨出来的。

我被他的行为所感动，这个盲爷爷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站在暴雨中，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心中只有满满的敬意！如果人人都有爷爷这样的品德，那世界该会多么的美好啊！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世界美好起来！

在长征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在红军父辈性格的潜移默化下，卜谷家庭逐渐形成了清正廉洁、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红色家风。伯父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被敌机轰炸致双耳残疾到新中国成立后卸甲归田，康克清为伯父改名这件事，一直勉励着伯父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自己的名字作出最好的诠释。三年困难时期，伯父带头嚼野菜、咽糠团，主动为政府分忧。他说，比起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强多了。因为家中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伯父就带领全家起早摸黑垦荒造田，粮食蔬菜基本自给，还在200多米长的河滩上栽种了千余棵树苗，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家乡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种红色家风体现在卜谷身上尤其明显。卜谷说：“红色家风早已融入了血脉。”他一生所信奉的“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正是“清正廉洁”家风的传承。创作的《红军留下的孩子们》，作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曾前往北京3次、上海1次、福建3次，走遍赣南大地，且大都是自费采访。

那年，在得知兴国县池煜华70多年守望红军丈夫的事迹后，卜谷前往采访的途中，残疾的脚被绞在摩托车后轮里面，穿着的皮鞋被撕碎，钻心的痛使他晕了过去。在病床上躺了4个多月后，伤痛稍轻，卜谷便挣扎着再次踏上采访路。正是父辈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激励卜谷采访池煜华八九次，写下《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一书，并与池煜华结下不解之缘，池煜华认卜谷为“儿子”。池煜华离世后，卜谷还赶往奔丧，在池煜华身上覆盖上一块大红被面，上书：“永远的池煜华妈妈”。

卜谷对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给予帮助，引领他们走上红色创作之路。在广东务工的张桂明，就是在卜谷的帮助下走上红色创作之路的，最近他的红色题材长篇小说《金画眉》将出版发行。

这一天，天气非常热，太阳好似一个大火球，放出万丈光芒。行人不得不撑起了阳伞。今天，我和妈妈要去接正在绍一中考试的姐姐。

我俩合撑一把小阳伞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走着，我感到自己快要烤焦了，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绍一中。“天啊，这么多人在这里等呀?”此时，我正站在绍一中大门口大叫，因为我看到了动人的一幕：校门口，人山人海，都是家长们。他们有的一手撑伞，一手焦急地望着自己孩子考试的班级，似乎想知道他有没有答错题;有的在祈祷，希望自己孩子考得好一些;还有的则在耐心等待孩子们带着好消息出来……

就这样在烈日下等了一个多小时。“叮零零”，下课铃声响了，学生如潮水似的从教室里涌出来，纷纷跑到爸爸妈妈身边，述说着考试的情况。这时，我突然觉得：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多么得爱我们呀。无论他们曾经怎样打你，骂你，但都是为了你好啊!

【第一篇】：感人的故事

天下有千千万万的感人故事，但是让我心酸流泪的故事让我始终记忆犹新。

那是一天晚上，在一户人家里一位慈祥的母亲正在给他6岁的儿子小雨洗脚，边洗脚边讲着小鸭子的故事。

给儿子洗完脚，妈妈拖着疲惫的身躯又打了一盆洗脚水又去给奶奶洗脚。

刚好这一幕被小雨看见了，他想妈妈给我和奶奶洗脚她肯定没洗，想到这他便拿着一个盆子朝卫生间走去。

当妈妈再回到小雨的房间时却发现小雨不见了，此时妈妈一转身发现小雨有他那稚嫩的双手颤巍巍的端着沉甸甸的洗脚水向她走来。

小雨走到妈妈面前说：“妈妈洗脚。”妈妈听到后开心的笑了一下。

小雨在给妈妈洗脚时说：“妈妈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它却表达着小雨对妈妈的一种关心之情!

【第二篇】：一个感人的故事

有一个星期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剧真实而感人的节目。节目讲述了有一名歌唱演员，他每次演出，总有两三千人民币报酬，可是他回到家时却一分钱也没有了。这样持续了许多天。他父亲疑惑不解地问他：“你演出得来的钱到哪里去啦，还是他们不给钱?”他对父亲说：“那些钱全部捐给了山区贫苦的孩子们了。”

突然有一天，他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他去了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得了癌症晚期。家人全都劝他不要演出了，但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坚持演出，并把演出的钱又捐给了贫困的孩子们。据统计，他一生共捐了三十五万多人民币。他心里只有那些孩子，就这样，他被评为了中国最感人的人物。他的病越来越重，终于住进了医院。在临死前，他对医生说：“死后把我的眼角膜捐给盲人孩子……

看完电视我十分感动。他生前，捐出了演出得来的全部报酬，死后还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使两个孩子又重新看到了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样的人，也称得上伟大的人物。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第三篇】：感人的故事

昨天，我们上《可贵的沉默》这篇课文时，老师在中间给我们看了一个小故事，非常感人。故事说了一个小女孩的爸爸去世了，她不会说话，和妈妈相依为命。她一天中最快乐的事，就是妈妈下班回来，因为妈妈每天都会给她带一块年糕。那一块小小的年糕，在她们这样贫穷的家里，已经是至高无上的美味了呀!

有一天晚上，小女孩等了很长时间，外面正在下着大雨，还没看见妈妈回来。她沿着妈妈平时下班的路走，终于发现倒在地上的妈妈。开始她以为妈妈睡着了，可是，她发现妈妈的眼睛睁着，手里拿着一块年糕。小女孩忽然想起来，妈妈可能已经死了!她坐在地上，眼里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她用手语做着那首“感恩的心”，一直等到妈妈的眼睛完全闭上。

我在读完这个故事后，眼泪静静地流淌下来。我猜，那位妈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定在想：宝贝，妈妈不行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每个亲人都对孩子有真诚的爱，让我们珍惜亲人的爱吧!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陈若琳感人的跳水故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看今朝!南通小丫陈若琳不负众望，和王 鑫一举摘取奥运会女子双人 10 米台跳水桂冠。

殊不知，这枚金光闪闪的金牌背后，除了凝结她本人和教练的血 汗之外，还有多少亲人，为她掏尽人间温暖。

1992 年冬天，若琳降临在南通市民成勇金家。当时，成勇金已经 有了一个儿子，一子一女，刚巧凑成了一个“好”字。 夜间睡觉，一张床上躺四个，两大两小。

儿子好睡，一落枕便进 入梦乡，成勇金两口子却遭殃。若琳饿了会哭。床上有奶瓶，成勇金 迷迷糊糊中顺手将奶瓶朝她嘴巴里一塞，既喂奶又堵哭，再各睡各的。 岁时，父母离异了，母亲带着哥哥去了国外。外婆陈桂英心疼若琳，将她带回自己的家，隔代颔养，陈桂英视她为宝。 “如今，若琳已经过继给了我的儿子、媳妇。”陈桂英说，老伴 以及他们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个个都对她嘘寒问暖，递衣给 食，掏尽人间温暖。

我是伴着感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妈妈曾对我说过：“你的降临就是上苍给我的感动。”但我知道，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家人给我的阵阵感动中。正是那些记忆中难以忘却的感动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成长的力量，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那痛并快乐着的一年，同时也是被感动包裹着一年。既将小学毕业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是充实的，同时也是疲惫的。为了实现我几年前许下的诺言，我不断的努力着。我尽我所能去拼搏。在同时备战竞赛和毕业考试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奋战到很晚。但每天，妈妈总会坐在我的旁边，静静地等待着，每一天，每一个夜晚。她会一直守在那里，直等我进了梦乡，她才会安心的睡下。不仅如此，每天她还会为我准备一顿夜宵。而对我来说，每一顿丰盛可口的夜宵，都是世间最美味的佳肴。有几次，我做题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才结束。而妈妈却坚持等我做完了题，吃完夜宵再和我一块入睡。我看得出，妈妈是强忍着睡意在那儿等我。顿时，我的心里只剩下愧疚和心疼。

而每天早晨，爸爸总是我们三个中起床最早的。每天都是他叫我起床。等我醒来时，早餐、球鞋、眼镜、自行车……凡是我上学所需要的，他都会为我准备妥当。到了冬天，5、6点时天还没亮，而早点铺子大多数都还没开门，此时爸爸就会起得更早，然后到很远的地方去买早点，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到了夏天，早点种类更多了，这时爸爸就会想尽办法，变换花样，不仅让我吃饱，还要让我吃好。当他发现自行车轮胎没气时也总不忘了提醒一句：“记得放学回来的路上到自行车铺打气”。而我，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份疼爱。

有的时候，我还会有更多地发现：抽屉里的稿纸和文具永远都用不完;饼干盒就像一个百宝箱，放进去的饼干只会越变越多;在盛夏季节里，停电的时候还能感受到用蒲扇摇出的微风;还有气温骤降时总会自动出现在我身边的取暖器。每次有了这样的发现，我的心都会变得暖洋洋的。我知道，这些温暖都是爸爸妈妈给我的无言的爱。

忙碌的季节总是短暂的。“小学”很快就归去了。而爸爸妈妈给我的感动也伴随我走过了365个日日夜夜。并且还会一直陪我走下去。我十分感谢他们，但这个“谢”字却一直没有说出口，我明白，他们给我的感动早就超过了一句“谢谢”的分量，我要用我的一生去偿还。

中共党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王明，几乎无人不知，可他的亲妹妹陈映民(王营)——一位坚强的老红军战士的传奇经历，却很少有人知道。由于王明的原因，让陈映民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和悲伤。下面就由小编为你们带来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欢迎阅读。

老红军战士陈映民的长征故事

女红军陈映民，是金寨籍名人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从大别山转战到大巴山，历经了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参加了西路军的苦征恶战，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可是，由于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她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然是鲜为人知。

一对同胞兄妹，人生历程却大不相同

陈绍禹和陈映民兄妹二人，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父亲陈聘之幼时读过私塾，成年后当过学徒、店员，做过小本生意，还当过乡塾教师，没个固定职业，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但他望子成龙心切，数年间节衣缩食，东挪西凑，不惜一切地供养子女上学读书，尤其是供养陈绍禹上学读书。陈聘之夫妇都十分喜爱这个聪明机灵、勤奋上进、品学出众的好儿子，亲昵地呼唤他“禹子”，弟妹们也都叫他“禹子哥”。

然而，妹妹陈映民，却没有“禹子哥”这般幸运。陈映民生于1913年，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这个小女孩出生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但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陈氏家境之贫苦，居然穷到把一个嗷嗷待哺的女婴给人家做了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禹子哥”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其兄陈绍禹从来就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道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就已熟读儒学经典，15岁即离开家门，先后就读于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六安县省立第三甲种农校，20岁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总是少吃没穿的，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界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来，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中共党员桂伯炎、袁继安等人，见她性情活泼，口才也好，就指定她担任妇女代表。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到各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党的领导下，她把妇女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协作委员会，积极协同农民协会打土豪、捉劣绅。同时还把少年儿童组成童子团，配合农民自卫军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坏人破坏。陈映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妇女们称呼她“小代表”，儿童团员都喊她“大团长”。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夫妻双双参加红军，危急关头抱着孩子征战

1928年，15岁的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豫皖边商(城)南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在豫皖边乡村传播开来……暴动成功后，陈觉民就被派到商城县斑竹园(今属金寨县)，在朱氏祠堂举办妇女运动讲习班，并由她担任领导和教学工作。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陈映民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六安六区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以解决。

1930年，陈映民由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六安六区五乡共青团支部书记。1931年春，她的孩子断奶后，交由婆婆照看抚养，她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

多事之秋，红军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部队，以及随军跑反逃难的苏区群众，如同潮水般由皖西涌向鄂东。当时，吕绍文和他的二弟吕绍武、三弟吕绍全，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沿途负责护理陈赓的医务人员，有医务主任陈保青，女护士何福祥、张茶清等人。陈映民带着孩子就跟这几位姐妹一起坚持行走。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陈映民的体力负担。晚上到了宿营地，大家在一起安营扎寨，吃饭休息，医护人员也帮忙照顾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红军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随军跑反的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随同“跑反队”追赶红军，途中却丢了孩子

这支最初由数百名老百姓自发形成的随军“跑反队”，由皖西北跑到鄂东北时，就剩下数十人了，沿途因饥渴和疾病掉队的不少。跨越平汉铁路时，仅剩下十七、八个人，大部分是没有什么拖累的青少年女性。名为“跑反队”，这时已完全改变了随军跑反逃难的性质，成为一支自觉地追赶红军、争当红军，一路上劝阻不住、驱赶不散，也拖不垮、累不死，并且誓与红军同生死、共存亡的女中豪杰--响当当的一群红色娘子军!

陈映民母子二人，当时就在这一群没有被编入红军序列的青年妇女中，和她们一起，一步不停地向前追赶……

路上，林月琴、刘伯兴两人，成为大家公认的义务领导者。刘伯兴身体很棒，胆子也壮，腰里别着一支驳壳枪，虽然没有子弹，却能给大伙壮胆。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女游击队员，自告奋勇充当警卫，宿营时招呼大伙睡在一起，轮流进行放哨。行军中，她叫大伙跟着她走，如果发现敌人，就叫大伙不要惊慌，看她的手势动作行动。林月琴因为有点文化，能说会道，就主动承担沿途的联络交涉工作。

林月琴、陈映民两人刚开始并不认识。林月琴曾在陈映民大姐陈觉民主持的妇女讲习班里学习过，所以她们在一起交谈时，林月琴讲到斑竹园妇女讲习班陈觉民的名字时，她们就认识了，相互间也感到特别亲热。对陈映民来说，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沿途不仅有林月琴作伴，还能够帮助照看她的孩子。

1986年，林月琴撰文回忆说：“在我们这支跑反队伍中，还有一位抱着孩子的女同志，她就是陈觉民的妹妹陈映民。我同她过去并不相识，但由于陈觉民这个关系，就感到亲热多了。当时，因为没有编入红军单位，我们还没有依靠，没有粮食供应，但大家对这个孩子都给予母亲般的关怀。行军中，我们轮流背着、抱着他。到了宿营地，便七手八脚地为他张罗奔忙，有的拾柴烧火做饭，有的帮忙照看孩子，有的去老乡家先给孩子要点吃的东西。尽管我们自己也饥肠辘辘，又渴又饿，十分疲劳，但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孩子。沿途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支妇女队伍还带着一个孩子，都表示惊奇和同情，有的说我们怪可怜的、挺辛苦的，有的还要我们把孩子留下。但是，孩子妈和我们都不同意。行军路上，的确十分艰苦、劳累，但我们决心依靠大家的力量，带好抚养好这个孩子。”

林月琴等人都很尽心尽力。尽管如此，最后还是没有看管好，孩子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而林月琴的回忆却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林月琴回忆说：

“那是在湖北境内，一天下午，大家都疲惫不堪。把孩子背在身上，或抱在怀里，就像铁块似的沉重，大家你传我，我传她，不断倒手替换。就在这时，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当着我们说：你们都走累了，我来帮你们抱抱孩子吧!说着，便从一位姐妹手里接过孩子。一路上，他走得越来越快，我们紧撵慢撵，还是没有撵上。到了宿营地，我们分头到处寻找，都没有找着，孩子还是丢失了。陈映民伤心得很，痛哭不已，我们也都难过得直抹眼泪，并劝她不要过分伤心，要保重身体，坚持到底。……”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在林月琴等人的劝说下，便又打起精神追赶队伍。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其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而林月琴、刘伯兴两人，当时也被收留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正式回归到红军队伍之中。

就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又不幸地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

陈映民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癖，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因此，妇女部的任务是很重的，既要宣传教育妇女，把她们组织起来，还要带领她们参加革命。后来在工、农、妇各协会中，妇女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成员中，妇女占四分之一。

“妇女部的干部由我带领，经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帮助群众搞生产，并和群众一起劳动。还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支援前线，慰问部队。省委为了加强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于1934年成立了妇女学校，由我兼任校长。当时共有900多名学员。训练毕业后，就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大都从事妇女工作。

“1933年3月，为了配合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在通江县，红四方面军组了妇女独立营。同年12月，中共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代会，大会号召全力以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扩大红军队伍。为了贯彻党代会精神，我们妇女部于1934年3月8日，由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妇代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1935年5月，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因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整编方案未能实现，遂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张琴秋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她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四方面军到达雅安、天全、宝兴、芦山等县，她在组建各县妇女部的同时，先后还兼任过天全、芦山两县妇女部部长。1936年春，她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二弟吕绍武(时任三十一师司号连连长)、三弟吕绍全(时任特务连排长)，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中革军委命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其中，来自大别山的女同志有张琴秋、陈映民、张茶清、陈保青、何福祥、陶万荣、廖赤见、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等10多人;还有来自井冈山的女红军王泉媛、吴仲廉、吴富莲等3人。除此之外，都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女红军。

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长征到达会宁时，部队进行整编，有不少女同志被集中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又称妇女团)，全团3个营、9个连约1300人，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陈映民当时在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今蓼泉镇)。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妇女团第一营在团长王泉媛带领下掩护总供给部、医院先行突围、撤退;第二营在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营长何福祥带领下，随后向倪家营子进行转移。途中，沿着一条封冻的冰河行走，人和牲口接连不断在冰面上摔倒，在雪地里打滚，跌倒了又很难爬起，一步一滑十分艰难。陈映民回忆说，她们在冰河上走了一天一夜，饿了吃一把雪，渴了也吃一把雪。饥渴交迫之时，大家都顾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往肚子里填的，都一概吞而食之。加之天寒地冻、漠风呼啸，一路上与敌恶战，更是苦不堪言。

继而经过倪家营子、三道流沟、梨园口等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也是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先在张掖关押了一些日子，后来，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

张茶清是在血战高台战斗中头部负伤被敌俘虏的，当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她曾这样回忆说：“在马匪军的监督下，我们没黑没白地给他们缝军衣、做子弹袋。夜里做活看不见，我去找厂长要灯，被厂长打了两个耳光。马匪军把我们当作战利品，动不动就到被服厂来拉人，去给他们当妻小、丫环。一天，来了一队伤兵，有缺胳膊断腿的，马匪军让伤兵排成一队，我们姐妹们排成一队，谁对着谁就跟谁走。有不愿意的就往死里打……”

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奔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失败后，约有3000名被俘、失散、流落的红军官兵，辗转千里返回到了原籍。

抗日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王营

1937年末或1938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王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陈映民以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1971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早上，一句“谁把钱丢了”的声音在261路公交车上上演。很快一位年轻小伙说：“我丢的，一共175元，一张100、2张20元、3张10元、一张5元”……。

6月20日早上7:20左右，公交车261路行驶在西高新区唐延路段时，车内的一段情景让所有乘客无不拍手称好。一位50余岁的农民工模样的男士刚坐在一个座位上，发现车座位下面丢落着一沓人民币，他捡起后迅速在车内喊：“谁把钱丢了”。很快有人跟着也说：“我丢的，一共175元，一张100、2张20元、3张10元、一张5元”。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位捡钱的男士把钱交给了丢钱的年轻男子。接过钱后，那位年轻男子说：“谢谢!谢谢!这钱要是丢了，我今天不但没有吃饭的钱，晚上就更没有回家的车费了”……。车还在行驶，车内很多乘客纷纷开口称赞：真了不起，一个在外打工靠吃苦力挣钱养家糊口的农民工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真伟大。就这样被这个场面的精神感动着车内的所有乘客，车内拥挤的场景也开始消失了，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就是你的文明精神感动我，我用我的文明让大家更和谐。

捡钱这个很简单的故事，但却让很多乘客看到了农民工的伟大，看到了农民工纯朴的那拾金不昧的精神，这一行为也会使我文明、西安文明，我美丽、西安更美丽的形象语得以实现。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也许，你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你记仇，完全不是什么宽宏大量。什么没谱的事也敢做，完全没顾忌。脾气坏，什么事都沉不住，总是很容易得罪人。

周围的人总说我像你。其实，我是不大愿意像你的。因为，我实在没看出来，这是什么赞扬。

可是，这样的你，在20年前的某一天，在你亲吻我额头的那一刻起，就在我心里扎根。我从来不会刻意去想念你，也从来就不会忘记。

那年你26岁，你还是迷茫困惑，你一无所有，你遇见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在你的穷追不舍之下，终于有了一张结婚照。那时的你，年轻帅气，搂着同样美丽动人的母亲，满满的幸福。

我两岁那年，你28岁。父亲这个职业让你改变了很多。你开始努力挣钱养家。绞尽脑汁创业过，风餐露宿过，被人轻视过，却始终没有事业有成。而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留守儿童。我并不能理解一个一年回家一次的男人。每次回家，你的拥抱并不会让我留恋，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带回来的玩具与零食。

那年我11岁，你38岁，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带回来满是红叉的试卷，我毫不在意，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你动怒了，把试卷撕得粉碎，给我狠狠扇了一耳光。我捂着脸，冲进房间，哭了一下午。你在房间外面使劲敲门，软磨硬泡，我还是无动于衷。我不懂你的用心良苦。你笑着说，保证再也不会了，真是拿你没辙。后来，真的再也没有打过我。

初中那年，我15岁，你42岁。你每周末接送我，风雨无阻。我与好友约定去同一所高中，你坚定拒绝，执意让我去考取另一所中学。环境影响前程，你不愿意冒险。虽然一万个不愿意，我却没有辜负你，后来，我如你所愿进入那所高中。你笑着跟老师寒暄，我与好友分道扬镳，我心里是有怨意的，我始终不懂你。

2013年，我18岁，你45岁。这时的你，能读懂化学方程式，却不能帮忙解出一个题目。能读出几个单词，却没办法说出它的意思。你亲自下厨为我做好吃的，你不厌其烦地为我灌输心灵鸡汤，而我成绩飘忽不定，我看得出你的着急。高考最后一天，当我踏出考场那一刻，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给了我一个拥抱，什么也没问。我看不清你的表情，我只是想再抱紧点你。填志愿时，你说学医和师范挺好，我说读林业和中文才好。结果是，我们谁也没说服谁。

今年我20岁，你47岁。我离家远远的，我已经慢慢习惯学校的生活，并没有经常想你。你还是关心长春的天气，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说说最近血糖降了，电话号码换了，驾照考完了。我会跟你说最近考专四，有比赛，有运动会。我不会告诉你我在学校经常睡懒觉，有时受委屈会哭，我只会说过得很好，因为你就会安心。而其实，有其父必有其女，向来报喜不报忧，都是跟你学的。

现在的我，还是学不会在你面前撒娇，也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每次回家，火车站出口处我知道，有一个人永远在等着我。我央求你做水煮鱼，然后把你大夸一顿，你会跟我看非诚勿扰，我会乖乖在家待几天，然后就东奔西跑不着家。你还是脾气不好，有时跟母亲吵架，吵得面红耳赤。我还是会跟你生气，然后每次都是我主动道歉。

现在的你，开始主动听取我的意见，不再独裁霸道。我离开家去远方去学，你还是不放心，在你心里我永远就是个小孩。

我以前说，如果有一天，可以遇见一人，我会天涯海角随他去。你说你很伤心，那时我埋怨你不懂浪漫。后来，当我在结婚现场看着一位父亲把自己的女儿交付给另一个男人的时候，只是说了一句，我疼了这么多年，你别让她受委屈。新娘开始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明白，这个世界，父母的情永远还不清。不管遇见谁，都不会有人比父母更无条件地包容你，疼爱你。

我写过关于你的好多文章，一直就写不好，再华丽的辞藻也不知道如何下笔。我是这样一个又懒又笨，什么事都做不好的人，却被你宠爱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多大的梦想，一直就让你失望，喜欢跟你对着干，没有给你带来多大的骄傲。

上辈子的情深缘浅，这辈子的血肉相连。你的上半辈子我无法参与，你的下半辈子我奉陪到底。我会慢慢长大，也许，5年后，10年后，我会结婚生子，你会慢慢变老，但我会一定会努力做个幸福的人，让你放心，也一定让你幸福。

爸，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作文

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或一个让人感动的事，每当我想起那件事时，就会在心中默默感动……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正在学校门口玩，突然听到一声惨叫，原来一只正在过马路的贵宾狗被撞“飞”了。还好那辆车速度并不快，所以那只狗并没有马上死，但我看得出它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了。它躺在地上，全身不停地哆嗦着，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眼里流露出绝望的目光，地上也流着一滩血。

一会儿，我看见它的女主人来找它了。当女主人看到自己的狗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时，就不顾一切地冲过去，一把把受伤的小狗抱进怀里。可怜的贵宾狗不时从嘴角流出一丝血迹，嘴里还断断续续地发出“呜呜”的声音，好像在向女主人倾诉满腹的委屈。女主人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就失声痛苦起来。围观的人开始聚集起来，不明就里的人在向知情的人询问原因，那些知道情况的围观人开始纷纷安慰那位女主人。有人说了一句：“狗没了可以重新买，哭坏了身体就不合算了。”女主人抽噎这说：“这……这是我……我养的狗……狗当中最乖的一只……”

望着眼前这动人的一幕，我在心中深深地体会到：不只人和人之间有深情厚谊，人与动物之间也有深情厚谊啊!

跟在周恩来身边的半年多时间，是刘江萍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刘江萍说。

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2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刘江萍说。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忆及此处，90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当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长征时张国焘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这时，胡宗南1军部队正在机声隆隆中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向西兰大道推进，已经过了咸阳。

朱德见张国焘的态度，很忧虑，感觉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张国焘又要搞分裂。这怎么行呢?

他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张国焘见他进来，厌恶地瞪了他一眼。

朱德说：“国焘同志，你的意见还是西去吗?”

张国焘说：“我是主官，我要为全军负责。”

朱德说：“难道我们就不为四方面军考虑吗?”

“我就是考虑你为一方面军考虑过多嘛。”

“你这是什么话!像一个共产党人说的话吗?”

“这是事实!”

朱德说：“西进的意见是孤军深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你对黄河以西的情况并不熟悉，对青海并不熟悉。你说翻越祁连山到甘肃西部，这都是想当然。青海的‘三马’比宁夏的‘二马’还反动，战斗力还要强。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部队在回民区域长途跋涉，人吃马喂怎么解决?你考虑过吗?”

张国焘瞅了朱德一眼，扭过脸不说话。

朱德继续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来电的指示，二方面军从西和、武都东进，去拖住胡宗南、朱绍良，使胡、朱不能西进;四方面军要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固原的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朱绍良西进，实现3大主力会师。”

张国焘不满意地瞥了朱德一眼，心想，我刚刚派人杀了你的战马，你就不害怕吗?

陈昌浩在会前就与朱德、刘伯承谈过了，几个人都觉得这次无论如何要与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不能再分裂了，再不能发生松潘战役前的情况了。一、四方面军闹分裂受损失的是革命事业。

西北局开会时，陈昌浩第一次与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北上抗日，与敌人决战。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他体格魁梧，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作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十分勇敢剽悍。在川陕根据地时，有一次他凌晨上山头查哨，他不知道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一线部队没有报告。他带着警卫员上到山头，就被敌人按倒了。他块大力不亏，黑暗中翻身拔出手枪打倒几个敌人，飞身跳下山头。

这座山，现在被当地政府命名为“红军山”。

张国焘见陈昌浩都反对他，气急败坏，说：“昌浩呀昌浩，你都反对我呀，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说着，张国焘作战方案也不做了，气呼呼地离开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朱德打破沉默，对陈昌浩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的部署不能耽误。胡宗南不等我们啊。”

陈昌浩说：“这次再不能分开了，一定要与党中央会合，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办。”

陈昌浩和朱德领着参谋们做方案，首先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3人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中央领导的顺序是林育英、毛泽东、张闻天等，报告说：“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活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宗南部为目的。”

第二电以“朱张”的名义下达各部队，下令红四方面军准备执行中革军委的抢占陕甘大道的战役计划：“静宁、会宁战役是消灭胡宗南，争取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要关键，望即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热烈的战斗动员”，“大大发扬阶级友爱，保障一、四方面军亲密的兄弟团结”。

第三电是朱德个人给“毛周彭”的密电，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与中央领导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电报说：“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每晚请通知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不料，电报稿送到电台，电台已经接到张国焘的命令，各部队电台不得接受朱德的电令，凡未经张国焘签署的电稿一律不准拍发。

朱德知道后很着急，对傅钟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傅钟立即就去找电台同志。

电台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气氛很紧张。

张国焘临走时安排了人“看住”电台。

大家都怕张国焘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傅钟先表扬了电台的工作，然后说：“有人反对北上的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下级要服从上级，你们说总司令的电报要不要发出?”

电台台长王子刚站起来说：“给总司令发报!”

3份电报发出时已经是22日凌晨了。

张国焘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一个人在油灯下琢磨，我若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势必与一方面军会合，会合就是要交出兵权，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那时一切都完了。第一步夺了我的兵权，第二步就要给我清算另立中央的错误，开除党籍，军法从事。不行，不行。

他没有料到的是连他一直重用栽培的陈昌浩都反对他，真是没想到。不行，要找他谈谈。他不能带头反对我呀，影响太大!

他深夜3点到陈昌浩房间找陈昌浩说，你无权改变我的决定，你与朱德命令四方面军北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周恩来让四方面军单独对付胡宗南是要消耗四方面军。今天的革命形势应当保存四方面军，会合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要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说着说着，他竟哭了起来。

陈昌浩说：“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你不北上的决定是错误的。我们必须与中央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张国焘一听陈昌浩的口气，愣住了。

他一甩门出来了。

陈昌浩的反对，更使他感到自己的分裂行动的严重后果。

20日夜间，张国焘从陈昌浩房间出来，他的恐惧感更加强烈。

他考虑必须像反对松潘作战计划一样，坚决反对静会作战计划，北上就是他的末路，就是他的破产。他为自己在理番县卓木碉的分裂行为后怕。

他走到地图前，看着地图，觉得现在渡过黄河很容易，不需要同胡宗南的部队决战。所以，他要从根本上推翻会议决议，要四方面军部队坚决“自主即速采取第二方案”，到甘肃北部保存实力。

他觉得自己在总部太孤立，必须到“前指”去，以“前指”的名义给部队下达命令，要部队先过河。于是他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21日跑到四方面军漳县三岔村前敌指挥部，见到徐向前后，就叫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都找来。

这些同志都来到后，他流着眼泪说：“我是不行了，我这个主席干不了了，让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的。”

大家听后很愕然。

然后，他指着地图说，陕甘北地区地瘠民贫，不便大部队解决军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各部队要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以程世才、李先念30军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点;以孙玉清、陈海松9军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而后，再加董振堂、黄超5军一个军再渡河北进。同时，部队立即开始调动。

陈昌浩连夜赶来后，见漳县“前指”都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就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