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忠君爱国的故事【经典19篇】

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唐朝时的大将。当时，两人因为平时的一些误会，积怨很深，感情很不好。平时即使同桌吃饭，互相都懒得瞧上一眼，更别提说话了。

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令郭子仪做朔方(今宁夏一带)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

李光弼这时有些担心，怕郭子仪公报私仇，借故杀他，他甚至想偷偷逃走。哪知郭子仪反向皇帝极力举荐他，结果皇帝就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同时，郭子仪还将自己部下的一万精兵分给了他，让他带兵东征。

郭子仪此举，让李光弼产生了更大的误会，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他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来，找到郭子仪说：“今后不管怎么处置我，我都不抱怨，只图不连累妻小。”

郭子仪听后，很是诧异，忙离开座位，抱住李光弼，眼含热泪说：“国家危急，我们应该同心协力，不能再小肚鸡肠，斤斤计较了。”

李光弼见郭子仪心胸如此坦荡，便带队请战。此后，将帅一心，在平判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胡兰――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她――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挫败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她以自己青春的热血，书写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当年，她的英雄事迹之所以迅速名扬四海，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山西《晋绥日报》刊登的消息，二是歌剧《刘胡兰》的上演，三是毛泽东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阎锡山调集近万兵力对晋中地区进行扫荡，声称要“水漫平川”。阎系七十二师少将师长艾子谦率领3个团兵力坐镇文水县，情况开始日益恶化。当时，中共文水县委出于爱护，曾考虑让刘胡兰随同部分干部转移上山，但刘胡兰得知后，坚决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她的理由是自己年龄小，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并且熟悉当地的情况，便于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

一、屠“狗”

阎系部队“水漫平川”后，石佩怀(小名石大成)接受了大象镇阎系乡长的任命，走马上任成为了云周西村新一届伪村长。上任伊始，他积极为阎系军队派粮派款，递送情报，瓦解为中共工作的相关人员，群众愤恨地称他为“狗村长”。继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刘胡兰，通过中共地下交通员把石佩怀的情况汇报给区长陈德照，陈德照又很快把此事汇报给文水县长许光远，并请示处理办法。许县长下达了处死石佩怀的指令。l946年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放哨掩护下，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从西山下来后和共方秘密村长白裕河等人处死了“狗村长”。

翌日下午，云周西村伪村公所书记张德润，把自己推测的“狗村长”被杀经过报告给了驻大象镇的阎系军队一营，情报内称：“石村长被杀，系八路军二区区长陈德照及其弟‘鱼眼三’(绰号，大名为陈德礼)和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等共谋杀害。”一营营长冯效翼和副营长侯雨寅闻讯后秘密来到了云周西村，在地主石廷璞家里，张德润向冯、侯二人详细报告了石佩怀被杀经过和村里地主被斗争的情况，并且还报告了共方在村里的干部、积极分子、干部家属的名字，计有：刘胡兰、张年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梅兰则、金仙儿等。

云周西村共方农会秘书石五则，过去受到过刘胡兰面对面的批评。区党委为了纯洁组织，撤销了石五则农会秘书的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阎系“水漫平川”后，因为党组织没有让石五则转移上山，他牢骚满腹，不但不积极为党工作，反而千方百计投靠敌人。石五则完全从思想上、组织上背叛了党和人民，进行着种种罪恶勾当。

“狗村长”被镇压后，12月26日，天象镇恶霸地主“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和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白占林带着一帮复仇队员来到云周西村。到村后，吕德芳命令部下到各处搜捕抢劫，他来到岳父石春义家，又同石春义到了段二寡妇家里，在这里第4次召见了叛徒石五则，石春义在大门外为他们放哨。石五则告知吕德芳杀死石佩怀的是二区区长陈德照。

密谈结束后，复仇队员已把村民集中起来“开会”，吕德芳在会上向群众“训话”。他威胁村里的共方干部，要他们“自首”，又威胁群众，要他们“告密”，声言不弄清石佩怀被杀的真相势不罢休。可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训话”完毕，匪徒们把陈德照家中的东西抢得一干二净。又用枪托把陈德照的大伯陈树荣打出门外，一把火烧毁了陈德照家的房子。后来，敌人拉着抢来的18车粮食、衣服，急急忙忙地逃走了。刘胡兰站在一家屋门的拐角处，一直监视着这群匪徒的暴行。敌人走后，刘胡兰把敌人这次暴行的经过和匪徒的姓名，迅速地通过交通员石三槐报告给了区长陈德照。石五则也通过石春义把近几天了解的情况报告给了吕德芳，并且和吕德芳进行了第5次交谈，把云周西村党组织成员名单全部出卖给敌人。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率领复仇队员和阎系―营二连连长许得胜带着几十个“勾子军”(晋中百姓对阎系军队的鄙称)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许得胜命令石五则的弟弟石六狼引导“勾子军”到李玉芳家里抓住了石三槐。旋即，石五则也被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队员韩流八等“绑”了起来，石五则知道这是在演戏，并不慌张。

四闾闾长石长茂，引着4个“勾子军”抓住了民兵石六儿和张生儿，另一伙“勾子军”抓住了韩拉吉。“勾子军”还在地主石廷璞院内吊打了石六儿，但石六儿始终没有吭声。当日下午，石三槐、石六儿，石五则、张生儿、韩拉吉5人被敌人带到大象镇据点。

二、告密

这天晚上，石三槐、石五则等5个人在大象镇武宗祠堂内由吕德芳、许得胜、侯雨寅、孟永安(石佩怀的继任者)等人组成的刑庭上的表现是皆然相反的。石六儿和石三槐虽经严刑审讯，但始终守口如瓶。韩拉吉和石五则屈膝投降，供出了村里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基本情况：妇救会秘书刘胡兰、陈德照、石世芳是共产党员;石三槐是八路军的“公人”;石六儿是八路军的民兵……张生儿在敌人面前也说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当晚，一营营部把一份报告送到二一五团团部。报告认为，石佩怀忽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方区长冯德照(系陈德照之误――笔者注)及其弟‘鱼眼三’等人所为。这个报告被送到二一五团团部后，团长关其华，政治主任夏家鼎、副团长祁永昌、政工秘书李天科等人在文水城内团部召开了政务会议。会上，关其华等人认为最好在大象镇附近做个“典型”：要想在文水县推行政权，建立据点，必须要杀几个人，使当地一般农民及游击队、民兵对阎系部队产生畏惧感，不敢再捣乱。夏家鼎拿着一营的报告宣读后，由李天科根据一营报告，用毛笔给师部写了一份报告，由关其华亲自交给了艾子谦。

艾子谦阅毕报告，与政治主任张称扶商议后亲自下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1月11日夜，在大象镇一座四合院北房大厅里一群人围桌而坐，正在讨论对云周西村的共产党采取行动的计划。他们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翼、一营特派员兼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人们一般称其为“大胡子”)、副营长侯雨寅、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新上任的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机枪连长李国卿等。会议决定，第二日拂晓，包围云周西村，采取行动，其具体分工情况如下：李国卿负责警戒，许得胜负责扣捕人，孟永安负责召集全村民众开会，吕德芳负责杀人行刑，张全宝除负责总指挥外还要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刘胡兰“自白”。

以上告密实情及具体的行动安排，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59年9月以后才大白于天下。

三、行凶

1947年1月12日上午，艾子谦、张全宝、吕德芳、许德胜等人率部进入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石三槐、石六儿、张年成、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先后被阎系部队抓到村南观音庙外西侧广场。村里群众大多数也被驱赶到广场上来。刘胡兰见事态紧急，躲在了刚生过小孩的邻居金钟嫂家里，但看到那里已躲了好几个群众，唯恐连累了大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观音庙广场。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发现了人群中的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后和白占林、温乐德一起把刘胡兰从人群中拉出，和其他6个人押在了一起。

大胡子张全宝和许得胜宣布了7人的“罪名”后，要村民进一步“揭发”他们的罪状，但村民们没有一人说话。无奈之下，大胡子把叛徒石五则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我死也不屈服，决不投降”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四、惩凶

刘胡兰等7位烈士遭杀害的惨案发生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消灭阎系部队”、“活捉‘大胡子’”、“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1947年2月2日，王震将军属下的三五九旅攻进了文水县城，阎系部队全部缴械投降。八路军俘获了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伪文水县县长唐剑秋、阎系二一五团代副团长张育修以下官兵1500多人。

密谋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之一，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在战斗中化装成一个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八路军击毙。吕德芳的哥哥，文水县三青团书记、“三料特务”(指国民党、日寇、阎系)吕善卿，经上级批准处决，但推迟到召开刘胡兰烈士追悼会时执行，先由吕梁军区派人押到交城县三道川训练班里。在此期间，看管人员对吕善卿进行了反复审讯，追查刘胡兰惨案中的告密者。吕善卿在俘虏中与公安局看守所中均没有看到吕德芳，认为他不是逃走，就是被打死了。为了逃脱罪责，每次审讯时，他都把惨案的阴谋活动推到他弟弟吕德芳身上，说自己不知道内情。1947年夏，公安人员再次对吕善卿进行了审问，他交代了在太原和文水的特务活动，同年秋被镇压。

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最初都是村里的民兵，在环境恶劣时，投敌叛变，当了复仇队员，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公开抓人、打人、杀人。大象镇复仇分队长武金川，2月5日在大象镇被逮捕，当天下午，被押到云周西村。燃烧着为烈士复仇火焰的云周西村群众，在刘胡兰烈士就义处，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刽子手镇压。在大庙前人群中带走刘胡兰的复仇队分队长白占林，2月18日被大象镇民兵在保贤村扣捕，押解到神堂底村交给公安部门，在中庄村被镇压。复仇队员温乐德1951年被依法管制。

石喜玉被捕后，被押送到文水公安局。在审讯中，他不承认曾被抓到大象镇后见过吕善卿，更不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说随敌回村打人、杀人是被迫的。因为没有更多的确实证据，1948年春经县委书记、县长批准，石喜玉被取保释放。

云周西村村长孟永安，1947年1月12日随敌回村，担任残杀人民大会的主席。1947年7月，他被从清徐煤矿追捕回来，后病死在监狱中。屠杀7烈士的阎系帮凶韩拉吉，因和伪乡公所指导员争风吃醋，1947年l 2月被敌打死。阎系二一五团团长关其华，一营营长冯效冀，在1948年6月21日的介休“张兰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五、捕“漏”

解放后，制造和参与刘胡兰惨案的凶手，还有一批漏网在逃，人民并没有因为这笔血债的部分参与者被惩而停止对案情的进一步调查。

与文水县东边毗邻的祁县是晋中平原上的一个富庶大县，贾令镇是祁县的一个大镇，镇上有家“万和堂”药铺。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万和堂”药铺新来了―个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各级政府按照中央指示，对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和清算。“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许得胜。在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调查如有进展可以密切配合全国镇反运动的进行。他当即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那位炊事员，正是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许得胜。许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营长。1947年2月2日，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县城解放，许德胜逃至贾令镇，潜伏在“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经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公安部门将许得胜拘捕，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许犯被枪决。

1947年2月，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被击伤，在医院住了5个月后，出院后任阎系亲训师一团五连少尉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又被人民军队击伤。1949年3月，张全宝又跑到太原追击师三团五连当上了上尉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犯被俘。他被送到华北军区教导团二团训练了3个月，7月间，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恶严重，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历史，1950年7月25日被释放。8月1日，张全宝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和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摆了一个纸烟摊子，做起了小买卖。1950年冬，歌剧《刘胡兰》在运城上演，引起的反响盛况空前，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在街头摆纸烟摊的张全宝，听着人们的议论，吓得心惊肉跳。没等太阳落山，他就早早收摊，回到家匆匆吃了饭，照着镜子打扮起来。他先把两腮刚刚露出黑茬茬的胡根刮了两遍，胖胖的脸显得一片青白。然后，他穿上一件棉大衣，头上戴顶带耳棉帽，用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又戴了一副茶色眼镜。天色渐渐黑了，张全宝向戏院走去。

歌剧《刘胡兰》连演数场，场场爆满。张全宝低头挤进人群，躲在剧院最后面，胆颤心惊地看完全剧。回家躺在床上，张全宝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歌剧中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大胡子叫“许连长”――许连长就是许得胜，编剧也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了――看来这一关又躲过去了。

张全宝高兴得太早了。镇反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公安机关的阎系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二一五团二营副营长傅永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检举出张全宝躲藏在运城的线索。1951年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包围了张犯的住宅。公安人员破门而入，将其抓获。运城县公安局把张犯转押到万泉县公安局。经过万泉县公安机关多次审讯，张全宝供认了密谋和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事实。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凶手之一。1947年2月1日，在交城县的西岭、东社战役中，侯雨寅被八路军交文支队擒获，被押送到吕梁九分区联络部训练大队受训。他隐瞒了密谋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全部经过，于3月16日被释放，回到原籍程山县宝泉庄。1950年秋，晋南稷山县―伙反革命分子串连地下组织“汾南游击队”，阴谋暴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侯雨寅亦参加到其中，自命为“大队长”。正当候雨寅做着颠覆人民政权美梦的时候，1951年5月11日，他被程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在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猾，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下午，绿杨夹道的文(水)祁(县)黄土路上，走来一辆双套骡子大车。车上三四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凶犯，车两旁还跟着七八个公安民警，双手紧握步枪，威武雄壮。马车前盘上，捆着小个子侯雨寅，张全宝则被捆在车厢里。经过公审，二人被就地枪决。

六、追叛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陈德照的六弟，当时任湖南省吉首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五则过去的可疑表现。公安机关根据检举的材料，进行了严密的侦察。同年12月，公安人员来到云周西村，依靠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获得了新的材料。l2月l9日，文水县公安局将调查结果送汾阳县政法办公室(当时文水、汾阳、交城合并为汾阳县)。12月30日，公安机关又送去一份补充材料，政法办公室搁置了这些材料未及时予以处理。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10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察，进一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五则等三人成为了重点调查对象。

1959年9月，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逮捕了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翌年8月，公安局又逮捕了书写密告材料的张德润。中央公安部对此案非常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清。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达文水后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终于搞清楚了石五则、韩拉吉和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石五则为人阴险狡猾，公安机关曾在1947年10月怀疑他出卖刘胡兰而将他扣捕。当时，由于他未承认出卖刘胡兰的罪行，又因当时文水城被敌人占据，党政军民一致对敌，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侦察，未获足以证明其罪恶的确切证据，1947年12月23日石五则被暂时释放。石五则回村后，为了掩盖罪恶真象，嫁罪于人，向别人大肆宣传说，石三槐把什么都暴露给“勾子军”了。在威严的法庭上，尽管石五则装聋作哑，百般抵赖，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生儿对他参与杀害刘胡兰等7烈士的罪恶事实供认不讳，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石喜玉亦承认自己充当帮凶的杀人事实，被判处死刑。大象镇复仇队员、逮捕刘胡兰烈士的温乐德，1959年12月23日在大象镇被捕，196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逮捕在案和由外地解押文水监狱的罪犯有：原阎系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张称扶、二一五团政治主任夏家鼎、政治室秘书李天科、一营机枪连长李国卿、一营二连三排排长申灶胜、一排排长牛志义等人，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制裁。阎系二一五团一营二连四排排长李保山1960年7月21日畏罪自杀。

1963年2月14日，石五则被文水县人民政府枪决，至此，刘胡兰等7烈士惨案的侦破和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这本书写了许多英雄人物，比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巾帼不让须眉的何香凝，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

我最敬佩的是邱少云。有一次，运粮食时，邱少云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炸弹很可能会爆炸，邱少云抱起炸弹，朝河边跑去。一到河边，邱少去就把炸弹扔了，刚扔出去炸弹就爆炸了。最令我感动的科学实验是敌机扔炸弹时，一颗炸弹扔到了邱少云身边，为了保护战友，为了战斗的胜利，邱少云在烈火中一动也不动，直到牺牲。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英雄人物，要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也一起来看吧。

东汉末年的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永康)人。他出身于富豪家族，但祖辈无人出仕为官。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由祖母抚养长大。时值东汉末年，政权不稳，民不聊生，董卓之乱时，鲁肃卖掉土地，散尽钱财，结交贤达，深为乡民拥戴。

周瑜听说鲁肃豪爽仗义，便慕名找到鲁肃，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避战乱，鲁肃先依袁术，后附周瑜，在周瑜的引荐下，成为孙吴政权之臣。鲁肃认为汉室已经不可能复兴，曹操也不可能短时间内被除掉，所以一直力劝孙权经营江南，鼎足江东。孙权很欣赏鲁肃的见识，称他“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每每遇见有大事需要定夺，都让鲁肃出谋划策。

在当阳长坂，鲁肃与刘备相遇，鲁肃又与他纵论天下大势，力请刘备与孙权联合，共拒曹操。刘备非常赞同鲁肃的看法，便进驻夏口(今湖北汉口)，派诸葛亮随鲁肃去见孙权。孙权得知曹操进犯，召集众将商议。鲁肃力主抗曹，说自己如果降曹，仍不失为州郡之官长，而孙权降曹会是什么结果呢?于是，孙权授权周瑜，让他主持战事，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帮助周瑜出谋划策。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攻打曹操。

蜀国的军师诸葛亮和东吴都督周瑜经常在一块儿商议军机大事。周瑜嫉妒诸葛亮的才干。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水上交战，用什么兵器最好?”诸葛亮说：“用弓箭最好。”周瑜说：“对，先生跟我想的一样。现在军中缺箭，想请先生负责赶造十万支。这是公事，希望先生不要推却。”诸葛亮说：“都督委托，当然照办。不知道这十万支箭什么时候用?”周瑜问：“十天造得好吗?”诸葛亮说：“既然就要交战，十天造好，必然误了大事。”周瑜问：“先生预计几天可以造好?”诸葛亮说：“只要三天。”周瑜说：“军情紧急，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说：“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我愿意立下军令状，三天造不好，甘受惩罚。”周瑜很高兴，叫诸葛亮当面立下军令状，又摆了酒席招待他。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起，到第三天，请派五百军士到江边来搬箭。”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走了。

鲁肃对周瑜说：“十万支箭，三天怎么造得成呢?诸葛亮说的是假话吧?”周瑜说：“是他自己说的，我可没逼他。吩咐军匠们，叫他们故意迟延，造箭用的材料，也不给他准备齐全。到时候造不好，定他的罪，他就没话可说了。你去探听探听，看他怎么打算，回来报告我。”

鲁肃去见诸葛亮，想探个究竟。诸葛亮说：“三天之内要造十万支箭，得请你帮帮我的忙。”鲁肃说：“都是你夸下的海口，我怎么帮得了你的忙?”诸葛亮说：“帮我找二十条船，每条船上要三十名军士。船用青布幔子遮起来，还要一千多个草把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第三天管保有十万支箭。不过不能让都督知道。他要是知道了，我的计划就完了。”

鲁肃答应了，虽然他和周瑜友谊深厚，也不知道诸葛亮找船有什么用，但他既然答应了诸葛亮，所以回去后报告周瑜，果然只字未提找船的事，只说诸葛亮不用竹子、翎毛、胶漆这些造箭材料。周瑜疑惑起来，说：“到了第三天，看他怎么办!”

鲁肃私自拨了二十条快船，每条船上配三十名军士，照诸葛亮说的，布置好青布幔子和草把子，任凭诸葛亮调度。第一天，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仍然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三天四更时候，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叫我来做什么?”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箭。”鲁肃问：“哪里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诸葛亮吩咐把二十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

这时候大雾漫天，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天还没亮，船已经靠近曹军的水寨。诸葛亮下令把船尾朝东，一字儿摆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鲁肃吃惊地说：“如果曹兵出来，怎么办?”诸葛亮笑着说：“雾这样大，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我们只管饮酒取乐，天亮了就回去。”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来攻，我们看不清虚实，不要轻易出动。只叫弓弩手朝他们射箭，不让他们近前。”从旱寨调来六千名弓弩手，到江边支援水军。一万多名弓弩手一齐朝江中放箭，箭好像下雨一样。诸葛亮又下令把船掉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仍旧擂鼓呐喊，逼近曹军水寨去受箭。

原来，诸葛亮神机妙算，算出三日后必有大雾，不但用“草船借箭”的方法从曹操那里得了箭，还估计出一共得箭多少支。诸葛亮轻摇羽扇潇洒地对鲁肃说：“你有所不知啊，我方才静听舱外箭雨之声，心中默数，算来此次曹贼所赠之你有所不知啊，我方才静听舱外箭雨之声，心中默数，算来此次曹贼所赠之箭应有十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一支!”鲁肃听得张口结舌，心中暗想：“这人莫非神仙下凡?”清点过后，小卒进来禀报，共得箭十二万五千一百支。鲁肃顿时大惊失色，诸葛亮虽多算了十一支箭，但预算能精确到百位，却也是非凡人可以企及的。鲁肃正要恭维一番，却见诸葛亮面色凝重，便不敢出声，想来他是为误差十一支箭而懊恼。诸葛亮严肃地对小卒说：“你们仔细清点了吗?”在小卒眼里，诸葛亮就是神仙，见他脸色难看，吓得扑通跪下：“回禀先生，确实细细清点了，不敢有分毫差错。”鲁肃严厉地对小卒喝道：“再去重新清点，检查一下船舷等处有没有查漏之箭。有错漏者军法从事!”小卒应声下去了。

鲁肃诚恳地对诸葛亮说：“十二万多支箭，先生只漏数了十一支，我已经很佩服。偶有一两支没有戳稳的箭落入水中也是难免的。先生何必这么严格地要求自己呢?”小卒再次来禀报，经过核实，仍旧只有十二万五千一百支箭。诸葛亮看着小卒的背影，长叹一声，坐倒在舱板上，神色更难看，好久没有说话。快到东吴水寨时，诸葛亮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对着鲁肃深深地鞠了一个大躬。鲁肃连忙起身还礼，说：“先生为什么对我行这么大的礼啊?”诸葛亮说：“素闻先生诚信。前几日不仅帮我找船，而且还为我严守秘密。今日我还有一事相求：听声数箭一事，请代为保密，不要外传，我感激不尽!”鲁肃安慰他说：“先生放心!仅数差十一支箭，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是神仙一样高明了，您却为这件事感到惭愧，鲁肃佩服先生的为人，替先生保密就是。”鲁肃答应诸葛亮后从未向他人提起过此事。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了“神人”，未卜先知，洞察天机，无所不能。不过这些大家都知道了，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诸葛亮真实的故事，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历史上的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生卒于公元181年—公元234年，出生于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是三国时期蜀汉国的丞相。诸葛亮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诸葛亮的一生被人们传颂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也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接下来就由小编来揭秘下历史上的诸葛亮。

(公元181年)诸葛亮出生在徐州琅琊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宦家庭。诸葛亮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父亲诸葛珪娶章氏为妻，生有三男两女。长子诸葛瑾，次子诸葛亮，幼子诸葛钧。在大哥之后，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年轻时重点研究儒家经典，以孝顺而闻名。后来他避乱江东而被孙权重用，并逐步升迁到东吴的最高军事职务———大将军。诸葛亮的弟弟诸葛钧史书上记载甚少，只说他一直追随诸葛亮，后来当过蜀国的长水校尉。诸葛亮有一位堂弟，名叫诸葛诞。他在魏国出任军政要职，位极人臣。诸葛家族在这一时期，不仅仅英才辈出，而且他们在三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都执掌权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而他们中最耀眼的明星，无疑是诸葛亮。

诸葛亮的童年甚至于他的一生都是极其坎坷的。他很小时，父母亲就先后离开了人世。之后，他们兄妹几个被叔叔诸葛玄的好友刘表抚养成人。诸葛亮从小受到了系统的儒学训练。当这位青年学子17岁时决定自立，他在离襄阳城外不远的一个地方隐居起来，半耕半读。他居住在襄阳的隆中，读了许多书。首先他读过儒家著作。比如：《诗》、《书》、《礼记》、《春秋》等。其次，他还读过兵家的书，如《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等。特别是诸葛亮著名的八阵图，更是研习前人的军事著作后演化而来的。诸葛亮只是吸取这些学说的营养，却不盲目迷信这些学说。他曾经这样评价诸子百家：“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

据史书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有襄阳著名的学术领袖、大师级的人物庞德公、大学者司马徽和黄承彦。其中特别是黄承彦很欣赏诸葛亮的人品和学识。有一天他突然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位丑女儿，头发黄、脸上黑，不过她的才干倒是与你相配。诸葛亮听后居然同意了这门婚事。可能她确实不算漂亮，但是诸葛亮择妻看重的是她的才干，而不是她的外貌。这正是诸葛亮的人品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人们评价诸葛亮说他性情“高逸超群”。据传说，他们夫妇婚后的生活很幸福。诸葛亮随刘备出山后，一直南征北战，黄月英在家里辛勤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成长。传说这位女士还绝顶聪明，她发明了一个会磨面的木头机械人，后来，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就是在黄月英的帮助下发明的。尽管黄月英既聪明又贤惠，但她毕竟长得有点难看。古往今来，总有不少人替诸葛亮感到遗憾。不过,在黄月英的家乡湖北襄樊，当地人为这位才女修建的庙宇里，她可一点也不难看，当地还有关于她的动人故事。

尽管荆州境内卧虎藏龙，但荆州牧刘表却从来没有看出诸葛亮是个人才。可能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只是好友诸葛玄那个可怜的侄儿。即使他听说庞德公这样的德高望重者都称诸葛亮为“卧龙”，他也不会相信。毕竟，那需要眼光。《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刘表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这就是为什么荆州境内人才济济，而刘表却无所建树的重要原因。

古往今来，一直有很多人不明白，诸葛亮为什么不去投奔曹操?在政治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政治优势。在实力上，他统一了北方，兵多将广、钱粮充足。在个人能力上，他堪称雄才大略，当时的政治家无人与他相比。特别是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求贤若渴，三次颁布“求贤令”，广纳天下贤才。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妓女?”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险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

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认为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这样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这个总理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吧?

周恩来总理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记者的伎俩，马上肯定地回答：“有!”顿时，全会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周恩来的回答既识破了少数人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顿时全场掌声如雷。

当列车缓缓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驶出，当这座城市渐渐远离我的视野，泪水已不知不觉得滑落我的脸颊。泪水中有对亲情不变的眷恋，但是多了对这个城市的担忧。如果说以前的新疆是一个茁壮成长的青年，现在，他受伤了。

2009年7月5日，当境内外“三股势力”将它罪恶的魔爪伸向这座城市时，几百名无辜的群众就这么倒下了。可耻的犯罪分子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我各民族众多的同胞，其行为令人发指，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谴责。

事件发生后，各大媒体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刊载。同胞的血迹和眼泪，孩子那无辜的眼神都让我感到无比的揪心。多少幸福的家庭就此破裂!回想这么些年，新疆在国家的关怀下，各方面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有了大大的提高。尤其是对于我们少数民族同学，在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帮助下，很多都得以进入内地名校继续求学。我们心中真诚的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关怀。

然而，总有一部分人企图分裂新疆，在他们心中唯恐新疆不乱。新疆自古以来都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有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47个民族。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完美的并存在这快美丽的土地上，使人们的生活多姿多彩。各民族同胞互相帮助，共同建设着这块美丽的土地。每当走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看着一片片繁荣的市场，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开心。然而，事件发生后，人们不敢再上街了，市场也变的萧条了，整个都沉静了，叫人感到恐慌，更加怀念那些繁荣的日子。为什么要搞分裂?团结难道不是更好吗?此时，我更加深深的体会到民族团结是多么重要啊!

民族团结是一种精神、一种思想整合力量、一种追求，它对凝聚人心、整合社会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国策，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情感和意愿的大举。

由于这次事件，新疆各族同胞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威胁。短期内的交通管制，信息屏蔽和网络中断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这次事件无疑也对新疆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就拿旅游业来说，据官方披露，事件才发生3天，已有1450个旅游团队共84940名游客提出取消赴新疆旅游的预定，其中包括4396名外宾。由关联效应，大家可以推知餐饮业，零售业等蒙受的损失。

作为一名国际商学院的学生，我深深的明白，国际贸易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推动力。但是，只有在国内形式稳定的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与你做生意。新疆与8个国家比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形势稳定，一直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很好的贸易往来。但是7。5事件后，哈萨克斯坦已经从新疆撒走侨民1000多人，而只有500万人口的吉尔吉斯斯坦小国也撤走侨民100人。目前的损失暂且不提，但是以后呢?

同时，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同学的我，从小与汉族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大家互相帮助，互相进步，结交了深厚的友谊。来到美丽的西财后，更是得到了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从心底里感谢学校，感谢大家。同时，我决定，一定要努力学习，综合发展，作一名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

分裂分子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这次事件是不会影响我们56个民族的团结的。它只能使我们更加珍视团结，更加痛恨分裂。同时，对于分裂分子歹毒的用心，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相信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盛。

在诸葛亮巧使空城计中，诸葛亮采用弹琴退敌的计谋，这个谚语由此而来，以下为参考：

诸葛亮北伐中原，由于错用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结果致使街亭这个战略要地失守，再无法进军取胜，而且随时有被魏兵堵截归路、全军覆灭的危险。

诸葛亮顿足长叹：“大势去矣，这全是我的过错造成的!”为避免更大损失，忙安排人马，布置撤退。

为防魏军乘势追击，赶紧把关兴、张苞两员小将唤到帐前：“你们二人各带三千人马，在武功山小路两侧布置疑兵。如果魏军来到，敌众我寡，切不可战，只大声击鼓呐喊，用疑兵计吓退他们即可。然后，急奔阳平关，撤回国内!”

又把张冀叫来布置：“引部分军兵，快速修理剑阁通道，以为大军准备退路。”

然后传令：大军悄悄收拾行装，分别从各自驻地快速撤回国内。

诸葛亮的中军营地现在西城县内，这是个弹丸小城，易攻难守。待诸葛亮把身边人马分派出去执行紧急命令之后，城中就近于空地了。正要拔寨撤离，忽然十几匹马飞跑进城来，马上士兵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报告：“司马懿亲率十五万大军，已向西城扑来，而且马上就要到了!”

这时，诸葛亮身边只剩下一些文官，连一员武将也没有。士兵也大多派出去，只留有两千老幼病残，根本无法作战。

众官员听到这消息，一个个吓得面无血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很明显，战不能战，逃也逃不掉——此地路径狭窄，惟一大道已为司马懿占住。再加上辎重行李多，马匹、车辆少，逃不出几里，就会被魏军铁骑追杀殆尽。

诸葛亮也十分紧张，忙登上城楼向外望。果然，西北方向尘埃冲天蔽日，已隐隐有大军奔走声如沉雷般动地而来;尘头起处更不时闪现魏军旗号，招摇挥动。

诸葛亮稍一沉吟，马上传下命令：把城内所有旗帜全放倒，藏匿起来!城内士兵，各自隐在驻地房舍、围墙内，不许乱动乱叫，如果违令不遵者，立斩!然后，又下令：大开东南西北四面城门，每一门前，派二十名老少军兵打扮成老百姓模样，洒水扫街，不许神色慌张，举措不当。如果魏军冲到城前，也不能退入城内，仍要一如既往。

众人不解其意。

诸葛亮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我自有退兵之法，你们不必惊慌。”说罢，披一件印有仙鹤图案的宽大长衫，戴一顶绸布便帽，让两个小童抱着一张琴、一只香炉，随他登上城楼，赁着楼上栏杆端端正正地坐下，点燃香。然后，闭目养了会儿神，再缓缓睁开眼，虚望前方，安然自得弹起琴来。

这时，司马懿统领的大兵已来到城下。先头部队见到这种情形，都不敢贸然前进，急忙向司马懿报告。

马司懿不相信，以为部下看花了眼：诸葛亮怎么打扮成道士模样，不领兵拒敌，反而悠闲地在城头弹起琴来?于是命令三军暂且停止行动，自己则飞马跑到城下，远远观望。

果然，城楼上诸葛亮笑容可掬地端坐，在袅袅上升的香烟间，旁若无人、安然自得地正沉浸在自己所弹奏的琴音中。他左边的童子，手捧一把宝剑;右边的童子，则拿着一把尘尾。城门口处，有二十余老少百姓正低头洒扫街道，有条不紊，不惊不慌。

司马懿看了许久，听了很长时间，无论从对方人物的表情动作还是诸葛亮所弹出的琴声中，都看不出丝毫破绽。

其子司马师道：“我们应即刻冲杀进去，活捉诸葛亮!他分明是故弄玄虚——城肯定是座空城!”

其他将士也纷纷要求进兵攻城。

司马懿凝然不动，仍静静谛听。忽然他神色一变，露出紧张模样，忙下令：“后队改作前锋，先锋变为后队，马上撤退!”

众人不解：眼前并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司马懿怒道：“马上撤退。违令者斩!”

众将士狐疑不明，却只好遵令撤退。

直到撤离西城远了些，司马懿才心有余悸地解释：“诸葛亮这个人和我打过多年仗了。他一生最是谨慎，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更甭说干冒险的事了!令天大开城门，故意显出是座空城，让我们白白拿走并轻易把他捉住，这里就肯定有埋伏，是个骗局!我军若贸然轻进，必中其计。”

司马师问：“父亲一直凝听静立，后来并无动静，您为什么突然神色大撤军呢?”

司马懿冷笑：“当统帅、做大将的人，必须善于观察天地之间的运行变化，了解人间世上的各种知识!我听到诸葛亮琴音，初始平和恬淡，却突然昂扬激烈，渗出一股杀机!分机要动手、出兵了!再不走，让他围住，四面挨打不成?!”

司马师及众将觉得有理，但仍不十分信服。不料，才走不远，刚进入武功山，猛听得山坡后杀声震天，鼓声动地，伏兵顿起。众将大惊。司马懿道：“刚才若不及时撤退，必中其计了!”话音未落，只见旁边大道上一军杀来，旗上大字：“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

一见是西蜀有名战将、当年威震寰宇的张飞张翼德的儿子打杀过来，魏兵心惊胆战，纷纷弃甲抛戈而逃。

逃不多远，山谷中又喊杀声起，鼓角喧天、尘埃万丈。一杆大旗上写着：“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魏兵一见是关云长之子，更是魂飞魄散!哪敢接战?!

本是山地，喊声杀声因在谷中回荡，似乎漫山遍野均有蜀国兵马。烟尘大起蔽日遮天，内中旗帜招展，刀枪闪耀，更似乎是天兵大将!

魏军不敢久停，忙丢掉辎重粮草，仓皇而逃。

张苞、关兴也不追赶，只将魏军丢弃的辎重物资拣起，迅速撤退了。

再说西城中的诸葛亮，见司马懿带兵疾忙退去，轻轻长吁一口气，用手拭了额上的冷汗，笑了起来。

诸葛亮笑道：“兵法云，知已知彼，方可百战不殆。司马懿知我一生谨慎，从不弄险，所以见今天这情况，就判断我在用计、骗他入城。所以反慌忙退走了。而我知司马懿了解我的这一贯作风，所以便借用这种心理，而乘机算计了他!也是知已、知彼才敢如此啊!若换上司马昭或曹操统兵，我绝不会如此的!”

众人叹服。

“不过，司马懿也确是知我之人。如果不是实在没别的办法，我也不会用这险计的!实在是万不得已呢!” 诸葛亮道。

众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后怕不已。

司马懿退兵，一直又退回街亭，和曹真的大军汇合在一起时，才放下心来。而此刻，蜀国各路军已安然无恙地撤回本国了。司马懿于是又带一支人马来到西城。及问当地居民，才明白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误中诸葛亮之计。当得知当时诸葛亮所处的危险境地，他的所作所为及张苞、关兴其实只有少数人马，只是虚张声势而并不敢真正交锋时，不觉由衷叹赞：“诸葛孔明之才，我不如也!”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从小受父亲进步思想的熏陶。1923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中学学习，两年后升入省一师。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第 1大队任队长。曾参加支援黄安、麻城地区农民协会反击地主武装的战斗。6月，被党派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并一直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职务，和吴光浩、曹学楷等带领革命军转战鄂东北，开辟柴山保，粉碎国民党“会剿”。1930年春，当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4月，任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一师转战鄂豫地区。1931年至1932年，先后担任红四军直属警卫团团长、红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1932年夏于河南新集被张国焘错杀。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组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党代表兼第1路党代表。后与吴光浩等率部到黄陂县木兰山地区开展游击斗争。次年1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党代表，参与领导光山县柴山堡地区的武装斗争。7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党代表。1929年和徐向前共同为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指导边区武装斗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1930年 3月起历任第1军第1师政治委员、第4军第10师第28团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第75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省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24年，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当时的一师是董必武、陈潭秋宣传进步思想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董必武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戴克敏一家可谓真正的革命家庭。戴克敏的十叔戴先诚在1927年12月5日黄安城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二伯父戴先治和四伯父戴先致于1928年同一天被敌人押到紫云程芳村凌迟处死;三伯戴伯先在白区做地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在黄安城落入敌手，也于1928年遇害;堂兄戴道溥1929年在反“会剿”中被敌机炸死，装殓时已体无完尸。堂弟戴道高曾任黄安农民自卫队队长，参加黄麻起义和根据地反“会剿”斗争，1930年在麻城乘马岗作战牺牲;大弟戴道深1930年11月在攻打黄陂姚家集战斗中身负重伤，疗伤时不幸被捕，同年底在檀术岗英勇就义;1932年7月，戴克敏被张国焘错误杀害于河南新集;父亲戴雪舫于同年九月在新集为掩护学生转移时，被敌机炸伤，经抢救无效牺牲;八叔戴叔先亦于同年10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堂妹戴醒群于1939年9月在夏家山被捕，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采用分尸酷刑残忍杀害。

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6月，在武汉参加了“五卅”运动。7月，受董必武的派遣与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汪奠川等黄安旅省青年利用暑假回到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创办了《黄安青年》小报，转载各地反帝斗争消息，传播革命理论，使黄安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十分注意党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介绍了郑位三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使黄安党团组织在革命斗争中逐步扩大。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0月进抵黄安，他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至此，黄安党团特支由秘密转入公开，县党团特支办公所在地也由七里坪迁到县城。并于同年冬，指派共产党人吴焕先、吴先筹在箭厂河、四角曹门等地办起了“三堂红学”，建立起一支百余人的农民革命武装。1927年2月，黄安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当选为县农民协会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革命运动。同年3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撰写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对农民运动作了高度评价。4月，随农讲所学生军驰援麻城，平息了反动红枪会的叛乱，撰写了《剿灭麻城会匪经过》一文，进一步论述了发动广大农民起来革命的重要作用。5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中央独立师平定夏斗寅叛军进攻武汉的战斗。6月，于农讲所结业，被党派回黄安工作，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兼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下令“清党”，大肆屠杀革命者。他不顾敌人的“通缉”，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8月初，负责组织成立了黄安县防务委员会，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指挥和领导全县的军事斗争。

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发动秋收起义计划，起草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组织暴动计划》，积极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参加领导了黄安“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黄麻起义胜利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党代表，与潘忠汝等率鄂东军清除了光山南部的反动地主武装红枪会和黄安尹家河、八里湾等地的反动民团组织。同年12月5日，黄安县城失守，他同吴光浩等人于12月下旬来到黄安北乡的木城寨，举行了起义领导人的会议，决定到黄陂县木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会后，他在黄安闵家祠堂集合鄂东军主力，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坚持游击战争。后参与开辟鄂豫边苏区。1928年1月，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他任第七军党代表，与吴光浩、汪奠川、曹学楷等五人组成第7军领导核心。同年4月，率第7军一部重返黄安老区，一举消灭了上戴家村民团，缴枪20余支。5月，他和吴光浩、曹学楷等与中共黄安县委领导人在黄安檀树乡清水塘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光山南部的柴山堡地区，在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实现工农武装割据。他进入柴山堡后，积极深入群众宣传革命主张和政策;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一些上层开明人士与我党合作，使第7军在柴山堡地区迅速扎下根来。7月，工农革命军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任党代表。1929年，主持开办了随营党务干部学校和随营军事学校，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使当时的正规红军和赤卫队各级都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参加并指挥了鄂豫边红军粉碎国民党连续发动的“罗李会剿”、“徐夏会剿”、“鄂豫会剿”作战。同年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光山召开，他与徐向前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在大会上获得通过。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总结了开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对鄂豫边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1930年春，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4月，红11军31师改编为红1军1师，任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徐向前带领红一师转战于鄂豫边区，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三次出击平汉路，连续取得了杨家寨、阳平口、花园镇等战斗的胜利，全师由原来的800人，迅速发展壮大到3000余人。1932年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第25军75师在皖西成立，任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转战皖西地区，打了许多胜仗，有力地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黄作战计划。

1932年3月底，率部参加苏家埠战役。在此期间，遭到“左”倾路线的迫害。1932年夏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县新集(今新县)。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为革命烈士。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但他那浓眉英姿，微笑神态依然留在人们心间;他那机智幽默，挥洒自如的外交家的风采依然有口皆碑。他，就是我最崇拜的人。

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周总理办公室里有一只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特意发问：“总理阁下，您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了下了这支钢笔。”美国记者听了无言以对，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周恩来总理的应变能力和口才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心系人民的情怀更是温暖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我常听到这样的话：“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周总理关心人民的事迹有很多，其中有件事让我无法忘怀。一次，周总理到地震灾区慰问受灾的人民。这天上午，人们齐聚到广场，周总理来了。人们欢声雷动。周总理登上一辆卡车，正准备向群众发表慰问讲话，突然她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原来，当地政府考虑到周总理身体不好，希望总理在背风的地方讲话。而周总理却说了一句话："听我口令，向后转。"开到群众的面前，周总理一个人迎风而立，而群众则可背风听他讲话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周总理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

当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联合国下半旗致哀。可见周总理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爱戴，还深受世界人民敬仰。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中国的国土上并列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国家，它们是魏国、蜀国和吴国。这一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国时期”。三个国家相互间经常发生战争，但是谁也消灭不掉谁。诸葛亮是蜀国的军师，素以善于指挥战争而着称。

有一次，魏国得到消息，得知蜀国的战略要地西城兵力薄弱，只有不到一万士兵，就派大将司马懿率领十几万军队前去攻打。蜀国得到魏国的军队正迅速向西城赶来的情报后，从国王到士兵都非常紧张。以一万士兵抵挡十几万敌人，如以卵击石，必败无疑。可是蜀国要从别的地方调集军队增援又来不及。西城危在旦夕，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一向足智多谋的军师诸葛亮身上。诸葛亮也有些犯难，但严峻的形势又迫使他必须拿出一个应对的办法来。

诸葛亮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他命令城内的平民和士兵全部撤出，暂时躲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大开城门，等候敌人的到来。魏国大将司马懿不久即带兵包围了西城，但令他吃惊的是，本来以为会戒备森严的西城却城门大开，城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守卫的士兵，只有一个老头在城门前扫地。正在他大惑不解的时候，就看到城楼上出现一个人，正是他的老对手诸葛亮。只见诸葛亮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在一架预先放好的古琴前坐下来，随即悠扬的音乐从城楼上传下来。魏国的将士都愣住了，在大军围城的危急关头，蜀国的军师诸葛亮却弹起了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面对开着的城门和弹琴的诸葛亮，老奸巨滑的将军司马懿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早就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可诸葛亮胆敢大开城门迎候十几万大军，这太出乎他的预料了。因此他想，城里必定埋伏了大量兵马。这时，就听得城楼上传来的琴声由舒缓渐渐变得急促起来，仿佛暴风雨就要来临一般。司马懿越听越不对劲，他怀疑这是诸葛亮发出调动军队反攻的信号，于是急忙下令他的军队撤退。成千上万的魏军迅速撤退，就这样，蜀国的西城没有用一兵一卒就得以保全。这就是诸葛亮有名的“空城计”。

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粤军)12师36团团长，独立团团长;随第四军12师师长张发奎参加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亦有“铁军”之称，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大规模扩编，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爆发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所属三个师中，一个师(蔡廷锴)率部叛变，亲率一个师在汤坑被薛岳打垮，另一个师自师长周士第以下全部团以上军官离队出走，只剩滇军老将朱德率800人坚持了下来，后来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火种。1927年12月只身潜入广州，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遭受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他虽未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华中敌后抗战[2]，虽与政委项英多次发生矛盾导致其出走数次，但在抗日大局以及周恩来的劝导下最终返回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之久，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他严词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移禁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4日，经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叶挺始获自由，他出狱后第二天即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3月7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电告叶挺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4月8日自重庆飞返延安，途中于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同机的遇难者还包括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以及王若飞、博古(秦邦宪)、邓发等中共重要领导人。

1988年10月，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叶挺被评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清朝的康熙皇帝亲政的时候，还不到20岁，却遇到了很多麻烦事。当时有个叫吴三桂的汉军首领，因为为清朝夺取全国立了大功，被封为平西王，势力越来越大，后来又野心勃勃，以西南为基地发兵谋反，要与清朝争夺天下。他的军队人多，又得到了其他地方的支持，气势汹汹。当时清朝刚刚稳定下来，对吴三桂作战，兵力、财力有很多困难。有的大臣就劝康熙皇帝不要派兵镇压，而是议和为上，实在不行，就把长江以南的地区让给吴三桂，实行南北分治。如果真那样，就又要出现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了。

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他说，不管有多大难处，也要派兵平定叛乱，南北分治是绝对不许可的。于是，他亲自调集各种军队，和吴三桂叛军较量，又采取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孤立首要，终于扭转了被动局面，顶住了叛军的大规模进攻，继而开始反攻。

吴三桂没想到年轻的小皇帝这么果断坚决，而且他自己又是名声极坏的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仗越打越糟，最后自己先病死了，叛乱也被平定了。事实证明，康熙皇帝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是完全正确的。

雷锋就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助人无数，这就是受人敬仰的大英雄。

有一天，外面下着大雨，其他的解放军都休息了，雷锋不想睡觉，在坐在桌前哪一本书看，刚要拿，就看见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小女孩，手里还牵着另一个小女孩，雷锋想：下这么大的雨这位妇女要去哪儿呢？他在附近打听了一下，才知道这位大嫂是从外地来的，这是来探亲的，探完亲就要回几十里外地的樟子沟去，雷锋迅速跑回宿舍把雨衣、伞都出来跑到妇女面前，妇女说：“同志啊，今天这雨把我浇糊涂了，这还带着孩子，我要怎么回家啊！”雷锋二话不说，立刻把雨衣套在了大嫂身上，抱起孩子，冒着大雨，领他（她）们到樟子沟去。宁可把自己淋得全身湿透，一直走了2小时才把他（她）们母子安全送到。

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让我们所有人学习。

清朝末年，我国派出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他们都是些少年。有个才12岁的少年叫詹天佑，十分聪明好学，又立志为国效力。后来他学习工程技术毕业，回到了国内。可清朝政府对本国人才不信任，像修铁路，就都让外国人主持。詹天佑尽管有才干，也只能当助手。

1905年，修建北京到张家口铁路的消息传开了。英国和俄国都争着要修，因为他们知道这条铁路在中国的战略要地，掌握了它就能控制中国，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说中国如果不让他们修，他们就什么也不提供。他们以为中国人离开他们肯定修不成这条铁路。

清朝政府这才让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有人对他不放心，说他自不量力，说他胆大包天，劝他不要承担这项难度非常大的工程。詹天佑说：“京张铁路如果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也会给中国带来很大损失。外国人说中国工程师不行，我则坚持由自己来办!”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在工地，细心勘探，大胆试验，经过4年艰苦的劳动，终于成功地修筑了京张铁路。

这是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詹天佑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原来那些瞧不起中国工程师的英国人也表示对他由衷敬佩。

公元1820年9月，嘉庆帝在承德中暑，突然病死。皇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世称道光帝，也叫清宣宗。道光帝除了同他父亲一样，疲于应付国内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外，还面临了另一重危机，即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和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发生的。

道光年间，江南暴雨成灾，一时饥民遍野。户部尚书潘世恩正在苏州家乡守孝，家中囤积了白米数万石。这天，有江苏按察使登门求见，请求潘大人开仓救济灾民。潘世恩眼珠一转，推托说：“开仓济民，义不容辞，只是不巧得很，仓库上月就空了!”

来人沉稳地一笑，说道：“那正好，下官就借来贮米吧!”他当即派手下将各仓加盖封条，然后下令散发仓米赈济灾民。事后按市价偿还了米钱，弄得潘大人哭笑不得。

这位机智能干的按察使，就是日后以禁毁鸦片名垂青史的林则徐。

进入十九世纪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而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只许可在广州一地同外国通商。中国的封建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进口的工业品没有销路。外国商人于是转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鸦片是一种摧残人体的毒品，会使人吸食成瘾，这就使鸦片交易始终保持着六倍以上的高额利润。西方国家向中国全力倾销鸦片，仅在道光帝执政的前十五年间，就造成了六千万两以上的白银外流，全国染上烟瘾的人口达二百多万。

面对国计民生的恶化，林则徐再也看不下去了。公元1838年9月，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向道光帝上了一份奏折，大声疾呼：如果再不严禁鸦片，那么几十年后，中国几乎没有可以派出抵抗敌人的军队，而且没有可以发军饷的白银，国家就被鸦片蛀空了!道光帝本人也抽过鸦片，亲身感受过洋烟的毒害，林则徐的警告使他触目惊心。于是他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公元1839年3月，林则徐到了广州。外国烟贩和勾结他们的洋行商人，起初并没有把他的到来放在心上。他们知道，清朝官员都爱钱，只要花上银子，没有过不了的关。于是，他们派怡和洋行的老板伍绍荣为代表，去求见林则徐，暗示贿赂的数目。

可这一回，烟贩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林则徐听完了来意，拍案而起，怒斥道：“本大臣不要钱，只要你的脑袋!”他命令伍绍荣回去告诉外国主子：限三天以内，把所带的鸦片全部交官，并且签立今后永远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如果胆敢违令，一经查出，货物一律充公，贩卖鸦片的商人一律处死。

英国大烟贩颠地，是外国鸦片商人的头目，手中还拥有走私武装。他先是呈报了一千箱鸦片，妄图蒙混过关。林则徐早就调查过海上商船的情况，知道他弄虚作假，下令传讯颠地，对他提出警告。颠地回船后，继续拖延时间，对缉私人员进行武力挑衅，于是林则徐决定逮捕他。

英商监督义律把颠地藏匿在商馆里，拒不交出，还以战争叫嚣相威胁。林则徐针锋相对，封锁了黄埔一带的江面，又派兵包围了商馆。广州百姓自愿参加巡逻，一防颠地潜逃，二防内奸混入。商馆断水断粮，义律再也无法顽抗，不得不同意交出所有船上的两万多箱鸦片。

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的高处，挖了两个长宽各五十丈的大池，池壁有涵洞与大海相通。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大小官员，前来监督销毁收缴的鸦片。一箱箱鸦片被投入浸满海水的大池中，再倒上海盐和生石灰，顿时池水沸腾，浓烟滚滚，鸦片化作了灰烬。成千上万围观的群众，发出了春雷般的欢呼声。一批焚毁，冲刷干净，又投入一批。就这样，虎门销烟整整持续了二十三天。

林则徐在查禁鸦片的同时，加强了海岸的军事防备。他修固和增筑炮台，在珠江口的海面上设置木排铁链，还招募水兵，组织团练，发动民众保卫海疆。虎门销烟后，义律率英国兵船多次发起武力挑衅，都被中国军队击退。

周恩来是伟大的外交家。他作为新中国寻求人类和平友好的使者，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成功出访了许多国家，他的足迹遍布亚洲、欧洲和非洲。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更是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哦完美的外交家。

下面几个小故事是小编从网上整理出来的，仅供参考。

1、空酒杯

一九五四年，周恩来访问波兰即将结束时，我驻波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恩来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辞行招待会。那天，周恩来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人们都看呆了!以致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恩来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周恩来的随员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恩来陪波方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看啊，鼓掌啊，……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后来，客人邀周恩来跳舞，他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妙极了，妙极了!”

2、巧妙应对：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完亚非会议后，来到首都雅加达。这天下午，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同六百多名华侨代表见面。对于这个招待会，一名外国记者做了两则报导，一则是：“有人说，‘在共产中国’老年人是得不到尊重的。四月二十七日，在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所留住的或与之谈话的都是年纪最老的来宾们。不是地位最高的、最有钱或最有名望的，而是头发最白、脸皮皱缩的。”另一则是：“周恩来也招呼在大使馆帮忙守卫的军警们进去坐一下，并且跟他们谈很多话，还请他们吃东西，以致他们之中大都受了感动。”

3、主动握手：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期间，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促进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一次，中印友好协会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周恩来呈献礼物。在呈献礼物的仪式进行过程中，周恩来趋前与中印友协全体工作人员握手。印尼交通部高级职员达希尔·打益勃的手因受伤而扎了纱布。由于药水的渗透作用，包扎的纱布看起来有点脏。当周恩来向他伸手时，他不敢伸出手来。周恩来却微笑着主动握住他的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下。

4、骨肉情深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胜利结束，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后，从万隆来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整个印度尼西亚二百多万华侨，不分地区和阶层，共推选出六百多名代表来到雅加达，要见一见从伟大祖国来的亲人。二十七日下午二点，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中国代表团和华侨代表见面。激动的讲话，热烈的掌声，眼中的泪水，都使人感到一种骨肉团聚的激情。三点左右，招待会结束了，六百多名华侨代表向站在大门口的周恩来握手道别，这是需要花许多时间的，而且他的右臂活动不便。有关方面通知华侨代表不要等待握手，可以走了。但是周恩来一边微笑着说：“不要紧”，一边依然和跟他辞别的来宾们握手。

5、顶风冒雨

一九五七年，周恩来应邀访问斯里兰卡，当他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时，突然下起雨，主人立刻给他打上了伞。周恩来看到群众并没有雨具，就坚决推辞开了。他精神抖擞地站在风雨中发表了支持斯里兰卡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长篇演说。第二天，几乎当地所有的报纸的大标题都是：“周顶风冒雨。”

6、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7、巧妙应答，不亢不卑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8、为什么叫“马路”

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9、交换礼物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11、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2、“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1918年，赵登禹随冯玉祥镇守湖南常德。当时帝国主义军舰在内河水域横冲直撞，中国水兵和百姓深受其害。

有一天，赵登禹值勤时，见驻常德日本居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一个日军舰长杀气腾腾地要见冯玉祥，说中国军队要对他们检查，还敢抗拒他殴打。赵登禹把这件事告诉了冯玉祥。冯玉祥传令让他们进来，翻开《日本海陆军刑法》一书，说：“根据军规，对你们行凶的士兵必须立即监禁!”高桥新二见冯玉祥用日军刑法处置他们，不禁大怒，当下掏出枪来要对冯玉祥行凶。赵登禹手疾眼快，未等高桥新二抬起枪口，已纵身而上，左手将枪抓牢向上一板，抢在手里;右手一拳将高桥新二击个仰面朝天，又一扑上前劈胸揪了起来。

两个日军官吓得浑身哆嗦，只好在处罚令上签字。这件事很快在常德传开，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

1921年，冯部第二次入陕，打败原督军陈树藩，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一师，冯玉祥任师长。当地有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的土匪头子叫郭坚，驻在凤翔，冯玉祥便设下“鸿门宴”请郭坚，要杀掉这个罪魁。

郭坚带着卫兵来冯府赴宴，埋伏在左右的士兵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大惊，拔枪便走。士兵慌了，忙去阻拦，但郭坚身高力大，又有手枪，哪里拦得住。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生擒活拿。随后，将郭坚公开枪决，暴尸街头，凤翔一带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颂扬赵登禹武艺高强，武林称奇。

1922年3月，赵登禹升为排长，7月又升为连长，接着又升为营长、团长。其间，他每次作战都冲锋在前，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屡立战功。1927年初，冯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升任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