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敬老人的名人故事【优秀20篇】

潘光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名人潘光旦的读书故事!

潘光旦，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14岁考入清华。彼时，他已是远近闻名的“书痴”，其阅读面涉猎广泛，文理兼具，尤其对性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具有特别的偏好。

1920年，在“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英文更是全级之冠”的基础上，潘光旦在性心理学学术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当时，在费了很大一番周折之后，潘光旦将图书馆中还不公开的英国心理学家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录》六大册逐一借出啃完，成为全校首位通读此书的学子，俨成此中权威。蔼理士不仅是学术巨子，亦是欧西文豪，其书向来以难读知名，而潘光旦年当弱冠就通读原著，其不易自可想见。

翌年，他又读了精神分析派的论著，颇有斩获。读到支如增的《小青传》时，他便试用其手法写了一篇《小青的分析》，当成作业交给梁启超。梁大为激赏，批曰：“以子之才，无论研究文学、科学乃至从事政治，均(可)大有成就。”转年，他又将此文整理成书，交梁审阅，梁又批语大加赞赏和鼓励。

1926年，潘光旦学成归国，一直在大学任教，1934年又被母校清华延聘。由于博览群书，他被同行亲切地称为“活字典”。在西南联大这大师云集之地，遇有难题，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走，问潘光旦去!

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潘光旦将读书演化成了一种生活习惯。平日里，潘光旦几乎足不出户，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潘光旦近视达一千二百度，看书时书几乎要贴着鼻尖。家人都笑话他，说这已不是“看”书，而是“闻”书了。

对潘光旦而言，读书、买书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癖好，他的生活费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以至于口袋里有时只剩下一点点生活费用，但藏书却堆满了几间屋子。

1936年，潘光旦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时，门前藤萝架上曾结出过一对并蒂的葫芦，他欣喜之余便将个人书房命名为“葫芦连理之斋”，坐拥书城，藏书上万余册。潘光旦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读书要有废寝忘食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希望”。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文革”中，潘光旦时常被拉去批斗。有一次，红卫兵来抄家，搜来搜去，只搜出一百几十元存款。他们简直不相信。潘光旦回答说：“我就这么点钱，我的钱全都买书了。”

1979年，潘光旦右派问题获得平 反。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高士其从小就用功读书，他的学习成绩，年年都是班级里最好的，全校老师和同学，都夸他是个好学生。

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六岁的那年，要上学读书了。开学的那天，大蒙蒙亮，高士其就穿上新衣服，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

一路上，高士其乐得象只小鸟儿，又蹦又跳唱着歌。他跑到学校门口一看，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呢。他不敢去敲门，只好站在门口等着，不知道等了多久，学校的大门开了。

开门的是位老伯伯。高士其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叫了声“老伯伯早！”

老伯伯心里真高兴，笑眯眯地说：“多懂礼貌呀，孩子，你是一年级新学生吧！”

高士其点点头。老伯伯把高士其领到一年级的教室里。

过了好一会儿，小朋友们才一个个来到学校。

在开学的典礼上，校长站在台上讲话。高士其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专心地盯着校长，他听得可仔细啦。

校长讲完了话，叫高士其站到他身边来。高士其不知道有什么事，一颗心象小鹿似的怦怦乱跳。

校长摸摸高士其的头，表扬他是一个守纪律、懂礼貌的好学生。

高士其把校长的话记在心里，每天，他上课用心听讲，放学回家就认真的做功课，他跟全班的同学都是要好，跟同桌的一个小朋友更要好，下课以后，两个人一起游戏，可高兴呢。

可是有一天，这个小朋友嘟着嘴，冲着高士其说：“你到底认识我吗？”

高士其觉得很奇怪，说：“咱俩是好朋友呀，怎么会不认识你呢？”

这个小朋友气呼呼地说：“那你刚才上课的时候，为啥不理睬我呢？”

高士其一听，笑了起来。原来，刚才上课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拿出纸头，折成一只只小青蛙，悄悄地玩了一阵子，玩着玩着。觉得一个人玩没有劲，就凑到高士其的耳朵边，轻轻地说：“我们来玩斗青蛙吧！”

高士其坐得端端正正，正用心听老师讲课，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这个小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高士其，高士其还是坐得好好地在听课。这个小朋友心里挺不高兴，使劲拉了拉高士其的衣服，这一来，高士其回过头来了。那个小朋友指指膝盖上的两只纸折的青蛙。高士其明白了，是叫他一起玩斗青蛙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白了一眼，又用心地听老师讲课了。

高士其想到这里，笑起来了，他对那个小朋友说；“下课的时候，咱俩一起玩，是好朋友。可是上课的时候，我就不认识你了。”

高士其的话，说得这个小朋友也笑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意思是：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老师，它可以塑造一个完美的灵魂，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引导我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

在这本书中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比如哪怕自己过得在艰苦，也要为有困难的人付出不能让他们一生都以频繁为生。这是我在的雷莎修女的故事中学到的。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正是因为她的坚持不懈，才让一位临终者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在她八十七岁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人慕名而来祭奠她，我想这是她一生的报答。

有许多的科学家，在成名以前也是在受着别人的侮辱，许多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有的科学家可以面对这一切，而有些科学家却被活活逼死，我想着一定是对双方的损失，对人民来说失去了一个有才的科学家，对科学家来讲，失去了一次为国奉献的机会，事实就是事实，

书是我们通向成功的一大步。了解更多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里装满知识，让写作不在苦恼！

《中外名人故事》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大脑有多聪明，相信不用我再多费唇舌了。但私底下，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谦虚、不爱张扬又充满爱心的人。以下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有趣小故事。

坐在姑娘旁和坐在火炉旁的感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一般人来说很抽象，有几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跑来请教他：“爱因斯坦先生，什么是相对论啊?

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你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个小时，却觉得只过了五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只坐了五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当人在愉悦的氛围中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煎熬中时，当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是物理，而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理。

从烟囱里爬出来该不该洗澡

有个学生请教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假如有两个工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呢?”

“当然是脏的那个会去洗澡。”学生说。

爱因斯坦反问：“是吗?脏的那个工人看见对方干干净净，还以为自己也不脏，哪里会去洗澡呢?”

“这样看来是干净的那个去洗澡了!”学生恍然大悟。

在场的学生都认同这个答案，爱因斯坦却笑道：“错!两个工人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到底谁笑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极力贬斥和嘲笑它。

一天，一些人在柏林会议厅集会攻击爱因斯坦的“谬论”，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徒极力讽刺挖苦相对论，引来一些无知者的阵阵笑声。

爱因斯坦镇定地走进会议厅，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每当他听到演讲者荒谬的斥责声时，便随着听众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还跟着鼓掌、喝倒彩。

朋友看到爱因斯坦这个样子，忍不住说：“这到底是谁在笑谁呢?”

威震洛杉矶奥运会和汉城奥运会的世界最著名的短跑名将刘易斯，小时候个子比同龄儿童要小，常被人嘲笑为发育不全。他体育成绩也很差。15 岁时急剧发育，不到两个月长高了三吋多，他欣喜若狂。不料灾难同时来临，他的膝关节比普通人大了近一倍。

一位有经验的骨科大夫说，他患了一种顽症，搞不好要瘫痪。很久一段时间，刘易斯彼病痛折磨，整天胡思乱想。父母、亲朋好友和医生鼓励他振作起来，他也渐渐地树立起战胜病痛的信心。后来他勇敢地忍受了治疗的痛楚和艰难。伤痛全好后，刘易斯开始练习田径。一年后，便向人们展示了超群的才能。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1997年，孙红雷毕业于北京戏剧学院后，经常奔波于北京的各大片场，应征一些电视剧的角色。因为长相平平，在那个盛行俊男美女的时代。他屡屡碰壁。

1998年初的一天，著名导演赵宝刚在《永不瞑目》片场选拔出演剧中大毒枭的打手建军的演员。尽管这是个小角色。但因为赵宝刚名气大，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应征，孙红雷也报了名。可令孙红雷没想到的是，赵宝刚仅看了他一眼，就摇摇头说：“小伙子，你长得太憨厚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就这样，孙红雷灰溜溜地离开了片场。

半路上，孙红雷回忆起赵宝刚的话，感觉万分委屈，因为之前虽说多次应征失败，但至少有试戏的机会，而这次应征竟然连试都没试就被刷了下来。他越想越觉得憋屈。突然来了股横劲儿：我就不信邪，不给角色我演，那我就去抢！于是，孙红雷又急匆匆赶到片场，跑到正在选角的赵宝刚面前，斩钉截铁地说：“让我演段戏！如果你不满意，我立刻走人！你不让我试戏就淘汰我，这对我不公平！”赵宝刚被吓了一跳，重新审视了下这个“愣头青”，被他的自信和执着所感动，于是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孙红雷试了一段戏后，赵宝刚发现，他演技精湛，在剧中呈现的状态和现实中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就将角色给了他。

后来，电视剧《永不瞑目》热播，在这部电视剧中，尽管孙红雷饰演的建军一角是个很小的角色，戏份也不多，但他还是凭着出色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以后，孙红雷的片约接连不断，并最终成为中国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赵宝刚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孙红雷当初争取到电视剧《永不瞑目》的角色，与其说是我给他的，还不如说是他自己‘抢来的’。”

人们都说“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其实未必，因为在很多时候，即便我们做了大量准备，也可能等不到机会。这就须要我们自己为自己争取机会，自己为自己打开成功之门。

汉初的淮阴侯韩信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战将，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虽然最后被吕后诛灭，但毕竟是一位盖世英豪。

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盖世英豪，早年却忍受了不少奇耻大辱。

韩信本是淮阴人，出身贫寒。既不能被推举做官吏，又不会从事生产或做生意赚钱、所以，常常到熟人家里去混饭吃，这些人家都不喜欢他。

他曾经多次投靠在邻乡的一个亭长家里求食，一连几个月。亭长的妻子很讨厌他，于是很早就起床把饭做来吃了，等韩信到吃饭的时间去时，已没有饭了。韩信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从此便再也不去亭长家。

韩信到淮阴城的河边去钓鱼，有几位老大娘在那里漂洗丝绵。其中有一位老大娘见韩信到了吃饭时间还坐在河边，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知道他没有饭吃．便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此后一连数十天都是如此。韩信非常感动，向老大娘道谢说：

“我将来一定加倍报答您！”

老大娘却生气地说：

“谁希罕你的报答呢？一个堂堂男儿汉却养不活自己，我是看你可怜才给你饭吃！”

当时，淮阴城有个年轻屠户很看不起韩信，他轻蔑地对韩信说：

“别看你身材高大，又喜欢带刀佩剑，其实你是个胆小鬼！”

韩信不予答理。那年轻屠户又当众侮辱他说：

“怎么你不吭声呢？难道你不承认吗？那好，如果你不是胆小鬼，就刺我一刀；要是你不敢刺我，那就承认你是胆小鬼，从我的胯下爬过去吧！”

韩信把那年轻屠户看了好一会儿，又想了一想，居然真的低头俯身从他的胯下爬了过去。那人哈哈大笑，满街的人也都嘲笑韩信，认为他胆小怕事。

后来，项梁率兵起义，韩信拔剑从军，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项梁兵败后，韩信又跟随项羽的部队，也只做到郎中官。他多次向项羽献成都没有得到采纳。当汉王刘邦率兵进入蜀地时，韩信从楚军中逃出来投奔了汉军。开始仍然没有得到重用，只做了一个管理粮仓的小官。后来终于得到萧何的赏识，被萧何全力保举给刘邦做了大将。从此一举成名，为刘邦打下了半壁江山。

垓下会战彻底打败了项羽后，刘邦封韩信为楚王。韩信到达封地，找到当年曾分给他饭吃的那位老大娘，赏给黄金一千两作为报答。又找到那位亭长，只赏给他一百钱，对他说：“你是个小人，做好事有始无终。”最后，他召来那位曾让他受到胯下之辱的屠户，不但不杀他，反而还任命他为楚国中尉，并对将领们说：

“他是一个壮士。当时他侮辱我时，我难道真的不敢杀他吗？不是的。

但我杀了他就不能成名，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了，所以我忍辱而达到了现在的境地。我真该谢谢他啊，他磨练了我的意志！”

他常年在外面拍电影，有时在本地，有时在外国，有时则是在飞机上度过。有一天，他因病在家里躺了一天，傍晚的时候，妻子高兴地拿着一个大花瓶走到他面前，对他说：“我要给你颁发奖杯！”他问为什么，妻子神秘地一笑，说：“因为你今天全天都没有出门！”

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忙碌到什么程度的人；可想而知，他的儿子跟他见面的机会能有多少。但是，那时儿子毕竟还是个孩子，有着和其他孩子一样的虚荣心。一天，他的助手向他转达了儿子的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父亲能亲自开车去接他放学。

这天，风尘仆仆地下了飞机以后，他看看手表，还没到放学的时候，于是开着车直奔学校，连脸都没来得及洗一下。他想给儿子一个惊喜。他打电话告诉孩子的司机：“今天你在家里歇着吧，我现在正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孩子呢！”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放学铃声响了。他热切地打量着从门口走出的每一个学生。但直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他也没有见到孩子的身影。终于，司机给他打来电话：“先生，你的儿子正在学校门口等你呢，怎么你还没有到？”他说：“我也在学校门口。”司机问：“你在哪个学校门口？”他说出某某小学的名字。司机说：“先生，你的孩子已经读中学了！”

等他赶到那所中学的时候，孩子已经要步行回家了。他把儿子叫上车，儿子好半天都没有理睬他。他默默地开着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快到家的时候，儿子带着哭腔说：“爸爸，我的同学都走光了！你来接我还有什么用！”

他叫成龙，一个出色的电影人，一个能为儿子提供优裕物质生活的人。而他的儿子是个普通的儿子，一个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来接自己放学的儿子……

林肯的少年时代家境困窘，他每一天要花很多时间参加劳动。在空闲的时候，就抓紧学习，认真读书。他用木炭在木板上做算术，蘸着自制的黑墨水练字。到了夜晚，就利用火炉里射出来的亮光看书作文。他读的书，大都是借来的。有时为借一本书要跑上十几英里的路。

有一次，他向邻村大叔借到一本向往已久的《华盛顿传》，高兴极了。但这本书却因为屋漏被雨淋湿了。真是乐极生悲，林肯皱着眉头，暗暗思忖：向人家借来这样珍贵的书，此刻弄湿了，该怎样办呢？

第二天清早，林肯哭丧着脸赶到邻村那位大叔家里，先诚恳地道了歉，之后说：“我没钱赔书，请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吧！”于是，他拼着力气，在大叔家劈柴、烧炊，整整忙了三天。这位大叔被林肯诚挚的行动感动了，和蔼地说：“林肯呀，你可真是个少有的好孩子，为了奖励你，把这本书送给你吧！”

林肯喜出望外，细心翼翼地接过珍爱的《华盛顿传》，回家了。

东汉末年，七岁的华佗到一位姓蔡的医生家里去拜师学艺。见过师傅之后，华佗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静听老师的吩咐。

蔡医生技术精湛，前来拜师的人很多。蔡医生想收一个聪明的孩子为徒弟，决定先考考他们。

他把华佗叫到跟前，指着家门前的一棵桑树提了一个问题：“你瞧，这棵桑树最高的枝条上的叶子，人够不着，怎么才能采下桑叶？”

“那就用梯子呗！”

“我家没有梯子！”

“那我就爬上去采！”

“不！你能够想出别的办法吗？”华佗找来一根绳子，在绳子上系了一块小石头，然后将它往最高的树枝上抛。绳子将那根树枝拉了下来，华佗一伸手就把桑叶采下来了。

“好，很好！”蔡医生高兴地点点头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看见院子里有两只山羊在打架。几个孩子去拉，结果都没有拉开。

“你能让那两只羊不再打架了吗？”

华佗围着桑树转了一圈，拔了一把鲜嫩的绿草。他把草送到山羊面前。这时，山羊的肚子也饿了，见了草就顾不上打架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我很高兴当你的老师！”

后来，华佗成了一代神医。

凡事善于开动脑筋，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若是知难而退，只会使自己变的更加平庸。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原名紫艺。不久，父亲死了，药店由母亲经营，殷实的聂家开始中落。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坐在灯下，拨拉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暗许心愿：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屡屡提到“汇钱”之类的字眼。

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中看，母亲彭寂宽是比较典型的傣族妇女的长相。令人佩服的是，彭氏没有上过一天学堂，但跟着丈夫，居然能够读医书，丈夫死后还能坐堂把脉问诊，养家活口。彭氏的聪慧，显然也遗传给了儿子。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乖巧伶俐，一支简陋的竹笛能吹得五彩缤纷，甚得亲友疼爱。

母亲能唱各种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花灯调、洋琴调，等等。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让小聂耳着迷。蔡锷功成名就之时，聂耳还是黄口小儿，但他从母亲的歌里认识了蔡锷。蔡将军云南首义讨袁护国的壮举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习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憋不住了，背着家人偷偷参军，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后投考黄埔军校不果，又被军队遣散，习武之念才在无奈之中打消。不得已，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成就伟业之心未了。

在一篇《我之人生观》的中学作文中，聂耳表示，如果有可能，他不会从事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行当。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他还特意表示，昆明的西山将是自己隐逸的首选。

待到年长几岁也就是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后，聂耳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他的学生腔明显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希望学工科，研究点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演艺圈的“拼命三郎”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聂耳来到上海，举目无亲，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到了一份稽查员的工作。谁知“申庄”在昆明的总部云丰商行因为偷税被查封，上海的分店遂告关门。聂耳失业了。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刊登在《申报》上的招生启事引起聂耳的注意。每月能挣十元津贴，还管吃住，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聂耳忐忑不安地进了考场，因为紧张而发挥得一般，但却被主考官黎锦晖录取了。

明月歌舞剧社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华歌舞剧团。这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性歌舞团。阵容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拥有上海有名的“歌舞四大天王”王人美、胡笳、白丽珠、薛玲仙以及影帝金焰等名角，在上海乃至全国名噪一时。聂耳在群星璀璨的“明月”是名小提琴练习生。

忙完《让子弹飞》后，姜文几乎整整一年时间没有露面，与他一起消失的，还有两个儿子。原来，姜文是带着孩子“移民”了，为期一年。是欧美还是新澳？姜文的回答让人吃惊不小——都不是，是新疆。

天要下雨爹要教子

姜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对两个孩子，姜文非常不满意。

因为父亲是军人，姜文在部队大院长大，他觉得这种成长经历对于他刚毅的性格形成非常有好处。可看看自己的儿子，在家被长辈宠溺，还有专职保姆伺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个子见长坏脾气也见长，在家摔跟头后的第一反应不是自个儿爬起来拍拍灰，而是扯开嗓门号啕，非得等人把他们扶起来用手拼命打地报仇后才破涕为笑。

两个小子在家如龙似虎，一旦出了门马上变成怯生生的小白兔，大气不敢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姜文决定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地对两个儿子展开军事化的吃苦主义教育。

在北京是不行的，爷爷奶奶隔三差五就要过来看孙子，要是看见孙子吃苦受罪，自己耳根一定不得清净。必须得去外地，越远越好，而且最好撇下老婆周韵，因为她虽然彪悍，但护儿子也护得厉害。姜文计划的人数只有三个——他和两个儿子。

目的地最终确定下来。姜文看中了新疆阿克苏，虽然位于边陲，但气候相对比较宜人，算不上严寒酷暑，从阿克苏驱车不过半小时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非常方便带着孩子去撒野。

姜文联系了几个新疆好友，让他们帮忙找房子，要求很明确：市中心的精装豪宅一律不考虑，要城郊结合部的普通民居，不漏风不漏水能做饭能洗澡能睡觉即可。

在陆川的帮助下，姜文最后找到了位于阿克苏近郊的一处民房。据说是典型的吐鲁番风格，有宽敞的内向庭院，房子是高棚架结构。

去的时候一行四人，姜文开一辆越野车，装满了他觉得会派上用场的东西和生活用品，跟周韵轮流驾驶，里程四千公里，耗时三天。

到了阿克苏的新家，周韵急了，这房子太简陋了——无论是庭院还是屋内，都是土坯地面，墙壁光秃秃地裸露着，老旧的木头家具，仅有的电器是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和一台电视机。

姜文给两个儿子安排好了房间——跟家里精致温暖安全的儿童房天壤之别，没有无甲醛地板，没有防磕碰的墙壁软包，没有符合人体工程学的书桌，儿童床更别想了，一张板床和一个低矮的茶几就是房间里所有的家具。

姜文没有给周韵去市区买新家具的机会，第二天就把她送上了从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让她自己转机回北京。有慈母在场，严父就不容易登台。而今只剩下一父两子，任何事情都是姜文说了算！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撒野

第三天，两个孩子的苦日子正式开始……

早上6点半，他们就被姜文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拖了出来，三两下套上防寒运动衣，半梦半醒地被呵斥着开始了早锻炼。虽然号称塞上江南，但阿克苏的昼夜温差很大，两个儿子出门就是一个哆嗦，本能地想往暖和的房间里钻。

但姜文不给他们机会，一手拉一个，几步就拖出了庭院，告诉他们：“跟着我跑，跑不动了走也行，转完这一圈才能回家。”这一圈大概一公里，两兄弟只跑了不到两百米，剩下的八百米都是喘着气走下来的。

好不容易回了家，姜文端起在炉子上温着的羊奶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到阿克苏的第一天，姜文就给他们喝过羊奶，两个儿子浅尝辄止，说受不了那古怪的味道。这才隔了两天，羊奶一到手便仰着脖子喝了个底朝天。

姜文对两个儿子的饮食结构也做了很大调整，精心烹饪的儿童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当地民族餐食：菜品以手抓羊肉和大块牛肉为主，主食不是糙米饭就是馕，配餐的青菜既非白灼也非上汤，无公害的蔬菜洗干净后直接生吃，佐餐的饮料是新鲜牛奶。除了正餐外，不提供巧克力饼干果冻之类的零食，但新鲜水果24小时敞开供应。

家里没请钟点工或保姆，两个儿子在姜文的指挥下担任起了保洁员。因为是土坯地，清洁工作比较简单，提个塑料桶给地面浇浇水，用扫帚略作清扫就算完工。收拾床铺也包干到人，姜文以身作则地示范了几次后，两个儿子就学会了叠被子，虽然做不到横平竖直像豆腐块，但比起在家里蹬被子起床拉被子睡觉，已经算是长足的进步。没有洗衣机，姜文也没有添置的打算，换下的脏衣服扔在大盆里，阳光灿烂的时候把盆端到庭院，跟两个儿子围坐在盆边上，父子仨一起动手洗衣服。洗着洗着，儿子就开起小差，用加了洗衣粉的水在手里捏出一个个肥皂泡。虽然洗衣服变成了玩肥皂泡，但姜文决不制止——在家里，数以百计的各种玩具都没能让他们发出发自内心的嬉笑声，在阿克苏，一盆洗衣服的水就让他们喜笑颜开，超值。

姜文很少让儿子无所事事地呆在屋里，只要天气不恶劣，他经常带他们出去转悠。不开车，就这么信步乱逛，不走到两个儿子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不停下。号称转悠，更像是拉练。小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从最初的走不上几百米就叫苦叫累，到一个月后，两个儿子一左一右牵着姜文的手，一口气走上三公里，粗气都不喘。

每天坚持锻炼，加上原生态的饮食结构，眼看两个儿子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结实起来，姜文开车带着他们抵达下一个目的地——塔克拉玛干沙漠。

第一次见到沙漠，两个孩子起先还欢天喜地，但没过几分钟便吃不消了。在沙地上奔跑需要的体力是正常路面上的好几倍，每一步都觉得脚往沙里陷，抬脚变成拔脚，损耗很大。

等他们累得快瘫软时，姜文一手夹一个把他们带回车上回家。接下来的日子，两个儿子就像两颗充电电池，在家积蓄满了能量后就去沙漠放电，电量耗尽后再回家吃饭休息充电。与充电电池不同的是，电池越充储电量越少，两个儿子越折腾能量却越大。每天去两次塔克拉玛干沙漠，几个月后，哥俩就可以在沙漠里连续摸爬滚打半个多小时了。

周韵前来探班时，眼泪都快下来了。两个儿子都晒成了巧克力色，皮肤粗糙了，脸蛋上还多了两片高原红。可是，目睹了他们超越同龄人的自理能力，周韵没话说了——天要下雨爹要教子，由姜文去吧。

最好的营养品是苦头

啥都讲究个劳逸结合，隔上一段时间，姜文就会带着儿子去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自驾游。

星期三中午放学，妈妈告诉我他给我买了一本新书叫《世界名人故事大全》。并告诉我下午放学回家把作业写完才让我看。

下午放学后，我赶紧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完。就拿起了书，认认真真的读了起来。其中，我读到了描写曹雪芹的那篇文章时，我被感动了。曹雪芹他生于1715年，他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家与朝廷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是个“百年望族”。有时候有很多文士名流都与曹家有过来往，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对于提高曹雪芹的文化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创作《红楼梦》时他家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楼梦》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珍藏于研究价值的奇书，为此，还有专门研究此书的学科，称为“红学”。

看《世界名人故事》，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并且使我觉得我更应该认真的去阅读它了。

假期，我看了《名人故事》这本书，我觉得有关诺贝尔的故事令我记忆深刻。我从书中了解到，诺贝尔用整个生命在研究更好、威力更大的炸药，在一次失败的实验中，弟弟被炸死，父亲被炸残，可是他丝毫没有气馁，重振精神，继续研究炸药，直至成功，解决难题。

我被诺贝尔那努力奋斗，坚忍不拔的决心所打动。我觉得，学习也一样，只有朝着目标去努力，去奋斗，才能取得成功。就像学习书法的过程：刚开始跟爷爷学习书法，我连毛笔都不会拿，经过学习，好不容易才学会了握笔，可是写出来的笔划却歪歪扭扭，更不要说写字了。练了好久，还是老样子。有好几次，我都恼怒地不想学了，但是当我想起阅读中那些像诺贝尔那样为了目标不懈努力、不言放弃的名人们，我这点小困难、小挫折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又重拾信心，一直坚持学习，有时一练就是三、四个钟头。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过去了，我的书法作品先后获得了学样书画比赛一等奖、全国中小学书画大赛银奖……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仍会继续努力。我也懂得了坚持、不放弃，才能练就过硬的本领！

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著名财经记者何飞鹏曾有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就是在3个月之内，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记者，变成一个对所有财经政策、商场动态、产业知识都了如指掌的老记者。

1978年，中国台湾的《工商时报》创刊，何飞鹏成为新记者，没有任何经验。当时，竞争对手《经济日报》已创刊10多年。在采访过程中，受访对象三言两语，《经济日报》的记者已了然于心，何飞鹏却因为知识缺乏，经常抓瞎，痛苦不堪。面对这种情况，他想出一种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天把《经济日报》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不只是内容，还包括广告。这是一个无聊、无趣、痛苦的过程。报纸上印着大量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产品名，再加上数字、专业知识、专有名词……第一个星期，他看懂不到一半。怎么办？看三遍，先背下来再说。

这个极笨的方法，效果却极佳。过了一个月，何飞鹏大致把当时商界主要的人名、公司名、产业名都弄清楚了，也大致掌握了当时正在发生的焦点事件。等到《工商时报》正式创刊时，他所了解的经济基本知识和社会动态，与《经济日报》的老记者已不分上下。他只用3个月追赶老记者10年工作经验的方法，就是勤奋工作。

名人故事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它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名人故事是以历史上名人的事迹激励儿童，鼓励他们学习名人的精神品质和美德。名人故事对儿童具有正面的榜样作用。

名人故事要求真实。但是，在对“真实”的具体理解上，人们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作者认为一切内容必须“字字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包括历史细节的真实；有的作者则认为，在基本史实属实的前提下，可以有适当的虚构；甚至还有的作者认为，语言本身有局限性，语言叙述的历史永远无法“真实”。名人故事中的“虚构”，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客观事实的不足。名人故事常常是一种回溯性的写作，即作家是在某人“成名”之后，他的历史意义和精神价值被大家认识之后，才向前溯源，勾勒出他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那漫长的人生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细节总是非常模糊或鲜为人知，虽然有关回忆录、书信和日记等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充，但这种补充毕竟是非常有限的。作家虽然可以搜集到一些史实材料，但是能找到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非常有限，许多时候就是空白，永远不可能满足写作的需要。因此，名人故事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想象来填补。如同传记文学研究专家杨正润认为：“对于现代传记作家来说，还要求写出传主的动因，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无论材料收集得多么完备，也不可能满足写作时的全部需要。比如人物之间的对话和人物的心理活动，就很难──找到史实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作家就不得不‘用想象的火炬照亮黑暗的领域’。”（（引自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由名人故事的文学性决定的。名人故事本质上属于文学，不同于历史，是文学就允许合理想象。名人故事所需要再现的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展现人的精神特质或性格特点。作家不能罗列这位名人所经历的一切事情，而是选取最打动人的、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反映名人的某种品质的事件来叙述。在搜集名人的故事素材后，要经过筛选、整合、加工的艺术创作过程。例如，名人故事中的对话，就是最好的作家也不能、也无必要完全还原当时的“原话”，作家需要创造性地加工。另外，名人故事的阅读对象常常是儿童，这就需要这些故事是儿童也能理解或接受的。所以，名人故事常常也以名人的童年的故事为主，以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些故事在创作时，语言要符合儿童接受的实际情况，用词用句都要有所考虑。这里的“真实”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只要符合故事的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即可，而不用追求全部细节的真实。那种要求故事机械地、照相式地阐释事件的“真实”，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

当然，名人故事创作中的“虚构”要有限度。名人故事的“虚构”，要建立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与那个特定情境中的名人的性格、情感等心理特征相吻合。在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虚构”的程度也不同。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被认为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而一些人物传奇、或名人的佚闻趣事，常常无从考证，虚构性更强。例如，民间流传的关于红军将领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有广泛的接受度，反映了老百姓的情感，似无过分追究“真实性”的必要。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郭台铭这天能够成为台湾地区首富，和他这种顾全大局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一个普通的商人只会关心赚钱多少，而一个商业大家思考的则会就是方方面面的收益，这就就是成功和伟大之间的差距。

郭台铭就将自己的鸿海精密集团办成了首屈一指的大企业。经过艰辛的打拼，他的企业最后走上正轨，各地的订单如同雪花一样飞来，企业利润迅速增长。这年年初，郭台铭接到一笔大订单，企业的高层为这个订单兴奋不已。一旦完成这个订单，集团将迅速扩大，此时傲视群雄。就在集团上下摩拳擦掌，所有人都铆足了力气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郭台铭突然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已经向几个关联不错的同行发出邀请，期望大家能和他一齐完成这笔订单。

几年后，郭台铭的经营遭遇到危机。当企业陷入困境时，当初郭台铭帮忙过的同行们纷纷伸出援手。有很多根本不认识郭台铭的人，也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忙。那次的危机让郭台铭的企业再次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商人的人缘和魅力，居然能够使他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忙。一个和郭台铭有多年生意往来的朋友，在理解采访时说道：“像郭台铭这样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不帮他，我的良心都会不安。”

哲理：分享就是一座天平，你给予他人多少，他人便回报你多少。相反，如果你就是一个自私的人，那么你就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永远交不到知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