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名人故事古文最新20篇

范蠡追随越王勾践22年，历经百战，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因其至伟奇功，范蠡被拜为上将军，勾践甚至表示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他。范蠡感到自己的功劳和名声太大了，大到不能成为享受，而成为了负担。于是范蠡在向越王请辞不成的情况下，带着家眷乘舟浮海悄然离去。到了齐国以后，他给自己的老朋友文仲写了封信，说道：“我听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为什么不快点离开呢？不然早晚会大祸临头！”文仲觉得老朋友说得有理，但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勾践不至于太绝情，便想了个折中的方法，称病不朝。结果没过多久，勾践就听信了文仲要谋反的谗言，赐给他一把宝剑，让他自刎而死。

这件事充分证明了范蠡的远见卓识，他深知“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便毅然放弃了所有的声名富贵，乘一叶扁舟翩然而去，既保全了名声，又保全了最可贵的生命。假如他对权力和财富恋恋不舍，等待他的肯定是和文仲同样的命运。

在许多人内心里，总是放不下得失，就如同一个人拥有一堆苹果，吃掉了一个，就失去了一个，于是不免舍不得，要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珍藏起来，当你想起要吃它的时候，苹果已经烂掉了。

昔时，齐国有管仲，字夷吾；鲍叔，字宣子，再个自幼时以贫贱结交。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举荐管仲为首相，位在已上。两人同心辅政，始终如一。管仲曾有几句言语道：“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尝三仕三见逐，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遇时也；吾尝与鲍叔谈论，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与鲍叔为贾，分利多，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必曰“管鲍”。今日说两个朋友，偶然相见，结为兄弟，各舍其命，留名万古。

1、孔子在旅行，经过一个村庄，他看到一个老人，一个很老的老人，他从井里面打水来浇地。那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太阳又那么大。孔子以为这个人可能没有听说过现在有机械装置可以打水——你可以用牛或者马代替人打水，这样比较容易——所以孔子就过去对老人说：你听说过现在有机器吗？用它们从井里打水可以非常容易，而且你做十二个小时的工作，它们可以在半小时之内就完成。可以让马来做这件事情。你何必费这么大的力气呢？你是一个老人啊。他肯定有九十岁了。

那个人说：用手工作总是好的，因为每当狡猾的机器被使用的时候，就会出现狡猾的头脑。事实上，只有狡猾的头脑才会使用狡猾的机器。你这不是存心败坏我吗！我是一个老人，让我死得跟生出来的时候一样单纯。用手工作是好的。一个人会保持谦卑。

孔子回到他的门徒那里。门徒们问：您跟那个老人谈什么呢？

孔子说：他看起来似乎是老子的门徒。他狠狠地敲了我一棒，而且他的论点好象是正确的。

当你用手工作的时候，不会出现头脑的影子，一个人保持谦卑、单纯、自然。当你使用狡猾的机器时，头脑就介入了。那些用头脑工作的人被称为头头：职员的头头，老师的头头——他们被称为头头。不要做头头。即使做一个职员也已经很不好了，何况做职员头头那就完了。做一个老师已经够糟糕的了，何况做老师头头要设法成为手。手是被批判的，因为它们不狡猾，不够具有竞争性；它们似乎是原始的。试着多用手来工作，你会发现那个影子出现得越来越少了。

2、孔子在游历的时候，碰见三个小孩，有两个正在玩耍，另一个小孩却站在旁边。孔子觉得奇怪，就问站着的小孩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小孩很认真地回答：激烈的打闹能害人的性命，拉拉扯扯的玩耍也会伤人的身体；再退一步说，撕破了衣服，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愿和他们玩。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过了一会几，小孩用泥土堆成一座城堡，自己坐在里面，好久不出来，也不给准备动身的孔子让路。

孔子忍不住又问：‘你坐在里面，为什么不避让车子？我只听说车子要绕城走，没有听说过城堡还要避车子的！孩子说。孔子非常惊讶，觉得这么小的孩子，竟如此会说话，实在是了不起，于是赞叹他说：你这么小的年纪，懂得的事理真不少呀：小孩却回答说：我听人说，鱼生下来，三天就会游泳，兔生下来，三天就能在地里跑，马生下来，三天就可跟着母马行走，这些都是自然的事，有什么大小可言呢？孔子不由感叹他说：好啊，我现在才知道少年人实在了不起呀！

3、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在40多年的办学中，共招收了3000多名弟子，其中着名的弟子有72人。子路便是72名弟子中的一个。子路向孔子表示，我像一根笔直的竹杆，生来可做一支好箭。还读书干什么。孔子开导他说，读了书就有了学问，好比在竹箭尾部装上羽毛，前面又安上锋利的金属头，这样箭就更有用了。子路听孔子说得很有理，便拜孔子为师。

有一次，子路在孔子家里弹瑟。他人很刚勇，弹出的声音也像打仗一样充满着杀气。孔子是主张仁和中庸之道的，自然觉得这声音不平和，不满意他说：他为什么要在我家里弹瑟呢？

孔子的弟子听了老师这话，琢磨出这是老师对子路弹瑟作的不好的评论，对子路的看法顿时有了改变，言语中有些不尊敬。孔子知道后，就对大家解释说：子路弹瑟的本领已经登上厅堂，但尚未进入内室。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只是没有达到高深的境地。

4、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有一年，子夏被派到莒父(现在的山东省莒县境内)去做地方官。临走之前，他专门去拜望老师，向孔子请教说："请问，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呢？"孔子十分热情地对子夏说："治理地方，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可是，只要抓住了根本，也就很简单了。

"孔子向子夏交代了应注意的一些事后，又再三嘱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段话的意思是：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

子夏表示一定要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就告别孔子上任去了.后来，"欲速则不达"作为谚语流传下来，被人们经常用来说明过于性急图快，反而适得其反，不能达到目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争取进步。今天，我读了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小时候是个活泼快乐的孩子。但在她五岁的时候，突然患上了脊椎血管瘤。病情复发，五年做了三次大手术，最后不得不截瘫。

看着朋友们开心地跳橡皮筋，背着书包去上学，小海迪幼小的心灵很痛苦。她伤心地哭了：“妈妈，我要走了！我要上学！”

爸爸给小海蒂买了书、笔记本和钢笔。告诉她，很多名人尽管身有残疾，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受到父母的爱和鼓励，她决心振作起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

后来张海迪看了十几部医学专著，请教了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了针灸等医术，给群众免费治疗。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感到羞愧。虽然张海迪病重，胸下完全昏迷，但面对残酷的命运，她并没有屈服于疾病，而是自学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专业课，掌握了英语、日语、德语等多种外语。她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啊！她不怕病，勇敢面对，奋力抗争。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她总是微笑着面对任何困难。

医生曾断言张海迪活不到27岁。但是现在张海迪54岁了。她已经踏上了为中国残疾人服务的新征程。

成功不是“中彩票”，人生梦想需要汗水和心血浇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海迪还是“年轻”的，“海蒂精神”还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张海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生活中的强者。

威廉·史坦哈已经结婚18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从早上起来，到他要上班的时候，他很少对自己的太太微笑，或对她说上几句话。史坦哈觉得自己是百老汇最闷闷不乐的人。

后来，在史坦哈参加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中，他被要求准备以微笑的经验发表一段谈话，他就决定亲自试一个星期看看。

现在，史坦哈要去上班的时候，就会对大楼的电梯管理员微笑着，说一声“早安”；他以微笑跟大楼门口的警卫打招呼；他对地铁的检票小姐微笑；当他站在交易所时，他对那些以前从没见过自己微笑的人微笑。

史坦哈很快就发现，每一个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他以一种愉悦的态度，来对待那些满肚子牢骚的人。他一面听着他们的牢骚，一面微笑着，于是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史坦哈发现微笑带给自己了更多的收入，每天都带来更多的钞票。

史坦哈跟另一位经纪人合用一间办公室，对方的职员之一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史坦哈告诉那位年轻人最近自己最近在微笑方面的体会和收获，并声称自己很为所得到的结果而高兴。那位年轻人承认说：“当我最初跟您共用办公室的时候，我认为您是一个非常闷闷不乐的人。直到最近，我才改变看法：当您微笑的时候，充满了慈祥。”

人生智慧：你的笑容就是你好意的信使。你的笑容能照亮所有看到它的人。对那些整天都看到皱眉头、愁容满面、视若无睹的人来说，你的笑容就像穿过乌云的太阳；尤其对那些受到上司、客户、老师、父母或子女的压力的人，一个笑容能帮助他们了解一切都是有希望的，也就是世界是有欢乐的。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幸福，有一个可以得到幸福的可靠方法，就是以控制你的思想来得到。幸福并不是依靠外在的情况，而是依靠内在的情况。记住：微笑能改变你的生活。如果你不喜欢微笑，那怎么办呢？那就强迫你自己微笑。如果你是唯独一个人，强迫你自己吹口哨，或哼一曲，表现出你似乎已经很快乐，这就容易使你快乐了。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艾萨克·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于1642年圣诞节出生在英格兰伍尔斯索蒲村，这一年正值伽利略与世长辞。和穆xxx一样，牛顿也是一个遗腹子。童年时代的牛顿就显示出巨大的力学天赋。他有一双非常灵巧的小手。他聪明伶俐，但对功课却总是粗心大意，在学校并未引起特别的重视。十几岁时，母亲让他辍学，希望他能成为一位象样的农民。幸亏他的母亲被说服了，她相信了儿子的主要天赋不在于务农，而是另有所为。十八岁的牛顿进入剑桥大学后，迅速地掌握了当时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很快就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工作。他在21到27岁期间为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使随后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十七世纪中期是一个科学鼎盛的时期，该世纪初期望远镜的发明，使天文学的研究发生了彻底的革命。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和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都极力劝告所有欧洲的科学家，再不要依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而要亲自做观察和实验。培根和笛卡尔的倡导为伟大的伽俐略所实践。他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所做的天文观测给天文学带来了革命，他的力学试验建立了现在人称的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如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和发现行星绕日运动定律的约翰尼斯·开普勒都为科学领域提供了新的基本知识，而且纯科学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遣，但还无法证明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当科学被运用到技术领域时，就会使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发生革命。

虽然哥白尼和伽俐略澄清了古代科学中的一些错误观念，为人类更好地了解宇宙作出了贡献，但是还没有一套系统的定律来把这些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发现变成可以做科学预测的统一学说。是艾萨克·牛顿提出了这种统一的学说，从而使现代科学进入了它一直所遵循的航程。

牛顿一般不愿意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早在1669年他就在他的大多数着作里对基本概念作了系统的阐述，但是他的许多学说却在很久以后才公开发表出来。他公布的第一个发现是有关光的性质的一项突破性的贡献。牛顿经过一系列认真的试验，发现普通光是彩虹所有的不同色光的混合光。他还对光的反射和折射定律的结果做了认真的分析，根据这两个定律，1668年他设计并真正制造出了第一台反射望远镜，如今大多数天文台都使用这类望远镜。牛顿29岁时把他的这些发现及其许多其他光学试验结果呈交给英国皇家学会。

仅就光学方面的成就或许就可以使他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比起他在数学或力学方面的成就来，那就相形见绌了。他对数学的贡献主要是发明了积分，这一成就可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做出的，这一发明是当代数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仅是许多现今数学学说产生的种子，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没有这一工具现代科学在随后就不会取得进展。如果牛顿仅仅发明了积分而别无所获，也可以使他在本册中排到相当高的名次。

但是牛顿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力学方面，力学是研究物体运动的科学。伽俐略发明了第一运动定律，这一定律描述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的情形。当然在现实中所有的物体都受外力作用，力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物体怎样运动。牛顿提出的最着名的第二运动定律，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一定律可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经典物理学中最基本的定律。他的第二定律（其数学表达式为F＝ma）可表述为：物体运动的加速度（即速度变化率），与作用在该物体上的合力成正比，与物体的质量成反比。除了这两个定律外，牛顿又提出了着名的第三运动定律（这定律可表述为，有作用力即外力就必然有反作用力，且两者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和他的科学定律中最着名的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四条定律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实际上所有的宏观力学体系都可以利用这一体系来加以研究和预测，从单摆的振动到行星绕日在其轨道上运动都用得上。牛顿不仅提出了这些力学定律，而且还利用积分这一数学工具说明了如何利用这些基本定律来解决实际问题。

牛顿定律可以而且已被用来解决极其广泛的科学和工程学方面的问题。牛顿在世时，他的定律的最有戏剧性的应用是在天文学领域里。他在这个领域里也处于领先地位。168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人们通常只称作《原理》），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定律，并说明如何利用这些定律来准确预测行星绕日的运动。牛顿的这一壮举圆满地解决了动力天文学的主要问题，即准确预测星体和行星的位置和运动。因此牛顿常被认为是所有的天文学家之魁。

应该怎样评价牛顿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呢？如果我们翻阅一部科学百科全书的索引，就会看到提到牛顿及其定律和发现的条目比任何其他一个科学家都要多（也许多二到三倍）。况且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伟大的科学家对牛顿的评价。莱布尼兹决不是牛顿的朋友而是与他进行过唇枪齿剑之争的对手，他写道：“从有世以来，到牛顿所处的时代，他在数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占了整个的绝大部分。”伟大的德国科学家拉普拉斯写道：“《原理》一书比任何其他天才的作品都出类拔革。”拉格朗日常说牛顿是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天才。厄恩斯特·马赫在1901年写道：“自从牛顿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牛顿力学在演绎上、形式上和数学上的进展。”这也许说出了牛顿的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他发现科学是一门由孤立的事实和定律构成的杂学，它能描述一些现象，但只能预测几种现象，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统一的定律体系，这个体系能解释大量的物理现象，能用来做准确的预测。

由于篇幅有限，不能把牛顿所有的发明都一一包罗进来，因此他的小发明就其本身来看虽然也是重要的成就，但这里只好忽略不提了。牛顿对热力学（对热的研究）和声学（对声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物理学定律：动量守恒定律和角动量守恒定律；他发现了数学中的二项式定理；他第一次对星体起源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现在读者虽然会认定牛顿是曾出现过的最伟大、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但是仍然会提出为什么把牛顿排在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华盛顿这样重大的政治人物以及如耶稣·基督和乔达摩·佛伦这样重大的宗教人物之前呢？我自己的观点是：尽管政治变化是重大的，但仍有理由认为在亚历山大之死前后1000年间的大多数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就主要的日常活动而论，大多数人在公元前后3000年间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过去的500年中，随着现代科学的出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与1500年的人们相比，我们的吃喝穿戴有了变化，我们的娱乐活动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科学发现不仅仅使技术和经济发生了革命，而且使政治、宗教思想、艺术和哲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科学革命使人类所有的活动方式均有变化。正因为如此，许多科学家和发明家才被列入本册。牛顿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家，而且是科学理论发展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在任何一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册上，他名列前茅是当之无愧的。

1727年，牛顿这颗巨星陨落了，他安葬在西敏寺大教堂，是被赐予这种荣誉的第一位科学家。

丘浚，字仲深，海南琼山人。初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迁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太子太保，至文渊阁大学士（即宰相）等职。

丘浚出生在一个贫民家庭，他两岁时，父亲病逝。当时，他的母亲李氏还不到三十岁。她很有文才，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儿子身上，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在母亲的教导下，小丘浚到五岁的时候，便读完了《诗经》、《论语》；到他六岁的时候，家中虽然度日艰难，但李氏仍然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了本村一所私塾上学。

小丘浚深知自己能上学，靠的是母亲用心血换来的几个钱，因而读起书来也格外刻苦勤奋。别人一两天才能学会的内容，他只用半天就能融会贯通了。老师见他智力超人，仅靠课堂上的内容满足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便主动借书给他看。但是，就这样，仅仅两年的时间，老师个人所有的藏书，就全被他读完了。

于是，他又到处借书读。

有一次，他想读《汉书》这部著作，到处借不到，就去问老师，什么地方能借到这部书。老师告诉他说：“这部书现时很难借到，只有我的一位姓姜的朋友家有此书，不过，他的住处离这里有百十里地，一时无法借到。”

丘浚说：“不怕，我一定要去借。”

老师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就为他写了一封信。

丘浚回家对母亲一说，母亲开始不同意，后见儿子主意已定，也就不再阻拦。母亲因他出远门，要向邻居借点白面烙点饼让他带上，可丘浚执意不肯，只带了几个玉米饼子便上路了。

年仅十岁的小丘浚，一边走，一边问，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渴了向人家要碗水喝，天晚了，他就住在破庙里，借着月光看一会儿书。当时正是夏天，虫咬蚊叮，他都不知道；直到困得睁不开眼了，他才放下书本就地睡去。

就这样，丘浚晓行夜宿，一直走了三天半，才来到老师介绍的那位朋友家中。

当时，主人正在家中与人下棋，接过丘浚带来的信一看，也被这孩子的求学精神所感动，急忙吩咐家人让丘浚洗脸、吃饭，然后去房间休息。

丘浚是专门来借书的，哪有心思去休息？所以，他刚吃完饭，就又去找主人借书了。那姜先生听了，微微一笑，一边继续下棋，一边对他说：“听你的老师讲，你学习刻苦，很有才华，我现在出个对子，你若对得上，我就把书借给你；如对不上，就是只图虚名，学也无用，等你有了才华后再来借书。你看行吗？”

丘浚道：“恭敬不如从命，那就请先生出上联吧！”

姜先生抬头朝墙壁一看，顺口念道：“墙壁当前，龙不飞，凤不舞，桃不开花，梨不结果，可笑小子”。

这个上联，是取材于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也有取笑丘浚的含义。

丘浚自幼跟着母亲学诗作对，一听便知其含义，今虽求人借书，也不愿低三下四，于是望着棋盘，未加思索地脱口对道：“棋盘之中，车无轮，马无鞍，炮无烟火，兵无粮草，敢杀将军。”

主人听了，已经明白丘浚对联内含反唇相讥之意，但他也是个爱才之人，听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好一个敢杀将军的卒子，有志气！”

随后，姜先生不但把《汉书》借给了他，并任他挑选了另外一些书，还派人用马将他送回了家中。

从此，丘浚百里借《汉书》的故事，便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假期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叫《名人故事》。其中李四光爷爷小时候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889年出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教师家庭了。上学以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用功，连年都是全校第一。放假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忙忙碌碌地跟泥土、石头打交道。1905年，李四光成为了年龄最小的同盟会会员。有人问他：“你年龄那么小，能为革命干什么工作呢？”李四光毫不犹豫地回答：“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大家都说有志不在年高。新中国成立后他全心投入祖国的建设事业中，成为我国功勋卓绝的地质学家和“地质力学的创始人”。

读了李四光爷爷的故事后，我感到十分羞愧。想想自己：不爱写作业，上课开小差，一到放假，每天想着吃喝玩乐，早把作业抛到脑后，有时还跟妈妈撒娇，浪费了大好时光，周恩来爷爷从小都知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所以我要向他们学从小立志，现在好好学习，长大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病人远离病魔的摧残，让人们健康幸福地生活。

在台湾，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奇怪的记者”，而在麻风村，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她“像疯子一样作战”了十年。

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是逃避，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12年职业生涯中，以作品《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吴舜文新闻奖”和“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

另—个世界

1999年夏天之前，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

当时，她是台湾《中国x报》的资深记者，工作稳定，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并配备佣人，开跑车，爱时髦，生活无忧。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随着小儿子的降生，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在辞职前，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

从1959年开始，因为麻风病的蔓延，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张平宜到来的时候，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穷山恶水，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这些村子极为偏僻，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仍停滞在无水无电、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有人眼瞎、鼻残、五官严重扭曲变形，有人缺手断脚，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伤口的布烂了，苍蝇在周围围绕，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里的孩子，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营盘时，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风村、长在麻风村，除了集体户口外，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麻风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仅是文盲，更是所谓的“幽灵人口”，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他们走不出麻风村。没办法读书，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出生，成长、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但是，如今回头看，一转身的工夫，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个母亲，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转头离去。”张平宜如是说。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张平宜担心，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如果自己狠心离去，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张平宜心里很清楚，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

经过十年的努力，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幽灵村”的历史，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啪’，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

媒体的关注，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给村民增加补助，并建学生餐厅，盖中学校舍等。

3月中旬，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

像疯子—样作战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麻风村成了一个“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真是一个化外之地。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

“张小姐很难缠的”，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她甚至被称做“台湾来的女特务”，虽是玩笑之说，但天外来客的尴尬，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

“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关怀。他们不能理解的是，你张平宜又没有名、又没有利，还拿钱出来，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

她刚到的那几年，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推展工作处处碰壁。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所谓的生命价值，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经费，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时，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在自己的学校里，带着孩子成长，孩子们没吃、没穿，我们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当地官员。”

“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如果我是个男人，早就被赶走了。人家以为你去行善，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我有时候想想，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

“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我就不可能这样做。”张平宜说，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请教当地学者，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现在，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学生30人。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光云南就有200多个。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张平宜说，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让后来者比照。

张平宜的新书《台湾娘子上凉山》在台湾出版，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最后一搏”。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她甚至给温x宝写过信，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后来，在政府主导下，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仍未有老师到位，“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

为了募集资金，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希望之翼协会”，不定期向社会募捐。目前，在学校的运营上，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

一个奇怪的记者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以前在报社工作时，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立法院”政治或财经新闻线，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

“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因为没有卖点，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

1992年的某一天，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有人过来跟她说，“平宜，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在此之前，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艾滋病酒吧、保险套等问题，她都会去观察。

1996年，张平宜获得“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凭报道《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而获奖。

据说，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他们不会想到，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

“我管你有没有版面，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没错。”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也从来都不会做饭，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所以他很支持。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而是神采，10年后的她，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

她笑说，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会掌控着她的悲欢。接下来，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背了一袋恐龙玩具，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她立马打了回票，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她说：“我才不要，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

海伦凯勒能够不因缺废而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努力上进，所以最后才有卓绝的成就。我们平常人既聪明又健康，假如还不知道努力用功的话，真是很对不起自己啊！

你相信奇迹吗? 你相信既盲又聋又哑的人也能成为作家吗? 有的，这个人便是伟大的海伦凯勒女士。她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生病，从此眼睛看不见，并且又聋又哑了。由于这个原因，海伦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她家里人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替她请来一位很有耐心的家庭教师苏丽文小姐。海伦在她的熏陶和教育下，逐渐改变了。她了解每个人都很爱她，所以她不能辜负他们对她的期望。她利用仅有的触觉、味觉和嗅觉来认识四周的环境，努力充实自己，后来更进一步学习写作。

几年以来，当她的第一本著作“我的一生”出版时，立即轰动了全美国。海伦凯勒虽然五官残缺，但是她能克服不幸，完成大学教育。以后更致力于教育残缺儿童的社会工作，这种努力上进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海伦凯勒真可算是个身残志坚的人。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他出生於意大利佛罗伦萨城附近的芬奇镇，父亲是当地的公证人，母亲是农村妇女，但很早就死了。

达·芬奇从小就很聪明，长得也很漂亮，非常的惹人喜爱。上小学的时候，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是很优异，算术课上他提出的一些问题，经常使老师感到棘手。课余时间，他的爱好是绘画。他在木板上、地面上、墙壁上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了栩栩如生的蛇、蝙蝠、蝴蝶、蚱蜢……父亲见了，非常欢喜。邻居们见他画什么像什么，都是亲切地称他为“小画家”。

芬奇的父亲本来不想让孩子学画，希望他子承父业，当一名律师。但是儿子非凡的画艺，把固执的父亲征服了。在他14岁那年，父亲终於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到了当时的欧洲艺术中心佛罗伦萨，拜着名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费罗基俄为师。

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他的教法也是很有些特别。达·芬奇来到画室的第一天是学画鸡蛋，第二天是学画鸡蛋，第三天仍是这样。无休止地画呀画呀，枯燥乏味极了，就这样画了一年。芬奇画腻了，心里想：“这有什么必要呢？一笔下去画一个圈儿就行了。”费罗基俄老师仿佛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对他说：“别以为画蛋很容易，很简单，要是这样想就错了。在一千只鸡蛋当中从来没有两只蛋的形状完全相同，即使是同一个蛋，只要变换一下角度看它，形状便立即不同了……所以，如果要在画布上准确地把它表现出来，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

听了老师这番教诲，达·芬奇懂得了老师的苦心，就决心不停地练习基本功。他每天一大早就对着鸡蛋画起来，直到夜深人静了，仍然对着鸡蛋画。经过３年的努力，达·芬奇的技艺大长，他画的鸡蛋各具形态、维妙维肖，对色彩的感觉敏锐了，线条的把握准确了，手中的画笔也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了。老师看了非常满意。

有一天，费罗基俄画了一幅《基督受洗图》，他自己很满意，得意之余，对达·芬奇说：“芬奇，在这幅画上再画两个天使吧！”芬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很快就把两个天使画好了，这两个天使体态活泼自然，面部表情生动柔和。老师一看大吃一惊，相比之下，自己画的是多么生硬板滞呀。他在心里承认学生超过了自己，感到既高兴又惭愧，从此竟然搁笔不画，专门从事雕刻了。

达·芬奇结束了学徒生活，开始了独立创作，《最后的晚餐》《蒙那丽莎》等都是他的不朽名作。他的绘画成就越高，作画越是严肃。据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为了把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画好，曾到各种场合去潜心观察赌徒、流氓、罪犯的各种形象和举止。最后，他终於找到了让犹大惊惶失措和手里紧握钱袋的表现手段。这两处细节描绘的巨大成功，是与少年时长达数年的刻苦画蛋分不开的。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所以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数学。有一次，国王请他去测定金匠刚刚为其做好的王冠是纯金的还是掺有银子的混合物，并且告诫他不得毁坏王冠。起初，阿基米德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天，当自己泡在一满盆洗澡水里时，溢出水量的体积等于他身体浸入水中的那部分体积。那么，如果把王冠浸入水中，根据水面上升的情况算出王冠的体积与等重量金子的体积相等，就说明王冠是纯金的；假如掺有银子的话，王冠的体积就会大一些。他兴奋地从浴盆中跃出，全身赤条条地奔向皇宫，大喊着："我找到了！找到了！"他为此而发明了浮力原理。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着名的杠杆原理。伴随着这一发明，还产生了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阿基米德的老年岁月里，他的祖国与罗马发生战争，当他住的城市遭劫掠时，阿基米德还专心地研究他在沙地上画的几何图形，凶残的罗马士兵刺倒了这位75岁的老人，伟大的科学家扑倒在鲜血染红了的几何图形上……

阿基米德死后，人们整理出版了《阿基米德遗着全集》，以永远缅怀这位科学巨匠的伟大业绩。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朋友如粪土”，这样的发现，也只有享受思维的乐趣的人，才能获得。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有的人简单，有的人有趣，又简单又有趣的人，只有金岳霖。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是朋友之间的感情。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是既是亲戚又是朋友。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车夫说：“只听见人家叫你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导语：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有一个求职的过程。那名人求职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小编为你整理的名人求职的小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罗温·阿特金森：灵机一动

英国著名喜剧演员罗温·阿特金森以其“憨豆先生”的形象而深入人心。罗温成名前到英国一家著名的马戏团应聘滑稽演员。考官出的面试题目是当场让人捧腹大笑。憨豆又讲笑话又演哑剧，可考官没有一人露出一丝笑意。

罗温灵机一动，亮出绝招，他转身拉开面试房间的门，对外面等候面试的其他应聘者大叫道：“喂，你们都可以回家吃饭了！他们已经决定录用我了！”这时，已经憋了很久的考官们一下子集体大笑起来。

罗温终于得到了一份可以发挥自己特长的工作，并最终成为英国喜剧泰斗、世界著名的滑稽大师。有时候懂得运用幽默，也是打动人心的一个技能。

李咏：处变不惊

1991年7月，李咏刚从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就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招聘考试。面试的当天，中央电视台把内部的闭路电视全部开通，台里所有人都能看到面试现场的画面，考场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初出茅庐的李咏有点儿慌，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随着面试的进行，他逐渐适应了这种场面。

当时正打海湾战争，考官问海湾战争参战国都有哪些国家？李咏搜肠刮肚说了一些，惟独少了伊拉克，台下马上就有人质问，李咏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联合国正制裁呢，那是‘敌’国呀！”一句话让台下的人全乐了，李咏由此给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顺利地进入了中央电视台，为日后成为综艺节目“一哥”奠定了基础。

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肯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名人刻苦读书的故事，欢迎阅读!

一：八十二岁的状元

梁灏是五代时期的人，却是宋太宗时期的状元郎。他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年)起就不断地进京应试，历经后汉和后周两个短命朝代。虽然屡试不中，但他毫不在意，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我就离状元近了一步。”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他才考中进士，被钦点为状元。他一共考了四十七年，参加会试四十场，中状元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翁了。在大殿上，太宗问他的年岁，他自称：“皓首穷经，少伏生八岁;青云得路，多太公二年。”言明自己是八十二岁了。短短两句话，包含了多少考场上的艰苦和辛酸!

【感悟】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他生逢五代乱世，人生坎坷在所难免。但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却是极为可贵的。在求学路上，如果人人都像梁灏那样孜孜不倦，为达到目标不惜追求到须发皆白，那么，即便最后不能功成名就，至少可以满腹经纶垂名后世。这种坚毅的求学精神值得每个人称颂和学习。大器晚成的故事告诉青少年：学习不在于年龄，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正确对待，持之以恒，就能达到你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

二：苏洵发愤

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小时候很贪玩，直到二十七岁才认识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发愤读书，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有一年端午节，苏洵从早晨起来就扎在书房里读书。他的妻子端了一盘粽子和一碟白糖送进了书房。将近中午时，夫人收拾盘碟时，发现粽子已经吃完了，碟里的白糖却原封未动，而旁边砚台上竟有不少糯米粒。原来，苏洵只顾专心读书，误把砚台当成了糖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刻苦的精神，苏洵成为了文学大家。

【感悟】从古至今，年老发奋学习的事例也比比皆是，青少年年老就不能学习了吗?当今知识爆炸的年代，现代科学文化迅猛发展，使知识的更新期大大缩短，活到老学到老是时代的要求，它要求人从幼年到垂暮都要不间断地学习，不用说人到中年，就是老年仍然需要坚持学习，否则赶不上时代的步伐。

三：匡衡凿壁借光读书

匡衡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他从小喜欢学习，刻苦勤奋，可是家里却买不起灯油，无法在夜间学习。一天夜里，他正躺在床上默诵白天读过的《诗经》时，发觉邻居家灯火通明。匡衡羡慕在灯光下读书的人，他灵机一动，把邻居家的灯火借过来就可以读书了。

匡衡正在思索着该如何借到光看书，灯光把巨大的人影投身到墙上，酷似一个个怪物，怪模怪样地在墙上晃来晃去。小匡衡灵机一动：我如果在这边偷偷凿个洞，隔壁灯光就能穿墙而过，照射到我这小屋里来，我不就可以借着这点亮光读书了吗?

他高兴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找来一把凿子，在墙壁下方偏僻处凿了个小小的窟窿。顷刻间，灯光照亮了一小块儿地方。匡衡连忙从床头翻出《诗经》，凑到那一小块儿宝贵的光亮处，专心致志地苦读起来。匡衡的父母看到匡衡如此刻苦，都感到特别欣慰，同时又倍感酸楚。

从此以后，匡衡白天帮大人忙田里的农活，夜晚借着那一小束从隔壁人家借来的灯光，孜孜不倦地读书，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学者。

【感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外界条件不是制约我们成功的决定因素，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关键。学习中遇到困难是常有的事。但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要有吃苦的精神，培养自己的学习毅力。

四：.鲁迅在“三味书屋”

鲁迅小时候非常淘气。一天，镇里的戏台正在排戏，鲁迅听到外面的锣鼓声，便在家里坐不住了，趁着父亲不注意，他一溜烟儿地跑到戏台前看热闹。这时，戏台周围已经挤满了人。突然，热闹的锣鼓声停了，从后台走出一个人，对台下一拱手说：“哪位小兄弟愿意上台?我们让他客串阎王殿里的小鬼。”那些平时非常调皮的孩子这会儿却你推我、我推你地谦让起来。

“我来!”小鲁迅走上台去，让戏班的人画了个花脸，然后拿起一把钢叉就舞起来，戏台下马上响起叫好声。他得意极了，舞得更得劲儿了，小伙伴们都非常佩服他的勇气。

鲁迅12岁那年，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叫“三味书屋”的私塾就读。初入学时，鲁迅对百草园中的那些小精灵非常感兴趣。他在园中想起古人东方朔说过有一种虫叫“怪哉”，用酒一浇，便会消失不见。鲁迅非常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悄悄地问私塾的先生：“先生，这‘怪哉’虫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生却板着脸，很不高兴地回答：“不知道!”

后来，鲁迅慢慢体会到学生应该读书，先生不喜欢学生问各种古怪的问题。于是，鲁迅开始刻苦读书。起初十分严厉的先生也开始喜欢鲁迅的聪明刻苦，态度渐渐和蔼起来。鲁迅为了勉励自己学习，制作了一张小书签，书签上有10个正楷小字：“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读书时，他把书签夹在书里，每读一遍就从上往下盖掉一个字，读过几遍之后，就用默读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熟练地把课文背出来了。后来，同学们也都向鲁迅学习，纷纷制作“读书三到”的书签。

【感悟】学习要讲究方法，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真正会学习的人，要善于取舍，要选择正确的，精通专业的，熟悉相关的，了解必需的。同时，学习需要思考。有些人虽勤于学习，但不过只是泛泛的阅读，任何理论观点都只在脑海里一晃而过，是所谓“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三到”是鲁迅在学习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我们也要像他那样不断地总结学习方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去攻读，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五：陈景润认真读书

陈景润小时候经常和哥哥姐姐一起玩捉迷藏。不过，陈景润捉迷藏时有点特别。他常拿着一本书，藏在一个别人不容易发现的角落或桌子底下，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一边等着别人来“捉”他。看着看着，他就忘记了别人，而别人也忘记了他。

上学期间，陈景润酷爱数学。当老师讲解数学题时，他总是集中精神认真听讲。课后布置的习题他也认真去做。陈景润在解题的过程中得到了无限乐趣。数学是心智的比试和较量。陈景润对于解题，向来不吝惜时间和精力。陈景润不懂就问，别看他平时沉默寡言，但向老师请教时却毫不羞涩和胆怯。他的求教方式很特殊：看到老师外出或者老师从高中部到初中部去，他就紧追上去，和老师一起走一段路，并且一边走，一边问问题。

陈景润在福州英华中学读书时，有幸聆听了清华大学沈元教授的课。沈元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世界上一道数学难题：“大约在200年前，一位叫哥德巴赫的德国数学家提出‘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成两个素数之和’，简称‘1+1’的理论。但他一出生也没有证明出来，哥德巴赫带着一生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却留下了这道数学难题。长久以来，‘哥德巴赫猜想’之迷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家，但始终没有结果，并成为世界数学界一大悬案。”沈元教授把“哥德巴赫猜想”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他把数学比喻成自然科学的皇后，把“哥德巴赫猜想”比喻成皇后皇冠上的明珠!沈元教授讲解的“哥德巴赫猜想”像磁石一般吸引着陈景润。

许多年之后，陈景润终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他发表了《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这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所证明出的那条定理震动了国际数学界，后来这条定理被命名为“陈氏定理”。

【感悟】做学问要有陈景润那样刻苦钻研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取得巨大的成就。青少年在学习中，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这里提供两种方法借鉴：1、鞭策法：让警官、好友监督自己，自己要尽量配合。2、自制法：为自己找一个奋斗的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你最在乎最怕失去的。然后为了那个目标，让自己勤快起来。并且可以在醒目的地方贴上自己的目标提醒自己 。

通过看名人的励志故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让我们受益终身的道理,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名人刻苦读书故事。

六：扑在书上的高尔基

高尔基，前苏联大文豪，列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他出生在沙俄时代的一个木匠家庭，4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因为家庭极为寒，他只读过两年小学。10岁时就走入冷酷的“人间”。他当过学徒，搬运工人，守认人，面包师。还两度到俄国南方流浪，受尽苦难生活的折磨。但他十分喜欢读书，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利用一切机会，扑在书上如饥似渴地读着。如他自己所说：“我扑在书，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他为了读书，受尽了屈辱。10岁时在鞋店当学徒，没有钱买书，就到处借书读。那时的学龄前徒，实际上是奴仆：上街买东西，生炉子，擦地板，洗菜带孩子……每天从早晨干到半认。在劳累一天之后，用自制的小灯，坚持读书。

老板娘禁止高尔基读书，还到阁楼上搜书，搜到书就撕碎。因为读书，还挨过老板娘的毒打。高尔基为了看书，什么都能忍受，甚至甘愿忍受拷打。他说过：“假如有人向我提议说：‘你去广场上用棍棒打你一顿!’我想，就是这种条件，我也可以接受的。”

由于高尔基一生如饥似渴地读书，勤奋不懈地努力，他写下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海燕》、《鹰之歌》、《母亲》、《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童年》、《人间》、《我的大学》。除此之外，还写了剧本和大量的政论、特写、文艺评论等。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大脑有多聪明，相信不用我再多费唇舌了。但私底下，爱因斯坦其实是一个谦虚、不爱张扬又充满爱心的人。以下告诉大家几个关于爱因斯坦的有趣小故事。

坐在姑娘旁和坐在火炉旁的感受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一般人来说很抽象，有几个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生跑来请教他：“爱因斯坦先生，什么是相对论啊?

爱因斯坦风趣地说：“你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个小时，却觉得只过了五分钟;你紧挨着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只坐了五分钟，却觉得过了一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当人在愉悦的氛围中时，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而在煎熬中时，当然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的是物理，而这里说的是人的心理。

从烟囱里爬出来该不该洗澡

有个学生请教爱因斯坦逻辑学有什么用。爱因斯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他：“假如有两个工人从烟囱里爬出来，一个很干净，一个很脏，你认为哪一个会去洗澡呢?”

“当然是脏的那个会去洗澡。”学生说。

爱因斯坦反问：“是吗?脏的那个工人看见对方干干净净，还以为自己也不脏，哪里会去洗澡呢?”

“这样看来是干净的那个去洗澡了!”学生恍然大悟。

在场的学生都认同这个答案，爱因斯坦却笑道：“错!两个工人都是从烟囱里爬出来的，怎么可能一个干净一个脏呢?这就是逻辑学的用处!”

到底谁笑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后，德国种族主义分子极力贬斥和嘲笑它。

一天，一些人在柏林会议厅集会攻击爱因斯坦的“谬论”，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徒极力讽刺挖苦相对论，引来一些无知者的阵阵笑声。

爱因斯坦镇定地走进会议厅，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每当他听到演讲者荒谬的斥责声时，便随着听众一起哈哈大笑，有时还跟着鼓掌、喝倒彩。

朋友看到爱因斯坦这个样子，忍不住说：“这到底是谁在笑谁呢?”

曾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从上千吨的矿石中提炼出几克的“镭”，终于取得成功。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家境贫寒，没有文凭、没有导师，地处穷乡僻壤，但他却成功了。他靠的是什么?正是锲而不舍这一精神!他卧床三月翻书不止就可以作证。

西汉司马迁少年时就涉猎群书，立志继承父业。正当他撰写的《史记》进展顺利的时候，“李陵事件”的牵联，使他遭受宫刑。面对这奇耻大辱，他不是叹息、沉沦，而是锐意进取，“幽而发愤”，他含冤蒙垢数十年，终于写出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流芳后世。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导师马克思为著《资本论》化了40多年的时间，在大英博物馆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他所坐的位子下水泥地上竟磨掉了一层水泥。通过他不懈的努力，马克思终于著成了全世界无产者所需的《资本论》。

中国的农民科学家吴吉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搞棉花试验，他“吃也想棉花，睡也想棉花”，10年浩劫人家不让他搞试验他就在自己家里偷偷搞。终于，培育出棉花新品种，为祖国的农业发展贡献了力量。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现在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派出去的，还是自己出去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和技能，也希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青年医生傅震1988年去德国进修。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在德国行医的执照，还成为德国医学会会员。德国教授动员他留在德国，每月可得到奖学金5000马克，相当于人民币近2万元。这时候，他出国的签证限期快到了，他只要在申请延期的申请上签字，就能继续留下来。但是他想起祖国的医学事业多么需要自己的技术，想起自己从小就立下的为人民解除痛苦的心愿，毅然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按时回国了。

回国之后，他居住在一套24平米的房子里，还是和别人合住，条件很差。有人不理解他，问他回国图个啥？他只是说：“病人需要我。”他把个人得失放在一边，勤恳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医生，后来还获得了“优秀中青年留学回国人员”和“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的称号。

北宋词人晏殊，素以诚实着称。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了他，并要他与一千多名进士同时参加考试。结果晏殊发现考试是自身十天前刚练习过的，就如实向真宗报告，并请求改换其他题目。宋真宗非常赞赏晏殊的诚实品质，便赐给他“同进士出身”。晏殊当职时，正值天下太平。于是，京城的大小官员便经常到郊外游玩或在城内的酒楼茶馆举行各种宴会。晏殊家贫，无钱出去吃喝玩乐，只好在家里和兄弟们读写文章。有一天，真宗提升晏殊为辅佐太子读书的东宫官。大臣们惊讶异常，不明白真宗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真宗说：“近来群臣经常游玩饮宴，只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合适的人选。”晏殊谢恩后说：“我其实也是个喜欢游玩饮宴的人，只是家贫而已。若我有钱，也早就参与宴游了。”这两件事，使晏殊在群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而宋真宗也更加信任他了。

1791年9月22日英国伦敦一个贫穷的铁匠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法拉第。13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书铺当学徒。1913年，法拉第成为戴维的实验助手。1821年，法拉第被提升为皇家学院事务主任，同年与萨拉结婚。这一年，法拉第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在一个玻璃缸中央立上一根磁棒，缸里倒上水银，露出一个磁极，用铜丝捆在软木上放到水银的缸里，导线一头接在磁棒的一极，另一端通过铜丝再与磁棒的另一极相连，接通电源后导线开始移动了。这其实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马达的前身，他的实验是电磁学上的一个重要突破。1825年，法拉第被任命为皇家学院实验室主任。1831年10月17日，磁转变成电的实验终于成功了，接着他又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有了它和变压器，电就可以大量地生产，

从此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了工厂、农村和每个家庭。法拉第没有就此停步，继续埋头在实验室里，用实验证实不同形态的电的同一性;发现两条电解定律，打开了化学的大门，揭示电同化学亲和力的关系，还研究了伏打电池，发明了测量电压的电压计，证明了电荷守恒……他拒绝了有丰厚报酬和商业性技术的研究，潜心研究。皇家学院院长去世后，学院理事会请法拉第出来当院长。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按周拿工资的实验助手，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登上科学的顶峰，当上皇家学院院长，这将在科学史上传为佳话，但是他却谢绝了。法拉第避开荣誉，荣誉却紧紧跟着他。每一次有重大的发现，国内外的大学、学会和科学院就纷纷给他颁发荣誉奖状、奖章和学位，他却把这些荣誉证书统统放在盒子里，还在盒子里放了一张自己写的证书：“在这些成绩记录和重要事件中，我谨记下一件事的日子，作为荣誉和幸福的源泉，这件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我们是1821年6月12日结婚的。”

法拉第不但在皇家学院做实验、演讲，还要为海务局工作，还关心怎样保护博物馆里的珍贵壁画，保护泰晤士河水的清洁……他的工作永远做不完。1867年8月25日，法拉第坐在他的椅子上睡着了，永远没有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