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人物传记(精选20篇)

鲁迅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认为要教育好孩子，首先要尊重和理解孩子，“如果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更大碍于孩子发达。”

曾经有一次，先生在家中宴客，儿子海婴同席。在吃鱼圆时，客人均说新鲜可口。唯海婴说：“妈妈，鱼圆是酸的!”以为孩子胡说乱闹的妈妈便责备了几句，孩子老大不高兴。鲁迅听后，便把海婴咬过的那只鱼圆尝了尝，果然不怎么新鲜，便颇有感慨地说：“孩子说不新鲜，我们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看来我们也得尊重孩子的说的话啊!”

今年55岁的支月英是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的一名乡村教师。为了让山里孩子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她默默坚守深山36载。 1980年，19岁的支月英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乡镇40多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山村小学任教。

36年来，支月英一直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为了让山里孩子们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她筹建新校舍、创办快乐图书室、开设全科特色教学。她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还是保育员，为孩子们做饭、洗衣、垫付学费更是家常便饭。学生们对支月英的称呼，从最初的“支姐姐”，到后来的“支妈妈”，再到现在的“支奶奶”。三十多年过去了，一千多个山里娃从这里走出了大山，而支月英却落下了一身病痛：视力、听力减弱，甲减和糖尿病让她每天离不开药。

面临退休的支月英，最担心没有新老师愿意来这偏远的教学点。“乡亲们把我当做亲人，山里娃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干下去!”支月英说。

更多热门文章：

每每读到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我便肃然起敬，对这位年岁已高，须发如雪的老人顿生敬佩，心中涌起一阵冲动：真想见见这位戎马一生，征程满衣的赵国栋梁，拥抱一下这位可敬的老人。

春秋战国时代，赵国的一名身份卑微的门客蔺相如由于完璧归赵，渑池大会大受赵王赞赏，当上了地位在廉颇之上的上卿职位。嫉妒，就像一颗种子，会随别人的成就而疯狂地增长。廉颇心中的嫉妒的种子已萌芽，并日渐增长。他愤怒了，他要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后生晚辈，让他知道自己是如何为赵国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才有了今天的地位的！而他蔺相如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仅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功劳就把官做的比他廉颇还大！

廉颇愤怒了，处处与蔺相如作对，想尽一切方法使蔺相如难看。古往今来，多少斤斤计较使得两败俱伤？又有多少的勾心斗角使得身败名裂？嫉妒，真是可怕的东西！它使得多少心灵伟岸在瞬间倒塌？使得多少人“一世英明，毁与一旦”？

廉颇老将军终于清醒过来了！他悔恨交加。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于是，白发苍苍的他不顾年事已高，仍就背着荆条来到蔺相如家，重重地跪在了凛相如面前。为自己曾经的力量狭小，为自己曾经的追名逐利，为自己曾经的嫉贤妒能，为自己曾经的一意孤行……老人家深深到自责.他正气凛然的行为如铮铮铁骨扣击着大地。负荆请罪是大英雄气概，深深跪拜乃好男儿本色。这样的老人，怎能不令人敬佩！翻遍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有几个人能象廉颇一样，知错就改，正气凛然？廉颇这一跪，真是英雄壮举啊！

真想拥抱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我从贝多芬身上学到了许许多多崇高的精神，特别使我佩服的是他那种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贝多芬全名叫“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贝多芬的童年是痛苦的。人生对他来说就好像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读后感于想开发他的音乐天分，使用暴力迫使贝多芬练习各种乐器。当他稍长大一些，恶运又一次降临到了贝多芬的头上：他失去了最亲爱的母亲，贝多芬悲痛欲绝，只有写信向朋友哭诉。

苦难中长大的贝多芬也是幸运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贝多芬曾遇见莫扎特，并相互交流。接着，又拜海顿为师。后来，贝多芬开始崭露头角。就在贝多芬初次尝到成功的甜蜜的时候，痛苦又一次降临。慢慢地，贝多芬耳朵的听觉越来越衰退，他的内脏也受着剧烈的痛苦的折磨。但他还是瞒着所有人，直到他再也不能隐瞒了，才写信给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这两位好友。贝多芬耳聋的程度是逐渐增加的，但没有完全聋，可以说，几乎贝多芬所有的作品都是耳聋后写的。

人们在贝多芬那青春洋溢的脸上看到了天才的目光：从那目光里人们又可以看到他悲惨的命运。之后的岁月里，性格过于自由暴躁的贝多芬也不止一次的遭到了爱情的否绝。在遭受这些肉体痛苦之时，贝多芬又必须承受着另--种痛苦。

不但如此，他的身体也“背叛“了他，先后得了肺病、关节炎、黄热病、结膜炎等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如此，但他从未放弃过音乐。要知道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贝多芬却毫不动摇，这需要用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不可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也许现在你的成绩是差了点，但这并不代表以后你依然是这样。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对自己要有信心。

贝多芬与命运抗争，最终成为名人，同样，我们也要努力学习，做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贝多芬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曾说过：“只有道德才能使人幸福，而不是金钱。“

除了这一点外，本书的作者罗曼?罗兰也想告诉我们一些道理：悲惨的命运和痛苦的考验不仅降临在普通人的身上，同样也降临在伟人的身上。当我们遭受挫折的时候，应该想到这些忍受并战胜痛苦的榜样，不再怨天尤人，要坚定自己的信仰。

尽管伦敦奥运会结束了，但8月5日奥运会上林丹和李宗伟那场羽毛球决赛还是历历在目。林丹让我们揪心了一个多小时，在那一个多小时里，我们为他紧张，为他着急，怕他失误，怕他心急，怕他压力太大。可是他就是那么的给力，在这场较量中笑到了最后。从2004年的“林一轮”，到2008年的夺冠，再到2012年的卫冕，他一次又一次书写了属于他的传奇。

在我我买到了这本林丹的自传《直到世界尽头》，我想知道这个内心强大的“超级丹”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从小到大，林丹就不是老师喜欢的“三好学生”。但是，他拥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当“篮球飞人”乔丹在中国影响力如日中天时，林丹以无比认真的口气对母亲说：“没关系，美国有乔丹，中国有林丹。”我相信，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不是谁都这样的“狂妄”。

那个时候，小小年纪的林丹就显示出了不肯服输、自尊心强的劲头。当时的训练项目中，唯一让林丹害怕的就是压腿。刚开始的时候，小孩子的韧带没拉开，腿压不下去，教练就帮他压，小林丹疼得直哭，边哭边压，回家后，妈妈还要帮他继续压。可是，不管再怎么疼，妈妈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不想去练了。周末的时候，训练队要长跑，绕着上杭县城跑两圈，至少也有几千米，林丹是队里年纪最小的，他跑不到前面去，就死死跟着大一点的队员跑，一定要跑完全程。

我很早就开始关注林丹，那个时候他有个称号“林一轮”，老是在重要比赛中被别人一轮就淘汰。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林丹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每个星期，非常疼爱外孙的外婆都去体校看林丹，鼓励他坚持下去，坚信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外婆信天主教，林丹就在自己的手臂纹上十字架，提醒自己时刻不要忘记那些爱自己的人。林丹找来一本迈克尔·乔丹的自传——《我的天下》，读完这本书，林丹才开始觉得，与其说是老天选择了赋予自己不一样的使命，不如说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热爱的运动，对于我们身处的时代，我们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生如赛场，即使不被看好，也能实现反转。”

2002年8月，不满19岁的林丹登上国际羽联排名第一的位置。2004年至2012年，林丹获得各类世界比赛冠军，长时间占据世界排名第一，并成为世界首位至今也是唯一一位获得羽毛球全满贯的选手。《直到世界尽头》是林丹这些年运动生涯的一个真实写照，林丹在努力，一直在努力，直到世界尽头。他通过自己的讲述让更多人知道体育的真谛，知道他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与汗水。无论多么苦多么累的情况下林丹都不愿低头。“不是你今天感觉不好，就可以随随便便输掉的。”

伟大存在于哪里呢?也许是众人向往的金牌领奖台上，也许是不被人注意的冷清角落。但真正的伟大与成绩无关，更是一种精神的闪耀，在你的能力所及之处挑战自我达到自我的巅峰。也许无人注视，但心中掌声响起的那一刻，全世界安静，你也为之屏息。林丹，这个从福建龙岩的小县城里走出来的小伙子，他平凡如你我，却在用一颗超级强大的内心，书写人生，书写未来。

提及林徽因，大多数人立刻会联想到徐志摩对她的念念不忘，以及她惊人的美丽。其实，太太的客厅与龙门阵或许才是林徽因生命中异常重要的关键词，它们记录了林徽因这个女子在时代之殇中四溢的才情与坚韧的担当，因之构成林徽因生命的底蕴。

太太的客厅，一直在纸上。在文学史或文化史中，便可按图索骥。它在林徽因和梁思成两进院子的里院北房，院内植有高大的马缨花树和葳蕤的丁香树，于是这个房间便既安然静好，又暗香浮动。它的窗台不高，林徽因喜欢的梅花、泥塑小物以及沙发还有墙上的字画就都能被日光照拂抚慰。在其西北角，“三屉两头沉”的小书桌上，那些文字正安安静静地站在毛边纸边上，等待那个眉头微蹙的温润女子穿过意义的森林，经由遣词用句，把它们铺张成诗歌或是小说。

客厅在平日总是异常安静但又思潮暗涌笔耕不辍的，否则便难以解释那么多的成果从何而来，诗歌六十多首、散文十篇、小说六篇，译文一篇和未完成的剧本一部，以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相关论文等等。文化史中那个集文学家、舞台设计师、建筑师为一身的林徽因正在生成。她从此因为这些艺术创作和建筑研究而风华绝代。

既是林徽因这样一个女子的客厅，便往来无白丁。平日的静寂似乎只是为了蕴蓄能量，等待每周六下午的雅聚。也说不清楚这样的雅聚是如何开始的，总之是林徽因一家住到总部胡同以后。来的都是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谈笑有鸿儒，专业无限制：政治学家张奚若，物理学家周培源，艺术史家邓以蛰以及逻辑学家金岳霖，作家沈从文等等都是座上客。虽然他们各有心游万仞之力，但因是在“九一八”后，话题更多围绕的却是时局。如李健吾所言，是“若干朋友以她为中心谈论时代应有的种种现象和话题”——指点江山，其实是谈天说地的内核。即便是在西式的沙龙聚会中，这些留欧美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的也依然是中国的社会人生。所以，当很多人看到林徽因那惊人的美丽，就以为“太太的客厅”开张下去凭借的是林徽因的个人魅力，既是小看了林徽因，更是低估了那些参加雅聚的现代知识分子，哪怕这雅聚中有终身倾慕林徽因的金岳霖。真正的原因是，“感时忧世”是中国文人的宿命，就必然亦是在乱世将他们维系起来的纽带。

当然，林徽因的才华与大度也是聚拢沙龙的重要原因。汉学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就曾回忆，林徽因聊天的话题“从诙谐的逸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这是一个怎样宽阔的女子啊，她的诗意有了这种宽阔做底，才会令那么多具有现代思想的学贯中西之士激赏，不曾、不敢也不会观赏。

提携后进也是这雅聚的题中之义。萧乾、李健吾、卞之琳等等，都在由林徽因带入沙龙后谱写出更璀璨的生命华章，正像萧乾回忆，林徽因以及周围那些知识分子的肯定和鼓励“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这让“太太的客厅”总是保持着清新与活力。

太太客厅的聚会随着20世纪抗战时局的紧张而风流云散，国难当头恐怕是这个意气相投的沙龙解体的重要原因。此后“太太的客厅”成为传奇。而传奇里，总是裹挟着因为以讹传讹而面目全非的故事，但却不曾妨碍它的深邃迷人。

因为日寇入侵，林徽因从总部胡同搬出。从此，她也结束了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这是主动的放弃，既不愿做亡国奴，那就只有一走了之。这也是那个时代北平很多文人的选择，他们汇成一股南下的洪流，试图将一座毫无文化，也必然因为缺乏文化而毫无生机的空城留给入侵者，同时在西南重建未来与希望。对林徽因来说，南下是有风险的，因为她的肺病不曾好过，战乱时期，颠沛流离对一个肺病患者来说意味着生死未卜。但她恐怕更知道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境遇下，她和万千个他们必然一路漂泊，毫无畏惧。

南下入蜀，太太客厅的雅致不再。物资拮据到典当度日，缠绵病榻也成了生活的大部分构成。但这一切都被林徽因坦然接受。她提着瓶子打油买醋时镇定自若，在和左右的乡亲摆龙门阵时巧笑倩兮。除了把太太客厅的生命热情带到了蜀地，随她而至的还有担当。当整个民族承受灾难时，这个病弱的女子静静地捧起属于自己的沉重，不叹息也不埋怨。她甚至回绝了费正清劝他们到美国治病的邀请——祖国正在难中，便必然会共赴国难。她举重若轻地穿过那些必然异常艰难的岁月，如同承接雪花的飘落。所以当儿子梁从诫问母亲林徽因事态最坏的打算时，这个妈妈淡淡说着的是，中国读书人总是有一条老路的，那就是门口的扬子江。这一切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其实刚烈就像一柄尖刀，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块色彩斑斓质地坚韧的丝绸下面，于乱世中护其周全。尖刀和丝绸都知道，它们看来互不关联，实则互为表里，是此生此世再也不可能分离的一个结合体。再若不堪，尖刀就会刺破丝绸，是宁为玉碎的意思。战争和疾病，这些时代之殇不曾摧毁林徽因的刚烈，反而将其彰显出来，时人和后人于是看到一个女作家异常坚硬的生命质地。

自打我睁开眼睛开始，妈妈便给我展示各种物品，或者给我讲很多故事，有时一讲就是深夜。在我没有接受任何书本的时候，母亲就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母亲的嗓子总是沙哑的。

上幼儿园了，我也开始接触了一些书本，有了最初的知识概念，从这时开始，母亲便开始对我严格起来了（包括现在也是）。记得一天，老师布置了几个作业题，我做错了一个题。母亲看到之后，立刻要求我重做。“如果这是考试，你就完蛋了。所以，儿子，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做到最好，你才能够成功。”母亲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虽然音量不高，但是字字铿锵有力，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在里面。所以，直到现在，我对母亲是又敬又怕的。

母亲是一个待人和善的人。一天，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踩了他一脚，而且还很高傲的走开了，连一句对不起也没说，似乎没有把母亲当回事儿。我当时已经是火冒三丈，真想教训他一顿。母亲笑了笑，对我说道：“如果我和他吵起来，那势必会影响司机，倘若他把车子一放，不开了，那我们不仅回不了家不说，而且还会被其他乘客骂，导致大家都回不了家。所以，儿子，凡是要为大局着想，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而影响大家的公共利益，明白了吗？”我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当时我只有九岁，并不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大一点的时候，我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上初中后，我和母亲谈上它时，她只是淡淡一笑。

母亲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她的知识却一点也不亚于大学生毕业的老爸，她对我的学习可谓是呕心沥血。一天，我有一道物理题不会做，垂头丧气的从书房里出来。母亲问明事情后，便和我一起思考，耐心的给我讲解，直到我明白了为止。所以，我的成绩在班里还算不错，这跟我母亲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母亲很关心我的成绩。当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母亲总是鼓励我再接再厉、继续加油；当我考砸时，母亲也不批评我，而是安慰我、鼓励我，让我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再次迎接成功。

母亲今年已经40岁了，昔日的年轻漂亮早已成了今天眼角上一道又一道的鱼尾纹。在这十四年里，母亲为我付出的心血岂可以数计？我一定不会让她失望的。妈妈，您等着吧，终有一天，您会收到一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心血和辛勤。妈妈，谢谢您！

“叶连平退休不退志，投身乡村教育事业，自掏腰包创办‘留守未成年人之家’，20年来免费给千余名留守儿童做英语辅导，花光30余万元积蓄。他的无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9月10日，安徽省特级教师、含山县环峰小学副校长洪胜说，叶连平的事迹深深打动每一个人，特别是广大教育工作者。

洪胜告诉记者，2012年5月，带着全县小语工作者的嘱托，带着希望、带着梦想，“洪胜语文教育工作室”在含山县含山中学举行了揭牌仪式。接过这块高含金量、高期望值的匾额，他知道，这其间有肯定、有鼓励、有鞭策，还有责任与承诺。

“都知道‘万事开头难’，尽管在学校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已有十多个年头，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独立支撑起一个工作室还是生平第一遭。”洪胜说，当时他请教了众多专家、同仁，浏览了大量的名师工作室网页，结合现有基础和实际状况，他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借助工作室这个平台，为一群青年人的成长开启心中的那扇窗。

在目标前起航，在阅读中积淀，在磨炼中提升，在反思中收获。如今，洪胜老师已经主持第三届市名师工作室，带了三十多名成员，一路走来，欢笑中有辛酸，收获中有遗憾。他说：“作为工作室的主持人，我的教育教学水平还有待提升，管理工作室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坚信，随着工作室课题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在工作室全体成员的共同奋斗下，他们正一步步向着‘青年名师’这一目标接近!”

在谈到学习叶连平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洪胜老师说，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小学教育工作者，我们要凭着“誓上高楼”的执着和“衣宽不悔”的信念，为老师们打开心中一扇又一扇的窗，在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道路上，跋涉艰辛，超越平凡……

迎着渐暖的阳光走向校园，心情格外清爽。看着小城街道上冰雪已经消融，街边向阳的墙角不知何时小草偷偷露出绿色，虽很单薄却也格外的顽强。爱美的人们按耐不住储存了一冬的冲动，虽还春寒料峭，却也换上了各色靓丽的新衣，为小城的春天提前注入了春的盎然生机。

走着，看着，想着。身为00后的我，有幸享受了祖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喜看中国奥运会、世博会，嫦娥二号成功发射，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科技日新月异，人们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看着来来往往的拥挤车流，在这个边陲小城生活的工薪阶层的父母，十年前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也能住上舒适的楼房，开上小轿车，手机上网，电话视频聊天等等，从大到小，无不体现出中国这个大国在无数炎黄子孙不懈追求下正一步步走向强盛，这是几代中国人的梦，这是无数中国人的梦，父辈们的梦正在实现，父辈们的蓝图已经绘就。

走着，看着，想着。我的梦呢?我们这一代的梦呢?中国的未来之梦呢?我要成为一个勇于创新的人，我要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我要成为一个胸怀祖国的人。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让美国人惧怕的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也许我可能成为工程师，让高铁安全提速，让道路永远绵长，让楼房美观舒适;也许我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拿起画笔信手拈来就是一幅壮美的祖国画卷;也许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那我也会爱岗敬业，做好工作体现自己一个螺丝钉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同样有着为实现祖国梦而不懈追求，不断努力的炎黄子孙的梦想。不要说我们孱弱不经风雨，幼鸟学飞，我们的羽翼正在丰满;不要说我们稚嫩经不起挫折，优越环境中的我们也有不屈的斗志;不要说我们胸无大志，中国梦，就是我的梦!

踏着轻快的脚步，我走进校园，朗朗的书声是我们庄重的宣誓;矫健的步伐是我们有力的行动，健康快乐的笑脸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中国梦，我的梦。

左宗棠是晚清重臣，他喜欢下棋，而且棋艺高超，很少有对手。

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在摆棋陈，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左宗棠觉得老人太高狂妄，立刻上前挑战，结果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老人把那块“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拆了，不要再丢人现眼。

没想到，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时，居然又发现了那块牌子。他很不高兴，就又去和老人下棋，但是这次他竟然三战三败，被杀得落花流水。第二天再去，仍然惨遭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进步得如此之快呢?他向老人请教。

老人笑着说：“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我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你已凯旋，我就不必再客气了!”

左宗棠叫后心悦诚服。

个子不高，身穿黑色衬衫和深色西装，英语流利，透着浓郁的知识分子气息。这是记者在大会现场第一次见到已经声名鹊起的潘建伟院士时留下的印象。他的头衔包括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

量子通信已然成为了时下的大热话题。只是这一次，信息革命的先机是否会在中国科学家构建的“量子版图”里闪现曙光?

“量子星群”

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后，潘建伟成了大忙人。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忙碌。上午休会间隙，记者有机会与潘建伟近距离接触。对媒体，潘建伟教授表现得非常谨慎，不愿透露太多，但在和量子技术泰斗级人物、日内瓦大学量子科学家Gisin教授的对话中，他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工作以及中国量子产业化的发展方向。

Gisin教授显然对于中国量子的产业化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关于资本与政策的问题。Gisin教授最早来中国是在1986年，当时他参与了一家欧洲光纤制造商在中国的业务发展。不过一直到近半年他才开始更加频繁地往返中国和欧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的公司即将在中国量子领域开展业务。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潘建伟所构建的“量子星群”蓝图对于国际重要的行业参与者极具吸引力。按照他的设想，未来10~20年，将通过多颗量子卫星和包括“京沪干线”在内的地面光纤网，构建一个天地一体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网络，这张网也将成为中国信息安全免受外界攻击的最强保障。

据潘建伟团队的科研人员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量子通信的传输途径包括可信的中继站以及卫星和地面之间的星地量子通信。即将建成的“京沪干线”就是为了保证量子密钥的传输安全。而星地量子通信则是依靠量子卫星。据潘建伟介绍，他的团队已经通过实验验证了微弱量子态在穿越大气层后是有可能保持的，而且每秒可传输1万个量子密钥。但是他承认，1万个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还将发射多颗量子卫星，形成“星群”。

将于今年年底建成的量子通信干线“京沪干线”全长2000余公里，是全球跨度最长的一条量子保密光纤。和普通光纤不同，这条光纤的节点上布局的是量子密钥分配器，具有绝对的保密性。京沪干线的建成标志着我国量子通信技术正式进入了产业化阶段。

Gisin教授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倾向于依赖国外技术，下定决心要在量子通信时代来临前布局好本土研发的技术。这对一个国家在电信、核能、航空、金融、国防等关键战略性领域的影响是重大的。中国政府的决心对于欧洲也是一个的重要机遇。”

壮大的版图

1996年，潘建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第一次见到导师塞林格教授。这位量子物理学世界级大师问道：“你的梦想是什么?”他的答案脱口而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现在，他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回国后，潘建伟在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了量子实验室。他的团队取得了首次实现光子比特与原子比特间的隐形传态，首次实现具有存储和读出功能的量子中继器，将单次激发量子存储时间提高了2个数量级，实现了对纠缠光子的量子存储等成果。合肥的量子通信城域试验网也成为全球首个拥有规模化量子通信网络的城市。

在潘建伟的“量子版图”里，坚固的“地基”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量子实验室。这是一切产业化应用的理论基础。尽管中国开始研究量子信息学的时间晚于欧洲，还是涌现出潘建伟、郭光灿和段路明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目前，这一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中国科技大学在中国量子通信产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典型的科大国盾，科大控股是其主要股东。此外，问天量子等也都是中科大下属的产业。

同样值得关注的一家公司是九州量子。中科大虽然不直接控股九州量子，但九州量子的首席科学家陈增兵就是潘建伟的同学。尽管中科大和潘建伟个人并没有持股，但在九州量子成立合资公司期间，中科大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他们建立起整个网络。

九州量子10月份公布投资了6500万元人民币与瑞士顶尖的行业企业IDQuantique(IDQ)共同建立合资控股子公司浙江理想。按出资比例，九州量子占65%股份，IDQ占35%股份，总投资规模达1亿元人民币。IDQ成立于2001年，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正是日内瓦大学的Gisin教授。而在九州量子的公告中，Gisin是合资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对于合资公司未来的合作模式，潘建伟也有担忧：“就好像苹果找一家中国的代工厂，代工厂并不掌握苹果的技术。有可能在量子领域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技术还是在外国人手上，我们最后变成了一个生产厂商。”

产业化挑战

通过将产、学、研真正实现一体化，并借助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正在加快步伐构建整个产业链，打通上下游。科大国盾总经理赵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大国盾负责为九州量子的设备提供上游的研发和产品开发，而九州量子更加注重商业化，以下游为主，研究如何落地和使用。”

据赵勇透露，目前科大国盾已经为央行、银监会等机构提供一系列实际商业应用的产品，包括提供商务密码信号等。“我们正在铺设基础的量子通信系统，保证电信级别的基础设施安全，只有先铺好路，才能跑车。”

不过，量子通信大规模地产业化仍然有不少挑战。目前来看，成本是最大的问题。对此，九州量子总经理曹文钊表示：“要扩大产业化应用，就要使同样的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客户对价值的感知就不一样了，接受度更高。比如购买一套设备，再加一些应用，性价比就提升了。”

感动中国的人物都是平凡而伟大的人，我们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力量。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201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最大心愿。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发现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发育障碍的特殊孩子，其中最严重的要数自闭症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孩子不能快乐成长，家长更是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和生活煎熬。那种煎熬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孤独症，后来才知道孤独症国际通用说法叫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全面性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目前还找不出准确的发病原因，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和有效手段，前景比较暗淡。我的心情随之也黯淡起来。我能给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做点什么呢?于是，写了一首歌。歌写好了给谁呢?这时，吉林通化的刘丛凤来了。她就是一个做孤独症的专门家，为了做孤独症她几乎倾家荡产，在所不惜，是这个地区做孤独症的第一人。也因此我认识了我国做孤独症的第一人——田惠萍。

田惠萍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曾在四川外语学院和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任教。期间，她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两年。1993年3月创办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组织—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任所长至今。曾荣获中国国际交流学会及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颁发的“展望奖”，曾被美国《读者文摘》(亚洲版)评为“今日英雄”。

她还是中国“心盟”网络组织的发起者，作为全国最早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先驱机构的创办人。

有报道说：20多年前，当4岁的儿子被确诊患上孤独症时，田惠萍几近崩溃。这种病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存在，直到1943年，美国精神病医生凯纳才提出这一概念并确定下来。由于儿子是中国第一批被诊断为孤独症的患者，田惠萍也是十分茫然，连她自己也是第一次听说。她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无法再跟正常人一样去上幼儿园，更不可能达到学龄后去读小学了。“不仅是孩子，作为母亲，我也将跟孤独症长期共处了。”

1993年，田惠萍从重庆来到北京。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要办一所学校，要把像儿子一样的孩子都收到自己身边。几个月后，中国第一家服务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性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成立。

她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到九。而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估算，我国有10万精神残疾儿童，其中绝大多数为孤独症儿童。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孤独症患者，国内达数百万之多。

孤独症发病原因至今不明，因此医学上并没有有效地治疗方法。通过专业性训练有些症状可以明显改善，但疾病将伴随绝大多数孤独症患者一生。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建立了为孤独症儿童及家庭提供社会服务NGO。由于缺乏政策性支援，很多NGO面临着巨大挑战，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技术压力。后者突出表现在怎样提供以专业技术为基础的优质服务，如何培训教师等方面。

2005年，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的资助下，通过一系列行业培训活动，由星星雨发起成立了“心盟”孤独症网络。田惠萍说，心盟的使命就是通过资源整合、行业建设和权益倡导提高成员的服务能力。目前，其成员近60家，遍布全国各地。两年来，已组织过11次能力建设培训，6次教师培训，组团赴德国访问1次，资助4家机构完成战略规划。

田惠萍是个理想主义者，正是患病的儿子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完全有意义的转变，“走向了一条更有价值的路。”现在，田惠萍的孩子每周一到周五在一家成人智障专业机构接受训练，“虽然他还是一个典型的孤独症患者，但生活得很好。”

2009年，通化的冬天格外寒冷。田惠萍突然来到了通化。她要为通化市的孤独症孩子和孤独症家庭、孤独症工作者尽心出力。那些天，她和她的伙伴吴良生，冒着风雪，一场一场地报告，一地一地地辅导，匠心独运，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精诚所至，让通化人很感动。

作为当地孤独症爱心协会的名誉会长我有机会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论起来，她稍稍大我一点，但看起来她更显年轻一些。她是一个一见面就能给人十分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听着十分骇人但一接触就能融洽相处的人，是一个有经历能够看轻一切的人，是一个不知天命，不知疲倦，不畏艰险的人，是一个啥都想知道、都想尝试的人。它特别的爱说能说。在我主持的座谈会，她自己就能说上几小时。

那些天，她在通化电台逗留的时间最长，参加通化电台组织的媒体座谈会，做客安琪的《百姓说事》直播间，接受通化电台名牌栏目王燕的《百姓访谈》。我们之间的交谈广泛而有成效。她对通化的文化历史饶有兴趣，她对通化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因而深得通化人的喜爱。

临别我给她总结了六个“不”，这就是，不辞辛苦、不避风寒、不知疲倦、不耻下问、不辱使命、不畏艰险。

六个“不”远远概括不了她做人做事的风格、风范，但通化做孤独症的朋友都愿意记住这六个“不”，因为这是田惠萍在通化的一个写照，也是我和田姐友情的一个见证。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谢，单名菲。她高高瘦瘦的，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衣着十分得体，显得斯斯文文。好一个雅而亮的名字，好一个漂亮的身材，好一个非凡气质的老师！她不但教给我们很多知识，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还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谢老师优点多多，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带班“三宝”细、严、爱。

细，是谢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触。谢老师每次改作业的时候，总是细心地改，错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抽出时间来讲评，直到我们会为止。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起之后，谢老师拿着英语活动用书走到教室门口，鼻梁上那副眼镜在日光灯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老师将作业发了下来，我翻开一看，令我感到吃惊，我觉得没问题的作业（家长检查过的）居然也能查出错误来，我不得不佩服谢老师改作业时的认真和仔细。

严，是谢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我们班原先是个不守纪律、学习成绩不好的班级。但是谢老师来到我们班后，抓常规，抓纪律，抓习惯养成。制定了很多班规班约，每一项班规，谢老师从不含糊，更不随意。一次傍晚放学，班里一位男生故意不扫地，背起书包就走，被谢老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最后，谢老师亲自坐镇，在严厉的监督下扫完了地。

爱，是谢老师留给我们最美的记忆。爱，是春风；爱是雨露。谢老师给我们的爱如春风般温柔，如雨露般甜润。她像妈妈一样疼爱着我们，又像知心姐姐一样关心帮助着我们。以前，妈妈总是说我很聪明但就是胆小，进了这个班级以后，谢老师总是鼓励我回答问题，还给我创造了很多锻炼的机会。以前在老家，我的成绩不怎么好，来到厦门，谢老师一直给我鼓励，给我信心。现在，我的成绩跃升到班级前茅了，爸爸妈妈都夸我进步了。

谢老师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呵护着我们，严格要求我们。她那“三宝”有如神奇的金箍棒，点石成金，点树成林。

我爱“三宝”！我爱藏着“三宝”的谢老师！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更多热门文章：

春天，是一个收获感动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可以收获许多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让我们观看了《感动中国》，这个节目里讲述了11位感动大家的中国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有的依然生活在贫苦的日子里。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位已经年迈的老爷爷，家里十分的贫穷但他还是坚持每天看报纸，寻找那些需要捐助的贫困孩子。每天吃的都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食物，看到这里我哭了，心里想：老爷爷真可怜。他现在虽然不能动了，但是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好好的上学。

我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每天可以坐在宽敞的教室里，我要认真学习，心存感激，伴我一生!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

魏德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退休职工、护边员。他秉承“我为祖国守边防”的坚定信念，52年如一日扎根艰苦偏远地区巡边护边，至今过着“家住路尽头，放牧就是巡逻”的生活，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授予其“兵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许帅生前是河南省安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他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救助对象办实事解难事，虽罹患重病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入到救助管理事业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河南省委授予其“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民政部授予其“孺子牛奖”。

近一段时间以来，魏德友和许帅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在魏德友和许帅身上，体现了不忘初心、永葆本色、扎根基层、奉献社会的高尚情操，他们堪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新时期基层共产党员的楷模。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向魏德友和许帅等“时代楷模”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发挥模范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时代楷模”发布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现场发布了魏德友和许帅的先进事迹，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魏德友同志“时代楷模”和追授许帅同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宣部负责同志分别为魏德友、许帅的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荣誉证书。

昨晚，我坐在电视机前看201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看的我哭的稀里哗啦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何玥。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玥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12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期盼已久的《感动中国20xx颁奖典礼》终于在20xx年2月10日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认真的观看了颁奖典礼全部过程，几度眼眶湿润。获奖者，有为了国家核潜艇研制而隐姓埋名的英雄;有几十年自己拾破烂，从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却把钱给了那些需要上学的孩子的老人;有的为亲人、为他人平凡的付出而忘我，在平凡中坚持，成就了不平凡。

田惠萍：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

我无法责备这个父亲本身的残酷，但是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得人们对孩子做人没有了机会，让一个家庭被剥夺了生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没有社会服务、支援体系，所以人们会对生命感到绝望。

我们呼吁社会支援，给生命尊严和机会。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社会这种情况是应该的，我们就会责备孩子是错的，但孩子没有错，错的是社会。

弢弢刚被诊断时，那是很远的事情了，当时我没有社会支援，感到很绝望，后来我就想明白了：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放弃生命可耻，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可以毁掉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家长该怎么面对?我还是那八个字：

珍惜生命，享受生活。

对我来说，再绝望也不会去扼杀生命。生命之间没有差别，家长们要懂得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对生活的享受，践踏了另外一个生命，怎么活着都不是享受。

因为杨弢，我成了文明的VIP

我的杨弢今年整整三十岁，作为老一辈，我想说，有一个孤独症人在身边的生活真好，一点都没有艰难。

去年年底，我带他去西双版纳度假，下了飞机要上厕所，所有人都在排队，我带着弢弢就进了残障人士的专用厕所，不用排队。人们都看着我，心想，这人脑子怎么那么灵;我心想，我比你们更早地进入文明社会，这样的设施，本来就是为了生活更方便，为了生命更平等而建设的。我带着杨弢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些设施，登机走绿色通道，下飞机后坐头等舱的小巴，我可沾他的光了。

因为杨弢，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VIP，如果没有他，我在旅途中也顶多就是个P。

现在杨弢的一切就像普通游客一样，非常顺利，但我还是会例行跟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说好，没问题，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请说。

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

该干嘛干嘛

就是在做倡导

因为弢弢属于好养又好带的孩子，一直以来我们都很顺利，没有特别需要帮助，而我仍然会跟别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我只想通过这样做，让只要我们出现的地方，都会多一个人听到“自闭症”，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生活习惯。

我从来不把杨弢作为一个秘密，不会去隐瞒，也从没打算改变他，实际上是杨弢改变了我，只要我和杨弢还活着，我就会一直这么做。

我的生活就是在倡导杨弢，我可以带着他出现在任何公众场所，这本身就是在倡导。

倡导不是喊着口号去游行、发表文章，或者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也不要因为孩子自己就不度假、不旅行、生活就没有爱好了。

天没塌，地没陷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很多年前我还战战兢兢，但现在，我发现这个社会已经为文明做好了很多准备，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不要害怕，干嘛要躲着，没必要。

杨弢现在周一至周五在慧灵(注：北京一家障碍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周末回到家里跟我生活，就跟我当年上大学去了放假才回家一样。弢弢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电视、织毛衣，买菜做饭会朋友、读书旅行都行，跟身边人的生活一个样。

天没塌，地没陷，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不要认为有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自己的生活就变得特别不一样，我的成功就在于我和弢弢现在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我孩子甚至比不是自闭症的人生活得还普通。

我讨厌中国某些孤独症家长领域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为有这么个孩子感到丢人，会觉得因为孩子，自己从此没有权利感到快乐和骄傲。

很多人都说田惠萍不是人、是神，我说，我只是认认真真坚持做一个“人”，怎么就成了神?我成为神只能说明是国家的悲剧。

我们就是在普普通通地生活，我们对孩子会有的担忧和疑虑，都不是因为他是孤独症。

因为有盲人、聋哑人、我们的社会知道了要怎么做;因为人会老，我们知道了年龄大了以后社会需要有什么。我们当然也会想六十岁以后有一天走不动了怎么办，我母亲一直到七十之前都在说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可我和我哥哥没一个是自闭症啊，这是所有人都会有的一种担心，不是自闭症父母特有的。

谁都会老，这是种不定的因素，为什么非得说孩子是自闭症我们就要去考虑这件事?换句话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生老二，不就是害怕自己老吗，可是谁能保证老二将来就能养他?有几个中国人是为了爱才生孩子的?不都是因为害怕老了自己没人照顾吗?

我们对老了以后会如何产生恐惧，这是社会保障不健全造成的，跟有没有孩子、孩子是不是自闭症没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想到：只有社会保障才是生命安全和尊严的保证，不仅是自闭症，还有脑瘫、聋哑人、肢体障碍的孩子，如果没有社会支援，一样没有保证。

我们这些孩子，首先要暖和、吃饱、穿好、要快乐，要有事情做，干干净净，不会冷着饿着脏着，不会被人嘲笑愚弄。弢弢在慧灵，有人专门为他们工作，带他们出去，带着他们唱歌跳舞，享受生活，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学得不像自闭症是吗?凭什么他们一定要变呢?

目前，好像社会所有的服务都是在要改变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要变的是自己，所有想要彻底改变自闭症的人，最后一定会被自闭症打得头破血流。

如果因为想到以后怎么办，找不到答案，那现在就把孩子杀了，这合理吗?

是生命都有风险，谁能保证这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不会出意外?为什么要夸大到因为自闭症孩子可能会在将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多风险后患，让家长宁愿今天就杀死孩子，或者我自己去死?这他妈的什么鬼论调!

带来威胁的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不是自闭症，全部人都一样。

为什么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人就活不了?我就不信。

自己没有对生命活下去的力量，你抱怨谁?

你对得起自己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吗?

所有的悲剧都是人们在价值观上的一念之差。而我想说的是，是杨弢成就了我的人生，因为他，我想要让自己活得好，活得健康;因为他，我特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生命不待。

因此我早早就退休了，我不能等到将来有一天我怎么怎么了，再去干些什么，我觉得生命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去精彩，我现在就生活得有滋有味的。

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咱们自己开始，我们要告诉社会，生命当中所有东西都是精彩的，只要我们尊重它!

“逆行者”这个词最近悄然火了起来，那么到底什么是逆行者?逆行者就是在危险情况发生时,在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撤离时,那些把生命置之度外,向着危险的地方去拯救更多生命的人……

谁都知道武汉是疫情重灾区，可是仍然有太多人选择逆行而上。他们与病毒作斗争，他们与死神抢夺生命，他们用火热的中国心书写着大爱的文字，他们不断地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使命”。奋斗在一线的医生,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坚持前方报道的记者，许多滞留武汉的异乡人，甚至还在上学的学生……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在这个新年对彼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们关注着手机上的最新消息,一条条来自一线报道,一串串令人揪心的数字,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这场巨大漩涡。让人欣慰的是，更有越来越多的人请战、报名，他们“不计报酬，不论生死”。不管是抗击一线还是支援后方，他们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勇敢负责的精神，坚守自己的岗位，认真完成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的防线。

奔跑着，在死神的世间与时间赛跑;穿梭着，在阳世和阴间抢救生命;坚守着，病毒不退前进的步伐不停;也逆行着，不怕困难病毒不消决不退缩!哪怕前方是万丈悬崖,也要义无反顾往下跳;哪怕背后死神在挥着镰刀,也要从容不迫向前跑。责任，他们的肩头，承载的是全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是最普通的中国人，却也是最伟大的逆行者!

防控疫情，他们是“最美逆行者”。84岁的钟南山院士，带领一流技术团队，在前线努力工作;无数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而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社区工作人员，用实际行动筑牢基层防疫第一防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也正凸显了全国人民的团结一心，我们在努力，我们再努力。

这本是一场毫无温度的灾祸，但逆行者却让灾区的人们感受到世间的温暖。2003年的非典，我们挺过来了，2013年的H7N9，我们也战胜了，2020年的肺炎，肯定也会在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最终胜利!

武汉封城，封锁住的是病毒的扩散，而锁不住的，是武汉人民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全国人民对武汉的祝福。武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等待着病情过去，等待着武汉重新焕发生机，等待着……再去武汉吃一碗热干面，再等一场樱花盛开。

这世上本就没有岁月静好，我们所谓的安逸，其实只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替我们负重前行。逆行者，是“伟大”的代名词，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在他们的带领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美好的明天指日可待!

李达出生于1905年，陕西眉县人。李达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参谋长要职，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科班出身，胸有谋略。李达早年毕业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后在冯玉祥的26军团任过排长、连长、参谋官等职，长于军事战术，素质过硬;二是做事干练，预判准确。能够料敌在先，这在歼灭石友三部的战斗中可见一斑;三是素质过硬，记忆力惊人。邓小平称他为“活地图”;四是甘居人次，心胸宽广。作为参谋助手，与上级和同志们处好关系，尽职不越位很关键。李达被认为是中国建军史上最好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们身上，国人又一次体会着什么叫精神力量，什么叫理想信念，什么叫道德操守，什么叫不惜牺牲，什么叫无私无畏，什么叫执着追求，什么叫甘为人梯，什么叫大爱无言。

量子之星潘建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

他27岁入选美国《科学》杂志“年度全球十大科技进展”，31岁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32岁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1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42岁斩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45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46岁把世界首颗量子卫星送上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的人生履历充满了无数惊叹号。这位超级大牛科学家，如果不是东阳人，如果不是几个月前还站在金华市文化中心报告厅的演讲台上，他的人生一定不会让金华人如此熟知，他的故事也就不会离金华读者这么亲近。其实，从教育思考者的角度来审视“别人家的孩子”潘建伟，满身都是给现今焦虑万分父母的教育启示。

记者从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和采访这位不断刷新自己的前沿科学家，知道他的一些成长故事和经历，这里例举一些，或许对金华家长来说会有一些启发。优秀的人总有一些共性，在平民化的科学家潘建伟身上，这些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其实，很多人的家里都正有个小小的潘建伟在悄悄地成长。

故事一：从小爱拆玩具

潘建伟生东阳市马宅镇雅坑村，小学读的是马宅镇雅坑小学，地地道道的农村学校。他的爸爸在城里工作，经常给他带回来一些玩具。这些玩具最后的下场总是支离破碎、首尾分家。父母并没有因此多说他，只是让他整理在一个大箩筐里放在床下。他拆烦了也会尝试着把玩具组装，或者重新组合，但多数以失败告终。

启示：拆玩具的熊孩子挺多，就算现在的家长不会太心疼，不过能不因此骂孩子的父母还是非常少，能抽出点时间来一边帮孩子重新组装玩具，一边给孩子讲历史故事的爸爸更是非常罕见!

故事二：漫山遍野地玩

今年4月，潘建伟回母校，有几个东阳的小学生跑去看他，问他怎么走上科学之路的。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小时候住在山区，经常爬山，漫山遍野地玩，看到新奇的东西就捡回来当宝贝，尝过山里各种各样叶子和果子的味道。有一次看到一只冬眠的青蛙，感到奇怪的同时更为它担心，因为那时候并不是冬天，小男孩很怕青蛙在还没醒过来的时候就被经过的蛇啊猫头鹰啊之类动物的吃掉!直到他成年后，每当陷入思考的困境，也会去林间散步，喜欢捡掉在地上的树枝来闻一闻。留学的时候，他还喜欢在田野里挖野菜，回家做成菜给家人吃。

启示：从这个故事里你看到了那种在平凡的中国人身上缺少的好奇心了吗?都说玩耍本身就是学习，教育专家说了无数遍，可就是没几个家长真的相信，或是真的敢去执行。难道只有坐在教室里才算学习吗?孩子和大自然本身就有一种天生的亲近，但多数家长常常忘记，这也难怪，其实多数正在当父母的成年人小的时候也没怎么真正痛快地玩耍过，难解玩中滋味是自然的。

故事三：补课可以有

潘建伟读初中时进了东阳城，作文不会写，英语没学过，初中第一次写作文只得40分。爸爸妈妈心里有点着急，一边安慰儿子一边给儿子找老师补习。找的老师合适，只补了几次，小建伟就进步了。他在班里是班长，很想学好，有一种不怕输的精神。为了学好英语，就把同学约到家里来学，向老师请教，进步非常快。后来英语成绩一直在学校里领先。

启示：补课是可以有的，不过一定要对自己的症，不能跟风，不能简单地和人家的孩子比。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知道，不过做得好的没几个。如何补课，真是一门大学问。

故事四：把自己的棉衣送同学

潘建伟爸爸和不少媒体记者讲过儿子有一次回家太晚，为了不打扰父母休息就在门外坐到天亮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好多年前潘爸爸只讲给金华日报记者的：高中的时候，潘建伟是个热心肠，有一次，他把自己穿的棉衣脱下来送给了生活困难的同学，还发动大家一起凑粮票接济那个孩子。他家还有一张高中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做好事的合影呢。

启示：父母善良，孩子才会善良，这种品质虽说并非遗传，但完全可以传递。少年潘建伟情商挺高，不但赢得了高中女同学的爱情，还在后来的事业中凝聚起一支非凡的科研队伍——“梦之队”，在自己做好科研的同时，带领团队共同进步。这需要极高的智商和情商、逆商。他的科研事业做得如此辉煌，队伍越来越大，连卫星都放了，真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家能做到的。这里包含的学问，是不是藏着一点西方名校要求的那种神秘的“领导力”影子?

故事五：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1987年，潘建伟考入中科大，学的当然是物理。因为他高中的时候就对量子叠加态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想的时间太多，太投入，都没好好听别的课，期中考试差点没考及格。从那时开始，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他开始自学量子物理，一学就是30年。他曾经对中科大的老校长朱清时说：“只要什么时候能把为什么会有量子纠缠搞明白，我马上就可以死，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可能还搞不清楚，所以我就想活得长一点，我想把它搞明白。”

潘建伟大学时代的宿舍墙上贴着爱因斯坦的照片，人家问他最崇拜谁，他毫不犹豫地说是爱因斯坦。1996年，26岁的潘建伟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初选的导师是一位诺奖得主，但最终改选了这位诺奖得主的弟子塞林格教授。塞林格教授当时只是一位普通教授，潘建伟认为他学识渊博，在新兴学科量子力学方面潜力更大。他对爸爸说，自己是要选准方向，选对导师，不是为了出国而出国，而是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他知道导师正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想要学什么。

前段时间，有年轻人问他如何选专业，他的回答是“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

启示：很多时候，孩子的任性中有着一股执著和自信，有的家长会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好心给以纠偏，结果好心办了坏事，让孩子离自己的喜好越来越远。如果父母的家长意识在这时候弱化一些，或许反而能培养出更为优秀的孩子。这似乎是一个共性，不少出身农家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等成功人士都有体现，可以对号入座。所以，孩子的强与弱，父母的弱与强，挺辨证，挺艺术，个中滋味，当家长的需要调动一点悟性方有体会。

另一点启示是：偶像和榜样，绝对可以有、应该有，这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追星就要追对星。潘建伟追了爱因斯坦几十年，把偶像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自己也变成了别人眼中的科技明星。

故事六：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今年4月，潘建伟给金华老乡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记者当时问潘院士：作为成功的科学家，如何解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当时，他想了想说：“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需要好好想一想，你给我发邮件，我空的时候回答。”后来他就一直没有空，量子卫星的事情过不了多少日子就有新进展，忙到家人都不敢给他打电话，邮件之约也就没了下文。但就在前些天，记者看到他在央视访谈中讲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感触良多：“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到阿尔卑斯山大峡谷去游历。一个大概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坐在轮椅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量子物理的。老太太问，你做量子物理的哪一方面?我说是量子信息、量子态隐形传输，就像时空穿越里面的东西。万万没想到，老太太说：我读过你在《自然》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这位80多岁的老太太仍然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竟然自己跑去读艰涩难懂的科学期刊，这是一种天生的好奇!”这是不是个例呢?几年之后，潘建伟在海德堡大学做了一个手术，醒过来时护士站在床前。护士说：潘教授，你是不是研究跟时空穿越类似的东西?他说：是。护士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因为他当时鼻子里插着两跟管子，非常痛苦，只好说现在我讲不了，将来送给你点资料吧。这就是普普通通的欧洲人对物理学的好奇。”

在国内，潘建伟也做科普演讲，尝试用最生动的方法讲量子叠加态、量子纠缠，许多学生会说：老师，我很认真听了，但是听不懂。然后，他们就去自拍、刷朋友圈、玩游戏。到这里，这个学生和物理学的故事基本上就结束了。我们国家为什么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原因也许也在其中，对科学没有真正的好奇。

启示：好奇心!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潘建伟用自己的故事和遇到的故事很好地做了回答。

不过，也不要太灰心，尽管很多大人已经不太会提问了，但孩子们还没丧失这种能力。4月7日，“潘老师”讲完《神话、哲学、互联网与人类未来》之后，立即就有一群身穿院士服的少科院“小院士”把他团团围住争相提问，“小院士”朱学谦问的问题颇有深度，得到潘院士的表扬：既然时间和空间可以说是同一个东西，为什么都在讲空间上的纠缠而很少有时间上的纠缠呢?潘院士回答：“也是有的。”接着耐心地讲解了10多分钟，最后还问“小院士”们是否听懂了，并给每一个“小院士”写了一句鼓励的话，签了名。如此看来，潘建伟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遇到了很多贵人，也成了很多人的贵人。我们做父母和老师的，甚至作为这个社会的成年人，都应该努力去当孩子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