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人物传记（汇集20篇）

田惠萍：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

我无法责备这个父亲本身的残酷，但是我们要问，是什么使得人们对孩子做人没有了机会，让一个家庭被剥夺了生命的希望?就是因为没有社会服务、支援体系，所以人们会对生命感到绝望。

我们呼吁社会支援，给生命尊严和机会。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社会这种情况是应该的，我们就会责备孩子是错的，但孩子没有错，错的是社会。

弢弢刚被诊断时，那是很远的事情了，当时我没有社会支援，感到很绝望，后来我就想明白了：社会没有支援，我们要去倡导、推动;放弃生命可耻，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可以毁掉任何一个生命。

作为家长该怎么面对?我还是那八个字：

珍惜生命，享受生活。

对我来说，再绝望也不会去扼杀生命。生命之间没有差别，家长们要懂得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对生活的享受，践踏了另外一个生命，怎么活着都不是享受。

因为杨弢，我成了文明的VIP

我的杨弢今年整整三十岁，作为老一辈，我想说，有一个孤独症人在身边的生活真好，一点都没有艰难。

去年年底，我带他去西双版纳度假，下了飞机要上厕所，所有人都在排队，我带着弢弢就进了残障人士的专用厕所，不用排队。人们都看着我，心想，这人脑子怎么那么灵;我心想，我比你们更早地进入文明社会，这样的设施，本来就是为了生活更方便，为了生命更平等而建设的。我带着杨弢理直气壮地使用这些设施，登机走绿色通道，下飞机后坐头等舱的小巴，我可沾他的光了。

因为杨弢，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VIP，如果没有他，我在旅途中也顶多就是个P。

现在杨弢的一切就像普通游客一样，非常顺利，但我还是会例行跟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他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说好，没问题，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请说。

我们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

该干嘛干嘛

就是在做倡导

因为弢弢属于好养又好带的孩子，一直以来我们都很顺利，没有特别需要帮助，而我仍然会跟别人说，我的孩子是个自闭症——我只想通过这样做，让只要我们出现的地方，都会多一个人听到“自闭症”，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职业生活习惯。

我从来不把杨弢作为一个秘密，不会去隐瞒，也从没打算改变他，实际上是杨弢改变了我，只要我和杨弢还活着，我就会一直这么做。

我的生活就是在倡导杨弢，我可以带着他出现在任何公众场所，这本身就是在倡导。

倡导不是喊着口号去游行、发表文章，或者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像普通人一样出现在公众场合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也不要因为孩子自己就不度假、不旅行、生活就没有爱好了。

天没塌，地没陷

有一个自闭症孩子

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很多年前我还战战兢兢，但现在，我发现这个社会已经为文明做好了很多准备，我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不要害怕，干嘛要躲着，没必要。

杨弢现在周一至周五在慧灵(注：北京一家障碍人士社区服务机构)，周末回到家里跟我生活，就跟我当年上大学去了放假才回家一样。弢弢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电视、织毛衣，买菜做饭会朋友、读书旅行都行，跟身边人的生活一个样。

天没塌，地没陷，有一个自闭症孩子，生活依然可以是普通的。

不要认为有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自己的生活就变得特别不一样，我的成功就在于我和弢弢现在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我孩子甚至比不是自闭症的人生活得还普通。

我讨厌中国某些孤独症家长领域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会为有这么个孩子感到丢人，会觉得因为孩子，自己从此没有权利感到快乐和骄傲。

很多人都说田惠萍不是人、是神，我说，我只是认认真真坚持做一个“人”，怎么就成了神?我成为神只能说明是国家的悲剧。

我们就是在普普通通地生活，我们对孩子会有的担忧和疑虑，都不是因为他是孤独症。

你问我将来老了怎么办?

因为有盲人、聋哑人、我们的社会知道了要怎么做;因为人会老，我们知道了年龄大了以后社会需要有什么。我们当然也会想六十岁以后有一天走不动了怎么办，我母亲一直到七十之前都在说最怕的就是拖累孩子，可我和我哥哥没一个是自闭症啊，这是所有人都会有的一种担心，不是自闭症父母特有的。

谁都会老，这是种不定的因素，为什么非得说孩子是自闭症我们就要去考虑这件事?换句话说，中国人为什么要生老二，不就是害怕自己老吗，可是谁能保证老二将来就能养他?有几个中国人是为了爱才生孩子的?不都是因为害怕老了自己没人照顾吗?

我们对老了以后会如何产生恐惧，这是社会保障不健全造成的，跟有没有孩子、孩子是不是自闭症没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想到：只有社会保障才是生命安全和尊严的保证，不仅是自闭症，还有脑瘫、聋哑人、肢体障碍的孩子，如果没有社会支援，一样没有保证。

我们这些孩子，首先要暖和、吃饱、穿好、要快乐，要有事情做，干干净净，不会冷着饿着脏着，不会被人嘲笑愚弄。弢弢在慧灵，有人专门为他们工作，带他们出去，带着他们唱歌跳舞，享受生活，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学得不像自闭症是吗?凭什么他们一定要变呢?

目前，好像社会所有的服务都是在要改变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其实要变的是自己，所有想要彻底改变自闭症的人，最后一定会被自闭症打得头破血流。

我从孩子身上想明白了，生命不待

如果因为想到以后怎么办，找不到答案，那现在就把孩子杀了，这合理吗?

是生命都有风险，谁能保证这一秒活蹦乱跳下一秒就不会出意外?为什么要夸大到因为自闭症孩子可能会在将来给我们带来那么多风险后患，让家长宁愿今天就杀死孩子，或者我自己去死?这他妈的什么鬼论调!

带来威胁的是社会保障不完善，不是自闭症，全部人都一样。

为什么有一个自闭症孩子人就活不了?我就不信。

自己没有对生命活下去的力量，你抱怨谁?

你对得起自己作为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吗?

所有的悲剧都是人们在价值观上的一念之差。而我想说的是，是杨弢成就了我的人生，因为他，我想要让自己活得好，活得健康;因为他，我特别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生命不待。

因此我早早就退休了，我不能等到将来有一天我怎么怎么了，再去干些什么，我觉得生命就是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去精彩，我现在就生活得有滋有味的。

所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咱们自己开始，我们要告诉社会，生命当中所有东西都是精彩的，只要我们尊重它!

一抹真情，带来感动;一份思念，传递关怀;一份温暖，捧出赤诚;一份坚强，凝聚力量。

平凡中的伟大，草根中的感动。20x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就像一抹阳光透过生活射入生命，在每次呼吸间烙上它最深的痕迹。在心头跃动的，是灵魂的音乐，是生命的音符。

刘伟，一个失去了双臂但却充满了梦想的人。上天不让他自由飞翔，他就给自己插上隐形的翅膀。于是，汗水托起了他的身形，坚忍成就了他的力量。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在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夺得两金一银。然而，与命运的抗争并没有到此为止。疾病缚束了他游泳的梦想，却缚束不住他拼搏的心。他开始练习用脚弹钢琴，并最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留下了那不朽的旋律。

“我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死，要么精彩的活着!”刘伟用他的奋斗演绎精彩，用梦想点亮人生。平凡中，他用伟大的精神铸就不朽，用伟大的感动温暖人心。用灵魂的音符演奏生命的旋律，刘伟，是坚强中的感动。

然而如今，这份坚强，这份感动却在某些人的血脉中渐渐淡化。有人为情所困，只求一死来获得解脱，有人为生计所扰，为几万元钱就轻易放弃生命;有人为病所缠，经受不住生活的打击，命运的无情而愤然离世……经历不起风雨，永远也开不出美丽的花，一番磨难后，才会绽放最绚烂的彩虹。

刘伟这个用精彩成就人生，用坚强铸就不朽的年轻人，正是这些软弱的，徘徊在生死间的可怜虫们的榜样。

愿人人都坚守纯真，人人都保有坚强，不管身处何处，坚强总能带来希望，坚强总能传递力量。是感动，消融了心墙，是真情，凝筑了精钢，愿感动长在，愿真情永驻。愿每一个有梦的人，都能从这份感动里汲取一份力量与希望。

他，豪迈率真，不随波逐流，坚持走自己的路：他，四海为家，追求自己所渴望的自由；他，写景记人，从本质出发，追真求实。他就是他，从来不伪装自己，那个自由浪漫，直爽自信的李白。

他，胸怀大志，对理想有着执着的渴望，要不然也写不出那“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磅礴气势，若是当面对着大海，汹涌澎湃的海面，心中必是满腔热血，目光炯炯，望向海面，然后对着大海喊出来，喊出自己的渴望和追求，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那满腔的抱负，他勇于表达：我做我想做的，不让我的人生留下遗憾；我走我想走的，何必在乎他人的目光。面对困难他自我鼓励，面对现实他勇于挑战。

每每受到困难和挫折时，他总在我的心中为我呐喊，让我努力去面对去挑战，有梦想，去追吧！有抱负，去实现吧！绽放吧！绽放吧！绽放出你人生最闪亮的色彩，不要再乎别人怎么看你，你只要在乎自己怎么看自己，让自己替自己呐喊。

他，乐观豪迈，即使别人不赏识他，他却依旧可以吟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那份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认可，直爽的表达出了怀才不遇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却依旧十分洒脱，要活就要活出自己的精彩，于是，一篇篇千古名诗，流传至今，耳熟能详，读你，就渐渐地喜欢上你那乐观的性情，喜欢他那直言不讳，那至真的性格我尤为喜欢，把自己所想的写出来，宣泄出那满腔的愤然，做出了一件件我想做，却又不敢做的事。

今日晚上，我们一家人看了《感动中国》。看完后，我对获奖者的事迹十分感动。

在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残疾人刘伟。他虽然小时候失去了双臂，但他依然顽强地与命运作斗争。他开始努力学习游泳。

在经历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后，他最终学会了游泳，还不断刻苦训练提高技术，最终成为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的冠军，还开始了备战残奥会。对我们而言，奥运会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他却在我们认为遥不可及的比赛中似乎已胜券在握了。不幸的是，他因为训练过度而得了病，所以不能再游泳，但他依然没有向命运屈服。

他又转学钢琴，并在一年的时间内到达了七级的水平。他每一天弹七个小时，练完后脚都磨出了泡，但他依然坚持着。我学了两年钢琴，却只考过六级，还就此放弃了。而刘伟失去了双臂，却以惊人的毅力以比我快整整一倍的速度拥有了七级的水平。这也激励我必须要继续学琴，不能输给条件比我差的残疾人。

其他人物的事迹也同样感人。平凡女孩孟佩杰八岁时就一个人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还照顾着她瘫痪的养母;最美妈妈吴菊萍冒着骨折的危险接住了从楼上掉下的幼儿，即使事实上她真的左臂骨折他也不觉得后悔;党的干部杨善洲植树造林七万亩，使寸草不生的荒山变成了绿树成荫的山林，最终却把价值三亿元的山林无偿交给了国家;忠厚的胡忠一家抛弃了富裕的城市生活，去边远的西藏支教……

我们虽然不能像他们一样感动中国，但能够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感动身边人。

今天是一星期一度的法制课，太喜欢上了，终于能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今天老班到班里表情很严肃，好像要举行什么隆重的事情似的，果不其然，老师打开立体机，大屏幕上显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吼……”这个歌声好熟悉呀!汶川大地震中，这个歌声响过……

开始了，主持人宣布颁奖典礼正式开始，开始以后，我还在写作业，就是随便看看，后来，第一位老科学家钱伟长与钱学森齐名讲述了他这几十年，从考到清华大学，而又放弃上清华的行为，去探救国的方法，让我感到惭愧，来面对这样一位老科学家，应给予最真挚的敬意，我竟然还在写作业，真是悲哀，老人家讲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与三钱的研究的情况。虽然他已不幸长逝了，但他的忠精报国的精神让人感到无限敬佩，虽然他的儿子已白发苍苍，但他这种精神不会消失的。

一位位感动着我们的人物出现，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孙东林，他呀，是出于农民工头，在腊月二十九那天，为了让农民工拿到回家过年的钱，冒着大雪在公路行驶，最后发生车祸，妻子和儿子都在这场车祸中不幸去世，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我自己，诚信在自己眼里到底算什么!必须要严以律己，才能取得成功。

面对这一场场用鲜血和眼泪换来的感动，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条件，努力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报答父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如果不是在姥姥家看了会电视，我还不明白今日就演感动中国。

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当怎样办?应当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当有真的感触的时候，这些词句就不是空话和口号，不空洞也不高大。有的时候我会觉得闲，会觉得不知干什么好，好像找不到意义所在，而此刻，在刚看完感动中国人物之后的强烈感情下，我觉得，有一件事，我们能够花很多的精力去做，以后忙完自我份内的事也不会觉得闲得慌，那就是：慈善。有时候我也会想，有什么好捐助的啊，他们有那么穷吗，再说政府干嘛去了?

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没有同情困难人群的感情基础，我没有见过那种场面，或者经过媒体看过几眼已经被岁月冲澹了，可是一旦把那个画面放到我眼前，我会被震撼，然后内心柔软的说不出话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成长环境艰苦的孩子长大了会更加惦念自我当初那种穷乡僻壤，会更加懂得同情困难的孩子，不是说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心硬，而是他们没见过，没有那个触动。所以说，让所谓温室里的花朵去“体验生活”，体验苦，生活的苦，真的是有意义的。

今日晚上含着眼泪看完央视播出的20__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感受颇深!用他们的话说，做一件好事容易，一辈子做好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需要毅力，需要忍受很多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善良，正直，乐于助人，坚强，奉献，吃苦耐劳!我要净化自我的灵魂，向他们学习!在有生之年，为大家，为社会多做好事，作善事，做一辈子的好人!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播出了，看完感动中国，我真心觉得，闲着是罪恶的，浪费钱也是罪恶的。闲着，其实就是浪费时间，那么概括起来，浪费是罪恶的，应该怎么办?应该珍惜，珍惜生命，珍惜时间，珍惜金钱，珍惜资源。

郭小平心里，更看重的不是院长头衔，而是红丝带小学校长的身份，与此相关的是一个让全世界为之动容的名词“艾滋病”。

2008年11月15日晚，郭小平带队，红丝带小学的3位老师和12名艾滋病儿童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12·1世界艾滋病日主题晚会的现场录制，与他们一起排演这个节目的还有两位防艾大使：我国著名歌唱家彭丽媛老师和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濮存昕老师还是这所特殊学校的名誉校长。节目录制前，他刚刚跟孩子们同桌吃了晚饭。

晚会现场，主持人把话筒给孩子们，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心愿时，孩子们的眼睛都是湿的。其中一个小女孩叫翠翠，上台后一直在流泪，声音哽咽地说以后想做一名护士;胖胖的高个姑娘叫盼盼，说自己想当一名舞蹈家;小男孩文慧则神情坚定地说自己的梦想是当一名医学家，攻克艾滋病!

孩子们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唤出全场所有人的眼泪，嘉宾哭了，主持人哭了，现场观众哭了，摄像师、灯光师的眼中也闪着泪花。我坐在观众席上，尽管上午刚采访了这些孩子，但还是忍不住再次为他们的命运流泪。郭小平说，想当医学家的小男孩特别聪明，特别爱读书。

想当舞蹈家的盼盼还为现场观众跳了一小段新疆舞，脸上绽放着羞涩的笑容。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些特殊的无辜的孩子，还能有梦想，有笑容?

台上，红丝带小学的名誉校长濮存昕正在把郭小平隆重介绍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聚光灯下，郭小平穿着一件不入流的普通外套，有点风尘仆仆的感觉，看上去不像院长，倒更像一个父亲、一个乡村教师的形象。

医院里办小学，解决两代艾滋病人受教育问题的有效尝试在中国，所谓二代艾滋病人，主要是指通过母婴传播的艾滋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是艾滋病人、或者仅一方是，这些孩子的艾滋身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注定。

2008年10月30日，一项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的调查对外发布消息，在中国6个城市的成年人中，存在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严重歧视。30%的受访者认为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不应该被允许和其他孩子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将近65%的受访者不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48%的受访者不愿意与感染者一同用餐。

尽管这种歧视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歧视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严重影响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活，并对艾滋病预防十分有害。

此次北京采访中记者看到，郭小平和他的助手李学军(临汾传染病医院院长助理)、刘美婷(红丝带小学音乐老师)、张新平(红丝带小学文化课老师)，还有刘倩(红丝带小学生活老师)，吃住行都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而刘倩本人既是志愿者，也是一名不幸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郭小平对这些孩子的称呼是“我的娃们”。

郭小平：“对艾滋病宣传初期，见诸于媒体上的报道往往与道德、伦理的沦陷相关，从而造成人们的误解。实际上艾滋病患者被传染的渠道有三种：一是母婴，二是血液，还有就是性传播。在山西，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很少，多数艾滋病人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途径所传染。艾滋病患者首先是病人，应该给他们以起码的同情。但是媒体和社会往往忽略了这点。所以我认为，对艾滋病患者要做的不仅是治疗，更多的是关怀，这才是最主要的。比如这些艾滋病孤儿，还在母亲肚子里时，就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成为血液传播的第二代受害者，这是一群命运坎坷，备受病痛折磨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需要我们的正视，需要像健康孩子一样上课、游戏、生活。否则，一旦他们在冷眼和歧视中长大成人，将会对社会构成很大威胁，那时再想教育就晚了。”

采访中获悉，那个晚会上想当护士的小姑娘翠翠，刚来医院时患有强迫症，舌头伸出来总也收不回去。翠翠只在小学念了一年书，当时身边的同学都指着她说她有艾滋病，远远地躲着她，翠翠长时间被这种环境包围，所以性格很孤僻，不爱见生人。到病区几个月后，翠翠就不再吐舌头了，胆子也大起来。去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去红丝带小学采访时还看到了翠翠表演的舞蹈。

有数字显示，全球1/6的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和1/7的新发感染HIV是15岁以下的儿童。而在我国，据统计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概有7万人。多么让人震惊的数字。相较之下，临汾红丝带小学的十几个孩子毫无疑问，当属这个群体中的幸运儿。他们成了医院的孩子，医院不仅为他们看病，还建了一所充满欢声笑语的小学。2006年，郭小平亲自领着他的“娃们”去看了北京天安门;2008年初，这些“娃们”在郭小平的张罗下，又飞到海南岛，圆了“看海梦”;今年的北京之行，郭小平去之前就想好了，要让娃们走进“鸟巢”和“水立方”。

郭小平：“关爱本身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教育，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人，要让他们从小就树立‘到我为止，不再传给别人的理念’。这些孩子很快就步入青春期了，他们要扰乱社会后果难料，所以现在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是特殊教育，要让他们知道将来如何生存。所以这些孩子的教育重点在道德，然后才是技能教育。如果我们不重视艾滋病第二代的教育，势必会出现第三代、第四代……非常可怕。在无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重视道德教育。

对艾滋病人的关心，不能心血来潮，哪怕一天只做一件事，就是花十来块钱买几根铅笔，几个面包，或是帮患者洗澡，都是关心他们的表现。像濮存昕老师，他对这些孩子的关心就非常真实，每年他都会给红丝带小学五万块钱，用于给孩子买衣服、或生活补助。只要有时间，他还会来临汾看看这些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顿饭，不是作秀，而是就坐在一个餐桌上同吃一盘菜。

艾滋防控这块必须有这样一批人努力的去做，才能让人类在最快的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内控制艾滋病，否则的话，艾滋病一但爆发将完全不可收拾。”

绿色港湾模式，让艾滋病患者在“生产自救”的同时进行“心灵自救”

自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今天，23年过去了，官方数字报告的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增长到约70万人。2007年，约有5万新发感染和2万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预计有12万到15万艾滋病感染者需要接受抗病毒治疗，而目前仅有4万人接受该项治疗。这4万人中，就包括了先后在山西“绿色港湾”艾滋病区接受救治的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篇北京媒体《新京报》的报道——

2004年6月，临汾传染病医院“绿色港湾”艾滋病区的全体医护人员涌入丁师傅爱人的病房。那天是他爱人的生日，医护人员专程买了一个大蛋糕，买了鲜花，还点上了生日蜡烛。

在“绿色港湾”，丁师傅的爱人第一次听到别人祝福她“生日快乐”。她特别开心，还唱了几首歌答谢大家。生日过后，丁师傅爱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心情也开朗多了。发现自己成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后，她还从来没笑过。“她有勇气活下去了。”丁师傅说。

大年三十的时候，丁师傅的爱人，还收到了郭小平送的100元红包。正月初一，几位患者及家属还吃到了医护人员包的饺子。

小患者苗苗最喜欢护士周亚琴，每次她下班回家的时候，苗苗都要拉住她的手，让她带好吃的。她每次上班，苗苗都会在大门口等她。周亚琴说，“苗苗把我当成他的亲人了。”

在患者眼里，院长郭小平从不穿白大褂，不戴口罩和手套。他平均一周来“绿色港湾”一次，每次都要坐到患者床前问寒问暖。“一点也不像领导，没有架子，很随和，就像熟人见面一样。”一个患者的母亲说。

为什么要给患者发红包呢?我把这个问题抛向郭小平。

郭小平：“我们要让患者感觉这里像一个家，所以取名为‘绿色港湾’。绿色寓意着生命，港湾就是家。得了这个病的患者思想压力都非常大，必须让他们乐观一点，鼓起生活的勇气，这样对治疗才有好处。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艾滋病人的心理治疗。我们倡导医护人员和患者‘结对子’，医院其它病区的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到‘绿色港湾’值日，我们还号召医护人员在节假日和周末把艾滋病孤儿带回家，让这些娃们也能感受到家庭温暖。不少患者在‘绿色港湾’治疗后可以出院，却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

听上去，这个“绿色港湾”好像是艾滋病患者的世外桃园，但是据了解，“绿色港湾”模式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对艾滋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它的创建人郭小平又是怎么想的呢?

郭小平：“是患者的贫困、心理压力和传染病医院的客观情况，构成了病区搬迁的理由。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是山西省4家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之一，原来的艾滋病病区设在医院本部，艾滋病病人不敢出门活动，担心遇到熟人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加之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力较低，在传染病医院易与其他传染病患者发生交叉感染。一旦交叉感染，艾滋病患者就很危险。很多患者过早死亡是因为并发症死亡，并不是因为艾滋病毒。

2004年7月，我们自筹150万元将以前的SARS隔离区改建成‘绿色港湾”将艾滋病患者全部转了过去。从2004年7月24日建成至今，该病区共收治艾滋病患者120多人次。该病区的艾滋病患者只需要负担生活费用，住宿、治疗都免费，患者可以自愿入院，来去自由。”

记者去过一次“绿色港湾”，在开满芍药花的田野上，离临汾市区大概十公里的车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成一个风光旖旎的田园式病区。一个患者告诉我：“在市里，别人都躲着我们，弄得我们都不敢出门。在这里，大家都是这个病，没有谁躲着我们走。我们还可以互相交流，有空还可以玩一玩。”来自病区的一份资料表明，来此地就诊的患者中，95%都是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市内住院，他们每天都要到街上买饭吃。而在这里，院方盖了四个灶台，他们可以自己做饭。

2004年7月是“绿色港湾”开诊的日子，这里也被称之为“艾滋病人生产自救区”，患者在这里可以获得免费治疗，得到家庭般的看护，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家属还可以通过为病区打工来维持生活。

在这里打扫卫生的、烧锅炉的、维修房屋的、种菜养猪的，都是患者家属。

丁师傅的妻子1997年5月在做一次手术时因输血感染艾滋病，6年后开始发病，住进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时传染病医院还没有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住院一周，就花费1，000余元，只好出院。“我当时都绝望了。”丁师傅抹了抹眼角的泪。

2004年5月12日，丁师傅接到院长郭小平亲自打来的电话，说传染病医院现在对艾滋病患者实施免费治疗，希望他们能尽快到医院就治。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丁师傅说，当时，他就挑上一些小麦，带了500元钱，带着妻子赶到了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并随后到了“绿色港湾”，丁师傅还获得一份兼职工作————洗床单被罩、打扫卫生。天气变冷后，他又干上烧锅炉的活，每月 600元。此外，丁师傅还带领五六个病人在病区内的土地上种药材，院里也给每个人发放了相应的劳务费。

“绿色港湾”占地面积90亩，除1，500平方米的建筑及院落外，其余均是可耕地。去年，他们收获了3万余斤玉米，大部分都分给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及家属。大白菜也收获了不少，除当福利分发，留下自用部分外，其余的都卖掉了。丁师傅一家人吃的蔬菜，有很大一部分是自救区自产，都是免费的。

“绿色港湾”病区主任乔吉平说：“种植蔬菜和中药材，都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手段之一。去年，院方购买了150吨煤，用于烧锅炉取暖，医院的开支很大。而且医院不收患者一分钱，除国家免费提供的药物外，国家规定要收的床位费，医院也免了。”

我看到，这里共有36间病房，每间病房两个床位，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此外还设立了治疗护理区、行政后勤区和被誉为全中国最有爱心的学校————红丝带小学。治疗护理区内除病房外，还为患者及其家属设有活动场所，如VCD娱乐活动室、图书室、乒乓球馆等，用于丰富患者及家属的文化生活。

实践中的困惑

郭小平：“最大的困惑是经费问题。“绿色港湾”虽然只是我们临汾传染病医院的一个病区，但却承担着全省差不多90%的艾滋病人救治工作。国家对艾滋病人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有一条是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也就是说，政府及国际基金组织所给予的援助多数用于艾滋病人的抗病毒药物治疗，而山西的艾滋病人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本身就面临着温饱问题。比如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不少是孤儿，还是艾滋孤儿，他们的生活谁来负担?医院每年要往绿色港湾这个病区投100多万元，才能保证这里的正常开诊。在这里生活、工作和接受治疗的医护人员、病人和红丝带小学的孩子们眼前就面临着严峻的冬季取暖问题。建筑是当时搬迁时医院自筹资金建的临时过渡房，一直想盖新的住院部但是到现在资金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现在锅炉又坏了，要想解决又得一笔开支。大家都知道，艾滋病人最怕感冒，这么冷的天气，取暖问题解决不了，对他们的身体最不利。医院很困难，确实很困难。

对艾滋病人的诊断问题我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国家把诊断的权利交给疾控中心，医院没权利诊断艾滋病。但是我觉得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是医院的事情，而不应只由疾控中心来做，因为疾控中心没有行医权。今年我们医院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病人在2005年通过疾控中心的血液化验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艾滋病患者，今年在我们医院要做一个胆囊手术，令人尴尬的是手术中发现，他体内的HIV为阴性!这下我们都着急了，一个标准复查两遍，最后送到本地疾控中心，结果都是阴性。现在这个检验已经通过省里送往北京，到现在还没有结果。病人很焦急，每天都要问我有没有结果，问自己到底是不是艾滋病患者。因此我觉得，关于艾滋病，现在存在检查、治疗和预防不衔接的问题。

再就是艾滋病的防治资金中，“防”大于“治”，治疗资金严重不足。国家每年的艾滋病防治资金大都用于预防。我们病区到目前为止已经接收艾滋病患者1，000多人，各项开支非常多，每年需要几百万元，但从建立至今，卫生部和省里提供的资金较少，我们的医护人员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经验的机会也很少，很难及时掌握艾滋病治疗和管理的前沿信息。我虽然管理着这个病区，却从来没有机会参加学术交流，更不要说其他医务人员了。

艾滋病人动手术难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今年，山西一个艾滋病患者因患子宫肌瘤要动手术，竟然没有医院敢接收她，后来还是在媒体的帮助下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艾滋病人隐瞒病情，悄悄去综合性医院做手术，这样无疑会增加艾滋病在综合性医院的传染几率。如果国家能形成一套关怀、治疗、疏导病人的办法来规范艾滋病治疗，就为艾滋病治疗医院提供了指导。”

采访结束，郭小平忧心仲仲的表情，还一直在眼前闪动。他所创立的“绿色港湾”发端于医院工作人员的善良之心，很多工作靠每个人的主动奉献，这样的人文关怀具有多少可持续性?郭小平的艾滋救治实践是否还有创新空间?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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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My father, Winston Churchill, began his love affair with painting in his 40s, amid disastrous circumstances.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in 1915, he was deeply involved in a campaign in the Dardanelles that could have shortened the course of a bloody world war. But when the mission failed, with great loss of life, Churchill paid the price, both publicly and privately. He was removed from the admiralty and effectively sidelined.

Overwhelmed by the catastrophe — “I thought he would die of grief,” said his wife, Clementine —he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to Hoe Farm, a country retreat in Surrey. There, as Churchill later recalled, “The muse of painting came to my rescue!”

Wandering in the garden one day, he chanced upon his sister-in-law sketching with watercolors. He watched her for a few minutes, then borrowed her brush and tried his hand. The muse had cast her spell!

Churchill soon decided to experiment with oils. Delighted with this distraction from his dark broodings, Clementine rushed off to buy whatever paints she could find.

For Churchill, however, the next step seemed difficult as he contemplated with unaccustomed nervousness the blameless whiteness of a new canvas. He started with the sky and later described how “very gingerly I mixed a little blue paint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with infinite precaution made a mark about as big as a bean upon the affronted snow-white shield. At that moment the sound of a motor car was heard in the drive. From this chariot stepped the gifted wife of Sir John Lavery .”

“ ‘Painting!’ she declared. ‘But what are you hesitating about? Let me have the brush — the big one.’ Splash into the turpentine, wallop into the blue and the white, frantic flourish on the palette, and then several fierce strokes and slashes of blue on the absolutely cowering canvas.”

At that time, John Lavery— a Churchill neighbor and celebrated painter— was tutoring Churchill in his art. Later, Lavery said of his unusual pupil: “Had he chosen painting instead of statesmanship, I believe he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master with the brush.”

In painting, Churchill had discovered a companion with whom he was to walk for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s that remained to him. After the war, painting would offer deep solace when, in 1921, the death of the mother was followed two months later by the loss of his and Clementine’s beloved three-year-old daughter, Marigold. Battered by grief, Winston took refuge at the home of friends in Scotland, finding comfort in his painting. He wrote to Clementine: “I went out and painted a beautiful river in the afternoon light with crimson and golden hills in the background. Alas I keep feeling the hurt of the Duckadilly (Marigold’s pet name).”

Historians have called the decade after 1929, when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fell and Winston was out of office, his wilderness years. Politically he may have been wandering in barren places, a lonely fighter trying to awaken Britain to the menace of Hitler, but artistically that wilderness bore abundant fruit. During these years he often painte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Of the 500-odd canvases extant, roughly 250 date from 1930 to 1939.

Painting remained a joy to Churchill to the end of his life. “Happy are the painters,” he had written in his book Painting as a Pastime, “ for they shall not be lonely. Light and color, peace and hope, will keep them company to the end of the day.” And so it was for my father.

我的父亲，温斯顿·丘吉尔，在他四十多岁时开始迷恋上绘画，当时环境异常恶劣。那是在1915年，任海军大臣的他，积极投身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场战役中，这场战役本可以缩短那段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但由于遭受失败，伤亡惨重，丘吉尔于公于私都付出了代价。他被从海军部调离且实则坐起了冷板凳。

在灾难的折磨下——他的妻子克莱门廷说：“我想他会痛苦而死，”——他携家带口来到萨利郡的一处乡间静居霍·华姆。在那儿，丘吉尔后来回忆道，“是绘画中的冥思拯救了我！”

一天他在花园散步时，偶然看到他的弟媳在用水彩作画。他观察了几分钟，然后向她借了画笔并一试身手。他的专注仿佛给他施了魔法！

丘吉尔很快就决定试试去画油画。看到他从阴暗的忧郁思中解脱出来，克莱门廷非常开心，她赶忙去买所有能买到的颜料。

然而，迈出下一步似乎有些困难，因为丘吉尔看到一块新画布的洁白无暇时感到无所适从和为难。他先从天空画起，后来他描述如何“非常谨慎地在调色板上加入一点儿蓝色调，然后以万分的小心，在这块被蓄意冒犯的雪白的防护板上点上豌豆大的一笔。这时，传来一阵驾驶机动车的马达声。约翰·拉威利先生才华出众的太太从这辆车中姗然而下。

“‘在画画呀！’她高声说着。‘可你还在犹豫什么呢？给我那支笔——那支头号的。’只见松油飞溅，她在蓝白颜料间挥毫泼墨，在调色板上龙飞凤舞，接着在吓得发皱的油画布上用力东戳西捣几下蓝色。”

那时，约翰·拉威利——丘吉尔的邻居，也是一位有名的画家—正教丘吉尔学画。后来提及他的这位特殊的学生，拉威利说：“倘若他选择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会是位绘画大师的。”

在绘画中，丘吉尔找到了能陪他度过余生大部分时光的知已。战后，在1921年，母亲刚去世两个月，他和克莱门廷就失去了他们深爱着的三岁女儿玛丽戈尔德，这时作画给了他一些安慰。在痛苦的打击下，温斯顿来到苏格兰朋友们的家中以求得安慰，用绘画来解脱自己。他在给克莱门廷的信中说：“我出外画了一条夕阳下美丽的溪流，背后映衬着晚霞的群山。唉，达克迪莉（玛丽戈尔德的昵称）使我的苦痛总是挥之不去。

史学家把1929年后的十年，也就是保守党政府垮台而温斯顿下台的时间，称为他的荒凉岁月。政治上，他一直在举步维艰的处境中徘徊，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努力唤起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国人，但在艺术上他在那荒凉岁月却硕果累累。这些年他经常在法国南部作画。在现存的500多张油画中，大约250张是1930至1939年间的作品。

绘画给丘吉尔带来了乐趣直到他的人生尽头。在他所著的《画中的消遣》里说：“画家其乐融融，因为他们不会孤独。光与色，和平与希望，会始终伴随他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温斯顿·丘吉尔:生活侧记-名人传记英文故事

我们村子里有一个风俗，每当办喜事摆酒宴时，都要请一个人帮忙去借一些椅子炉子之类的东西，这个人就叫“堂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村里人多数会叫我爷爷当客堂。于是，爷爷就替村里人跑来跑去借东西，从那家跑到这家，又从这家跑到那家。有时候，别人不想借，爷爷碰了壁，但他仍和气地对别人微笑，我很疑惑。爷爷是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子，皮肤黑，总是穿着灰色的衣服和黑色的裤子，岁月的无情，使他原本苍老的脸更加黝黑；由于多年劳累，手上暴起着几条青筋，可以看出多年的奔波和艰辛，但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特别明亮，给人一种慈祥的感觉。

因为爷爷当堂客很积极，很热情，虽然他快七十岁了，但别人还是会请他，爷爷还是兴奋地为别人东家跑到西家、西家跑到南家的去借东西，没有丝毫的怨意。有一次，村里的一户人家的儿子结婚，他们照例来找爷爷，爷爷满脸欢喜地一口答应。到了中午，爷爷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他家，便不亦乐乎东转西转地忙了起来，他来到三爹家，向三婆借了两张长椅和一个炉子，欢欢喜喜地把它们送到那户人家；一放下，他又来到了小爹和小婆家，借了三张长椅和一个铁盆；把东西放到那户人家屋子里后，又仆仆风尘地来到我家的隔壁张婆家，向张婆借了一个炉子和两个木盆。把东西放下时，可能是累了吧，我看见爷爷的头上满是汗珠，爷爷毫不在乎地用手一抹，便又起身走了。吃过宴席，爷爷又把东西全都物归原主，可是当归还小爹家的东西时，发觉少了一张长椅，到处都找不着，爷爷就把两张长椅和一个铁盆归还给小爹，并对他说了事情的经过，小爹说：“没关系，不就一张椅子吗，算了。”但爷爷心中却不大舒畅，他又点了一下各家的东西，都没有多送，爷爷便把家里的新长椅给了小爹并说：“你若不收下，我良心会不安。”

小爹只得收下了。我看见爷爷把长椅送给小爹，便说：“爷爷你真傻，丢了东西又不是你的错，再说，是那户人家让你借的，丢了东西，应该让他们赔，又不是你赔。”爷爷抚摸着我的头说：“秀，你太小不懂，东西是我借的，当然该我赔，这是我的责任，不应该推卸给别人，等你长大了，自然知道什么是责任。不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这是做人的原则。”这就是我的爷爷，这就是村里的堂客，乐观热情，坚持原则，不知疲倦，他的名字就叫堂客。

生于1913年的王定国，可谓中国革命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接受寻求民族复兴的感召，倔强顽强的小女子毅然走上革命之路，成为一名红军女战士。她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经历艰辛长征路;她是著名导演谢飞的母亲，养育了七位优秀的儿女。她的故事传奇而多彩，留下一个时代的感动。

在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离休的王定国积极参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发起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进而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国老年法》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十八大后，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这位百岁老人早已开始了她的“绿色之路”：近十年来，她每到国内的一个地方，都会亲自种下一棵树苗。2012年年初，她又以发起人的身份，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见到王定国时，她刚好吃完早饭，看见记者便问“你们吃过了吗?”

2013年2月就满百岁的王定国，精神依然矍铄，潇洒是老人留给记者的深刻印象。看到记者给她带去的《人民画报》和画报《十八大图讯》，她马上仔细翻阅起来，看到熟悉的面孔，便会停下来，手指利落地在上面一点，报上名字。

如今，王定国依然忙碌，每天一睁眼就问生活秘书：“今天去哪?都有什么安排?”王定国是出了名的“热心肠”，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人们都亲昵地尊称她为王妈妈。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中，总共有三拨十几号人来看望王妈妈，不大的客厅里很快就挤满了来客。看到有人进来，王妈妈都会微笑地招呼，“来，请坐!”退休后她迷上了书法绘画，而且自成一派，有人向她求字，她总是“每求必应”，这让大家都十分欢喜。闲时，王定国最爱打麻将，身边的人都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

长征途中雪山上的严寒曾冻掉她的一根脚趾;河西走廊的血战敌人弹片击断了她的小腿;72岁时，一起意外车祸使她脊柱受伤;75岁时，她因患乳腺癌动过大手术……记者采访前几天，一位中医看望王定国，惊诧于老人的好身体，指着她身边的年轻人说，“你们的身体还没老人好啊!”王定国血糖高，但她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提少吃糖，我们采访的时候，她还潇洒地喝上几口酸奶。大儿子谢飘说：母亲一切都看得开，没有烦心事，知足常乐是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一年几乎很少生病，就算生病也不吃一颗药，生扛下来，感冒冲剂要儿女硬冲给她喝。“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有人说，这是不讲科学，我说，百岁老人活得健健康康，就是最好的科学。”王定国说。

对命运说，不!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晚年的王定国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13年2月4日，王定国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安化乡贫苦家庭。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定国也难逃厄运：妹妹活活饿死;因为没钱安葬病逝的父亲，三岁半的二弟被卖掉，换回四块做棺材的木板和两升麻豌豆;六七岁便要通宵为面食馆推磨挣钱;15岁，被卖去邻村李家做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都要做，做不好就挨打……

那个时代，嫁人、生子是绝大多数山里妹子的命运轨迹，而王定国却对命运说了，不!王定国做了两件事——放脚、剪辫子。她说：“脚小走不动，大人拽着辫子我们跑不了。”

那是因为王定国舅舅的朋友“杨布客”——以卖布作掩护的地下党员杨克明——给她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山那边小孩上学不要钱，女娃儿不包脚，有钱人不许打人欺负人……这样的生活让王定国心向往之。后来，舅舅和朋友凑了40多块银元，终结了王定国和李家的婚姻关系。

重获自由的王定国，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辫子、男女平等，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1933年10月，红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让王定国至今难过的是，那些让她命运出现转机的人，却都没能亲眼看到革命的胜利。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心情激动的她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后来，王定国先后成为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在山谷巡逻清剿土匪、女扮男装混进正规部队打仗……1935年，平时爱唱爱跳的王定国被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开始了那一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一路行来一路歌

王定国描述下的长征就像一段“奇幻旅程”：

“没有吃的时候只好杀马，煮一锅马肉，我们一群女孩子就跑去‘偷’肉吃。

“随身携带的东西要看好，稍不注意，猴子就会跑来把你的食物抢跑，我们只能用扫帚头做的假枪吓跑抢食的猴子。

“行军时，每个人背上都会写着不同的大字，这是大家在学认字。

“贺龙跟我们一起过草地的时候，他骑着马在水塘边钓鱼，我们就跟在后面捉鱼，然后架锅煮鱼汤喝。

“毛主席跟我们行军的时候，也不骑马，徒步前行，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主席爱抽烟，长征途中没烟叶，小战士就去找能抽的树叶子，背在背上晒干给主席。主席一卷就抽，还跟战士有说有笑……”

王定国的长征，是在歌声中走完的。

部队行军时，剧团要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剧团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因此，剧团相当于比别人多走了一倍的长征路，长征路上王定国共翻越了五座大雪山，走了三遍草地。“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啦啦队，大家看了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她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歌：庆祝苏维埃发展的歌、骂卖国贼的京剧二簧调、《渡金沙江胜利歌》等等。《八月桂花》的舞是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教的，跳得最多，走到哪跳到哪。化妆道具简陋，她就用墨汁画眉，用红纸当口红……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成群，他们走了两天才到。“三十七团的战士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我们做饭、烧水，并派人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呼呼地刮在大家脸上，早已冻僵的王定国，一上场就忘却了一切的苦痛，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临别时，很多战士流下了热泪。

然而，在王定国的回忆录中，记者还看到了如下的片段：

过草地时，王定国瘦到只有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踩到泥潭就要陷下去。”1936年，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时，她的一根脚趾永远留在了雪山顶上。“晚上睡着了，人多被子少，盖不着，脚冻僵了。一摸，就断了……没什么伤心的，死活都说不准了，伤心?又不是我一个人，那么多的人，伤心什么?我们是穿着单衣，一边走一边嘴里嚼着辣椒翻过雪山的。”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重走长征路。在四川省天全县红军烈士陵园，儿女雇了顶滑竿要抬她上山，她坚定地大声说：“我是红军，我自己能上去!”在大渡河边，面对湍急的河水和摇晃的铁索桥，王定国推开上前搀扶的人，只身在一百多米的桥上走了个来回。

途中，王定国还找到了长征时借住房子的房东女儿。当年16岁的小姑娘也成老太太了，她依稀记得好多女红军曾经住在她家，教她唱歌跳舞。当她俩共同哼唱《八月桂花》时，不仅都潸然泪下……

情定“八办”

王定国也在长征途中遇到了她一生的伴侣——谢觉哉。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过雪山做准备。一天，王定国正和剧团的几位战友在小河边洗衣服，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同志拿着一包衣服向她走来。“胡子”微笑着对王定国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她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被毛主席和党中央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第二天，王定国送去缝好的衣服时，“胡子”远远地招呼她，还特地嘱咐她要多准备一些辣椒，过雪山时可以御寒。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命令已西渡黄河的部队组建为红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行进，联络苏联，打通国际路线。王定国所在前进剧团也改成了红西路军前进剧团。12月5日，剧团奉命慰问红九军，不幸遭遇甘肃军阀马步芳部队，寡不敌众，王定国和剧团众人被俘。“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大家都亲切地称之为“八办”。在“八办”的努力下，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也就在“八办”，王定国再度遇到谢觉哉。那时，比王定国大29岁的谢觉哉是“八办”的党代表。

谢觉哉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被俘人员中，有张掖地下党的，有个女支部委员叫王定国。等见了面才知道，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时任“八办”处长的彭加伦尽力撮合，以谢觉哉日夜奔波操劳，身边也需要一位好帮手为由，让王定国留在谢老身边。回忆起和谢觉哉的结合，王定国说“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

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一个革命家庭。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也正是在“八办”，王定国开始学习文化。一天晚上，谢觉哉赶写一篇文章让王定国去找《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等报纸。几份报纸，王定国来回拿了四次都不对，最后还是谢觉哉自己去拿的报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谢觉哉自那以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教王定国识字、学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后来王定国才成为谢觉哉工作上离不开的左膀右臂。

如今，王定国打得一手好麻将，也是从“八办”开始的，她师父还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从苏联到兰州小住，当他看到年轻的王定国时说，“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谢老夫人，需要接触国民党高层的太太，所以要学会一种社交手段。”于是，周恩来亲自教王定国打麻将，王定国天资聪颖，一学就会，甚至通过打麻将把国民党兰州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夫人发展成共产党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成为“八办”的一段佳话。

1983年，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想起当年很多被俘的红西路军战友还滞留在甘肃一带，她便自费跑遍河西走廊寻访。当王定国看到这些曾经的战友因为历史原因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日子过得异常艰难，痛心不已。据王定国的儿女回忆，她回京时，身上只剩下了一套衣服，其他的行李全都送给了这些曾经的战友。于是，她与伍修权一起开始为这些人奔走，最终得到了中央的重视，财政部、民政部、卫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恢复他们的红军待遇。为了感谢王定国，当时还健在的红西路军老战士，男男女女几十人来到北京，挤在王定国家中不大的厅房里，向其表示谢意。而王定国只是淡淡地说：“这是党让我这么做的，应该感谢党。”

八十多岁还出差

“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的事了。”1978年，王定国在整理、出版完谢觉哉的日记、传记等之后，这样在儿女面前宣布。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在谢老走后的七年里，王定国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画册》、《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诗集》等多部历史文献共五百多万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寻求民族再度复兴之际。王定国所说的“我应该做的事”便是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

“那时，很多长城周边的居民都拆长城砖盖房子、盖猪圈。”王定国看了痛心不已，便组织人烧砖，然后用这些砖换回长城砖。她还积极各方奔走，呼吁保护长城：1984年，王定国到邓小平家中，请他发一个号召借以推动长城的保护工作，第二天邓小平即题写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条幅;1987年6月25日中国长城学会成立，王定国考虑长城要面向世界，请出曾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出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长城，她连续三年组织了群众性的慕田峪长城越野赛，为了让世界更多地了解长城，她组织长城沿线十一家电视台，拍摄了三十八集专题电视片《万里长城》发行到世界各国……“长城代表中华民族，我就觉得这些是文物，自家的好东西，要保存下来。”同年，她还参加筹备与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

此外，在中国致力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王定国还看到了老年社会和青少年成长的问题，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和陈云的夫人于若木一起积极投身于挽救失足青少年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王定国的社会工作不断增加。她过上了“空中飞人”的生活，频繁地从一地飞往另一地。

一次在飞机上有人问王定国：“老太太，您多大岁数啦?”

“80多了。”

“您坐飞机去干什么呢?”

“我出差。”王定国答道。

“她一直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信念，她现在的身体也不会那么棒。”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70岁的王定国还迷上了书法和绘画。75岁，做完乳腺癌手术第二天，她就让儿女拿来笔墨纸砚，在病床上练习书法。“她很喜欢和书法、绘画名家交流。”谢亚旭说。遇上他们时，王定国还总会拿着自己的作品上前，请名家指点一二。很多时候，王定国自己也在琢磨。她最爱画梅花，花瓣是画上去的，枝干是在挂历背面撒上墨吹出来的，王定国的“吹画”梅花栩栩如生，别有风韵。如今，王定国家客厅、书房和储藏室里，放满了几十年来创作的书画作品上千幅，而她却谦虚地说：“垃圾堆似的。”

“绿色长征”路

九十多岁的王定国开始关注国家的林业生态建设。她开始到全国多个省市了解林业生态建设情况，多次向有关部委提交考察报告并亲自参加植树造林。

2004年，她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考察速生林建设，提出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的建议。这一建议如今已被中国造纸业普遍采用，并成为一种生产模式。2005年，她到河南省考察黄河故道生态治理有关情况，并在生态园里种植了一棵银杏树。她写出的考察报告，促使国家林业局当年就在河南省召开了现场会。2006年11月，她到湖南省考察谢觉哉的家乡宁乡县，在畅叙乡情时说：“谢老说大树是老人，小树是孩子，我们要像爱护老人和孩子一样来爱护树林，希望家乡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生态建设得更好。”

2008年，她回四川营山老家，考察南北两河综合整治工程，并在红军公园种植了一棵黄角树;在营山中学和师生们一起，种植了两棵银杏树。2010年，王定国与150万重庆市民一起在长江边植树造林，并亲手栽种了一棵桂花树，“绿化长江全社会都应该参与进来，也只有大家都走上这‘绿色长征’之路，才能真正地为子孙后代造福。”2012年4月22日，在世界地球日这天，王定国老人带领祖孙四代和亲朋好友共一百五十多人，在北京的西郊种下了100棵松树。

为表彰王定国对中国生态建设作出的贡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在 “生态行动助力中国”的活动中，她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201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正式成立，王定国出任终身名誉主席。

2012年，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布局之一。在中国稳步行进于民族复兴之路时，王定国再一次提出建议：生态建设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需要人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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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最让我感动的是徐立平。

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自1987年入厂以来，一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目前，火药整形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下刀的力道，完全要靠工人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经徐立平之手雕刻出的火药药面误差不超过0.2毫米，堪称完美。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徐立平还自己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命名为“立平刀”。由于长年一个姿势雕刻火药，以及火药中毒后遗症，徐立平的身体变得向一边倾斜，头发也掉了大半。28年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雕刻火药，被人们誉为“大国工匠”。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

感动中国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懂得关爱和感恩，懂得坚强和坚持;感动中国激励我们年轻人前行和进步;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直在传递着和发扬着，相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善良的人，收获福报，祝福您们健康长寿。

英雄机长刘传健：“大家以后每次坐飞机，希望都是安全的”

今年央视春晚上，川航英雄机长刘传健和他的机组成员一同亮相，给全国人民拜年。时隔十几天，刘传健又站上全国舞台，这次他登上了“感动中国20__年度人物”颁奖盛典。面对鲜花和掌声，他说，“大家的掌声是对我的鼓励，大家以后每次坐飞机，希望都是安全的。”

时隔近一年，大家依然会用“惊心动魄”来形容那次航行任务。20__年5月14日，川航3U8633重庆至拉萨航班执行航班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然发生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紧急状况。生死关头，刘传健果断应对，带领机组成员临危不乱、正确处置，确保了机上119名旅客生命安全。

后，中国民航局和四川省政府授予川航3U8633航班机组“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刘传健“中国民航英雄机长”称号。经历了为期6个月的康复疗养后，20__年11月16日，川航英雄机组再次重返蓝天。“我们将尽心执飞好每一个航班，确保安全飞行。”在接到复飞指令后，机长刘传健表示。

颁奖典礼现场，当主持人再次谈及那次飞行任务，刘传健并没有过多地描述他当时的壮举，而是向观众讲述当时同行机组人员的故事，“他们在关键时刻让旅客放心，在有的旅客没有系好安全带和戴氧气面罩的情况下，帮助他们系上，其中有一个乘务员在帮助旅客系安全带后，自己没有安全带可以系，就叫旅客从后面抱住她，飞机落地后，她发现后背是冰凉冰凉的，才发现是旅客流的眼泪把她的衣服打湿了。”

今年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老伴刘景好，在新疆无人区守边52年。这对远在新疆萨尔布拉克无人区的老夫妇，用长达半个世纪的坚守，兑现自己青春时对国家许下的诺言。今年7月份，现代快报制作的H5作品《无人区·52载守边人》爆红网络，老魏叔也成了真正的网红。近日，老魏叔夫妇以他们打动人心的守边故事，入选2016感动中国全国候选人。在20位全国候选人中，还有一位来自江苏的候选人——“寻亲大姐”吕顺芳，也是很多人熟悉的面孔。在此之前，现代快报也曾多次报道过吕大姐的故事。

入选2016感动中国全国候选人

今年76岁的魏德友和他的老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的退休职工、护边员。在新疆萨尔布拉克中哈边境无人区，他们协助边防官兵戍边长达52年。

这里，冬季狂风肆虐，暴雪深达一米多;夏季蚊虫猖獗，当地有句俗话“十个蚊子一盘菜”。 向西直线距离8公里，就是中哈边境173号界碑。1964年，从部队转业的魏德友主动报名，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始了他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屯垦戍边生涯。两年后，他把妻子刘景好从山东老家接了过来。

52年过去，昔日战友陆续告老还乡，边防战士也是一茬接着一茬，就连世世代代住在草原的牧民也都搬到了条件更好的定居点。而魏德友夫妇却选择留下来，独自生活在空旷的草原深处，他们的家被驻地边防派出所官兵称为“一座不换防的夫妻哨所”。

老伴守着家，老魏叔每天沿着边境线放羊、巡边，来来回回十几公里。52年来，他走了近2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圈!

快报制作的H5让老魏叔成为“网红”

今年7月份，现代快报记者来到无人区，走进了老魏叔的家，进行了一周多的深入采访。7月26日，现代快报推出题为《无人区·52载守边人》的H5及全媒体系列报道，仅单条H5的阅读量已过2000万次，点赞“陪老魏叔一起巡边”人数超过130万次。相关话题的阅读量，超过1.2亿次。这条H5还变身视频短片，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乌鲁木齐等五大都市的公交地铁、高铁飞机和户外大屏上循环播放。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人民日报》也相继报道了老魏叔的故事。网友们纷纷给老魏叔点赞，并留言说：“这才是真正的网红”“这种朴素的坚守才是爱国的正确打开方式” ……

8月9日，农历七夕，老魏叔的故事和现代快报的报道，还登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10月28日，中央宣传部在中央电视台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时代楷模”魏德友的先进事迹。

老魏叔夫妇入选，“众望所归”

现代快报制作的有关老魏叔的H5作品在网上热传之后，许多网友在鼻酸落泪的同时，也开始高声呼吁，“老魏叔夫妇应该入选今年的感动中国候选人!”而近日候选人名单一公布，立即获得网友们大赞，“老魏叔夫妇入选，众望所归!”

对于魏德友夫妇入选今年“感动中国”的全国候选人，央视“感动中国”栏目组工作人员直言，“他们的入选毫无悬念”。从今年下半年以来，栏目组每天都能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大量的推选事迹，其中老魏叔夫妇的故事，是最为打动推选委员会的事迹之一。

一些推选委员会成员表示，他们有的此前就看到了网上转发的现代快报制作的H5作品，或是在央视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上听到了老魏叔的故事，十分感动、印象深刻。因此，此次魏德友夫妇成为全国候选人，在栏目组看来可谓当之无愧。

在央视网的“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投票页面，记者看到，截至12月9日晚上11时，魏德友夫妇的票数已达到20274票。

成为2016感动中国的候选人，老魏叔有什么感想吗?12月9日晚上，现代快报记者打通了老魏叔的电话，在电话的那一头，老魏叔的语气像往常一样平静，“我其实没做什么，”他说，“这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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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我坐在电视机前看201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看的我哭的稀里哗啦的，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主动捐献器官的小学生 何玥。

“虽然我们的女儿没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在演播室，何玥的父母从走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几度泣不成声。

去年4月，何玥即将小学毕业之时，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初，她的病情突然复发，肿瘤扩散至脑部组织。在听说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父母亲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吓了一大跳的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因为按桂林老家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生的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11月17日凌晨0时10分，小何玥在医院里走完了短短12年的人生路。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她的肝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在旁人眼里，何玥一直是个品学兼优有爱心的孩子。家里满满一面墙贴着“三好学生”之类的荣誉奖状。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曾让父母捐出一个月的工资。被查出脑瘤后，学校为她捐钱，她却要把钱捐给更需要的人……

为了给小何玥治病，何玥父母已经欠下了10万元的债务。但为了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器官捐献的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接受何玥器官救助的患者。他们想以最美的方式，实现女儿的“最美愿望”。

你来过，你不曾离开，你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把人间照亮。

1.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周恩来

2.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 周恩来

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

4.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徐特立

5.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赵博生

6.英雄非无泪，不洒敌人前。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陈辉

7.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 —— 陈毅

8.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泽东

9.锦城虽乐，不如回故乡;乐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华罗庚

10.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冰心

11.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巴金

12.我荣幸地从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 邓小平

13.现阶段，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江泽民

14.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鲁迅

15.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16.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就义诗》

17.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18.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吉鸿昌《无题》

春节，象征着新的一年的到来，也象征着吉祥如意、喜庆、团圆与幸福。可今年的春节，却变得不一样。

十二月，本应忙着准备年货的人们，“遇见”了新型冠状病毒，起初人们也没有在意，随着春节脚步越来越近，病毒扩散越来越严重，这时我们才知道要防范。所有药店的口罩一夜之间无影无踪，连洗手液、酒精等物品也被抢购一空。

本该万家团圆的时候，成为了防疫重要时刻。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一批又一批的医护人员挺身而出，奔赴最前线，日夜奋战，他们被称作“逆行者”。

在这批“逆行者”中，有一位84岁高龄的“老战士”率先来到战场，他——就是曾经奋力抗击“非典”的钟南山教授。钟南山教授不畏困难，面对疫情，深入调查，研究对策，他告知人们如何去看待疫情，他教会人们该怎样去防范病毒。

不久前，钟南山教授接受路透社采访，当提到最早提醒人们防范病毒，后来因为给患者治疗而受病毒感染逝世的李文亮医生，老人家在镜头前泪流满面:“李文亮医生是中国的英雄，我为他骄傲!”接着又告诉人们:“医者人心，医心与人心本就是相通的，中国的医生，都与李文亮医生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也是中国人的力量所在。”

钟南山教授，就像是人在即将摔倒时候出现在面前的一座山，让人觉得安稳，让人觉得踏实。

在“钟南山”这座山周围，是无数医护人员，他们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最勇敢的战士!我相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配合下，新冠肺炎病毒这个“敌人”一定会被我们“歼灭”。我的祖国，加油!

梁万俊的生死8分钟，使我们惊讶。在万米高空上，面对飞机漏油，他仍能英勇镇定，将飞机平安降落在机场，他创造了奇迹！田世国的孝心又感动了天下，他毅然将自己的肾移给了母亲，身体较为虚弱的３８岁的田世国用孝顺与真诚感动天下，他让所有的母亲都收获不小。还有两位敬忠职守的警察，任常霞、明正彬；为人民奉献出生命的牛玉孺；有着医生良知的桂希恩；中国奥运的骄傲——刘翔，女排；中国的伟大外交官孙必干；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一个为山区孩子开创美好未来，放弃学位的年轻人——徐本禹。

徐本禹的感人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我不得不从心底里敬佩他。他小时侯也很穷，靠别人的资助才读上了大学，到了北京，他又考上了硕士，但他却放弃了。因为他看到山区里的孩子也渴望读书，所以他去了没有水、没有电的贫困地区教那些孩子学习、读书，母亲也希望他能做一个会感恩的人。他做到了，他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了自己的的手。他点燃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双眼，他扛起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责任。

还有很多很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真诚、勇敢、敬业、孝顺、努力、奉献等许多宝贵的人生财富，他们也将我们富有情感的泪水一滴滴滴落，他们的生命光辉照耀着整个中国，他们的高尚心灵永远是我们的人生指南。2004年度感动中国的人物，感动我心！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王定国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是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女红军。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9月，被评为双百人物之一。

“我清楚地记得在漆黑的夜晚，在蜿蜒曲折的路上，我们点燃了火把，长长的队伍像火龙一样，把天地照得通红……我一直在寻找这生命的火种。”王定国这样回忆。

这是一个忠贞追随者的人生写照。

百多年风雨，从黑暗到光明;两世纪奋斗，唯初心从未变。

蜕变：从童养媳到女红军

王定国的原名叫王乙香，1913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佃户家庭。困苦的生活迫使她早早地挑起了重担，六七岁的她，就要到卖担担面的面食馆推磨挣钱。

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王家也难逃噩运。由于没有粮食，她的妹妹被活活饿死了，父亲也因过重的压力病故了。无奈的母亲卖掉了她三岁半的二弟，才安葬了她的父亲。为了活下来，只好把她给了邻村的李家当童养媳。

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以布客身份来山区开展工作。王乙香简陋的家，成了农会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她从退婚、剪长发、解放小脚开始了闹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获得自由的王乙香改名王定国，配合农民协会四处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三件事，让妇女劝男人不吸鸦片，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

1933年10月，许世友率红九军解放营山，王定国参加了红军，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苏维埃政权内务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

至今，王定国清楚地记得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些细节：

“1932年，我跟着王维舟的川东游击队走南闯北。他有一个侄子叫王波，当时在91师，要我跟着他们走，我就跟着他们打游击去了。”“1933年12月，营山县委在消水河地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记得那天晚上，县苏维埃组织部领导找到我，宣布我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他们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在今后的斗争中要更加坚强。入党令我心绪万千，心情激动，我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依靠，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一个人从平凡到伟大有一个起点，入党就是王定国的起点：“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

长征：五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长征，一个震撼世界的艰难征程。在王老记忆中，牺牲与战斗永不磨灭：“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

王老记得：“百丈关战斗，当时敌人把路全都堵住了，不让我们走，牺牲了很多人。剧团的人也参战，我们枪很少，大家都背着乐器赶路，手里有扁担之类的棍棒。也不是空手打仗，用棍棍棒棒打。”

艰苦卓绝这四个字，对长征中的女红军来说，考验更大。王老说：“过草地很艰苦，仗打得也很苦。敌人多，我们人少，打得好就赢了，打得不好，人就没了。”

革命路上有艰险，有时更会身临绝境。“我们想的，就是打开一条路，唯一目的就是和其他部队会合。男女没有什么区别，打仗时不是说女的留下男的打，而是大家一起打。”王老如此坚定。

过若尔盖草地时，王老的体重仅剩下50多斤，“要是胖的话，哪里过得来啊!踩到泥潭里就要陷下了。”除了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严酷环境，饥饿、疾病、疲劳也是大敌。历经艰辛，王定国最终还是走出来了。

让王老铭记的，是和毛泽东主席一起过草地，“毛主席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也不骑马，徒步前行，还一路用浓重的湘潭口音给大家鼓劲儿。”

王定国的这条路走得心里踏实，步履坚定。

战斗：在危难中鼓舞士气

从长征开始，王定国的战斗方式就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剧本。

王定国身材瘦小，平时就爱唱爱跳，还担任过地方革命负责人，随中央红军长征后，被抽调到剧团做宣传工作。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战地宣传是怎样的情景，又意味着什么。

王老曾这样回忆，“山高路险，道不好走，剧团走前面，当拉拉队，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一边要长征，一边要作战，一边还要创作、编演、做宣传。部队行军时，剧团必须在队伍前头赶路;休息时，演员们还得回过头来进行慰问演出，从队头一直演到队尾。有人说：宣传队员所走的长征路，有时甚至超过一般部队的一倍。

仓德山是红军战士们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那之前，战士们已经翻过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雪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上山时，还是阳光明媚，爬到半山腰就云遮雾罩，寒气袭人。等爬到山顶时，气温更是急转直下。爬上来时刚出了一身大汗，紧接着被冷风一吹，顿觉腰背冰凉。战士们的双手被冻得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也仿佛是要被冻掉一般。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定国和剧团的战友们仍然坚持着为同志们鼓劲，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和呼喊唤起同志们的斗志：“打了胜仗以后，剧团要去慰问我们的战士，我们去唱唱歌，跳跳舞，欢迎归来的战士，他们就不想战斗的事了，忘记战斗的苦了。”

1936年1月中旬，剧团翻过夹金山到大炮山慰问红五军三十七团，那里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我们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演出时，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而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振奋着每个战士的心。”王定国回忆。

无悔：生死追随不改初心

在王定国的一生中，更严峻的考验是在参加西路军作战那一时期。

1936年11月，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挺进。王定国所在的剧团改称为“红西路军前进剧团”，过黄河后剧团跟总部行动。

“战斗中，我右腿被流弹击伤，剧团从士门到凉州时，我右腿又挨一枪，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冻成了冰，也不知道痛，包扎了一下照样行军。”王定国回忆说。

1936年12月5日，剧社奉命慰问从古浪突围出来的红九军，不料与马步芳部队遭遇。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剧社余下的30多人被敌人抓入了牢房。

“白天，不见太阳;夜晚，不见月亮。房阴森森，人孤零零，只有豺狼把牢房。”多年后回忆起被俘的境况，王定国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不叛变、不泄密、不出卖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战友，是王定国那个时期的全部信念。

1937年8月，党中央在兰州成立八路军办事处，全力营救被俘的西路军官兵，王定国和战友们被救出。当时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是谢觉哉。

等见到营救回来的红军官兵时，谢觉哉一下子认出了王定国。谢觉哉日记中曾记载，王定国就是在长征途中替自己缝过羊毛衣的姑娘。经过“同志们关心，组织上安排”，1937年10月，两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兰州“八办”简陋狭小的平房里，幸福地结成了革命家庭。

从此，从兰州、延安到北京，王定国几乎一直在谢觉哉身边工作。

从此，不识字的王定国有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识字教师”。

从此，王定国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并全都抚养成才。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大量谢觉哉文献，总文字量多达500万字。

岁月易逝人易老，但革命者王定国心随党走不觉老。

1983年，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王定国开始了新忙碌。她参与筹建了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她还关注林业发展，提出了我国造纸业应走林、浆、纸一体化等建议。2009年4月王定国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2011年又被授予 “终身生态贡献奖”。

【颁奖词】瘦弱的孩子需要关爱，这间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温暖的避难所。你用十二年艰辛，呵护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长，你是风雨中张开羽翼的强者。

【人物事迹】2004年，临汾第三人民医院院长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区的几个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却没法上学，便和同事一起办起了“爱心小课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临汾红丝带学校正式挂牌成立，2011年学校被列入正式国民教育序列。临汾红丝带学校是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郭小平目前担任临汾市红丝带学校校长，艾滋病感染儿童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同时也能安心接受与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多年来，郭小平创建红丝带学校一事，在社会上也受到不少争议，郭小平一直在艰难中努力坚持。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随着社会进步，艾滋病患儿终究会到正常的学校去上学。2014年，彭丽媛向红丝带学校写信，并在采访中说：“我希望这些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工匠精神铸就高超技艺，

三十载风雨磨练铁的意志。

怀揣满腔的热忱，用双手托起患者低垂的头，

梁益建，男，主任医师，骨科硕士、神经病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骨科主任。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198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入围2016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之一。他被称之为神医，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亲自主刀挽救上千个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的生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他也是患者心目中的"脊柱侧弯的男天使"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平庸的医者，是医人，是尽力为病人减轻痛苦。

而大医精诚，是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

大医精诚，止于至善。他以心为灯，愿作患者的守护天使。平庸的医者，是医人，是尽力为病人减轻痛苦。而大医精诚，是急病人之所急，痛病人之所痛。多少个日夜为病人之痛而辗转反侧仿佛痛在他心。多少里路途为病人之急而奔波劳累仿佛急在他身。

他，是无数个驼背患者的筑梦者，给予他们端正的脊梁与逐梦的希望。

医生，是一个多么令人敬佩的职业。你们是感动的支点，曾经艰难险阻，仍对生命负责，你们让这个行业更纯洁。

“只有爱心能促使你去做一个更好的医生”

作为该专业的医者，梁益建是病人公认的“善人”。为了让患者尽快得到治疗，他除了经常向医院申请减免患者就治费用外，还常常帮助拿不出钱来的患者筹钱。

对于梁医生而言，医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他让患者重生，挺直脊梁直面梦想。

他是我们的骄傲

他是那么的善良，是那么的谦和

得知梁益建入围“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名单后，护士长陈澜第一时间就把消息发布到了科室微信群和个人朋友圈。“这是梁主任的荣誉，也是医务工作者共同的荣誉。”陈澜的声音里透着笑。

这几天，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可谓“全体动员”，“不只是我们科室，普外、脑外、神经内等科室的主任、护士长，都在转发梁主任入围的消息，发动身边人投票。”不过，梁益建本人依旧是查房、调支架、做手术，没有什么变化，“他从没提过自己入围的事情。”

这几天，有108人的“天自己的朋友圈里。”作为“天线宝宝”的音乐老师，龙音音从群里得知消息后，毫不犹豫地点开链接投了票，“梁主任确实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我应该向他学习。”

市民说：这位医生有医术更有医德

市民张燕说：“自己有位朋友是脊柱畸形患者，他渴求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身高，四处求医但屡屡碰壁，即便有医院愿意收治，治疗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眼见着这位朋友艰难的求医过程，张燕非常理解脊柱畸形患者内心经受的煎熬。“那是一种渴望治愈，又不得不放弃治疗机会的矛盾心理。当我把关于梁医生的报道讲给这位朋友听时，30岁的小伙子流泪了。”张燕说，自己虽然与梁医生素不相识，但被他想方设法救助病人的事迹深深打动了。

他带给我们的领悟

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天，是梁益建医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医者的仁心。我们为他而感动，更希望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更加的和谐友爱。医生自是希望患者能够好起来的，他们每天或许会因为能力不足而自责内疚，不得不去面对死亡。似乎看上去已经麻木了，可表面上的冷漠并不代表他们的心就这样熄灭了。他们仍然坚持着，为医学事业更进一步而奉献着自己，甚至是到了生命尽头却又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以供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