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人人物传记【经典20篇】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作为九三学社的一员，我在学习了潘建伟同志的先进事迹后，深受其感染和激励，自觉自愿地向潘建伟同志学习，学习他爱国敬业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作风。以潘建伟同志为榜样，我也要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扎实工作，勇于奋进，为祖国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潘建伟同志是我社的杰出代表，作为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在国内外荣获众多奖项，为我国量子信息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潘建伟同志能取得成功，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他爱国敬业的精神。在国外学成后面对国外顶尖研究单位的招揽，他毅然选择了回国，把自己的青春和才智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在我从事的金融行业，尤为需要这种爱国敬业的精神。金融行业从业压力大，面对的诱惑也大，每天和钱打交道，经常过手大额的金融交易，爱国敬业就是指引我们踏实工作、清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爱国敬业的精神，就无法做到心无旁骛的踏实工作和良好的自我约束，一旦走上拜金和贪腐的道路，就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重大的财产损失，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不光在我们金融行业，像潘建伟同志这样爱国敬业的精神，也是我们全社会、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精神和品质。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思想意识多元化的现状，爱国敬业应该是我们所有国民的价值共识。这不仅直接决定了我们个人的行为处事方式，更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把富强国家的信念融入我们的岗位工作中，在人生抉择时谨记国富民强的价值追求，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潘建伟同志打动我的第二点就是他立足本职踏实奉献的工作作风。我们都知道科研工作充满了困难和艰辛，潘建伟同志从2001年回国至今，16个年头扎根在科研工作岗位，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失败，抵得住诱惑。正是这种立足本职岗位兢兢业业做实事、默默无闻甘奉献的精神，才成就了他今天的成功。

学习潘建伟同志，正是要学习他踏实奉献的工作作风并且要贯彻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我作为单位的人力资源主管，在学习了潘建伟同志的先进事迹后，即在公司里组织筹划了“敬业、踏实、奉献”的专项培训和竞赛评比活动，并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度认可和支持。我们利用单位培训时间组织全体员工学习本单位和业界同行爱岗敬业，开拓进取的先进事迹，并发起了全员‘踏实工作，争先创优’的评比活动。通过专项活动，为全体员工树立了敬业、踏实、奉献的思想，锤炼了大家务实求真、勇于奋进的作风，在全单位营造了踏实奉献的良好氛围。

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作为建设我们美好国家的一员，我们要像潘建伟同志那样，立足本职工作，多做实事，多做好事，把岗位当作事业的舞台，当作奉献社会的平台，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能动的态度，百折不挠的韧性，无私无畏的素质，踏踏实实的做好工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

因为我跟贸易访华团无关，所以我排在最后。周总理同来访的每一个人一一握手后，站在我面前，第一句话问：“会不会说普通话?”我说：“不会。”第二句用法语问我：“会说英语吗?”我讲：“英语会说一点儿。”然后他用日语说：“我的日语忘光了。”清清楚楚的日语，使我吃惊。他说完哈哈笑了一声。我并没问他会不会日语，他自己用日语这么说的，其后我问他会不会广东话，他就笑着不答而叫了廖承志先生。当然他是会说广东话的。

当时，我父亲站在周总理身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尊敬、最喜欢的人正在和自己的儿子交谈，我父亲那带点儿羞涩的天真的脸，说实话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就在这一刹那，我明白了父亲之所以要我请假陪他到北京的用意。

周总理对我说：“你父亲自己不会说，他为我们，为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中国对他是怎样评价的，所以我来替他说一说。我非常依赖你父亲，这种信任体现在牺牲自己利益为他人尽力的行为之中。你父亲为了日本和中国，牺牲自己，尽心尽力，所以我们非常信任他。”

当时我30多不到40岁，可算是青年人，因为平生见过很多地位高的人，在国外如总统，在美国也见过国务卿等人，可是周总理却是和那些人不一样，首先他不给人以威力，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柔和的视线，他对我这样的年轻人，也像和朋友说话一样亲切。毕竟是12亿人口中的拔尖人物，与众不同。

晚上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会上聆听了周总理的讲话。那次讲话，对我来说是影响深远的讲话，因为它成为我了解中国的基础。这个讲话概要地说是这样的：日中邦交的历史，在史籍记载的就有两千多年，没有记载的恐怕更悠久。

我从小就知道，日本的文化其源泉在于中国文化。听了周总理的讲话后，使我认识到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也是天理。

我父亲对我说过：世界上有四大圣人：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而周总理应列入圣人之中。我父亲这时候笑着对我说，如果圣人中有两个是中国人，可能别人会有意见的，只好委曲一下孔子，把这个地位让给周总理。

我听父亲说：他和周总理的正式会谈就有18次，但非正式的会见不计其数。有时候还到周总理的办公室去会见。正式会谈时周总理穿着笔挺的中山服，在日常工作时，他穿着有补丁的衣服。这件事对我父亲的影响很大，从此我父亲再也不添置新衣服了。年纪大了以后衣服显得肥大，但他照样穿着旧的直到去世。我想父亲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于周总理的缘故吧。我母亲看着父亲那肥大的衣服，几次劝他做新衣服，可他怎么说也不听。

我父亲经常说，人一般来说，得到权势后，不管这个人如何严格要求自己，总不免在某些方面会流露出傲慢来，表现在态度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地位高了就会流露出来的，可是在周总理身上半点儿都找不出来。

我父亲是1989年发病住院后8小时安然去世的。整个葬礼结束后，包括我母亲在内，我们几个弟兄围坐在一起交谈时，我母亲就说：“不太悲伤。”我们都惊呆了!这是为什么?我母亲心平气和地说：“你父亲活到了92岁，又能到周总理身边了。我倒是高兴他能够去周总理的身边，这怎能说是悲?是高兴。”

当时我忘了是谁提醒的，反正不约而同的，将周总理相片放在父亲遗体的胸上，送去火葬场。因为我父亲平时总是把周总理的照片随身带着。骨肉之死当然是悲痛的，但想到我父亲到了周总理的身边，无拘无束地交谈，他们在天上保佑着我们，这样，心情缓和了许多。

从中国朋友那里听说，在淮安，在周总理的故乡，有我父亲留下的字迹。写的是：“访问周总理的故乡泪流不止。”落款是：“弟冈崎嘉平太。”

那里常有很多中国友人去采访，常常问起，周总理哪来日本的弟弟，我也尽力作些说明。其实，我父亲比总理的年龄要大一些。

但是从人格来说，他认为他只能是弟弟。我看，周总理面前的我的父亲，只能认自己为比他小很多的弟弟。一生中，能遇到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没白活在世上。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这样告诉记者：“焦裕禄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我的座右铭。”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家住哈密市惠康园社区的低保户梁英，这几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本来想给从四川到哈密的亲戚介绍工作，却没想答应录用的工地老板却变卦了。此时难堪和尴尬的梁英想到了社区法律义务宣讲员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社区法律大讲堂上讲的法律知识。通过与工地老板反复交涉，最终老板同意拿出600元钱作为补偿，梁英的亲戚踏上返乡列车。

生活在新疆哈密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一位普通的维吾尔族大叔，他也曾是一位肩扛正义的铁案法官。如今，他入选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候选人。

办案近千件 件件是铁案

退休前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哈密市司法系统是个闻名遐迩的铁案法官。工作31年的他，办理过近千件案件，把依法办案，准确定性，当作天职。他办过的案件件是有罪判决(铁案);他审判的案件，没发生过一次改判、重审、再审，全部维持原判(铁案)。

2005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审理了一起杀人案件。而被告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相熟。被告人的亲朋好友发动各种关系，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希望他在审判中能够网开一面。

可是，不管谁来，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只有一句话：保住他的命，没有任何可能。“按照法律规定，被告理应被判处死刑。我帮不了你们的忙。”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斩钉截铁地说。

把依法办案当作践行焦裕禄精神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公正执法，为百姓伸张正义，而在一些不法之徒眼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公正执法，让他们受到法律的惩处，他们怀恨在心，以各种形式报复他。

“在暗处扔黑砖，趁无人砸玻璃的事经常发生，当然也发生过你死我活的面对面较量。”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回忆，1996年5月的一天下午，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家正在家里准备晚饭，忽然“阿布列林你给我出来，你说我犯流氓罪，给我判了8年，我终于回来了，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见到8年前他审判的一个罪犯手持斧头，嚎叫着让阿布列林出来。见此阵势，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赶紧把家人安顿好，到大门口迎击歹徒，而妻子则翻墙出去报警。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大门口和歹徒紧张对峙了大约十来分钟，检察院的警车到了，歹徒落荒而逃。

面对这些，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很坦然。“我根本不会怕他们，我是按照法律规定来办案。”

在“焦裕禄精神”中激励前行

在31年的时间里，把接手的近千件案件件件办成铁案?因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心中有个偶像——焦裕禄。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做焦裕禄的好学生，是他一生的追求。

1966年2月，正在读高一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读完后他被深深地震撼，回到家，他向父亲说起了焦裕禄的事迹，父亲告诉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焦裕禄是个好书记，是所有党员干部的榜样，应该像他那样做人。从此之后，焦裕禄成了他心中仰慕的英雄，顶礼膜拜的偶像。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在他的心中萌发。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当时全国流行《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这首歌。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个了不起的称号，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我虽然做不了毛主席的好学生，但可以努力做焦裕禄的好学生。”

把焦裕禄视为偶像的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在2年后，专程到了焦裕禄曾经工作的地方——兰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在兰考，我亲眼目睹了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盐碱、战风沙、防风口、驱内涝给兰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我还找到了焦裕禄的家，和焦裕禄的家人照了合影。”

兰考之行后，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一步一个脚印，当过知青、当过工人，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到检察院工作后，他总是在努力的研读努力研读、背诵法律条文，熟悉办案程序。短短2个月时间，他就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

凡是公家钱 一分不能占

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记事本里，有这样两张收据：2000年5月31日，父亲生病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50元;2001年8月10日，父亲去世使用单位车辆，交费100元。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这样告诉记者：“焦裕禄说过，‘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这是我的座右铭。”

1988年，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年迈的父亲想在生前把老宅地上的房子建起来。这对于当时月工资只有120元的阿布列林来说非常困难。为了把父亲的愿望变成现实，他一点一点进行。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有人也对我说，张张嘴就会有人送，但我觉得清清白白做人，吃饭才吃得香，睡觉才睡得踏实。”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不仅自己廉洁自律，对亲属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妹妹吾尔也提曾经和哥哥公事。“哥哥来我们法院当院长，我心里很欣喜，但渐渐发现，哥哥除对我要求比别人更加严格外，并没有给我任何额外的照顾。”

1999年法院从普通干警中提拔干部，提拔的名单却没有无论是从资历或是能力都符合条件的吾尔也提，吾尔也提满腹委屈地找到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质问。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你是我的亲妹妹，所以提拔你不合适。”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离开市法院的第二年，吾尔也提被提拔为行政庭副庭长。

如今，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的客厅里，仍然挂着当年和焦裕禄家人的合影。“这张合影就象征着焦裕禄精神，它时时提醒我、激励我，像焦裕禄那样做人做事”，阿布列林·阿不列孜说。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科西嘉岛，小时候家人叫他拿波里昂尼。父亲夏尔·波拿巴，是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母亲莱蒂齐亚·波拿巴，是一个坚忍不拔的女子，也是一位严酷的母亲。

1778年，拿破仑9岁那年，为了生计，他跟随父亲、舅舅约瑟夫·费舍及兄长约瑟夫离开母亲从阿雅克肖港出发前往法国。从此以后，兄长约瑟夫走向了神甫，拿破仑去了军校，舅舅做了神职人员，四人去法标志着拿破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少年时代的拿破仑没有波澜起伏，但军校的生活却开始改变他的人生。家庭的清贫使得他过早的成熟，刚刚进入军校仅仅9岁的他便深知，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努力，他在这个世界上将一无所有，当时他的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在军校时，他相信他的意志力注定会使他成功。为了毫不怀疑的取得成功，他充分利用军校提供的一切优越性，无论多么谦卑也在所不惜。

1784年，15岁的拿破仑进入了巴黎皇家军官学校。由于扎实的数学功底，他成为了14名精选出来的非贵族炮兵学员之一，开始了真正的军训生活。

拿破仑沉默寡言、勤奋好学。他对于抽象的科学他能够运用自如，其数学和地理知识扎实。他安静而孤独，他最突出的特点是傲慢自大、雄心勃勃和抱负不凡。

拿破仑一生体现出了人类的超越性，他是个愤怒的理想主义者。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改变整个欧洲的丰功伟绩，还有他的勤奋与荣誉。

拿破仑自己这样形容：“事业和前程的大门是向有才华的人敞开的，而不论其出身或财产如何。”对于我来说，如果可以归类的话，自己的永不满足和大胆的欲望可以归类到野心。野心是拿破仑心智的原动力和他意志的永恒实质，它是如此紧密，以至不能同他本身区别开来，甚至有时还达到了不知不觉的程度。

法国人视拿破仑为民族英雄，但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拿破仑的征服下深受l辱，表示憎恨。

看人与看物的道路一样，有时需要变换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只是看到自己的短处，认为自己处处不如别人，这样的心态只能使自己越来越自卑。换个角度看自己是我们需要掌握一种认识自己的好方法。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在课堂上做手工，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一只鸭子。全班学生纷纷把做出来的鸭子交给老师并得到老师的夸奖。唯有爱因斯坦迟迟才交他的手工活，老师看过之后高高举起，用嘲笑的口气对全班同学说：谁见过世界上比这更丑的鸭子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爱因斯坦站起来大声说：“有，同学们。“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只更丑的小鸭子高高举起，“那就是我第一次做的鸭子“。若爱因斯坦因老师和同学的嘲笑而自卑，永远抬不起头，他能成为一代科学家吗？

一个人总能在某一处胜过别人，而在这一处上又总会有更强的人胜过他。学会欣赏每个人会让你受益无穷。智者尊重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人各有其长，也明白成事不易。傻瓜都鄙视他人，一半出于无知，一半因为他所中意的总是最差的。

人们说：“上帝在为你关闭一扇窗户的同时，（新年见闻）也必定为你开启了另一扇窗户；在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必然是会在另一方面得到升华。”每一种才能都有与之相应的缺点，如果你屈服于它，它将像暴君一样统治你。推翻它的办法是一开头就要看准究竟是什么样的缺点。要像那些因你的缺点而责备你的人那样注意它。你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就必须学会自省。一旦这主要的缺点投降了，所有其它不足都会随之而降。相信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也是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

今天，晚上，我观看了感动中国，其中有两个故事我看了为祖国母亲感到开心。

第一个就是于敏爷爷，他是一名核物理学家，他为核弹事业做了很大的贡献。法国研究成功核弹爆炸用时8年6个月，美国用时6年8个月，而我们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通过这一件事，我就知道了于敏爷爷是在尽全力帮祖国研究核弹。说明了于敏爷爷报国心皎洁!

第二个是一对夫妇，妻子孙丽娜(乡村小学教师)，丈夫朱敏才(外交官)。夫妇俩退休后支教乡村小学，支教十年间，他(她)们共支教了五所小学，过得也非常艰苦，有时候冬天几个月也不能洗澡，但在狭窄的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就是夫妻俩最美好的时光。

看完感动中国，我最想说一句话：美无处不在，我们只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晓川这样评价阿布列林：“他是焦裕禄的好学生，他是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信仰来尊崇的。”

阿布列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践行“争当焦裕禄的好学生”的庄严承诺。40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焦裕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都一直影响着他，成为他前进道路上强大的精神动力。阿布列林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在哈密市检察院、法院系统工作的31年里，阿布列林从助理检察员到副检察长，再到法院院长，经手案件超千件。做检察官时，无一错捕、错诉;做法官时，没有一起案件改判。阿布列林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阿布列林深有感触地说：“我没想到自己会被评选为2016 感动中国 年度人物，这个荣誉不但是我个人的荣誉，更是全疆各族人民的荣誉。荣誉是动力，作为一名受党多年培养的少数民族司法干部，我将发挥自己的余热，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加强民族团结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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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磨，反而因为它的伟大而历久弥新。12月5日，由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评选进入投票阶段。连日来，我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魏德友夫妇的事迹感动了全国的网友，他们和我区各族干部群众一道踊跃为他们投下了神圣一票。截至12月25日19时30分，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得票315074票，魏德友夫妇得票2652261票，得票数分列20位候选人的第15名和第8名。

阿布列林·阿不列孜是新疆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的一名维吾尔族干部，被誉为“新疆焦裕禄”，曾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一等功。

76岁的魏德友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161团的一名退休职工。52年来夫妇俩人义务巡边近20万公里，被誉为边境线上“活地图”。

当央视网公布了他们的故事和投票页面之后，网友纷纷留言和问候发起了一场向榜样致敬的行动。

网友“亲爱的小壁虎”说：“无数次踏雪访贫问苦，冒雨送救济粮款，关心孤寡老人、失学儿童……这些年来，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像一颗不会生锈的螺丝钉，依法公正廉洁办案，维护民族团结，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新疆下雪了，爷爷奶奶注意保重身体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守边，还有平淡而真实的陪伴和不离不弃!祝福爷爷奶奶!”“为老魏叔夫妇投上一票，向屯垦戍边的兵团人致敬!”投票、致敬、牵挂、嘘寒问暖……网友们自发的这场向魏德友夫妇再致敬行动，让这个冬天一下子温暖起来。

兵团第九师宣传部部长李伟道说：“投老魏就是投新疆精神、兵团精神，就是在全国面前力挺大美新疆和真实的新彊人。”

乌鲁木齐市居民林枫说：“他们在平凡中产生了不平凡的力量，这种力量震动了我，感动了我，促使我反思，使我有力量举起手为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和魏德友夫妇投票。”

网友新疆人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些人能够守护着精神的乐园，不得不为这些人的举动所折服。”

今天我观看了20---20--年度"感动中国"颁奖晚会，这是一个很好的电视节目，每年我们全家都聚在电视机前关注那些令我们感动的人物。他们有的家境贫困却品德高尚;有的重病缠身却还想着帮助他人;有的终生献身于科技事业，却英年早逝……

有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他因终生扎住大漠边缘投身于核试验而不幸患上了绝症，他叫林俊德，曾参加过45次核试验。因为工作，年近80的老人放弃了3次手术治疗的机会，但是面对医院方面的劝阻，林俊祥老人只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能躺下，我还有工作要做。”医生们只好流着泪让他做，终于老人还是离开了，他是完成了他的工作才走的。‘感动中国’大屏幕上出现“纵死终令汗竹香”一句话，充分的形容了老人辛苦且充实的一生。

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他和普通人一样，是父母的儿子，是女儿的父亲，是妻子的丈夫，是姐姐的弟弟。但身为普通人的他，却不能常陪伴在家人身边，母亲总是听他说忙，却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直到他再也没有回家，母亲才知道他一天到晚的忙的是国家大事。他就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罗阳同志。20--年11月25日12时48分，在执行任务时，因疲劳过度而突发心脏病，在辽宁舰上光荣殉职，享年51岁。他用生命换来了歼-15的完美升空，为了国家事业而光荣殉职。他是全人民的英雄，人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他这样的评价：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还有陈斌强，何玥，张丽莉，高秉涵等人。他们用真情甚至用生命感动了我们的心，世界因他们的存在而温暖。

秦玥飞，31岁，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衡山县贺家乡白云村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

央视网消息：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Serve for China)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

2011年，秦玥飞到衡山县贺家乡任大学生村官，为当地改善水利灌溉系统，硬化道路、安装路灯，修建现代化敬老院，为乡村师生配备平板电脑开展信息化教学…… 2013年被评为央视“最美村官”，立个人一等功一次。

2014年服务期满，秦玥飞认为“输血”并非最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放弃提拔机会，转至白云村续任大学生村官，用“造血”建设乡村。他带领村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山茶油产业，通过创业创新为当地创造可持续发展动力。

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乡村，秦玥飞与耶鲁中国同学发起了“黑土麦田公益”项目，招募支持优秀毕业生到国家级贫困县从事精准扶贫和创业创新。今年，近30名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的“乡村创客”在15所村庄开展产业扶贫与创业创新，得到当地政府与村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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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4日晚，央视201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公布当选 “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的有：

张宝艳--秦艳友 阳春布德泽

【颁奖词】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宝贝回家，路有多长?茫茫暗夜，你们用父母之爱，把灯火点亮。三千个日夜奔忙，一千个家庭团聚。你们连缀起星星点点的爱，织起一张网。网住希望，网住善良。

【人物事迹】1992年，儿子的一次意外走失，让张宝艳、秦艳友夫妇体会到了走失孩子后的焦急，此后他们开始关注寻亲信息，并尝试为丢失孩子的父母提供帮助。2007年，夫妇二人建起“宝贝回家寻子网”，帮助家长们寻找孩子。为了运营好网站，张宝艳辞去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志愿者。2009年，张宝艳提出的“关于建立打击拐卖儿童DNA数据库的建议”得到公安部采纳，DNA数据库为侦破案件、帮被拐儿童准确找到亲人，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成立8年来，“宝贝回家寻子网”不断壮大，志愿者发展到15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成为照亮宝贝回家路的一支中坚力量。目前，“宝贝回家”寻子网是唯一与公安部打拐办合作的全国性寻子网站，截至2015年11月，“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帮助超过1200个被拐及走失的孩子寻找到亲人。

郎平--雄心志四海

【颁奖词】临危不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博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跃起，一记记扣杀，点染几代青春，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传奇!

【人物事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女排决赛，中美巅峰对决，身高1米84的中国女排主攻手郎平击溃了美国女排的防线，帮助中国女排登上了冠军的宝座，赛后诞生了一个流行词——“铁榔头”。“铁榔头”郎平两次在中国女排最困难的时期，主动接下了中国女排主帅这个“星球上压力最大的职业”：第一次是1995年女排生死存亡之际，她毅然归国，担任女排主帅，累倒在工作当中;第二次是2012年中国女排伦敦奥运会被日本队淘汰，2013年同年龄队友陈招娣撒手人寰，这一系列的悲痛触动了郎平内心深处的女排情结，于是她冒着“一世英名可能毁于一旦”的风险再次走马上任，仅仅一年半时间，郎平就带领中国队于2014年时隔16年重返世锦赛决赛舞台，最终夺得亚军，并于2015年重夺世界杯冠军。30年来，从担任主攻手时的“五连冠”到任教练率中国女排重返世界之巅，“铁榔头”似乎已经是奇迹的代名词。

屠呦呦--春草鹿呦呦

【颁奖词】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今有嘉宾，德音孔昭。

【人物事迹】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是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1968年，中药研究所开始抗疟中药研究，39岁的屠呦呦担任该项目的组长。经过两年的研究对象筛选，并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的启发，项目组将重点放在了对青蒿的研究上。1971年，在失败了190次之后，项目组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并在接下来的反复试验中得出了青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的结果。在没有先进实验设备、科研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面对失败不退缩，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青蒿素问世44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未来，屠呦呦希望通过研究，让青蒿素应用于更多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福音。

阎肃--弦歌感人肠

【颁奖词】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

【人物事迹】《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唱脸谱》《团结就是力量》……这些被置于艺术殿堂宝座的艺术作品，都出自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之手。1950年，20岁的阎肃来到西南青年文工团，并于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成为一名文艺兵。自那时起，阎肃就常常跑基层，慰问广大官兵，把官兵们的生活点滴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很多作品都是在连队的马扎上完成的。为了创作歌剧《江姐》，阎肃来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反铐双手，戴上脚镣，并坐上老虎凳来真实感受当年共产党员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2016年2月12日与世长辞，阎肃的夫人说，昏迷期间，阎肃只有听到自己写的歌时才有反应，甚至会流泪。在阎肃心中，他的作品里饱含着的对兵、对民的深情，正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即使昏迷，也依旧共鸣不绝。他永远是一个兵，一个人民的优秀子弟兵。

徐立平--大国多良材

【颁奖词】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就象手中的刀，二十六年锻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人物事迹】徐立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自1987年入厂以来，一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目前，火药整形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下刀的力道，完全要靠工人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经徐立平之手雕刻出的火药药面误差不超过0.2毫米，堪称完美。为了杜绝安全隐患，徐立平还自己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命名为“立平刀”。由于长年一个姿势雕刻火药，以及火药中毒后遗症，徐立平的身体变得向一边倾斜，头发也掉了大半。28年来，他冒着巨大的危险雕刻火药，被人们誉为“大国工匠”。

莫振高--化作光明烛

【颁奖词】千万里，他们从天南地北回来为你送行。你走了，你没有离开。教书、家访、化缘，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你是不灭的蜡烛，是不倒的脊梁。那一夜，孩子们熄灭了校园所有的灯，而你在天上熠熠闪亮。

【人物事迹】莫振高，学生口中的“莫爸爸”“校长爸爸”，是广西都安高中的原校长。都安是全国贫困县，这个大山里的瑶乡，有着众多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于是，莫振高将“让瑶乡儿女走向世界”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任教三十多年来跑遍每一位贫困生的家，将了解的情况一一记录在册，并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了近300名学生，圆了他们的大学梦。然而，自己的工资毕竟只是杯水车薪。面对数量众多的贫困学生，这位从未向别人伸手的“莫爸爸”走上了“化缘”之路。他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全国各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做演讲、做动员，只为通过社会力量，帮助更多的瑶乡儿女走出大山。

就这样，莫振高一共筹集了3000多万元善款，让1.8万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因积劳成疾，莫振高于2015年3月9日突发心脏病去世。“莫爸爸”的“化缘”之路改变了数以万计贫困孩子的命运，现在他已桃李满天下，九泉之下也可含笑。

官东--天下英雄气

【颁奖词】来不及思量，就一跃而入，冰冷、漆黑、缺氧，那是长江之下最牵动人心的地方，别紧张，有我在，轻声的安抚，稳住倾覆的船舱，摘下生命软管，那肩膀上剩下的只有担当，人们夸你帅，不仅仅指的是面庞。

【人物事迹】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客轮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翻沉。官东主动请缨加入海军工程大学抢险救援分队。6月2日抵达救援现场后，他第一个跳入水中，面对水流湍急、能见度极低的双重考验，官东首先在船舱内发现朱红美老人，他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帮她穿戴好装具，最终成功将其救出，这是第一位被成功救出的生还者。14时15分，官东再次下水，在机舱部位找到了船员陈书涵。面对体力严重透支，陷入绝望的陈书涵，官东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装备给了陈书涵，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仅靠轻潜装具支撑。撤退时，他身上的信号绳被缠住，危急之下，官东割断信号绳，与水面彻底失联。官东在黑漆漆的舱内摸索近20分钟，终于找到出舱口，怎料，一个暗流瞬间将他卷入深水区，而此时，装具里的氧气即将耗尽，官东果断丢掉所有装具，憋着一口气猛地往上游。由于上升速度过快，刚出水的官东双眼通红、鼻孔流血。面对大家的赞许，这个帅气的90后小伙儿，没有多言。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军人应有的担当。

买买提江·吾买尔-- 盛德表一乡

【颁奖词】一碗茶水端的平，两个肩膀闲不住。三十多年的老支书，村民离不开的顶梁柱。你是伊犁河上筑起的拦河坝，是戈壁滩上引来的天山水，给村民温暖，带大家致富。木卡姆唱了再唱，冬不拉弹了再弹，买买提江吾买尔的故事说不完。

【人物事迹】买买提江·吾买尔是新疆伊犁地区布力开村村支部书记，维吾尔族。3岁时，吾买尔的父亲就过世了，第二年母亲也改嫁了。就这样，吾买尔是吃着村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等各族人家的百家饭长大的，也由此对乡亲们产生了化都化不开的浓浓感情。当上村支书之后，吾买尔把“不让一个人受穷，不让一个人掉队”作为自己的工作宗旨，全力带领村民奔小康。在布力开村，各族群众和谐相处，从没有红过脸，更没有出现过民族歧视。吾买尔说，只有民族团结经济才能发展。如今，布力开村已成为全国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截止到2015年底，布力开村1120户村民全都盖起了有网有电话的新房，铺上了总长42公里的柏油路，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家买上了小汽车。在民族团结的大道上，布力开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团结带来的生产力。

王宽--君子抱仁义

【颁奖词】重返舞台，放不下人间悲欢，再当爷娘，学的是前代圣贤，为救孤，你古稀高龄去卖唱，为救孤，你含辛茹苦十六年，十六年，哪一年不是三百六十天，台上，你苍凉开腔，台下，你给人间作了榜样。

【人物事迹】郑州戏曲圈里有这样一位老艺术家：台上兢兢业业唱好戏，台下尽心尽力做善事，戏迷们夸他是德艺双馨的好人，他就是74岁的王宽。1998年退休后，王宽夫妇陆续收养了6名老家的孤儿。为了供养这些孩子吃饭穿衣、读书学艺，王宽决定放下自己国家一级演员的身段，去茶楼卖唱，这一唱就是7年。起初，他的“上台率”并不高，每晚冷板凳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但王宽依旧坚持每天骑着自行车，一家一家茶馆地跑，常常晚上六七点就去了茶馆，等到天亮才回家。后来为了能够让更多人点他的戏，王宽又学起了川剧变脸。如今，王宽夫妇苦心抚养的几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自食其力，而老两口却还在坚持资助老家的孩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办起一个孤儿艺校，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余热，让这些孩子学到一技之长。王宽老师用他的行动向大家传达爱的意义。

特别致敬：抗战老兵和爱国侨胞

【人物事迹】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9.3”阅兵式上，赢得最多掌声和最高敬意。他们是历史，也是现在。他们中既有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也有抗战老兵的后代，还有海外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当300余名抗战老兵组成的乘车方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苍苍白发，熠熠勋章，这群耄耋老人用微微颤抖的军礼表达着对祖国强盛的崇高敬意。70多年前，他们是走上抵御外辱、保家卫国之路的勇士，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他们依旧对国家和民族怀抱拳拳之心。和抗战老兵群体一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海外华侨华人或是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或是捐款捐物支持抗战，或是直接回国参军，爱国侨胞们众志成城，筑起一条坚不可摧的血脉长城。

积淀在他们身上的赤子情怀和文化血脉，将助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共圆“中国梦”的未来。在这里，我们向抗战老兵、爱国侨胞两个群体特别致敬，不仅是为了重温历史、缅怀先烈，更重要的是，传承他们为民族尽忠义的担当。

吴锦泉--高节卓不群

【颁奖词】窄条凳，自行车，弓腰扛背，沐雨栉风。身边的人们追逐很多，可你的目标只有一个。刀剪越磨越亮，照见皱纹，照见你的梦。吆喝渐行渐远，一摞一摞硬币，带着汗水，沉甸甸称量出高尚。

【人物事迹】2010年8月9日，吴锦泉收听广播时得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将磨刀挣来的硬币凑上1000元钱送给红十字会捐给灾区。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吴锦泉得知此消息后，将两年来走街串巷替人磨刀挣下的1966.2元辛苦钱，通过红十字会捐给灾区。自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累计捐款37000多元钱。吴锦泉，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五星村一名普通村民，如今年过八旬，仅靠磨刀为生，生活并不富裕，老两口还住在三间破旧的瓦房里，但他关心社会，为村里修桥补路，去福利院看望孤儿，将自己的辛苦钱毫无保留地捐献出来。

一个人成功的发展都离不开老师的导引。“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凡是能够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意义的“老师”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授业”，我们想要获得更多的“传道、解惑”，那要看自己的机缘如何了。“名师出高徒”，作为“百姓”圈子中的我们，一辈子很难遇到名师，即便有此机缘，名师能够给我们“传道、解惑”多少，主动权很少在我们这一边。而我们所读历史人物传记的主人公，对我们的教导却是坦率和真诚的。凡是能够让后世为其立传者，其人在当时一定是个响当当的名人。

且不言其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单就生命个体而言，这个人肯定是将上天赐予自己的生命在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中发挥到了极致，不枉其一生，这正是我们芸芸众生苦苦追寻的。这个人既然已经逝去，他便主宰不了后人对他怎样评说，他生前所留下的一切痕迹，都会成为为其立传所要取舍的素材，任人评说。他把自己的光辉与阴暗尽向世人展现出来，我们在读他的传记时，是借鉴还是学习吸收，都在我们读者自己。

因为我们选择了他的传记，他就不自觉地成为了我们的老师，这位“名师”不是很真诚吗？这便是我所认为的读历史人物传记的意义。

一缕阳光让你感到灿烂，一丝关怀令你感到温暖，一片爱心使你感到感动。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感人肺腑、催人泪下，他们不愧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祖国的花朵，祖国的骄傲!《感动中国人物》里的每一个人都让人非常温暖，因为他们做了自己人生中最感人的故事! 如果你问我里面最感人的是谁，我会说：胡忠和谢晓君老师。 因为他们在一次看报纸的时候，看到报纸上写着康定县塔乡一所孤儿院急需老师，胡老师和谢老师了解当地的艰难，就决定留在那教孩子们读书! 谢老师在音乐学院的一手弹琴，可是学校最需要的却不是音乐老师，而是物理老师，数学老师，生活老师，三年里谢老师尝试了当四种老师，还表示一辈子要呆在这! 他们可以不叫藏族的孩子啊，可以自己创出但他们没有怎么做，因为他们很善良，在艰苦都教孩子们，他们，是高原上的怒放的雪莲!! 他们都在发扬传统--发扬爱。每个人的一生相对于漫漫历史长河是极其短暂的，但如果他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贡献，人生价值变得以充足!这些事迹已在我的生命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伴随我的心灵共同成长。

莫振高生前是都安高中校长，他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用自己的微薄工资以及向社会各界募捐3000多万元善款，资助近两万名贫困生圆了上学梦，被学生们亲切称为“校长爸爸”。2015年3月9日，59岁的莫振高因病离世，整个县城花圈被抢购一空，数万人自发前来祭奠和网上无数的追思。3月11日，南国早报刊发了题为《“莫爸爸”一路走好!》的独家报道，在广西乃至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广西日报以及南国早报从3月18日开始，连续一周在重要版面推出莫振高事迹系列报道，引发广西各界学习莫振高事迹的热潮。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媒体也纷纷赶往都安，对莫振高校长的事迹进行报道，引起全国关注。

“感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大型评选活动，每年都会评选出10位人物，被称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此前，由央视发起对2015年22位候选人的网络投票，莫振高的票数一路看涨，网络呼声很高。2016年1月19日12时截止投票时，他获得2305574票，票数位列前茅。

在都安瑶族自治县，有一位校长，为扶助贫困学子上学，不惜四处奔走，筹措资金，人送绰号“化缘校长”。10多年来，他带领学校教师先后筹到3000余万元善款，圆了1.8万余名贫困生的大学梦。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谢，单名菲。她高高瘦瘦的，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镜，衣着十分得体，显得斯斯文文。好一个雅而亮的名字，好一个漂亮的身材，好一个非凡气质的老师！她不但教给我们很多知识，教育我们怎么做人，还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谢老师优点多多，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带班“三宝”细、严、爱。

细，是谢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触。谢老师每次改作业的时候，总是细心地改，错比较多的地方，就会抽出时间来讲评，直到我们会为止。记得有一次，上课铃响起之后，谢老师拿着英语活动用书走到教室门口，鼻梁上那副眼镜在日光灯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老师将作业发了下来，我翻开一看，令我感到吃惊，我觉得没问题的作业（家长检查过的）居然也能查出错误来，我不得不佩服谢老师改作业时的认真和仔细。

严，是谢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我们班原先是个不守纪律、学习成绩不好的班级。但是谢老师来到我们班后，抓常规，抓纪律，抓习惯养成。制定了很多班规班约，每一项班规，谢老师从不含糊，更不随意。一次傍晚放学，班里一位男生故意不扫地，背起书包就走，被谢老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最后，谢老师亲自坐镇，在严厉的监督下扫完了地。

爱，是谢老师留给我们最美的记忆。爱，是春风；爱是雨露。谢老师给我们的爱如春风般温柔，如雨露般甜润。她像妈妈一样疼爱着我们，又像知心姐姐一样关心帮助着我们。以前，妈妈总是说我很聪明但就是胆小，进了这个班级以后，谢老师总是鼓励我回答问题，还给我创造了很多锻炼的机会。以前在老家，我的成绩不怎么好，来到厦门，谢老师一直给我鼓励，给我信心。现在，我的成绩跃升到班级前茅了，爸爸妈妈都夸我进步了。

谢老师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呵护着我们，严格要求我们。她那“三宝”有如神奇的金箍棒，点石成金，点树成林。

我爱“三宝”！我爱藏着“三宝”的谢老师！

在散文里，张爱玲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另一篇散文《道路以目》里，她写的街景，也是人间冷暖的：煮南瓜的气味与那种明亮的桔红，给她“暖老温贫”的感情;寒天早晨，有人在人行道上生小火炉，呛人得很，可是，“我喜欢在那个烟里走过”;一个绿衣邮差骑车载了他的老母亲，使她感动;有人在自行车轮上装着一盏小红灯———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看不见了。小时候，有人在车轮上系彩色的绒线，大约是一样的意思———她认真地观赏着，赞道：“流丽之极”。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道路以目》里，她写她上街买菜，遇到封锁，只得停留在封锁线以外的街道上。有一个女佣想冲过防线，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吧!”然后，“众人全都哈哈笑了”。这是合乎张爱玲人生观的地方，大难临头，回家烧饭的钟点却一丝不苟。在那无意识的女佣，是一种积极，但在张爱玲，却是消极。因她是要比女佣了解“封锁”的含义，了解这个时世里的灾难。她却又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能够就事论事地面对现实。

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只是笼统地以为，人生终是一场不幸，没有理由地一径走着下坡路，个人是无所作为的。像她在《更衣记》的末尾写的，一个小孩子，在收了摊的小菜场，满地的垃圾里面，骑了自行车，撒开把手，很灵活地掠过了。于是，她写道：“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就是在这轻盈地一掠之中，有了小小的冒险，终却是安全的，便小小地得意着。就是这么一点雕虫小技的手腕。张爱玲喜欢归喜欢，其实又是不相信它们的意义的，否则，她就是宁波人苏青了。否则，她就不会如此贪馋地抓住生活中的可触可感。

她在千古之遥，尸骨无存的长生殿里，都要找寻出人间的触手可及的温凉。在《我看苏青》里，写杨贵妃和唐明皇闹气，逐回娘家，“简直是‘本埠新闻’里的故事”。她不喜欢小提琴，因为太抽象，而胡琴的声音却贴实得多，“远兜远转，依然回到人间”。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

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沉香屑第一炉香》与《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两则故事就要奇异一些。而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则更具有俗世的情调。

《花凋》里那家的女儿们，我以为是再真切不过的上海小姐。父亲是个轻佻不尽责的人，大约是像《金锁记》里的三少爷，妻子却不如三少奶的贤慧，无能且又无味。我以为，《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白玫瑰，烟鹂，老了以后，就是她。女儿们晓得谁也靠不上，只有靠自己，到社会上汲取养料，挣一份好生活。张爱玲写道：“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摩登里面粗陋的，泼辣的芯子，经得起折腾。姊妹多，也成了一个小社会，互相倾轧着，有些弱肉强食的意思。像川嫦这样老实，柔弱，带几分情致，命运就不济了。她生的是痨病，这也有着些哀婉的情致，可这情致却被病期的拖延，一点一点侵蚀掉了。学医的未婚夫自然早知结局，但算得上有耐心了，两年后才另有了人。然后，家里连买药的钱也计较起来，每日吃两个苹果成了家人的说嘴。最后，她想来个多情的了结，自杀，却买不来安眠药。她只得坐着黄包车兜一转，吃一顿西餐，看一场电影。这大约就是一个上海小姐闲暇中的全部乐趣，她要最后地享一享。这是相当感伤的一幕，可这感伤却被病期的拖沓又腐蚀了。川嫦还又做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用一只脚试了鞋，很长远地说：“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三周之后，她方才谢世。这就是俗世里的人了，死都逼在眼前了，这世界早已经放弃她了，她却还愚顽地留意着一些小事，不自量力地挣一挣。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比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始终在作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然而，她的世界是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于是，被她施加报复的，便是她的亲人了。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生活就这样沉入黑暗，这黑暗是如此深入，以至粗鄙的曹七巧也泛起了些许感时伤怀的情绪，想到她抗争的不果与不值：她要是选中了与她同一阶层的粗作的男子，“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也已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连曹七巧的懊悔都已经死去了。如曹七巧这般积极的人生，最终又留下什么呢?逝者如斯，虚无覆盖了所有的欲望。而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爱好，为这苍茫的人生观作了具体，写实，生动的注脚，这一声哀叹便有了因果，有了头尾，有了故事，有了人形。于是，在此，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的最好的小说。

《倾城之恋》也是她最好的小说之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时的男女，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里，少有的圆满结局。如文中所说：“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那也是不可琢磨的，凑巧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人生，还是苍茫的。在此，张爱玲也为这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世事大变，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在这里，张爱玲是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这故事还是包含她人生观最全部的一个，这含有着对虚无的人生略作妥协的姿态，是贴合张爱玲的思想的。就因走得太近，露了真身，人物略有些跑题，就像前边说过的，在月夜里，范柳原的喟叹。多亏白流苏说了句：“我不懂这些”，才将事情又拉回了情景。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接到乔羽的宝贝女儿国子的短信，我心里一动：多年不见，乔老爷和夫人佟琦，还有他们三个懂事的早已成家立业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国子在短信上说：“亲爱的妈咪，一切都好吧？9月12日上午9点在新闻大厦举办老爷子歌词研讨会，央视来录制现场，特请您作为嘉宾发言。您能来是我们全家人的愿望。请回复！爱您的国子。”

我立刻兴奋起来。这些年我年纪大了，过去常联系的朋友，渐渐地疏远了。而且，对方也一样，好像大家都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地老去。就连名气很大，过去经常抛头露面的人，比如乔羽乔老爷，也陷进了这个怪圈。想到此，我连忙给乔羽的女儿国子回短信：“亲爱的国子，我正盼望见到你们，谢谢你们全家人想到我，给我这个机会。你父亲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我一定参加，雷打不动。”

但是，那天我还是食言了。问题出在我老眼昏花，把9月12日上午9点的研讨会，看成9月17日上午9点。偏偏在同一天同一时间，我还接到了冯牧先生逝世20周年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纪念活动的邀请，也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深情追忆冯牧先生的时候，新闻大厦乔羽歌词研讨会给我安排的那把椅子，却让乔老爷全家人失望地空着。回到家再看国子的短信，我蒙了，不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道歉：“亲爱的国子，实在对不起，我把乔老爷的歌词研讨会误记成9月17号了！今天我去开完冯牧逝世20周年纪念会，再看你的短信，才发现我记错了日期。看来，我是真的老了，日子过得稀里糊涂。不过，老爷子的歌词有口皆碑，万众传唱，这比开任何研讨会都珍贵。而我不懂歌词艺术，即使参加研讨会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对老爷子及你们全家给我的情谊，我铭记在心。为此，我准备认认真真写一篇文章，倾心说说老爷子和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关爱。”

笑眯眯的，那个几年前常在电视里出现的如同弥勒佛的乔老爷，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他写的歌词，可谓点石成金，广为流传，说他是中国歌词界的泰斗，是没有人持疑义的。不说他在“**”前为电影《祖国的花朵》写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为电影《上甘岭》写的插曲《我的祖国》早已家喻户晓，成了中国歌坛的经典，只说20世纪80年代后，乘着改革开放大潮，他写的《牡丹之歌》《爱我中华》《难忘今宵》《思念》《夕阳红》《说聊斋》等等，哪一首不风靡一时，久唱不衰？郭兰英、李谷一、彭丽媛、毛阿敏、宋祖英，这些在国内风光无限的一线歌手，都是唱着他的歌红起来的。不过，我如此强烈地想写写乔老爷，却不是因为他的歌词，而是因为他的为人，因为他对我的滴水之恩。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我对他虽然没有涌泉相报之能，但涌泉相报之心还是有的。

乔老爷的滴水之恩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比我大8岁的乔羽还年轻，才40出头。除了私下里，人们决不敢像现在那样开口闭口叫他乔老爷。既然叫了，他也会环顾左右，不敢答应。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年代，他和许多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一样，活得灰头土脸的。

清楚记得是1972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我们这些因各种原因被迫离开北京的人，陆续回到北京。城里没有我们的窝了，都靠投亲访友过日子。我算幸运的，经胡华先生引荐，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容。这是我一生中最窘迫也最狼狈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没有平反，年迈的母亲下放在江西鲤鱼洲，不知何时是归期，三个孩子因我和丈夫的感情破裂而处在骨肉分离中。难以启齿的是，国家经济萧条，商品奇缺，买粮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还有煤球票、肥皂票、白菜票什么的。我带着两个孩子，不仅没有这些票证，即使有，也买不起。因为我很久没有领到工资了，口袋里几乎不名一文。为了不饿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自己忍饥挨饿，节衣缩食，连午饭都省了。外出很少坐公共汽车，多远的地方都走着去。偶尔也使坏心眼，自己做一张假月票，趁人多的时候挤上车，拿出来远远地向售票员晃一下。售票员通常半睡半醒地趴在台子上，看都不看一眼。古人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我是真正尝到了被钱逼死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还死要面子，怕人们知道指着我的脊背说：看，贺龙的女儿落难了，到了这种地步！

那年七八月的一天，天非常热，脚下的柏油路都被晒软了。我去给住在西便门附近的一个同事送药，不知不觉走到我母亲下放前住过的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附近。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立在我面前，随后听见那人对我说：“这不是捷生吗？大中午的，天这么热，你去干什么？”我茫然抬起头，眼睛一亮，认出对方是大音乐家郑律成。他和我母亲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同一栋楼里，母亲下放前我们在楼道或路上遇见他，还有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夫人丁雪松，常打招呼。

“吃饭了吗？”郑律成在确定站在他面前的真是我之后，不等我回答，又问。我望着他苦笑笑说：“郑叔叔，我没有吃午饭的习惯了。”郑律成看见我这副落魄的样子，明白我处境不好，叹息一声说：“不吃午饭怎么行？走，我带你去吃。”说着，他拽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往既定的路上走。我个子小，身体弱，拽在他手里没有任何分量，只能由他。这样勉强走了几步，他松开手，自己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

西便门国务院宿舍当年住着不少名人，有写过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有截取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大功的红色特工阎宝航……再就是郑律成，他大名鼎鼎，是中央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前身）的专业作曲家。整个院子里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因为他是朝鲜人，还因为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他背着从朝鲜带来的小提琴到达延安，投身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事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请女诗人莫耶作词，谱写了著名的《延安颂》；请公木作词，写了更著名的《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与冼星海、聂耳和田汉齐名。抗战胜利后，经过中央特批，他带着曾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女生队队长的妻子丁雪松回到了朝鲜，又写了朝鲜人民军军歌。要知道一个人能为两个国家的军歌作曲，在世界举世无双，因此享有“军歌之父”的美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经周总理批准并征得朝鲜金日成首相同意，他随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任外交官的妻子丁雪松一起回国，正式加入中国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1943年他与丁雪松结婚后，上了抗日前线，怀着身孕而留在延安的丁雪松不慎在雪地上滑倒了，引起早产，生下一个女孩。孩子生下后因为没有奶，丁雪松把他从朝鲜辗转上海带来的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卖了，换回一头刚下崽的母羊，每天给孩子挤羊奶喝，这才把孩子救活了。郑律成从前线回到延安，有感于他的那把提琴救了他的孩子，给孩子取名为郑小提。后来郑小提也成了音乐家，在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任创作员，也和大家一样，在西便门国务院宿舍进进出出。

这是在十年“**”中，社会乱哄哄的，文艺团体像郑律成这样的大作曲家，都被打入另册。郑律成更因为历史复杂而受审查，要求他每天去团里报到，中午在那儿吃一顿样板饭。因为中央乐团是样板团，团里的饭也叫样板饭。那时他50多岁，身体很好，从西便门去地处和平里的单位路不算近，每天骑一辆破自行车来回。

那天郑律成没有骑自行车，看来不是去团里，也不是从团里回来，他说带我去吃午饭，可是，既不往他家里带，也没有往街边的小餐馆带，更不可能带我去路途遥远的样板团吃样板饭。当时在小餐馆吃饭也要用粮票，我猜想他家里不开火，上餐馆也囊中羞涩，不知这顿饭怎么吃，吃什么。因此，跟着他在烈日下走，沿路我犹豫不决，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好像穿过了半个北京城。

当他带着我穿过大街小巷，敲开大柳树一个破败院落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好朋友乔羽家。

乔羽的名字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简直如雷贯耳。因为我也是文学青年，喜欢“**”前的电影、小说、诗歌和歌曲，唱过乔羽写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等电影插曲，还知道他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红孩子》和《刘三姐》的编剧。在我心目中，这两项占一项就不得了了，而他两项都占了，太了不起了。

出现在我面前的乔羽，却不像我想象的那么高大，那么英俊。他个子不高，微胖，穿着一身颜色单调的衣服，才40多岁，但没有这个年纪的干练和锐气。让我感到奇怪的是，郑律成这么大一个音乐家来访，他也不特别热情，甚至有些无所适从。站在他身边明显高出他一头的妻子，反而气质高雅，衣着光鲜，头发梳得纹丝不乱；30多岁的人，还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后来我才知道，乔羽从他工作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下放在张家口，那天是偶尔回家的，碰巧被郑律成和我遇上了。而郑律成顺便带上我去找他，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申诉信，反映他历史问题的清白，但他的汉字写得不好，想请乔羽给他抄一遍。

乔羽的妻子佟琦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她是满人，贵族出身，祖辈曾是朝廷的高级将领，人们在私下里都称她格格。据说顺治皇帝的佟妃，就出自他们家族。由于出身高贵，又有良好的家教，她言行和衣着与众不同，即使在那样极端的年代，也敢于标新立异，特立独行。在山东济宁故乡当过小学教员的乔羽，纯粹一介平民，1946年参加革命后，虽说上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但那也是土大学。他之所以有今天，是一路吃苦耐劳走过来的。因此，当他站在佟琦身边，形成明显的对照，也因此他们戏剧性地过了一辈子。

看见大音乐家郑律成带着我在午饭时间走进家里，女主人佟琦表情木然，站在那儿不动，没有给我们做饭的意思。我又猜，她肯定有难言之隐，那时粮食定量，她家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正是胃口大开的年龄，多招待客人一顿饭，自己就得饿一顿。也是后来才知道，佟琦是中国文联医务室的医生，虽说有皇家血统，但她在单位仍属群众行列，再说，她的医生职业又是人们得罪不起的。因此，乔羽被下放了，她还能带着三个孩子留下来。但要管好这五口之家，她也得量力而出，精打细算。因为在文艺界听多了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她特别痛恨男人拈花惹草。

郑律成和乔羽坐在狭窄的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完全成了多余的人，那种气氛让我尴尬极了。郑律成突然意识到什么，指着里面的房间对乔羽说，老乔，我给你说几句话。两个人进去后，声音压得很低，嘀嘀咕咕一阵，乔羽冲着门外大喊，佟琦，你进来！女主人进去三两分钟，声音突然高起来：你个死老郑，有话怎么不早说呢？人家是公主啊！你看慢待她了。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买菜，割肉割肉！说话间，她已大步流星走回客厅，刚才还表情木然的脸春风荡漾。我惊惶地站起来，她风一样刮到我面前，压住我的两个肩膀说：你坐你坐，和老郑、老乔好好聊天，我去给你们割肉包饺子。

同样也是后来我才知道，郑律成和乔羽进到里屋，是向他解释，我并非佟琦痛恨的那种迎合男人拈花惹草的女人，而是贺龙元帅落难的大女儿。在命运上同样经历了颠簸的佟琦，听说我的身份和处境，大吃一惊，一股侠胆柔情油然而生，对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还未从愣怔中回过神来，她已经提上篮子去菜市场买菜了。当时乔羽的供给关系不在北京，她和三个孩子每月每人只有二两肉票，她一口气全买了。回到家，不要任何人沾手，一个人在厨房里丁丁当当包起饺子来。我进厨房去帮她，她举起两只沾满面粉的手，用臂弯把我推了出来，说请你都请不来，哪能让你动手呢？

这顿午饭，我是含着泪水吃完的。八两肉包出的饺子，乔羽和郑律成基本上是蜻蜓点水。两个人只顾对付乔羽从床底下搜出来的一瓶酒，你一杯我一杯，装出很陶醉的样子。佟琦则坐在我对面，痛惜地望着我，不断地催促说，吃啊吃啊，老郑老乔喝酒，你不管他们。她还说捷生，你父亲贺龙是开国元帅，国家的大功臣，不会整死就整死了，总有一天要给他平反昭雪。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郑律成和乔羽也附和说，是啊，是啊，苍天有眼，将来一定会还贺龙元帅公道。然后劝我想开一点，把心放宽，先把孩子养大，把难关渡过去，相信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

听着这些暖心暖肺的话，我真想趴在桌上，放声大哭。

从此，我和乔羽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和佟琦更是亲如姐妹，她叫我公主，我叫她格格，两个见面无话不说。他家的三个孩子，对我以妈妈相称。当然，我父亲的冤案也很快被澄清了。1975年6月9日，在父亲含冤逝世6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抱病从医院赶来致悼词。20世纪80年代，我回到了部队，老伴李振军担任武警第一任政委。乔羽的小儿子乔方（歌曲《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我和老伴想尽办法把他招到了部队。

可惜郑律成没有活到让我报答的这一天。那是1976年12月，刚刚粉碎”**“，张家口复排反映我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京剧《八一风暴》，邀请南昌起义将领的亲属和孩子们去观摩，郑律成也在邀请之列。从张家口回来的第二天，12月7日，喜欢撒网捕鱼并写过《川江号子》的郑律成带着侄孙女银珠和6岁的外孙剑锋去昌平京杭大运河捕鱼，突发脑溢血，栽倒在河边。偏僻的运河边根本没有出租车，两个年幼的孩子边哭边艰难地把他弄到岸上，拦了一辆三轮车往昌平城里送。但终因耽搁太久，我们的大音乐家再也没有醒来。得到消息，乔老爷极度悲伤。几年后，他在矗立在八宝山郑律成墓前的墓志上写道：”郑律成同志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结为一体的革命家。人民是不朽的，律成同志的歌曲也是不朽的。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秦玥飞的故事就不仅是他自己的故事了，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独特的大学生村官的故事，一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故事。

当村官

秦玥飞已经在湖南省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当了一年多的村官。

他住在贺家乡乡政府的办公楼里，一座建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两层砖楼，他位于二楼的房间只有八九平方米，没有天花板，彩条塑料布加木板钉起来遮住屋顶的瓦片;屋里光线昏暗，即使白天，依然要开着灯;墙壁暗黄，不少地方糊着报纸;纱窗是破的，漏洞的地方用纸堵住，两扇窗户根本关不拢，有一扇斜倒一边，基本上处于半开的状态，因为纱窗是固定住的，无法取下，只能任由漏风;五毛钱硬币大小的死蜘蛛挤在纱窗和窗台的缝隙里，清理不掉，还是夏天留下来的痕迹。

但是屋内整洁有序，地面虽然凹凸不平，但扫把、水桶、暖水瓶、脸盆、洗衣粉，沿着墙边一字排开，两个做俯卧撑的工具垫着纸板放在地上，柜子上挂着巨大的绿色行军包，正对着另一边墙上挂着的绿色军大衣。书桌挨着床，不大，但是书、电脑、水杯、文件，一切都井然有序。

见到秦玥飞的时候，他正在屋里和三个志愿者讨论信息化教育的项目，四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书生意气十足。秦玥飞个子高，脸色有点苍白，他解释说，因为知道你要过来，特地洗了头发，刮了胡子，搞干净一点。

湖南冬天，室内甚至比室外还要冷，秦玥飞的取暖工具是一台不大的电暖器，还是朋友来看他，住了一晚后，回去邮寄过来的。他说自己用得不多，多半是客人来时才会打开。看过一些他在耶鲁的照片，难免感叹前后生活条件的巨大差异，但是他自己反倒觉得没有什么落差。

2010年6月，秦玥飞从耶鲁大学毕业时，完成了经济学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课程，拿到了文科学士学位。毕业要求36个学分，他拿了40多个。2011年6月，秦玥飞在学校的事儿忙完了，7月份回国正好碰上了湖南省招大学生村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很自然地接上了。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虽然他在城市长大，但对农村并不陌生。我们大学暑假特别长，有4个月，每年暑假我都会有一个月左右在农村，支教啊，做社会实践或者田野调查啊，虽然不是完全了解农村，但也并非一无所知。

秦玥飞就这样成了贺家山村的村主任助理，他上任的时候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人把他公开介绍给村民。

融入与信任

做了一年多村官，秦玥飞做成了不少事：修水渠、维修道路、装路灯、建敬老院，拉来了乡村信息化教育项目，他在整个贺家乡都有了名气，当选为贺家乡和衡山县的人大代表。对此，秦玥飞特别看重，他清楚记得2012年10月24日是选举日。这对我是个挺大的事，因为基层的人大代表是直选出来的，是村民一票一票投出来的，80%多的老百姓给我投了票。他们认可我的工作，信任我。可能有的老人并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么的，他们或许以为只是一张荣誉证书，在我的名字后面画个圈，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支持。但秦玥飞并不认为自己当选是因为修水渠做了政绩。很多时候不是这些看似风光的大事让村民接纳我喜欢我，村民找我做的事有99%都非常琐碎，但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随时能看到我、找到我，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老人需要摘菜提水我去帮忙，耕地的时候我去帮忙，都是很简单的事，这个过程中的存在感和信任感让我很感动，他们选我应该是因为这些小事。

他与村民相处自然而融洽，路上碰到村民会主动招呼、握手;看到老人赶集买了东西会帮忙提过来送回家、坐下来跟老人聊天，告诉老人有事尽管找他;村里人周末到乡政府问征兵政策，找不到人，过来问他，他耐心地告诉他们要等周一乡政府上班的时候再来、要带哪些材料、去哪几个办公室，再把村民送出门。

村民也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到学校去，小孩子拉着他受伤的手看很久，问他疼不疼;有村民看他冬天穿得单薄，送他一件军大衣;有村民送他一大罐自己磨的芝麻花生核桃粉，告诉他一天吃几勺，可以防止长白头发;到饭点了，招呼他去家里吃饭;走在路上，有人追上他往手里塞两个鸡蛋或者递烟村民们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听他的私生活，请他帮忙做事，这种关心和询问称得上是乡村社会里最明显的亲近，然而这种亲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秦玥飞说，来村里的最初一个月，自己天天往村民家里跑，听他们聊天，在一边坐着傻笑，慢慢才听懂当地方言。喝酒抽烟都是来这之后学会的，碰上村民点根烟，这是对村民的尊重，看到小孩子要把烟藏起来，也是对小孩子的尊重。他就这样慢慢与村民熟悉起来，一个月后，开始有人找他帮忙。村民家里热水器坏了，我去捣鼓了一下。秦玥飞说，这对他是莫大的鼓励，说明村民开始信任并且接纳他。

秦玥飞也告诉本刊记者，来村里的第一天他就上了一课。在大学时候生活条件好，留学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是早上起来要淋浴。2011年8月29日，我来村里第一天，天气非常热，晚上睡觉蚊子特别多，早晨起床满身都是汗，当时就想去洗澡。村里有个简易的地方可以洗澡，离我住的有点距离，我就提着洗发水走过去，这个过程被村民看见了，传开了，因为他们不会早晨洗澡。这对他们来说非常奇怪，他们会过来问一句，早晨去洗澡了?会有人说，这个小伙子嫌他们这脏，有的会说这个小伙子娇气，还有的说浪费水。于是，第一天我就意识到，要把自己的生活习惯变得跟村民一样，我带来任何不一样的东西，都会阻碍我跟他们融入到一起。

为了融入村庄，最开始他刻意去避免任何跟村里人不一样的东西。冬天就两身衣服，都是黑色的，夏天也是几件衣服，也是单色的。很多年纪大的老人可能记不得你的脸，但是他一看你穿的衣服，颜色和样式固定，就能认出来。我刚来时候带了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些英文字母，颜色也多一点，后来发现村民穿的衣服都是单色的，感觉那件衣服有点不合群，就翻过来穿。一开始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改变，但是后来好像慢慢地就把自己当村民了。秦玥飞说，他现在确实有了很多村民的习惯：穿解放鞋干活儿，收到村民递过来的烟，顺手就别到耳朵上，等车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在路边蹲下。

村里人对外人有明显的客气和戒备，但对他已经没有任何防备。村里有位64岁的邓奶奶，年轻时候出去打工，回来后自己的房子塌了，只能借住在乡政府后院一个简陋破败的房子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看到秦玥飞，邓奶奶招呼他说话，本刊记者提出想到她家里看看，邓奶奶有点迟疑，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有些难堪，不想把自家的窘迫展现给外人，解释说儿子在外打工挣钱，要回来修房子。秦玥飞悄悄告诉本刊记者，以前他一个人来时，进门聊天邓奶奶没有任何犹疑。

我在城市里长大，留过学，我期望服务这些村民，他们对农村和农业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不管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在他们面前可能连个小学生都不是。要向他们学习，唯一的做法是要融入他们，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只有融入村民的生活，他们才会渐渐信任我。如果我不能融入进去，就不可能有信任。秦玥飞说，有了信任后，他们才会说，我这里有点困难，小秦你帮我解决一下。比如最开始他会告诉你，我不会写字，我要给政府打个报告申请个补贴，你帮我写一下，都是些很小的要求，但对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说明已经建立起初步的信任。你帮他做了一件事以后，这个信息就会传开，各种各样的村民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小事，你把这些小事做好后，村民才会觉得这是个踏实的孩子，你愿意为他们服务，才会找你做各种各样的大事。

秦玥飞很珍惜村民给他的信任，任何可能导致与村民关系疏远的行为他都会考虑再三，有时甚至会慎重到让人有些无法理解。他不太愿意让本刊记者跟他同时出现在村民视线里，客气地请记者远远跟随，理由是村民可能会有各种猜测或误解。这也是我对村民的尊重，如果我在村里娇气、傲慢，有所谓名校生架子，是做不了公共服务的，形象对我很重要。如果形象不好，可能会影响我以后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他诚恳地说。

规则，程序与人情

在村里做事，秦玥飞有自己的一套认识论。一个本科毕业生，到农村里工作，他如果觉得自己很牛、什么都懂，到这里来了，看见这不行那不行，就去告诉村民，你这里那里都不行，全部都要改，这是非常错误的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大学生村官里有一个官字，但不是官，是服务者，要为村民做好服务。秦玥飞说，我在村里做的很多事，不管是水利也好，教育也好，建敬老院也好，包括路灯、校车安全这些我非常关心的事，并不是我来了之后，利用我所谓耶鲁大学的高材生的身份，自以为懂农村了，提出来去做的。其实这些诉求都是村民提出来的，他们提出来后，我再想办法帮他们一个个去实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

村民找秦玥飞有各种各样的诉求，有的事他办不到，但也不会简单地拒绝。有的退休教师来问我能不能帮他涨涨退休工资;有的告诉我说儿子30岁了，没有女朋友，想结婚，能不能帮忙找个女朋友。这些我显然办不到，但不是说办不到就不办了，涨工资我没办法，但是，提出来了就要记下来，要去县里问，有没有给退休老师涨工资的相关政策。找媳妇这事，我要去其他几个村问有没有没嫁出去的姑娘，回来反馈给村民。看似荒谬的要求其实都有道理，村民有自己的逻辑，即使办不到，他们也会理解。真正做的事不仅仅是建一栋楼，修一条路。

秦玥飞思维清晰，做事很有技巧，很多事在他看来是技术活儿。有村民告诉我说房子漏雨了，问我能不能帮忙去解决一下，首先得去看他是什么样的房子。秦玥飞说，国家没有专项资金来修补漏雨的房子，但是你要去想办法，要研究政策。比如，发现国家有个危房改造的安居工程和政策，如果这户村民的房子非常老了，确实是危房，就可以利用政策。这时候就要让村民写个报告，他不会写，你要帮忙，之后要到村里去盖章核实，证明他家里的实际情况，再拿到乡政府民政助理那里，告诉他下边的村民打了一个报告，我来交给你，问他一下今年的指标还有没有。民政助理可能会告诉我今年没有指标了，但2013年的指标4月份来，他是第一个，到时候按照国家政策的流程，优先帮他办。这时候就可以非常高兴地回访村民，告诉他这个事帮忙办了，不是说现在已经解决了，而是说正在做，已经在议程内了，其实我就相当于一个桥梁。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

在这些琐碎细小的事里建立了信任，村民才逐渐告诉他自己的诉求和需要，秦玥飞做的事也就越来越多。

但村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简单的，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村民之间、村民和公家之间，人际关系复杂。一方面是人际关系，一定要尊重村民，待人真诚;另一方面，处理事情一定要按照程序来，村里的矛盾除了利益分配之外，最大的问题来源于不走程序。秦玥飞向本刊记者解释，比如说，村里希望把泥巴路硬化了，赶集的时候租出去收摊位费。修路要10万元，但村里账上一共才5万元，村干部按照议事程序召集村民来讨论，讨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村里的意见是，那块地是集体土地，所以村里出钱修，修好后，摊位费村里来收。但是村里来做这样的事不仅要把仅有的5万元全部用上，还要背上5万元的债务。10万元，要收10年的摊位费才能把成本收回，划不来。而且虽然土地是集体的，但路两边的住户都搭了棚子，这是违章的，按照法律可以拆掉，但你怎么能去给他拆了?现在都担心村民闹事。幸亏有程序，召集村民讨论的时候有人离场，我们去做工作，不久之后村民自己提出来一个方案，主动提出拆掉棚子，但是要求自己出钱硬化门前的路面，摊位费归个人。因为村民算了一笔账，一个月120块的摊位费，3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事情解决了，村里的钱也没花，这就是程序与人情，而且，不能与民争利。秦玥飞说。

修水渠也是个规则和人情混杂的事。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修水渠不走程序，几个村干部聚在一起聊聊就把事情决定了，会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村民愿不愿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修，你怎么知道村民愿意你把村里的钱动用了来搞这个事，你怎么知道这么做之后不会损害一些村民的利益?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决策程序和议事程序，通知大家有修水渠这么一个想法，把村民集中来开会，来不了的村民，要有代表过来，充分抒发意见，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家为什么支持或者不支持。由此审视来做，要怎么做，由谁来做，施工的队伍怎么选择等等。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好，平等沟通，大家才会愿意参与程序。

但是，即便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还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在乡村社会，有时候人情的力量远大于程序和规则，修水渠最终还是出现了问题。

村民小组一起讨论，当时出来一个方案，四五十票全部通过，但是后来发现，有一户村民没来参加投票，按照程序，可以当作弃权，即使当反对票，也是四五十票对一票，按理说可以直接去做了。但是这个村民出来喊一声说不能做，原来四五十个同意的村民都不吭声了，因为不想跟他产生矛盾。虽然做水渠可以让收成变好，并且用的是我从外面筹集的钱，这是跟自己利益直接相关的事，但是有人出来吼了一声，就都不做了。秦玥飞说，这时候硬按程序推进肯定会出问题，四五十个人都同意，我们得支持他们的决定。所以，我就找到那个村民，天天去他家里，带上两包烟，给他点上，伯伯叔叔地叫，一周时间，聊熟了，信任我了，问我能不能考虑让他来施工，他想从这里边挣钱，我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出来吼一声。秦玥飞当然最终也没同意让他施工，外面找的施工队更便宜，但他跟我熟了，也不好意思为难，就同意了开工。秦玥飞说：很多人说要民主的议事和决策程序，这很好，但是只靠投票或只靠人情是解决不了农村的事情的，现实与规则的博弈，放弃任何一个都会出问题。

质疑，以及中国梦

秦玥飞当村官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开以后，很多人给他留言、发私信表示支持和赞赏，也有少数人质疑，直接给他贴上富二代、官二代的标签，说找钱那么难，怎么能找到这么多钱，肯定是有关系或者家里直接给钱。他会去浏览网友的评论，但是不太回应解释。给我的微博回复和私信99%都是支持的，芮成钢的微博下面百分之七八十是支持，有的是贴标签，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回应了，反正没有影响到我工作。而且并不是说有人骂我，我就是他们骂的那种人。

秦玥飞说，自己确实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公益慈善方面的信息，去北京、长沙、上海，跟各种各样的公益组织、基金会、企业和个人打交道，才寻找到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已经给村里和整个贺家乡筹集到80多万元。跟公益组织等机构打交道不是说打个电话或者写封邮件去告诉他们你需要多少钱，而是要把项目相关的信息都准备好，比如说建敬老院，要把所有预算做好，清楚明白地拿给出资方看。他自己发明了一套系统，给每个项目的所有过程拍照。比如取钱的单子，前后要能对起来。比如修水渠用的U形槽，搬运、装卸，都拍照，这是为了给出资方看，方便他们检查和监督，运作也透明。他细心周到，出去参加活动，西服干脆就放在朋友家里，需要的时候让朋友寄来。有活动的时候，我让朋友把西装提前寄到当地固定的青年旅社，青年旅社的人帮我送去干洗熨烫，我到那以后取回衣服，洗个澡打理好头发，换好衣服去参加活动，谁也看不出我是农村来的。我在酒会上用中文或者英文给他们讲各种各样农村的故事，很有趣，很多人围过来听，他们当中可能就会有人能给我提供帮助。活动结束后我回青年旅社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再换上村里的行头回去。

外出筹钱的路费从自己每个月1450元的工资里出，开支加起来已经近万元，幸运的是农村里花销不大，秦玥飞还能有余钱给敬老院买大米，给村里困难的老人送些东西。他去耶鲁念书靠的是全额奖学金，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不穷，但是也绝对谈不上富有。

很多人质疑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为什么当村官，对他有各种猜测，对此他甚至会觉得很好玩：跟我不相关的人怀疑我是不是贪钱去了，但我做的事跟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而村民其实不管你是哪里毕业的、是不是城市来的，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村民不关心谁来服务他们，只要能把他们服务好，改善他们的生活，他们就满意了。就算有一天，真的是官二代富二代到农村去做各种各样的好事，我也很支持。秦玥飞说。

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认真地用中国梦这个概念来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到农村一年多，接触到这么多村民，对农村了解比原来深，我的感觉是，农村的家庭同样非常热爱生活。他们都期盼着子女有好的教育，长大后有出息，能找个好工作，多赚点钱，自己能有更舒适宽敞的房子，更好的环境，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和更加可靠的社保，这是很多家庭最简单的中国梦，很美好也很实在，很有价值，是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期盼，这是我理解的一个基本的中国梦。我也有这样的梦想，不是说我来当村官，我就不喜欢稳定的生活，不喜欢财富，但同时，更能让我满足的是，我可以在很多人实现自己家庭中国梦的路上帮他们一把。先不说什么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简单的，国家是由一个个人和一个个家庭组成的，让每个人都过得有尊严，这是非常实际的期盼，我觉得这些期盼很重要。我的价值观跟村民是一样的，我理解村民，跟他们是同样的人，我强烈认同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才认为做这个有意义，能帮更多人实现中国梦，也可以实现我自己的中国梦。秦玥飞说，有人说我为名利、为权力、为以后的升迁铺路，这要怎么说呢，就好比上小学也可以看作是为上中学、上大学铺路，并不是说我在为自己以后某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铺路，而是说如果我做得好，有更进一步的空间，能为更多人做公共服务，我自然会继续做下去。

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他很早就希望将来从事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那是个很好的学校，互帮互助的氛围很浓烈，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但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读大学之后，知识和视野都拓宽了，才能用公共服务这个词语来诠释我想做的。我是希望用所学和所长为社会发展出一份力，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将所学所长和这个目标契合起来。之前也尝试过很多其他的公共服务类工作，最后发现，大学生村官是个很好的开放性平台，农村各个领域的事都可以去做，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等。他说，中国大多数地方是农村，农村很有代表性，中国不是微博上的中国，这里才是真正的中国。我当村官可以更好地了解基层和老百姓，也能更好地了解我自己，至少可以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现在看，我做得还行。

村官之后?

秦玥飞很担心自己被媒体异化，他其实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年轻人，只不过多了个世界名校的光环，也更加优秀。他喜欢听古典音乐，喜欢文艺电影，除了英语还会俄语和法语，看各种各样的书，他在大学里组建过摇滚乐队，自己打鼓写歌，爱游泳，参加辩论、演讲、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还是学生会主席。在村里，他会跟来支教的志愿者在学校屋顶的平台上瞄准地上的圆圈投石子，聊天开玩笑，很有默契地念起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对白，就是一个年轻人松弛自在的状态。

签了3年的村官协议，这之后做什么?他并没有明确的规划，去念书或者从事别的公共服务岗位都有可能。村民毫不吝惜地表达对他的欣赏和喜欢，村主任胡传佳说：我当村干部20多年，水渠的事弄不好，小秦一来就能筹到钱把水渠修好，有能力，我很佩服他。有些村民直白地表达希望他留在村里多干几年，但是更多村民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村里的曾师傅告诉本刊记者：小秦很好，我们都喜欢他，但是村里条件不好，他应该去更高的地方，到更高的平台上能帮助更多人，但他跟村里人关系好，也不会忘了村里人。

尽管未来并不清晰，但是秦玥飞告诉本刊记者，有一件事他一直在考虑，并且非常确定地要去做：我当村官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智力资源，我不懂敬老院，不懂建筑，不懂农业方面非常细节的东西，虽然我是耶鲁毕业的，但是我不懂这些，我必须得承认。同时我又没钱，政府的钱也有限，我需要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给村子做事。其他的大学生村官或者基层的公共服务者们也有很多，刚从学校出来，涉世不深，缺乏社会经验，各方面资源有限，虽然有一颗赤诚的心，可能还是做不成事，他们肯定也需要帮助。所以我想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能够把各种社会资源整合起来，支教的也好，支医的也好，扶贫的也好，把年轻的公共服务者和社会资源对接起来，为公共服务者提供支持和帮助。这同时也是大家学习的过程，学好了，以后会在公共服务的领域里做得更好。

1980年江西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19岁的南昌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到离家两百多公里、海拔近千米且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她从“支姐姐”到“支妈妈”，绚烂了大山里两代人的童年。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乡亲们把我当做亲人，山里娃就是我自己的孩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干下去!”支月英说

支月英颁奖词：你跋涉了许多路，总是围绕着大山;吃了很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坚守才有希望，这是你的信念。三十六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花白了你的麻花辫。

支月英事迹介绍：支月英，女，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深处的两代人。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感动中国人物田惠萍颁奖典礼观后感的内容，欢迎大家查看!

田惠萍原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的高材生，曾于1986-1988年公派赴联邦德国(前西德)学习公共行政管理，回国后任教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1993年，因儿子被诊断罹患自闭症，田惠萍孤身到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从事自闭症儿童早期教育及家庭训练指导的专业机构——“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

2005年，田惠萍倡导并启动了自闭症服务领域的学习网络“心盟自闭症网络”，希望推广星星雨的成功经验，为国内众多的自闭症机构带来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理念。

自闭症比原来更流行了?

自闭症是一个医学名词，又称孤独症，被归类为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兴趣和行为模式。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展障碍，以严重的、广泛的社会相互影响和沟通技能的损害以及刻板的行为、兴趣和活动为特征的精神疾病。

去年三月，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发表了最新的全美8岁儿童自闭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自闭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1个”。这种制造恐慌的论调让不少激进的民众染上了日渐盛行的“化学恐惧症”，将自闭症和“毒素”或其他无关问题扯到一起。一些研究者认为，实际上，自闭症患者的人数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不过找到了更好更精确的识别方法。这只是对自闭症的认识不断加深，诊断标准和分类不断完善的结果。

56岁的田惠萍站在讲台，瘦瘦的。

作为自闭症人家长，田惠萍的生活似乎不像旁人想的那般“阴暗”，站在台前的她，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手舞足蹈，像个孩子。讲座过程中不时穿插进去的“故事”带着黑色幽默，让人笑过之后，开始反思。讲台上的她，有四个身份：自闭症人母亲、自闭症机构创始人、自闭症领域领军者。当然，你如果是个“圈外人”，那对她另外一个身份可能更感兴趣，电影《海洋天堂》的故事就来源于她和儿子弢弢的真实生活。

1月16日，受昆明市蒙多贝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的邀请，她从北京来到昆明，开展主题讲座。讲座设在昆明市五华区图书馆一楼多功能报告厅。讲座开始时，全场座无虚席。“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讲座活动很少见，以前的讲座，大多是自闭症人家长会有兴趣。”蒙多贝负责人李孝峰说，现场来了近100人，除了家长，还有很多机构的负责人。

“自闭症人家庭的生活，同样可以五彩斑斓”

在某电视台的访谈节目里，田惠萍带着弢弢一起参加，当主持人与田惠萍“面对面”细数生活种种的时候，本来坐在田惠萍身旁的弢弢干脆脱掉鞋子，睡到了现场的沙发上。

对于母亲和主持人的谈话内容，弢弢似乎一点都不关心，虽然所有谈话基本都是围绕弢弢展开。

田惠萍的儿子弢弢，今年28岁，是个自闭症人。

每次谈到儿子弢弢，田惠萍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口吻都变得温和起来，“我们弢弢最棒了。”这几乎是田惠萍每次谈及弢弢，都会脱口而出的话。

该上班就上班，该出去旅游就出去旅游，该到各国参加研讨会议就去，在田惠萍的生活中，弢弢的出现并未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普通家庭可以享受的生活，她和弢弢一样拥有。去超市，乘坐公交，许多自闭症家长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田惠萍和弢弢一样没落下。当然，这样的结果得益于田惠萍从小对弢弢的训练。而这些训练，从最简单的不乱丢垃圾，到青春期的生理卫生问题，田惠萍始终坚持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环训练，直到弢弢把它变成习惯。“自闭症人的生活，自闭症家庭的生活，同样也可以五彩斑斓”，田惠萍希望，以自己的经历，能让很多家长明白，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家长们，认清事实吧，自闭症目前无药可治”

站在讲台上的田惠萍，更愿意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分享她所获知的所有关于自闭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当今世界上关于自闭症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身为自闭症的家长或自闭症服务的提供者，田惠萍觉得首要任务就是对有关自闭症的基本概念、词汇和术语要弄明白，搞清楚，因为这是认识孩子、理解孩子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是盲目的”

获悉儿子患病至今已有20多年，田惠萍似乎早已习惯了自己身边有个自闭症人跟着。可是，这并未令她烦恼。该过怎样的生活照样过，该享受怎样的人生照样在享受，“我可以以我的经验和大半辈子经历告诉大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拒绝自闭症人是我们的亲人的生活。”田惠萍说。

很多自闭症人家长总在抱怨，抱怨老天不公，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自闭症;抱怨孩子，抱怨他什么都不学，什么都学不会。那家长，你为孩子学习了什么?

自闭症有很多分类，可因为专业知识的缺失，很多家长，甚至康复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没法清楚地认识到，眼前的这个孩子或个案，是属于哪个类型的自闭症。

田惠萍不管去哪里开展家长培训，都会进行关于“你的孩子属于哪个自闭症类型”的测试，可结果得到大多都是“疑惑”。而这也恰好说明了目前中国面对自闭症领域的状态：因为信息的缺失，传递性不够，大多数人面对自闭症、孤独症是盲目的。

“自闭症领域，很少有人说真话”

田惠萍介绍，欧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不管孩子健康与否，从出生开始，就能享受社会保障中的医疗、失业、养老三大义务保险。在美国，虽然是自愿参保，但如果是残疾人，也可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医疗保障。“如果你的孩子被诊断为发育障碍，也就是说终生残障，那从诊断之日起，你的孩子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就开始全面启动。家庭不用出一分钱。可是，这样的社会保障，目前在中国还享受不到”田惠萍说。

所以，在中国，身为自闭症家长就要付出其他国家的家长绝对不会付出的高昂代价，要放弃爱情、婚姻、工作、爱好、朋友，全身心扑到自闭症孩子身上。可即便是这样，家长们还是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甚至连最简单的信息，都无从获得。

而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应该完善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性，因为他们很多时间就是家长获取正确信息的源头。“自闭症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即使家长不愿意接受，也要告诉他。”田惠萍说，事实上，就连这样最基本的事实，在很多地方还是有很多家长不知道。

“家长之所以在里面越陷越深，在治好自闭症这里成为无头苍蝇，就是因为很少，或者说没有听到真话。而专业工作者也没有专业的科研工作者来告诉他们这些真话。”田惠萍说，目前自闭症的领域最让人的无奈的现实是，说真话的人太少。

“逼一个凯纳人说话，只会把他逼疯”

虽然统称自闭症，但自闭症还分为很多亚类型。比如，绝大多数的凯纳自闭症不选择有声语言作为沟通工具。如果有个孩子已经五岁了，是凯纳自闭症，家长或康复工作人员每天教孩子学发声，“那孩子长大后，除了被逼疯没有别的后果”。

是阿斯伯格障碍的孩子，这样的自闭症人早期的言语发展和使用不像凯纳那般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判断为“是正常的孩子。”

在中国，典型的混淆就是凯纳和阿斯伯格的混淆，很多人容易把阿斯伯格的发展个案放到凯纳自闭症上。比如说，用训练阿斯伯格发声的方法训练凯纳自闭症，结果往往会导致，凯纳自闭症无路可走。

所以，为孩子学习专业的知识，对于家长和康复工作者来说，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孩子的将来和生命的健康。

田惠萍建议，康复工作者的个案通过某些训练方法，在某些方面有所进步的时候，要冷静并警觉，分辨个案是凯纳还是阿斯伯格，观察孩子的表现，在不同的个案身上，使用不同的策略，不要轻易把个案的表现，套用在其他个案身上。

自闭症有不同的亚类型，但是缺乏硬性数据。判断自闭症不能通过验血或者其他途径知道，只能通过专业领域的人，通过孩子的一些行为表现来进行软观察，并确定是否为自闭症患者。

正因为如此，自闭症的误诊率也很高，临床上也曾出现过有些孩子某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类似自闭症的症状，被误诊为自闭症，后来好了。但这不足以成为治疗自闭症的个案。

每个自闭症发病的原因不同，即使是用一个类型的自闭症，但每个孩子成长发育过程都是不可复制的。所以，一个孩子的个案不能轻易复制到另外一个孩子身上。